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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约女网友开房事后反悔伙同朋友将其打伤实施抢劫
男子约女网友开房事后反悔伙同朋友将其打伤实施抢劫
&　　男子&陌陌&上约来卖淫女，开房发生关系后却因嫖资没商量好，叫来朋友计划抢劫叫来朋友将卖淫女控制，自己用锤子将其头部打伤。目前，涉案两嫌疑人已被批准逮捕。
　　大众网10月28日讯(记者
单姗)男子&陌陌&上约来卖淫女，开房发生关系后却因嫖资没商量好，叫来朋友计划抢劫叫来朋友将卖淫女控制，自己用锤子将其头部打伤。目前，涉案两嫌疑人已被批准逮捕。
　　今年8月初，德州男子袁某和好友王某在潍坊城区闲逛，晚上在苇湾社区一家庭旅馆住宿。闲来无事，袁某通过手机上的&陌陌&软件查找到一名卖淫女，两人约谈好700元&包夜&的价格，并商定在四平路某KTV门口见面。
　　袁某见到该女子后，就把他领回了旅店，好友王某见到这一情况后，&识趣&地离开了房间，又在隔壁开了一间房。袁某在与女子发生关系后，突然改变主意不想&包夜&，并提出给起200元钱让其离开，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时，袁某便打电话给隔壁的王某。与王某会面后，袁某临时起意，要跟王某合伙对这名女子实施抢劫。
　　随后，王某便进入房间从后面揽住女子的脖子，被控制的女子大呼救命，袁某怕引人注意，便拿起随身携带的锤子砸向女子头部，致使其当场倒地不起，鲜血直流。趁着这个功夫，王某将女子包中物品倒了出来，拿走里面的iPhone5s手机、佛珠以及30多元零钱。
　　由于手机设有密码无法使用，两人第二天将其以100元的价格售出，之后逃往日照。奎文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很快就根据受害人的描述以及监控信息锁定了两人身份，并将其列为网上追逃。9月14日，袁某在沂水落网，10月2日，王某在莒南火车站被铁路警方抓获。据交代，两人水深携带锤子是为了以后盗窃时方便没想到还么下手就因抢劫被抓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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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友人在中国如鱼得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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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在中国如鱼得水指南
今日话题“我们找到了新工种” 新工种一：穿西装、打领带、到地方、去剪彩代表发言：莫克希雷 （在华加拿大人）酬劳：1000美元/周 所需技能：握手、微笑莫克希雷目前生活在北京。有一家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司聘请他担任“质检专家”。对方的要求很低：只要是白人即可；但开出的报酬却很高：周薪1000美元。这份工作不需要任何相关经验。刚好莫克希雷也一点经验都没有。莫克希雷去某地参加一个工程的剪彩，和其他几名外籍友人一起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住在当地最高级的宾馆。工作就是每天去工地巡查，参加剪彩典礼，与客户把酒言欢。他说，“当地官员为能招来我们这家‘国际化’大公司感到满意；公司的领导则对我们的‘演技’十分赞许；而我们，轻松挣到了美金，更是感到‘不虚此行’。”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两颗星（五颗星为最难）工种存在基础：专门给老外们介绍业务的郭鹏说，国内很多城市，评估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其吸引外资的能力。一些地方官员对此力不从心，企业就雇个外国人投其所好。 新工种二：穿西装、打领带、到饭店、去开会代表发言：Alex （英语外教）酬劳：几千元/30分钟 所需技能：用外语念论文Alex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英语外教，但是他还有第二职业。他曾经多次被请去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类的“国际学术论坛”。大多数时候，他根本不是会议所讨论领域内的专家，不过是主办方拉来撑门面的洋面孔而已。有时候主办方会提供论文，要求他照本宣科。更多时候，他只是去露个脸。他说，“我的朋友也曾经被找去当‘托儿’，扮演外国专家，一般我们做一场30分钟的英文演讲，能得到几千元酬劳。食宿问题都不用管，开会主要是玩得开心，吃得高兴，来回路费都能报销，走的时候少不了有人会送上礼品。”“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两颗星工种存在基础：来自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ICCA)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在2011年主办了302场国际会议，是全球第八大国际会议主办地点。而这个评选标准还不包括一次性会议，不包括参加者在50人以下的会议。分析称，衡量一个城市能否跻身于国际大都市，其召开国际会议的数量和规模是重要指标之一。所以，城市要用国际会议装点门面。不过，另一些会议则是为了年末突击花钱。 新工种三：穿西装、打领带、参谈判、充门面代表发言：一位在华澳大利亚人（前邮递员）酬劳：未知 所需技能：指着产品比划两下深圳有家油漆公司，租了一位澳大利亚的邮递员当化学工程师，接待客户时，只要求该邮递员站在现场随意比划两下，营造出一种外国专家来指导的假象。偏偏多数客户就吃这一套，一看老外在指点，立刻对该公司油漆质量产生无限崇拜感，二话不说签合同。“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两颗星代表发言：费希（前记者）酬劳：未知 所需技能：有犹太人背景、上过名校、又高又帅那位澳大利亚油漆工只是基础版，而现在又有了升级版。费希收到在中国的关系户的一封电子邮件，称一家名字不详的公司找美国人“充当与潜在投资者会面时的助理，实质上就是用‘白人面孔’给项目增加一些可信度”。 邮件要求，“比如，必须具有中国人通常看重的某些背景。我的关系户有些对犹太人的身份很着迷，认为犹太人最聪明。同时希望此人上过名牌大学，比如哈佛、耶鲁等。除了这两个条件之外，我敢肯定他希望此人认识名人或重要人物，或许还是又高又帅的。总之，就是能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四颗星（对外形要求高）工种存在基础：“洋面孔”能为项目或者产品增加可信度。 新工种四：唱红歌、演国粹、去参赛、当明星代表发言：郝歌 （央视《星光大道》第二届亚军）酬劳：明星身价 所需技能：表演中国特色节目《纤夫的爱》、《怀念战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些都是非洲小伙郝歌在央视《星光大道》的参赛曲目。在利比里亚，郝歌曾经和朋友组建了一个5人乐队，后来乐队解散了。郝歌的伙伴们分别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而郝歌则选择了北京。央视《星光大道》之后，郝歌一举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现在在中国出了专辑，也经常走穴，献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等歌曲。参加《星光大道》节目的外国人非常之多，他们往往能够在观众投票中走到当期节目的最后，不会过早被淘汰。而他们的必杀技，一定是“中国特色的表演”，一定会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去年，《星光大道》也有一个“洋组合”走到了最后，他们不会说中国话，不过会用中文唱《我爱你，中国》。在网络上，也充满了对《星光大道》这些洋选手的质疑，一些人认为他们的表演其实很一般，但却轻松把中国选手给PK下去了。事实上也有在国外走红的华人，例如在美国靠脱口秀走红的黄西，不过，黄西表演的是调侃美国副总统拜登这样的精英们。“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四颗星工种存在基础：在《星光大道》节目中，洋选手们十分讨喜，呈现出一种“四海来朝，八方来贺”的局面，喜闻乐见，很让中国观众觉得有面子，自然越走越好。不过现在去参加《星光大道》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竞争大了，想要真在现实中红起来也没那么容易。 新工种五：谈时事、去活动、写专栏、当公知代表发言：加藤嘉一 （为多家媒体写专栏的“明星公知”）酬劳：富足的稿费 所需技能：以外国人的身份，用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谈中国问题一米八五的加藤嘉一，俊朗清秀，早年在日本还做过模特挣点小钱。但他显然不满于做个被人摆弄的男花瓶。在电视里，他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侃侃而谈。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新政，没他不能谈的——至少目前看来如此。很多人对加藤提醒说，你每时每刻挑中国的毛病，这是很危险的。但加藤辩解道，我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身份，说了一些人想说而不便说的话而已。他认为他的走红是，除了熟悉汉语外，必须用当地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观点和立场。不管你的中文有多棒，你的观点有多好，忽视了读者的眼光和态度，一切都会变成所谓的“废话”。不过，加藤嘉一最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惹恼了很多中国人。他在中国的“星途”有了大麻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五颗星（这个难度有点高）工种存在基础：加藤说他在右派聚会上拍右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左派的缺陷，在左派聚会上拍左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右派的漏洞。加藤说，“他们当然很高兴，一个外国友人能够认同自己流派的观点。其实，我不是认同你们的观点，是‘被’你们逼着认同的。”有西方记者问加藤：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的欢迎。加藤说，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加藤认为中国需要用第三方视角来谈中国问题的人。可这样的人很少。“我们感受到了春天般温暖” 遇事有帮助：遇到紧急情况得到众多援手代表发言：河源启一郎 (以中国作为环球骑行第一站的日本人）警民万人接力，不到三天找回失车27岁的日本人河源启一郎正在实践他环球骑行的梦想。第一站，他的车在武汉丢了。让他更想不到的是，消息传开后，数万网友和好心人通过接力，用不到3天时间帮他找回了车子。更想不到的是，在当地警方抽调警力侦查的时候，还在微博上表示，会为他提供一辆新车。他感谢中国人的善良。代表发言：龙安志 （在中国拥有度假村的美国人）民警与村民小跑20余公里为其找回失踪马匹美国人龙安志在度假村养的两匹马跑丢后到北京雁栖派出所报案，2名警察当天就将其马匹找回。警察称，有村民看见马匹向一处旅游区跑去，因为去往该方向的全是山路、土路，不能开车。于是，两名警察叫上几名村民一路小跑20余公里寻找走失的马匹。但“河源们”并没有得到什么“超国民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人民警察应当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公益工作。显然，这两位外国友人都享受到了国民待遇。另外：外交无小事的概念深入民心，大家也都很怕在外国友人面前丢脸，所以积极配合寻找。河源启一郎也说中国人爱面子。 税收得优惠：要交个税的时候能有优惠代表发言：里皮 （拿到近千万欧元年薪的意大利足球教头）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免个税广州恒大请来了意大利冠军教头里皮，为他开出了千万欧元年薪。按照惯例，里皮需要分一部分工资给自己团队，而他本人能拿到800万欧元以上。而按照目前的税率和汇率，平摊到每个月，里皮会交将近250万人民币的个税。不过别着急，这是在不免税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的个税起征点，国人是3500元，而外籍人士是4800元。当然，这对里皮的天价年薪意义很小。更有意义的是，里皮在境内、外地出差补贴和探亲费（一年两次）都是免税的，用合法票据实报实销。里皮参加合法的培训机构的语言培训费、子女在中国就读的教育费都是免税的（无论小学还是大学），只要凭发票就能来报销。还有诸如管家费（房屋维护费）、房屋、汽车变卖损失补贴、服务期满回国安家补贴、提前退职工资、境外社会保险费等统统都是免税的。里皮如果要购买个人人身保险，也是免税的。他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也是免税的。如果里皮想在中国做生意，他还能和中国人合伙办公司，假若公司税后盈利100万，他的合伙人按照股息红利20%的税率缴纳了个税然后取得了40万分红。里皮到手是50万，这是因为中国税法明文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税。但“里皮们”并不会觉得被特别优待：中国个税法规对于国人实施的是分类税制，而对于外国人采用的类似于综合税制，因此外国人的一些个人生活开支几乎都可以税前列支。分类税制则是按照收入的类别分类来收取个税，只在世界上少数国家才实施。所以里皮等外国人享受的税收优惠其实就是国际普遍待遇。 犯事被慎待：违法犯罪后被审慎对待代表发言：马里奥（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玻利维亚人）无证驾驶、醉驾，撞伤人后逃逸，翌日被处行政拘留马里奥(FUERTES PADILLA IRVING MARIO)是一名将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的玻利维亚留学生。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义乌采购，将货物发回玻利维亚销售。日，他和朋友在酒吧喝了酒后，驾车在斑马线上将23岁的女孩吴晓莎撞出20多米远。事发后，马里奥驾车逃逸。警方将马里奥抓获后，发现他不仅醉驾，还是无证驾驶。19日当日，交警部门认为他尚不构成犯罪行为，所以对他作出罚款和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醉酒驾车15天，肇事逃逸5天)。这样的处罚让怨声沸腾。24日，吴晓莎不治身亡，警方也对马里奥刑拘。而他们解释是，当时吴晓莎伤情未定，那么做是为了控制住马里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马里奥的行为占了三条。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当时受伤者还没有接受伤情鉴定，事故责任鉴定书也没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事故第二天就做出行政处罚，实在不妥。按照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之日起五日内，对当事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有交通肇事犯罪嫌疑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立案侦查。而现在，马里奥到底被量刑几年仍然没有消息，审理可能还在进行中。…但是这不是什么“法外治权”，而是相关程序法落后所致：在今年刑诉法修改前，涉外案件只有中院才有资格处理。当初写入这一条款，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司法体系尚不完善，出于谨慎对待之本意才制定了这样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涉外国人案件是“大事”的现象。而一般来讲，涉外案件都需要审判委员会来审慎定夺，光是合议庭还不够。在公检法三方面，都存在许多程序性的涉外案件的审慎。像是涉外交通事故，一些地方的处理程序就和普通程序不一样。涉外案件无小事，很容易就小事化了。但是一旦案件不是小案，外国人也不会得到什么优待。换过来想，这也不是什么超国民待遇，这样的审慎恰好应该是每个国民应有的待遇。结语：从去年开始，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也需要参加社保了。不过多数外国友人都不想要这项福利。有时候，不是他们有超国民待遇，而是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待遇也要一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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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捆绑人工流产六十年
又是计划生育，又是血淋淋的悲剧，陕西镇坪县孕妇冯建梅，因交不起4万元罚款，怀孕7月，竟被计生人员强行暴力引产。一切惨烈的现实背后，必有一段错乱的历史。“人工流（引）产”这个幽灵，是如何得以在计划生育这一国策里横行无忌的？本期专题，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人工流产”变迁史人工流产在计划生育这一国策里的地位变迁，所折射出来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时代的停滞。建国头几年，曾一度严禁打胎，严禁“人工流产”中共建政后，最早涉及“人工流产”问题的法规，是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央军委卫生部联合制定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该《办法》严格限制打胎，其中规定：(1)禁止非法打胎；(2)六种特殊情况可以打胎；(3)打胎者必须本人及丈夫同意并签字；(4)打胎还须得到机关首长的批准，以及医生的同意；(5)未获批准而擅自打胎者，将给予严厉处分。——本办法可供各级机关参考执行。1952年，卫生部又出台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其中规定：非疾病不得进行绝育手术及人工流产；手术要经指定医生诊断和当地卫生行政机关核准；私自绝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论罪；因病使用节育用具，须经妇产科医生证明；未经批准商店不得出售节育用具。此一时期对堕胎的打击，其实是在照搬苏联模式。其执行力度也相当严厉，《宁波日报》1951年曾报道了一名叫做林怀堂的中医，因为给生活陷入绝境的工厂妇女开堕胎药方，而被新政权“送到法院严办”。1953年，在邓小平的干预下，人口政策从鼓励生育转入节制生育，卫生部修订颁布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该《办法》虽然提倡节育，但仍不许做大的流产手术，节育手术也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1954年，因民众反对意见过大，节育限制有所放宽，避孕药品被允许在市场公开出售；人工流产限制也有些许变化，“子女稠密”者在获得所在机关负责人批准后，也可以打胎。1955年，因为马寅初、邵力子等人的呼吁，节育政策继续强化，获得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人工流产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只要本人愿意人工流产，并获得所在机关负责人的批准，即可实施手术。1957年政协会议主流意见：要尊重生命，不能用“人工流产”的方式搞计划生育自1956年开始，节育，或者说“计划生育”，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个共识。但在具体的节育手段上，尤其是该不该采用“人工流产”的方式来节育，知识界分歧严重。1957年的政协三届二次全体会议，成了节育方法争论的舞台。支持用人工流产方法来节育的代表人物是邵力子，其理由是：如果不让妇女用人工流产来节育，他们就会去寻找更危险的方法。反对邵力子的代表人物，则是马寅初，其理由是：人工流产是一种杀人行为，应该判刑，“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了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在整个政协会议全程，支持邵力子的不多，与会者的主流意见，是反对用人工流产的方式搞计划生育。这一点，可以从当年《人民日报》刊载的与会者的发言中看出。譬如，一篇题为《用人工流产来节制生育是不适当的》的发言如此说道：“从受胎的时候起便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的名称，也应该是‘人’。…… 用人工流产或是‘打胎’来节制生育，这是不恰当的。饮鸩止渴，无辜地杀人以节制生育，这是有问题的。‘胎’已经具备了做人的资格，它有‘生’的权利，我们不能无辜地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生’的权利。……我个人的意见是‘用人工流产办法来节制生育，是不科学的’，是对妇女们的身体有伤害的。节制生育应该从‘无胎’做起，既已有胎，胎有“生”的权利，就应该把它养下来。”（《人民日报》 ）另一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人工流产需要适当限制》的发言稿则说道：“邵力子委员发言中提到上海女工怀孕后用各种方法想引起流产的事，我想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彻底解决的办法还应当是避孕，而不是人工流产。过去因为避孕知识未普及，妇女怀孕后没有办法才去吃奎宁等，如果大力宣传避孕知识，这种采取冒险行动的事定会减少。”（《人民日报》 ）反对用人工流产的方式搞计划生育最常见的理由，是人工流产会对妇女的身体造成未知的伤害。如署名宋鸿钊的一篇《人工流产害处多》的文章，即详细列举了人流后可能产生的各种病痛，告诫道：“由于这是一种强制中断妊娠的方法，和自然流产不一样，害处很多。目前有些女同志对人工流产的害处还了解不够，她们认为避孕太麻烦，不如等有了孕再去医院进行人工流产比较省事，因此一次又一次坚持要求医生进行人工流产，这是很危险的。”（ 《人民日报》 ）然而，这次政协会议的成果，却是卫生部在5月份再度放宽了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手术的限制。新规定取消了此前设置的繁杂的审批程序，只要妇女主动愿意做人工流产，而身体条件也允许，即允许进行手术。旋即，人工流产政策限制的放宽招来了医学界专家们的一致讨伐。《人民日报》5月26日刊文《许多医学家发表意见　不同意放宽人工流产的限制》，该报道称：“中国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认为，人工流产是不科学的，人工流产也不能解决人口增加过多的问题，因为做了人工流产以后不久又可以怀孕，况且做这种手术极容易发生事故。”并援引林巧稚本人的话说道：“假若卫生部认为人工流产这一措施是正确的，那么请卫生部的领导人向医生们讲清人工流产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并且算清账。只有这样，医生们才敢于大量地进行人工流产的手术。……解决人口增加过多问题的办法，是提倡避孕，而不是人工流产。”林巧稚以外，“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也认为，人工流产不是预防生育的方法，不能解决人口增加过多的问题，而且发生事故的百分率相当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胡经甫则认为：“这个决定是卫生部的领导人不尊重和不信任科学家的意见的表现。”大跃进及人民公社造成粮食大减产，“人工流产”成为善后工具不过，卫生部1957年“不尊重和不信任科学家”的行为，并没有在随后造成什么后果。因为自1958年开始，原本一度支持节育人口的毛泽东，开始不断在各种场合大讲人多的优势。这样一种大环境下，节育已经推行不下去，更遑论用强制人工流产的方法来搞节育了。但大跃进之后，随即就是三年大饥荒。按常理，饥荒过后本该鼓励生育，恢复人口。不过中国的形势在当时很奇特——因为公社集体化体制的存在，饥荒过后并没有能够恢复粮食生产，这就导致当局不能听任民众自发恢复人口，反而因为粮食不够吃，必须赶紧搞计划生育。这一逻辑，在当年的各种会议文件中都说得很明确。譬如：1961年5月、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上去”。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售的九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至少减少1000万。再譬如：1962年的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又明确指出:“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计划在1962年继续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在城镇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要认真地提倡节制生育。”稍后，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卫生部门制订办法和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进行人工流产或施行绝育手术。此一时期，周恩来站在提倡计划生育的最前线，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基本上持默许态度，也极少再提什么人口优势。1965年l月9日，毛泽东终于在同斯诺谈话时，对计划生育有了明确表态。埃德加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文革对国民经济造成全方面破坏，“人工流产”再度被拿来善后年短暂的休养生息期过后，迎来的不是丰衣足食的安逸，而是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社会各个角落，无一不遭受到这场狂飙的冲击。自66年到69年，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增长，而人均口粮则持续下降。很自然地，因错误的政治运动而导致的经济苦难，再度被归结为“人口增长过快”——1969年三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把问题归结为“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的多了。……要计划生育，要节育”；次年2月又说：“现在人口多，七十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点放松，青年结婚的早了，孩子生的多了”——于是，计划生育政策在1970年再度被高度强化。70年代，或者说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场计划生育大战就此拉开序幕，全民皆兵——正如美国记者斯诺所描述的那样，“所有的医疗组织，从巡回医疗队到赤脚医生，到军医，都宣传节制生育，散发避孕药……”没有人可以逃脱这场战役，因为在一个纯计划经济时代，口粮分配足以卡住所有人的脖子，不参加避孕、怀孕了不前去人工流产，其后果可想而知。但在计生队伍大多由赤脚医生组成这样一个现实面前，人工流产毫无疑问成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手术的失败率过高，以至于日，卫生部不得不发出一道《关于认真抓好节育手术质量的通知》，要求基层计生人员严格控制“中期引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被迫“中期引产”的孕妇显然相当之多。为了说服民众参与“人工流产”，这一时期的官方媒体可谓费尽心机。譬如：《医药参考消息》刊发文章称《人工流产是目前世界上节制生育的主要办法》，引用联合国某个长达162页的报告中称：“根据积累的数字证明，现在世界上节制生育普遍使用的方法是人工流产，而且不太危险”；《人民日报》可能是最为过分的，竟置数千万孕妇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刊文称赞《草药引产 简便安全》，文章里，吃草药成功引产的某孕妇现身说法：“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医护同志向我介绍用中草药引产的方法，既简便、又安全。我听了，才放心。果然，用这种方法引产，不到八个小时就生出来了。原来是象蜂巢一样奇形怪状的葡萄胎。这次引产，又顺利，又安全，流血少，恢复健康也快，第三天我就出了院。过去有人说：通过手术引产葡萄胎，三年都不能干活，身体也难恢复健康。而我回来不久，就能参加生产劳动，秋收大忙季节，我照样刈禾、挑谷，干重活，身体也很好。”——这种《人民日报》上的现身说法，其实足以说明：当日的“人工流产”，是多么地没有安全保障。80年代，竭力论证“人工流产”是世界大势，是符合道德的毛泽东去世，历史进入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与70年代相比，实质上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程度要求更高，“一胎制”开始被当局强制推行——尽管在80年代前半段有些反复，但“一胎制”最终还是成了“基本国策”的一部分。“人工流产”在这一时期也继续被官方媒体不断“正名”。譬如：1981年5月，《人民日报》曾经刊文《国际计划生育会议呼吁抑制人口增长 促进实行避孕 允许人工流产》，希望以此加强正在遭受国内乃至国际社会质疑的“人工流产”的正当性——据1981年的《参考资料》转载，英国的《观察家报》曾刊发文章《中国实行强制流产》，讲述了发生在广东地区的一起总数为四万七千名妇女被强制流产的故事——“一些妇女被骗出她们的村庄，用卡车载到当地医院……无论这些车辆到哪里，怀孕的妇女们都惊恐万状。汽车里充满了嚎淘的声音……妇女们被带上手铐或装在猪筐星送到医院口每个受害者被强迫支付她们自己的运输费，和她们的看护费，有些看护是武装人员。怀孕的妇女要经过批准，她们的名字被列入‘犯人’一类……那些拒绝流产的人发现她们的水源和电源被切断，大门被查封。要交出等于几年工资的罚款。没收电视机、自行车和其它私人财产。如果妇女们逃走，他们的丈夫就被关起来，直到他们的妻子返回，并且做了流产为止。”<P.显然，为“人工流产”正名是一件很急迫的事情，所以，《人民日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1985年6月刊发文章称《大多数美国人赞成人工流产》，报道称，《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向一千二百多名成年人了解他们是否赞同（人工流产），结果有63％的美国人表示赞同，只有10％的人认为人工流产不应是合法的。”当然，最有分量的文章，是1982年发表在著名的《人口与经济》杂志第3期上的署名吴珊珊的文章《人工流产、引产是否道德？》。文章直接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质疑，将这些质疑归纳为两点：“ (一)怀了孕、腹中就有个人，将他(她)们流产、引产掉就是剥夺了他(她)们生的权利，是侵犯人权；(二)不论怀孕几个月，总是条生命，既然是有生命的东西，就不能把他(她)弄死。”文章驳斥的理由如下：（一）“过去为了解除母亲的痛苦，保全母亲的安全，采取人工流产、引产将‘无罪’的胎儿处以‘死刑’是道德的，不负任何法律责任。那么今天，为了祖国——我们中国人民的母亲的繁荣富强，为了减少因人口过多而给祖国带来的种种困难，为了我们子孙后代更健康地成长而进行人工流产、引产怎能说是不道德的呢？”（二）“马克思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教育中表现人的社会性，才能称为实现社会的人。胎儿未出生之前，他(她)在母体腹中，没有与外界环境接触，更没有发生人与入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因此，他(她)尚未取得人的资格。……所以合法的人工流产、引产不存在侵犯人权和弄死人的问题。”（三）“不可否认，人胚胎是生命体。然而，并不是凡是生命体就不能弄死。植物、动物，微生物乃至病毒都是生命体，可是人类为了生存，每餐都得吃掉许多生命体。为了人类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有目的地处死一些生命体是十分必要的，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四）“衡量人工流产、引产是否道德的标准是什么呢?……凡是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合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就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因此，把人工流产、引产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视为不道德的说法是错。”正因为“人工流产”在计划生育国策中是如此“富有道德”，所以，1989年《人民日报》甚至刊文《高额引产补助的恶果》，建议废除对被人工流产的孕妇的补助。90年代后，“人工流产”丧失“主要计生手段”地位，却因利益关系难以铲除但时代在不断向前走，民智也在不断开启。进入90年代，类似《人工流产、引产是否道德？》这样的文章已经很难有它的市场，“人工流产”也很自然地丧失了其一度作为主要计生手段的地位。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即明确回答道：“人工流产是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并不把人工流产作为计划生育的手段。”但丧失了作为计生手段的地位，人工流产却继续顽固地盘踞在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之中，继续不断地制造着各种人间惨剧，个中原因，其实是利益作祟。正如一份实地调查报告所描述的那样：“作为竹村的老村干部，郑书记有着与乡镇干部打交道的经验，他从来不缺少设身处地地站在乡镇干部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他清楚地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如此严厉不单单是体制压力的使然，而且还在于地方政府以及基层干部自身利益的巨大膨胀。在压力型的体制下，基层主要干部常常面临着‘一票否决’的压力，这构成了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在农村社会执行的原动力，然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所带来的罚款等经济空间的存在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轨迹，一项旨在控制人口的政策逐渐褪变为基层政府官员‘盈利’的工具。在竹村所在的乡镇，原来计划生育的罚款(包括现在)是仅次于农业税费以及工商业税的一大财源，为了提高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乡镇政府还按照其完成罚款总额的一定比例作为返还。对于具体执行计划生育的乡镇干部而言，他发现的超生现象越多，所收缴的罚款也就越多，他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大。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基层政府的行为表现出与企业经营行为的相似性，以完成任务作为奖励和考核的依据极大地激励了‘政府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显然，对于长期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郑书记而言，这一切并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干部标准。“在郑书记的记忆中，竹村计划生育的罚款在1997年之前一直都没有正规、统一的票据，乡镇干部都是以一种类似在收缴税费时‘打白条’的方式来给村民提供罚款的依据，这正为他们‘中饱私囊’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由于技术监督手段的严重缺位，计生罚款数额表现出了高度的随意性，官民双方在现场经常寓要以一种类似市场中讨价还价的博弈技术来完成罚款的收取。作为乡镇干部，他需要掌握察言观色的本领，因为要根据罚款对象的家境状况来决定具体的罚款数舞额。否则，漫无边际地要价既增加了罚款收取的难度，又让村民望而却步，其反而更加容易以一种‘死缠烂打’的方式与乡镇干部纠缠，甚至以严重的冲突事件来抗争。“计划生育政策在整个1990年代成为竹村人谈虎色变的一项政策，……在执行国家政策的名义下，乡镇干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造就了这样一种‘卖力’的工作态度以及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心。政治的压力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边界，只要将超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逾越这个边界，乡镇干部就有可能在这个空间之内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于是，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乡镇干部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理性精神，从而使得以控制人口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严重的盈利倾向。比如，仔细分析乡镇干部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后会发现，所谓‘计划生育’的‘严’，更多的是严在征收罚款时的‘不择手段’，轰轰烈烈计划生育‘大会战’也只是清收罚款的一次集中行动。对于乡镇干部而言，如果想真正地控制人口和生育，那么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孕龄妇女定期的孕环检上，而非简单地事后惩罚。按照规定，孕环检妇女每一季度都要到乡镇计生办进行是否怀孕以及避孕环是否存在等项目的检查，由于怀孕到分娩至少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一种检查时间的安排足以保证育龄妇女不可能计划外生育。因此，对孕环检的严格把关就有可能从源头上扼制计划外生育的出现。然而，在当时“一环二扎三刮”单调的避孕模式下，乡镇干部并没有在这一更为关键的问题上下工夫，而是将精力放在了那些更能“创收”的事务上。（郭亮，《“钟摆”效应：村庄计划生育三十年——记述一位村支部书记的政治生命史》，载《中国乡村研究 第8辑》）结语计划生育是否还有必要搞下去，本专题不拟讨论；但是，将“人工流产”从计划生育当中彻底驱逐出去，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惨剧出现之后，停职几个官员，撰写几份检讨，“全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大检查，杜绝大月份引产，尊重好、维护好育龄群众的合法权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杜绝大月份引产”远远不够，应该杜绝一切引（流）产。
光靠社保年金就能安享晚年吗？
相反地，单身年长者虽然可能还有点积蓄，却完全没有现金收入，光靠年金一定无法安度晚年，必须另谋他法。其实，只要利用积蓄来“生现金”，便能够解决问题。前面曾提到，独自生活的单身者拥有不动产的比例很高，但因为是自己要住的房子，所以没办法转卖或出租。不过若房子拥有三房两厅的格局，不妨考虑出租，然后自己搬到提供照护服务的机构，如此一来便多了一项房租收入。日本的“武藏野模式”所谓“房屋净值转换抵押贷款”（ReverseMortgage），又称“逆向抵押贷款” ，是一种以自己名下的房子做抵押的贷款方式。东京武藏野市是日本第一个引进这种贷款方式的地区，又称为“武藏野模式”，据说自1981年开办后，20年来使用这种方式贷款的案例共有100件，但未形成风潮。论及原因，首先是子女反对。因为他们认为父母的家就是自己的家，这种观念也是他们有可能成为“预支年金生活者”的证明。我个人却认为年长者若无法接受“名下的房子就是自己的房子，没必要留给子孙”的观念，一定也无法忍耐一个人的老后生活。相反地，身为“败犬”的单身者因为没有这些烦人的孩子或亲属，在这方面就显得幸运许多。我曾经在日本极度老龄化的京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住在属黄金地段的中京区。一到午餐时分，从玄关气派的京都传统旧式房屋深处，就会飘出阵阵烧烤香味；街上多是米店和豆腐店，而且鱼店店头大多摆着腌鱼干而不是鲜鱼。这里的银发族虽然住在一平三十多万日元的黄金住宅区，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我曾向京都市政人员提议比照武藏野，推广“京都模式”，却以“不符合当地风俗民情”为由遭到婉拒。因为京都人继承了数代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对他们而言，卖掉土地就等于对祖先不敬。有土斯有财的神话但是，真有祖先代代相传的土地吗？我认为这只是抱持“有土斯有财”观念的日本人创造出来的神话罢了。而京都传统住宅的各项研究数据也显示，就连最具传统京都风情的“山町”，当地居民两三代前的先祖也多是外地人。这些由祖先代代传承下来的田地，大多在幕末 后屡遭转卖。因此，明治时期兴起的大地主，多是幕末到明治期间，大量收购田地而冒出来的新兴势力。约莫半世纪之前，佃农因为二战后美国占领军的农地改革而拥有自己的土地，追溯起来，务农也不过三代，因此什么“祖先代代相传”的说法，实在很牵强。我有个朋友的父亲，就是因农地改革而失去很多田地的地主。尽管如此，他还是将剩下的几块土地一一卖掉，供五个孩子念大学，只留下一块自家耕种的田地。他父亲认为让孩子受教育，比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更重要。其实就算他要守着田地安享晚年，也没人有资格抱怨吧。正的赠与和负的赠与在日本团块世代中，迁居大都会区的有许多是家族次子或三子。他们在日后娶妻共筑自己的小家庭，正因为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任何财产，所以认为自己辛苦赚来的东西，就该自己享用。我想团块Junior 世代对这一点大概会觉得很失望吧，但也请好好地自我反省吧。对于“预支年金生活者”的团块Junior 世代来说，失去父母的接济会发生什么样的恐慌？有人预测团块Junior 世代将会成为日本社会的“呆账”，然而，这群人却期待自己步入老年之前，日本政府能订立一套银发族的福利政策，让自己在上了年纪后，就算没有储蓄也能生活无虞。团块世代之所以有储蓄观念，是因为没有来自父母的援助。更早之前的人们认为，离家到外地工作就是为了寄钱回家奉养双亲，这种关系称为世代间“负的赠与”。团块世代虽然没有得到父母“正的赠与”，但也没有接收所谓“负的赠与”，意即只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即可，就某种意义而言，也算是幸运的一代。而且团块世代当了父母之后，对孩子十分宽容，能够接受孩子成为单身寄生族；正因为父母这么对待孩子，孩子也可能会用相同的模式对待下一代，如此一来便会在无意之中影响了后代的独立发展。最重要的是，无论“正的赠与”或“负的赠与”，都不该留给下一代，而应该让他们学习自立。事实上，身为团块世代，应该也没有什么丰厚家产能慷慨地留给后代。既然养儿无法防老，为人父母也只能自立自强了。随着岁月老朽的住宅“房屋净值转换抵押贷款”之所以无法推广的另一个理由，则更令人害怕。泡沫经济崩溃后，战后日本的“土地神话”彻底瓦解 日本人始终对土地有着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土地永远都会增值。过去在日本，就算没有资金，只要有土地，重建老旧公寓便能提升行情，因此地方政府不断推动各种都市建设，而且基于政治利益，建筑物容积率也越来越高。但随着地价崩盘、项目停顿，接着又经历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的重创，许多人注意到当时日本多数集合住宅的不堪一击，也使得寻求筹措重建资金的共识显得困难重重。团块世代名下有房子的比例虽高，但大多属于“区分所有” 的集合住宅。日本税法规定，大楼等钢筋水泥建筑物的住宅耐久年数为47年，这是推算日本住宅房龄所制定的。假设30岁入住，住了40年以上，不但居住者已垂垂老矣，建筑物也会老朽。尤其是当初标榜租金便宜，以低成本大量兴建的国民住宅，房龄老旧问题更是严重。20世纪60、70年代规划的新兴小区一夕之间成为老旧小区，年轻人口不断流失，居民只剩老年人。房龄老旧必须翻修却苦于没有资金，加上居民日渐稀少，更加速小区荒废的速度。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问题已不算是不关己的闲事，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现实状况了。约翰·列侬遗孀的生意头脑在日本，就算是独门独户的宅邸，也不可能完全不重建便传承下去。虽然近来出现“百年古宅”的说法，但也是那种房龄超高的少数特例。基本上，日本的住宅都属于住上几十年也没问题的耐用消费品，建筑结构和设备也符合这个标准。欧美有所谓“旧房翻新”（novation business）的行业，意即整修旧屋，在屋内配置最新设备，让房子可以持续住上好几世代。世界最有知名度的日本女性 约翰·列侬的妻子小野洋子，众所周知她不是个只依赖丈夫经济能力生活的艺术家。她购入了位于纽约近郊的豪华旧宅邸，翻修后提高资产价值，卖给不动产业者，顿时让原本就是富豪的约翰·列侬增加了数倍资产。懂得利用“资产增值”（意即提高未活用的固定资产价值，而衍生出利益）来赚钱，我想也只有日本旧贵族出身的小野洋子，才能拥有如此敏锐的生意头脑吧。所以，也不是只有汗流浃背地辛苦工作，才能获得收入。只是，日本的房子中，有多少是只需稍做翻修便能转卖投资的耐用房屋呢？恕我的说明有些冗长，我是指大部分日本住宅都不具抵押资格，这也是房屋净值转换抵押贷款难以顺利推广的原因之一。尤其是日本集合住宅损坏得很快，如果没有质量稳定的不动产，那么最好能先做好心理准备，不要对房屋净值转换抵押贷款抱持太大的期望才好。
杨恒均 :养儿防老，还是养国家防老？
养儿防老，还是养国家防老？ 这个父亲节有些特别，因为父亲躺在病床上，无法下床走路。我从国外赶回来，陪伴在他身边。我这样的人，大概怎么都能算得上是一位“孝子”吧，很多网友也是这样称呼我的。然而，“孝子”的称呼却让我有些不自在。乘今天父亲节，我这个“孝子”，想同你谈一下我的“孝”，还有我对“孝顺”、“孝道”的认识。对于我这三位随州老乡，父亲节太沉重啊为避免话题太沉重，先讲几个有关父与子的故事，这是前几天同随州的作家、文化人到郊区一家野味店吃饭时他们告诉我发生在家乡随州的真实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家野味店老板的身上。去年，野味店老板的独子结婚了，老板给儿子买了新房，风光地办了婚礼。小俩口结婚后不久，儿子来到开小饭店的父亲身边，说要20万元。这位野味店的老板手头其实并不充裕，没有给儿子钱。儿子非要不可，并威胁说，不给20万，他就去随州二桥上跳下去。老板不以为意，坚持不给。结果那儿子真从桥上跳了下去，淹死了。独子自杀，老板以为自己断子绝孙，悲痛欲绝，不过很快他发现新婚的媳妇怀了一个遗腹子。于是经过讨价还价，答应给遗孀买一套房子，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才可以离开嫁人。我们吃饭的那天，老板的孙子刚刚出生50天……儿子为逼父亲拿出20万而自杀，悲剧发生，最后老板还是用超过这个钱的数留下了一位孙子，算是后继有人，还算是有一个“圆满”结局的悲剧。当我在重复20万这个数字时，一位随州文友马上讲了另外一件事：随州某位老板的儿子，向父亲要200万——这位老板显然比我们吃饭的野味店的老板要富不少，父亲觉得儿子游手好闲，也舍不得一下子给这么多钱，拒绝了。儿子一气之下——他倒没有跳随州二桥，他去买了一把猎枪，声称要把父亲干掉，干掉老家伙，作为独子，自然要继承遗产。父亲一听，慌了，落荒而逃……就在离父亲节只有三天，我们正在那家野味店吃饭的时候，据说这位父亲还在东躲西藏，逃避儿子的追杀。不过，猎枪显然还没有派上用场，否则，这个就不是喜剧，而是又一个悲剧了。大概是我们对这个悲喜剧忍不住大笑的缘故，一起饭醉的随州作家又讲了一个故事：一位不务正业的混混伙同朋友把父亲的国产小轿车“绑架”了，他给父亲打电话，要求父亲拿5万元来赎回自己的小车。这位父亲只不过是一位做酱菜的手工业者，就和儿子讨价还价，最后儿子答应他可以拿3万元赎回自己的车。那天，父亲提了一个小包，来到儿子指定的地点，他从包里掏出三捆一百元的钞票，儿子收下三捆钞票，同党把车开过来交给他父亲。父亲上车慌忙把车开走，开了一公里左右，手机响了，他知道是儿子打来的，一开始不准备接，因为他刚刚给儿子的那三捆钱，只有上下两面是两张真的人民币，中间夹的都是冥钱。儿子显然已经发现老子给的“钱”只能在阴曹地府里使用，不停地打电话。电话不停的响，那位父亲终于接了，他听到电话里儿子恶狠狠的声音，“你这样对待老子，小心今后你死了，老子不给你烧纸 …… ”这是三个真实的故事。也许有人对后面两位父亲不太理解，为什么被追杀，以及小车被绑架而不去报警？其实很简单，他们“养儿防老”，儿子是用来延续香火的，难道让警察抓走他们？这种故事一些大城市的人可能觉得很离奇，但实话告诉你，在我家乡随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最离奇的故事与可笑的犯罪几乎都发生在家庭里、亲人之间。我走遍世界，也穿梭在不同的文化中，我常常纳闷，为什么一个最讲求孝道的国家，一个最重视家庭的地方，却出现了如此多荒唐的家庭伦理悲剧，生出了那么多不孝子孙？“孝”是一种感情，是爱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来看“孝”，也可以把“孝”放在几个不同领域研究。我坚持认为自己对父母的“孝”纯粹是一种感情，顶多再加上一些“报恩”的成分。父亲养育我长大，尤其对我付出了很多其他父亲没有付出过的辛勤与关心，所以，我对他有感情，又想报答他。这是我对他的爱与感激，也就是大家认为我的“孝”。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中，“孝”可不是那么简单，肯定不是一种纯粹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报恩”的范畴。孝顺与“孝道”已经成为道德伦理规范、社会行为准则，变成一种政治文化，甚至在一些朝代里，已经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当我对父母的爱被归类为以上提到的“孝道”时，我心里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我不否认“孝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胡适、殷海广、陈志武等都对“孝道”有精彩的论述，我基本认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家庭为中心。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生病，国家与社会对个体的生老病死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没有家庭成员的关照，没有子女的“孝道”，可以说都会出现少无所养、病无所医、老无所依的现象，到那时，别说家，就是国，恐怕也难以维系下去。这种历史背景下，把本能的“感激”、“报恩”提升到道德伦理、社会规范、政治文化，甚至把它制度化、法律化，是历史条件下的必要。否则，仅凭你的动物本性，你想报恩就报恩，不想爱就不爱，你万一不“孝顺”，你的父母老了后，由谁来供养？从这样一个层面来讲，“孝道”在中国历史上功不可没。也让中华民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与条件下，政权与国家不停更换，但以家为主的中华文明始终延续不断。然而，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了。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在很多方面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逐渐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孝道”的全套理论就建立在“养儿防老”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想法，让一些父母在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养活孩子的时候，硬是一个接一个的生，这样的父母，让没有选择的婴儿在一来到人世后，就有了悲惨的命运。他们是不负责任、不合格的父母。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可能超过外国父母，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伤害，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可怕的是，这些伤害，都是以“爱”的名义。“爱”的背后，不是想孩子们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所成就，从而“回报”自己。同样因为“养儿防老”的想法，让一些子女成人了，还在当“啃老族”，好吃懒做，不肯自食其力不说，还把父母的养老钱与棺材本都盘剥出来。我看到一些并不富裕的父母竟然拿出大部分存款为刚刚成人的孩子买房子、举办奢华婚礼，我忍不住在想，他们是因为爱，还是在为“养儿防老”做投资？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几千年的历史上，更让人反感的是，“孝”被统治者利用，独享解释权，“孝道”这种感情竟然成为一种机制。他们把子女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爱，上升到道德与政治层面，最终要把民众“孝”的美德扩大到对父母官、对皇帝老爷们的“顺”。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当我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爱，被打上这种“孝顺”的烙印时，我不觉得这是对我的爱心与孝心的肯定，反而感到这对我感情的玷污。用社会保障机制代替“孝道”机制孝作为一种感情与报恩，即便不值得推崇，也是值得羡慕与肯定的。但至今仍把孝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社会规范，甚至有人要制定法律，形成制度，实在是开历史的倒车。简单点说，感情不能靠“规定”，报恩不能靠“制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复杂点说，农业社会时期的“孝道”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的家庭与社会要求。就拿“养儿防老”来说，除非你是大富大贵，或者高干子弟，普通人多养几个孩子负担太重，“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允许你超生。而你老了后靠儿子来养活更是不实际。我在随州医院陪伴老父亲的短短两个星期里，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农村来的病人，都有因为医疗费用的问题而想提前出院，哪一个儿子的钱能够承担他们的住院费？（何况他们还有新农村医保，可以报销60％以上）医学已经发展到所有的人都能被找出身患某种疾病的程度，同样发展到绝大多数有病的人都能被医治或者延续生命，然而，我们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却远远跟不上，一些老人一旦得了花钱与费时间照顾的病，子女往往就被严重拖累，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出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伦理悲剧，一些老人不愿意拖累子女而想回家等死。以及前面讲的那些荒唐的故事，这些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得“孝顺”，而恰恰是推崇“孝道”才有的中国特色。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但很多人还在试图使用农业社会时的“孝道”来维系家庭，管理社会，甚至控制国家。在陪父亲住院的两个星期，我每天出入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家属、医生与护士聊天，由于有了国外的生活经历，加上我的观察，稍微一对比，我的心情沉重得无以复加。当我告诉一些医生和病人，我们在澳洲住院看病不要钱时，当我告诉他们无法自理的老人不必要子女辞去工作来伺候时，他们竟然没有几个人相信这是真的。有一位农村来的病人发出了质疑：国家怎么会那么有钱？我说，其实中国也有钱，例如神九今晚就把三个军人送上了太空，澳洲就没有这个国力。但他们有钱给每一个国民住院、看病，让他们老有所养。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体制问题。当我们在“养儿防老”，试图把感情为主的“孝”演变成一种家庭保障机制的时候，现代文明国家已经发展到“养国家防老”的文明程度。从“养儿防老”到“养国家防老”很多人以为以家庭为中心是中国的传统与儒家特色，这完全是误解，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推迟到几百年前，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养老制度，所有的国家与民族其实都同中国一样，也是以家庭为中心，人家也是“养儿防老”的。但人类进化到现代社会，已经从“养儿防老”发展到“养政府防老”，最终到了“养国家防老”。“养国家防老”比“养政府防老”更进一步。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养儿防老”到“养政府防老”的过程中，大多的农村人口与弱势群体还在“养儿防老”，政府也默认（所以，竟然弄出了富裕的城市人只能生一个，相对贫困的农村人竟然可以生二胎、三胎的政策），而城市的人正在“养政府防老”。其实，我们下一步就应该像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要进化到“养国家防老”。“养儿防老”不但靠不住，还给自己的子女带上沉重的枷锁，把感情、亲情与爱烙上了工具与投资的印记。地球上绝大多数家庭道德与伦理悲剧都发生在中国，恰恰都是不合理与不合时宜的“孝道”造成的。西方分开上下两辈人，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财产归财产，感情归感情，鲜有纠纷，更少悲剧。“养政府防老”的问题在于，这个政府你得防着，他会贪污腐败，他会亏空你的钱财，他甚至把自己当成你的“父母”，要求你孝顺他，却在你需要他的时候，置之不理。那么，“养国家防老”呢？那就是健全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以高于政党与政府的法律规定，保障国民的养老与福利制度，并以社会力量取代政府力量，介入养老与福利事业，大力发展金融与保险业，发展健康的证件与股票市场。只要国家还在，社会健全，商业规则明确，哪怕政府换了，甚至一些顶层的政治制度变了，那些福利保障机制照样可以延续下去，无论你是公务员还是农民，老了或者生病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而不用看谁的儿子多，儿女们官有多大，赚钱多少。民众不是为国家而活着，国家是为人民而建立的。人类建立国家，平时能工作时，交税给他，供养一批政府工作人员为大众服务，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养儿防老”不如“养国家防老”。要清醒地认识到，是国民养活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养活着民众，国家再强大，也始终是国民的“孝子”，而不是相反，成为高高在上、好吃懒做、道德败坏、贪污腐败、压榨老子们的不肖子孙！杨恒均 2012年6月16日 父亲节 于湖北随州
唐昊：“洋高考”与受教育者的选择权
唐昊：“洋高考”与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唐昊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每年6月份，当数百万中国考生千辛万苦挤上高考独木桥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国外读大学，是谓“洋高考”。作为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都有过教学经历的老师，我特别想谈一下学生们用脚投票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媒体的报道中，经常提到一些参加“洋高考”的学生在中国连上一本都有困难，到美国却可以读名校，所以中国的二流学生到了美国就成为一流学生云云。暗示中国的基础教育比美国好。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虽然不能说这是胡扯，但至少个案不能说明整体情况。实际上任何一种教育体系都会使一部分学生脱颖而出，另外一部分名落孙山———选择的标准不同罢了。而美国学校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可以为美国和全世界的学生提供你所能想象得到的各种各样选择的机会，这才是不同类型的中国学生都能在美国找到合适高校的原因。说起来，这不仅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也事关受教育者选择权利的实现。(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几乎是中国的两倍。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这样算起来，美国人均高校拥有量是中国的8倍，可选择的空间很大。而且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多样和细分的：从学术水平上可分为名校和普通学校；从资金来源上可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从教学方式上可分为职业高校和博雅学院；从教育层次上可分为普通高校和社区学院。如果说这些林林总总的大学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即使是同样一种类型的大学，其大学文化也是千差万别。如此多的高校、如此多的分类、如此迥异的个性，其目的只有一个：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不同需求。对于美国人来说，在上大学方面的选择是很多的：如果你是精英子弟，家世富裕，成绩也过得去，你可以选择去一流的博雅学院或名校；如果你家境富裕但成绩较差，可以选择去收费昂贵、教学严格的博雅学院，两年后如果成绩提升就可转入名校；如果你家境一般，但成绩优秀，可以直接入读收费不高的公立名校，也可以申请私立名校或博雅学院的奖学金；如果家境一般成绩也差，可以入读收费不高的社区大学，两年后成绩升高可以转入名校，若成绩一般可以学一门技术以专科毕业；如果你工作后还想上大学又没多少钱，或者金融危机期间不好找工作，想受教育充电，你可以随时选择上社区大学。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给了受教育者更多的选择权。而另一方面，也只有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体系才会是如此多样和细化。在这个体系中，不但博雅学院和名校的水平获得了世界的承认，即便是那些社区大学的教育质量也相当不错。社区大学的教师队伍多从名校的博士毕业，科研成果也具备国际水平，只是流动性大一些。而且全美最大规模的高校就是社区大学。有一次在美期间应邀到波特兰社区大学演讲，该大学的负责人告诉我，这所大学拥有学生6.8万人，分五个校区，而全波特兰的人口也只有200万。如此比例和规模，甚至超越了国内最大的高校之一、号称“美丽的长春就坐落在吉大校园之中”的吉林大学。且该校的规模也算不上是全美最大。美国高校如此多样发展，原因并非国家重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美国没有教育部，也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统一标准，才导致学校个性化发展。同时，在美国，大多数大学都有公益基金会或校友捐赠，不需过分依赖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高校可以依据学生的要求和高等教育的规律自主办学。如果办学方式有问题，招不到学生或筹不到钱，很简单———倒闭就是了。这种自然淘汰不但保证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也顺便保证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唯有被学生认可和社会选择的学校才有机会生存下去。在美国，许多大学都有一两百年的历史，这一点都不稀奇。在如此残酷的高校竞争中能够屹立上百年不倒的学校，水平一般来说都不会差到哪去。反观中国，国家也非常重视高等教育，但在中国高等教育重建的几十年里，政府不但具有任免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权力，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指标，在实践中严格要求所有的大学标准化。如此一来，各大学的资金来源、管理制度、教学大纲、录取方式都完全一样，区分度实在太小。所以严格说来，中国的2000所大学其实是同一所大学。这不但降低了高校的自主性和竞争力，而且让那些不同个性、成绩、家世都不同的受教育者无可选择、无处可逃。若想上一所符合自己需求的大学，只好跑去国外。(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不仅如此，中国的受教育者在教育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教育资源被高度垄断、高度计划的情况下，学生要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处在被学校选择的地位；同时学生对教育政策的制订、执行无法参与和监督；对于如何办学更是没有发言权；很少学生能在校内进行换专业。至于近年来的教育改革都在增强政府部门的权力，很少关注受教育者的权利。但问题在于，随着社会发展和开放，受教育者选择的空间逐渐增大。所谓“洋高考”，实际上就是国外高等教育资源的加入，被动地扩大了国内受教育者的选择权。有数据显示，最近每年有近百万学生放弃高考、超过50万考生放弃录取。当然，对于垄断性极高、计划性极强、改革进度极慢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来说，“狼来了”是件好事———在外来冲击和竞争下，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重视受教育者的选择权了。从长远来看，扩大受教育者的权利无法通过政府插手大学事务来实现，只能通过开放教育市场来实现。具体举措应包括：撤除私立大学发展的限制；允许学校自主招生；考生可被多所大学录取；允许学校自主招聘校领导；完善大学竞争体制；给予大学学生自治等等。经验表明，没有争夺受教育者的激烈竞争，就不会有一流高校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扩展受教育者的选择权不仅对于学生意义重大，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也维系于此。
陈光标：今天我们该如何做个好父亲？( 13:01:12)
陈光标：今天我们该如何做个好父亲？---写给6月17日父亲节6月17日是父亲节，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父亲节起源于美国，在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父亲节这一天，子女们往往通过佩戴红玫瑰表达对健在父亲的爱戴，而通过佩戴白玫瑰表达对已故父亲的悼念。 作为一个父亲，在父亲节即将到来的日子，我非常想跟一些年轻的父母们探讨一个问题——在今天如何做个好父亲？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我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孩子是父母的骨肉，母亲给了孩子身上的肉，父亲给孩子身上的骨。可见，父亲应该在孩子心目中拥有坚毅、刚强的形象和品质，应该成为孩子的精神支柱，应该在孩子成长中，帮助孩子增添一些“铁质”和“钙质”。如果说母爱如水，那么我觉得父爱如山。在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父亲是家庭的支柱，是我精神的靠山。我记得在经济困难的年代，我的父亲总是像大山一样扛着一个家庭，他干着最难的活，吃着最大的苦，挑着最重的担子。当家里没有粮食时，是父亲出去借口粮，让一家人少挨饿；当外面有人欺负我们时，第一个冲出去的是父亲；当遇到地震、火灾等灾难时，是父亲掩护着家人先撤，自己守在最后。这时候，任何一个子女都会感受到父亲就是脊梁，就是责任，就是扛起家庭一切困难的那个人。有一首歌叫《父亲》，里面有几句话催人泪下：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现在，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过去那种充满苦难但能磨练人意志的历史仿佛已经成为一段久远的故事了。那么，今天的父亲该如何树立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培养孩子的责任、意志和品质？一些年轻的父亲对此有点淡薄，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上一代、上两代的父亲以吃苦、坚韧，以贫贱不能移，以勇于承担家庭生活重担，在孩子心目中树立了父亲的形象和男人的榜样，那么，进入历史新的阶段，在经济条件好了以后，年轻一代父亲们可能更多以在工作中奋发向上，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在社会上乐于助人，在家庭中能够担起责任，树立自己在子女心中的形象。我认为，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家庭，学校，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在家庭教育中，更是身教大于言教。这需要我们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孩子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培养孩子的理想，正义，责任，爱心，能力，智慧，以及国家意识，团队意识，家庭意识，竞争意识，包容意识。帮助孩子形成崇高的品质，强壮的身体，健康的人格。作为父亲，应该是一个永远充满自信，在任何时候都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应该是一个永远充满爱心，充满智慧，能在黑暗中举着火把将迷茫恐惧的人们带出来的那个人；应该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宽容包容他人，像大山大海一样可靠，广阔的男人。我认为，一个父亲，首先应该是一个真男人，父亲在孩子人生启蒙期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是让孩子知道父亲是家里的脊梁、精神支柱，遇到任何困难，父亲坚实的胸膛都将是孩子依靠的港湾。一个男人能否成为合格的好父亲，不在于他能给孩子买多少玩具、给孩子请多少家教、带孩子去多少地方旅游，关键在于他能否真正地了解孩子想要什么，是否能够站在孩子的立场思考问题，是否能够真正地尊重孩子的选择，是否敢于与孩子分担人生抉择中遭遇的磨难、痛苦，是否能够教给他生活的技能。相反，作为父亲不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在工作中得过且过，不思学习，不再进取；对家庭观念淡泊，很少关心家人，老人；对社会充满牢骚和消极情绪，经常沉浸在酒桌上，麻将桌上，甚至卡拉OK歌厅。想一想，如果做父亲的每天喝得晕乎乎的，在孩子心目中我们是什么形象？如果做父亲的不懂得履行家庭责任，孝敬老人，爱好妇幼，我们喜欢培养出来的孩子会怎么样？如果做父亲的经常坐在麻将桌前，让麻将的声音不断刺激孩子的耳朵，孩子还安心学得了吗？如果做父亲的在外面养小三，包二奶，孩子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为了培养孩子的坚毅性格和爱心，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带他们去云贵川、甘肃、新疆、西藏等一些偏僻、贫困地区去看一看，无形对他一种感悟，做一些爱心事业，在和我一起徒步走进山沟沟、踏着厚厚的积雪走进山村校园时，我们见识到那里的孩子如何克服交通不便、气候不佳等艰苦条件发奋读书，这成了我每年教育孩子的“必修课”，孩子也觉得感触颇深；生活中，我经常给孩子讲过去自己曾经忍饥挨饿的苦日子，讲述我的父亲母亲为了家庭条件改善而付出的艰辛，让孩子了解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忙碌之余，我会带孩子到全国大山大海边，让孩子感受祖国是多么美丽，大海是多么广阔；我经常陪孩子一起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等题材的电影，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残酷的战争，让孩子更加珍惜今天的和谐生活，让孩子明白国家落后了就要挨打，而民族自强不息就会让国家强盛的道理。每一个子女，都是一个家庭的核心，他们可以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但这并不是一家人对孩子娇生惯养的理由。我深知，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说教，但对于爱国，爱社会，爱家庭，有理想，有是非，有责任，这些我们社会需要东西，我们多说一说有什么关系呢？更重要的我想应该是发自内心，应该是言行一致。祖国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理想是伟大的，责任是崇高的，爱心是永恒的，我希望每个父亲都能够用大山一样的品格，大海一样胸怀，勇敢而坚定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章文：搞好民生比登天还难？
127 民生比登天还难？ 神九成功升天，不少国人欢庆，我也高兴。毕竟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象征之一，毕竟这个国家是我的国家，不管它现在被谁掌管和代表着。但我同时也很清醒，不像一些人那样欣喜若狂，譬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在微博中这样写道：中国能搞好航天，证明了我们只要真下决心并努力，就能解决最复杂的其他问题。我很欣赏胡先生的乐观，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诸事顺遂，百姓幸福安居呢？可我毕竟是名读过多年书的研究生，又是从事特别讲究逻辑的新闻职业，我不得不指出胡先生这段话的逻辑错乱之处。首先，航天是一门高精尖的科研活动，需要朝着一个目标不懈努力，这与社会领域的工作不同，后者应对的是每个不同的个人，满足他们的不同需要。因此，能搞好专一的航天事业，不一定就能干好宽泛的社会事业。这次神九上天后，就有网友评论说，这证明：解决养老、医保、教育等民生问题比登天还难！虽是戏言，却有相当道理，发人深省。其次，航天事业旷日持久、耗费巨大，非举国之力不可持续。也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万里长城、阿房宫、大运河，哪个不是集中力量办成的？可是建筑这些大工程的王朝，哪个解决了长治久安的问题？前苏联、美国都是航天大国、强国，在开拓宇宙方面先行中国数十年。两者后来命运的迥异启迪世人：如果一个体制只会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不能或不屑解决升斗小事，那么该体制只是虚胖迟早要崩溃。而当一个体制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很好解决升斗小事，该体制将获得长久生命力。况且一个只会“集中力量办大事”且以此自夸的体制，往往也会“集中力量办坏事”且不可追回，给国家和人民带去深重灾难。这才是这种体制的可怕之处。我还是欣赏并向往那种能区别“好事”和“坏事”的体制，在那种体制下，经过大多数人充分的讨论，何谓“好事”何谓“坏事”一目了然；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何时以何种方式干好事，以及预防和制止坏事的发生，也很清楚。在那种体制下，集中力量办成的基本上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即便偶尔决策失误，也会在中途发现而予以纠正，不至一错到底。具体到中国而言，当下最大的事，如果非要说航天重要的话，那么也有不少和它一样甚至比它更重要的事，例如：医疗、教育和养老。这些民生难题可能不像航天那样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面子，但切实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对待航天和民生的态度，可以显示一个政权的底色。如果重前者而轻后者，那么这绝非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因为大多数人民关心自己的健康与发展甚于航天。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政府是在重航天而轻民生，我只是提醒那些因神九升天而对这个体制寄予厚望的人们不要欣喜若狂而产生幻想。最后，在再次表达一定喜悦心情的同时，我对面子又添光彩的中国政府提出诤言：千万别沉浸在集中力量办成大事的巨大喜悦中忘乎所以或者骄傲自大，如果继续耽搁民生难题，这所谓的“面子”最终会输掉！
马鼎盛:文化瑰宝也是独裁专制的手段
秦皇乾隆焚书坑儒，文化瑰宝也是独裁专制的手段 香港特区政府举办庆回归15周年节目包括乾隆秦始皇展，其动机再明确不过；“一统天下”是千古一帝绝无仅有的丰功伟绩，同本朝收回香港，完成统一大业的第一步，可谓交相辉映，北京领导人也会龙颜大悦。我们小民百姓自然会联想统治下的“黔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焚书坑儒对95%文盲好像影响不大，但是秦朝严刑峻法、役使几百万人日夜赶修阿房宫、骊山陵墓、长城这三大工程耗尽民力的基本历史，也应该让香港青少年略知一二“天下苦秦久矣”。7月25日至11月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一统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恒国度」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最受瞩目的国宝级秦朝彩色兵马俑和鞍马俑把香港人带回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彩色兵马俑出土于秦始皇嬴政陵园。陵园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海水般地花金钱讨皇帝欢心；大将章邯监工，以军法役使男女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至秦亡时陵园尚未完全竣工。工程之浩大、气魄之宏伟，开创历代封建统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当时，秦朝总人口不过一千多万，而筑陵劳役常年达72万之多。修陵园所用大量石料取自渭河北岸的仲山、峻峨山，全靠人力运至临潼，工程十分艰难，劳工死伤枕籍。秦始皇陵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总面积14260平方米，左右两侧又各有一个兵马俑坑，现称二号坑和三号坑。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空前绝后的地下军事博物馆。这三个坑的武士俑可能有7000件,战车100辆,战马100匹。由模拟的军阵,可以想见二干多年前横扫六国,所向披靡的秦国军队烧杀淫掠的野蛮力量，大将白起在长平活埋投降的赵国官兵40万，只是屠城灭国的一例。秦始皇率领兵马俑进入阴间也是为镇压6国亡魂。7月25日至11月底，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一统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恒国度」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当然不能缺少秦朝的兵马俑和鞍马俑。香港人在欣赏国宝赞不绝口之时，别忘记秦始皇33年南征，“略取南越陆梁地，置三郡，徙民50万戍其地，与越人杂处”。我们岭南人多是他们的后裔。这也是香港统一到中原王朝的开始吧？6月22日至10月中，“颐养谢尘喧—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园”展览将于香港艺术馆举行，展示77组合共95件来自北京紫禁城的文物精品，包括乾隆时期的书画、工艺美术作品、通景画和乾隆花园的建筑构件。乾隆一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极盛时期，也是全世界农业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版图最大的疆域，展开《中国历史地图册》便一览无余，在东北疆；乌苏里江以东至日本海，包括库叶岛，都归吉林将军属下的三姓副都统辖区管。北疆的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北接贝加尔湖，今天版图156万平方公里的蒙古国完全包含在将军辖区内。当年新疆的西北边界划在巴尔喀什湖北岸，整个湖都是大清国的内湖。“盛世出雄文”，人们会想当然地提到《四库全书〉是乾隆的得意之作，却不可不知这文化瑰宝也是独裁专制的手段。乾隆皇帝在穷搜天下书籍也将大量反对民族压迫、揭露封建腐败统治的文字粗暴地销毁，有关知识分子遭残酷镇压，甚至开棺戮尸。中华文化的代表作《红楼梦》正是哭诉“康乾盛世”为什么将“呼喇喇似大厦倾”的病根。乾隆58年（1793年）英国帕特使马嘎尼到北京要求通商被拒，清王朝坚持闭关锁国，视西方科技工业文化为奇淫巧技，异端邪说。造成两千年封建东方大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
章文:沦落兽境
沦落兽境 在中国第二份人权计划高调公布之际，发生了安康镇坪引产杀人悲剧，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讽刺。那张被杀害的婴儿与其母亲的合影照，令人悲伤、愤怒，镇坪计生委的某些人用兽行将自己归到了兽类。无数的讨伐涌向镇坪，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无数的讨伐涌向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废除计生政策”。对于以上讨伐，我举双手赞成，这无关正义，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的立场，以示与兽的区别。愤怒之后，深感悲凉。我觉得自己有罪。是的，我与此事无关，我在千里之外万里之遥，我事先并不知道因此也不可能进行阻止。但是，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残杀事件是多年一系列沉默、胆怯和隐忍的结果。在它之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将近40年。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如镇坪的恶行不胜枚举，以至于一位计生委的退休官员带着悔罪的语气说：我们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甚至推行“百日无孩”运动。我在少年时代亲眼所见，乡镇计生官员带人到村里有媳妇怀孕躲避他乡的人家，掀房顶抢东西，如敢阻拦，拳脚相加。那种场面令人震撼，终生难忘！人性的恶借着体制的庇护，在落实计生政策过程中发酵到了顶点。两种恶混在一起，核裂变，催生了人类社会难以想象的罪恶。法西斯、红色高棉以及其他大家众所周知的极权体制，莫不是用体制的恶去激发人性的恶，后者反作用于前者，使前者更为邪恶：公开、合法的行恶，变本加厉，步步升级！所以，不仅要讨伐邪恶的体制，还要反思人性的恶。我曾信奉甘地的一句话：不要攻击个人，而要攻击制度。但现在我深深地怀疑了。因为我看到，在同样恶的体制下，有人逐恶为乐，有人却选择远离，哪怕身不由己，也要尽量减少自己行为的危害程度。我相信，并且有无数活生生的例子在证明，不选择作恶，一样可以生存。难道不去计生委工作就没有其他活路？难道在计生委工作就非得作恶？在不得不作恶时，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辞职？这不是大话，而是完全可以实践的。安康镇坪计生委的那几位行凶者，非得举起屠刀才能生存么？从现在显示的信息来看，他们是因为索要4万元罚款未得而强行将7个月大的婴儿引产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钱”而行凶的，那么就不要推卸责任到体制上去，他们自己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当然，不仅在计生委，在所有攸关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政府机构里，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其中有我们所谓的“好人”，也有我们鄙视的“坏人”。在执行同一政策时，由于执行者的人性不同，导致悬殊的后果。那么我们是该将责任轻飘地归于政策，继续等待下一个恶行的发生？还是要检讨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是否已经到了灵魂堕落的危险时刻？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面临危境。而中国尤甚。一个倡导无神论、宗教自由不充分的国度，人沦为兽的几率极高。尤其是当体制有意鼓励并激发人性恶的一面时，这个国家陷入兽境将是迟早的事。请看今日之中国：牛奶、蔬菜、水果、禽肉、海鲜、大米......无一不掺假，不一是健康食品，法律已经阻止不了人心败坏的速度！请看今日之中国：贪官、裸官、二奶、情妇，枉法判决、强行拆迁、草菅人命.....执政者执法犯法，法律不再是个人权利的挡箭牌！这样的国度，看上去是人的聚集地，操着各种人类的语言。但其所思所为，在照妖镜下，估计不是妖就是兽了，唯独不会有神。崇高的理想、纯真的感情，公平与正义，在这个国度越来越成为稀有物，濒临灭绝了。这就是冰冷的现实。这个国家在物质方面正在加速崛起，但在精神与灵魂层面，正在加速堕落。而我们每个人，沾染着各种罪迹，如果不能拯救自己，必然沦落兽境。
赵忠祥炮轰春晚红包太少有何隐情？（图）
赵忠祥炮轰春晚红包太少有何隐情？（图） 文、波波&要说赵忠祥这个人，眼下争议蛮大的。只要是关于赵忠祥的新闻出现，百分之90的网友都是痛骂甚至人身攻击的，让人感觉很诧异，赵忠祥到底招谁惹谁了？笔者想来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当年的饶颖事件，到最后赵忠祥惹了一身骚，可谓十足的“丑闻”。二是赵忠祥目前的不伦不类，其“娱乐至死”的心态，甚至以变身娱乐小丑来增加自身人气，捞取好处，实在是得不偿失，网友们更加嗤之以鼻。 而在最近，赵忠祥做客安徽卫视《黄金年代》，竟然炮轰春晚红包太少！他透露，主持春晚多年，但实际的经济收益并不大，前几年没钱，后来的红包也很薄，甚至更少。他说：“主持人这个行当在春晚中是很吃力的角色，你都说对了，大家会说你说的这几句话谁会说不对呢，你要是说错了，人家会说中国十三亿人，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呢？春晚前几年是没有酬劳的，后来几年有也是非常少，信封（红包）很薄。”赵忠祥说，“我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春晚，那一届有《回娘家》《军港之夜》《我的中国心》。张明敏说在香港不能放爆竹，春晚演出结束以后，他买了一千多块钱的爆竹放。我说天啊，我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块。” 这下像捅了马蜂窝，赵忠祥很快“四面楚歌”，批评者比比皆是，有网友甚至直言：“赵忠祥又出来恶心人了，主持春晚那么多年，当时怎么不说红包少，现在年老迟暮了，竟也深谙炒作之道，炮轰春晚红包少，还真是卸磨杀驴啊！”其实笔者觉得，从央视退休之后，赵忠祥没闲着，忙着跨界主持，关于他的话题也不少，而且总是时不时蹦出一些遭人非议的新闻，外界一阵猛批之后，赵忠祥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当年曾有传闻赵忠祥以300万年薪受聘某地方电视台，接着各大卫视台也纷纷向赵忠祥抛出橄榄枝。连赵忠祥也没想到，自己退休了，竟还这么值钱，不趁机捞一把，炒作一把，还真对不起这份老骨头！于是，赵忠祥越来越娱乐化，外界对他也是越来越妖魔化。就拿炮轰春晚红包少来说，现在说这话明显不合时宜。因为现在的春晚也非昨日，我们承认有的新人削减头脑想钻进春晚，因为春晚就是造型舞台，但更让人不得不接受的是，许多大腕儿明星根本不屑上春晚，请都不去！倒贴钱也不会去！何必呢，春晚本就是众口难调的苦活儿，谁愿意遭那份儿罪？有那时间，还不如坐下来搞点自己的事。如陈佩斯，连续拒绝春晚多年专心搞话剧，赚的钱令人瞠目！像陈佩斯这样的大腕儿还会在乎春晚的红包？简直是笑话！这样一来，赵忠祥的话似乎有两点意思，一是央视太抠门，二是内心同样不屑春晚，主持了这么多年春晚，到最后落到什么好？啥也没有。笔者倒是很钦服赵忠祥目前的心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们不是说我不行了吗？我偏要做给你们看！于是，赵忠祥成为了媒体的焦点人物，从此是非不断，即便是绯闻满身，赵忠祥依然稳若泰山，坚持要“娱乐至死，敢说到底”，就算被广电总局“封杀”了，也在所不惜。其实在笔者看来，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是否在用平常与宽容的心态，对待一个曾经为公众付出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老主持人呢？什么“晚节不保”，赵忠祥的精神难得可贵！
> 外国友人在中国如鱼得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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