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B05版：博闻周刊·讲述
她与800个艾滋孤儿
2006年12月，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会长张颖（后中）与孩子们
2005年2月，张颖和高俊在一起
2004年8月，张颖找到高俊时他还是一个没人管的孩子
2010年4月，张颖和防艾大使与孩子们在一起
　　口述&张&&颖　　整理&周华诚　　1　　缘起———　　我不清楚这孩子还能活多久，只知道再不带她去看病，她肯定没救了　　第一次见到楠楠的时候，我愣住了。这个小女孩头发乱乱的，满脸都是疮，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跟她说话她根本听不见。　　楠楠才12岁，她姐姐15岁，父母先后死于艾滋病。在那个村庄，所有人都拿她们当怪物一样，不敢跟她们说话，奶奶和叔叔也不敢挨近她们。　　2003年冬天，我记得那天特别冷。当时我在阜阳经营学校食堂，我们阜阳一个副市长找到我，说来了一位美国的社会学教授，想了解一下孤儿收养的情况，张颖你学过英语，又会开车，要不你就陪他下去转转吧。　　我说行。我就带着这个美国教授，汉普郡大学的社会学家肯·约翰逊下乡去了。一天下来跑了几个地方，公办的福利院、私人的孤儿院、艾滋孤儿家庭，看得我胆战心惊。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艾滋病。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见到楠楠的时候感觉特别痛心。站在孩子的角度来想一想———突然有一天父母都不在了，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别人不理你，也不能上学，这种感受是很可怕的。　　当时我不清楚这孩子还能活多久，只知道如果再不带她去看病，她肯定没救了。　　春节马上到了，我带着楠楠去北京。肯·约翰逊教授回到美国，给楠楠申请到一份儿童服用的抗病毒药。当时阜阳医疗条件还不行，必须去北京做病毒载量等各种检查。本来这事跟我没关系，可是谁带楠楠去呢？只有我去。　　2　　商人———　　到北京外交学院学习，老师同学都说我挺有经商头脑的　　2003年，我在安徽阜阳已经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了。　　我是阜阳人，大学毕业后在阜阳市外办上班。有一年，考上了北京外交学院面对全国外办系统的一个英语培训班。　　在北京学习期间的寒暑假，我就给家里的服装专卖店帮忙，老师同学都说小张挺有经商头脑的。　　那几年，学院成立了一个公司，他们觉得我还不错，就让我到公司任副总经理。就这样，我走上了经商这条路。　　后来就认识了我先生。他最早是在外企上班，当副总经理。结婚之后，我们就想做餐饮，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当时阜阳还没有“肯德基”、“麦当劳”这些洋快餐，1999年我们在阜阳开起了快餐店、咖啡馆、比萨店，都是阜阳第一家。　　2003年，阜阳一中食堂对外公开招标，我们中标了。我们引进了现代化的管理，从统一的餐盘到刷卡消费，都是按北京的高校标准来做的，所以虽然遇上非典，但一中那年的高考成绩很好，省领导都来参观。我们还每年帮助一百个左右的困难学生。　　非典过后，我干脆又开了一家饭店。这样，饭店、食堂、咖啡店、比萨店同时在做。　　3　　协会———　　最初大家的愿望都很美好，真的事情来了，第一个就找到我　　美国教授找到一个组织，来帮助艾滋病儿童，这是个好事，那么谁来跟他们对接呢？我们市长说，张颖要不你成立一个协会吧？成立协会也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去帮助这些孩子。　　我没有做过协会，对艾滋病也不了解。当时我有饭店，很多同学都经常到我这来聚会，我把这事跟大家一说，他们都愿意参加。这样，我们“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在2003年12月成立了。　　最初大家的愿望都很美好，真的事情来了，因为大家都有工作，都很忙，而协会就在我咖啡屋的办公室，所以有什么事第一个就找到我。另外我做生意，时间也自己好掌握。　　当然我们的会员也都给我很大的支持，比方说有的会员就在医院，有孩子需要住院，我打个电话给他，他就提前帮我联系好床位。一中的校长也是我们会员，给我们提供了办公的场所。　　阜阳很多农民，都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卖血”的受害者。艾滋病主要是通过性传播和血液传播，一般的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当年为了生活，这边很多男女老少排队卖血，十多年以后，这些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开始发病死亡，他们的孩子就成了孤儿。　　我这里，先是有了楠楠，后来有了高俊。高俊来的时候只有3岁。　　农历2004年腊月廿四，过小年，我在乡下楠楠家里帮她弄吃的，电话响了，是高俊的大伯，他说高俊奶奶过世3天了，他希望我马上把高俊带走。　　高俊的父母、爷爷、奶奶是在一年内去世的，他叔叔伯伯都不敢要他。可是大过年的，怎么着也得让孩子过完年再走吧？况且我做安排也需要时间。春节刚过，我去接高俊，当时就哭了。所有亲人都不要他了，也没有小朋友跟他玩，他跟家里的鸡啊猪啊一起玩。　　4　　寄养———　　照顾他的爸爸自身也有艾滋病，带了一年多，不愿意再带了　　那时，我们协会还没有房子，都是去找家庭寄养。楠楠还住自己家，高俊我们就得帮他找家了。除了每个月给400块钱，他穿衣服，包括看病，都要我给。高俊年纪小，怕他一个人在家寂寞，给他买VCD、电视机，夏天吃药还要买个冰箱，这些都得置办齐。　　结果，带了不到两年，那个家庭就不要高俊了。　　后来又找了一个家庭照顾他。但因为孩子有艾滋病，抵抗力特别差，一到冬天就拉肚子、发烧，经常要去医院。我的电话是24小时从不关机，经常深更半夜接到电话，再跑去把孩子送医院。那个照顾他的爸爸自身也有艾滋病，带了一年多，也不愿意再带了。　　高俊的大伯正好打工回来，我就跟他商量，让高俊回家，哪怕就过一个春节。到时我再给他找个家庭。可大伯说了：“我如果让他回我的家，我媳妇就得跟我离婚，这个年都过不去。”　　我只好给高俊又找了一个家庭。这老人对高俊其实挺好，但他不舍得吃好的，总想把钱省下来盖房子。再加上高俊要按时服药，有时候大人忙了，吃药的事也疏忽了。一年之后，高俊又生病了，头都抬不起来。　　我都愁死了。这么小的孩子，刚适应又换一家，刚适应又换一家，对他的心理很不利，感觉总是被人抛弃。后来我就想，自己来租一个房子，搞个寄养中心，找人来照顾高俊。　　正好这时，照顾另一个孩子米华龙的那家，也不想带了。　　米华龙比高俊大一岁，是被妈妈丢在阜阳火车站的。当时车站派出所送到民政局，因为福利院不收艾滋病儿童，他们就在下班前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再把四五岁的孩子送到哪里去呢？协会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就让她先带着米华龙住，上班时带来，下班时带回家。后来，我才给他联系好一个家庭。　　米华龙这家，带了一年多，米华龙也生病。我在医院照顾了一个月，天天发愁。一咬牙，就决定自己带，把高俊和米华龙一起接来了。　　5　　压力———　　你觉得这孩子特别困难，一定得帮，可是下一个来，比他还困难　　当时就是想找一个老太太来看着孩子。结果找谁都不敢接这个活。　　我只好把我妈叫来帮忙。有个孩子叫张月，也感染了艾滋病，新疆的养父母送来时，才3岁，天天一醒来就哭。我妈实在心疼，抱她哄她，给她洗澡。后来人家才信了，我自己妈都不怕，我还能害她吗？　　这个寄养中心，原来是在协会的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房间，教室、宿舍、客厅、厨房都在那里，两个工作人员，每天照料5个孩子。　　到了2004年，我就没有更多精力去管我那些生意了，就一个一个关了。　　做了这件事，我的经济压力当然很大。一开始就一个两个孩子，我也没想那么多。那时对艾滋病儿童的很多政策都没有下来，像楠楠住一次医院，到北京去一次检查，要做CD4（一种免疫细胞），要做病毒载量等等，加上路费就得一万多块钱。在阜阳住院也是，一次住十天半个月，也得几千块钱。　　一两个孩子，我还能负担得起，后来因为帮过一些孩子，他们的亲戚、他们村庄上的人，也都找来，要把孩子托付给我。　　孩子越来越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开始看到这个孩子，觉得特别困难、特别可怜，一定得帮，可是下一个来，比他还更困难。　　除了集中寄养，我们协会还对那些受艾滋病影响的贫苦儿童进行救助。这其中，大多数孩子自己并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只是因为家人得病去世或因病致贫。　　就这样到2004年底，我们协会接纳照管的孩子有192人，后来到400多人，最多时达800多人。　　孩子们大了，要上学。有的孩子上中专，一开学就要两千多块钱，有的要上卫校，学费还要高。还有一个上幼儿师范，一年要五千多。多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个孩子上学，费用就很大了。　　维持协会运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国内外的基金资助。其实每年的头两个月，我都处在一种极度焦虑中，这一年的钱在哪里？我要不停地申报项目，寻找资金。如果有资金我们就可以帮更多人。　　我曾经说，如果这个协会没有了，我还是要把这些孩子养大，因为这儿就是他们的家，我不能再抛弃他们。　　其实，有很多企业还是非常有爱心的。像强生公司、李宁基金会、洛娃科技等，他们一直在资助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也正是因此，我们的协会9年了，到今天还在继续。　　另外，阜阳还有一位姓郭的退休老太太，每年给我们捐1000块钱，也好多年了。我代表孩子们感谢他们。　　6　　力量———　　同学说，张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像你一样对楠楠好　　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挺小的，但是久了，这微小的力量也在起着作用。　　像楠楠那个村庄，因为贫穷和落后，农民对艾滋病知识很缺乏，原先没有一个人敢靠近她。后来我每次去看她，都会把她抱在怀里，人家看了就觉得，原来艾滋病也没有那么可怕。就这样，慢慢大家也敢跟她说话了。　　我又给失学的楠楠重新找了学校。上学之后，我经常到学校给她送衣服，有时给她试试衣服，拥抱她，去多了，同学们也看在眼里。有个同学给我写信，说张阿姨，你每次给楠楠送吃的穿的，就像亲妈妈一样，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像你一样对楠楠好，我们会帮楠楠梳辫子……　　我时常感觉，对艾滋病孤儿的救助最大的困难是社会的歧视。这些孩子们最大的心理阴影也是由于社会歧视所造成的，他们需要更多的关爱，来帮助他们走出阴影。　　楠楠和同学们亲近了，我又多了一份担心：孩子们不了解艾滋病，万一哪天楠楠出鼻血，其他孩子不了解正确的处理方式，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怎么办？于是我又和校长商量，给孩子们开展艾滋病知识讲座。　　从楠楠开始，我整个生活就是跟着孩子的需要在走。孩子要看病，我忙着联系医院，找药；孩子要念书，我联系学校，到学校普及艾滋病知识；孩子将来要就业，我送他们上职业学校……　　现在，协会还在帮助的有400多人，比最高峰时已经减少许多，这也是让我们欣慰的事。但每星期来参加活动的有100多人。你看我们的“欢乐周末”，从一开始就没停过，有各种兴趣班，音乐班、美术班。　　我们现在要给40多个感染艾滋病的孩子，每人每月发放200元的营养费，这是在政府的补助之外的。过去政府没有这块补助，我们给的是400元。　　每个月，把孩子集中一次，交流病情，介绍医疗和营养方面的知识。每个月协会工作人员还要上门送一次营养品。　　儿童节、春节，我们还把大家接到阜阳，搞一次联欢，交通费也是我们给的，每个孩子发一份礼物。　　2011年，我们把协会和寄养中心一起，搬到了阜阳开发区这边。场地比原来大多了。现在寄养中心还有8个孩子，最大的米华龙是12岁，最小的李珍珍今年6岁。你看这墙壁上，这是4个孩子每天的吃药记录。　　搬过来以后，这边一所希望小学接纳了孩子们，有3个孩子成了一年级的学生。　　7　　得失———　　我离开了商场，却在慈善这条路上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收获　　我自己家是在北京，本不想在阜阳长住。没想到后来做了协会这件事，就再也离不开阜阳了。　　早些年经常下乡，我儿子也小，我妈就很辛苦。好多次我一走，儿子就哭，我走了半小时，儿子还在哭。　　这不像你自己做生意，做生意还可以自己安排时间。2004年我要带十几个孩子去北京夏令营，票都买好了。结果我妈那天头晕，就在一中医务室打吊瓶，当时医生说，你今天一定带你妈到大医院去看一下，别有脑血栓什么的。但是我晚上又必须要走，我妈当时晕得头都抬不起来。　　我妈有病，儿子才两岁，我是不能走。但是北京那边有事，还跟清华大学有个活动，车票都买好了，你说我不走怎么办？我前脚拎着箱子走，儿子后边抱着我腿哭。上车后我都哭了，车上几个孩子也哭了……　　想起这个我就要流眼泪，觉得自己确实忽略了家里人，让他们跟着我一起，付出了很多。　　我儿子轩轩特别懂事。才两岁多，有一次我们在家看电视采访，我怀里抱着高俊，孩子们平时也都喊我“妈妈”，结果轩轩就默默走开不看了。到了晚上，他主动过来跟我说：“妈妈，我不怪你了，他们没有妈妈，很可怜，他们可以叫你妈妈。”　　这么多年，我没有在北京家过一个春节，因为我要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除夕的中午，我去几个乡下的孩子家过年，他们年年都会等着我；晚上，我就在寄养中心，跟七八个孩子一起守夜。&　　你刚刚问我，做这个事，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我觉得这不是一道简单的比较题。我离开了商场，却在慈善这条路上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收获。　　高俊这些孩子，那么小就没了母亲，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如果有人拉他一把，对他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啊。他把你当做自己的妈妈，因为他只有你。　　我们今天的社会，好多人都觉得自己才是最苦的。如果你跟这些孩子在一起待一天，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苦都不算什么了。　　这些孩子所求不多，只要这个世界给他们一点点的关爱，他们就可以那么快乐，完全绽放属于孩子的那种笑容。他们不该失去这种笑容。　　8　　光亮———　　我最早的女儿楠楠，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一位健康善良的厨师　　这10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多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艾滋病这个特殊的群体。　　2006年12月，有一部反映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生存状况，以及我们的救助工作的纪录片，叫《颍州的孩子》，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也很多次报道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协会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2011年，贾樟柯有一个纪录片《语路》，讲述了12个人的故事，其中也拍摄了我和“阜爱”协会。　　现在我们协会有十来名工作人员。每年，也会有很多大学生，清华、北大，甚至国外的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来这里参加社会实践。也有一些志愿者过来帮忙。通过他们的宣传，对艾滋病救助的宣传范围会像水波一样扩散到更远。　　2006年，温家宝总理邀请我们的8个孩子去中南海参观座谈，楠楠也去了。总理被孩子们的画感动得掉了眼泪。2009年，温总理又来到阜阳，看望孩子们。他把楠楠和我叫到一个会议室，给楠楠写下一句话：“要站立起来，自己走路，不用拐杖。”鼓励她坚强面对未来。　　10年了，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很多我们救助过的孩子，已经摆脱了困境，走上了宽阔的人生道路。他们曾经徘徊在死亡的边缘，现在都活得很好，有的当了护士、老师，有的在企业上班，有的拥有了美满的家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最早的女儿楠楠，今年元旦结婚了，丈夫是一位健康善良的厨师。他们结婚那天，一定要我这个妈妈出席。　　我是妈妈，我一定要去的。我给的嫁妆是一台大彩电！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故事，你在这住上一星期，我每天都有故事和你讲。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太累了，真想一躺下就不起来，我这辈子这样过，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孩子，刚来我们协会时画了一幅画，画的一个萝卜是黑的，现在他最喜欢画的是大太阳。他跟我说，张妈妈，我觉得现在到处都是阳光。　　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人生的价值，虽然我做不到像一个太阳，但是我可以做一根蜡烛，在别人黑暗的路上送上一点点亮光。 周华诚
（版权归"金羊网-羊城晚报"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或致电020-。）因患艾滋被取消保研资格 老师劝其休学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艾滋病，象牙塔，这两个词看似很难被联想在一起。然而不久前，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下发的通知却展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近年来，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显，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高校，都已不再是一片净土。社会对艾滋病的曲解与恐惧，也让这些感染了病毒的大学生们难以生活在阳光下，有些人甚至因此被剥夺了上学和就业的基本权利。
今年21岁的子铭(化名)，在江苏某211高校读大二。年初，在手术前的血液检测中，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还没缓过神来，就又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打击。因为感染的消息无意中被寝室室友发现，并上报给了学校。
子铭：当时的辅导员找我谈话，然后逼着我说怎么感染的，叫我最好休学两年。但是我知道休学一般就回不来了，所以就坚持不休学。然后他没办法，就电话告诉校长。
子铭的辅导员告诉他，你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艾滋感染者，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休学两年，要么单独住一间宿舍。
子铭：我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过，有学生感染者被学校知道了，被开除了。尽管是休学，但是就回不了学校了，等于退学一样。我就坚持不同意。
感染了艾滋病毒，再没了学业，这对于二十岁上下、人生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剥夺了一切。情急之下，子铭想到了对自己病情最了解的南京疾控中心医生。
子铭：我就说，我叫疾控中心的人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病情吧。然后他就同意了。
疾控中心的两位医生赶到学校，与子铭的辅导员、校医院医生以及校教导处主任进行了长谈。
子铭：疾控中心的医生就和他们介绍了这种病情、传播途径，以及这个学生可以和其他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就餐，还有他已经服药，病载已经低于检测线，传染性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然后学校就放心了。
学业保住了，但原本成绩优异的子铭，却无法再继续深造。
子铭：我在学校成绩挺好的。每年都有奖学金。按我的成绩应该可以保研的。然后(出了这事后)，我的辅导员说，你的保研资格被取消了。
子铭也许还算幸运。记者了解到，在天津和湖北等地高校，都曾发生过感染艾滋病的学生被逐出校门，还有高校更荒唐：将艾滋感染学生像非典患者一样隔离，进行电脑远程教育。
课堂难以重返，学业无法为继，未来更是这些感染了艾滋病的学生们不敢想象的。来自重庆的大一学生陆青(化名)。
陆青：我特别的担心，以后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因为现在入职体检，很多都会检查，被发现后就被拒之门外。很多单位会歧视感染者。我小学的时候爸爸去世，我妈妈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如果我以后找不到工作，那我妈妈这些年的节衣缩食，我这些年的寒窗苦读，完全就都付诸东流。
公务员、进国企、当老师，不少被采访的学生说，这些体检要求严格的职业是不敢奢望了。在上海读大二的学生小威(化名)学的是公共管理专业，要找对口的工作已经不太可能。
陆青：找工作特别担心会检查HIV，公务员等好多职业都是要检查HIV的。
记者了解，目前《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确规定，艾滋病属于体检&不合格&，许多单位参照这一标准拒绝招录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关于艾滋病，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还列在《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里边。公务员、事业单位、甚至国有企业，都认这个标准。
对此不少专家提出异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李J认为，这个《标准》位阶远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明显和国家《艾滋病防治条例》和就业促进法相悖。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学生的就业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2014年，我国新报告的所有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数量为10.4万，而2008年的数字是5.6万。增长了不到两倍。然而，同期高校学生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数量，却翻了将近四倍。这是因为什么呢？高校怎么就沦为了艾滋病的重灾区？对于这些担心求学和就业受到影响、只能躲在阴影里的感染者而言，怎样才能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重返课堂、顺利步入社会？
据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介绍，从传播途径上来说，过去十年，血液传播和注射毒品传播已经得到有效遏制，而性传播，尤其是男男性传播成为最主要传播途径。
廖文科：感染途径从2008年到2014年，青年人群性传播的比例过去是55.3%，到2014年上升到了94.5%，几乎是通过性传播途径传播感染艾滋病。青年学生中，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2008年的58.5%增加到2014年的81.6%，上升幅度也很大。
由于艾滋病通常被打上&道德&的烙印，这些感染了病毒的学生除了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忍受白眼与冷落。精神折磨，是艾滋病比其它病症更可怕的地方。消除&歧视&，这是艰难挣扎于现实中的高校艾滋病感染者们一致的呼声。
今年8月，国家卫计委、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要求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健全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机制基础上，建立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和定期工作会商机制，共同分析疫情发生原因，制定防控对策与措施。
虽然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强调，疫情通报过程中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保护感染学生的个人隐私。然而，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后，客观上，大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特殊身份仍有被更多人知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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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媛给阜阳受艾滋病影响孩子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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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见到你们，那时的你们都还那么小，那么弱&&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见证你们用勇敢和坚强战胜了不幸和苦难，为自己赢得了现在和未来，我由衷地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是艾滋病宣传大使彭丽媛写给阜阳受艾滋病影响孩子的一封信。11月15~16日，&少年儿童AI成长营&在我省阜阳市开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郝阳宣读了彭丽媛的这封来信。
　　这封《致阜阳受艾滋病影响孩子的一封信》，写于11月15日，字里行间充满温情、感人至深。
　　据了解，2006年初，彭丽媛接受当时卫生部的邀请，成为一名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两个月之后，彭丽媛来到阜阳，看望了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200多个孩子。当时有个叫高俊的艾滋病患儿，父母都因感染艾滋病去世了，一直被叔叔婶婶圈养在猪圈里。彭丽媛第一次见到高俊，听到他的遭遇时，眼角都湿润了，还把他抱在怀里，喂饺子给他吃。自此，高俊一直管彭丽媛叫&彭妈妈&，经常念叨、想念&彭妈妈&。
　　之后的每一年，彭丽媛都尽量安排时间和孩子们相见。信中写道：&我们曾一起登天安门城楼、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参观革命历史展；一起拍摄防艾公益广告、一起参加大型公益晚会为消除歧视、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而呼吁；还一起参加夏令营，一起看大海看日出，我与你们同欢乐，共成长&&&
　　写给阜阳受艾滋病影响孩子的这封信，是彭丽媛借儿童品格教育和心理支持培训班在阜阳举办之际，委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把她的心意和祝福带给孩子们。
　　据了解，&少年儿童AI成长营&由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主办，致力于促进孩子们心理健康，培养他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最终帮助这些儿童自信、快乐地成长。活动现场共有40余名儿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70余人参与。
　　来信全文
　　致阜阳受艾滋病影响孩子的一封信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好！
　　很高兴在今年北戴河夏令营再次见到你们！一别数月，你们的学习、生活都还好吧？我还清晰记得你们在今年夏令营开幕式上表演的《斗牛舞》，轻盈的步伐，欢快的乐章，你们一张张洋溢着阳光般笑容的脸庞让我油然想起了我们相识的一幕幕&&
　　200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见到你们，那时的你们都还那么小，那么弱，我一下子就能把你们抱起来。那时的你们因为疾病和歧视的双重打击，家境贫寒、生活艰难，在你们家中看到的场景至今历历难忘；你们孤楚的表情和无助的眼神在我脑海多年挥之不去&&我心酸、难过。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们健康成长。
　　之后的每一年，我都尽量安排时间和你们相见。记得我们曾一起登天安门城楼、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参观革命历史展；一起拍摄防艾公益广告、一起参加大型公益晚会为消除歧视、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而呼吁；还一起参加夏令营，一起看大海看日出，我与你们同欢乐，共成长&&
　　当年的小高俊如今已成为小学高年级学生，性格越来越开朗了；黄新雷已成长为一名大学生，圆了大学梦；当年身体不好的任楠楠今天也当上了妈妈，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见证你们用勇敢和坚强战胜了不幸和苦难，为自己赢得了现在和未来，我由衷地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孩子们，请一定记住，你们的成长离不开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爱，离不开一直关心和帮助你们的人，所以你们要永远怀抱一颗感恩的心，感谢那些为你们无私付出真诚、真情和真心的老师、医生以及叔叔、阿姨们。
　　我不止一次听你们说起你们的理想，想象丰富，令人羡慕。比如说飞行员、老师、医生、科学家、歌唱家等等。理想是前进的动力，你们有这样的上进心，我感到十分欣慰。但是理想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希望你们能够脚踏实地，不畏艰难，坚定信心，积极进取。我期待看到你们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尽显青春才华。
　　虽然我不能经常去看望你们，但始终牵挂着你们。借儿童品格教育和心理支持培训班在阜阳举办之际，我委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叔叔阿姨们把我的心意和祝福带上，微薄之力助你们追梦、圆梦。期待再次见到你们，因为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最后，祝你们永远健康快乐，学习进步，梦想成真！
　　爱你们的彭妈妈：彭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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