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碰文明的冲撞与融合合

邓晓芒: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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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中外交流史的总结与回顾――读《碰撞、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轨迹和特点》
06-08-18 08:18
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马骏骐教授的新著《碰撞、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轨迹和特点》,为我们展示了自远古迄近今中外文化交流的各种复杂历史图景。作者认为中华文明自轴心时代以来,便开始影响周邻地区,以后更不断向外远播,并与其他文明系统接触,吸收了大量异质文化因子,贯注了强健活泼的血脉,催生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梁启超过去曾将中国历史分为三期:先秦是中国之中国,奏汉到明初是亚洲之中国,明清是世界之中国。这反映了中国文化活动空间的渐次扩大,交往世界的不断拓展。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域进行观照,梁启超的看法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活动特征仍表现为内部经营,这就是梁启超所谓“中国之中国”的真正涵义。但我们并不能说当时就没有外部世界的交流,譬如周穆王的西巡,就可视为陆上丝绸之路开通的嚆矢;箕子率族众东迁朝鲜,必然也传播了中国的礼乐文明。只是严格意义上的“亚洲之中国”,则仍要到秦汉真正开通西域之后。最显著的事例便是张骞在西域的“凿空”活动,实际即意味着丝绸之路的由“绝”而“通”,不仅中国的丝织物、漆器等精美手工艺品可以远销罗马,而且异域之瓜果、蔬菜等栽培技术也传进了中国。甚至由通往身毒的西南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开通。自此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外文化的交流发展趋势,便越来越触及精神价值的深层。玄奘的西行求法,以及他对佛经的翻译,也可说是代表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精神,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包容态度。而佛教在唐代的彻底中国化,更为不同的精神传统的交流融合,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历史范例。“世界之中国”的象征性历史事件,不能不首推郑和下西洋。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惊人的一次壮举。骏骐教授甚至以“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评语许之,即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是一支和平、友好、平等待人的远航船队,除了宣传中国的礼乐文明之外,便别无其他任何功利性的目的。所谓“世界之中国”,已是不争之历史事实。它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已非亚洲所能范围,而且就地理大发现而言,也远较西方国家为早。这是唐代安史之乱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中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一次大检阅,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明代以来,中外文化的交流活动,已明显地具备了世界性的特征,各个国家之间的往来与依赖明显有所加强。就西方而言,最突出的便是耶稣会士的纷至沓来,虽然主要的目的仍是传教,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带来了中国人不甚了解的拉丁文化。具体内容主要为西方的近代地理学知识、天文学知识、数学知识、物理学知识、生物学知识、医学知识、语言学知识、建筑学知识,其中不少传教士还参与了历局的历法修改工作;邓玉函等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则介绍了西方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利马窦进呈的西洋古钢琴,曾在宫廷中多次演奏;德理格不仅为康熙的三位皇子讲授西洋乐理,而且还作有《小提琴奏鸣曲集》,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中国的儒家经典也开始译介到欧洲,成为西方人拓展精神视域的重要读物。随之传入的尚有中国的历史学知识,地理学知识、天文学知识、医学知识、农学知识。西方已涌现出不少造诣精深的汉学家,“中国趣味”、“中国风格”成了欧洲社会的流行时尚,“中国热”开始在西方知识界蔚成潮流。莱布尼兹对中国文明的理性和人道精神赞不绝口,他甚至认为有必要礼请中国派遣人员远赴欧洲,具体指导他们如何开展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实践。他对《易经》的钻研,可谓极尽幽深,代表作《论二进制计算》,不仅与邵雍的相关著述颇为一致,而且也为计算机的运作提供了基本的原理。伏尔泰更以“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的赞语,评价他所向往的东方文明。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相较,在人类历史中更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如果真要寻找最有理性的人,那就非中国人莫属。欧洲思想家有关中国文化的各种言述,聚集起改造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很大力量,有力地引导了他们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掀起了云蒸霞蔚的启蒙主义运动思潮。以致有学者认为,即使是“天赋人权”一类的观念,也有可能潜藏着东方儒家伦理思想的具体来源。因为《诗经?大雅?蒸民》早就有了“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说法,表达的正是天赋人性本善,而人皆有权力发展此道德本性的致思言路。《中庸》讲“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也是强调无论自己或他人,都有满足和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权利,所以孔子才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内存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只要具备“仁”的自觉及相应的实践性行为,“仁”的境界就一定会真实地在自己的心中呈现。这一思想极有可能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启蒙时代包括洛克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自然法思想与人性理论都与孔子的学说颇为相近,只是他们更系统地结合了自然律的思想,更多地将内涵在人性中的德性转化成天生的自然权利。但无论如何,中国文化的影响仍是一明显的事实。德国学者利奇温甚至认为“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成为欧洲兴趣的中心”。这自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文化交流的媒介的结果。由于耶稣会士的主动译介,儒家经典开始在西方知识界广泛流行,并强有力地支持了西方的启蒙运动,成为西方哲学家吸取思想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此可见,至迟在18世纪中叶以前,无论“西学东渐”或“东学西送”,大体都是本着平等友好的态度来积极开展的。这是最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互融互摄的文化交流工作。东方人从西方那里学习到了大量的天文、历法、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西方人也从东方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东西两大文明的隔阂已经开始打破,相互之间都处于均衡的交流状态,彼此均以互为作用的同等方式传播着自己的文化,并共同谱写了人类的古典文明。虽然其中仍不免有碰撞和冲突,但主流依然是平等友好、互利互惠的交往,至今看来仍不失为人类文明史上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或许是出于礼仪之争,或许是天朝至上的心态所致,清廷曾在其国势最为鼎盛的初期下令推行过闭关政策,中西文化的交流在18世纪中叶以后一度有过沉寂。但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却强行生硬地改变了一切。这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是以暴力为先导的强行性不平等文化交流。作为劣势一方的中国,不仅遭遇到了主权意义上的割地赔款、丧邦辱权,而且也面临着整个文化价值系统解体的危机。按照马骏骐教授的分析,中国人在调整自己的文化以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了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至维新运动、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三个时期。从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从被动转向主动,不断深入学习西方的历史过程,其间也引发了中国人巨大的心灵震动,出现了深刻的民族存亡危机,导致了文化的转型性嬗变,但中国文化仍在困苦中重塑,在裂变中再生,在呐喊中奋起,在摸索中前行。中国社会织体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转化,仓皇应变的脱序状态已变成了属己的主动性有序化调节控变状态。反思百余年来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诚如马骏骐教授所说:“一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则为本土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势力的消长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的文化交融已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起来,孤立地处理本土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事务。中国已在苦难磨砺中走向世界。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不能没有世界。中国人一方面以不丢失主体性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吸收消化西学,一方面也凭借自己的东方意识和文化智慧扩大了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固然帮助中国人度过了不少难关,但世界性的和平眼光也使中国人看到了更加光辉灿烂的人类前景。儒家文明形态所代表的价值系统尽管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却依然一步一步地度过了由古典文明形态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难关。通过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我们既复活了族群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增加了不断扩大对外交往活动的信心和决心。原始察终,追源溯流,我们不难看到,中西文化交流已成为了人类进步的动力性资源,一个平等友好交往的全球化时代正迎面而来。天下殊途而归,百虑而一致。借用此语来作为人类精神交往的隐喻,我们便不难寻找人类精神会通的归宿之地。马骏骐教授以清新畅达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数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文化交流事件,总结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历史性特点。这是一部溶学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的好书,不仅涉及的知识域极为广泛,而且也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旨趣,值得向一切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建设的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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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黔)字001号 &冯文玮:佛教对人类文明的促进作用
澳洲昆士兰大学孔子学院 澳中文化协会
澳洲邦德大学东西方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
论文概述:
第四届论坛主题为“同愿同行,交流互鉴”, 宗旨是继续彰显的思想内涵和当代价值。佛教是佛陀对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启示,最完善的教化,饱含着对人类和谐共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待,蕴涵着对不同文明携手共建地球家园的真诚呼吁。
世界历史是一部多种文明并存和相互碰撞、融合的历史,文明并存必然会出现本地文明与其他文明撞击的过程,特别是伦理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对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比较宽容的国家,虽然有撞击,但都能化解,并能融合不同文化,共存共处,”丝绸之路”促进人类的文明。
本文一则,是研究佛教对人类文明的促进作用;二则,对其重要性及现代价值观进行研究;再则,研讨不同宗教文明对话,和平相处、求同存异,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从而树立起佛教四众弟子的责任感,真行实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有效的形式,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思想内涵交流,为东西方文明的沟通,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一.佛教伦理道德规范本身就是具有宏大的国际化内涵
人类文明的产生最初即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人类文明的发展,取决于各国家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在相互了解,在日益密切的文化交往基础之上的相互促进。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已进入现代化,国际化时代,国际化就是指某一特定国家、地区或民族,要认识到自身是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成员而存在,为适应国际化形势,不同宗教必需自觉要求对现存环境作出相应的改革,进一步促进宗教文明对话。
现代化时代也对传统伦理道德産生谘议,佛教由于在本质上慈悲为本、方便为怀,具有和平的、非功利、又强调勇猛精进,普度众生以及天地万物和谐的哲学精神,因此就更具有调和各种理想,打破各种封闭的意识形态,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进行心智启蒙和文明先导,平衡各种不同的理想目标,从而去迷开悟,开启和承担促进文明发展和时代前进的重要作用。
因此佛教的传播对人类文化交流、和睦相处具有极大的意义,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历史上许多高僧、学者及佛弟子,他们无论是青史留名还是湮没无闻都曾对此作出过卓越贡献。
二.佛教文明在东方促进作用
古代东方文明曾是处于最前列的人类文明进化标帜,而构成东方文明主旋律的又正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是东方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古代中外高僧大德、贤人君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成绩,从而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佛教的合作与交流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是、、、等民族的文明。近现代,东方贤哲仍在积极致力于这一千古事业,东方佛教文明纽带同时也维护亚洲的繁荣与稳定、对于国家和民族和谐发挥巨大作用。
在中国,佛教自公元前二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佛经,佛经开始传入中国;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 260年朱士行[]西行求法,继而1175 年朱熹、陆象山的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与文明开始,后者标志中国传统儒学与佛学融合,一个新的理学为之创立。在这千年间中国文化发展主流正是儒、释、道三家文化,这千年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烂灿辉煌、奇葩怒放的时期,文明的交融,促进中国佛教所具有的丰富、深厚的文化特质,使它在整个东方文明中具有特殊地位。
公元五三八年(又说552年) 佛教经半岛传入日本, 继而中国鉴真(688-763)等东渡弘法。日本最澄[](767-822)、空海(774-835)、荣西()、道元()等高僧又入唐、入宋求法、当时东方佛教界的古德先贤东来西往,求法弘道,互相参学,学术交流、培养人才,增强人民对于不同文化、文明间的相互了解,这也是佛教和文明在东方交流融合的鼎盛时期。近年来禅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欧美风行,这与日本的铃木大拙[
]的努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铃木大拙由于向西方世界大力介绍以禅学为主要内容的东方文化而享有世界声誉,为此他曾在79岁时得到日本文化勋章,94岁时又再荣获泰戈尔奖。这些都是表明了人们对从事基于佛教文化传播立场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活动的肯定和高度责任感。
在澳洲,东方佛教大德为宗教对话与宗教团结创建交流平台,近年来,澳洲图文巴市推广宗教和谐典范城市,成效显殊,东方各国佛教大德,古稀之年仍为教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孜孜不倦,这些都是表明了人们对从事基于佛教文化传播立场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活动的肯定和高度责任感。
三. 欧洲学者研究佛学提高欧洲各国文明
欧洲佛学的研究,早于佛教的传播,公元前259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团去属地传教。在中世纪,佛陀本生的事迹通过中亚穆斯林学者的介绍传入欧洲,在西欧和东欧很多地区广泛流行。17至18世纪欧洲的一些着名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都已谈到了佛教。特别是18世纪末,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后,他们为了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使其成为徒,开始对东方宗教,特别是对有影响的佛教进行研究。欧洲人长期保持着有神论思想,对印度的无神因果论非常新奇,而且佛陀的理论确实引起西方科学家对二维思想以外的哲学类思维进行研究,所以佛学很受欧洲人推崇,佛教也很快在欧洲各国传播。
1922年,罗素在访问中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二、今日欧洲文化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而且包含了阿拉伯文化的某些成分。这两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
我们从十八世纪历史和政治角度分析,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当局才鼓励对印度巴利语和梵语的研究,但从欧洲学者研究佛学的角度分析,佛学确实是提高了欧洲各国文明。
在皇家亚洲学会成于1788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发表的《巴利语语法和语言》,》英国传教士斯宾塞[]1850发表了《东方僧门》、并与僧伽罗文合作1853译出《现代佛教手册》,这些着作引起了西方学者最初对佛教的兴趣。1833年英国驻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了大量梵文贝叶经文献,现仍保存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英国佛学家李斯&戴维斯夫妇,在1881年建立了巴利圣典协会,把浩瀚的巴利语三藏和注疏用罗马字刊出,并把其中一部分译成英语,这为欧洲的佛学研究打开了大门。
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3次到中国新疆考察",掠夺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这些文献震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兴趣。由于对佛教文学、艺术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宣传。虽然斯坦因在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1970年以后,英国的佛教研究已从经典的校勘转向了佛教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佛教。现在英国有许多大学讲授佛学,牛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世界着名的冈布里其教授[](Prof. Richard Francis Gombrich),专门讲授梵文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以研究日本佛教为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有苏汉密特教授[](Prof. Sue Hamilton),也以研究南传佛教为主;但是在众多的大学中,还当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佛学研究最为全面。
在佛学研究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法国东方学家鲍诺夫与拉森发表了《巴利语论集》。他在巴黎倡立了法亚协会,把梵语《妙法莲华经》等译成法语。继起者有列维、福切尔和波尔兹洛斯基等。列维等人为欧洲现代佛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巴黎法兰西学院的协诺、戴密微和费洛赛特对梵汉佛教研究也作出贡献。
人禀性好学深思,是西方国家之中最早体会佛教真谛,并且礼赞佛教教义的国家。十七世纪时,莱布尼兹着《辨神论》,曾引用一些佛学典故,德国东方学家和宗教学家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ller )、奥登堡[](Hermann Oldenburg ) 是最早在德国倡导佛法,弘扬佛法。1881年,奥登堡在柏林出版的《佛陀生平、教义与教团》,曾被翻译为14种文字,该书确立佛陀与佛教僧团的历史,打破部分学者视佛陀为神话传奇的谬误,意义非凡,续后,他又编纂巴利《律藏》,将其中“戒本”译成英文,并鼓励英国的戴维兹教授创立“巴利圣典协会”。 同时代的学者还有威柏、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他们有的研究巴利语经典,有的研究梵语经典,其中有些人还兼通汉语和藏语等。他们通力协作下,把巴利语阿含经典全部译成了德语。十八世纪,大哲学家康德经常在他的着作与演讲中提及锡兰、、西藏和中国的佛教,赞叹佛教僧侣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精神,并且对因缘业报的教义感到兴趣。他在临终时,曾向友人赫斯说,他坚信佛教轮回的道理。在欧洲,;;等也是研究佛教的主要国家,佛学学者不胜枚举。(本文不作详述,请参阅世界佛教发展史藉)
四.佛教研究促进南北美洲文化与文明
文化在未独立以前,均以来自各国,各地区移民之文化输入而转移为本地文化,故美国西部与东部的文化颇不一致,受欧洲之影响,美国是一个盛行基督教的国家,因此始于对佛教作为宗教研究开始,再入佛教之信仰。中国的大乘佛教在上世纪末就由华侨传入夏威夷,以后又传入美国本土,在夏威夷设有中华华侨佛教总会,在纽约、旧金山都设有佛教会、寺院及华文学校,参加中国佛教会活动的极大部分是华裔和侨民。
美国20世纪中期汉学研究的领袖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哈佛大学博士,耶鲁大学教授,佛教史和隋唐史的权威学者。关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一部通论性着作《中国历史中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1959年)。一经出版后,即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着名学者纷纷发表书评,甚至在此书出版近半个世纪之后依然有新的书评出现。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美国大学生了解中国佛教的必读之书。作者在本书中反复提及这本书的关注点是“追寻两个文明的互动历程及模式,提出了诸多重要的问题”,如佛教所携带的印度色彩和中国文化在语言、伦理、思维模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鸿沟如何得以沟通;佛教的顿渐之争与理学的二元分辨之间的内在联系;佛教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适应以及中国本土思想对佛教的挪用嫁接等等,每一方面的论述都凝练而犀利。深入思考研究说明佛教,对伟大的中华文明、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南美洲台湾、韩国、日本、、尼泊尔等国家地区在1980年代初期移民到南美洲各国诸多佛教着作被译为各国文字,各种法门,各种佛教中心接引信众,各种派别的中心都有本国籍人士担任讲师,弘扬佛教教义及佛教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五.“同愿同行,交流互鉴”宗教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和平
现代各国佛教大德为新世纪、新时代、切机切理的为传承如来事业呕心沥血。实际上,世间所有宗教典籍,具有共同的宗旨目标,世间所有的宗教,都是神圣仁慈博爱的圣贤教育,即教导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在社会上化敌为友、化冤为亲。
各国宗教界大德、宗教学者从各宗教典籍里找到相似重点,在佛家讲是「慈悲」;在基督教、讲是「神爱世人」;在的《古兰经》讲「安拉确实是仁慈的」,归纳起来,「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创始人教义的宗旨。因此,推动宗教文明对话,我们同愿同行,交流互鉴,教导信众做到仁慈博爱,以佛教“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宇宙一体的宏观哲理,发扬光大对不同的族群、国家、宗教与文化,用一种真诚的爱心去爱护、尊敬、关怀、合作,实现宗教和平相处,各国人民和平相处,人类与自然界和平相处。
宗教冲突,皆是起源于对自己的宗教理解得不够深刻,同时对其他宗教又一无所知,彼此又缺少交流,往往发生猜疑,从猜疑产生误会,由误会提升为排斥,摩擦就无法避免了。因此,做为一个宗教徒,应熟悉自己的经典,真正通达明了自己宗教所讲的理论,生活中依教奉行,落实教主的教导,应用于如何处事待人接物;各种不同宗教就能求同存异和谐相处了,有问题就能化解。宗教和谐的途径最重要的是沟通,不同宗教常常往来,推心置腹的做朋友,不但了解自己宗教的教义,也了解其他宗教宗旨,这样就能化解冲突。
澳洲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在广大的澳洲社区﹐非亚裔社区及当地居民的社区里﹐出现对佛教的兴趣,这种趋势促进了佛教在澳洲发展。澳洲图文巴市[]推广宗教和谐,得到图文巴市政府支持、宗教圣职人员教导,信众支持。在图文巴市,巴哈伊、佛教、基督教、儒家、、伊斯兰教、、、共同组成“图文巴多元宗教文化中心” ,每周星期六早晨宗教领袖相聚在“图文巴多元宗教文化中心”一起提供策略和方法,和社区领导人配合一起建立图文巴和平与和谐的模范城市的愿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种信仰和宗教一起,通过了解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通达洞察各自宗教的教义,在宗教文明与宗教和谐的基础上建立和平与和谐模范城市。
时历三年的学习与实践体验,图文巴市已成为宗教和谐典范城市,每周不同宗教都举办多元文化交流活动,讲授教义、举办义务教学,如中文学习班、英文学习班、绘画学习班、烹饪学习班、养植学习班,学校假期时办各类有助于学生身、心、灵提高的活动,为留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等等善举。在图文巴市来自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移民,求同存异,相得益彰,共同参加聚会,共同和睦生活在美丽图文巴。
以此为例,证实宗教文明对话,宗教的合作交流,求同存异,加深各国、各民族友谊,是能做到的,是需要延伸与拓展,是需要继承和发扬。
当今世界,当今文明确实己面临诸多危机,正如众多有识之士所提出的,如果人类文明无限止的只追求物质、征服自然的外向途径发展,则将导致人类文明灭亡,世界毁灭。
人类文明必须是由外求转向内求,以改善人类身心素质、挖掘人类生命自身的潜能为方向,由修心、修身而实现自身生命的变革,使人类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进而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与生存环境,佛教的宽容性与开放性,体现在尊重其它宗教,容纳其它文化;佛教智慧超越了宗教、哲学及科技的价值观念体系,佛教智慧最终将现实人间变成天国,变成佛国净土。
1.中国佛教
2.君子——儒学的理想人格 作者:杨天石
3.Wikimedia Commons has media related to Buddhism in China.
4.Buddhism in the West by Jay Garfield
5.Buddhism in Europe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y Martin Baumann (retrieved 08/13/2013)
6.http://www.buddhaweb.org
7.http://www.buddhaweb.org
8.Silk Road : Joshua J. Mark, A freelance writer and part-tim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Marist College, New York, Joshua J. Mark has lived in Greece and Germany and traveled through Egypt. He teaches ancient history, writing,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9.Andrew K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 Culture, Politics and Schooling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10.在中国的文化,政治与教育(U。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国立大学的人类学,政治和社会变化的部门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变化。他是管理教育的愿望:在中国的文化,政治与教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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