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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如何冒尖 杰青基金：放手让年轻人去干
成立20载，培育杰出青年科学家逾3000位，有142位院士曾得到支持——
杰青基金：放手让年轻人去干
　　田中群院士（中）与学生在实验室讨论。　厦门大学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指出：未来总是属于年青人的。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
　　今年恰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周年。作为改革的产物，20年来，“杰青基金”为许多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雪中送炭、及时提供经费支持，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骨干，在科技界广受赞誉。
　　中外科技发展史表明，青年科学家是最有创新动力和创新活力的群体，许多重大科技突破都是在青年时期完成的。但让人嗟叹的是，由于年纪轻、资历浅、名气小等原因，目前我国的青年科学家大多还面对着申请项目难、科研经费少、创新环境差等问题，这种现象严重制约了国家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创造条件让更多青年科学家充分施展才华、贡献力量？我们从今天开始推出“青年科学家如何‘冒尖’”系列报道，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编者
　　“我们有一支非常重要的青年留学生力量在国外。现在，他们在国外应该刚好读完学位，正面临着是留是去的抉择。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把这批人吸引回国，非常重要。能否设立一个‘总理基金’，每年拿出5000万元吸引青年留学人员回国。当然了，也不一定都是回国人员，国内优秀的也可以。”
　　20年前，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才33岁，作为年轻科学家的代表，在当年《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上说出了上述那番心声。
　　同年3月14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立，这是我国国家层面上第一个面向45岁以下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专项基金。
　　从最初的49人到如今每年资助200人左右，每项资助强度从60万元到200万元，20年间，这一基金已经资助了3004位“杰出青年”。什么样的青年科研人员能够入选？入选后他们的科研生涯发生了什么变化？怎样的科研环境能让年轻人“冒尖”？最近，记者走进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试图从这里走出的23位“杰青”身上寻找答案。
　　1.经费投给“人”，是信任，更是无形的压力
　　“选对人，然后给予他尽量大的科研自由。”这样的基金资助方式让厦大化学化工学院的杰青基金获得者们感觉受益匪浅。
　　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是一位老“杰青”，1996年他获得了杰青基金资助的80万元，“当时资助人才的项目不多，这样的资助强度也少有，对我的科研有决定性影响。”
　　田中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表面增强拉曼光谱，这是一种用于分子结构研究、具有检测单分子灵敏度的散射光谱技术，但是当时仅限于金、银、铜的纳米材料体系，田中群想探索将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应用扩展到其它金属的方法。“很多专家都否定我的想法，但出于对我个人的信任，1996年我获得了杰青资助，也是在那段时间，我的研究取得了突破。”
　　年轻一代的“杰青”郑南峰自称在申请时完全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2007年，30岁的他回国后面对国内强有力的科研队伍，有些惶恐：“当时就想着多发些论文，但有时候也很困惑，到底应该把自己的科学研究范围做得更广还是更集中？”
　　成为“杰青”后，郑南峰越来越从容，“有了支持，我就有了去挑战难题和未知的底气，不再浮躁地想着发文章，而是仔细思考我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到底是什么。”获得资助以后，郑南峰在铂纳米复合催化剂的制备、表征及催化反应的过程机理方面取得了最新研究成果，论文今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提升了我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影响力。
　　对不少科研人员来说，获得杰青基金资助好像有一种去浮躁的作用。“很简单，仪器设备有了，温饱问题解决了，科研带来的愉悦感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就是我们唯一追求的。”郑南峰解释。他也把这样的科研心态传递给学生。他的学生陈光需每天第一个到实验室，很晚才离开，3年间没考虑简单地发表自己的初步结果，一直不急不躁潜心研究，最终研究生阶段就在《科学》杂志发表了自己的成果。
　　“杰青选拔选的是‘人’，评委在答辩时考察的，更多是过去的科研经历，那代表了你这个人的含金量，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就放开手让年轻人自己去寻找，去努力证明：选我没错。当然，信任之外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2011年的杰青获得者王泉明说，这是大家对杰青基金的普遍感受。
　　2.一位“杰青”带动的是一个创新群体
　　对2007年的杰青基金获得者谢兆雄来说，杰青的评选过程就像一场大考，是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全面总结。回国之初谢兆雄研究的方向是表面化学，这是一个宽泛的大领域。回国后他在申请杰青的过程中慢慢明晰细化自己的学术思想。
　　“将我原本的研究方向和我回国后所在创新团队的特色结合起来，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学术交叉。”在这个交叉领域，如今谢兆雄在某些方面都做到了国际领先。通过杰青这场考试，他坚定了学术方向，打响了自己的“品牌”。
　　杰青评选的过程对于化学化工学院的杰青基金申请者比较漫长，因为在正式答辩之前，学院会组织四五次“预答辩”。“预答辩中，‘杰青’前辈会帮助后辈挖掘研究方向，提炼关键科学问题，这对年轻人的发展比拿到资助还重要。”
　　一位“杰青”的辐射能量远不止这些。中国科学院院士、老“杰青”郑兰荪的团簇化学创新群体在5年间培育了5位“杰青”。创新群体是基金委另一个资助项目。加入这个群体之初，还未成为“杰青”的王泉明就得到了很大的支持。2007年，王泉明想买一个绝氧绝水的手套箱用于试验，但是缺乏购买经费。郑兰荪了解到这一设备的迫切需求后，马上拨出自己创新团队的部分经费支持他。这个17万元的国产手套箱被整个团队共享使用至今，完成了很多试验。
　　“郑老师的团队经费是按需分配，大需大用，协调共享，好几个课题组统一使用，这样经费的使用效益非常高。”王泉明说。
　　吕鑫也同样感受到了前辈们和群体的带动作用。2000年底刚满31岁的吕鑫加入了田中群院士的固体表面纳米结构创新群体，当时他仅是一名助理研究员。
　　“我们这个创新群体有例会制度，日常科研中经常与杰青前辈甚至不同课题组的人一起讨论，争辩思想、碰撞智慧。”这样的方式让吕鑫迅速到达了科研思想的爆发期，在35岁时就获得了杰青资助。
　　“这也说明平台的引导对年轻人来说极其关键。”田中群说，这个平台中，老前辈帮扶年轻人，年轻人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回馈，因此这个人才平台得以越垒越高。
　　“敢为先，重细节，合为贵”，这9个字高度浓缩了化学化工学院的科研文化。“鼓励青年科研工作者挑战未知，攻克科学发展瓶颈难题，又能沉下心来打牢基础，关注从理论到实验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并且融入团队间、学科间甚至国际间的合作。”田中群希望这9字内涵能够代代传承。
　　3.让“杰青”这一学术品牌保持扎实和低调
　　得到基金资助的“杰青”们也开始思索：如果更早得到这一资助，对科学研究的促进会不会更明显？
　　“杰青”的年龄上限是45岁，郑南峰是其中非常年轻的一员。在郑南峰进行杰青答辩时，一些评审专家也考虑，是不是应该将机会让给更加接近年龄上限的科研工作者，毕竟当时年仅32岁的郑南峰以后还有大把的入选机会。但由于自身出色表现，郑南峰最终还是摘得“杰青”。
　　“希望基金资助能够更加往年轻化倾斜。”田中群认为郑南峰就是一个好例子，“他是那一届最年轻的申请者，得到专家的票数是入选者中较少的，但在今年杰青的结题答辩中，他获得了评委的全票通过，这在杰青结题中是非常不易的。”
　　田中群等专家根据评审经验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相对较年轻的“杰青”经过4年资助，得到的成果和进步会更大，“因此，如果真是特别优秀的年轻人，更应该完全信任他，还可以考虑继续追加下一期的经费。当然前提是严格地控制条件和范围。”
　　“1年下调1岁，慢慢将杰青年龄上限调整到40岁。”田中群建议，但他同时也强调，这比较适应基础研究的资助需求，如果是更需要科研经验的工科应用研究，45岁仍处在科研的黄金期。因此，经费资助需要根据人才和学科来定，不能一刀切。
　　对于“杰青”这一品牌未来的发展，在田中群看来，要一如既往地扎实和低调，“不能变成一个单位或个人的考核指标和名分，否则就难免掺进功利性的因素。它应该是一种默默的又是实实在在的支持，润物细无声。”(赵展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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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青论坛】专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新波：科研工作如何“又快又稳”
日 11:03&&点击次数：[]
西工大新闻网3月31日电 （记者 王凡华）
有一群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为研究领域内的佼佼者、学术带头人乃至两院院士；他们建立科研团队、开拓研究领域，荣获国家各类科技奖项，并且带着十足的底气和实力与国内外同行合作、竞争。
他们就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获得者。
从1994年设立至今，杰青基金已经走过20年。20年，获得者们所取得的成绩，为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引才、育才、用才制度做出了精彩的注解。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30日，学校基础研究学会组织召开了首届“杰青论坛”，来自全国高校包括我校学者张卫红、刘峰在内的18位“杰青”共聚一堂。论坛期间，记者采访梳理了3位“杰青”的“科研情缘”，试图从中发现杰青成长的独特轨迹，为我校青年教师和学生，提供可资学习借鉴的参考，旨在弘扬科学精神，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提升西工大的学术影响力和传播力。
作为学校而言，要想走得快，就要从事工程技术应用研究；要想走得稳，走得远，就必须从事基础研究。
——高新波
2011年，作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培养的教授，他成功获得了获得“杰青”资助。他曾经对学校的青年教师说，只要踏实做学问、努力出成果，“杰青”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于有志瞄准“杰青”的青年教师，大家首先要坚定信念，其次要有五年甚至十年磨一剑的勇气，既要埋头苦干巧干，也要积极扩大影响；既要注重指标体系，也要打造标志性成果；既要凭借个人奋斗，也要借助团队力量。
在我校杰青论坛期间，一向严谨的高新波，欣然接受记者的采访，和我们共同分享了他的科研感悟和人生体会。
记者（以下简称记）：
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您如何做到优异又有特色？
高新波（以下简称高）：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异质图像变换及其质量评价，属于视觉计算和协同认知领域。在近20年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谈不上“优异”，倒是称得上“有特色”。其原因在于我选择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课题——异质图像变换，这个概念是我自己定义的，是指由不同方式获得的同一客观对象的图像之间相互变换。
以人像为例，我们可以得到其可见光的照片，也可以得到近红外的图像，还可以由画家绘制其素描，三种图像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同一客观对象，但是三者之间的信息表达方式却各不相同，我们称之为异质图像。
如何对这些异质图像之间内在联系建模、实现它们之间的自由转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图像变换前后质量的评价则涉及到人们的视觉感知与大脑认知之间协同，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学科交叉的课题。因此，我的研究内容涉及到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和认知空间等多元空间融合的问题，一方面很有趣，另一方面具有挑战性，容易吸引更多的学生去探索，也容易引起同行的关注。要想是自己的研究有特色，就必须学会发现新问题，并将问题很好地凝练出来，形成新的概念，引起更多的共鸣。
在做好教学科研探索的同时，您如何提高自己的基础研究的学术水平？
我曾经读过1883年美国物理学家亨利o奥古斯特o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发表的“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稿。里面有两句话说“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和“纯科学应该是具有教授职位的人的追求目标，这个目标之伟大是毫无疑问的”。这篇演讲稿中还有一些非常刺耳但发人深省的话语，如“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
因此，一直以来我总是反复告诫我自己与我的学生：做应用研究固然是当下比较急需而且见效很快，但是要想走的更远就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近些年以来我基本上以从事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为主，凝练方向，聚焦异质图像变换及其质量评价问题，将数学、物理学、生理物理学、生理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相结合，利用新的分析工具进行数学建模和原理探究，经过长期的积累，就必然会有所心得。
因此，要想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就必须培养自己宁静的心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毅力和信念。要具备这些品质，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
多年从事科研，有什么切身的感悟，感到最艰难最痛苦的是什么？
从事科学研究与工人做工和农民种地是一样的道理，都得摸索规律、积累经验、不断实践才行，更重要的是还得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只有热爱，才能坚持；只有热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不会退缩和逃避；只有热爱，才会“为伊消的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在研究的过程中，感到最艰难和最痛苦的是由于能力不足而使研究陷入困境，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攻关毫无进展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时而信心丧失，准备放弃；时而灵光闪现，兴奋激动；时而试验败北，倔强坚持。研究的过程就是各种情感遍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磨砺了自己，提升了境界，虽未必成功却一定能得以成长。
对于西工大的青年教师，有什么建议？
本次来参加西北工业大学基础研究学会举办的“杰青论坛”，主要是来学习的。我感觉到西工大的领导和老师都很有远见卓识，成立这样一个基础研究会、举办这样的学术论坛，帮助青年学者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这是很好的形式，值得我们借鉴。
如果说对西工大青年教师的建议的话，我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基础研究学会和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当然也可以组织自己的学术团体，加强与同行和同龄人之间相互交流和碰撞，启迪思想、分享经验，激励自己不断前行。在奋斗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同行者，他们能坚定我们的信念，提振我们信心，让我们看到希望！
学者小传：
高新波，分别于和1999年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得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综合业务网理论及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视觉计算与协同认知”教育部创新团队负责人。高新波围绕社会公共安全国家重大需求和物理-信息-认知三元空间融合国际学术前沿，探索视觉计算与协同认知的新理论，着重解决异质图像重建和图像质量感知中的瓶颈问题。
曾荣获“陕西省优秀青年教师标兵”、“陕西青年科技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1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入选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编辑：田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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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学习对教学研究帮助很大?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兴趣?合 作 与 交 流
跨文化学习对教学研究帮助很大
――访经济管理学院杜荣教授
实习记者&&陈溢青&&王舒平&&&&记者：杜老师，您好。请简单介绍一下您在爱尔兰都柏林商学院访学时的研究工作，当时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什么？&&&&杜荣：爱尔兰的导师Cathal&M&Brugha是在管理信息系统系，他对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我访学期间，与导师共同参与了“跨文化信任”项目研究，主要目的是：在东西方之间通过沟通和交流，能够做到知识共享和互相信任，最终目标是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记者：这个项目大约做了多少时间？&&&&杜荣：在爱尔兰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回国后，这个项目引申出来的后续研究一直在跟进，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也做了后续的调查工作。今年刚刚获得批准立项的陕西省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就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不只是做理论研究，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做能够实际推动中国与爱尔兰双边合作的事情。高新区的西安软件园，目前正努力通过我与爱尔兰导师之间的合作，以及在爱尔兰拥有的关系资源，帮助西安的公司和爱尔兰的公司建立起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我回来后一直努力做的工作。今年11月1日，爱尔兰的一个代表团即将来西安参加两年一届的外包大会，这也是我们的合作在实践中产生的一个成果。在过去的4年里，虽然没有任何的项目资助和报酬，爱尔兰老师和我坚持每周一个网上语音视频会议，进行学术研讨，并帮助促进陕西与爱尔兰之间的合作实践，这是我们热衷的一个事业。&&&&记者：你能否介绍一下在爱尔兰的文化氛围有什么特别之处？&&&&杜荣：首先要谈谈爱尔兰人对英国的态度。爱尔兰人口不多，但是爱尔兰人对英国和欧洲的看法会有两种不同的极端――一边是抵制英国，另外一边是希望和英国保持密切的关系。这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复杂的情形，有些方面几乎是英国原封不动的翻版，但是又有很多人在骨子里不认可英国的系统，想要追求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模式。很多爱尔兰人认为，从地理位置、文化、语言等各方面来说，他们是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贸易与合作的门户或纽带。因为爱尔兰的语言是英语，而世界大多数非英语语种国家的第一外语都是英语，他们在与这些国家的沟通上要比德国人、法国人等显得更容易。另一方面，因为文化方面的相似程度，爱尔兰人与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的沟通又要比我们东方人容易得多。我的导师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做过一个讲座，认为爱尔兰可以成为中国与欧洲贸易与合作的gateway。爱尔兰政界也认同他这种观点。&&&&在&University&Colege&Dublin（都柏林大学），有三分之一以上教职员工不是爱尔兰人。这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大学，他们的构成有德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等。当时的校长毕业于美国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也是美国人。我参加了都柏林大学人事处举办的专门面向外籍教工的跨文化培训，感受到他们的校园文化是开放式的、多元化的。&&&&爱尔兰跟美国之间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有人把爱尔兰称作是美国的大后院，很多爱尔兰人移居美国，现在居住在本土的爱尔兰人远远少于分布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后裔。所以，美国和爱尔兰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特别密切。爱尔兰也希望利用跟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做世界上其他国家的gateway，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多元化的地区。&&&&记者：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文化氛围中，根据您的观察和感受，爱尔兰的大学生与中国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杜荣：最大不同是他们非常的自主。首先，他们在生活上是自主的。他们有少量的学生公寓，一般新生可以住在学生公寓，到了二年级就必须自己去解决住所问题。二年级以后一般租住在当地爱尔兰人的家里，对于留学生来说，便于他们融入当地的文化。&&&&其次，他们在学习上很自主。在选课方面自由程度比较高，打破了学院之间的界限。在听课与课外学习方面，他们更积极主动。我听过硕士的、包括MBA的，还有本科的课，教师往往给学生们大量的材料，让学生课前自己阅读，上课时，老师们讲的是关于学生们阅读后怎样看待这些材料的，更多是启发式教学。在MBA的教学中，他们采用Workshop形式，类似国际会议的研讨方式，老师讲理论知识的时间不到一半，更多是要求学生用学到的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每个学生要做一个Project，用老师讲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在教师方面也很自主，教学大纲不会规定的特别死，对教师的讲课内容不会特别干预。例如：我听导师给MBA学生讲&“战略管理”时，他不讲全球都在用的“波特”的那一套，他说为什么只有“波特”的那个好呢？他就要给学生讲点其他的，波特的内容学生可以自己看。他的角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用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经验和治学方法启迪学生，分析战略选择，在战略实施中应该怎样做，比较反对去跟风。&&&&记者：您在爱尔兰深造期间，给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杜荣：爱尔兰包容的文化也使得我变得更加open-minded，视野也更开阔了。我的导师Cathal&M&Bruha，最初研究的是运筹学，但通过几十年研究和实践经历，他认为运筹学在某些方面，比如物流配送、大规模生产等方面十分奏效，而在市场营销、知识管理等牵扯到人的文化、价值观的知识领域时，便有所不足。因此后来他在知识管理的研究中，便抛弃了运筹学这个工具。我受到了他的影响，在与他同做项目时，很少使用数学建模的方法，而是贴近现实，到企业里寻找现实人物进行访谈交流，去了解他们的观点和实践，同时设计调查问卷，对问卷进行定量分析。我的导师自己也创建了一套方法论，可以将很多人的观点进行有机集成，我后来也采用这样的模式进行研究。这让我大受裨益。&&&&记者：了解到您也曾到美国大学进行过合作研究，您了解到的美国大学的科研教学方式有什么特点？&&&&杜荣：美国大学的同事与爱尔兰相比，更能吃苦，他们有着很令人敬佩的&“今日事今日毕”的良好习惯。我在美国的导师，Detmar&Straub教授，是MIS(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Quarterly的主编，他就是个很好的典范。他与我第一次见面的前一天，刚从澳大利亚出差回国，在晚上十一点半，还没有倒时差的情况下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布置了第二天会面的具体事宜。不论他的工作有多忙，只要他人在亚特兰大，便会一周一次与他指导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进行一对一的研讨。我从他的教学方式和学术精神方面，学到了很多。在国内，我所认识的多位院士、杰青也经常工作到深夜。&&&&在科学研究方面，美国大学更看重可直接衡量的业绩指标，但并非急功近利地要求年度或短期考核。科学研究论文从选题到投稿到最后录用刊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大学认识到这个科学规律，对教师的考核，尤其是对教师科研成果的考核，就会适当延长考核周期。&&&&记者：访学归来，您对西电学生如何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涯有何建议？&&&&杜荣：这几年授课经验让我感觉到，西电学生大部分太过看重自己学业成绩，也就是考分。而去听课的学生大多时候也只是被动听课，而不是active&listening，对课堂听课不是很重视，翘课现象也很严重。我觉得，作为当代大学生不能太过短视，简单地认为听课只是为了考试成绩。对于一些很聪明的学生来说，他们甚至认为自己不必听课，在期末时突击复习也能拿到好成绩。其实不如换个角度思考，学会听课，带着问题与兴趣听课，不为成绩。在一节课中，能够听到一句对自己有启发的话也好，哪怕这句话与自己专业领域无关，而是老师自己的人生经验，也是十分有益的。同学们应当多一些思考，不思考就不会提出问题。我也在课堂上试用从爱尔兰借鉴来的教学方式，但西电学生能够积极主动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很少，想要实现真正的交互式教学有难度。&&&&另外，在课下，要学会自己研读教材。例如，我主讲的课程是双语教学课程，用的是全英文教材，课上听讲一个半小时，课下可能需要继续用功三个小时，才能充分消化课堂内容。除了教材，还要自主阅读相关的学术类、专业类期刊，将课堂内容与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相结合，体会这门课程真正的价值。&&&&我希望西电学生能够在埋头躬身学习之余，抬起头来与人交流，学习爱尔兰人的开放式文化，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学业。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访学经历，给我的学生搭建一个国际化平台，让学生及时了解到国外的科研近况。受访者小传：&&&&杜荣，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术带头人。2006年至2007年在爱尔兰都柏林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曾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知识管理，跨文化管理，IT服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