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档案校史信息网
光华大学简介
校歌校徽校训
光华大学变迁记
《私立光华大学分设成都始末记》序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
光华大学成都十年大事记
光华大学念载简史
光华大学简介
光华大学是1925年从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地处今华东政法学院）脱离出来而创建。
首任校长张寿镛。建校初期，学校设文、理、工、商四个科14个系。学生们在致力于学习的同时，课外活动和体育竞赛也开展得生气勃勃，在江南八大学校的国语、英语演讲比赛中屡居前茅，还曾获江南八大学校网球、足球、越野赛的锦标。
光华大学建校26载，先后入校学生达14,000余人，完成大学学业获得学位者2,400余人，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邓拓，中科院院士徐僖，著名学者周而复、赵家璧、张芝联、吕翼仁、张允和、穆时英、田间和姚依林、乔石、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黄辛白、柴泽民、黄鼎臣、邵洛羊、杨小佛、谢云晖、杨纪珂、张承宗等一大批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民主人士。
我校档案馆保存了光华大学1925年9月至1951年10月的档案全宗，共有档案1268卷，学生学籍和成绩卡9931份。档案主要内容和种类与大夏大学全宗基本相同。另有《光华年刊》反映抗战时期我校迁往成都分部情况的“成都十年记”(1938年7月--1947年6月)和光华附中的部分档案。
张寿镛先生
朱经农先生
廖世承先生
张寿镛（）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字伯颂，又字咏霓，号约园。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人，任淞沪捐厘总局提调。宣统二年（1910年）任江苏度支公所科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江苏、湖北、 山东等省财政厅长。1924年底，任沪海道尹。1927年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厅长及上海中央银行副行长，并代理财政部部务。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兼江苏省财政厅长。1925年与王丰镐等创办光华大学，被推为校长。抗日战争时期该校易名诚正文学社及格致理商学社，亲自执教。著有《约园演讲集》、《经学大纲》、《史学大纲》等。
朱经农() 教育家。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9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曾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教育部常务次长等职。年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达10年之久。1945年10月至1948年出任光华大学校长。著有《明日之学校》、《教育大辞典》、《现代教育思想》等。
廖世承()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中等教育专家，上海市嘉定县人。 1912 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理科）；1915年赴美留学，在布朗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 并先后获学士、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廖世承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主讲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等课程，兼附属中学主任，并从事教育科学实验。 1927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廖世承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上海继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校长之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1年起，廖世承曾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等职，为发展新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做出了贡献。廖世承曾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廖世承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献身于教育科学实验。他认为，当代的教育理论及设施均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尽力提倡科学的实验。早在1920年，他就参与创建中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之一，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实验室，并与陈鹤琴一起进行心理测验的实验研究。在实验的基础上，他编著了《智力测验法》一书，列有测验法35种，其中12种为著者自己创造的。1924年，他编撰出版了《教育心理学》，此书为中国这门学科最早的教科书。同年，廖世承在实验基础上，写出《东南大学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比较了道尔顿制与班级教学制的优劣，并得出根据中国具体条件很难实行道尔顿制的结论。1925年，他与陈鹤琴合编了《测验概要》一书，对测验的性质、效用、种类，测验所用材料，实施手续，统计方法等，都做了详细叙述。该书对推广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起了一定的作用，被认为是测验最简便的普通用书。廖世承还对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道德进行研究，并制订过“学生信条”。此外,廖世承的著作还有:《中学教育》、《教育测验及统计》等。
上海光华大学的创建和变迁
私立上海光华大学创建于l925年6月，由数百名脱离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组建而成。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等，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集会抗议，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国人民纷起反抗，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反帝运动。当时，上海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的华籍师生，积极声援爱国反帝运动，遭到校方压制，师生群情激愤。6月3日，大学及附属中学学生553人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6月4日，离校师生集会，筹议自行设校善后办法。他们的反帝爱国行动，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学生子华照之父王丰镐(字省三)先生，慨捐墓田余地60余亩作为校基；学生许体纲之父许沅(字秋朋)先生捐开办费5000元，沪海道尹张寿镛(字泳霓)先生也是学生家长，对爱国师生自行设校办法深表赞同，被推为簿备委员会主任，积极奔走筹划，朱经农先生自告奋勇承担向各方募捐经费的任务。经过短期的努力，新校很快筹奋就绪产建立了校董会，由王丰镐仔董事长，聘请张寿镛为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定校名为“光华大学”，取日月光华之义。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格致诚正”四字为校训。定6月3日为学校成立纪念日。
学校初办时，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房屋为大学校舍，租新西区丰林桥房屋为中学校舍。报名入学时，脱离圣约翰大学学生皆米归，各地学生亦闻风来校就读，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同时举行(给声明退出圣约翰的应届毕业生颁发毕业文凭)，全校学生人数达970余人，大大超出了由圣约翰大学退出的学生人数。从爱国师生退出圣约翰大学至光华大学成立开学，历时只三个月，学校创建速度之快，为世所罕见。
1926年1月，学校在王丰镐先生所赠之大西路地内建筑正式校舍。当年9月，新校舍基本建成，大学部和中学部先后迁入上课。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至抗日战争前夕，校园面积已达百余亩，建成教室2幢，学生宿舍3幢， 教职员宿舍2幢，以及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实验室、小工场等。
学校校长长期由张寿镛担任，1945年7月张寿镛逝世后，先后由朱经农、廖世承担任。担任副校长的先后有：朱经农、张歆海、廖世承，颜任光，容启兆、朱公谨、谢霖。
学校初设文、理、商、工四科。1927年工科停办。1929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个学院。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理学院设数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张东荪，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曾任文学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长，金其眉，薛迪靖、谢霖、沈章甫、岑德彰曾任商学院长，各院系教授亦多为国内知名人士。在校学生最多时曾达1700余人，其中大学800余人，高初中900余人。至1938年，毕业大学生1118人。高中生1026人，初中生509人，共计毕业2653人。
学校管教甚严，纪律严明，学风较佳。特别注重国文、外国文和数理等基本科目教学，教员上课多用英语，学生毕业服务社会后，颇获好评，学校在社会上有较好声誉，被称为上海六大学之一。光华附中则是上海三大有名中学之一，教学质量较高，高中教材多采用英文版本，注重体育锻炼，曾获上海市中学体育比赛十项冠军。
日， 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址正好处在两军激战地带，张校长迫不得已，带领全校迁入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卷交易所八楼上课，上海沦陷后仍继续坚持办学，未曾间断。同时，为图久安之计，张校长与校董会商定，委托商学院院长谢霖入川设立分校，定名为“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于日在蓉开学。
1941年以后，由于太平洋日美战争发生，租界亦被日军占领，为暂避日军干涉和汪伪组织的勒令登记，张寿镛校长将上海光华大学名义暂行隐蔽，对外改为两个学社， 一名“诚正文学社”(即原文学院)，由蒋维乔教授主持；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原理学院利商学院)，由唐庆增教授主持，壬午补习班(原附属中学)，由毛仲磐主持， 并经成都分部代呈教育部备案，准许：两学社之毕业生仍作为光华大学毕业生，给予学位。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光华大学得以恢复，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政府拨给欧阳路旧日侨学校为校址。所不幸的是张寿镛校长未曾享受抗战胜利的喜悦，于日本投降前二十七天在沪病逝。1945年10月，校董会进行改组，由翁文灏任董事长，朱经农任校长，朱公瑾、廖世承任副校长。校董会还议决，遵张寿镛校长遗愿，将成都分校赠给川省人士接办，藉留永久纪念。
解放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光华大学于1952年与其他高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
《私立光华大学分设成都始末记》序
上海光华大学，私立也，因爱国运动而成立之学校也，始于民国十四年六月三日，鄞县张寿镛泳霓先生首任校长，庚续二十年，培植人才，得以万计，可谓伟矣。
私立学校，为社会上之公益事业，吾国实业不振，以致社会事业，鲜有力量维持，环睹吾国私立学校得能生存者，有三因焉，一日校董校长凭其资望与精神，终岁从事募捐，集腋成裘，以为建设之资也，三日教员职员，捐其学问劳力，为其教学及管理也，三日肄业诸生，多担学费，为其维持之经费也，以吾国社会之穷，而尚得有许多私立学校行， 皆恃此三因耳，以故私立学校毕业之人，耳濡目染，多以社会事业为己任，朱子曰，为学须先立志，西儒日，患难为最良之教育， 困苦缺乏，皆为最良之师，私立学校，殆有之矣。
数―卜年来，吾国私立大学之最著者，首推马相伯李登辉两先生主持之复旦大学，张伯苓先生主持之南开大学，胡元伙子靖先生主持之明德大学暨其明德小学，而光华大学成立最后，迄今仅念三春，惟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堪与三校并列而不愧，马李张胡四公， 皆余素所认仰，今三校者，或已改为国立，或因力停办，惟光华大学，犹仍卓然自立， 向前迈进，全校合作精神，能不敬佩。
余与泳霓先生订交，远在民初，念二年春，承邀执教，旋任商学院长，念六年八月三日，中日战祸，发于沪滨，泳霓先生，知此战非短期内可能停止，又知国家社会因战事而需才益极，决定在川设立分校，战后仍使存留，使光华精神，播于西南，余受其托，入川主持，既承社会赞助，复得教职诸公热忱匡襄，可谓私立学校之三因，俱备之矣，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泳霓先生在沪逝世，越二十七天， 日本投降，上海本校，恢复旧观，成都分校，由校董会议决，依泳霓先生之遗意，赠由川省人士更名成华大学，成立存在，三十六年六月三日校庆之日，诸生曾经搜集本校分设入川后之十年经过事实，编为《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以期后之来者，知我光华大学，不特上海本校，树人已多，蜀中犹有治国之才，并使之有谊属兄弟之成华大学，分别存在于无穷，人生在世，贵能创造，泳霓先生，克当之矣。
今届留蓉成华大学学生，借读均已期满，我光华大学分设在川事宜， 自可随之而完结，余之责任，亦即就此终了，回忆蓉校十二年来，事事若梦，幸毕业学子，多至二千三百五十二人，中十分之八，则为川籍，将来必能造福于共桑柞，推而至于国家，咏霓先生，亦必含笑于九泉，余以此事始末，应有记载，以彰校誉，爰嘱编刊《光华大学分设成都始末记》，而以全体毕业生名录殿焉。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
光华大学与张校长
在“五卅”反帝爱国怒潮中建校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传诵着古代的一首《卿云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上海有两所中国人自办的著名的私立大学，一所是马相伯先生办的复旦大学，另一所就是张寿镛先生办的光华大学，两所校名都取自这首《卿云歌》。复旦、光华，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
日，日本纱厂职工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30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声援这一反抗运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就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撼世界？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怒潮，从上海扩大到北京、天津、南京、汉口、长沙、青岛、重庆、海丰、陆丰等大小近五百个城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卅运动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光华大学就是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
英国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并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的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当晚学生们就集会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取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约好也是圣公会办的几所中学的同学前来参加。六月二日再次开会，决定于六月三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三十多年来，圣约翰大学的旗杆上一直飘扬着美国国旗，而这次却升起中国国旗，显示了久被压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苏醒。
谁料未隔多久，同学们发现国旗被校长卜舫济夺去，经推代表交涉无效，于是向童子军团借了一面，仍悬半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烈士志哀。一时掌声雷动。卜舫济闻声出现，勃然大怒，蛮不讲理，将旗掷地，践踏于脚下。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同学们压不住心头的怒火，附中同学杨子英睹此情况，放声大哭，愤慨地说：国旗横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附和者五五二人，宣誓集体离校，许多爱国教职员工也纷纷响应，这就是历史性的“六三”离校事件。
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
从圣约翰大学离校的师生员工决心诉诸社会，另建学校。获得许多学生家长的支持，特别是一些爱国的社会贤达的赞助，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张寿镛和王丰镐（省三，）两位先生。
“五卅”惨案爆发，张寿镛适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松沪道尹。他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激起无比的仇恨，表示一定要报仇雪耻，主张教育救国，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六三离校事件后，他一方面以松沪道尹的身份与英国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处理善后，同时应圣约翰大学大批离校的师生员工要求，立即着手筹办光华大学。得到王省三先生的热心支柱。王省三先生是一位清末明初的洋务人才。光绪六年（1880）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一年到宣统初年（），他曾几度随从出使西欧各国，并当过驻日使馆的参赞和横滨总领事，办过铁路、煤矿，主管过洋务局、农工商矿局、电话局等，后来又担任浙江交涉使。民国七年至十四年（），先后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员和松沪督办。晚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旧中国涉外人员，畏帝国主义如虎，以荏弱屈服，丧权辱国闻名。可是这位官职并不太高的王省三，却不畏强暴。在他浙江交涉使任内，曾经驱逐擅自在杭州城内开设洋行的日商，还多会被强占的宝石山和乍浦等地。王先生崔老谢宫，以耆宿居上海。他和张寿镛都有子弟在圣约翰大学、中学读书，五卅惨案发生后也都离校了。王省三走访张寿镛。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国旗辱矣，学生逐矣，悲愤凄惨之情状，虽在道路尤为伤心，况两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
王省三在沪西法华乡（旧大西路底）置有地产六十亩，表示愿意捐献，建筑校舍，创办大学，以容纳从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他表示这些地产，本来是打算遗给家属的，如今我已经和家人商量，与其日后让我的一家子弟受益，不如今天捐出兴学，让大众子弟受益。他还对张寿镛这样说，收回教育权，固吾志也。张寿镛，王省三办学的倡议，得到另一位学生家长，曾任江苏省交涉使得许秋帆的赞助。其时，王省三，许秋帆都已年迈，公推张寿镛为创建的光华大学校长。第一批师生员工五百五十多人就是从圣约翰大学愤而离开到光华的，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这样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了。
创建光华大学，不辞奔走呼号
1930年，即光华建校后五周年，张校长曾写过一篇《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创校的艰辛：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也就是向当时富商大贾，达官贵人募捐。这一点，颇似张伯苓先生之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可以说也是托钵题缘来的，有人因此背后说张伯苓先生为化缘的老和尚。
为了急于安置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开始时在上海霞飞路（即今淮海路），杜美路（即今东湖路）租赁了校舍，并在枫林桥盖了十多间茅舍作为中学的讲堂。《序》中描写当时的情景说：筚路蓝缕，疲于奔走，凛凛焉惧风之飘摇！中学的学生以茅屋为讲堂，寒天暑地，眩涌其中，师若弟宴如也。张校长写这篇《序》时，已度过困难时期，不仅建立起了大学和中学校舍，还盖起图书馆和体育馆等。他聘请著名的教育行政专家朱继农为大学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主任（廖的前任是陆士宴），继而延聘到许多国内著名学者教授。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的师资，以光华为首。
张校长创办的光华大学的中心思想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他认为要使国家尽善尽美，必须植基于大本大原，而这个大本大原就是教育，也就是他说的百年树人。
光华大学有座六三堂。是为了纪念圣约翰大学反帝爱国师生六三离校而建立的，用意是启发国人深沉纯挚之爱国观念，以无负圣约翰离校师生之义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志人士，他们的爱国感情常常表现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前者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民族经济的压迫和掠夺，后者则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张寿镛先生在创办光华大学时曾说：这所大学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后来六三堂建成，又说：及其堂构即成，居息得所，明窗静几，左图右书，萃佳子弟与良师益友济济一堂，油然喜乐，有不复记忆昔之所遭者矣！张校长认为，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
张寿镛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把光华大学办好来实现百年树人的理想。为了进一步说明张校长的办学思想和他对光华的感情，有必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官场生涯和政治态度。
张校长的家世和早年经历
张寿镛（）先生，字伯颂，号泳霓，别号约园，鄞县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书家，财政经济家，为明末抗清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煌言）的后裔。父亲张嘉禄（字肖？，），光绪三年（1877）进士，光绪十五年（1889）后，先后任山东道，云南道监察史，转兵科掌印给事中。甲午战败之后，曾慷慨上书，参奏李鸿章。他说李鸿章自日本人耀兵于疆起，始终主和议，因而屡误军机，让叶志超孤军寂海外，不增援兵，不派巨舰，而只派了一些小艇，甚至在天津设了粮台却不运送军饷，前线三军弹尽粮绝，致使黄海一战，定远等五舰被击沉，丧失了海权，威海、吕顺陷落，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斥以李鸿章为首的丁汝昌、盛宣怀、张士桁辈为庸儒贪墨，朋欺朝廷，要求严办。从那时起到辛亥革命，张校长在江苏八年，历任许多差使，包括：仕学馆提调，警察局提调，凇沪厘局提调等（按清带的提调，是在机关内部处理事物的职员，不是长官）。还当过布政司衙门专管财赋和人事的藩署总文案兼新政文案，海运会办和度支公所箢榷科长。他的官职虽不大，但办事能力很强，任藩暑总文案期间，每晨五点钟起床，至十二点始入寝。办公室分排了七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放着各类文件，而每个文件都要他这个总文案阅读盖章，否则藩司不阅。他说：我的经验，根源于此，特别是后三个职务，直接与财政有关，为他以后在财政界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里附带讲一件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故事。
辛亥革命的前奏，是发生在宣统三年（1911年），粤、湘、鄂、川任命反对所谓铁路国有（实际上是清政府发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国四过银行团）的铁路风潮。风潮初起时，当年与袁世凯齐名的芩春煊奏调张寿镛入川处理，他道经武昌，那是在武昌起义前五天。当时在湖北的湖广总督是残酷镇压苏浙农民起义发家的瑞澉，进言革命党在湖北颇多，而且都是青年，你要一一拿办，突然结毒于青年，是不可取的。瑞澉听了笑着说：你中了张四先生的毒了！（指南通张謇。当时张謇也在湖北，主张勿穷治党人。）张寿镛听了又直言进谏说，我不是为革命党人说情，而是为政府爱护青年着想。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据他的《会议》中所说，他当时向瑞澉说这番话是大胆的，希望瑞澉会良心发现。然而这个爱新觉罗氏的末代皇裔，嗜杀人性，对人命哪里会有什么良心。据《清史稿》载，瑞澉照告密的名册，按名捕之，捕获了三十二人，严刑拷打，把其中三人处死，并命令追缉逃亡。于是湖北新军骚动了（新军有不少是革命党人），三人被处死刑后第二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当时，革命青年中有位带头人叫萧湘，张寿镛向瑞澉大胆进言是，萧湘已被监视，也许碍于张謇和张寿镛的情面，萧湘没有被逮捕，而是驱逐出境。革命成功以后，张寿镛见到了萧湘，他说我说过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那被杀的几个，真正冤枉！但是，瑞澉杀了人，辛亥革命就成功了！
为北洋政府理财
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张寿镛，先后当了十多年的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理财，遍尝官场生涯甘苦辛酸，终于长揖辞官，以办学，遍书为乐。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第一个差使是办上海税务。这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为时仅三个月就卸任了。接着，从1912年到1915年，他应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请，当了浙江省财政司长（后改称厅长）。由于他是浙江人，而且与朱介人相处较好，得以发挥他的才能，当时，浙江省的年税入连国税在内只有一千六百万元，辛亥革命时发了两百万元军用票，尚且有百万元外债，财政十分困难。在他任中，把每年税收平均提高两千二，三百万元。除上缴国税，收回军用票，清偿外债外，及至他离任那年，还库余八十万元，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他采取几个措施：第一是治乱。包括指定税则章程，他不顾属吏谩骂，严厉贪污和苛捐杂税。第二是兴业。照他的说法是调查土宜，振兴物产，也就是利用浙江当地资源来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中来增加国家税收。从那几年中，因收入上缴偿债，用在地方建设上的就不多了。可是他还是办了些好事，如修建马路，开辟西湖市场等。
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乱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以在浙江时的办法，而且管的更严更细。曾做调查事宜《振兴物产方案计两》三万字，当时，湖北督军是军阀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校长不肯附和，就离开湖北。
1920年，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江苏督军李纯，因张校长不是他的亲信，被挡驾了，后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动辞职离去。
此后，北洋政府数度调他去北京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和议秘书等，一度还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然而张校长均不感兴趣，自称：此数年中，最无足述，流露了他对仕途的厌倦。
后来，张校长所写的追忆诗作，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我亦与君少年游，久耻文章互标榜
相期愿作太平民，坐看兰阶秀色上。
那识兰芳犹昔时，荆榛遍起遂生悲。
但听哀猿连臂叫，问天天醉天无辞。
沧海横流震荡甚，区区何足击皇慈。
又：锱铢积累十三载，雾散烟消一刹那。
地窄雉飞虽带箭，奋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运，洗净甲兵造山河。
长歌激越听者喜，曰吾流辈感蹉跎。
数度被军阀挡驾，做了些最无足述的差使，搞了十多年的财政，却历尽坎坷，象只箭伤的鸟，然而他的心情却因此更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沧海横流，听到的是哀猿啼叫，但他不甘心蹉跎岁月，仍保持他昔时的兰芳，说明他是有所抱负的。后来他决心不做官，专心办光华大学，为再造山河创百年树人的大业。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之前，张校长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当时浙江督军是北洋军阀卢永祥，属皖系。十多年前，他在浙江财政司长任内，清偿积债，且有盈余；第二次重任此职，积欠又达数百万元，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不久，江浙战争（1924年，江苏督军直系军阀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交战。也称齐卢之战）爆发，卢永祥战败下台，他也随之去职。
关于上海总工会的一段史实
月，张校长当了一百天的凇沪道尹。他在任职期间处理“五卅惨案”之际，有件事值得一提。
“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六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成立。它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结成了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罢工、罢课、罢市。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派大员查办，当时统治苏、浙、皖的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派军队弹压。但业已任命的凇沪交涉使尚未到任，因而与英帝国主义交涉事宜，就落在到任甫三日的凇沪道尹张校长身上，惨案发生那天，有大批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经过他和上海其他名流唇敝舌焦的交涉，保释被捕学生。对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卢永祥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密令军队司令邢士廉（偶三）使用武力解散总工会。张校长身为上海地方长官，坚决反对。邢士廉军队在上海，理应受地方长官节制，但是他坚持要按卢永祥的命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张校长对他说：工会要改进是可以的，解散则不可以。如果你要这么办，我决不签署。这或许是当时上海总工会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因素。
为国民党理财到长揖而去
从张校长的家世，经历来说，他与清政府是有些渊源的；但与国民党却无何渊源[8]。可是为什么他又能历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要职呢？
张校长担任这些官职时间是在1927年到1931年。他在《六十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迨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承蒋介石先生致电虞洽卿约我以谈，始与蒋先生相见。时蒋先生欲以江、浙两处财政相属，我再三辞让，结果以苏省府委员兼财厅任事。
这段话说明张校长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北伐军初抵沪，宁，蒋介石叛变之前；其二，是蒋介石托虞洽卿代邀的。蒋介石为什么会通过虞洽卿邀请张校长相见呢？这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宁波人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张校长在江、浙两省和上海财政界，金融界著有声望。
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时（日），军费开支十分庞大，而财源涸竭。北伐出师时，曾发行公债一千万元，但认购者寥寥无几。国民革命军第二任财政部长孙科，接任时，携带《新债计划》赴上海酬款，遭到当地以江浙财团为主的金融界一致谢绝。孙科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两天以后，财政部修订组织法，增设次长一人，由孙科慕名坚邀无渊源的张校长出任其职。
孙科也罢，宋子文也罢，他们坚邀张校长就任财政次长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与江、浙财团，上海金融界巨子如李馥荪，钱新之，陈光甫，胡笔江等等的关系。
无庸讳言，张校长当年确实在财政上给孙科，宋子文以至蒋介石解决过燃眉之急。他也曾寄希望与国民党（他本人并非国民党），把军阀打倒之后，致中国于富强；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却使他很快对蒋介石失望了。他希望太平，而蒋介石带来的是越来越乱的乱世。这种心情的转变可见诸他的一些诗句：
初九龙为潜。野心来狼子。
末谓朝无人，知仁用可倚。
同心利断金，灿燃见易理。
（自注：龙潭之役，幸有何、李、白。何以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论也。）
诗中龙潭之役，是指北阀战争中军阀孙传芳对南京的反扑（1927年8月下旬，战役发生于南京，镇江之间的龙潭。）张校长身为江苏省财政厅长，留在南京，为国民党军队筹备军饷。那次反扑以孙传芳的失败告终，但南京一度相当危急。他称孙传芳为狼子。赞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为仁、勇、知。他对打倒孙传芳之流的旧军阀是高兴的，庆幸朝有人。但后来事实证明，赶走了旧军阀却迎来了新军阀，这也许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在昔汉廷疏，长楫储君去。
此去非鸣高，欲遂读书趣。
聊反重由言，业岂籍官举。
社稷与人民，典坟乃师傅。
深愧漆雕开，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已巳离润州，辛未辞政务。
一身便觉轻，朝朝对缃素。
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３１年，他在宋子文财政部任上，先后辞去江苏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职务。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出一番事业，并不是非做官不可，特别是当了三十年财政官员，在他自已看来是“不堪回首”的。张校长在辞职后所写的一诗云：“乌鹄不烦洗染劳，天然美质雪云涛，飞飞云月今宜息，岂畏风霜惜羽毛?”实是这种性情的写照。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可能与他的“退休”有关。年间，他的两个儿子同时被绑票。他央求宋子文去向蒋介石说情，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与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关系。宋子文去见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竟把脸一沉说：“赎票与绑票同罪!”这一下把张校长气坏了，只得忍气吞声，东借西贷，拼凑一笔巨款把两个儿子赎了出来。从此，他更加无意仕进，不愿再为五斗米而摧眉折腰了。
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
许多事实证明，自从光华大学创建以来，张校长呕心沥血，全力办好这所学校，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年，在校学生张令杭家境清寒，由张校长资助就读，并嘱其课余校对《四明丛书》，及至大学毕业。此五十年前事，如今这位同学已年逾古稀，“春风化雨”，他追思往事，深感母校校长对他的栽培，犹时时记在心间。张校长曾为光华成立纪念赋诗：
金榜与洞房，人生唯两喜。
宾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注：余于光华成立以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途，不复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学台今忽值。
(自注：从前称学台为学政)
所期光国华，名驹千里驶。
誓将与终身，中途岂弃置。
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快事”他虽未中进士，但也得了举人。“第二快事”是婚姻，他夫人蔡瑛，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为他分担忧乐。乙酉(1945年)三月(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正好是“花烛重逢五十年。”他在祝诗中说：“弗组糟糠同气味，书声呗韵总神仙”，伉俪情笃是一快事。后来，光华的同学说：“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张校长在《已卯光华年刊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史以来，艰难困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向之所谋海防、江防、陆防者，今日渐渐移而至于腹地；向之所谓财源与夫货币等等，今或左右于他人之手；向之所谓工商者，今无一不与邻国相联系，甚且得操纵之。”…我以生货往，彼以成品来，盘剥之余，几何无不取膏血而尽之也!”这些话说得很沉痛，表明“国难愈甚，志气愈坚”(引自张校长：《赠宁波效实中学已卯毕业同学序》)。他认为“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在，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志”(引自张校长：《光华五周年书序》)。他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这说明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同当时中国的“救穷’、“救亡”联系起来。
这种思想，在他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个儿子将从经济系毕业，在选择职业问题上征求他父亲的意见。张校长在回信中说：“我是曾经沧海之人，甚不愿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学政治经济，当然在此路上走。不过要专精一些。专精谈何容易，全在学识与经验，书本上所得与经历上所得，两者必须贯串。至于经济更是立国之本。我不愿谈政治，而恰愿谈经济。中国大病是在贫字。货弃于地，而书生以不治生产鸣高，如何不穷?!汝要做官，必须以做官救一般之穷为志趣。……”
大学的学生，也象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据同学回忆，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并有一位教授，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括诗人田间(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⑾。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于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当时蒋介石故作姿态，提出“赦免政治犯”以愚弄人民。张校长即就题发挥：“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⑿。但蒋介石并不“给面子”，据日胡适致陈布雷信(稿)中提到罗隆基时说：“此事即无可挽回⒀。对此，也可见张校长能上书据理力争，确实是有一番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为大礼堂等。不幸在抗战爆发后，全部建筑物毁于敌火。张校长在一首诗中沉痛地记述此事。
育材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⒁。
(自注：光华大学经营十四年，去岁校舍悉毁。”)
他把这场浩劫比作“日月亏”。但他并不气馁，一方面把大学，中学转入租界，赁屋上课；另一方面，亲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设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张仲铭慷慨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在成都草堂寺附近兴建金碧辉煌的新校舍。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改名“成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又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名义，张校长毅然解散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以“诚正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以“格致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社”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使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所谓“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⒂他履行了与光华同始终的誓愿。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⒃
张校长的晚年()，除了办学之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即“书”字，读书，著书，编刻《四明丛书》，替国家购书，整理个人藏书。办学，实际上也就是让青年有地方安心读书。
他退出官场，就一面读书，一面编订乡邦文献。他有诗纪曰：藏书如不读，滋味哪知长?
琳琅廿万卷，椠刻不寻常。
取之自怡悦，聊作鞭贫粮。
编目犹非易，尽读岂渠央⒄。
另一首曰： 昔佐度支使，世风挹炎凉。
吴月先看罢，乡献逮津梁。
(自注，先辞江苏财政厅长，再辞财政次长，编四明丛书得七集)⒅
张校长编纂《四明丛书》，是他对于浙江文献事业的最大贡献。这部丛书搜集之广，卷帙之繁，是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的⒆。丛书中的每一种都有张校长所撰的序或跋。很多珍本，都是从北京图书馆、天一阁、文澜阁、刘氏嘉业堂等公私藏书中辗转采访抄得的。历代文人不乏重视乡贤遗著或乡邦文献，但像张校长那样编刻《四明丛书》，无论誊写、雕版、印刷，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全靠个人的心力，这的确是一件艰辛的事情！他在这部巨著的序中说：“寿镛飘零海上，时值用兵，双鬓已皤，一卷不释。读元次山诗，曰：‘斯世虽乱，吾心不乱’。积一、二月之心力，汇五百载之文献，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勉写成篇，以报乡先哲于万一，亦他州作客，垂老信书之意乎?！”《四明丛书》与其他乡邦文献比较，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73年，日本宫崎大学教授山内正博，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说：“张寿镛是一位（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编纂了《四明丛书》，对丛书中的各书分别写了序言，并作了注释。通过这些序言和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应麟、王守仁、黄宗羲一脉相承。张寿镛的思想虽然有时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当地流传甚广，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是有利的武器”⒇。
山内教授指出张校长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派的思想。这种看法是有其一定依据的；他发现并肯定张校长在编纂《四明丛书》和撰写序、跋时所透露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和仇恨！事实确是如此。《四明丛书》一至七集陆续刊印于年间。这七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步步进逼到大举入侵的年代，张校长不仅在选择乡邦文献中重节义之士，而且所写序跋随着抗战的深入，愈益激昂慷慨，成为山内正博所说的“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的有利武器”！
张校长的爱国思想不仅跃然纸上，而且付诸实践。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上海各界成立抗敌后援会，他应邀任委员，同时参加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与地方人士一起积极支援抗战将士。1938年6月，他不辞辛劳，从上海到香港，飞重庆，至成都，亲自与川中教师多方擘划光华分校的创建。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他闭门谢客，坚决拒绝日伪的威协利诱。
张校长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重要贡献。他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和藏书家徐森玉先生等，在上海抢救沦陷区流失的古籍。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两年之中共收购珍贵古籍一万五千部左右（21）。这是祖国的文化瑰宝，经他们抢救，大量古籍得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或炮火所毁，或流失海外。现在台湾省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约有三分之一是他们当年抢救出来的。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之后，这笔民族遗产将更放其光辉!
张校长私人藏书达一、二十万卷，积聚时间主要是从1920年起到1939年近二十年中。1937年冬，他以所藏书籍的刊刻年代为序，编了一本善本书目，其中除几部元刊本之外，绝大部分是明刊本，达七百三十五部。明刊本中，万历、嘉靖两朝的刊本近五百部。此外还有一些抄校本，计两百五十四种，其中较珍贵的是阮元手校的宋本《太平御览》一千卷。
1952年，张校长的藏书四万余册，以张师母蔡瑛的名义，全部捐献国家，受到人民政府文化部的褒扬。现在，有一部分书籍存北京图书馆，有一部分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明丛书》全部雕版则捐赠杭洲浙江图书馆。
张校长有六子十女，孙辈众多，而当他垂暮之年，身边子女很少。他以著书、讲学，课读孙辈自娱。他除编纂《四明丛书》外，其他著述尚有：《约园杂著》一编，续编，三编，《史诗初稿》上、下两册，《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诸子大纲》各一册，以及经他校定的《乡谚证古》等。他尤喜吟咏，淳朴自然，发自性情。1938年入川，归来辑成《游蜀草》一卷，纪其所游，歌颂祖国壮丽山河！
张校长六十岁时，他的后人为他刊行《约园杂著》八卷，在《前言》中特别提到他教育子女的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则一切不肯牺牲，也不可把自己看得太轻，太轻则认为一切非我所能做到”。他生平服膺两句话：一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他是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实践的出发点的。因而在抗战时期，环境虽然险恶，他却能处之泰然，对抗战必胜，始终抱乐观态度，对国家的未来，一贯充满信心。
日（阴历五月二十九日）是他七旬寿诞，光华师生，校友趋前祝贺，他在病榻上以两句话来勉励大家，复兴中华！复兴光华！
那天，他还赋七律二首，其一曰：
河汉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过吾春。
颠狂世界天生我，艰险工夫事在人。
今后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见闻真。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这是年届古稀的张校长一生的自我总结，也显示了他对未来的展望。在另一首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话:
长于归来知国况，百般策刘在氓宽。
他在病危的时候仍旧念念不忘祖国的复兴，并向从重庆归来的长子详询抗战胜利后的振兴计划，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使老百姓过宽裕的日子――“藏富于民”。
日，祝寿之后仅仅七天，张校长即与世长辞，惜未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但是他尽瘁教育事业的精神，直至今天，还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师生深深地怀念着的！
执笔：王慧章&&校订：张令杭
一九八五年五月
①民初，袁世凯统治时期，曾把一省分为数道，设道尹，隶属省长，管理道田各县行政事务。漱沪道尹也就是上海地区的行政长官。
②《王省三先生诔》见张寿镛《约园杂著》卷六。
⑧见《王省三先生诔》。
④上列引文，均见《约园杂著》卷六《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
⑤载1935年《良友画报》(总第107号)名人生活回忆录其七。
⑥新建陆军，是清末光绪廿一年(1895)后发展起来的。清政府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的常备军．这些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有较强的新思想，容易接受革命党人的口号，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是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所称的北洋军阀，就是从北洋新军的高级军官中产生的。
⑦铁路风潮中最激烈的是四川《保路运动》。当时岑春煊已由清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总督。但因故未入川。岑是广西西林人，所以张在《回忆》中称他为岑西林。
⑧台湾版《传记文学》四十三卷第二期，苏精：《张寿镛在财政教育与藏书事业
上的贡献》一文指出张校长与国民党“素无渊源”。苏《文》，(节录)见《光华校友通讯》第四期。
⑨以上引文均见《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二期。苏精一文。
⑩《龙潭》《退休》两诗均见《约日杂著续集》卷六。
⑾见马于华：《意气方道》，刊北京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左联回忆录》。
⑿《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593―594页。中华书局1980年内部发行。
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1页，中华书局1980年内部发行。
⒁《约园杂著三编》卷八《哀季弟兼自述》。
⒂引自《约园杂著三编》卷八《壬午夏光华同学来会戏作光华歌》。
⒃《约园杂著三编》卷八《乙酉五月二十九日七十生日》。
⒄《约园杂著续编》卷六《述怀》。
⒅《约园杂著三编》卷八《哀季弟兼自述》。
⒆参见冯贞群：《编辑四明丛书记闻》；张校长去世之前，巳刻印《四明丛书》七集，计一百五十余种，一千余卷，四百余册。去世以后，其子续印第八集。全部雕版于解放后捐赠杭州浙江图书馆。1982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使用原雕版重新印刷全部《四明丛书》八集。在此之前，台湾有影印本，但不全。
⒇引自著《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论文提要》中国学部分。《译文摘录》见《约园诗文选辑》附录。
（21）郑振铎先生为商讨购书事写给张校长的全部信件，在振铎先生逝世前，由张氏后裔归还郑先生。
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十年大事记
二十六年(1937年)
十一月十三日
上海本校大西路校舍，全被日寇焚毁。
接张校长寿镛函告，校董会在上海议决，分设入川，加聘谢霖，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康宝志为校董，就近主持各事，并电请谢校董霖担任筹备主任，全权筹备一切。
成都分校筹备处在蓉成立，借正则会计事务所为筹备处地址，并请正则职员苏祖南，刘佑卿、王镜蓉，祝正因、林树湘、郭基荣，黄德清以义务办理其事，林郭黄三君，皆为上海本校之毕业校友。
谢校董霖，函张校长，请朱副校长言钧，容院长启兆，附属中学廖主任世承，来蓉负责主持一切。
谢校董霖函恳四川省政府刘主席湘给予补助。
十二月七日
四川省政府会议决定，拨助本校迁建费五万元。
谢校董霖赴渝，邀请上海本校前商学院长薛迪靖来蓉，共同办理成都分校事，时薛君在省立重庆大学任教。
租定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街房屋为校址，开始修葺，并由谢校董霖垫开办费。
二十七年(1938年)
接张校长由沪来函，经校董会议决，聘谢霖为副校长，在校长未莅川前，执行校务，并嘱放手为之，又请薛迪靖为中学部主任，兼大学副教务长及商学院院长。
谢校董霖赴渝，出席光华大学重庆同学会，报告筹备成都分校情形。
成都分校大学部及附属中学，同时正式开课，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代表四川省政府刘主席湘莅校致词。成都分部开设政治经济学系，工商管理学系、银行学系，会计学系、化学系。
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容启兆由沪到蓉，开始办公。
补行开学典礼。
教务长容启兆赴沪接运上海本校拨给图书，并由成都分部筹款自购理学院仪器。
在渝设立移川复兴建设委员会，聘请周宜甫，唐肯、潘昌猷，宁芷祁，周季悔、涂重光，陈绍孚、周见三、石体元、娄重光、殷静僧、臧康泰、胡槐卿，张星联为委员。
谢副校长赴汉，谒教育部长，报告筹设成都分校事务。
接张校长函知上海校董会议决。加聘邓锡侯，杨培英，胡笔江，张仲铭为校董。
张校长偕容教务处长飞到重庆，谢副校长霖赴渝迎迓。
举行本校成立纪念，即六三节，上午开会，由六三同志洪北平教授讲演“本校成立纪念之经过与意义”。
光华大学同学会重庆分会公宴张校长寿镛，并邀谢副校长霖作陪，张校长致辞，录如下：
恭录 张校长训词（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于重庆同学欢迎会）
此番寿镛来川，专为向各界人士及诸同学道谢，乃诸同学于寿镛到渝之日，冒暑赴机场迎接已属万分抱歉，今夜又承诸同学欢宴，更觉不安，但诸同学因不忘母校，爱屋及乌，爱及寿镛，惟有接受诸同学一番诚意。今日为六月十二日，距十四年以前六月三日光华诞生，刚刚十三年零九天，寿镛过香港，承香港同学款待，恰是六三，回想以前的事，恍惚若梦，不但诸同学思之增痛，凡世界有情人，无一不同表悼惜。但是哲学中有一句话，万物皆流转，列子有曰，物损于彼者，盈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悟到这种道理，物质随起随灭，不必计较，但求精神始终贯彻，一气奔赴，天道无往不复，不可因其有迅风暴雨，遂怨天地，此固吾人所应认识，并非借此以自慰以慰同学也。同学各处皆有，此十四年播种之苗，发皇增长，无论物质如何摧残，而精神愈摧残，愈兴奋，即如此次川校成立，固由于地方人士相助，而诸同学均各努力，得有相当成绩，今日相会与此，此邦为古华阳，民情质直好义，士风敦厚，华阳国志载的诗句甚多，今取二诗以告同学。其一诗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又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闻令望。此二诗足以代表川省好义敦厚先民之流风，我愿我同学，人人有日月明明之昭质，薄富贵而求闻望之宏愿，不但复我光华，即复兴我国家，亦有何难。我又有一种感想，从前文化，自东南灌输西南，此后将由西南灌输东南，我年虽六三，自视为尚属婴孩，譬如光华诞生于六三之日，今年不过十四年头，若论川校诞生于三一，即我仅仅一岁，老子有一句话，圣人孩之，诸同学均视为今日重新做人，不比忆及既往，惟有策励将来。孟子有一句话，君子创业垂统，为可承也，为可继也，若为成功，则天也，强为善而已矣。我光华创业垂统，已十四年，可承可继，有数千同学，强为善三字，即是人定胜天，并非俗人眼光，靠天吃饭，皇天不负苦心人，只有苦心人皇天不负，空空洞洞靠着天，天决不会代人做工作的，即如川校之成立，有了谢霖甫先生之愿，才有各界人士及诸同学帮忙，若无此愿，即无此缘。我愿一切由愿达缘，如佛教所谓圆满功德，今日如造七级浮屠，只有一级，这六级，固载全国父老同共建筑，尤在诸同学格外努力，我不过为大众搬移砖石，进一步说，或向大众化化缘。今日这样盛会，寿镛自忘其老，并愿诸同学均作初生之婴孩观，将我光华亦仍作十四年前之初生之九日婴孩观，使此婴孩更加茁壮。今日且作汤饼大会，亦可也。至于上午八一三以后经过事实，川校开学时有小册子详述，兹不再说，借诸同学一杯酒，祝诸同学健康，并祝光华前途无量。――张寿镛
张校长在渝宴复兴建设委员会及校董，出席者为潘昌，周宜甫，唐肯，宁芷d，周季梅，康心之，臧康泰，胡槐卿诸君。
张校长访问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复旦大学。
张校长偕谢校董及容教务长自渝抵蓉，教职员多人及全体学生到车站欢迎，四川省政府派代表到站迎迓。
张校长到校，召集全体学生训话。
张校长宴校董及全体教职员。
张校长谒四川省政府刘故主席甫澄公陵，并献花圈。
张校长召集校董会，推定邓汉祥、甘绩镛，张仲铭、康宝志为驻川常务校董，追认移川复兴建设委员会简章，并报告聘谢校董为副校长，驻川主持成都分校事宜。
大中学两部，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张校长寿镛主席。
张校长决定斯校将来永久留川，接受张仲铭、富安、寿龄昆季所赠田地五十余亩，即就该地基兴建校舍。
上海本校附属中学主任廖世承来蓉。
张校长游峨眉山，经乐山乘轮船到渝，谢副校长赴渝与张校长商校务。
张校长由渝中飞香港转申。
成都分校新校舍建筑工程开标，由永盛营造厂厂主廖建廷得标。
奉教育部令蓉校定名曰"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并颁到图记。
谢校董主持新校舍建筑工程破土典礼。
本校自购之显微镜天秤等仪器由沪运到香港，转托梧州贵阳等处中央银行代运来川。
九月十三日
买入校地西部胡德明之地十亩五分，又买入卢吟周之地四分，又买入校前沈雨卿之地八分，以供使用。
十一月十九日
奉四川省政府令许准购作校址之田亩免征契税。
十二月十日
谢校董亲赴自流井，向富荣两盐场全体井灶商募得建筑经费二万元，本校为纪念并酬答厚意起见，决就建筑物一座题名"富荣堂"。
本校自购之仪器及沪校拨给之图书共六十四箱，由海防经昆明托由四川著名之麻乡约运送行以人力挑运到蓉，共雇脚夫一百五十四名，中途有脚夫两名，滑堕万丈深崖，未能得救身死。
翁校董文，又复兴建设委员张星联到蓉 ，参观成都新校。
二八年（1939年）
成都新校落成，全体学生迁入，招待各界，来贺者数百人，此地改名曰光华村。内中教室一座，题名曰"甫澄堂"，纪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甫澄）之赞助；又教室一座，题名曰"富铭堂"，纪念张富安、仲铭、寿龄昆季之捐校址；又学生宿舍一座，题名曰"鸣斋"，纪念邓汉祥之赞助；又一座，题名曰"绩斋"，纪念甘绩镛之赞助 ；又以一条道路，题名曰"绍孚路"，纪念陈绍孚之赞助，分别纪念。
奉教育部核准，添设土木工程专修科及会计专修科。
谢 副校长赴渝，参加蒋委员长召集之四川中等以上学校校长教务长训育主任训话，并代表张校长参加第三次奇怪教育会议。
赈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副委员长屈映光，允许拨给本校贫苦学生就学基金三万元，极易建筑附属中学校舍定名曰"祥熙堂"，用表纪念。
四月二十四日
康校董宝志来函，与乃兄心如乃弟心远合捐一万元，为本校图书馆建筑经费，题名曰“季琴图书馆”，纪念其尊人季琴公，嗣请心如莅蓉主持开工典礼。
五月三十一日
聘朱家晔为本校校董。
接收宋美龄女士主办之战时儿童保育会送来难童二百名，今日入本校附属中学初中部肄业，其教养费，由政府指定川康盐务管理局担任。
八月二十二日
移川建设复兴委员会名誉会长孔祥熙，在渝召集各委员开茶话会，讨论本校经费短缺填补方法，议决由校长副校长出名具呈教育部，请求援照复旦大学（每年二十八万元）大夏大学（每年十七万元）之成例，给予补助，同时再由校董向部具函请求。嗣奉教育部核给八万元。
十一月十八日
前四川省主席王瓒绪（字治易）捐国币一万元，当以建筑中学学生宿舍，题名曰"治斋"，用表纪念。
二十九年（1940年）
校董在渝开会，加聘徐堪、刘航璨、向传义、李肇甫、薛迪靖、徐可粑６
陆寿长由渝飞港转申。
三十年（1941年）
奉教育部电令，暂缓招生，探其原因，系有特务人员向蒋委员长报告，谓本校学生思想有不纯正者，遂奉委员长手谕归并取消。当由谢副校长霖，面恳行政学院孔副院长祥熙，代向蒋委员长陈明实情，蒙允仍准继续招生，照常办理。
二月十八日
谢副校长霖赴渝，参加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主计会议。
五月十六日
奉教育部令停办化学系及土木工程专修科，以学生人数过少之故。
增建附属中学学生宿舍。
成都平委员会成立，本校学生参加社会服务，由谢副校长霖率领主力售米工作，为期三月。
九月二十六日
谢副校长霖丁父忧。以所受赙仪，建筑学生膳厅，题名曰“冠能堂”，纪念乃翁冠能公。
成都平祟委员会成立，本校学生参加社会服务，由谢副校长霖率助理售米工作，为期三月。
九月二十六日
谢副校长霖丁父忧。以所受赙仪，建筑学生膳厅，题名曰“冠能堂”，纪念乃翁冠能公。
三十一年(1942年)
三月二十五日
奉教育部令开，据视察员报告该校校舍宽敞，环境卫生，图书馆设备，亦尚可观，等因。
三十二年(1943年)
薛教务长迪靖，双目失明，加聘李恩廉为副教务长。
本校移川复兴建设委员会会长孔祥熙到蓉，莅校集合学生训话。
李副教务长恩廉，因自有经营离校，挽留不获。
八月二十日
物价高涨，本学期应收学杂等费数目，召集全体教师及主要职员开会讨论，议定每一学生应缴一千九百元。
有大学肄业生莫健等，号召暑假留校学生，至向校董传义，张校董仲铭处，指谓学费过巨，提出反对，并要求改为国立，向校董然其说。
校内发现“欢送谢霖先生，离开光华，以娱晚年”及“拥护校董会允许谢霖辞职”等标语。
谢副校长霖因奉教育部电饬学费减为每人八百五十元，函请在蓉校董，易人办理分部校务，校董议决本校成都分部系谢霖甫先生一手创成，辞职碍难允许。
谢副校长霖再函在蓉校董，声述教育部仅准每人收学费八百五十元，无法维持，仍请易人办理校务，议决保留。
谢副校长霖三请易人办理校务，经在蓉校董集议，聘张登寿代理（张君系闽籍上海本校毕业校友，现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兼新生院主任)。
学生张贴标语：反对张登寿，同时国立四川大学黄校长季陆，亦不允许张君脱离。
教育部派陈督学宗英到蓉视察学潮。在蓉校董集会，议定在张登寿未到校前，公推向校董传义暂行执行校务。
十一月一日
向校董传义到校视事，布告每人应缴学费一千七百元。
向校董传义主持本学期开学典礼，谢校董霖出席，撰有“告光华大学肄业生”一文印刷分发。
三十三年(1944年)
在蓉校董拟推翁校董文灏为光董事长，先请钱校董永铭在渝接洽，得复已得翁公应允，今日集会公推，井函达翁公。
在蓉校董加推校董谢霖，李肇甫为常务校董。
十二月九日
在蓉校董集会，报告翁校董文灏不允担任董事长职，经谢校董霖说明成都分部开办之初，邓校董锡侯赞助之力甚多，议决改推邓校董锡侯为董事长，邓公固却，众请勉为其难，以待胜利来临，遂报部备案。议决筹募成都分部基金四千万元，以次年为乙酉年，适值本校成立二十周年校庆，题名“乙酉基金”。
三十四年(1945年)
向校董传义提议因经费困难，停办附属小学，谢校董霖谓与原定帮助农村儿童宗旨有背，请商地方乡保甲长接办，决议请谢校董霖办理，旋得地方人士同意，改为“私立光华小学”，实行接办，另组校董会，并经公推谢公担任私立光华小学之董事长。
本校成立二十周年校庆，又值张校长寿镛七十寿．谢校董霖六十寿，举行扩大庆祝，并由本校同学会成都分会编有纪念特刊。
七月十五日
张校长在沪逝世，恶耗传来，全校震悼。
徐校董可 ，由中英庚款委员会遣派赴英进修，按徐君为民国十四年夏圣约翰大学之应届毕业生，因五卅惨案，不受圣约翰大学之毕业证书，而受本校之毕业证书者，校中呼曰飞班毕业生。
谢校董赴渝，参加张校长追悼会。
在渝开校董会，议定四事：
一，取销上海在抗战期内所设之两学社。
二，聘请朱校董经农为本大学校长。
三，依大学规程不准设立分校之规定，决遵张校长寿镛与谢校董霖当初商定成都分部永久留川之计划，议定两种办法。
甲 现有成都分部财产，赠请川省人士接收，另组校董会，继续办理，呈请教育部另行立案，从此与上海光华大学成为兄弟学校。
乙 甲项办法若不能成功，则由本会呈请教育部并入国立四川大学，全部财产亦悉赠送。
以上两项办法，公推谢校董霖，邓校董汉祥，徐校董堪等三人与川省人士接洽。
四，呈请政府褒扬张校长寿镛。
十月十一日
在渝开校董会，议定八事：
一，当场向朱校董经农致送校长聘书。
二，解散旧校董会，另聘王费佩翠、朱经农、朱言钧、徐堪、徐可，许沅、张星联、翁文灏、康宝志、赵锡恩、廖世承、邓汉祥、钱永铭、颜任光、谢霖十五人为校董，另组校董会。并公推翁文灏为董事长，谢霖、钱永铭为常务校董。
三，议决聘请王晓籁、甘绩镛、向传义、朱家骅、朱德尊、杜镛、李肇甫、徐陈冕、施肇基、陈辉德、张仲铭、杨培英、邓锡侯、刘航琛、缪秋杰十五人为名誉校董。
四、议决在朱经农校长未将教育部次长辞脱到申就任以前，由校董朱言钧代理校长。
五、议决筹募上海本校复兴基金，以五千万元为目标。
六、校长朱经农提议，聘请廖校董世承兼任上海本校附属中学校长，议决通过。
七、成都分部在川省人士未决定接办前，聘向名誉校董传义暂为成都主任，报部备案。
八、将来成都分部结束事宜，公推谢校董霖办理。
本校成都分部，川省人士决定接办，改名“私立成华大学”，公推邓锡侯为代表，向光华大学及张故校长寿镛及创办人谢霖言谢，并声明新校成立后，再行隆重纪念。
全校师生开会追悼张故校长寿镛，各界前来参加。
十一月一日
接成华大学来函，就光华大学各旧校董中，分别聘请为校董或名誉校董，藉表实行为兄弟学校之意。
成都分部学生对于更改校名，认为不满，向主任传义，予以同情。
学生罢课，列队游行，表示反对。
十二月十日
教育部杭次长立武，钟督学道赞，一同莅蓉，视察学潮，与成华大学邓代表锡侯商定，凡不愿改作成华大学之学生，均准在成华大学借读，将来仍由光华大学给予毕业证书，学潮遂息。
三十五年(1946年)
成华大学王校长兆荣，代表成华大学校董会实行接办，全部校产，实行移交收受，依当时物价作价一亿五千万元，报部备案。
设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结束办事处，办理各事，及借读成华学生等事宜，由谢校董霖负责主持。
谢校董霖与成华大学商定，大中学两部教职员之聘书，尚未届满者，均继续有效，至各该聘约期满为止。
接上海本校函告翁董事长文灏到校视察。
委托成华大学代饬本校成都分部学生填写志愿书，分为(甲)愿赴沪校肄业者，(乙)愿改作成华大学正式生者，(丙)愿在成华大学借读，将来仍由光华大学发给毕业证书者，等三种。结果甲种得三十六人，乙种得七十九人，丙种得一千零三十五人，并决定此外凡在休学中之学生，将来复学时，皆改为成华大学正式生。尚在附属中学高初中两部肄业之学生，计有三百五十五名，与成华大学商定由成华大学仍用“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名义，代办至各班毕业为止。
五月十五日
奉教育部令拨给复员费一亿五千万元，由国库直接拨交上海本校，嗣接沪函谓此款除以二千七百万元拨交成华大学，作为收录本校借读生之津贴外，其余只能用以恢复沪校，不能再行分拨来蓉。
留蓉成华大学借读学生及附属中学肄业学生，庆祝本校成立第二十一年之六三节，并向上海本校呈献贺敬国币五十万元，又售花献金十万元。
谢校董霖，恳得救育部杭次长立武之赞助，承美国援华联合会拨给复员费二千七百万元，当以分赠大中学两部外省籍教职员六十一位，作为还乡旅费，以完本校责任，分配标准如下。
大学正教授 十九人 每人摊得国币四十八万六千元大学副教授 五人 每人摊得国币四十六万一千元大学讲师、总务主任、中学教员 十八人每人摊得国币 四十三万七千元大学助教、校医，出纳庶务，助理秘书、注册成绩等组主任 八人 每人摊得国币四十一万三千元 大学各职员 十一人 每人摊得国币 三十八万八千元
七月二十日
留蓉成华大学借读之大学各系学生九十名。会计专修科学生二十三名，附属中学之高中学生十七名，初中学生五名毕业。
接上海本校函告大学朱校长经农及附属中学廖校长世承，均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到校视事。
成都分部，决定以后对教育部，改由上海本校统一发文。
三十六年(1947年)
一月十五日
留蓉成华大学借读之大学各系学生八十一名，附属中学之高中学生二十九名，初中学生六名毕业。
光华大学川康两省同学会分会二十五单位及留成华大学借读学生八百名、附属中学全体肄业生，向上海本校献大红缎软匾，恭贺翁董事长文灏，朱校长经农莅任之喜，题“日月重光”四宇。
接私立成华大学函略开，经议决将原有之科学馆，改名曰。
成华大学函告，决定于六月三日，全校放假一天，表示祝贺。
光华大学留成华大学借读同学会，庆祝本校二十二周年之六三节，并向上海本校献川绣校徽绣旗。
成都分部附属中学学生，向上海本校附属中学献旗，题“教育基础”四宇，贺二十二周年六三节，并贺廖校长世承复任。谢校董霖，率毕业校友，募得之上海本校复兴基金，由谢氏凑足一千万元，是日在沪致送。
成都分部，曾于二十七年拨款在沪购买中学用仪器一批，因交通阻碍，迄末运来，原价为二十八年之货币二万元，此物迄今仍存沪校，今函上海校董会及上海本校附属中学，即以移交附中使用。
(录自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结束办事处编《私立光华学成都十年记》。公元时间是本书编者加的，原著的标点符号有修改)
光华大学廿载简史
民国十四年五月，上海日侨所设工厂，虐杀中国工人，酿成五卅惨案，时有美国教会所办之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全体华籍师生，要求校中下半旗志哀，外籍校长，拒而不纳，并逐学生离校，于是该大学及附属中学之学生五百五十三人，及全体国籍教师十九人，激于义愤，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旋即组织离校善后委员会，筹划自行设校善后办法，适有学生王华照之尊人王省三先生(名丰镐)慨捐上海大西路墓田余地六十余亩，作为校基，及学生许体纲之尊人许秋*先生(名沅)捐开办费五千元，遂奠基础，张泳霓先生(名寿镛)有子亦在该校肄业，对自行设校办法，深表赞同，斯时朱经农先生力任援助，嗣推张泳霓先生为校长，朱经农先生为教务长，主持其事，定校名为“光华大学”，取象日月光华之义，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并定“格致诚正”四字为校训，遂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正式成立，故定每年此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名曰“六三节”，参与组织诸公，名曰“六三同志”，当日师生之合作精神，尤为得未曾有，初租屋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为大学校舍，又在上海新西区丰林桥租屋为中学校舍，于是旧圣约翰大学之学生皆来归，各地学生闻风兴起，开学之日，大中学生，已有九百七十余人，超出由圣约翰退出之人数，从此逐渐进展，在王省三先生所赠大西路地内，建筑正式房屋，购置图书仪器，学校基础，大体具矣。二十一年日寇侵我上海，本校大西路房屋，适在炮火线内，泳霓校长，费尽心力，迁避其锋，幸得保全，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中日战争发生，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市区，被敌占据，本校大西路校址，适在两军激战地带之内，泳霓校长，迫不得已，迁入公共租界内汉口路华商证券交易所八楼房屋，继续办理，迄至三十四年秋， 日本战败投降为止，皆由泳霓校长亲自领导，在此教学，未曾间断，八一三中日战役发生之后，曾委托商学院院长谢霖甫先生(名霖)，入川设立分校，旋奉教育部核准，定名曰“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于二十七年三月一日在蓉开学，是年六月，泳霓校长亲自到蓉，访问各界，溯在中日战争期间，泳霓校长，处境最困难者，即在中日战争期内，于民国二十九年有南京伪组织成立，及民国三十年太平洋之日美战事发生，租界亦被日寇占据，文化事业，被敌统制，甚有被没收者片，泳霓校长迫不得已，将光华大学名义，暂行隐蔽，藉避南京伪组织之勒令登记，同时对外改为两个学社，表示已非正式学校，―名诚正文学社， (即原有之文学院)由蒋维乔教授主持，一名格致理商学社， (即原有之理学院、商学院)由唐庆增教授主持，辗转托人代将此项办法， 口头传达到川，由成都分部代为呈奉教育部批准备案，并牵准在该两学社之毕业者，仍作为光华大学毕业生，给予学位，故日寇投降之日，亦即本校恢复自由之时，而泳霓校长之夙愿竟得以偿，所不幸者，即泳霓校长竟不及目睹国家胜利，而于日寇投降前二十―匕天溘然长逝，时在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也，哲人其萎，全校伤痛，三十四年十月，经校董会议决，改组校董会，公推翁泳霓先生(名文灏)为董事长，谢霖甫先生(名霖)钱新之先生(名永铭)为常务校董，并聘朱校董经农为校长，朱校董公谨廖校董世承(名茂如)为副校长，承蒙政府就敌产中拨给坐落欧阳路之旧日侨学校为校址，实行恢复旧观，而张故校长旋蒙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用表赞扬，而资矜式，全校师生，额首称庆，同时并由校董会议决，依照张故校长遗志，将成都分部校产，赠请川省人士接办，藉留永久纪念，嗣由川绅公推邓晋康先生(名锡侯)代表接受，更名曰成华大学，与本校成为兄弟学校，于三十五年二月一日实行接办成立，原有成都分部学生之不能还返上海本校肄业者，皆入成华大学借读，两校密切之精神，可以概见，谨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孟夏日记
------节自《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