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西民族文化在学前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中的作用——以吉首大学师范学院为例--《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05期
论湘西民族文化在学前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中的作用——以吉首大学师范学院为例
【摘要】：湖南湘西历来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有独特的文化环境,通过学前教育专业校本课程建设,充分发挥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引导湘西学前教育师范生自觉传承、创新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增强民族认同感、民族自信心,对地区发展和个体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基金】：
【分类号】：G652.3;G61-4【正文快照】：
一、校本课程开发的依据学校的办学理念、学生的兴趣与需要、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依据。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是湘西州唯一一所州立州建州管的高等师范学院。2001年6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原湘西民族教育学院和吉首民族师范学校合并组建而成。吉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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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工作研究
【摘要】：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绝大多数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中央在这些地区一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同时,中国还在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1173个民族乡,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补充形式。几个因人口较少且聚居区域较小而没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中,有9个建有民族乡。①
根据这一特殊国情,党中央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的解决了一系列的民族问题,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真正走上了当家作主的道路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都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少数人还处在贫困线上。如何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面貌,使之获得长效的发展,成为目前迫切的课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一支既具有高素质,又懂得当地文化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他们不仅可以学习外来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所用,也因为他们有着发展本地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迫切心愿,且本身属于当地的一份子,可以更加积极科学的管理当地事务。
本文把湘西自治州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个例研究,通过对湘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选拔培养的研究,从中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的意义所在,对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少数民族干部情况做了综述,简要的介绍了湘西地区的概况。根据历史回顾、现状分析、问题原因、对策建议这一思路,在第一章中首先对湘西自治州建州以来的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第二章主要是介绍湘西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现状,并对公务员队伍和事业单位里面的少数民族干部做出分析。第三章从国家层面到地方上对于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的政策出台和演变做了梳理,并阐述湘西地区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选拔培养方面的具体做法,提出目前选拔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第四章提出自己的建议。
本文以马列主义民族观为指导思想,通过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总结经验法以湘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为个例研究,提出通过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机制,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民族师资队伍等,希望能够有效的解决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1【分类号】：D633【目录】：
论文摘要6-8
Abstract8-11
(一) 选题意义11-13
(二) 研究现状13-15
(三) 研究方法15-16
(四) 研究地域概况16-19
一、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的历史沿革19-27
(一) 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的起步时期(1952年-1966年)19-21
(二) 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的曲折前进时期(1966年-1976年)21-22
(三) 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的恢复发展时期(1976年-2000年)22-27
二、湘西州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的现状分析及政策实施27-40
(一) 湘西州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工作的总体情况27-28
(二) 对湘西州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情况的分析28-33
(三) 湘西州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相关政策及实施33-40
三、湘西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40-44
(一) 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政策不够完善40-41
(二) 少数民族干部素质普遍不高41-42
(三) 少数民族干部结构有待改善42-43
(四) 少数民族干部对外交流不强43-44
四、对现存问题的对策与思考44-49
(一) 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机制44-45
(二) 解决少数民族干部来源问题45-46
(三) 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素质46-47
(四) 建设一支合格的民族师资队伍和党校教师队伍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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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事花垣 ‖ ，湘西有…
（导读）1、，湘西有所国立八中2、张治中与国立八中抗战流亡学校系列之四 ，湘西有所国立八中日，花垣老县城小北门外,国立八中初二部旧址，下临酉水支流兄弟河。4年前的一场大火将曾作初二部校舍的张飞庙、大兴寺、真人殿化为灰烬，只剩下这块原址上的纪念碑。乾州区乾城小学内，暑期钢琴培训班。位于万溶江边，原协台衙门旧址的乾城小学。这里曾作国立八中高女部校舍，如今旧迹了然无痕。国立八中初一部第十届学生毕业照。乾城文庙，曾为初女部校址。国立八中迁徙及各分部分布图来源：潇湘晨报日 撰文/薛小林 摄影/朱辉峰从1938年到1946年，抗战时期从安徽流亡至湘西、川东的国立八中存在了8年。“三千小儿女，结伴到湘西”（国立八中校友、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诗句），在那些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日子里，十几岁的少年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湘西报国图存，保存“读书种子”。它也给落后的湘西地区播下文明的火种。回首这个短暂存在过的中学，它在艰难时世里走过的足迹，和它辉煌的成果，能带给今天什么启示？背景 为了保存“读书种子”，“国立安徽中学”迁入湘西抗战爆发后第二年，安徽省战时成立的四所临时中学，加上当时遭到空袭、处于动荡不安中的颍州（今阜阳）三所省立学校（颍州中学、颍州师范、颍州女中），先后西迁。颍州三校迁校前，时任颍州中学校长苏家祥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请示，李指示颍州三校迁往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潢川。当时正值台儿庄大捷后，据说日军空袭阜阳是冲着李宗仁而来。据当时在场的苏家祥的助手李春晓回忆，日机空袭阜阳时，李宗仁正在校长室和苏家祥会谈，“我还给他们倒茶”。由于颍州中学地处城郊，未引起日军注意，没有遭轰炸。当时有人要求颍州三校学生加入“广西青年军团”，参加抗日，为苏家祥所反对。情急之下，他请求当时正在当地视察的安徽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邵华（后任国立八中校长）支持。邵华面对师生当场演讲，称要学生安心读书，保存“读书种子”，以图将来报国。于是在邵华的支持下，颍州三校迁离安徽，到达河南潢川，后又到达武汉。安徽其它几所省立临时中学也先后到达武汉。1938年7月，教育部决定由这7所学校成立国立安徽中学，后改名国立八中。因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是安徽人，对国立八中师生颇为关心，安排其迁往湘西办学。出发还是暮春，到达已是深秋，随校流亡的孩子最小才8岁1938年初，安徽省教育厅在该省几个县城及偏僻小镇设立4所临时中学，接纳抗战中流散的学生。但日军侵略迫近，经过几个月短暂平静后，被迫迁校。据国立八中校友阚家蓂回忆，设在皖西小镇流波疃的第一临时中学，借用当地茶棚作教室。但有一天，该镇遭日军飞机轰炸，一个张姓女同学未婚夫被炸死，另一姚姓女同学母亲遇难，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小弟弟只有七八岁。该校随即迁走。老师带着一群中学生，最小的初一学生才十二三岁，翻过大别山的崇山峻岭，磨破鞋子，衣不蔽体，到达武汉。有国立八中校友回忆，在武汉停留期间，有同学在空袭中遇难，有同学弃学，有的看见报纸上的招生启事报名入学，有的随校继续迁徙。老师又当老师又当父母，带他们离开武汉。国立八中师生有的从武汉坐船过洞庭湖到常德；有的乘车沿粤汉铁路抵长沙，从邵阳翻过雪峰山；还有的则走浙赣线到长沙，分途抵达湘西。有校友回忆，从金华到株洲的火车上，一位同学病逝，被抬下车在铁路附近掩埋，离开时大家都流下了眼泪。火车上难民如潮涌，连车头都坐满了人。行车还要躲避空袭，每当有日机飞临，就要停车，火车头跑进隧道，乘客下车躲避，等警报结束才上车。从金华到长沙就走了两个月。有的迁校学生在桃源女中休整了几天，还参观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逢此乱世，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此后时而陆路时而水路，经过几个月的跋涉，学生们已疲累不堪。有的手牵手在路上拦车，有幸碰上过往车辆的，就乘车前行。途中已是夏天，为避开烈日，昼伏夜行，边睡觉边走路，有时会碰醒。师生经过长达数月的逃亡，出发还是暮春，到达已是初秋，艰苦备尝，终于到达这片可以容身的山水。抵达湘西前，令学生们普遍印象深刻的，是抗战前刚刚修通的湘川公路上的矮寨天险。如今矮寨已修通公路大桥，成为湘西代表性风景之一。那时的矮寨公路盘桓曲折，奇陡无比，很多学生从这段天路开始认识湘西。据部分学生后来写的回忆录记载，到达湘西不久是中秋节。当时气氛敏感，学生们都是背井离乡，很多同学和家人音信隔绝，甚至父母已在战争中身亡，遇到这样一个节日，心理格外脆弱。为了让学生忘却思乡之苦，学校当晚举行了联欢晚会。但晚会结束，气氛微妙，有一个同学唱起《松花江上》，国破家亡、背井离乡之感顿时迸发，很多同学掩面而泣，女孩子哭得格外伤心，在老师百般劝慰下才度过这个夜晚。“童子兵”吃住、学习，在湘西6县11地的寺庙或“大屋”国立八中学生从流亡开始，就实行军事化管理，穿军装、扎绑腿，平时进行军训，练习出操、打枪等。初到湘西时，学校还办织布厂，给每个学生做了两套灰布军服，一套军大衣。学生就穿着这些衣服行走在当地，吃住、学习在寺庙里。起初当地人以为是“童子兵”，并不知道他们是学生。抗战前期，湖南是后方，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则成主战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但湘西地区多山，地势险要，敌军一时难以攻克，仍保持一时的平静。当时湘西已迁入大量战时教育和救助机构。辰溪有湖南大学，泸溪县浦市镇有儿童教养院，吉首有国立商学院和江苏省立旅湘临时中学（后并入国立八中），花垣有贞信女中和儿童保育院，等等。国立八中建校的这片区域，位于沅水中游、武陵山区腹地，自古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被称为“五溪蛮”，因此又称“五溪地区”。流亡途中细心的学生发现，沅水两岸每隔不远就有一座“伏波庙”，为纪念东汉征讨“五溪蛮”的伏波将军马援而建。湘西历史上匪患严重。来湘之初，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就指示“湘西王”陈渠珍和湘西各县长官对国立八中办学、师生安全给予关照，并派军队沿途护送。此后各县对国立八中给予特别优待，师生很少遭土匪侵扰。由于国立八中人数众多，集中在一起办学无法供给，分散在各富裕商镇或湘川公路边交通便利的村镇，利用寺庙、书院、“大屋”（大型民居）等公私建筑作校舍。教学点分布在湘西、川东6县的11个地方，每处为一个分部，校本部在湘川公路边的小镇所里（今吉首市）。11个分部中，4个高中分部，6个初中分部，另设一个师范部。高中和初中各有一个女子分部。国立八中师生习惯叫各分部简称，如高中第一部简称“高一部”，初中女子部简称“初女部”，以此类推。但这只是最初的安排，日后又根据当地交通条件、供给及生源变化情况做了一些调整，各部之间有分合。洪江的高三部因打死闯入女生宿舍和尚事件，被迫迁往所里，后来并入永绥（今花垣县）的高二部。洪江的初一部后来也因生源缩减并入麻阳初四部。高二部最初设在所里附近的河溪镇，因校舍分散在山上，师生上课“难爬坡”，及当地供给不足，迁往永绥县城。此前永绥县城已设有初二部，在小北门外。高二部利用西门外的文庙做校舍。文庙用来祭孔，大部分时候闲置，1949年前后当地“城乡事变”时围墙被拆除，日后逐渐被毁，今已不存，原址是花垣县小学。1804年迁建于此的永绥文庙，规模宏大，堪称湘西最大文庙之一，据见证者回忆，是今乾州文庙的4倍，后者占地5000多平米。格局和一般文庙一样，前方是棂星门、状元桥、泮池，主体建筑是大成殿，后部是亚圣殿。高二部将文庙建筑改建为校舍，另在庙前还搭建了几间教室。“红苕不是你们先生吃的，是喂猪的”彭庆海家在花垣县城，离初二部不远。彭作为国立八中后期在当地招生的学生，1944年后曾在该校就读。和他的外地同学不同，彭是走读生，早上6点钟起床，曾穿过城中那些街巷，边走路边记英语单词或国文课文，去高二部读书。当时国立八中办学已接近尾声，安徽籍流亡学生缩减。彭的同学中有安徽人，其中有的是从儿童保育院长大考入国立八中的，也有来自湘东北沦陷区的，以长沙、浏阳两地居多，其中就有日后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彭对国立八中学生勤俭刻苦留有深刻印象。尽管他们是公费生，学费和吃住费用全免，还发放生活用品和零花钱，但毕竟数量有限。彭的同学中有部分教师子弟，少数人父母随校流亡，在县城做小生意维持家庭。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和父母中断联系，失去接济，生活非常拮据。有的为了完成学业，甚至不得不辍学，到乡下教书挣钱。彭回忆，当时的学生只有一两件衣穿，不够换洗，夏天他们跳入兄弟河（酉水支流）中游泳，等洗净的衣服晾干再上岸穿。但绝大多数学生学习相当刻苦，晚上几人围在桐油灯下夜读，灯光微弱。据国立八中校友徐成龙回忆，每天课余时间，学生们就在“附近田野里，农家柑橘园中，甚至稍远的山坡上油桐与油茶林中，河边草地上及巨轮水车旁”，三五成群看书。由于学校地处偏远，他们和乡野的接触更为频繁。有的假期还深入苗族、土家族村寨开展抗日宣传演出，行走在乱世如世外桃源一般的静林里，陶冶了性情。徐成龙回忆说，他们到当地苗家花钱买老奶奶烧的红薯，老奶奶告知“红苕不是你们先生吃的，是喂猪的”，颇觉新奇有趣。老师中也不乏奇人。如公民课老师谭佛心，曾是同盟会员、孙中山的战友，当时70多岁，透露黄花岗72烈士中有一个其实没死，当了和尚。国文老师张汝舟，在有当地官员参加的祭孔典礼上讲话，大骂官僚腐败，搞得对方不快，事后亦未遭报复。国立八中教师大部分来自安徽，使用彭庆海“起初有三分之一听不懂”的安徽话或其它方言。他们中有很多是安徽的著名教师，部分来自大学，后来很多也进入大学成为著名学者。被学生提及较多的，如“不带三角板和圆规，随手一画，圈圆线直”的数学老师沈沅湘，讲解古文如从胸中出的国文老师张汝舟，用英文和到访的美国大兵流利对话的英语老师王道平。彭庆海转述当时从长沙来的同学评价，称国立八中老师“比战前长沙名校教师毫不逊色”。国立八中毕业生中，有很多日后成为著名学者、官员、工程师，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有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11处校舍仅一处保存完好，几乎每处校址附近都有病逝师生墓地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师生复员回家，安徽籍师生返回该省成立的几所学校，其它省籍的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就读。国立八中随之自然解散。并非所有国立八中师生都能够平安归来。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每所分校“只有一个中医，没有西医，药品匮乏”，很多师生在当地病逝。据国立八中校友回忆，有一次洪江的10多名学生染上肺炎，设在镇上的教会医院因青霉素太贵，学校买不起，不给学生注射。直到初一部主任刘文修用英语和医生交涉，对方才同意以较低价格注射，学生才脱险。更多师生是染上痢疾、伤寒、肺结核等病后，得不到有效医治去世。麻阳初四部主任谭植菁就是患肺结核在所里病逝。据彭庆海称，师生病逝后，学校会举行葬礼。原先在花垣县城西北一处半山上，有国立八中病逝师生的墓地，如今迁往县城西南一个更高的山上，有13块墓碑，上面刻有墓主姓名。几乎国立八中每个分部都有这样的墓地。他们仍然守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梦里可曾回去？国立八中的多处校舍所剩无几。让人最遗憾的是，花垣县城中用作初二部校舍的张飞庙、大兴寺、真人殿，4年前在一场火灾中焚毁，据说大火因住户熏腊肉引发。如今花垣只有花垣县小学内的一块纪念碑和花垣民中内的一处纪念亭，可以让来者凭吊，两者皆建于2001年朱镕基访校后。目前国立八中惟一保存完好的遗迹，即做过初女部校舍的乾州文庙，朱镕基夫人劳安曾在此就读。该文庙基本保持当初格局，内设国立八中校史展览区。日，我们找到这里时，主体建筑大成殿正在维修。而高女部在万溶江边，这里曾因国立八中老师作词曲的一首歌《万溶江》而闻名，原为清朝协台衙门，现为乾城小学校址。校内已找不到任何遗迹，学校隔壁有一座三层小楼，彭庆海判断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建筑，但已无法考证是否和高女部有关。万溶江仍在，江边有一座建于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的风雨桥。江水清清，只有那段“万溶江，愁波荡漾。四围山色，绿杨芳草，无限凄凉。每天每天飘零的女儿来洗衣裳……”的歌词，还能让人回想70年前那段岁月。当时学生尚使用毛笔，用砚台磨墨写字。国人风气未开，通常男女分校，即使同校上课，“朝夕相处，从未说一句话”。今昔对比，恍若隔世。身后“如果没有国立八中，湘西教育至少要落后20年”2001年4月，国立八中校友、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回到花垣县，重访母校，令原本名动一时，却尘封达数十年之久的国立八中重新引人注目。朱访校后常被人提起的，有和花垣小学一街之隔，对面花垣民族中学内的一对石狮。它和校内几株桂树、槐树及一块失而复得的抗战纪念碑，构成当时所剩无几的几处遗迹。因为此事，外界普遍误以为国立八中校舍在花垣民中。但花垣民中和国立八中确有渊源。据国立八中校友彭庆海讲述，当时花垣民中前身永绥中学就在国立八中校舍对面的崇山公园内，该公园是县城名胜，内有假山、园林等，常有人来游玩，公园内有一对石狮，位于公园旁边当地一户宋姓大户所属的“空坟”所立牌坊前，八中学生来公园时也会看见。据彭庆海回忆，这对石狮在他小时候就存在，“好高大雄伟”。彭介绍，永绥中学是随国立八中迁入当地而建，他在永绥中学上初中时，老师由国立八中教师兼任，永绥中学师资力量不足以办学。如此一来，国立八中复员后，永绥中学理所当然成为其在当地继承者。湘西原本中学很少，只有吉首的省立十三中等极少几所，国立八中在湘西办学的八年，把中原地区的文明带入湘西。“如果没有国立八中，湘西教育至少要落后20年”，彭庆海称。国立八中培养的学生也成为日后发展当地教育的主力。像彭庆海1949年后，就在当地中学教数学，桃李满天下，当地很多数学老师都是他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国立八中留下一个很大成果就是国立茶师（以国立八中教师为基础1941年创办），即后来的湘西民族师范。据从该校毕业的花垣民中副校长陈勇称，该校为湘西培养了大批教师，对当地教育影响甚深。参考资料 《烽火弦歌——国立八中回忆录（第1、2、4、6、7期）》（国立八中校友联谊会编）、《故园情——国立八中校友与花垣的往事》（花垣县委、县政府编）鸣谢 花垣县教育局、花垣县民族中学、彭庆海、陈刚花垣小学东区——孩子们在国立八中纪念亭下学习（湖南教育网/图）1933年，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在家乡创办了黄麓师范学校，这一点巢湖人妇孺皆知。然而鲜有人知道这段历史：抗战时期，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给予了流落在湘西求学的巢湖乃至安徽学子的拳拳关爱——张治中与国立八中 来源：巢湖日报日 作者：李德童现在花垣小学内湘西风光黄师一角抗日初期的局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蓄意挑战，大举发动侵华战争，致使全国当时局势日趋紧张。对此，全国军民义愤填膺，奋起抗日。接着，当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国共合作，民族团结，全面抗战，正式开始。但由于斯时敌强我弱，苦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役形势急转直下，处于被动挨打局面。上海被侵占后，日寇又从杭州湾登陆，疯狂地向我国内地进攻，仅几个月时间，我国就失去大片领土。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西撤重庆，安徽逼近抗日前线，皖江南北两岸，深受其害。不久，南京、芜湖沦陷，到1938年4月下旬，日寇已渡过长江，江北巢湖各县的局势非常危急。日寇出动大批飞机在我省很多城市狂轰滥炸，全省人民惨遭空袭，不得安宁。值此国难紧急关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毅然动员全省各地机关、学校、工厂和难民向西南诸省大后方迁移。四千师生集体大迁移1938年5月，“徐州会战”失利后，安徽的抗日局势更加紧张。当时，安徽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决定迅速将四个省立临时中学和阜阳的颍州中学、颍州女中和颍州师范等省立三校，约四千余名师生员工，由各校校长负责带领，集体迁往西南大后方适当地方，烽火弦歌，继续办学。于是该年春末和夏初之际，原在金寨县一临中、舒城县二临中和宿松县三临中等皖西三校的所有师生员工都积极行动起来，每人身背小小书包和携带简单行李，在交通极度困难、生活十分艰苦情况下，分成小队，三五成群地翻山涉水，突破种种险阻，走过峰峦起伏、绵延数百里的大别山区，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初夏，抵达湖北武汉市，驻进武昌各校，听候安排。至于远在江南至德县（今东至县）四临中的数百名师生员工，也由校长带领，由至德县起程，经过长途艰苦跋涉，越过皖南山区而到安徽屯溪；由此再乘新安江木船，抵达浙江金华，再乘浙赣铁路火车，经江西南昌而到湖南省会长沙市，暂驻湖南第一师范校舍，听候上级安排。与此同时，阜阳三校近千名师生员工，在阜阳城被日寇飞机炸成一片废墟的惨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撤离。当时，三校师生员工的心情更加惊慌，他们日夜兼程，向淮西方向迁移。两天后，都到达河南潢川县城。当时，适逢安徽颖上的邵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来此视察流亡学校迁移情况。他认为流亡学生必须继续读书，要求此三校师生员工迅速赶到湖北武汉市集中驻定，再待命西迁。于是当年6月，此三校师生员工都驻进武昌安徽旅鄂中学和汉口难民所。巢湖师生不当“亡国奴”日，巢城沦陷，日寇疯狂残酷，到处烧、杀、淫、掳，制造了巢县被杀害316人的温家套惨案。当时，巢湖各县人民痛恨日寇至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纷纷逃离家园；尤其是很多学校的爱国师生和大批城乡难民听说巢县籍的张治中将军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都想求救于他，便毅然离别亲人，结伴奔至湖南长沙市。在巢城沦陷前两天，原巢县中学教导主任刘毓璜老师的抗日热情很高，他积极动员该校80多名青年男女学生，组成“巢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巢青”，自任团长。他不畏艰苦，带领该团全体成员，离别家乡，奔向西南大后方。该团集体行军，沿途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沿途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他们在行军过程中，每到一个重点城镇，都要停留演出一些抗日歌曲和街头独幕话剧，收到了很好的抗日救国宣传效果。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和宣传活动，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到达湖南长沙市，受到张治中将军的关爱接待。与其同时，原巢县省立黄麓师范学校（张治中将军创办）、元山中学（冯玉祥将军创办）及庐江、无为、和县、含山等县的高、初中学校部分师生，也三五成群地流亡到长沙市。估计当时流亡到长沙的巢湖各校师生约有三百多人。当时，大家的强烈企盼是：教师能上课，学生能读书。张治中托付“湘西王”1938年7月初，第五战区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得知当时安徽一批师生滞留于武汉、长沙两市，迫切要求在大后方继续办学的问题后，立即致电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请帮助解决此问题。日理万机的张治中很关心安徽战时流亡教育事业。他认为湘西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崇山峻岭，偏僻幽静，最适宜于办学。在此建立安徽中学，既可为安徽培养大量建设人才，也可提高当地少数民族子女的文化教育水平。因此，他立即回电李宗仁，决心让安徽来湘鄂的莘莘学子们实现在湘西继续求学的愿望。此后，安徽省教育厅与湖南省政府密切联系，经过多方面人士反复磋商和得到教育部批准，决定在湘西和川东地区建立国立安徽第一中学，首任校长由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担任。杨当即就职，张治中对此高度重视，曾协助杨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湘西是汉族、苗族、土家族杂居，解放前一贯土匪较多。这里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土、苗两族人民联合反抗反动政府而遭受残酷镇压。长期领导少数民族进行斗争的领袖“湘西王”，就是抗战初期任湖南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既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也促成各少数民族团结救国。当安徽大批流亡学生，到达长沙露宿街头要求上学时，张治中主席的内心既难受又着急。他为尽快在湘西帮助筹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曾专程赴湘西沅陵行署亲切看望、慰问陈渠珍主任，并予以信任，特签署任命他担任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委员。由于工作交往密切，他俩私人关系处得也很融洽。当陈渠珍得知有四五千安徽学生想来湘西一些县继续读书时，他满口答应，非常支持，曾在张治中面前拍着胸脯说：“安徽学生来湘西，对我们大有好处，我陈某保证他们的安全，如稍有闪失，归我是问。”张治中闻此，十分高兴，当面给予嘉奖，并托付他代为筹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陈渠珍说到做到，当即以沅陵行署主任之名，出示通告，要求湘西各县乡镇保甲军民，都要保护安徽学生的居住和行路安全；且保障食宿供应方便。陈渠珍和他的秘书还及时、认真地协助杨廉校长作建校规划。经研究决定：设置校本部和十一个教学分部（即分校），也就是建立六个初中部、四个高中部和一个师范部。校本部设在陈渠珍的家乡乾城县所里镇（沿川湘公路边，现为吉首市）。各分部设在有关县，其部名和校址所在县名为：初一部（洪江）、初二部（永绥，现名花垣）、初三部（保靖）、初四部（麻阳）、初五部（川东秀山县平凯）、初女部（乾城）；高一部（川东秀山县青龙村）、高二部（先河溪、后永绥）、高三部（先洪江、后所里）、高女部（先所里、后乾城）；师范部（先雅溪、后青龙村）。校本部和各个分部校址确定后，校本部在湘西沅陵行署设办事处，通知来湘西的各省立学校师生员工和在武汉、长沙、常德等地招收的难民学生一律到沅陵办事处报到，按师生员工各人的情况，分配到指定的分部入学或工作。由长沙西迁的流亡学生，张治中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发给每人五元路费，并派保安人员护送到校。这些流亡学生享受公费（后改为贷金），住在一些文庙、寺庙或祠堂，条件较差，但生活安定，都能刻苦学习，力求上进。此后，每年春节期间，陈渠珍在乾城和所里两地，慰问老师，与学生同乐，对安徽师生关怀备至。1938年秋，国立安徽第一中学开学后不久，校长杨廉不廉，因贪污罪被教育部撤职查办，且按全国各国立中学成立先后顺序重新命名，将国立安徽第一中学，改名为国立第八中学，简称国立八中，任命邵华为校长。当时，国立八中在校师生员工近5200人，主要是安徽流亡师生，也招收了当地少数民族子女入学。其中，巢湖籍的流亡师生约三百多人。张治中对安徽流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根据1938年秋就来所里镇高二部入学的王明善校友回忆，这年10月初，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来到所里镇，以安徽同乡身份看望国立八中安徽师生；同来的还有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等人。那时，新任的邵华校长带领千余师生在校场坪举行欢迎大会，气氛十分热烈。王明善说，当时邵校长在大会台上说了很多话，唯有一件事情，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邵校长说：“目前面临严冬，学生们离开安徽家乡，正是初夏的时候，每人一个小小包袱，装几本课本，就没有其它东西了，冬天怎么过啊！只有请主席想办法。”话刚落音，全场顿然响起阵阵掌声，表达同学们的共同愿望。张治中毫无忧虑，马上站起来表态说：“每人发给灰色单制服、棉制服各一套、棉大衣一件及一双鞋和袜；没有棉被的学生，加发一床棉被。这些都由湖南被服厂支付，马上就办，保证在今年10月中旬发到学生手里。”张治中主席讲到这里，又引起台上诸位领导人和全场师生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他不是说大话，而是言而有信，全部兑现。当年入冬后，国立八中四千多安徽流亡学生都穿上灰色棉制服、棉大衣和鞋袜；有些人还获得棉被一床，温暖愉快地度过数个严冬。张将军给这么多安徽流亡学生“雪中送炭”，是多么难能可贵呀！正因如此，国立八中的全体师生对他非常感激，无比崇敬！功不可没，彪炳千秋1945年春，国立八中永绥高二部和初二部有20多名巢县籍的贫困学生，联名写信给远在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请求给予经济援助。张治中接到此信后，立即托秘书洪品山邮寄给每人救助款30元。那时，我是该初二部学生，也得到一份救助款30元，解决了当时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对此，我万分感激，终身难忘。那年10月正是国立八中成立三周年，张治中在百忙中还想到远在湘西的国立八中成立三周年校庆问题，特意为此题词纪念。由此题词看出：张治中对那时的国立八中全体流亡学生要求很严，寄予厚望，要求他们做人要顶天立地，学习要毋怠毋荒，希望莘莘学子成为国家栋梁。国立八中从1938年秋到1946年夏，在湘西连续办学八年，为我国、为海内外培养了数千优秀建设人才，其中有很多知名的学者、专家、讲师、教授和院士。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夫人劳安都是国立八中学生。综上所述，我认为张治中与国立八中关系非常密切。如果当年张治中不托付“湘西王”陈渠珍代为帮助建立安徽中学，则国立八中不可能在湘西和川东（今重庆市）办学；如果张治中不及时给安徽流亡学生“雪中送炭”，解决四千多人过冬棉衣和保障食宿供应问题，则国立八中也无法把学校办好，培养不出那么多的优秀人才。张治中既是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热爱桑梓教育的教育家。抗战期间，他对安徽流亡湘西的国立八中贡献很大。功不可没，彪炳千秋！对这一段历史，巢湖人民至今很少知道。我写此文，以表示对他深切的怀念和永远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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