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题：王小波说，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但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读了以上文字，你有什么感想？例文：糊涂和智慧人应追求智慧，王小波所说西方人追求的智慧是对于客观事物规律与真理的探寻。而中国人“难得糊涂”，可不是指对真理含糊，而是认为对于人情世故这些事不妨聪明的装装糊涂，不必那么有“智慧”。对智慧的追求，自古有之，但仿佛西方的劲头比中国人更足。苏格拉底传播真理，伽利略探寻物体运动规律，阿基米德潜心于数学物理，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纵使有人因此获罪也不能阻碍他们追求智慧的执著。智慧成果能够推动时代进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我想这也是多少智者乐此不疲地追求智慧的原因吧。相较而言，中国的追求智慧者常被科举考试弄得心力交瘁，也未能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将智慧转化为成果。这也使我们自然科学的智慧不如西方，智慧追求的劲头有所欠缺。但正是这样一种背景，应生了中国人的“难得糊涂”。中国人处理人情世故是非常“智慧”的，甚至可以决定仕途走向。而人情世故本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它需要迂回，圆滑，能屈能伸，并不像真理那样果断直白。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有时糊涂也是一种智慧。想必几百年前，郑板桥在自家书斋题下这“难得糊涂”四字时，也是为了提醒自己为人处事“糊涂”的道理吧。糊涂能避免矛盾冲突，体现了以和为贵的智慧。相传古时有人牵着马在路上走，另一人硬说正是他昨日弄丢的马，这人不再争执，先把马给他。第二日那人又还来马，道歉说自己弄错了。那牵马人明知这是自己的马，却装糊涂，不就是为了避免争执冲突吗？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不失为一种智慧。糊涂能扭转固有局面，以更佳的方式让人接受自己的意见，不失为大智慧。唐太宗要魏征为自己作证，太尉冒犯了自己，欲降罪于太尉，魏征允诺。第二日魏征在朝廷装糊涂，矢口否认，还趁机进谏太尉之功德。终使太尉免于灾患，太宗也未损这一贤臣。倘若魏征前日边进谏，替太尉求情，气头上的太宗必听不进去甚至还会迁怒于他，这是魏征“糊涂”之一；若在朝廷上却不装糊涂，于太宗于朝廷都损失不小，表面装糊涂，实则大智慧。正是因为中国的土壤环境，形成了我们“糊涂”智慧，在人际交往，人情世故中也大有裨益。综合我上述所言，我认为最佳状态应该把西方的智慧和我们的糊涂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对真理智慧，我们要追根问底，有那股追求智慧的钻进，对于人情世故，不妨装装糊涂，以和为贵，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成为集智慧糊涂为一身的智人。【余党绪点评】首先声明，题目不是我出的，这是上海某区的一道写作训练题。这篇例文的作者是一位高三在校学生，为避干扰，姑隐去名姓。从读者的给分情况看，有人给了满分，有人给了不及格，多数人给分在80左右。直言不讳的说，给满分的人被文章的言辞给蒙蔽了，给不及格的人似乎有点严苛了。作文的问题就是教师的问题，就是教学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多从自身教学找原因。分歧首先出现在对题目的评价上。有一位老师，大概是一位大学教授吧，这样写道：“最大的问题是题目就不是一个真命题。这两个事乱拉到一起要让孩子谈？思辨什么？要得出什么？这个论题对中学生不合适！是玩学生，无聊！”这位老师继续解释了他的理由：“我们的文化好坏都有。很多东西也不能和西方简单比，有时候也没有可比性。西方人追求智慧，中国人也追求啊。你拿一句中国人的话来比，让学生思考什么？太大太泛，最后容易乱扯。”我认为教授的话很有道理。其实，学生的这篇习作，也折射出题目本身的问题。“智慧”与“难得糊涂”，原本是两个范畴的事情，这样的关联确实有些生硬，有“乱拉”之嫌。不错，这句话是王小波说的，在《人性的逆转》一文中，王小波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违背自然人性、甚至跟自然人性对着干的毛病。显然，做为一种杂文笔法，王小波并无心对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与西方人的智慧做具体的辨析。他不过是借此言彼，借题发挥。命题人将这句话“拎出来”，离开了原文的语境，孤零零的摆在考生面前，这确实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的学生经过十多年的训练，早已习惯了不管是非判断、只讲“一分为二”的“伪辩证法”。这样的“辩证法”，就算是一坨狗屎，也能“辩证”出一堆黄金来。优秀者如本文作者，对此更是心领神会，运用自如。命题中，“中国人的难得糊涂”与“西方人的智慧”显然是一组矛盾概念，于是，按照他们熟知的对立与统一的哲学原理，推断出这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像今年的上海卷“软与硬”，多数作文都是软有软的好处，硬有硬的好处，不硬不行，不软也不行，太硬了不行，太软了也不行，最后的结论必然是“软硬兼施”了。但是，什么是“硬”，什么是“软”？如果没有这个内涵的界定，你软啊硬的辩证法有啥意义？就本题讲，大概少也有学生问：这两个东西原本是同一个范畴的东西吗？智慧是什么？人情世故是什么？他们是对立的吗？他们能统一吗？恰恰是缺少这样的追问和界定，作文就写成了“例文”这样千篇一律的模样。例文结尾，作者主张“我认为最佳状态应该把西方的智慧和我们的糊涂结合起来，成为一体。”那么，为什么不追问一句：这两样东西都结合吗？想一想近代中国，在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西方科技智慧结晶的先进舰船能够与水师官兵的“难得糊涂”结合吗？其实，作者的这个观点，不过是”中体西用“的另一种说法。在洋枪洋炮的强大攻势下，近代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科技文明上远不如西方人，但”老大帝国“的架子不能倒，文明古国的面子不能丢，于是就抬出文武周孔，说自己的人伦道德要比西方人不知高出多少。看到洋人吃牛排，就嘲弄他们茹毛饮血；见他们开议会，就嘲讽他们吵吵嚷嚷不成体统。言下之意，你们科技智慧再高，还不是一帮野蛮人？咱们虽然落后点，但咱们的礼教伦常要比你们高。明知自己不行，又不愿服输，张之洞就搞出了个”中体西用“，至今还有市场。他们也不想一想，外国人就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人家就没有道德伦理？不要忘了，人家不仅有牛顿爱因斯坦瓦特，人家也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后面还能开出一长串的智慧人物哩。凭什么就说西方人除了科技智慧，就没有人文与社会智慧呢？严复先生不愧融通中西的达人，一眼看出了”中体西用“的荒谬，说这是“牛体马用”。翻译成白话，就是硬生生地将牛与马组合在一起。我相信，大多数学生都会近乎本能的这样理解。在我看来，这个责任应该由命题人来承担。或许，命题人可以为自己辩护，题目本身是开放的，并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指向。确实如此，但别忘了，我们是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下命题，学生是在具体语境下写作的。命题者在下手的时候，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命题的文化环境与导向问题？下面一段是我和杂文家狄马先生的一段对话，谈的也是类似问题——余党绪：思维惯性是很可怕的，它极大的钝化了学生的思想和心灵。有一个作文命题，说南京大学在校庆前夕移植了牛顿故乡的苹果树枝，希望“砸中牛顿的苹果也将有可能砸中南大学生”。同样，天津大学校长也曾剪下“牛顿苹果树”的枝条带回校园；李嘉诚转赠的“牛顿苹果树”枝条已落户汕头大学。我让学生做审题训练，学生几乎异口同声，谴责这几位不幸的校长，说他们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狄马：我想，这几位校长心里岂不明白，单靠牛顿的苹果枝是培养不出科学精神的。若将此类行为归结为“形式主义”，那人类的很多仪式、象征性行为都是“形式主义”了。比如升国旗、比如各种典礼。不能否定校长们不远万里带回苹果枝条的象征意义。人类不是动物，仪式与象征，正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方式。余党绪：其实，学生稍加点拨，也就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批判性思维被严重误解了。虽然已经远离了“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但我们似乎对“批判”二字尚未脱敏。一说批判，就是打“倒”，就是驳“斥”，就是政治性否定。批判性思维，说简单点，不就是想事情看问题要质疑，要商榷，要对话，要求证吗？其实，也该问问命题人，为什么多数学生都会将几位名校长的“移植”理解为形式主义？命题人是不是也该承担一些责任？此外，我个人觉得，像”智慧“这样的字眼出现在命题中，一定要考虑到学生能否把握其内涵。这个词很抽象，弄不好就会变成一个大杂烩大箩筐，啥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这样的题目让审题的价值大打折扣，不利于选拔，也会养成学生不求精准不求甚解想当然的坏习惯。今年的江苏卷，题目是关于”智慧“的——智慧是一种经验，一种能力，一种境界……如同大自然一样，智慧也有其自身的景象。让一个18岁的人谈智慧，显然超越了他们的人生经验和社会体验。而且，将智慧说成是“一种经验”，“一种能力”，对智慧也是一种简单化和矮化。智慧是什么？它是一个人面对社会与人生时所显现出来的一切知识、能力与境界的总和，这个概念恐怕哲学家也说不清。这不是为难考生吗？估计多数学生也只能将“经验”当做智慧，将“能力”当做智慧了。看看公开的作文，”智慧“这个词就不幸被糟蹋了。淡泊名利是智慧，以退为进是智慧，装糊涂是智慧，计谋是智慧，吃亏是福是智慧，赢是智慧，输也是智慧，利欲熏心是智慧，逍遥自在也是智慧。反正怎么说都是智慧。我不认为这是学生的责任，这原本就是个不好的题目。在我收到的评论中，更多读者就文章本身发表自己的意见。下面是一位特级教师的评点（略有删节）：应该说此文作者属于有一定“见地”的一类，会说理。行文本身无可非议，算是有理有据，如果不考虑文章的思想性，单从立论、有据、有证以及行文结构上的清楚来说，貌似一篇不错甚至优秀的作文。但从立意看，存在很大问题。王小波所说西方人与中国人对智慧的较真与糊涂，有着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源头，本身就属于国民性批判的范畴。作者对这个问题有一定认识，也承认了西方与中国人的不同品质。但问题是，这一个有骨头的问题却被作者四两拨千斤似的所化解，不知是作者见识不够真糊涂，还是正应了王小波所说的“装糊涂”，或者就是作者自己所说的“世故式的智慧”：开头就把西方人追求的智慧定义于对真理的追求，把中国人的难得糊涂放在人情世故上，这严格来说是对王小波的原有批判文旨的一次概念偷换，为中国人的糊涂作一个洗白——把国民性中的圆滑、不较真、不得罪人，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化解成“装糊涂”能“避免矛盾”和“扭转不利局面”，还试图举证自圆。作者所举两例，一是不与人争马之所属，其出发点本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与人争的一个胸怀与忍让的体现，至于后来人家还了马当是意外，并非他算好一定会有此结果，所以基本不能证明马主人的也就是作者要表达的“糊涂也是一种智慧”，相反，在大是大非上，是无原则的表现，不可以说那是智慧。第二例，把魏征的行为说成是装糊涂的智慧，也有强扭强说的嫌疑。原故事不知出于何处，魏征的出发点不明，如此进谏，倒更像是故意驳太宗的面子使其难堪或给其教训——这好像符合史上魏征与太守的关系。如果他真是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更好的选择确是在事前与太宗的沟通，人之常情，哪有有效沟通反而是在下不了台的情况下能达成的？作者用此二例都有强扭生扯之嫌，但这也许正是与国民性有关的文风问题，能把一个事情不求真而只顾变通为自己所用。所以此文所表现出的年轻一代的真见识和公民担当很值得关注。本来，出此作文题者定是有着“培养人”的出发点的，要引导学生对国民性进行反思与批判，对中国人的所谓糊涂式智慧进行思辨，却不料这位作者已得“难得糊涂”之三昧真功，明知“中国的土壤环境，形成了我们糊涂智慧”，却能把这么一个该在与西方的“求真智慧”对比中汗颜的东西硬往作一番辩证，偷换到“人际交往，人情世故中也大有裨益。这位老师给的是60分。老师为学生的表现忧心忡忡我理解，不过我觉得，写作上表现出的问题，根源在于教师和教学，在于学校和社会。因此，我想我们这些做教师的，更应该追问追问自己。关于文章，我大体上同意这位老师的判断与分析。尤其是两则材料的使用，基本上算是败笔。第一个材料莫名其妙。第二则材料别扭。我不再评论，只摘录出来，供读者评鉴：相传古时有人牵着马在路上走，另一人硬说正是他昨日弄丢的马，这人不再争执，先把马给他。第二日那人又还来马，道歉说自己弄错了。那牵马人明知这是自己的马，却装糊涂，不就是为了避免争执冲突吗？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不失为一种智慧。这算是个什么事？这是“以和为贵”吗？只能说莫名其妙了。综合考虑，我给此文75分。附王小波《人性的逆转》1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这是同一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以此为基础，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前一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　　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当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七十年代，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但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学大寨的结果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原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2我相信洛克的理论。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这种信念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为了谋生，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这些物质有时是水，有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担。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一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后一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比挑着还要命。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你或者会以为，西方文明有这么一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3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说，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4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处。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水从地中海里汲来。西面也是地中海，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有人会说，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会打人。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假如不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只说明一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5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做“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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