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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的早期症状是什么，我是不是得了尘肺
健康咨询描述：
尘肺病的早期症状是什么，我是不是得了尘肺病了，以前在装修队，现在发现闷得慌，是不是得尘肺了，尘肺病的早期症状是什么。
曾经的治疗情况和效果：
想得到怎样的帮助：尘肺病的早期症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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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玲香医生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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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分析：&&&&&&早期尘肺病人咳嗽多不明显，但随着病程的迸展，病人多合并慢性支气管炎，身体随之出现消瘦，胸部变形，晚期病人多合并肺部感染，均可使咳嗽明显加重。&&&&&&指导意见：&&&&&&还有咳痰，呼吸困难，胸痛等一些情况，由于你职业的关系，建议你做定期体检
擅长: 偏瘫、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截瘫、
帮助网友：11690称赞：108
&&&&&&病情分析：&&&&&&您好，尘肺是长期吸入粉尘所致的以肺组织纤维性病变为主的疾病，气短为早期症状，多有咳嗽、咳痰、咯血、胸痛，病情进行性加剧，则出现呼吸困难，全身症状有乏力、食欲不振、盗汗、失眠等。疾病早期常无阳性体征。&&&&&&指导意见：&&&&&&建议您到医院做相关检查，X线、肺功能检查、血气分析等。希望能帮到你。
帮助网友：29883称赞：220
&&&&&&病情分析：&&&&&&您好，早期尘肺病人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指导意见：&&&&&&建议到医院拍X射线胸片，确定病因，以免耽误病情。
&&&&&&以上是对“尘肺病的早期症状是什么，我是不是得了尘肺”这个问题的建议，希望对您有帮助，祝您健康！
擅长: 擅长妇科疾病
呼吸 传染 心理咨询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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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分析：&&&&&&由于长期吸入大量细微粉尘而引起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职业病。&&&&&&指导意见：&&&&&&1咳嗽早期尘肺病人咳嗽多不明显。2咳痰主要是呼吸系统对粉尘的不断清除所引起的。一般咳痰量不多，多为灰色稀薄痰。&&&&&&
3胸痛尘肺病人常常感觉胸痛，胸痛和尘肺临床表现多无相关或平行关系。部位不一，且常有变化，多为局限性。一般为隐痛，也可胀痛、针刺样痛等。&&&&&&
呼吸困难随肺组织纤维化程度的加重。咯血较为少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陈银魁主任医师
擅长: 肺纤维化、间质性肺炎、慢阻肺、哮喘、肺气肿、支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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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的早期症状有呼吸困难、咳痰、慢性咳嗽、喘息和胸闷等，当有这些症状发生时，建议您去医院及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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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请问吸肺病有什么症状
有早期症状体征不明显，要有这种工作使，接触粉尘的环境。中期有咳嗽，呼吸困难，
哈医大一院眼科医院,张晓梅.走医保便宜点。
答: 病情分析：
这位朋友你好，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是燥邪犯肺引起来的咳嗽的表现。
指导意见：
这种情况可以采取润肺止咳和抗感染的措施进行调理，建议服用川贝清肺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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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林做了5年喷塑装配工，想要换个工作，却查出矽肺病，这是一种典型职业玻然而，公司拒绝给老林赔偿。无奈之下，老林将公司告上法院。近日，象山法院审理此案，法院对老林的工作岗位、工种等进行了确认。来 自 西 陆 军 事 老林60多岁，5年前随老乡到象山某公司从事喷塑等工作至今。因收入不高，工作多年未有积蓄。听说舟山在招聘海员，工资高，就想去做海员。报名后，例行体检时，老林却被告知可能患有矽肺病，建议他到职业病防治机构进一步检查。老林想，以前一直在老家务农，这个病只可能是在象山工作这几年染上的，于是找公司讨说法。公司拒绝赔偿，让老林自己去做鉴定。老林先后到宁波和湖南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要求诊断，后均因材料不齐全无法诊断。宁波一家职业病诊断机构称其要求公司提供老林在该公司的工作状况，公司回复说老林仅做过短期喷塑，无法接受职业病诊断申请。老林认为公司虚构事实，导致其无法进行职业病诊断，故向象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在该公司工作时的劳动关系、工种、工作岗位、在岗时间。后因不服仲裁裁决，老林向象山法院起诉。案件审理中，主要争议在于老林是否在喷塑岗位从事过喷塑工种。法院对老林的工作岗位、工种等进行了确认。判决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昨天，二审维持原判决。之后，老林可找职业病鉴定机构予以鉴定，然后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通讯员 赖芒芒 项杉 本报记者 王晨辉）46位患者及10位死者家属应获赔256万元
金黔在线讯 3月23日，“开胸验肺”民工张海超到湄潭县西河乡看望矽肺病患者，意外获知，该乡46位矽肺患者及已死亡的10名患者的家属正为报告上的赔偿金额和实际赔偿金额不符感到困惑，两者差额达30余万元。这一下又激起了张海超的维权神经。来 自 西 陆 军 事 患者：赔偿金少得34万患者李士能说，2003年，西河乡一批到福建仙游县郊尾镇东湖村石英加工厂打工的村民染上矽肺病，回乡后，有10人相继死亡。此事震惊国务院，遂责成遵义市政府调查处理，该乡首批56位村民(包括死亡的10人)被认定为矽肺病患者后，向这家石英加工厂索赔获得成功。当年，46位患者及10位死者家属共获赔款222万元。但李士能说，2007年，该乡另外44位村民又被确诊为矽肺病患者，与此同时，首批获赔的患者及死者家属意外获得一份遵义市委的报告，报告显示，2003年，46位患者及10位死者家属获赔金额共计256万元。尚差34万元至今没有发放到患者手中。乡政府：工作组花了28万记者随即采访了西河乡党委书记刘烨，他说，2003年，为了帮助当地46位矽肺患者及10位已经死亡的患者维权，遵义市和湄潭县相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两次到福建就索赔事宜进行谈判，敲定赔偿方案后，明确赔偿金额共计222万元，考虑到工作组两次去福建，产生了大量花费，福建方面另外给了36万元，作为工作组的花费。刘书记强调，当时，工作组实际没有花费这么多，剩了约8万元交给了西河乡政府，在2007年对第二批矽肺患者赔偿时，因当时福建这家石英厂已被关闭，无处索赔，湄潭县政府自行出资100余万元对第二批患者进行了赔偿，刘书记说，当时，这8万元一并作为了第二批患者的赔款。据此，刘书记认为，报告上的赔偿金额数据有误。张海超：出差费应报销患者李士能告诉记者，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46位患者及10位死者家属在获知报告赔偿金额和实际赔付金额不符后，便全权委托他处理此事，力争把尚未发放的赔偿金争取到手，但多次追问，无果而终。对此，张海超认为，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出差费用应是单位报销，怎么会让责任方埋单呢？争取到这些花费，如果拿给矽肺病患者，可以减轻一点他们的经济负担，毕竟，36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张海超说，按照西河乡党委刘书记的说法，工作组两次去福建就花费28万元，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他感到很不理解。□记者 李岚文 闫化庄 图来 自 西 陆 军 事 去年12月和今年5月，登封市徐庄镇王屯村村民曹书亮和妻子米耐先后被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诊断出患有矽肺玻根据推断，他们的病与在一家石英砂厂的打工经历有关。那家石英砂厂早在6年前就停办了，职业病又不属于新农合的报销范围，曹书亮夫妇在无助中追问：谁该为我们的矽肺病埋单？小厂打工 三名村民患病亡12月8日上午，记者赶到徐庄镇王屯村时，弓着腰的曹书亮正和妻子在村头晒暖。与他们一起晒暖的，还有另外几名咳嗽不止的村民。曹书亮想起身打招呼，可未等开口，就剧烈咳嗽起来，他的妻子米耐赶紧劝他别着急。据曹书亮讲，1995年的时候，有人在邻近的刘泉村开了一家双扶石英砂厂。他和妻子米先后进这家石英砂厂干活。“我们在石英砂厂干的都是磨砂工，磨一车料能挣4元钱。为了多挣钱，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因不懂得石英砂对人体的损害，大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石英砂厂的老板王某也从未给大家发过口罩等防护用品。到1998年，厂里一些人开始出现发烧、咳嗽、胸闷、气短等症状，其中一名叫曹松战的患病村民被诊断为肺结核。2000年春节刚过，曹松战就去世了。”曹书亮说，几年后，他们村又有两名在石英砂厂打过工的村民因“肺结核”病逝，一个叫王战生，一个叫王发旺。双双患病 夫妻两人陷困境8日上午11时，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曹书亮等人以前打工的双扶石英砂厂。如今，厂子已夷为平地，只剩下半孔残破的土窑。曹书亮说，1996年前后，这个石英砂厂十分红火。自从有工人得病以后，厂里的生意也日渐冷清。6年前，厂子就停办了，老板王某目前不知去向。“刚得病的时候，俺两口都以为是感冒。后来，走路的时候总是感到憋闷，走十分钟就累得直喘气。”曹书亮说，他们一直认为，患的是肺结核。去年下半年，曹书亮和妻子专程赶到郑州，到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看玻去年12月曹书亮被诊断为矽肺三期。今年5月，米耐被诊断为矽肺二期。曹书亮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欠了30万元的外债。曹书亮的妹夫刘先生说，曹书亮两口都参加了新农合，前段时间，两人病情加重相继住院，家里借了5万元为两人治疗。出院后，刘先生去报销医药费时，工作人员说矽肺病属于职业病，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之内。“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寒风中，曹书亮握着妻子的手，一遍遍地叹息着……相关链接：矽肺是一种职业病，主要是由于长期吸入游离的二氧化硅粉尘引起的，严重者可影响肺功能，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发展为肺心并心衰及呼吸衰竭。此病多见于矿工，以及有大量石英、陶瓷和耐火材料等粉尘接触史者，发病一般较为缓慢，一般为5～10年，长者可达20年。
　重庆商报8月8日报道 　昨日,万州石龙乡大悟村，虚弱的蒲自炳艰难地站在门前凝望着远方 首席记者 钟志兵 实习生 赵斯羽摄蒲自炳每天要花三十几元钱买药吃。　　小小粉尘压垮了生命　　13年前，蒲自炳和另外13名（不确切统计）万州民工前往温州打工。他们带着为孩子赚学费、回家盖房子娶老婆的各种梦想，希望在这个城市得以实现。　　13年后，从温州回来的他们并没有带回乡亲们想要的荣耀和金钱，而是无数张拍下矽肺的胸透片。　　他们得了矽肺病，一种慢性死亡的病症，他们希望维权，但在5年维权路上不断有人死去，幸存者蒲自炳说：&工厂赔付的钱都花到了律师和治病上，这场官司打着打着，身边的人就一个一个地倒下去，死了连火化都没有钱&。　　这场曾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过的温州龙湾永昌矿石研磨厂民工职业病案断断续续打了5年，其间7名有名有姓的民工因矽肺病死亡，但他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赔偿金。　　昨日，重庆律师周立太表示，一定要将官司打下去，他希望他之前向浙江高院提起的再审能够重新被受理。&　　那个厂粉尘大得眼睛看不清　　昨日清晨，重庆市万州区石龙乡大悟村，60岁的蒲自炳又在一阵急促的咳嗽声中醒来，他的老婆牟云招凌晨5点钟就起来熬汤药，汤药被熬得整个厨房烟雾缭绕像蒲自炳的肺，永远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1996年至1997年，万州区石龙乡的农民蒲自炳和十几名重庆打工者来到浙江省温州永昌矿石研磨厂打工。蒲自炳说：&老乡熊少金说这里工资高，我就来了，后来发现这个工厂粉尘大得眼睛都看不清楚。&　　&工资有多高？&记者问，蒲说：&几百元钱，多的时候1300元。&&拿去做什么用？&蒲喘着气说：&给女儿读书。&　　蒲自炳的大女儿成绩很好，但家里穷，考上高中就面临辍学，蒲到温州的唯一心愿就是圆大女儿菊明的上学梦，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到邮局给家里寄钱，将那一张张灰蒙蒙的人民币寄往万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当地仲裁决定被法院撤销　　2002年，和蒲同村的一个年仅27岁的叫尹强的工人死了，医院诊断的死因是矽肺病。这是这一批打工者中最早因为矽肺病死亡的病例。　　这年到2004年年初，这些重庆打工者中陆续又有四人因矽肺病去世，其中一个叫牟国华的，发现病情后仅4个月就离开了人世，最终在温州永昌矿石研磨厂被检查出来的矽肺病人有33名，其中有11名万州籍民工。　　2004年，蒲自炳到医院检查时听医生说：&他得了三期矽肺病。&而他去找医生时，医生却对他说：&你没有得病，好好的，我说的不是你。&　　昨日，蒲自炳说，后来他才知道温州职业病是高发区，职业病在当地医院是很隐晦的话题。　　&得了病没钱怎么办？&&打官司吧。&蒲和所有有工伤的外地民工一样走上了请律师打官司的道路。　　直到一天龙湾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发布裁决结果，11名民工分别获得了12万元到23万元数额不等的赔偿，并要求厂方将赔偿款支付给民工。　　而这不是最终结果，永昌矿石研磨厂不服裁决，到龙湾区法院提起诉讼，龙湾区法院经过审理，撤销了劳动仲裁委员会之前的裁决决定，支持永昌矿石研磨厂的要求只赔偿民工部分金额，再审维持一审判决结果。蒲自炳和民工只拿到了劳动仲裁委所判决的部分款额。他们继续维权。　　维权路上病人一个个倒下　　这场维权官司旷日持久地打了5年，5年间，得矽肺病的人一个个倒下。昨日，在万州，记者收集了七名得矽肺病死亡民工的名字，他们是秦茂臣、何树林、吴家祥、尹强、熊彬、熊少金、牟伦华。　　活着的人比死了的更受煎熬，蒲自炳已经将厂方赔偿的7万元全部花完，他说：&请律师2万，洗肺1万&&&每天他吃药要花30多元。　　&以后怎么办？&记者离开蒲自炳家，蒲自炳不做声。他的老婆说：&大女儿打电话回来就哭，蒲让女儿寄钱回来挑棺材，要便宜的那种&&&　　维权律师　　应对职能部门有效监管　　2009年，河南青年张海超开胸验肺，本报与全国多家媒体呼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律师周立太则认为，《职业病防治法》本身并无太多问题，而是缺乏对职能部门有效的监管，他说：&职业病是种慢性病，很多职能部门就拖死你，直到你死了，赔偿你死亡抚恤金，甚至再拖，你那点抚恤金连火葬场的火化费都交不起。&　　医学专家　　死亡率居职业病之首　　目前研制出洗肺机　　昨日，西南医院戴晓天教授说：&曾经出台的国家职业病例报告，其中矽肺病就占据了九千多例，死亡率高达900多例，位居职业病之首。&他表示，目前已经研制出一台新型洗肺机样机。　　 (本文来源：重庆商报 )王作礼和杨才书老六王祖华的尘肺病诊断书家中唯一留下的老六影像，是他的身份证老六的坟已荒草丛生住在大山深处的王作礼一家就快喘不上气了，尽管那里遍地翠竹，被称作“天然氧吧”。这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位于四川省乐山市沐川县。从成都出发，要换三趟车、使用三种交通工具，最后还得手脚并用地爬一段山路，至少花费7个小时。结果，74岁的庄稼人王作礼只用短短的19个字就向外乡人说清了他家的故事：“我有五个儿子，三个儿子生病，到现在死了两个。”起初，他们以为这种“怪病”是肺结核，后来又有人说是出去打工中了“铅毒”，直到几年后拿到诊断证明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种名叫矽肺病的职业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尘肺病。这时，它已经让王家三个儿子的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石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压垮了生命以及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10年间，王作礼失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已是矽肺二期。他的家庭被尘肺包围了，他的邻居也没能逃脱。在这个800多人的村子里，尘肺病患者至少有15人，至今只剩8个还在呼吸。“哪想得到什么尘肺不尘肺的，只想多挣点钱”家中最小的两个儿子去世了，留下74岁的父亲王作礼和75岁的母亲杨才书。王作礼的腰弯了，浑身的关节都在疼。杨才书整宿睡不着觉，白天呆坐在炭火盆边垂着头打瞌睡，连拐杖摔在地上都没听到。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他们养的公鸡蹦来蹦去，神经质地叫个不停。王作礼有七个儿女，去世的老五和老六生前和他们住在一起。52岁的大儿子王祖全独居山下，有时会爬上山来看看他们。这个中年男人总是驼着背，矽肺二期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这条熟悉的山路，王祖全曾经一口气就能跑上来，现在歇上三四次，还喘个不停。1988年农闲，27岁的他就沿着这条泥泞的小路走出大山，去甘洛县的铅锌矿区打工。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有丰富的铅锌矿资源，山上遍布的矿井就像马蜂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被称作四川的“小香港”。本地和邻县的许多年轻人都去那里淘金，其中就有王祖全和他的四个弟弟。人们口中的“小香港”，其实到处灰蒙蒙的，空气混杂着浓重的柴油味，与山清水秀的沐川相比简直是“两重天”。不过，那里的矿工挣得比沐川县城公职人员还要多两倍。对于一个只有3亩田的9口之家来说，这是条“划得来”的出路。“哪想得到什么尘肺不尘肺的，只想多挣点钱。”坐在炭火盆边，王祖全避开升起的烟，眯着眼睛说。那时，他对生活最大的期望，就是“幸福一点，找个对象，回来好好过生活”。在矿井里拉了一个月的沙子，王祖全觉得不挣钱，改行当了炮工。他佝偻着腰爬进窄小的洞口，在岩石上打孔，把炸药填进去，再跑到几十米外点燃引线。他的防护装备，就是一只最普通的防尘口罩。灰尘让王祖全看不清一米外的人。从井洞出来，他满脸白灰，咳出的痰里也带着灰。在那种环境里，连老父亲都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1991年，王作礼在甘洛矿上做过5个月的饭，他只记得有人从洞里钻出来，但四处都是灰尘，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当时不晓得沙。”20多年后，王作礼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没人把这些白灰当回事。王家兄弟几个在矿上碰面时，也抱怨这里的空气让人恼火。可一转头，他们又商量着跟哪个老板干活时间短、挣得多。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自己洗干净就没事了，“就算灰尘吃到肚子里，最后也会排出来啊”。村里人还在羡慕这些“先富起来的”。看到拎着水果回家的他们，有的邻居用夸张的语调招呼着：“哦，挣大钱的回来喽！”去甘洛零碎地打了4年工，31岁的王祖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娶了比自己小10多岁的姑娘，还用打工攒下的一万块钱在山下的公路旁盖了8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新房。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她年轻，别人都说她漂亮。”尽管这段婚姻只维持了5年就因贫穷而结束，但提起那段光彩的日子，王祖全耷拉的嘴角终于扬起来，露出羞涩的笑容。“钱没挣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最先感觉这些灰尘不太对劲的，是从小体质就弱的老六王祖华。2003年，留在矿上的王家兄弟只剩下老大、老五还有老六，三个人已经断断续续当了10多年炮工。这年农闲，他们像往常一样钻进井洞，可没干多久，老六就开始一直咳嗽，总觉得累，最后连路都走不动了。甘洛县的医生说他得了肺结核，让他别在矿山干了。老六回家吃了大半年治肺结核的药，病没好，胃口倒变差了。这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只要晚上脱了衣服睡，第二天起来就会感冒，半个月都好不了。那一年，甘洛县的矿山发生了塌方事故，四川省政府要求对非法开采的矿区进行整改。被遣散的工人忙着找其他活路，没人在意王家老六的这种病。老五王祖团还是单身，那段时间，他正四处找对象，刚刚认识了一个离婚、在县城有正式工作的女人。可从甘洛回来半年后，他也开始咳嗽，还咳出了血。老五的病来得比老六更凶。父亲把田地转包出去，拿了4000元送他去山西治疗结核病的专科医院，治了一个多月，钱花光了，病却不见好转，最后只好回家继续吃普通的感冒药。怕他的病传染，家里人单独给他备了副碗筷，饭菜也是单舀出来的。只有一年时间，老五的身体就垮了。他瘦得不成样子，走不了路，睡不了觉，躺在床上后背疼，坐在火盆边又差点一头栽进去。这个淘气、爱结交朋友的年轻人，变得脾气暴躁，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又要喝粥，等到母亲杨才书端过来，他又吃不下了，只是粗重地喘着气，脖子一下一下地向上抻着。胸口疼得受不了时，他用秤砣砸自己的脑袋，因为没有力气，只砸出一个大包。他想摸灯泡电死自己，结果也没死成。“砸也砸不死，烧也烧不死，没得问题了。”老五又嚷嚷着让父亲卖掉家里的牛犊，给他买药治病。两个儿子接连生了“怪病”，都要拿钱吃药，王作礼心里很恼火。这个家本来就不富裕，住的还是土坯房，屋里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患有风湿的王作礼常常要走两公里的泥浆路，上山砍一百多斤竹子，扛在肩膀上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背到公路边，换三四十元贴补家用。好脾气的他有时也忍不住抱怨：“钱没挣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儿子和竹子把王作礼压得喘不过气。“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他伸出一双皱巴巴的大手，揉着上面的关节。“他的腰杆也伤了。”坐在旁边半天没说话的杨才书心疼地插了一句。2005年冬天，老五病得“心里发慌”。他藏在屋里的石磨后面，冲出来毫无缘由地给大哥头上一菜刀。王祖全捂着头，血顺着手指缝流下来。要不是老五病得没有力气，这刀下去他就起不来了。住在县城的弟弟雇了辆面包车赶来，背大哥下山，去县医院缝了7针。这道伤口留在王祖全的头皮上，现在还时时作痛。杨才书吓得不敢在家里呆着，跑到邻居家吃了几天饭。在屋里叫唤了两天后，36岁的老五王祖团死了。谁也说不清他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记住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刀。直到老五咽气，全家人依然认为夺走他生命的是肺结核。杨才书把他用过的碗筷在屋外摔碎了，怕勾起伤心事，又把他的照片烧了。如今，这个家中找不到一丝他存在过的痕迹。葬礼上，杨才书哭得昏了过去。家里另一个病人老六害怕了，他有些灰心地问大哥：“以后我怎么办啊？”“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老五埋在屋前坡地的竹林里，连块墓碑都没有。按照当地习俗，白发人送黑发人，坟冢不能起在比自家屋子高的地方，也不能给晚辈扫墓。老五直到死都没有成家，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这些年，杂草从坟堆的石块里肆意地钻出来，青苔已经快把那里占领了。老五生病那几年，村里好几个年轻人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和王家三兄弟一样，他们都在甘洛县打过工，当的也是炮工。人人都以为这是肺结核。大家坐在一起打牌、摆龙门阵，背地里却偷偷说：“别跟他们得病的一起吃饭，要传染的。”就连乡里的医生都提醒过一个村民：“你要注意喽，你们村那么多肺结核，你跟他们一起，别被传染了。老五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去世的。看到他死前的样子，其他得病的人害怕了，有人说“不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了”。不过，凑在一起闲聊时，也有人开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怎么只有去甘洛打工的人才得这个病，家里亲近的人反倒没一个被传染呢？直到他们听说沐川县又死了两个工友，这才意识到这个病大概和自己的工作有关系，可能是在甘洛中了“铅毒”。当时他们认为，这是“自家倒霉，命该如此”。王祖全还劝六弟：“打工时不知道，得了病只能自己保养。”实际上，五弟去世时，王祖全已经感觉自己的“铅毒”也发作了。他心慌、胸闷，症状和老五、老六刚发病时一模一样。这个原本一天能挖半亩地的男人，现在跑得稍微快一点就觉得累。2006年，他去县城看病，医生指着他的肺部CT说，上面有“小点点”。“你的肺有问题，不能去打煤矿了，要好好调理。可能是尘肺病，这个病凶得很。”医生说。这是王祖全第一次听到“尘肺病”这三个字。他模糊地意识到，夺走五弟生命的可能并不是肺结核，而是十几年前就被他们吸入肺泡的灰尘。从医院回来，他没忘提醒同样去甘洛县打过工的邻居李树权：“你可能也得了。”和老五同岁的李树权急得连连摆手：“我没得没得。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口罩捂得紧，干工干得起，走路也走得起，还能扛200斤竹子。我肯定没得问题！”两年后，李树权突然感到心慌，觉得“有一股气在五脏六腑游走”。他感觉不妙，赶紧托熟人带他去临近大一点的县城看病。“你是不是在矿上干过？你得了尘肺病。”医生很直接地告诉他。李树权懵了，他带着胸片又去成都的华西第四人民医院（四川省职业病防治医院）检查。医生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不用再查了，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你赶紧找你的老板打官司吧。”“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老六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叠成一个小小的四方块，收在纸盒里。拿到这张证明时，他已经病了7年，矽肺三期，相当于到了晚期。证明书上的铅字提醒他“一年复查”。但还没到一年，他就去世了。这张来之不易的纸，如今已变得褶皱、潮湿，一些地方甚至生了黄斑。2010年底，一家网站的志愿者用摄像机记录下老六王祖华最后的样子。镜头中的他戴着鸭舌帽，穿着厚重的黑色上衣，喘气声很大，说话时脸上闪现出一丝不合时宜的幽默感。“我们五弟兄都是干这一行的，死了一个。”他想了想，瞪大眼睛补充，“他死了5年哦。”在老五王祖团之后，村里又有3个年轻人还没搞清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就稀里糊涂地死了。要不是河南人张海超的出现，他们对真相的等待还会更加漫长。2009年，28岁的河南小伙子张海超在医院“开胸验肺”，打算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他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用人单位予以61.5万元的工伤赔偿。那时，远在四川山里的这个家庭已经快撑不住了。老六的病越来越重，每隔一段时间，王作礼就要踩着泥浆路，徒步两个小时去乡里给儿子买药，每月药费六七百元。他向妹妹借了1万元，至今没还上。同村的工友在手机上看到张海超的新闻，才知道原以为只能“自认倒霉”的职业病，也属于工伤，可以得到赔偿。可他们当初并没有和矿主签订劳动合同，矿山整顿后这些矿主早已不见踪影。沐川县几十个生病的工友联名给卫生部写了封信，很快得到了批复。他们拿着“红头文件”去信访局开证明，租了辆大卡车一起去乐山市疾控中心做鉴定。拍完CT，一位医生出来对走廊上的他们说：“你们几十个人，全都有问题。你们要抓紧时间。”那一次，沐川县经医学鉴定确认的尘肺病患者共有47人。王祖全是矽肺二期，邻居李树权也是矽肺二期，老六王祖华已经是矽肺三期。老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王作礼请人做好了棺材，就停在屋子里。诊断证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帮助。这个爱说笑话的小个子，最后连话都说不完整了。他难受得在床上爬来爬去，疼得想用刀子捅自己的胸口。“我已经完了，绝对完了。”清醒的时候，他不放心地对大哥说，“我要是死了，你们多照顾父母。我死了，他们以后咋办？”说起这些事，王祖全低下头，重重地叹了口气。“哎，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杨才书在小儿子床边守了好几宿。王作礼刚替下她，老六睁开眼看不见母亲，嘴里叫着“妈——”。日，距离春节还有两天。躺在床上抻着脖子日夜呻吟的老六，让父亲抱他去解手。这个40岁的男人已经瘦得只剩60多斤了。到了厕所，老六解不出来，王作礼又把他背回屋里。他本想把儿子放在竹椅上歇歇，可老六的身子一下滑到地上，王作礼回头才发现，儿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哪个晓得他就死了。”王作礼平静地讲完那天发生的事情后，突然重重地说：“这个病，死也死不到，好也好不到！”然后，他又呆坐在火盆边，回到往日的沉默中。老六去世后第二天就是除夕。邻居帮忙把他的棺材抬到竹林里埋了，和老五相隔不远。送走乡邻，已经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家里人都没胃口，随便弄了点剩饭剩菜将就吃了。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本该热闹的夜晚冷得很，天空飘起了雨和雪。“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老六带着肺里的灰尘走了，他也把灰色留在屋子里。这个家庭才刚刚告别了带着裂纹的土坯房。汶川大地震后，他们用政府补助的钱在老屋旁边盖了宽敞的新房。新家的大门上还贴着喜庆的对联：“出门求财财到手，在家创业业兴旺”，横批是四个字——“幸福之家”。可最终迎接他们的还是不幸。新屋还没粉刷，老六就去世了，墙壁至今都保持着水泥本来的颜色，房间里显得灰沉沉的。有半年时间，杨才书和邻居说着说着话，眼圈就红了。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昏昏沉沉的她又在菜地里摔了一跤，半个身子都没了知觉。出院后，她的腰伸不直，只能靠手里的竹竿支撑身体。怕她伤心，王作礼和大儿子用塑料纸和竹竿搭了个屏风，挡在家门口，免得一出门就能望见老五的旧坟和老六的新冢。可杨才书的心已经伤透了。有一次，王作礼带她出去散步。老两口牵着一根竹竿下山，走在前面的杨才书突然说：“我不想活了，不如一头栽下去。”王作礼劝她：“以前都没的吃，都活过来了。现在生活这么好，你还要死？”王作礼的心里其实也不好过。老伴这么一病，家里的活全都压在他身上。清晨5点多，他就要起床，烧火、烧水、做饭，有时还得上山砍点儿竹子。12岁就下地干活的他，如今身体已经吃不消了。老人的眼睛也不大好使了，他把电话号码放大几倍后抄在墙上才能看清。可关于杨才书的一切，他却眼明手快。这些天家里来了客人，他看见老伴在饭桌上只吃眼前的素菜，就探身夹了块肉饼放进她碗里。过了一会，他发现老伴一个人呆坐在墙角，转身又从厨房里拎了个炭火盆出来。王作礼的身上还背着儿子治病时欠下的债。他对生活的希望，只剩“快点还上钱”这么简单。可当家里的外乡客人要把钞票塞给他时，老人却连着往后退了几步，退到了墙角。他摆了摆手，扬起下巴说：“这是你个人的钱，我不能要。”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没有让他们的维权变得一帆风顺。甘洛县的矿山早就被政府收回后拍卖了，新来的老板说这些历史欠账和他们没关系。王祖全他们到甘洛县法院起诉，对方不受理；到省里上访，信访局的人说：“你们这个由当地政府解决”；回到沐川，政府官员又说：“我们当地政府困难，只能向上汇报、请示上级领导。”就连曾经羡慕他们的村里人也说起了风凉话：“找政府也没用，你自己去挣钱得的病，与政府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件事，1990年代中期“脱贫”的沐川县也觉得“挺尴尬”。县信访局局长解释道：“他们要求进入工伤保险赔偿，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只能关心他们的生活、就医和子女就学。这是跨地区的事，必须由甘洛来解决。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让对方认这个账。我们现在无能为力，也很尴尬。”而在甘洛，等待“认账”的尘肺病患者至少还有上百人。王祖全的病在等待中变重了。别人给他拍照时，他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精神一点：夹紧双臂，手指贴在裤缝上，可后背就是伸不直。每天晚上，他只能睡两个小时，怎么呆着都难受。第二天下不下雨，他的肺比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还准。他跟别人说自己已经看开了，“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还是要吃饭，反正怎么都要吃饭。”“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他说。自从被鉴定出患有尘肺病后，王祖全和烟、酒还有辣椒告别了，就连他过去最爱的羊肉汤也不能喝了。有工友开玩笑说，得了这个病最大的遗憾，就是“与麻辣美味无缘了”。2012年，沐川县政府为这些尘肺病人设立了一笔20万元的专项救助基金，供他们去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治病。王祖全通过这笔钱去成都洗了肺。接连失去两个弟弟的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可医生告诉他，“洗一下会好一点”。王祖全洗了4个多小时，全麻苏醒后浑身都没力气。护士拿来一个玻璃瓶让病床上的他看，里面的水是黑色的，还有很多“垃圾”沉在瓶底。“你看嘛，这就是你洗出来的水。”她说。这时，距离王祖全离开矿山已经快10年了。他终于看到了这些曾经被他们轻视、却夺去两个弟弟生命和自己健康的尘埃。“我们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再过几天，又是除夕了，这个家却没什么过年的气息。王作礼打算杀一只鸡，他没有力气再养猪，房梁上挂着的腊肉是女儿从山下背来的。今年他不打算放炮竹了，因为老伴耳朵不好，自己也没心情。老六去世整两年了，如今，他的坟也长出了荒草和青苔。家里没人主动提这件事，王祖全在成都打工的儿子回来看见了，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这个书没读完就离开家的19岁年轻人对父亲说：“六叔的坟是土堆堆，我以后挣了钱，给他垒个砖块块的。”王祖全山下的那间大房子，曾经被村里人羡慕的砖木结构大屋，也已变得残败不堪。如今，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里面，屋里四处堆着杂物，下雨时屋顶还会漏雨。因为骑摩托车时不小心摔到山下，他磕破了头和膝盖，这些天只能住在山上的父母家。他打算赶紧去县城租一间百八十块钱的房子，自己的屋子就快不能住人了。“我总有一天要死的，我不可能死在这个屋里。弟弟妹妹会有看法的。”坐在父母家的火盆旁，他压低声音说。早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他，如今就靠县政府每个月300元的补助和100多元的低保生活。洗完肺的王祖全还是没什么精神。他总是“哎哎”地叹气，觉得洗肺其实也“没多大效果”，又听说洗完肺还需要注意保养，就更不敢再洗了。他对未来已经不作打算，“今天过了，明天过不过都无所谓，反正知道自己早晚要死。”他哈着腰说。下午4点，屋里已经有点暗了，火盆里的炭烧成了灰。与脆弱的肺相比，王祖全更担心另一件事：“我们这些人越死越少，政策要是有一天没有了，又没人管我们了。我们现在还不是工伤保险，如果解决了就不操心了。”做完职业病鉴定3年来，包括王家老六在内，村里又死了3个人。死的人一多，大家连日子都有些记不清了。这天下午，在王作礼家围着火盆摆龙门阵的几个人，为一个工友去世的时间争了起来。“2011年的腊月。”“肯定是2012年的元月。”“反正是冬月！”邻居李树权这天也在。他伸出左手，掰着手指，总结似地发言：“我们村15个尘肺病人，现目前还有8个。我算过的，他们这里两个，付代金、陈谢培，邵洪兵，杜正才、陈谢忠，死都死了7个了！”他每放下一根指头，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王祖全驼着背补充道。屋里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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