试论中华书局点校本《全唐诗》勘误五十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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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书局点校本《全唐诗》是当今唐诗研究者依据的主要版本，笔者根据扬州诗局刻本《全唐诗》进行对校，发现点校本有明显的错误50处，兹略考述之。 　　关键词：《全唐诗》；中华点校本；扬州诗局本；勘误 　　清彭定求等人所编《全唐诗》是历代唐诗整理工作中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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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的文章26．卷二百三十九钱起《送张员外出牧岳州》“喜政多才宠寇恂”（页2669），扬州本“喜”作“善”。案：“喜政”于义不通，“善”是。钱起《钱仲文集》卷九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27．卷二百三十九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之八“隐放扁舟去”（页2677），扬州本“隐”作“稳”。案：钱起《钱仲文集》卷十、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五收录此诗，均与扬州本同。
28．卷二百三十九钱起《田鹤》“单飞后片雪”（页2687），扬州本“雪”作“云”。案：钱起《钱仲文集》卷十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29．卷二百四十一元结《舂陵行》“郭亭传急符”（页2704），扬州本“郭”作“邮”。案：“邮亭”为古代递送文书者投止之处，“邮”是。元结《次山集》卷四、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十六收录此诗，均与扬州本同。
30．卷二百四十三韩翃《赠别太常李博士兼寄两省旧游》“金细正舞石榴裙”（页2734），扬州本“细”作“钿”。案：“金钿”指嵌有金花的首饰，“钿”是。《文苑英华》卷二百五十四、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五十收录此诗，均与扬州本同。
31．卷二百四十三韩翃《寄哥舒仆射》“步义（一作又）抽箭大如笛”（页2734），扬州本“义”作“人”。案：“步义”于义不通，可能是“步叉”之误，“步叉”为盛箭之器具，《文苑英华》卷二百五十四作“步义”。“步人”指步兵，语义亦通，明高棅《唐诗品汇》作“步人”。
32．卷二百六十一任华小传“又与庚中丞书云”（页2902），扬州本“庚”作“庾”。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收录任华此书，题为“致庾中丞”，“庾”是。
33．卷二百七十一窦群《贞元末东院尝接事今西川武相公于兹三周谬领中宪徘徊厅宇多获文篇夏日即事因寄四韵》“弹冠驾迹近”（页3040），扬州本“驾”作“惊”。案：“驾”字于义不通，“惊”是。唐褚藏言《窦氏联珠集》卷三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34．卷二百八十二李益《置酒行》题下注“一本行字”（页3205），扬州本作“一本无行字”。案：《全唐诗》异文常用“一作某”或“一本无某字”表述，“一本行字”不符合此书表达习惯，且义不可通。
35．卷三百十四袁高《茶山诗》“走挺糜鹿均”（页3537），扬州本“糜”作“麋”。案：“糜鹿”义不可通，“麋鹿”是。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五、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一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36．卷三百五十五刘禹锡《令狐相公见示赠竹二十韵仍命继和》“余纷笼疏理”（页3986），扬州本“纷”作“粉”。案：“余纷”义不可通，且上句言“新青排故叶”，“余粉”“新青”对仗工稳，“粉”是。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外集卷三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37．卷三百五十九刘禹锡《秘书崔少监见示坠马长句因而和之》“风飘掌下紫游缰”（页4052），扬州本“下”作“上”。案：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二十四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38．卷四百二十二元稹《刘阮妻二首》之一“仙洞千年一度闲”（页4640），扬州本“闲”作“开”。案：“闲”义不可通，“开”是。唐韦縠《才调集》卷五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39．卷四百三十九白居易《彭蠡湖晚归》“何来临此望”（页4894），扬州本作“何”作“但”。案：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六、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五收录此诗，均与扬州本同。
40．卷四百四十五白居易《知足吟》“同歌知足曲”（页4992），扬州本“同”作“因”。案：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二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41．卷四百五十四白居易《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闲吟工部新来句”（页5146），扬州本“闲”作“闷”。案：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一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42．卷四百五十七白居易《自题酒库》“此翁何处当”（页5187），扬州本“当”作“富”。案：下句云“酒库不曾空（自注云：刘仁轨诗云：天将富此翁，以一醉为富也）”，结合语义，“富”是。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十四、宋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八收录此诗，均与扬州本同。
43．卷四百九十八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之十三“月出方能起”（页5657），扬州本“月”作“日”。案：日出起床常用来表现闲适之情，“日”是。姚合《姚少监诗集》卷五、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六、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九、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七十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44．卷五百十张祜《塞下》“闲看行近远”（页5816），扬州本“闲”作“问”。案：此诗为五言仄起平收律诗，此句为第七句，第一字应为仄声，“问”是。《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七同扬州本、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三作“问看行远近”。
45．卷五百五十八薛能《题逃户》“几界瞢（一作事）农桑”（页6473），扬州本“界”作“世”。案：此言逃户几代人务农，作“世”妥。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十八收录此诗，作“几世葺农桑”。
46．卷五百九十三曹邺《送友人入塞》“如何恨路长”（页6880），扬州本“恨”作“怨”。案：曹邺《曹祠部集》卷二此句作“如何怨路远”、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八十四同扬州本。
４７．卷六百九皮日休《鲁望读襄阳耆旧传见赠五百言……》“伟哉泂上隐”（页７０２３），扬州本“泂”作“洞”。案：皮日休、陆龟蒙《松陵集》卷一收录此诗，与扬州本同。
４８．卷六百十八陆龟蒙《包山祠》“中坐箫鼓重”（页７１２４），扬州本“坐”作“堂”。案：陆龟蒙《甫里集》卷二、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八十收录此诗，均与扬州本同。
４９．卷六百三十三司空图《华（一作花）上二首》（页７２６０），扬州本“上”作“下”。案：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一百二收录此诗，均与扬州本同。
50．卷六百七十五郑谷《江上阻风》“晚来翻喜打头风”（页7731），扬州本“晚”作“夜”。案：郑谷《云台编》卷中、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十四收录此诗，均与扬州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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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品汇九十卷.卷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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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资料】明清文学批评
第四编 明清文学批评
第七章明代文学批评
传统诗文最主要的是复古与性灵两大派。
小说戏曲理论方面的建树。
复古派以前后七子为核心。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号称七才子。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
李东阳对前七子有影响，撰《麓堂诗话》。前七子中徐祯卿有《谈艺录》，后七子中王世贞有《艺苑巵言》、谢榛有《四溟诗话》。李攀龙编有《诗删》。
受七子派影响者，胡应麟有《诗薮》，许学夷有《诗源辩体》。
性灵派包括公安派三袁（宗道、宏道、中道）、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后者编有《诗归》。
第一节 复古派的诗论
一、从元代杨士弘《唐音》到明初高棅《唐诗品汇》
元诗之回归唐诗。
傅与砺述范德机意而作的《诗法正论》：
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於立性情，故於《三百篇》为近；宋诗主於立议论，故於《三百篇》为远。
元后期杨士弘选《唐音》十四巻。士弘字伯谦，襄城人，是书始编於至元元年（1335），编成於至正四年（1344），虞集为之序。
以正变论唐诗，分始音、正音、遗响。始音为初唐四杰，是走向正音的开始，正音以体分类，包括初盛中晚，以初唐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余响也包括四唐诸家之体，而不录李杜韩三家。
始、正、遗三者乃谓由始而正，正而有遗响。应是一历史过程，但是在实际诗选中却没有体现出来。
后……得刘爱山家（刘云甫)诸刻初盛唐诗，手自抄录，日夕涵泳，於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嗟夫，诗之为道，非惟吟咏情性流通精神而巳。其所以奏之郊庙，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岂偶然也哉。
高棅《唐诗品汇》
高棅（），字彦恢，更名廷礼，别号漫士，福建长乐人。永乐初，以布衣召入翰林，为待诏，升为典籍。擅长书画，尤工於诗。与林鸿、郑定、王褒、唐泰、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等被称为“闽中十子”。著有《啸台集》二十卷、《木天清气集》十四卷，选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
&&&&明初，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十子”继承了严羽以来的回归唐诗的倾向。高棅的《唐诗品汇》集中体现了该派理论主张。
初盛中晚之分
高棅把唐诗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提出了唐诗的历史发展的分期问题。对唐诗的发展作阶段的划分，始于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提出唐诗有初唐体、盛唐体、晚唐体，高棅继承和发展了严羽和杨士弘的分法而提出唐诗分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历史阶段。这种分法立足於他对唐诗发展过程的理解基础上的。他认为“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五言古诗叙目》〕各种体裁在这四个历史阶段中“莫不兴于始，成於中，流於变，而之於终”。
唐诗之正变与品第
高棅继承和发展了杨氏的分法，把正变说与唐诗的历史过程结合起来，提出：
“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遗响，方外、异人等诗为傍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昻与太白列在正，刘长卿钱起韦桞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凡例》）
正为雅正之意。初唐诗开始变齐梁绮靡诗风，为回归雅正之始。盛唐诗则达到高潮。中唐诗上承盛唐，故为接武。晚唐诗人改变盛唐之诗风，故称为正变，而一些诗人虽由正之变，但犹存盛唐之遗风余韵，所以为余响。总之，在高棅看来，唐诗的发展就是由齐梁之变返归雅正，而达到极盛，再由雅正而至於晚唐之变的发展过程。
高棅在把唐诗的流变的研究与高下的品第结合起来。其所标的正始、正宗、大家等九格其实是九个品级，正宗与大家的品级最高。而正宗与大家之间则很难分高下，只是角度的不同。正宗著重在其作品最能体现某种体裁的最本质的审美特徵，最具典范性。大家则强调诗人个人的独特性和成就。如五言古诗，陈子昂、李白是正宗，杜甫是大家。七言古诗李白正宗，杜甫大家。五言七言绝句，李白正宗，杜甫是羽翼。五七言律，李白是正宗，杜甫是大家。
以盛唐为宗
九个品级中，盛唐所居的诸品级最高。高棅在初、盛、中、晚四唐中以盛唐为法。这种观点受到了严羽及闽中十子的领袖林鸿的影响。其《凡例》引林鸿语以为“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高棅认为是“确论”。王偁序《唐诗品汇》谓其闻高棅论诗认为“初唐声律未纯，晚唐习气卑下，卓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为然”。
以体类相从
&&&&高棅《唐诗品汇》选诗以类相从，五古、七古、绝句、五律、七律等体，各有其标准。这实际上是注意到了诗歌的不同体裁间的审美特徵的差异问题，即不同的体裁各有其不同的审美特徵，而一个诗人的作品不一定是所有体裁的正宗。
&&&《唐诗品汇》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选。《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宗之。”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
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
古之工，如倕（尧时巧匠，或说黄帝时巧匠），如班，堂非不殊，戸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舎规矩，何也？规矩者，法也。
李梦阳 《答周子书》：
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於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
《诗薮》内编卷一：
诗至於唐而格备，至於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专门，而求多於具体，所以度越元、宋，苞综汉、唐也。
三、学古与辨体
李梦阳《徐廸功集序》
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
《刘梅国诗集序》：
君子之言曰∶诗贵辨体，效风雅类风雅，效《离骚》《十九首》类《离骚》《十九首》，效诸子类诸子，无爽也，始可於言诗矣。（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
&&&&王世懋《艺圃撷余》
作古诗先须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模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纵极排丽，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第不可羊质虎皮，虎头蛇尾。词曲家非当家本色，虽丽语博学无用，况此道乎?
四、五言古诗：汉魏晋与唐代传统
1、元好问之分别两种传统
《东坡诗雅引》∶
&&&&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又《别李周卿三首》之二∶《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
《刻陆谢诗序》：
夫五言者不祖汉则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当效陆、谢矣。（《空同集》卷五十)
《汉魏诗集序》
夫周末文盛，王迹息而诗亡，孔子、孟轲氏盖尝慨叹之。汉兴，不尚文而诗有古风，岂非风气规模犹有朴略宏逺者哉？继汉作者，於魏为盛，然其风斯衰矣。晋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风益衰，其志流，其政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唐诗工词，宋诗谈理，虽代有作者，而汉魏之风蔑如（微细，不足道）也。国初诗人尚承元习，累朝（历朝）之所开，渐格（升）而上，至弘治、正徳之间盛矣。学者一二或谈汉魏，然非心知其意，不能无疑异其间，故信而好者少有及之。
（《大复集》卷三十四）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赵岐注：王者谓圣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於衰世也。晋之乗,椘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
何景明《海叟集序》
盖诗虽盛称於唐，其好古者，自陈子昻后，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従汉魏求之。
《选唐诗序》：
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昻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
五、七言古诗的正变问题
《大复集》卷十四《明月篇序》
仆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於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徴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逺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
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逺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於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
何景明自己明说歌行近体学李杜及唐初及盛唐诸家，但这里对於初唐四杰体与杜甫之间的高下却提出了非常特殊的看法。
&仲默论歌行，允谓前人未发。然特专明一义，匪以尽概诸方。王、杨四子，虽偏工流畅，而体格弥卑，变化未睹。唐人一代皆尔，何以远过齐梁?必有李、杜二公，大观斯极。仲默集中，为此体仅《明月》、《帝京》、《昔游》三数篇，其意可窥。(内编卷三)
六、乐府体
李攀龙《古乐府》题序
胡宽营新丰，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骛於通途，亦竞识其家。此善用其拟者也。至伯乐论天下之马，则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色物牝牡，一弗敢知。斯又当其无，有拟之用矣。古之为乐府者，无虑数百家，各与之争片语之间，使虽复起，各厌其意。是故必有以当其无，有拟之用也。《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不可与言诗乎哉?(《沧溟集》卷一)
《陌上桑》一解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靑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眀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犂，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李攀龙《陌上桑》一解
日出东南隅，照我西北楼。楼上有好女，自名秦罗敷。罗敷贵家子，足不逾门枢。性颇喜蚕作，采桑南陌头。上枝结笼系，下枝挂笼钩。堕髻何缭绕，颜色以敷愉。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故绸缪。少年见罗敷，袒裼（音西，脱衣露上身）出臂韝（音钩，臂套）。樵者忘其薪，刍者忘其刍。来归但怨怒，且复坐斯须。
七、唐宋之辨与诗文之别
李梦阳《缶音序》：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於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澁，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廹，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於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
李梦阳《论学》：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之矣。於是求工於字句，所谓心劳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
李梦阳《潜虬山人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圎，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
八、七子派诗学的问题
我情、今事与古人格调之间的关系：雅正与真之间的紧张
在格调上学古，模拟与自得。
李何之争：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
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於材积，领㑹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
胡应麟：法、悟、化。
第二节& 性灵派的诗论
李贽(1527——1602)
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未参加会试，授河南共城儒学教谕，历南京刑部员外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为政简易，喜与僧人交往，常在佛寺中处理公事，或邀僧人同坐公堂，暇即与其参论玄虚。任职三年，以病告归，不许。入大理鸡足山，阅佛经不出。御史刘维认为其是奇人，上疏令其退休。至湖广黄安，寄居于友人耿定向、耿定理家中。因与耿定向不合，耿定理死后，即入麻城龙潭湖，闭门读书。头痒，倦於梳栉，遂剃其发。李贽以异端自居，抨击道学，蔑视经典，为卫道者所深恨，以妖人被逮入狱。在狱中自刎而死。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氏文集》等。
李贽《童心说》
龙洞山农（或曰为焦竑别号）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多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
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正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
非内含以章美二句：不是内裏含有童心，外显而为美，不是内在忠厚老实的德性而发出的辉光。《易·坤》：“含章可贞。”王弼注：“含美而可正”。笃实生辉光，《易·大畜》：“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於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於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真，与道理闻见对立
有无童心为判断文学的首要价值标准
童心说超越了雅俗之辨，肯定了通俗文学
童心说打破了审美正宗，肯定了变
性灵派之思想纲领
袁宏道(1568——1610)
袁宏道，字中郎，年十六为诸生，即在城南结社，为社长。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不仕，归家，以读书论学为乐。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吴县知县，不久辞官。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授顺天府教授，历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告病归。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起故官，擢吏部验封主事，官至稽勋郎中。告病归，数月卒，终年四十三。有《袁中郎全集》。
(小修)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流，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卑极矣。文则必欲准於秦汉，诗则必欲准於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於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於汉、魏，不学步於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起）、刘（长卿），下迨元、白、卢（仝）、郑（谷），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果尔，反不如一张白纸，诗灯一派，扫土而尽矣。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决不可观丘郎诗，丘郎亦不须与观之。
《叙陈正甫会心集》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说书画、射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於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老子所谓能婴儿（ 《老子》：“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守其气以致柔，能如婴儿之纯乎） ，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正等正觉：谓佛之无上的觉悟，此指对趣的最具真理性的理解。
），最上乘也。
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野，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於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棘心：《诗经·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诗集传》：南风，谓之凯风，长养万物者也。棘，小木，丛生，多刺，难长，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以凯风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时。此指心易受影响。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士。钟惺是公安派成员雷思霈的门生，与公安派有渊源关系。但当时公安派诗学业已出现浅俚之弊，钟惺与同郡谭元春意欲矫之，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并选《诗归》五十一卷，以示门径。时人学之，形成竟陵派。有《隐秀轩集》。
谭元春()，字友夏，竟陵人。天启七年成举人。有《岳归堂集》十卷。
钟惺《诗归序》
&&&&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非谓古人之诗以吾所选为归，庶几见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者为古诗，因而名古诗曰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归之也。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选哉。
&&&&尝试论之，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於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其究途径穷，而异者与之俱穷，不亦愈劳而愈远乎?此不求古人之真诗之过也。
&&&&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於口与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於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无以服其心，而又坚其说以告人曰：千变万化不出古人。问其所为古人，则又向之极肤极狭极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
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内省诸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於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於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於一逢，求者之幸於一获，入者之欣於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
谭元春《诗归序》
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於古人；觉古人亦有烱烱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
性灵与学古
明代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真伪、正变、雅俗
第三节明代的小说理论
一、小说的地位
通俗小说之价值。小说多从小说的作用着眼，认为小说有劝善惩恶的社会作用。张尚德认为其可以“裨益风教”；可一居士（冯梦龙？）《醒世恒言序》认为“三言”可以“醒世”、“警世”、“喻世”，绿天馆主人说“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认为小说所起到的教育作用甚至比《孝经》《论语》还大。由肯定小说的社会作用，从而肯定小说存在的合理性，肯定小说的地位。
修髯子（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客问余曰：刘先主，曹操，孙权，各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於赘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栝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客仰而大（口虐，同噱，大笑）
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诬也。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
绿天馆主人（冯梦龙）《古今小说序》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废）杏，絺（chī
，细葛布）縠（绉纱）毳（cu&
，细兽毛，毛皮衣）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於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於选言者少，而资於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
（砍头），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二、真实性问题
体现在历史小说上就是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亦即小说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蒋大器（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三国）事纪其事，亦庶几乎史。
张尚德“羽翼信史”。
吉衣主人（袁于令）《隋史遗文序》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奇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东晋时阳羡许彦，山行遇一书生，善於变幻。不可方物，不可辨别其为何物。
）。苟有正史而无逸史，则勋名事业，彪炳（文采焕发 ）天壤者固属不磨，而奇情侠气逸均（韵）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堙没无闻。
无碍居士（冯梦龙）《警世通言叙》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於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好官），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准则）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於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后因果为劝惩，以道聼涂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而或者曰：“村醪（l&o
浊酒）市脯，不入宾宴，乌用是齐东娓娓者为？”呜呼！《大人》、《子虚》，曲终奏雅，顾其旨如何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於风化，不谬於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
齐东娓娓：指民间所传的未必真实的故事。《孟子·万章上》∶咸邱蒙问孟子，传言舜代尧而立，尧及舜的父亲北面而朝拜之，此言是否真实。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回评(或言叶昼评)
&&&&李载贽曰∶《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真钝汉也，何堪与施耐庵、罗贯中作奴。
幔亭过客（袁于令）《西游记题辞》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
三、人物塑造
李和尚曰∶描画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性急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读者亦以为然乎？读者即不以为然，李卓老自以为然，不易也。
&李生曰，说淫妇便象个淫妇，说烈汉便象个烈汉，说呆子便象个呆子，说马泊六（男女私情的牵线者）便象个马泊六，说小猴子（乖觉的男孩）便象个小猴子，但觉读一过，分明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声音在耳，不知有所谓语言文字也何物。文人有此肺肠，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不知太史公堪作此衙官否?
不知太史公句∶太史公，指司马迁。衙官，州镇的属官。《旧唐书·杜审言传》∶“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言其文章高於屈原、宋玉。此谓《水浒传》文字高於《史记》。
第八章清代文学批评
清代文学理论的总体特徵就是总结和综合，走出明代的两极对立状态。
古文：桐城派的理论
诗歌：综合复古与性灵两派，钱谦益受公安派影响，抨击七子派；王夫之受陈子龙等影响，抨击钟、谭，但都有综合之倾向。王士禛主神韵，其后叶夑《原诗》主正变结合。沈德潜主格调，袁枚主性灵，翁方纲主肌理，形成了清代诗学的主要流派。
清代是词的中兴时代。
清初朱彝尊开创浙西词派，陈维崧开创阳羡（宜兴）词派。阳羡词派推尊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浙西词派则推崇南宋姜夔一派词风。
清代词学发展到嘉庆、道光年间，浙西派和阳羡派的末流都出现了弊端，学浙西者流于空寂，学阳羡者陷入叫嚣。常州词派以振弊起衰为己任，使清代词学又出现兴盛的局面。
常州派的宗师是张惠言。张惠言编有《词选》，其《词选序》乃是常州词派的词学纲领。张惠言借《说文解字》对“词”字的解释给词体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将词分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这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关键是张惠言作了这种划分之后，特别强调词所能表现的内容与诗的内容的一致性，认为词和诗一样是“缘情造端”而作，可以表达“里巷男女”的“哀乐”、“贤人君子”的“幽约怨悱”。而其在情感表现方式上也是以“微言”相感，“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这类乎风骚的表现方式。所以词近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将被视为艳词小道的词与风骚相提并论，这提高了词的地位。
周济继承和发展了张惠言的词论，是常州派的重要理论家。他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在诗歌领域裏有“诗史”之说，以其用诗歌特有的方式反映了广阔的社会政治历史内容，杜甫就是其代表。周济提出“词亦有史”之说，认为词也和诗一样可以用其特有的方式反映广阔的社会政治历史内容。所以他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词所表现的是有关国家盛衰兴亡之感慨，对只以词来表现“离别怀思，感士不遇”之类的内容，在周济看来“不亦耻乎”。与“词史”说相关，他提出了“寄托”说：“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词史”说主要是从内容角度说的，“寄托”说则主要就创作过程、审美表现方面而言。
寄托的内容当然是有关盛衰的感慨，但是怎样在创作过程中将所要寄托的盛衰之感艺术地表现出来，这乃是“寄托”说的核心。所谓“入”“出”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某一具体的创作过程，其二是指学词的途径。词人一定要胸中有感慨，“一事一物，引而伸之，触类多通”，能够由眼前的事物引申联想，情和物结合而成意象，“意感偶生，假类毕达”。这就是“非寄托不入”。所谓“专寄托不出”，是说当创作达到纯熟之境，词人有特别强的审美感悟能力，“赋情独深，逐境必悟”，随物兴感，此时就不必有意求寄托。有意寄托就有明确的观念，这样难以触发读者众多的联想。无意于寄托就没有明确的要寄托的观念，这样就能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由入到出，这不仅是词创作的境界，也是学词的途径。周济说“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这与由入而出说是一致的。
戏曲理论主要由李渔的《闲情偶寄》。《闲情偶记》是李渔的一部杂著，共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置部、颐养部八个部分，内容涉及戏曲、歌舞、建筑、园林、饮食等等，其中有关戏曲的部分有词曲部、演习部。词曲部论述的主要是创作理论，演习部主要论述戏曲表演及导演问题。词曲部又分六个部分：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论及戏曲的结构、语言、对话、音乐等问题。
第一节 清代的小说理论
一、金圣叹(1608——1661)
本名张采，后改姓金，名喟，字圣叹，明亡后改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诸生。明亡后绝意仕进。清顺治十八年(1661)，因哭庙案被杀。少有文才，称《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水浒传》、《西厢记》为天下六才子书，而尤以评点《水浒》、《西厢》著名。
县令任维初贪酷，金圣叹等百余人哭后鸣钟击鼓，欲逐县令。“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103人被处死。圣叹财产籍没，妻子流放。
判决后，圣叹家书有云：“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1、圣人之书与才子书
金圣叹对圣人作书与古人作书作了区分。“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水浒传序》一）。这其实是把作家从道德家当中分离了出来。而这种分别其实也是对道德与文学的分别。作家创作要靠才，因而作家被称为“才子”。他把《庄子》、《离骚》等书称为“才子书”。他把经典置于不论不议之列，而只谈才子书。可见他对艺术性的重视。他对几部书的评点的着眼点也是其艺术性。金圣叹认为才子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才之为言材也”，才是一种天生的禀赋，这种禀赋“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
”不可以相传。其二，“才之为言裁也”，是一种能够进行艺术剪裁组织的创造能力。
2、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
《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读第五才子书法》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d&
，束缚），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宣和遗事：一作《大宋宣和遗事》，书出宋元间，作者不详。分前后两集，或分四集。书中叙述北宋衰亡及宋高宗南迁临安的过程，其中有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事。
《第五十五回回评》
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以知其际也。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人亦有言，非圣人不知圣人。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非奸雄不知奸雄也。耐庵写豪杰居然豪杰，然则耐庵之为豪杰可无疑也。独怪耐庵写奸雄又居然奸雄，则是耐庵之为奸雄又无疑也。虽然，吾疑之矣。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以拟耐庵，容当有之。若夫耐庵之非淫妇、偷儿，断断然也。今观其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则又何也?
噫嘻。吾知之矣。非淫妇定不知淫妇，非偷儿定不知偷儿也。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是自未临文之耐庵耳。夫当其未也，则岂惟耐庵非淫妇，即彼淫妇亦实非淫妇；岂惟耐庵非偷儿，即彼偷儿亦实非偷儿。《经》曰：“不见可欲，其心不乱。”群天下之族，莫非王者之民也。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而为偷儿，则岂惟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辩泚笔（以笔蘸墨）点墨之非入马（勾搭女人）通奸，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
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龙树著书（《中论》）以《破因缘品》而弁其篇（〈中论〉〈观因缘品〉第一），盖深恶因缘。而耐庵做《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则岂惟非淫妇也，非偷儿也，亦复非奸雄也，非豪杰也。何也?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或问曰：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前生讲习）於龙树之学者也。讲於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
龙树：亦作龙猛、龙胜，约三世纪时南印度人。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
草蛇灰线法、夹叙法、倒插法等。武松打虎中“哨棒”。
二、张竹坡
张竹坡：张道深()，字自得，号竹坡，铜山(今江苏徐州)人。曾批评《幽梦影》等，尤以批评《金瓶梅》著称。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於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於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
作《金瓶梅》者，必曾於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
三、脂砚斋
脂砚斋：《红楼梦》最早的评论者。目前已发现十多种署名“脂砚斋”的《石头记》评本。主要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乾隆十九年，1754）本、己卯（二十四年，1759）本、庚辰（二十五年，1760）本、戚蓼生序本等。关於脂砚斋其人，或以为是曹雪芹的叔父，或以为就是曹雪芹本人，尚无定论。
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甲戌本第二回眉批。)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於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於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於颦儿处为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著。(己卯本第十九回夹批。)
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第四十三回夹批）
第二节& 桐城派的文论
苞（），字灵皋，号望溪，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康熙时期的方苞是桐城派的创立者。自言欲“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
他提出了义法说，要求言之有物，是文章的内容方面，法即言之有序，有条理，属于文章的形式方面，二者应该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有物一面说，实即学行之流露，故文章与立身、学养有密切关系。
就言有序一面说，指内容之表现。首先序受物之决定。其次有序指文体，文各有体。再次篇法章法。其审美上则归於雅洁，即古雅而简洁。
《又书货殖列传后》 ：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於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隠，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人。诸生，官黟县教谕。
他继承和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他把文章分为表现对象(义理、书卷、经济)和审美表现形式(神气、音节)两方面。文章当然离不开表现对象，文人的能事却在于他所具有的运用审美表现形式去表现对象的艺术能力。他突出了艺术形式的地位，因而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形式方面，从字句、音节、神气方面研究散文艺术问题。
《论文偶记》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鄙陋乖戾）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於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庄子·徐无鬼》匠石运斤成风，尽垩而鼻不伤）
，何处设施？然即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所归也。神者为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者而至於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於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於音节，求音节而得之於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选庶吉士，任礼部主事，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刑部郎中，《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辞官后，主讲紫阳、钟山诸书院近四十年。康熙间桐城方苞论文主“义法”、“雅洁”，同邑刘大櫆继之，至姚鼐发扬光大之，形成桐城派。有《惜抱轩文集》、《诗集》，选有《古文辞类纂》。
复鲁絜非（鲁九皐）书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周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说话、表达之方式）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於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诗经·卫风·伯兮》：“杲杲日出。”杲杲，明亮），如火，如金鏐铁（质地纯之铁，鏐，金）；其於人也，如冯（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
其得於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微波)，如漾（水动貌），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
，忧貌）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煗(同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皆）以殊焉。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退），则品次亿万，以至於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易·繋辞上》)。
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五音，宫、商、角、徵、羽。十二律，古乐的十二调，包括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亡射、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必有一当，接於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於是乎?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廉稜，肥满。《礼记·乐记》：“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
） ，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盖不数数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
第三节& 清代的诗论
一、清初的诗论
&&&&清初诗学的综合倾向：立足於七子派、云间派者吸收了公安、竟陵派之诗说；立足於性灵派者亦吸收了七子派之诗学。
1、王夫之()
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攻占衡阳，胁迫其参加义军，他以苦肉计逃脱。清朝建立，王夫之积极参加抗清，并曾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行人之职。南明灭亡后，隐居衡阳石船山，著述讲学，人称船山先生。王夫之一生著述丰富，主要哲学著作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诗学著作有《诗广传》、《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南窗漫记》等，后人合后三种著作为《姜斋诗话》。今人戴鸿森有《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从理学家的诗学理论传统看，宋代理学家贬低甚至排斥诗歌，原因是认为审美形式之於道德没有正面的价値，王夫之则认识到诗歌审美形式的道德价値。诗歌之审美形式犹如乐之音调，其高下疾徐不仅具有审美价値，更具有道德价値。
《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昔人谓书法至颜鲁公而坏，以其著力太急，失晋人风度也。
（戴注：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王直方诗话》：「东坡云，书之美者，莫如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杨愼《墨池璅（同琐）录》：「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文章本静业，故曰“仁者之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学术风俗皆於此判别。著力急者心气粗，则一发不禁，其落笔必重，皆嚣陵竞乱之徵也。
清新已甚之弊，必伤於古雅，犹其轻者也。健之为病，壮於颃（h&nɡ，颈项），作色於父，无所不至。故闻温柔之为诗教，未闻其以健也。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记录囚犯供词之文书）而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忧乎?况乎纵横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之所问津，古人以如江如海之才，岂不能然?顾知其不可而自闲（限制）耳。
&《古诗评选》卷五，庾信《咏怀》“日色临平楽”评语。
由於强调诗楽之一致性，故而王夫之强调诗歌之特殊性，反对以理入诗，反对「诗史」之说。
②从诗学传统之内部看，针对七子派之雅而不真，特别强调诗歌的抒情性，认为“关情是雅俗鸿沟，不关情者貌雅必俗”，(《明诗评选》卷六王世懋《横塘春泛》评语)对七子派模拟格调掩没性情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肯定性灵派的抒写性灵说，但他又对诗歌的情感进行了严格的规范，认为“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诗广传·邶风》)抨击竟陵派“以措大攒眉（皱眉）、市井坿（附）耳之情为情，则插入酸俗为甚”，(王世懋《横塘春泛》评语)要求诗歌的情感符合诗教精神。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等，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侍郎。顺治二年（1645）降清，以礼部侍郎管枢密院事。有《初学集》、《有学集》、《列朝诗集》，其小传独行，为《列朝诗集小传》。
《有学集》卷十七《季沧苇诗序》：
有真好色，有真怨悱，而天下始有真诗。
《初学集》卷三十二《邵幼青诗草序》：
古云诗人，不人其诗而诗其人者，何也？人其诗，则其人与其诗二也，寻行数墨，俪花而鬭叶，其与诗犹无与也。诗其人，则人之性情诗也，形状诗也，衣冠笑语，无一而非诗也。
《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梦阳》：
献吉(李梦阳)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贼於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童子）之洛诵（反复诵读），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
《列朝诗集小传·锺提学惺》
钟惺……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於古人之上。……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於时俗。久之，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惟其僻见之是师。
叶燮(1627——1703)
字星期，号已畦，江苏吴县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十四年(1675)任宝应县知县，因刚直不阿，於次年被罢官，隐居横山，讲学著述，人称横山先生。有《已畦文集》、《已畦诗集》、《诗集残余》、《汪文摘谬》等。尤以《原诗》内外篇著称。
《原诗》之作是针对明代以来诗坛主复古与主创新、宗唐与主宋各执一偏、弊端互生迭出的状况而发的，旨在探寻诗歌的原理，为诗歌创作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於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经纬天地曰文。”
），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
譬之一草一木，其能发生
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
王士禛(1634——1711)
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二年(1655)，中会试，未殿试而归，顺治十五年1658)，赴殿试，成进士。顺治十六年谒选得扬州府推官。康熙三年(1664)迁礼部主客司主事。官至刑部尚书。士禛死后，因避雍正(胤禛)讳，改称士正，乾隆间赐改士祯。王士禛是清初诗坛的著名诗人，领袖诗坛五十年。有诗文集《带经堂集》，又仿黄庭坚选其诗为《渔洋山人精华录》，惠栋为训纂，金荣为注。又有《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渔洋诗话》、《五代诗话》等。选有《古诗选》、《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等。清人张宗柟（同楠）辑其论诗之语为《带经堂诗话》。
池北偶谈(选录)
汾阳孔文谷(天允)①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②论诗，独取谢灵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③，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④，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⑤，“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⑥，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①汾阳孔文谷：孔天允，字汝锡，号文谷，又号管涔山人，山西汾阳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有《孔文谷诗集》《孔文谷文集》等。②薛西原：薛蕙，字君采，安徽亳州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刑部主事，后任吏部郎中。有《考功集》等。③白云抱幽石二句：谢灵运《过始宁墅》诗句。④表灵物莫赏二句：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句。⑤何必丝与竹二句：左思《招隐诗二首》之一诗句。《文选》作“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⑥景昃鸣禽集二句：谢混《游西池》诗句。
《池北偶谈》
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予家所藏摩诘《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
九江枫树几回青四句：所引两句诗见王维《同崔傅答贤弟》，两句下有云：“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兰陵镇，在今江苏常州西北。富春郭，在今浙江富阳县。石头城，即今江苏南京。三地相距甚远，故王士禛谓寥远不相属。
《香祖笔记》：
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境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
不著一字二句：出《含蓄》。
采采流水二句：出《纤穠》。
分甘余话(选录)
或问“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答曰：太白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高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襄阳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不可见，日暮但闻钟。”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 。
谢将军：东晋才士袁宏在牛渚咏史，将军谢尚闻之，遂重用之。
逸品：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画之逸格，最其难俦。拙规矩於方圆，鄙精研於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於意表。”
二、清中期的诗论
1、沈德潜(1673——1769)
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四年(1739)，应试十七次后始中进士，时年已六十七岁。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九年(1744)主持湖北乡试，任乾隆十三年(1748)会试总裁。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归里。在朝期间，与乾隆帝以诗相唱和，受到乾隆帝的优宠。曾学诗於叶燮，其诗也受到王士禛的赞许。有《沈归愚诗文全集》，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论诗著作为《说诗晬语》。
诗歌史的建构：《古诗源》以汉魏上接风雅传统，唐以后诗之别裁。
古诗与唐诗的正宗：五言古诗之正变问题。
唐诗传统：神韵与格调
袁枚(1716——1798)
字子才，号简斋，晚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早慧，十二岁中秀才，十八岁入万松书院肄业。乾隆元年(1736)，应博学鸿词，未中。乾隆三年(1738)中举，次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考试因试译满文不合格，列为下等，出为溧水知县，继又任江浦、沭阳、江宁知县，颇有政绩。两江总督尹继善荐袁枚为高邮知州，部议未准。适其母病，遂辞官。后又曾一度复出，但为时甚短。袁枚在任江宁知县时购得隋氏废园，稍加改造，易名随园。辞官后即居住其中，读书著述。有《小仓山房诗文集》、《子不语》等，论诗著作有《随园诗话》。
性灵与礼教
性灵与格调
性灵与考据学问
翁方纲(1733——1818)
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为乾、嘉时代著名的金石学家、经学家、考据家、书法家、诗人。有《复初斋诗集》、《文集》，论诗著作有《石洲诗话》。
肌理与神韵
肌理与性灵
肌理与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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