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就医+规律服药 艾滋病患者也能享常人寿命-中新网
及时就医+规律服药 艾滋病患者也能享常人寿命
日 10:33　来源：南方日报 　
11月28日，在滨江公园举行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吸引市民驻足。王彪 摄
图表：贺婧宜
　　今天，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
　　艾滋病，没有疫苗，无法治愈。但这并不代表，面对艾滋病，人们就束手无策。早发现早诊断，加上科学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已经被证明是控制艾滋病病情发展的有效途径。性、血、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一方面限制了艾滋病病毒短时间内快速传播的可能，另一方面也给艾滋病筛查带来难度。
　　严宇斌，市疾控中心艾防科负责人，为了解艾滋病传染高危群体的状况，不仅每年组织公开宣传活动，还曾在充分沟通获取理解之后到娱乐场所和男同聚集场所实地了解，帅气的他，甚至还遭遇过男同表白的“尴尬”。
　　“了解高危行为，提高安全意识，担心被传染就尽早主动接受筛查，一旦确诊则尽量克服恐慌心理，接受规范治疗”――这不仅是严宇斌的想法，也是在走访中，相关科室的医护人员希望向市民传达的主要内容。 南方日报记者 王彪
　　惠州确诊病例男女比例2.52：1
　　惠州的艾滋病患者一共有多少？市疾控中心专家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无权限公布艾滋病疫情相关数据。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消息，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数达到57.5万例，死亡17.7万例。就广东省而言，记者查询省卫计委官方网站发现，最近一次公布的广东省艾滋病患者病例是在11月13日发布的2015年10月全省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艾滋病的发病数311例，死亡数为63例。
　　市疾控中心表示，惠州于1996年报告的首例HIV感染者为外市流动人口，2000年报告首例本地户籍HIV感染者。艾滋病疫情在惠州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年检出率较为稳定。目前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在全省居第13位。
　　在惠州的全部累计报告病例中，流动人口居多，超过60%。以20―50岁的青壮年为主，男女比例为2.52：1。不过，这是否反映了惠州艾滋病病例的真实情况，仍然存疑。可供参考的另一个数据是，据严宇斌表示，近年来，到市疾控中心咨询艾滋病的市民中，男女比例同样约为2.5：1。
　　此外，市疾控中心专家告诉记者，目前惠州艾滋病疫情呈现几个特点。首先，性接触传播取代了以往的共用注射器吸毒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严宇斌向记者透露，据他了解，一方面是吸毒人数得到有效遏制，另一方面吸毒人员对艾滋病的认识也在提升，共用吸毒用具的状况有所好转。其次，在报告的病例中，以20―50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但满1岁的低年龄段和最大年龄达92岁的高年龄段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再次，由于艾滋病毒往往有数年潜伏期，既往报告病例正逐渐进入发病期，抗病毒治疗压力增大。最后，艾滋病疫情有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迹象。
　　鉴于以上状况，近年来，艾滋病防治的宣传随之从高危群体向普通市民拓展。11月28日，以“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为主题的惠城区2015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了解。记者观察到，有些年龄较大的市民依次将20多块宣传板一一看完。
　　就在今天上午，市疾控中心还与惠州学院在惠州学院少康楼附近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这一活动的背景是，根据国家卫计委官方网站消息，近年来，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增长较快，月共报告2662例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7.8%。
　　更全面筛查需建监测哨点
　　在此前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惠州已初步建立起涵盖各县区的艾滋病检测和防治网络，市中心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和各县区人民医院为艾滋病防治定点医院，主要医疗机构都会对住院病人、孕产妇等人群进行免费检测。所有确诊的艾滋病病例都会建立完整档案，并定期回访。
　　然而，严宇斌坦承，相比周边地区，惠州在艾滋病筛查方面仍存在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尚未建立艾滋病监测哨点。
　　艾滋病监测哨点，是国家层面为了解和掌握各类高危人群和一般人群中艾滋病病毒(HIV)流行水平、流行趋势，以及各种影响因素而在全国设立的监测机构。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0年艾滋病防治项目管理方案》，将在全国建立并运转国家级监测哨点1975个，性病监测点105个。记者在卫计委官网查到的数据显示，截至日，全国已建立艾滋病监测哨点1888个。然而，严宇斌表示，惠州并不在其中。据他表示，建立哨点之后，可以得到国家层面在资金上的支持，从而获得更全面、更准确的病例数据。
　　在哨站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掌握艾滋病例的状况，难度不小，而思想上的不接受，被认为是最大障碍。“我们之前想在一些工厂开展筛查，对方开始同意了，但深入沟通后，却被对方拒绝。”严宇斌说，去年开始联系一些学校希望开展宣传活动，也大部分被婉言谢绝。“幸运”的是，在唯一答应的惠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的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今年该校自行筹备活动，并邀请艾防科工作人员去学校举办宣传讲座。
　　市中心医院是惠州艾滋病患者的定点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郑如添对加强筛查有自己的看法，他期望便携式筛查设备能尽快得到推广。据他了解，此类设备已经研制成功，目前要等有关部门确认符合医疗设备的要求后，可下放到基层医疗机构。
　　早诊断+药有效+遵医嘱
　　“如果药有效，而且能按规律服用，艾滋病人可以达到自然寿命。”每当面对艾滋病人“我还能活多久”的疑问，主任医师郑如添往往会如此回答。
　　这一观点，似乎与人们对艾滋病的惯常看法有相当不同，但并非凭空而来。从2003年收治艾滋病人以来，市中心医院感染内科共收治了270多名艾滋病人，郑如添透露说，治疗时间最久的病例是2004年收治的，目前仍然在世，而且“现在状况还挺好”。
　　郑如添强调说，“药有效”和“按时服”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前者与艾滋病人是否及时就医和发病病程的长短有关，后者则更多与病人自身的心理状况有关。达到国家规定的艾滋病治疗要求，都可以享受到6种免费抗病毒药物的治疗，但药物的副作用仍会让部分患者有抗拒心理。“即使是美味佳肴，每天吃也有吃厌的时候，更何况是药呢？”部分艾滋病人如此表示。
　　除此之外，如果患者身体具有某种天然耐药性，则相应抗病毒药物就难以发挥作用。由于耐药性检查对设备和费用的要求较高，目前惠州尚不能提供此类服务，“患者如果先去广州等地做了耐药性检查，在药物的选择上就能更有针对性”。此外，如果在确诊艾滋病的时候，已经有其他感染疾病，则治疗效果也会变差。
　　除了耐药性检查之外，惠州与广州等一线城市在艾滋病治疗上的主要差距在于综合诊疗处理等方面。郑如添表示，“广州等城市在救治团队和设备方面有优势，除国家免费提供的6种药物之外也有更多选择，在医保报销方面也存在政策差异。”不过，总的来说，如果只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诊疗规范就能有效控制的，艾滋病人并不一定要前往广州等地，而应在居住地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根据《南方日报?惠州观察》与惠州本地西子论坛联合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在参与网络调查的市民中，几乎全部市民都准确判断出艾滋病病毒的三种传播途径，但只有大约六成左右能准确说出艾滋病属于传染病而非性病或者血液类疾病，大约一半左右市民知道用于艾滋病宣传的标示是红丝带。
　　在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上，戒备心理仍然较为明显：有超过四成的市民拒绝和艾滋病患者就餐、握手，而当问到“预防艾滋病，哪个方法是错误的”时，七成左右的市民正确选择了“远离艾滋病，避免与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接触”。
　　两个看似矛盾的数据正表明了，惠州市民在认识上已经对艾滋病有了较为客观的了解，但最难的还是要迈过心理上的那道坎。
【编辑:陆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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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2900万人死亡，治愈艾滋病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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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 | JEROME GROOPMAN
　　译校 | 王宇歌（免疫学博士）
　　{ 导读 }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简称（AIDS），自1981年被发现以来已经导致2900万人死亡，曾经被称为“世纪末肿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是导致艾滋病的病原体。艾滋病和HIV是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医学名词，但是最早人们总是把艾滋病和男男同性恋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末肿瘤”又是如何在34年前被发现，然后走进人们的视野，并和大众息息相关呢？一年前，The New Yorker杂志邀请了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Jerome Groopman博士撰写了从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今的历史，Groopman博士是艾滋病学界的元老，他参与了洛杉矶和纽约第一批艾滋病人的诊治，见证了艾滋病医疗和科研领域每一次重大进步的发生，他在文章中描绘了一段翔实、生动的艾滋病研究历史。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ER
　　{ 一 }
　　艾滋病的出现与鉴定
　　1981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我的妻子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疗中心呼叫值班回家，给我说起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病例。奎尼是个十八岁大的男妓，头发染成了黄铜色。他发高烧、咳嗽着被送进了急诊室，看上去得了常见的肺炎。医院给他使用了抗生素，一切有条不紊地得到了处理。但是医护人员随后在他的肺部采集到了一种叫做卡氏肺囊虫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会在营养不良的孩子和接受器官移植或化疗的成人身上导致一种罕见的真菌性肺炎。
　　医院里的几位专家被召集起来对这种感染病例进行医学处理，当时还是住院医生的我被委派去直接管理这个病患。奎尼的血小板含量非常低，这会导致他很容易出血。他侧躺着，呼吸略显吃力，身上的汗水浸湿了身下的床单，严重的疱疹感染在他皮肤上留下了许多水泡，很多感染的病灶已发生坏疽，我们的外科医生不得不切除他大腿上坏死的部分。我想不明白他的血小板读数为什么会一直下降。后来，他的肺部开始衰竭，于是我们就给他用上了呼吸器。但是不久以后，奎尼就死于呼吸系统衰竭了。
　　无独有偶，当时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医生也确诊了同样罕见的肺炎病例，奎尼仅是其中一例。Michael Gottlieb是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免疫学家。他对这些病人的血样进行了研究，并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辅助性T细胞（因为这些细胞表达CD4受体，所以简称CD4）可以保护人体免受感染和癌症，而这些病人的血样中几乎找不到此类细胞。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上发表了Gottlieb的病例报告。到了7月，纽约大学的Alvin Friedman-Kien博士的报告指出，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26名男同性恋被诊断出了卡波济氏肉瘤，这是一种极为罕见、起于间质组织的恶性肿瘤。此份报告很不寻常且很快引起了关注，因为通常只有少数的居住在欧洲犹太裔和地中海裔的居民才会患上这种疾病，而同一群体在一个密集的区域、同一时间罹患了一种本来罕见且散发的恶性肿瘤，这不禁让医学界怀疑，这很可能是一种由传染病引起的疾病。
　　基于我在处理之前病患积累的经验，医院很快又让我负责治疗卡波济氏肉瘤患者。虽然我是医疗团队里资历最浅的一员，也缺乏治疗肿瘤的专业技能，但是高资历的医生却没有一个肯来做这个事情。我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中年消防员，昵称叫巴德。他住在洛杉矶西部，并没有向外界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不久前发现腿上开始出现紫红色的肉瘤，看上去像熟透的樱桃，他因此住院进行治疗。很快，肿瘤出现在他的躯干上、脸上、嘴里。治疗卡波济氏肉瘤的标准方案是化疗。尽管我们对他进行了大剂量化疗干预，期望能够延长他的生命，但他的肿瘤仍然没有得到抑制，肿瘤不断侵蚀他的身体，一年之内他就去世了。
　　时间到了1982年，长有侵袭性淋巴瘤的男性患者不断出现并前往我们的医院接受治疗，化疗同样没有在他们身上奏效。他们的免疫系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并发症接二连三地发作，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而这种从以感染或肿瘤就诊到最终死亡的痛苦过程，是所有我管理的病人的共同点。同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将这种疾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也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艾滋病（AIDS）。但是科学家们仍不清楚病因。
　　1983年艾滋病领域有了重大突破，来自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Luc Montagnier和Fran?oise Barré-Sinoussi以及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Robert Gallo分别在法国和美国独立分离出了艾滋病的病原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HIV。他们各自的团队分别将研究结果发表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详细地介绍了从艾滋病人的淋巴结组织中分离出的一种新型逆转录酶病毒，并分别将之命名为淋巴腺病相关病毒（LAV）和人类嗜T细胞病毒第III型（HTLV-III）。当时的研究证明，这种病毒特殊的复制方式（逆转录）对其宿主危害性极大：它们会在CD4细胞的细胞核中注入自己基因组逆转录形成的DNA，并将DNA永久性地插入到宿主染色体种。他们还会将宿主CD4细胞的细胞器据为己有，以利于自己繁衍生息。如果病毒复制所需的逆转录酶病毒发生变异（而这很常见），它的后代很难被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及接种的疫苗识别并清除。当时，逆转录酶病感染被广泛认为是无药可医的。而经过对这个发现可靠性和原创性的长久争论，1986年5月，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最终将这种病毒命名为HIV，也就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法国的两位科学家最终于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而就在1986年年底，被确证罹患艾滋病的近29000个美国人中，已经大约有25000名不幸离世。
　　{ 二 }
　　艾滋病治疗的出现和变迁
　　| 导读 |
　　在艾滋病刚刚出现的六年里，它无药可治，病人往往死于各种罕见的机会性感染，死前出现恶病质体征且常合并皮肤疾病，非常惨淡。而大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艾滋病的社会污名也是在那时形成的。但三十年后的今天，许多艾滋病专科医生甚至轻松地笑称，让他们选择是得艾滋病还是得糖尿病，他们宁可得艾滋病，因为服药后艾滋病的预期生存年限已经达到了四五十年，这就是说三十岁感染HIV的患者可以活到正常寿命。而发生这种巨大转变的原因，就是抗艾滋病药物的出现以及鸡尾酒疗法的普及。
　　在1987年，齐多夫定（AZT）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的认证。齐多夫定是艾滋病治疗的一个里程碑，它是由美国药物化学家Horwitz在1964年用时一年从嘧啶母核加工而来，之后在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工作的日本人満屋裕明在1982年到85年耗时三年时间，从上千种化合物中筛选出抑制HIV效果最好的药物。这种药物一开始的定价过高，几近勒索，医生也常常开大剂量供患者使用。这种做法最终证明是有害的，招致了同性恋群体的抗议，囊括2014年奥斯卡三项大奖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正是反映了这一段历史。然而AZT的确可以在病毒的DNA形成后进入其内部发挥功效。不久以后医生开始给病人小剂量使用该药物。
　　齐多夫定及其同类药物——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的出现虽然大大改善了病人病情，也使艾滋病从绝症变成了有药可治，但是单一药物治疗的问题除了巨大的毒性，还有就是很快引发耐药。HIV是一种高度变异的病毒，狡猾的HIV会通过突变逃脱药物作用的靶子，也就是HIV的逆转录酶，这就是耐药。而病人体内的HIV对某一种药物耐药后，医生不得不很快换另一药物，但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只能合成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所以当病人对该类药物都耐药后，艾滋病变回到了“绝症”。
　　癌细胞和HIV病毒一样，能以极快的速度变异，从而使目标单一的药物变得毫无疗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有人设想将不同的治疗方法像“鸡尾酒”一样组合起来，来模仿肿瘤学家治疗癌症的方法。恰在这个时候，罗氏公司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方法，设计出了HIV的第二类药物，蛋白酶抑制剂。这使得“鸡尾酒”的构想成为可能。当时人们把这种方法被称作“HAART（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高效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戏称鸡尾酒疗法。而美籍华人何大一博士率先在他位于纽约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所开展了这种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具有高度的抗逆转录病毒作用，由像来自纽约艾伦·戴蒙德研究所的大卫·霍这样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临床试验。我当时给一位名叫大卫·桑福德的病人使用了鸡尾酒疗法，不到一个月他就退了烧，感染消退，生命活力重现，体重也开始增加。他血液内的HIV病毒含量迅速下降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几乎无法被检测出来。桑福德后来写道，“现在我被卡车撞死的可能性都比死于艾滋病的几率高了。”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桑福德所描述的情况已经出现在美国大多数艾滋病患者身上了。过去五年里我接触过几十位HIV患者，没有一个人死去。而随着科技飞速发展，目前科学家已经开发出超过30种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可有效阻止HIV病毒在CD4细胞中复制。目前新型的HIV合剂将3种药物融合到一个药片之中，病人只需要一日服药一次，这种合剂非常简便，大大缓解了病人需要每日服多次、每次服多片药物的不便，因此也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病人服药的规律性，使得耐药的可能性降到了很低。
　　但是，在艾滋病治疗领域目前仍然存在很多挑战。当今世界上有超过3500万人是病毒携带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新增病例最多的地区。然而在这里，63%的适宜接受药物疗法的病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即使他们能得到治疗，其治疗水平也因为缺医少药造成的断续服药而大打折扣。在美国，每个病人每年需要在鸡尾酒疗法上花费数千美元，其长期积累副作用也不容小觑。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杜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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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艾滋病得了一年啦，国家免费药一直吃着呢，身体副...
状态：就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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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
就诊时间： 09:00:00
就诊疾病：
病情描述：
艾滋病得了一年啦，国家免费药一直吃着呢，身体副作用挺大呢，CD指标下降的挺厉害，每天睡不着失眠，心态不稳，做噩梦惊醒听说贵医院鸡尾酒疗法能控制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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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描述：艾滋病人的乳汁沾在毛巾上:催乳师过一个小时：再把沾有乳汁的毛巾敷我乳房上：小孩吃奶会传染吗？喂奶前洗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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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科可通话专家
上海华山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
感染性疾病科
感染疾病科
副主任医师
上海华山医院
副主任医师
好大夫在线电话咨询服务艾滋病治疗药物副作用纠纷首获立案
日前，山东一位艾滋病患者(化名)向羊城晚报报料称，自己因为抗病毒所产生的副作用而导致脂肪流失，面部严重变形，进而导致失业和面临诸多歧视。为此，爱娃正式起诉了当地为自己提供治疗的疾控中心。
专家称，目前国内尚存“不规范现象”，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用药不规范现象一直都存在，但艾滋病患者在遇到这类情况时往往不懂得维权，或者存在立案难的问题。专业人士则称，此案尚属中国首例成功立案的艾滋病治疗案，“具有很大进步意义”。据悉，此案原定于11月13日在曹县人民法院开庭，但因法院要求做司法鉴定而推迟，记者了解到，目前所申请的司法鉴定机构均表示不能做此鉴定。各方专家及律师在该案的责任认定方面还存在较大争议。
因药物副作用导致面部塌陷
爱娃是山东曹县人，于日被确诊为艾滋病毒(HIV)携带者。当年8月25日开始，爱娃在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疾控中心”)领取抗病毒药物治疗，当时为她安排的负责医生是张医生。张医生给爱娃安排了司坦夫定(D4T)、拉米夫定(3TC)、奈韦拉平(NVP)三联疗法。
记者查阅了的相关资料显示，根据当时所依据的2004年第一版的《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明确规定，“结合我国现有资源，推荐的首选方案为：D4T+3TC+NVP”。
但是据爱娃讲，治疗开展后，她于2007年年初开始出现副作用，脸部皮下脂肪逐渐流失。
据她说，张医生当初没有告知她药物的相关风险。而当她于2007年9月跟张医生汇报这一情况时，也没有引起张医生的重视，此时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脂肪代谢异常。
通过查阅资料，记者发现2004年的《治疗手册》中也明确要求“原则上对使用原方案出现明显毒副作用或拒绝原方案而退出的病人可建议换药”。但是爱娃称，张医生仍继续给她使用原处方。
2008年夏天，爱娃前往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广东HIV定点医院)就诊，被确诊为脂肪流失，根据该院医生意见需要更换D4T。鉴于国内HIV治疗关系必须与户籍挂钩的限制，爱娃于2008年年底向曹县政府提出了救助诉求，同时也把广州医生的意见转告了张医生。
2009年1月，在几经交涉后，张医生把司坦夫定换成了齐多夫定(AZT)，但此时离副作用最早出现已经有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了，她的脸型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双颊深陷。由于脂肪流失具有不可逆性，所以爱娃的脸孔无法自然恢复。
多次受歧视曾被当成毒贩
爱娃从1998年就开始在南方打工，2007年6月，爱娃因受到相貌歧视在中山失业。失业后爱娃回老家，但也因为相貌和疾病遭受歧视。
“艾滋，只是破坏了我的健康，我不说，别人也不知道。可是脂肪流失，等于在我的脸上印了字，会被认为我是吸毒者或是艾滋病人。这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对我造成的精神压力也很大，”爱娃对羊城晚报记者说，“我患上了焦虑抑郁症。”
除了就业受歧视外，爱娃在生活中也有多次被歧视的经历。她告诉记者，有次在公交车上，上车后，她看到一位阿姨的旁边座位空着，就坐了上去。结果，当那位阿姨看到她的脸之后就起身走开了，换到了远离她的座位。
还有一次，爱娃坐火车去上海参加一个女性感染者的会议。出站时，在距离出站口大概两三米远的地方，她被特警拦住，“强行搜我包，还有裤兜”。据爱娃说，当时特警说怀疑她吸毒、带毒，并且称有权检查，“就因为这张脸，我就被怀疑成毒贩”。
副作用医疗鉴定难以实现
爱娃最终决定上诉。日，她向曹县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被告承担因治疗失误使原告被歧视而丢失工作期间的工资损失74250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爱娃的代理律师刘书庆对记者表示，药物出现不良反应未及时处理属于医疗损害，适用《侵权责任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需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若鉴定结果认定药物更换不及时，应属医疗机构责任。
据悉，此案原定于11月13日在曹县人民法院开庭。刘书庆对记者透露，目前主审法官要求进行司法鉴定，证明爱娃脂肪流失症状与长期服用D4T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分清责任比例。
但因司法鉴定进展并不顺利。刘书庆和爱娃曾联系了十多家司法鉴定机构，但均以“没做过”“做不了”为由被拒绝。刘书庆称，这个鉴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还很难说，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日前，当事双方向法院各自推荐了几家鉴定机构等待做鉴定。
对于此案，被告律师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我不好说别的”，“我认为就是炒作，他们的要求不可能(实现)”。曹县疾控中心回应称：“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不方便透露相关情况。”
责任认定存在较大争议
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专家张可对记者表示，三联疗法在当年“比较正常”。中国艾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沈洁也对记者表示，“这个(司坦夫定、拉米夫定、奈韦拉平三联疗法)方案是比较统一的方案，大多数效果都很好。”
对于责任认定，张可认为，“药物本身具有副作用，这个无可厚非，医生不能为药物的副作用买单”。
不过，他又说：“作为医生来讲，应该将药物的副作用提前告知患者，并且要关注药物的后续反应，为患者提供咨询服务，对于治疗后出现的药物毒副作用处理不当，导致病人出现不可逆后果的，一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和而不同中心艾博公益负责人常坤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一般情况，这个(因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而上诉)是“不会立案的”，他说根据他的经验“是不会开庭的”，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山东、河南是全国最早服用免费抗病毒药物的，而国内艾滋病人前期用药不规范，有各种问题”。他还表示，“国家抗病毒资料指南已经出三版了，每本都差别很大。”常坤认为，这说明抗病毒药物的改良需要有一个过程，“爱娃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由疾控中心来承担责任”，这涉及“国家投入、科技进步等等很多因素”。
张可说：“过去就有过不少因为药物毒副作用引发医疗纠纷的。早期由于药物和临床经验有限，因此在对于药物副作用的处理上缺乏相关经验比较常见，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到了今天，虽然药物种类增加，但相关药物毒副作用处理在基层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提高和改进。”
张可认为，目前存在的这种不规范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搞清定位。他说：“该案例提示艾滋病治疗不单单是政府任务(特别是目前由疾控中心负责治疗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一个医疗行为。”他认为如果仅仅把艾滋病治疗看成是政府任务，那么艾滋病治疗就会达不到医学规范。
广东一位艾滋病防治公益人士、艾滋病治疗志愿者，同时也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刘先生对记者表示，“爱娃这个案子能够成功立案，我相信会引起国内医疗机构对艾滋病人权益的进一步关注，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羊城晚报记者 孟庆利 通讯员 卫涛)
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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