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金岳霖先生给林徽因写的对联是什么？_百度知道
请问金岳霖先生给林徽因写的对联是什么？
一共十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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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金活到90还恋着林薇因，一生单身，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为林薇因做的挽联 “梁上君子，林下美人。”这是金岳霖对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提的，可是他为了林徽因终身未娶，有人评价说：女子当如林徽因，情人当若金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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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载一九八七年第五期《读书》）
闻一多先生上课
& 13:26:07 来自: 渡杭(每个文青心中都有一个芙蓉姐姐)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
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先生总不下楼。
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先生讲唐诗的妙悟，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汪曾祺先生谈联大趣事&
&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词语，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的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
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记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做“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
，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
载一九八五年第三期《滇池》(摘自《人间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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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曾祺 轶 事
一个人很少愿意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汪曾祺
美术价值甚高
在西南联大时，为完成《西洋通史》作业，汪曾祺精心绘制了一幅亚力山大时期马其顿帝国的版图。老师在发还作业时加了一段评语：“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
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闻一多教授兼是诗人、画家，唐诗课上，他把诗与画融会贯通来讲解，出奇制胜，新人耳目。汪曾祺深为折服，且多所领悟。他曾为同学代写了一篇李贺诗论的读书报告，观点大意为：他人写诗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而李贺写诗是在黑纸上写白字；颇有创见。闻先生阅后大为激赏：“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这回下个大蛋
汪曾祺住廿家口时，家中仅有一张写字桌，还在小女儿屋内。女儿经常上夜班，汪曾祺常常要在晚上写文章，又不敢进屋，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俨然要下蛋的母鸡找不到窝。等到女儿起床，他冲进屋内开始“下蛋”。家人开玩笑：“老头儿，又憋着蛋了？”他头也不抬，一边奋笔疾书，一边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湘行二记》发表后，有人问汪曾祺：“您是有意为之的吧？”他不动声色地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呀！这事从来没人干过。”他依然不动声色，眼望他处，默不作答。良久，他突然回过头来，调皮的一笑：“写了就写了，那有什么！”
我从不给自己打电话
林斤澜常常在家中接到找汪曾祺的电话，就问对方号码从哪得来的？对方说是汪本人。林又问：“他不是在开玩笑吧？”对方肯定地说：“不，认真的，他一个字一个字想出来的！”事后林斤澜问汪曾祺，汪说：“我只记住这一个电话号码。”又问：“那你自己家的不记得？”他断然答道：“我从不给自己打电话！”
知道是您的
汪曾祺嗜酒。每次出去买菜，都要带一个小酒瓶，到小酒馆喝酒，然后再打一瓶带回来晚饭时喝。有一次，买回菜来，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小酒瓶，颇失落，整个晚上郁郁不乐。等到次日再去，远远看见酒瓶赫然站在货架顶上，他喜跃交并，趋步上前，激动地说：“同志，那是我的！”服务员抬头一看，忍不住乐了：“知道是您的！昨天喝糊涂了吧？我打了酒一回头，您都没影儿了！”
你的画值不了钱
汪曾祺画画，两个孙女在一边“评论”——卉卉：“老头儿你真浪费，留这么一大块空白干嘛？”方方：“要不，再画只小鸭子？”卉卉：“别瞎画，等老头儿死了，没准这张画可就值钱了！”汪曾祺听了哈哈大笑：“说我的画值钱，我爱听！甭管活着还是死了。”卉卉却并不买帐：“你的画值不了钱！”“为啥？”“人家求，你也画，不求你上赶着也画。这么滥的画儿，还想值钱？”
我只能居第三位
几位小同乡去拜见汪曾祺，他微笑着问：“跟高邮相比，还是北京大吧？”令人倍感亲切。众人甚是崇敬地说：“高邮除了秦少游，就是您了。”汪曾祺正色道：“不对，高邮双黄鸭蛋比我名气大多了，我只能居第三位。”众皆粲然。(摘自奚村人祁白水博客）
朱德熙与汪曾祺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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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语法学家、教育家。1939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师从唐兰、闻一多学习研究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并得到罗常培和陈梦家等教授的教导，1945年毕业。盟。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晋升副教授，同年随全国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被誉为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前几日读到朱德熙关于语言学的一篇文章，颇为佩服。忽想起他与汪曾祺的友情，一时感慨良多。
他们相识在西南联大，年轻时不分彼此，直到晚年，依然来往频繁。朱德熙是苏州人，生于吉林长春。入联大的时候进物理系，后因为喜欢古文字学而转学到中文系。他钟情昆曲，谙于诗文，身上有士大夫的气质。汪曾祺拍曲的时候，总和他在一起，说他们情同手足也是对的。有一年朱德熙大病一场，是汪曾祺护理着，那些年在昆明的苦乐，真的是一起分享的。
朱德熙在气质上和汪曾祺略有不同，是适合教书的人，能在校园呆下去。汪曾祺要野一点，随便惯了，不适宜做逻辑性强的工作。朱氏在学问上受到许多前人的影响，和王力、吕叔湘也有诸多相通的地方。他和王瑶的关系亦好，与丁石孙等人相处也不错，是个随和的人。他的气质里有儒雅的因素，知识面广。汪曾祺和朱德熙经常泡茶馆，偶也到饭店打点牙祭。交往中，彼此的了解可谓兄弟。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一书中说：
同学中，德熙最欣赏曾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在发愁时，德熙来了，王老伯高兴地对女儿（我中学的同学王昆芳）说：“朱先生来了，曾祺就没有事了。”
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
后来德熙对我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记得汪曾祺在文章中也讲到德熙卖书请其喝酒的事，但恋爱的事情绝没谈起。英雄也有走麦城的时候，青年时候的汪曾祺，总有种失败的感觉，认为晦气与己相伴而行。中老年后，他淡薄一切，和早年的记忆或许有关。有的恋意与期望，如流水一般，走了就走了吧。
朱德熙后来在清华大学教书，院系调整后，他去了北大，成了王力之后最好的语言学教授之一。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做了北大的副校长。上世纪50年代初，曾去保加利亚教授汉语，在那时候是受重用的人物。不过回国后，政治运动多，学业自然受到影响，和汪曾祺一样，一直在风雨里荡来荡去。只是“文革”结束后，才和汪曾祺一家往来增多了。何孔敬回忆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德熙和曾祺来往相当频繁。
有回曾祺和松卿来了。刚好德熙由昆明出差回来，带回一大块昆明的宣威火腿。德熙关照我说：“孔敬，今天曾祺来了，切块昆明宣威火腿蒸蒸，给曾祺下酒。”
想不到曾祺就了火腿喝了大半瓶洋酒和大半瓶茅台酒。松卿发话了，说：“曾祺呐！我看你够了，不要再喝了。”德熙说：“曾祺喝酒很少喝醉，就由曾祺喝吧！”
曾祺边喝酒，边抽香烟，边和德熙谈天。两人谈着谈着，谈到昆曲上来了。曾祺冲我一笑，问我说：“孔敬，你和德熙唱昆曲，最喜欢哪出戏？”这一问，问得我面红耳赤地说不出话来。德熙说：“她会《游园惊梦》。我去拿笛子，你吹，由孔敬来唱。”曾祺说：“多年不吹笛子了，门牙没有了，还能吹吗？试试看。”曾祺试吹了笛子，笑嘻嘻地说：“奇怪，门牙没了，还能吹。”
在友人家里的放松、自在与士大夫式的飘然，那是老一代学人才有的境界。汪曾祺后来名声大振，朱德熙颇为得意，以有这样的朋友为乐。其实汪曾祺在一些地方也得力于这位老同学，从朱德熙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汪曾祺佩服朱德熙的学问，但并不都认可他的所有观点。两人讨论的问题很广，有时是很专业的东西。查汪氏的信札，有致朱德熙的数封，都是难得的资料。比如在“文革”期间，汪氏给朱德熙的信件没有一点时代投影，倒像是民国文人的文字，颇为好玩。日，他写道：
《战国文字研究》收到。这回我倒是读得很有兴趣，虽然还未读完。我觉得逻辑很严谨，文体清俊。
不知是不是你有一次问我，古代文人搽脸的粉是不是米做的，仿佛这跟马王堆老太太的随葬品有点什么关系。近日每在睡前翻看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以催眠，卷二“谷类·稻”（一四六页）云：“米部曰：粉，傅面者也，可澄也。许不言何粉，大郑云豆屑是也。”又“糵米”：“此正是以米为糵尔，非别米名也。末其米，脂和傅面，亦使皮肤悦泽……”看来，说中国古代（汉以前？）妇女以米涂面（我疑惑古人是以某种油脂或草木的“泽”合着粉而涂在脸上，非为后来似的用粉扑子扑上去），是不错的。沈公有次说中国本用蛤粉，不知有何根据。蛤蜊这玩意本来是很不普遍的。记不清是《梦溪笔谈》还是《容斋随笔》里有一条，北人庖馔，惯用油炸，有馈蛤蜊一篚，大师傅亦以油（连壳）炸之至焦黑。蛤肉尚不解吃，蛤粉之用岂能广远？蛤粉后世唯中药店有卖，大概有止泻的作用，搽脸则似乎无论大家小户悉用铅粉了。铅粉不知起于何代，《洛神赋》已有“芳泽无加，铅华弗御”，李善注：“铅华，粉也”。又偶翻《太平御览》果木门·荔枝条，引后汉书云：“胡粉傅面，搔首弄姿”。所谓“胡粉”，我想乃是铅粉。不过这是想当然耳，还没有查到文献根据。以上这些，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一点用处。
在许多通信里，汪氏的考据与辨析能力是高的。我想他的这种能力比大学里的教授不差，只是有点随意，乃读书得间所致。他觉得学问要有点趣味，思想是该在趣味中进行的。可是那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在学问上显得干瘪，把丰富的东西窄化，有趣的东西枯燥化。1972年底，在致朱德熙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所读妙书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这书是我今天上午在中国书店的乱书堆中找到，为剧团资料室购得的。你看过没有？这真是一本妙书！比他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他这个戏谱和语调研究，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课的读本。这本书应当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你如没看过，等资料室登记落账后我即借出寄来给你。如已看过或北大有这本书，那就算了。
读了赵书，我又想起过去多次有过的感想，那时候那样的人，做学问，好像都很快乐，那么有生气，那么富于幽默感，怎么现在你们反倒没有了呢？比如：“没有读物，全凭着演绎式的国音教学法来教是——多数人学不会的，就是有少数的特别脑子的人这么样学会了它，他没有书报刊，他学它干嘛？”（序）你们为什么都不这样写文章呢？现在多提倡这样的文风啊，比如：“这样长的文章，谁看？”多好！语言学家的文章要有“神气”，这样就可逼一下作家，将作家一军。此事有关一代文风，希望你带头闯一下。
在“文革”的环境下，那么清醒地思考文风，与时代的距离殊远，透露出对流行的文化的厌恶。他身在“样板团”，却知道那里的问题。也知道整个中国的文化界出了问题。“文革”的最大不幸，是没有了自己的思想，连表达都不会了。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知识界，就更为可怕。大学教授在八股的写作中时，思想界就真的无智无趣了。而实际的情况真的这样，他和友人交流中的忧虑，看出与时代的疏离。身在此地，心却高远，寄存在别一世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朱德熙深知这位老友的价值，他也许是赞佩汪氏的观点吧。语言学家，也可以把文章写得很漂亮的。王力、吕叔湘都是好的文学家。后来搞文学与搞语言的分得太清，彼此都有点隔膜了。倒是张中行这样的人，把文史哲打通，境界大开，使人为之一振。学问的深与趣味的真，连为一体，妙意摇曳，多有闪光，那是汪曾祺也自叹弗如的。（孙郁）
转自 文汇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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