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谎言让人噤若寒蝉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上升到政治审判高度的大冤案。最初仅仅是因为胡风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而引起局部性的争论，但后来逐步升级，胡风及其追随者和以周扬等官方人士的文艺争论升级到政治上敌我斗争的高度。随着事件的恶性发展，毛泽东的亲自介入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涉案的这些人最终遭到司法审判，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该事件是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是首次‘以文定罪’、‘以言定罪’典型的文字狱；并为此后中国大陆一连串的思想批判运动开启先河，发展为1949年后文化界以至于学术界、政界、军界全面的、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受害人之众多、之惨烈，均令人发指。
　　胡风先生原名张光人（1902—1985年）湖北蕲春县人，1923年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还参加了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1929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同时还参加左翼抗日文化团体。因此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驱逐回国。回到上海后，胡风继续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初任‘左联’宣传部长，并继茅盾之后担任‘左联’常务书记。后因有人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为了在政治上负责，毅然辞去此职，并与‘左联’断绝组织关系，专门从事写作。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交往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张扬个性。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等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但同时也对左联内部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赞同，在创作上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因此形成对中共官方文艺思想及毛泽东文艺观点的严重挑战。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就曾出现关于“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等人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同时胡风和周扬又发生过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达了与毛泽东相左的观点。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风等实际上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948年在香港出版《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等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该刊的主题之一。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秉承这一主题。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对胡风等人的批评更日益骄横，甚至达到盛气凌人的程度。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被排挤的地位。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仍然坚持，并且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因此对于来自官方的各种批评和质疑，性情直率的胡风也毫不客气地进行反批评。这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却未料到此后竟成为被围剿的、被批斗的对象，乃至最终诉诸专政手段。企图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来解决后者所未能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创了极端恶劣的先例和非常可悲、可耻的记录。
　　为了贯彻党的意志统帅一切的方针，在文艺界首先要清除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当局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位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着左翼文学权威势力对胡风等’异端’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公开发表在1953年第&2期和第&3期《文艺报》上。此前，还有舒芜所写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在最高权威的《人民日报》上（1952年&6月&8日）。在该文之前并加了编者按语（据说出自胡乔木之手笔）。该文的作用在于直接将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推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置身于‘被告席’。
　　当时仍然是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对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30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四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的建议。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述自己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胡风先生“30万言书”的中心论点概括起来就是：文艺的本质是人，是人道主义。因此，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即只有完美无缺的一元化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传统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决定作品价值。这就是所谓‘五把刀子’。这些观点实质上就是对最高权威的公开挑战，而且击中要害。至于‘宗派问题’，一直被当局所批判、也被扭曲。实践证明：创作需要相近、相吸的群体，观点倾向理想相同，互相切磋，有利于激发创作的灵感，助推优秀作品的产生。现在的人艺、八一、总政歌舞团等……不都是这样推出新人新作，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吗？
　　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胡风错估了形势，以为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官方对文学强制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做了两次长篇发言，抨击当时文艺界的主持者。于是，此次本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却将斗争的矛头转向胡风。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主席团将胡风报告其中的二、四两部分专印成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毛泽东也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大量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首次把胡风问题升级到政治上敌我的高度。不久，胡风原来的朋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反戈一击、紧紧跟进。随后并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立刻上升为“反革命集团”。
　　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舒芜交出的胡风给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月13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这些信件。以后又陆续公布一些材料，并集结成书，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加写按语后公开出版，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年&5月13日至&6月2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的按语中出现了许多杀气腾腾的文字：
　　“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
　　“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从&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时还扩印两张共计12版的篇幅刊登表态性的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版面上方安排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大标题。第三批材料公布后，连续一个月类似报导约占15个版面，版面大标题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大量宣传书籍甚至政治漫画开始在全国范围涌现，宣传机器在全国开动。
　　官方主流媒体宣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文艺界人士也开始纷纷与胡风“划清界限”。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巴金文章——《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成为颇具典型的一例。同时检讨会、座谈会在各地、各部门纷纷召开。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编者按：此时胡风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是不能逮捕的】。直至两天后即&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做出逮捕决定。如此公然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动，竟然无人敢于提出质疑。这种现象在一个法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里，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另有许多人由于牵涉“反革命集团案”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年全国共审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比较著名的有：路翎、阿垄（亦门）、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默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10年后即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剩余4年刑期监外执行。
　　同时，按照当时中共“因人废言”的思想言论控制制度，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所有作品均被停售。甚至波及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风分子所翻译的，均不得在市面销售，也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文化大革命’之初，，胡风夫妇被押送到四川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督劳动。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厅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将胡风收监。1970年&1月，因胡风在报纸空隙处写诗，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年胡风事件的官方代表人物——周扬及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以各种形式遭到整肃；周扬甚至入狱，被关押在曾关押过胡风的那个秦城监狱。而曾被毛泽东表扬过的舒芜，早在反右运动期间就被定性为右派，‘文革’中也历经磨难。
　　【这种现象证实了毛泽东那句名言：“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如果有人暂时没有被整肃，请不要高兴得太早，也许下一个就轮到阁下您了。在毛泽东“不断革命理论”的全局战略眼光看来，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暂时的朋友，或者叫‘同路人’，只能同行某一段路程。也许下一段就该分道扬镳、兵戎相见了。】
　　50多年来，各界人士对于胡风案件的反思和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胡风自己在回忆中就遭到整肃的原因时坦承：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
　　周正章先生在《胡风事件五十年祭》里的分析非常精彩：
　　“如果把胡风案件放到毛泽东施政方略这个高度，去寻觅至今尚存的谜团，似乎才能够破译这个事件的密码……。1951年10月23日，毛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于是，一雷天下响，各个领域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纷纷做出思想改造的示范，各基层单位的芸芸小人物则一一仿效。这个在各个层面上展开的、大规模的以知识分子自贬、自损、自贱、自谤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了达到让斯文扫地，从思想到行动绝对服从中共及其最高领袖的目的，几乎到了要人人表态过关的地步。在国家已控制全部资源的情况下，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纷纷缴械投降、以对毛顶礼膜拜为核心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共及其领袖毛的威信与权威在全社会的大幅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被动的与主动的、真诚的与敷衍的、公开的与未公开的书面检讨资料，真是堆积如山。
　　但是到了1954年，在这堆积如山的检讨书中，有一份期待已久的合格检讨书始终未到。这就是生性倔强，恃才傲物，自以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胡风。即使1952年&9月，特别安排过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1953年又继而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并向其施压的文章，意欲彻底打掉胡的”气焰“，以迫使胡完全就范，按照口径，全面检讨。但胡软硬不买账，执意坚持，拒绝检讨。这样抵制”思想改造“的例子，当时实属罕见。连当年对独夫蒋介石都绝不买账的马寅初，都带头在北京大学率先开展”思想改造“了；更不必说许多从蒋政权之下走过来的硬汉子了。而胡风，在重庆时期确实有些抵牾《讲话》的言论，并被他的”宿敌“、时任文艺界”奴隶总管“的周扬历历记录在案，甚至连主人毛也芥蒂于心呢。
　　【编者按：所引文的下划线是编者所加。文中所云”在国家已控制全部资源的情况下“乃是毛泽东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物质基础。作为旁证，可以参见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800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置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按照“不举手就没有饭吃。”的指示，此后便形成了“不听话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恩赐’原则。】
　　另外，以李新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对胡风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如果追究责任的话，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观点认为，舒芜的信只是给予毛泽东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争执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必然产生政治定性，群起而攻之的历史悲剧。进入21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50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沦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一致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政权易帜，民国时期的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惊胆跳“，”畏罪自杀“事件屡屡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在批判后的萧条景象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件发生后，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常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内容贫乏、枯燥，公式化现象严重。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所造成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感，更令知识界心中极为不满。‘肃反扩大化’后来成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办案过程中，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据负责承办此案、一度主持正义，后来却被打成”三反分子“的王康先生回忆：
　　“后来专案组查阅了南京敌伪档案馆的机密档案，却发现胡风不仅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任何秘密联系，而且是他们严密监视迫害的对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CC系统的特务头子之一的张道藩，甚至一再密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和严厉打击胡风出版的刊物，务必迫使它停刊。与此同时，我还听到参加审查材料的一位同志说，审查和摘录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的“密信”工作有片面性，坏的内容就摘引，反之就不摘录，摘录时又采取掐头去尾的办法。因此，我对第三批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经过几位同事的酝酿，本来准备开一次10人小组的会，互相交流看法，重新研究一番。但几天后周扬用电话通知我说，他和罗部长商量了一下，认为“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呢？我只好自慰地想：反正我已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至于整个案件，我也无能为力了。
　　看来整个案件的主持人罗瑞卿和陆定一都是忠实贯彻毛泽东的最高意图的“好干部”，他二人根本就不管案件的当事人怎么申辩，怎么想，也不关心事实真相如何，只关心如何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意旨。
　　【编者按：历史老人的幽默就在于：仅仅过了1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罗瑞卿和陆定一都先后被打成了“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他们最大的罪名当然是反对毛主席，这同样是一个黑白颠倒、天大的冤枉!&他们在明知毛泽东错了的时候都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反对。罗瑞卿越来越想不开，终于从高楼上纵身一跃，自杀未成，却摔断了腿。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应’？】
　　被胡风案件牵连的所有人几乎都是备受摧残、死里逃生，而有的人却未能逃出来。例如张中晓（&或1967？）由于政治迫害与疾病交加，殁于盛年37岁。例如方然（&年）在‘文革’初期即愤而自杀。其中最为惨烈的有以下几位：
　　路翎（&年）祖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南京。原名徐嗣兴。汉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即开始发表作品。着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少年亡父，故改随母姓，寄居于舅父的封建大家庭中。抗战逃难中接触到苏联著作，开始尝试写作。因写作宣传抗日的《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17岁时以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受胡风赏识，开始在文坛初露头角。此后便成为30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1940年之后曾在矿区生活工作，因此创作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卸煤台下》颇有成就。
　　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2年后，未满20岁的路翎进入创作高峰，创作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1944年发表）、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1945年），表现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路翎是‘七月派’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创作，善于揭示社会的复杂内涵，描写人物心理的多面性。他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是非常罕见的。
　　文学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从踏足文坛起，路翎就开始断断续续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写完后交给了胡风。但是稿子在战乱中丢失。路翎并不气馁，以惊人的毅力重写。1945年7月，当重新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即将出版时，胡风极其庄严地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巅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的思考和创作接通了当时胡风提出来的“精神奴役创伤”与“主观战斗精神”这两个命题。胡风是路翎一生最亲密的导师和友人。
　　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作品激发了胡风的理论思考？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可以这样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则是无疑的。
　　路翎不断地发表小说，在沉寂的大后方，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惊喜。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曾经称路翎为中国“未来的佐拉”。其实更准确地说，路翎应该是中国“未来的罗曼·罗兰”，他的创作手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相似。用胡风的话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龙去脉，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天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也就是作者自我改造的过程，竟然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年，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认为路翎硬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了工人农民心里去。胡绳对路翎小说的心理描写特色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于一切市侩。”
　　二是批评路翎小说主题。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看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胡绳认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溃’，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
　　在4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即要求文学表现人民群众，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在这种文学规范的对照下，中共主流批评家批评路翎丑化了人民，提倡的是个人主义，赞扬的是个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学要求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第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这个剧本描写的是解放前夕工人的护厂斗争。题材、主题都是无可挑剔的。剧本送到文艺处，大家一致说好，可是要上演时却接到通知要修改。但是到底怎么修改，上面既无具体意见，又没有明确的标准。路翎从&5月改到10月，依然没有通过。
　　这时，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1950年，路翎调到北京。但这个剧本最终还是没有上演。
　　路翎积极反映新生活，歌颂新时代，又写了《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两个剧本也没有得到公演的机会。
　　路翎有着非常纯洁的品质。1952年，实行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只领以前供给制时的20元工资。理由是他每月已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他不需要更多的钱。
　　但是，路翎不适应新的文学规范。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结果搞得作家手足无措。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1952年&9月，《文艺报》加编者按发表“七月派”著名作家舒芜反戈一击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直指路翎属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在各方的批评压力下，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先后写出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的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把一群受敌人炮火洗劫的朝鲜妇孺，穿越封锁线，运送到安全的后方。作品在一车之间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时间内，把战士对朝鲜人民的爱与自己悲惨身世的回忆、对祖国亲人幸福生活的联想交融在一起，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巴人高度评价《初雪》。巴金曾有这样的回忆：“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洼地上的‘战役’》写朝鲜房东的女儿金圣姬，对给他们挑水、劈柴、做好事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产生了微妙而又纯洁的爱情，王应洪牢记班长的话，知道在军队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的战斗任务面前，这种爱情是断不能容许的。他和侦察班到敌阵的前沿去捉”活舌头“，发现了金圣姬在给自己洗的衣服里放进了一条绣有两人名字的手帕。他抓获了敌人的军官，但是俘虏的狂叫引来了敌军凶猛的反扑，为了掩护战友转移，他和班长机智地与敌军周旋在洼地丛林中。最后，鲜血染红了那条绣花手帕。这篇小说以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两人由无私的帮助、共同的战斗自然滋生的爱情，又写出了志愿军战士自觉地以纪律约束感情，不作儿女之态，在战斗中接受磨炼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
　　在这些小说中，路翎表现出一种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的小插曲里，发掘生活的真实，发掘细腻而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能。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注目和热烈反响，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的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
　　路翎的文学信念是坚定的。路翎有一股青年人的冲劲，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着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其实，批评路翎目的并不在路翎本身，而在胡风。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阵营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宗派矛盾。
　　由于文艺创作一再遭到政治批判，胡风在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时，路翎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也参与讨论和提供意见。同年11月，路翎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又写出四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的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此文被《文艺报》作为反面材料刚连载完毕，路翎便于1955年&6月19日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质刚烈，性格刚强。他夫人后来说：”别人都很理智，他不，他闹，闹得谁都不理他了。“路翎对强加于身的罪名无法接受。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审讯他的人是特务、混蛋，直至吵闹冲突，被捆绑起来关入黑屋子里。在单身监房中，路翎不停地嗥叫，用头撞墙。路翎先被关了10年，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路翎感到绝望，精神从此变得失常。每日被施以电疗，还服用药物冬眠灵，为的是抑制狂躁的心情。电击和药物极大地损害了路翎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他头脑变得反应迟钝，整个人从此有点痴呆。1975年路翎出狱，监督劳动，发配在街道扫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钱都拿来买酒喝。什么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让他上街买酱油，他买回来的还是酒。酒精严重损害了他的大脑，路翎已经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照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当人们听了这样半痴半醒的话，怎不令人心酸？
　　这时路翎已经57岁，从32岁被关进监狱到57岁平反，人生中创造力最旺盛的25年就这样白白消耗了。当年那个英俊、智慧、激情的青年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路翎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擅长游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聂绀弩曾说：路翎是个美男子。但是现在曾经大而明亮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曾经热情洋溢的表情变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学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尽了。此后路翎曾逐步恢复了一些文学才能，重新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华横溢的路翎了。1994年&2月12日，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厅中突然摔倒，因脑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17岁就闯入文坛，写短篇、写长篇、写中篇，写剧本、写批评，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创作高峰时，却被毁灭了。不过人们都会记得：他的天才曾经闪光，那么亮，像一颗流星。
　　阿垅（1907—1967年）原名陈亦门，又名陈守梅，生于浙江杭州，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一些诗作。他的诗风沉郁，别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上世纪30年代初，阿垅多以笔名”S·M“发表作品。他当过职员、编辑，思想追求进步。”九一八“以后多次参加抗日救国游行，曾被当局拘禁。1934年，阿垅出于抗日激情，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因有远亲党国高官陈仪担保始被录取，入步兵科学习。毕业分配到首都警卫师（88师）为见习排长。”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民党最高当局已预感到侵华日军势必将在上海挑起战事，急调87师、88师等拥有德国装备的精锐部队开往淞沪。阿垅那时已是少尉排长，在”八一三“战争打响后，他身先士卒，几次带领士兵们主动出击守住了阵地。他两次负伤，自谓多亏了背包与头上戴的德制钢盔，为他挡住了日军炮弹爆炸的碎片……。70天血战打下来，中国军队主力伤亡惨重。但他们粉碎了日军‘半个月内攻下上海’的狂妄计划，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阿垅的那个连队牺牲过半。于1937年11月被迫西撤，回防首都南京。几年后，他调任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时，讲授的主课之一便是淞沪作战史。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广受人们的欢迎。
　　1939年去延安进‘抗大’学习，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此时写有《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伤愈后，因回延安交通被封锁，只得留在国统区。他利用职务掩护，仍继续为中共效力。他还编辑地下刊物《呼吸》，并写作大量的文学作品，刊于《希望》等杂志。1946年底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逃出成都，浪迹于杭州、上海等地。在此困难时期，他仍千方百计冒生命危险，继续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解放后，上海方面为他安排了工作。后因天津文艺方面领导诚邀，遂由上海离职去天津，任市文联委员、创作组长、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冤案被捕，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1967年3月15日瘐死狱中。
　　阿垅虽是职业军人，但气质上实在是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是当时唯一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不久就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直到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的1987年，才由后人将当年的旧稿（修改稿已找不到了）重新整理后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读者见面。几年后，又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把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和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战精神向日本人民作了迟到的介绍。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上述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所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势力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并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象奇特、风格遒劲着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好评。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曾这样评价说：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其代表作《纤夫》、《无题》、《去国》等为多种新诗选集所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垅诗文集》。　　　　　
　　附：阿垅在去世前两年所写的申诉书，实际也就是遗书的部分内容：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
　　　　　
　　吕荧（1915—1969年）原名何佶，出生于安徽省天长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北平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骨干。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40年代在文学评论与译介普希金代表作方面卓有成就。50年代初任教于山东大学，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一名编外特约翻译，陆续出版一系列译着与文艺论集。1954年加入中国作协并被聘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
　　1955年&5月25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第二天，在北京东城贡院西街北总布胡同的新闻总署礼堂，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了有七百余人参加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问题”。在此前九天，胡风夫妇已被逮捕。从&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及其它省市，陆续有人因受株连而失去人身自由。
　　上述会议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中国作协秘书长陈白尘报告说：
　　近期中国文联和作协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文艺界二百余人签名的六十九封来信，信中一致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并彻底揭露这一集团的全部阴谋活动“。大会以掌声通过了如下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革命队伍里。因此一致决议：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38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它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
　　本来会议完成了既定任务就要闭幕了，却有一位‘不识时务’的人——吕荧，接连三次要求发言。他上台后开口便说：“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会议出现这样的插曲，令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特别是主持会议的人，更是如坐针毡。坐在台下的张光年站了起来，冲着吕荧大声说：“你不要讲了！……”“你现在不要讲这些东西了，要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接着人们跟着起哄。郭沫若说：“吕荧先生，我以主席身份请你停止发言……”吕荧面色灰白，嘟嘟囔囔地很不情愿地慢慢走下台去。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后人是如何评价的呢？
　　张光年回忆说：“那时候，整个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开始也理解不了，然后就紧跟，犯错误，经过‘文革’才认识了。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
　　八十年代初，吕荧的长女潘怡前往探视胡风夫妇，胡风说：“我傻，你爸爸比我还傻”。
　　八十年代初骆宾基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家吕荧之死》的文章。提及吕荧那次令人难忘的发言，骆宾基说他不愧为“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1955年&6月至1956年&5月，吕荧因反胡风运动中受株连而被隔离审查，出现轻度精神分裂症状。1966年&6月被公安部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由收容强制劳动，1969年3月5日病逝于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终年54岁。
　　【编者按：吕荧显然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在他的身上却体现了作为人的最高贵的品质和尊严、最难得的良知、最无畏的冲劲。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惜的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里，多少人的是非观念早已付诸东流，剩下的仅仅是犬儒主义的苟活而已。而这正是当局所最需要、因而极力营造的大环境。当局最害怕、最不喜欢的恰恰就是人们保留那怕一点点是非观念。因为有了是非观念，就会“说三道四”，就会批评时政、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这种现象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当然是允许的、合法的，是一种天赋人权。但在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度里，却是当局最大的威胁。威胁什么？威胁到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他们的所谓“和谐”等等。因此，像吕荧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生存。其被整肃、被毁灭，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我们把吕荧收录于此书，是因为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一大批这样的‘傻瓜蛋’。因此，吕荧的被毁灭，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最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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