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我在南开中学的日子
温家宝：我在南开中学的日子
日下午，温家宝在南开中学公能讲坛作报告。
温家宝的初中毕业证。
温家宝的高中毕业证。
温家宝15岁时的照片。
温家宝18岁时的照片。
温家宝在南开篮球队。
我在南开中学的日子
（2014年10月14日）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再过四天，我们的母校——南开中学就迎来建校110周年的大喜日子。海麟同志和马校长希望我能在“南开公能讲坛”讲一讲。在校庆之际，我想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回忆一下我在南开中学学习生活的日子，与大家共同分享学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之恩，以此作为对母校生日的祝贺。
1954年9月，我考进南开中学，一个不满12岁的孩子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小学毕业时，我是瞒着我妈妈报考南开中学的，因为妈妈怕我考不上。结果，我被南开录取了，而且是我上的那所小学中唯一考上南开中学的学生。
南开中学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名校，她是在1904年由维新派人士严修和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对刚踏进南开中学的我来说，学校完全是另外一个新天地。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她都是美的，神圣的，深邃的。
校舍全都是古典建筑。建于1907年的东楼，正门楼的上方镌刻着“天津南开学校”几个大字。北楼、中楼、范孙楼、瑞廷礼堂，风格各异，或古朴典雅，或蔚为壮观。建于1906年的北楼是学校保存最古老的建筑，那上下二层的灰色砖楼，及它前面具有拱形立柱的长廊，可谓中西合璧。那独具园林特色的绿色长廊，以及它西侧的四排平房宿舍，更是别具特色。周恩来早年就读南开中学时，曾住在“四排三”宿舍。我读高三时，也曾住在“四排四”宿舍。小花园被常绿的侧柏围着，每到春天绽放出美丽的鲜花。花园再向西被称作“西后院”，那里是一个有200多米长跑道的操场。
入学的第一个开学式，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天，瑞廷礼堂坐满了师生，校长杨坚白、副校长杨志行，都穿着米黄色中山装，并肩站在主席台上。杨坚白身材魁梧，浓浓的眉毛，留着一副“大胡子”，神态威严；杨志行，消瘦，戴着一副眼镜，举止文雅。他们都是教育家，是我幼小心灵中崇拜的偶像。
我进入南开中学，真像是长大了。我的童年生活，动荡而艰辛，一直和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一起。这增加了我的阅历，培养了我的同情心，使我成为一个懂事、向上、勇于进取的孩子。
我从小能吃苦而不叫苦，遇事爱说“我不怕”；我脑海里装着许多仁人志士的故事，经常对自己说“我要像他们那样”：我心底越来越宽广，一入中学就立下誓言“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生活得更好”。我确实比别的孩子早一点成熟了。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建设需要大批人才，许多同学的理想是将来做一个工程师，许多家长也要求孩子学好数理化。入学后，我对各门课程都很热爱，求知识如饥似渴。我知道，中学是打基础的时期，所有学科都很重要，将来做人，成才都用得上
我在小学时，数学就很好，到中学后愈发下功夫。我一直认为，数学训练了我的思维能力，包括想象、分析、逻辑、推理。有时，为了一道题，我常花费很大力气，寻求几种方法。我担任过数学课代表，高中数学竞赛还获得过名次。
我喜欢物理、化学。它们同数学一样，都是学自然科学的基础。那会儿，南开中学物理、化学实验室都在南楼（即范孙楼），那是学生做实验、动脑动手的地方。后来，上大学学地质专业，我深深感到理化的重要。原来，我们生活的地球是由岩石组成，岩石是由矿物组成，而矿物是具有一定密度、硬度和晶体结构的独特化合物。那张深印在我脑海里的元素周期表，还是中学记下的。我对每种元素及它们的化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一步一步加深。然而，基础还是中学打下的，地球科学离不开物理，最主要的是地球物理和天体物理。参加工作以后，我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力学。
那时，我学数理化从不满足考分，而是用心培养自己的理解能力、思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对事物充满了好奇，经常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更重要的是，这养成了我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志向。这些都让我终身受益。
我爱语文。我从课本里知道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那么多名著。牢记在我脑海中的一些古典诗词和感人的名家名篇，还是那时背下来的。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鲁迅的《一件小事》，至今都能默诵。
中学，带我了解世界的主要“向导”是各类书籍。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获得了很多知识，认识了学校以外广阔的世界。在学校，我经常抢着在图书馆借阅中国古典名著。一段时间，还迷上了武侠小说，后来渐渐开始读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现代名著，也涉猎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莎士比亚、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从这些鸿篇巨著中，看到了人类历史的辉煌，也看到了历史和现实中丑恶的一面。我更看到，社会在发展进步，人们追求真善美，一直为公平正义而不懈斗争。经过历史淘汰，能够流传下来并为人们爱读的书籍并不多，而这些书籍所具有的强烈震撼力尤为宝贵。我常含着热泪阅读这些不朽的作品，并把感情全部投入进去。在阅读中，我时常联系社会，思索人生，想着社会发展的道路，想着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学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历史人物屈原、司马迁、文天祥。从屈原身上，我看到一个人极高寒之理想，极热烈之感情，他可以为理想信念“九死不悔”，最终不惜以死肯定自己生命之价值。一部《史记》，不仅让我看到司马迁严肃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而且使我认识到为了真理，人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无辜受腐刑、隐忍苟活的无限悲愤和常人不可想象的坚韧毅力，深深打动了我。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直为我喜读，这首自叙身世、自明心迹的诗作，直抒胸怀，气贯长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我立志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格言。
通过南开中学的学习，我深深体会到，一所学校要办得好，必须要有一批好教师。他们是学校教育圣殿的支柱，对学生的教育和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时，学校拥有一批各具特色的名师，他们的敬业精神、人格魅力和渊博知识无不使学生受益。
我爱我的老师们。在六年的中学生活中，我尊重每一位老师，细心观察他们的优点和特长，不仅从他们身上学知识，而且学品德。
生物老师孙养林业务功底深厚，教学经验丰富。他自编生物教材，自制教学器具，自绘教学挂图。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一口地道的天津话，讲课认真动听。他常说：学习知识就是三句话、九个字“学懂了，记住了，会用了”。他上课时常用质朴的语言，顺手拈来许多生活中的生物趣事，启发学生们对生物学知识的追求，把一门原本枯燥的生物课讲活了。在生物实验课上，我第一次亲手解剖了青蛙，了解生物的器官构造，感到十分兴奋。那课堂的情形，我至今难忘。2003年11月底，孙先生不幸去世时，我送了一个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恩师孙养林先生千古学生温家宝敬挽”。
有“代数王”、“几何王”、“三角王”之称的刘铎、安同雷、乔慈忠三位老师，被誉为南开中学数学教师的“三驾马车”。他们不仅给学生讲授清晰的教学概念，而且用大量习题，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安老师的特点是，多容易的题也要让你感到难；而刘老师的特点正好相反，多难的题，都讲得很容易。在他们看来，难易是互相转化的，关键在于能力的培养。
语文老师陈东生、傅越秋都是严谨，有学识的老教师。他们善于运用教材中的范文，深入浅出地告诉学生诗词、散文、小说、政论等各类文章体裁的特点，让学生们懂得如何利用史实，如何体察生活，如何运用语言文字，如何深读古今中外名著名篇，如何写好文章，如何从课文中学会真知、学会做人。
音乐老师姜韵泉的教学方法，一直让人回味。在他的每堂音乐课上，除了课本学唱内容外，他总花大量时间让学生欣赏音乐，或是放古今中外名家名曲（包括京剧）的唱片，或是自己弹奏钢琴。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的旋律，我还是从他的课上听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次我访问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故居时，故居工作人员用莫扎特用过的钢琴弹这首脍炙人口的名曲时，我马上想起了姜老师的音乐课，随口说出了曲名。
师恩如山。南开中学这些有风格、有特点的老师，给我影响很大。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难以忘怀。他们以极大的爱心教育学生，是不图回报、默默耕耘的园丁；他们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他们对学生的每一点进步，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不时加以鼓励。高三班主任刘淑莲老师说我是“有主见、守纪律、学习刻苦的好学生”。代数老师张学聪谈到我时说到，“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那永远工整、明了的作业本；二是他从中学时代就表现出极强的自理、自律和自强精神。”至今，我仍把老师的这些话看作是教诲、鼓励和鞭策。
我喜欢我的同学们。那时，南开中学是男校，我的同学都是像我一样大小的男孩子们。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但父母大多都是平民，生活十分朴素。班上好像是一池宁静的水，那样清澈、透明，没有一点污秽和波澜。他们的性格、爱好不同，但都是那样单纯，彼此没有丝毫的隐瞒、歧视、嫉妒和防备。我和大家相处得很好，在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中增进了认识，加深了友谊。许世佺是我初中好友，他出身贫苦，聪明活泼，十分爱读书，特别是古典小说，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李铁林是我高中同窗知己，他不仅作文好，而且爱画画，他对生物的热爱使他成为一名医生；张承萌、于家成都是班干部，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一群少年中显得老成持重。他们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同学很友善，后来都上了名校，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了成绩；于祺明爱读政治书籍，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全班同学中第一个攻读《资本论》。我们爱在一起讨论问题，后来他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周幼方高高的个子，篮球打得好。每天下学，我们一路回家。下学后，我们一起从学校出来，过兴树里，到南马路。我们一路上打打闹闹。我经常出其不意从后面跳起来把他绊倒，他总是笑嘻嘻地站起来，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又蹦蹦跳跳一起回家。后来，他成为一家大企业的负责人。那时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像兄弟一样，感情真挚纯洁，彼此没有闹过意见，没有吵过架。现在想起来，都让人感到温暖和幸福。
南开中学的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而活跃的。学校有合唱团、话剧队等文艺社团，也有航模社、无线电等科技社团。每到周末，各个社团都开展活动。我曾参加过口琴队，周末常到南开女中（女七中）练口琴。这也是我们唯一接触女生的机会。我生性活泼，酷爱运动。初中时，我们在中楼上课。那是一座建于1919年的长方形教学楼，半地下室摆放了几个乒乓球台。中楼的南面是篮球场，有四个标准场地。那时，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课间休息十分钟。其中，上午两节课后，要休息20分钟。我们常利用课间这点时间跑到地下室，抢占乒乓球台打上一会球。下午课后是我们玩的时候，开始打小皮球，后来打篮球。我参加过学校的少年篮球队，这个队获得过全市第六名。我喜欢跨栏跑，在全区中学生运动会上得过奖。一段时间，我还对垒球（即现在的棒球）着了迷，以至到六十岁还能挥棒击球。我也很喜欢足球。有一次踢球时，我把范孙楼后面窗户上的一块大玻璃踢破了，要赔一元四毛钱。我家教很严，家境贫寒，我不敢回家向妈妈要钱，只得把每天吃早点的三分钱慢慢积攒起来赔给学校。那些天，教室门上的信孔中总要伸进一张纸条，催我到总务处去交钱。我最怕看到它。从此后，我就再也不踢足球了。
我在学校学习，不仅注重文化知识，而且注重人文素养。现在回忆起来，每当老师、父母给我讲一些古今中外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的故事，我常听得热泪盈眶。我经常以人类历史上的英杰、名人为榜样，把他们作为指引我前进的明灯。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给人以灵智，给人以意志，给人以抚慰，给人以力量。我以为，老师在讲述知识的时候，可以结合革命史、思想史、军事史、科学史、艺术史等，给学生们讲些代表性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经历和精神，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贝多芬传》的翻译者、文学艺术家傅雷曾感慨地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当代学者赵鑫珊，读了《居里夫人传》后激动第写道：“我的内心所受的震动是难以描述的。从此以后，每当我半夜醒来，听到窗子被北风吹得咯吱咯吱作响，我开始追问‘人是什么’这个最古老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居里夫人所说的蚕吐丝作茧的类比。”百余年来，南开中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校友，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革命烈士马骏，以及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事迹就是一部部鲜活生动的教材。
我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深刻理解叶圣陶先生的“教是为了不教”这个至理名言。只有胸怀大志、不畏艰险的人，才能做到自觉学习、刻苦学习、终身努力、孜孜以求；才能懂得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甘于奉献、永不退缩；才能学会做人、无私无畏、不懈奋斗，达到光辉的顶点。
我是一个有理想的孩子。我的理想是从苦难的童年到中学期间逐步形成的，其核心是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这一理念是建立在文化、同情和道义基础上的。我从小就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在中学又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因而不断培育了自己的爱心。我懂得，只有爱家乡、爱学校、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才能爱国家、爱人民。只有爱，才有同情；只有同情，才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才是一个纯粹的人。
老师们、同学们！
算上这次，我毕业后回南开中学已是第5次。每次回母校，我都能感受到学校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次回母校，我都能感受到同学们所迸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我仿佛又回到激情燃烧的中学时代。
我曾说过，南开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南开精神是我前行的一盏明灯，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应该做到继续努力，走好人生的最后一步，做一个真正的南开人，不辜负母校对我的厚望。
2009年2月15日，我在南开大学曾讲过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这里，我想在引用一下当时我说过的话，作为对南开中学110周年校庆的祝贺：“为民族解放和复兴，为国家独立、富强、民主和文明而培养和输送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为公、奉献、改革和创新。这就是南开的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的精神。”
我讲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许多学长，我们的前辈，用他们不平凡的经历和勇于献身的精神铸成的。这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培育南开的品格，坚持发扬南开的精神！
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Q1：您在社团活动中有何感触？您如何处理好活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A1：我一直以为中学，小学教育都是启蒙，对每个孩子，除了基本知识，最重要的是品格、能力的培养，课外活动是启迪心智的有益安排，南开一直如此。减负不是放养，而是给孩子更多的时间思考问题、锻炼体魄、领悟人生，这比课堂更重要，这些事完全必要的。小时候我是个顽皮的孩子，后来变得不爱说话，但思考问题都是在蹦蹦跳跳中产生的。我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常闻、常思、常修，这样对待活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Q2：您不断在书本中探求知识，请问您在读书方面有什么建议？
A2：谈到读书，每个爱书的人不会推荐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偌大的图书馆中，经过历史淘汰的至今还震撼人心的书是不多的。重在选择。有些书不仅要读，更要常读，有些涉猎即可。选择和爱好、志向、奋斗结合，学会选择书籍，它会成为在你困难时扶植心灵的一股力量。
Q3：我们怎样在实践中弘扬南开精神，成为中学模范？
A3:“办成模范”是前辈提的，作为奋斗目标和口号的是我为南开中学110校庆的题词：“一定要把南开办成中学模范。”所谓中学模范不单是升学率、录取人数比例，而是学校真能培养多少国家需要的人才、肩负民族复兴的任务的人才。办成模范要老师、同学共同努力，要学校的创新办学精神。对同学来说，要做到有德（品德良好）、有志、会思（有独立之精神）、勤奋（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奋斗终生）。对老师来说，要重视启发教育，通过教学启迪学生心智，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把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事，要重视运用。学知识完全是为了用。在参观校园时，我感到孩子们不仅会动脑还会动手。对学校来说，一要严，要严以治学，严以治校，要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对教师、学生进行严格考核，对纪律要严格要求并执行。学校若不“严”字当先，松了垮了绝对办不好。二要苦，在艰苦中探索办学道路，大家都要付出心血。三要优，优在创新、模范，优秀表现在创新，只有创新精神才能让学校发展得更好。四要爱，以爱育人，老师用爱教育学生，学生要从学校中培养出对广大人民的爱，这是终身的奋斗目标。学校、老师、学生要共同努力，才能把南开办成中学模范！
编者的感想：
看完温总理的这篇演讲，我兴奋了好久。曾看过温总理的很多演讲稿，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在学校里的演讲和与青年学生的谈心，可能是因为我也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原因吧。我喜欢看总理回忆自己成长、求学道路上的旧事，趣事，喜欢听他讲述科学知识，感悟人生道理。而南开中学的这次演讲，也让我回想起我的中学生活，如果早几年看到，那我一定也要像总理一样，刻苦学习，文理并修，文艺体育全面发展，做个志存高远的好学生。
温总理每次和青年学子交流的时候，我都能感受这位老人对后生晚辈的关爱和厚望，他希望青年们立志成才，为国所用。我曾经被总理的赤子深情触动，那种对国家，人民的热爱，不是一朝一夕而成，不是仅仅挂在嘴上，而是植根在深厚的中国文化，感召于浓浓的公能校风，萌发于童年对战乱贫苦的切身感受，和四十五年如一日的奔走奉献。温总理不仅一次谈到爱国，每次都让我不禁动容。也许，从我把总理当作自己偶像的那一天起，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就是我一生的情感所系。
温总理知识渊博让我很羡慕，每次看他引用古文名句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个疑问，这些都是他什么时候背的。现在知道了，原来在中学时代，他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拥有严谨的科学思维，又不乏饱满的情感世界，一位地质专业的工程师，却爱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名言佳句信手拈来。可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却很挑剔，只看自己喜欢的门类，导致偏科。由此可见，广泛涉猎，多学知识，并不会吃亏。
我也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每次和别人谈到自己的理想，就会受到嘲笑，被认为不脚踏实地。当我看到温总理为他的理想执着前行时，我就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鼓舞着我不能放弃。总理总说青年人要树立远大的志向，要有理想。也许就是他年轻时的理想，让他刻苦努力不畏艰辛，支撑着他走向人生顶点。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年迈的总理在风雨里奔走，不顾非议指摘，以屈原为榜，以文天祥为样，便知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苦行僧。
说来还有一点点遗憾，总理回南开那天，我就在校门口的翔宇广场上等了他一整天。进进出出的考斯特里，坐的是不是他？听到校园里的广播操声音，就想象他做操时手臂伸得直直的，乖乖地样子。看到一群人在校门口簇拥着进入范孙楼时，便猜到了他应该是去看书法展览了。后来我在操场边的马路上看到很多便衣，而场内有几个篮球，心想他看到了会不会手痒，随手抓一个，来个三步上篮……
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我于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的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得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南开中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就从校长、老师那里了解到敬爱的周总理早年在南开的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知道马骏等许多革命先烈的事迹，为母校曾经培育这么多的革命家和各类杰出人才而感到自豪。
　　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
　　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的安分，走的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
　　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北京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
　　到中央工作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们，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需要像南开这样的学校，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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