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作为空间语法：流动性与设计转向/杨宇振
此文刊发在2012年最后一期的《建筑师》，
以下图表略，
感兴趣的读者请查原文。
景观作为空间语法：与设计转向
——从景观城市主义谈起
Yang Yuzhen
1 《景观都市主义》
&&&&&&2008年我在美国购得的众多书籍中有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和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两本与景观相关的书。大略翻阅的感觉是两本书的内容都超越了关注传统和普遍的物质形态范畴，谈到景观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和用更整体的视角来审视社会与学科间的关联。但因为是英文等的原因，回国后始终没有能够细读。一直到2011年左右，购买到翻译过来的《景观都市主义》，才较完整阅读。
&&&&&《景观都市主义》是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的中译本，直译应为《景观都市主义读本》，是由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主编的批判性读本。书由国际范围多位不同专业作者的14篇文章构成，其中的关键词是Landscape
和Urbanism——Landscape翻译成“景观”虽有不同意见但基本是普遍用法；Urbanism是一个麻烦词，本意是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状态，一种城市的生活方式，中文里没有合适的词语对应，“都市主义”只能说是姑且、将就的词语。
&&&&&然而，《景观都市主义》的要点和重点既不是讲景观，也不是讲都市主义，而是讲这一合成的新词组——作为一种新学科趋势的出现。书中多篇文章表达了对当下空间设计学科（包括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建筑学等，特别包括流行一时的“新城市主义”）基本状态的不满，认为当下的这些学科不能回应于快速变化和日趋紧密关联的社会，而需要一种诸位作者在文中提出的“景观都市主义”，来应对这一剧变中的社会，将“景观”作为理解和介入当下城市的媒介。
&&&&&比如，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认为，“与被僵化的学科门类所限定的实践活动相比，景观都市主义提出了一种更有希望，更激进、更有创造力的实践类型。也许，推动当代大都市发展的新陈代谢机制的高度复杂性，要求将职业化和制度化的不同学术领域间的差异性进行整合，以生成一种新的复合艺术，一种具有批判性先见和想象力深度的，并能够沟通不同尺度和范畴的空间-物质实践。”他提出了针对这一新型实践可能的四个方面：过程、表面、方法以及想象力。
&&&&&强调对于过程的介入和干预极大不同于过去现代主义关注形态的做法。特定的城市物质形态是某些因素（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在某一刻物化的结果，科纳引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论述，反对通过物质空间的塑造来改变历史和社会进程的乌托邦梦想，认为未来城市的新的可能性必须依赖于更多的对于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理解。
&&&&&强调过程的空间实践将极大不同于强调形态的空间实践。这一转变将要求实践者从对于具体物质空间形态的考量——一种“终端式”的方式，转向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的宏观认识，以及将宏观的状态与微地块可能的活动连接起来。科纳谈到，必须将注意力从空间的实体品质，转向对决定城市形态的空间分布和密度等因素上；必须强调方法而非结果，强调操作逻辑而非构成设计。他谈到的“表面”，其实是一种联系和对于动态变化的回应。他认为这一概念“象征着一种远离物质形式塑造的城市化思路，转向一种类似舞台编舞的灵活策略，其中元素和材料的使用都因时而变，从而扩展出新的网络，新的链接与新的机会……这种方法试图创造一种并非被“设计”出来的环境，而是由各种系统和元素在一个多元交互网络中运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
&&&&科纳同时也提出了“景观都市主义”的表达手段和表现方式，认为“景观都市主义实践提倡一种对传统概念、表达以及操作技巧等的反思。大尺度时空转换的可能性，对当地环境的详细记录与概要性的工作图示，电影和舞蹈技巧与空间符号的比较，在进入计算机数字空间的同时又与颜料、黏土和墨水纠结缠绕；而房地产开发商、工程师与高度专业化的幻想家与当代文化诗人也混杂在一起。”科纳的观点是，景观都市主义的表达方式同样要突破，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相对单一的方式；而表达方式变化的背后是整个设计方式的改变。
在《作为都市研究模型的景观》一文中，查尔斯·瓦尔德海姆开篇即指出“景观罕见地成为最具实质性的学科讨论中心，而该中心以前曾被建筑学、城市设计或城市规划所占据……景观都市主义含蓄批评了建筑学和城市设计学科，认为它们无法清晰、有力而令人信服地阐释当代都市状况。”他认为，景观（将）取代建筑作为城市塑造的首要媒介的实践活动；文中他例举和分析了屈米（Bernard
Tschumi）和（Rem
Koolhaas）关于拉维莱特公园设计竞赛的方案，进而引用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的重要论述：“现代建筑物正如此普遍低受限于最优化技术的水平，以至于建构有意义的城市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汽车横行和土地投机一起牢牢地限制了城市设计，以至于任何干预都简化为对生产命令预先决定了的要素的处理，或是一种表面的粉饰，而现代发展正需要这种粉饰来推动市场交易和维持社会控制……建构一种补救景观，能够在对人造世界的破坏性的改变中扮演至关重要的弥补性角色。”最后，瓦尔德海姆指出建成环境设计背后的理论和实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生态型、工程学、社会政治学和政治过程等知识的综合以及它们在公共设计中的应用都推动了景观都市主义的发展。
理查德·韦恩（Richard
Weller）同样引用了弗兰普顿关于“能够转变失控的全球性大都市的唯一希望在于景观这一结果要素，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当地真实性的美学资源”的论述。有趣的是，文中使用了多幅具有强烈批判意味的拼贴画，部分回应了科纳关于景观都市主义表现的观点。韦恩同样批判了现代主义中充满象征叙述性和模拟元素美学意义上的构成，提出“景观学科……认识到凭借其自身处理大尺度动态系统的能力，这一学科有充分准备去处理规划师和建筑师在设计城市中努力解决但未能奏效的问题。新一代景观设计师已作好从哲学和时间的角度来协调城市结果的准备”文中韦恩大量引用亚历克斯·沃尔（Alex
Wall）的论述，讨论对于当代城市理论的反思。沃尔认为当代景观是由：“流动的网络、无等级的模糊空间、根系状的扩张传播、精心设计的活动表面、相互联结的网络，作为机制和催化剂的大地、不可预见的活动和其他多种情况构成”。
和科纳类似，韦恩也谈到了都市景观主义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他认为应更“关乎设计的‘过程’、‘策略’、‘媒介’、‘骨架’……激发多样化的关系去创造、显现、联接和异化。”文中他集中讨论了作为方法的“数据景观”（Datascapes）。在基于巨量数据收集、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上，“设计过程变成了一种关于计算而非符号的问题，一种关于统计边界的讨论，而非基于解释学的兴趣”韦恩解释和分析了MVRDV的数字城案例，并引用了卢茨马（Bart
Lootsma）关于数据景观“不大关注哲学、理论和美学，其更关心的是幻想与实际的内容如何以创造性但又自相矛盾的方式结合”。韦恩最后指出“与将时间导向一个固定的终点的总体规划不同，景观都市主义者在了解了整体后作出部分景观干预，这是战略性的转向，这也许会在整个系统中引发非线性的循环。”
文中还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地区等讨论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景观都市主义的浮现和实践。和前面的文章类似，大多批判传统学科的不足以及讨论建筑师、景观师、城市规划师在实践中对景观的新理解。基本的结论是，在一个充满了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景观成为理解和介入当代城市的媒介；而景观都市主义则是专业者介入这一世界的一种新工具、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然而，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指出了，“研究景观都市主义这一概念的起点应放在西方工业经济的重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以及以灵活的生产和消费、全球资本化合分散化等为特征的工业城市持续转型等现象上。”
2 流动性与物质空间实践
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将把空间状态推到两种设想的极端：一种是“百年如一日”，另一种则是“一日经百年”。
“百年如一日”是一种趋近于静止的状态。所有过程在相对稳定的空间边界内发生、发展，结束然而又开始，终而复始。空间在时间的轨道运行，人、事、物之间不断调适，形成一种整合性、内在高度协调稳定的空间。虽然与其他空间之间的关联偶有发生，但空间内部相对自给自足。在这种状态下，空间内部的稳定性成为了空间实践的重点。这种稳定性既包括了持续的空间经济运行、空间内部的等级维护以及集体观念的维育，也包括了空间的物质形态回应于前三个方面的实践。由于空间边界明晰，过程依前行者或自身经验可以判断，空间中少有不确定性。
和“百年如一日”相比，“一日经百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状态。首先，哪里是空间的边界便是一个复杂问题。或者说，如何来定义新时期的“空间”概念，便遇到了难题。在一个高度复杂关联的世界中，如前文沃尔谈到的“流动的网络”世界中，关联成为了一种存在，连接成为了空间的本质，不断加大的流动性改变着空间的定义。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曾经在其著名的千年三部曲中谈到，在信息社会中，只有两种存在的可能。一种是进入信息社会（意味着进入有高度风险的希望），另外一种则是被信息社会抛弃（意味着堕入毫无希望的未来）。“一日经百年”便是进入信息社会，在快速流动性世界中的普遍状况。在这种状态下，如何维持与一个巨系统之间的关联，同时又能够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身份，便成为了一个（物质）空间实践的必须、根本和巨大的难题。而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
&&&&&流动性加大（及其感知）的根本与资本积累的蔓延与空间转移（强度与广度）、资本积累周期的快速缩短（速度）、以及资本积累将城市空间作为交换最重要节点（意味在特定空间范围中生产和消费速度和数量的强化）紧密相关。流动性加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将“百年如一日”标记为“零”，“一日经百年”标记为“一百”，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不同地区的时间段不同；对于中国很显然，过去的一百年，特别是过去的三十年是空间本质变化最为重要的时段），人类社会就是行进在从“零”到“一百”的路上，似乎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径——信息社会的到来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流动性加大剧烈改变着物质空间实践的状态。前面谈到，在一个边界明晰的、稳定的空间系统中，物质空间实践有着多种指向，包括发展经济、维护社会与观念秩序等，实践的观念、知识与技术来源大多来自于空间内部本身（关于这一点，中国传统的村落大概可以是较好例子）。然而，在一个空间边界日益被穿刺，空间的边缘日趋模糊的状态中，物质空间实践一方面仍然需要指向发展经济、维护社会与观念秩序等（每一个方面都是建筑学、城市规划等的重要内容），只是这一重指向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意义和阐释。这一层内部空间的指向首先必须服从于此空间与外部空间之间关联的基本逻辑，正如理查德·韦恩在文中提出，“城市不再是一个场所或只是‘一个’系统，而是所有过程和系统的一部分，正在任何特定时间段内覆盖和编织着世界的某处地域。”威廉·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在《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中也谈到：“虚拟空间中的事件会在物理空间中反映出来，反之亦然……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在这样一些点上，在这里电子信息的流动、运动的身体、物理场所以特别实用和结合的方式交织起来。这些点正在酝酿着独具特征的21世纪新建筑”
流动性正深刻影响着物质空间的实践。它意味着必须从更加整体的角度、多学科的综合视野来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物质空间、人与事已经不再是过往稳定的关系，任何物质空间都是流动性在某时某地的瞬间结晶。物质空间实践如何来应对这一层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急迫的和需要深度思考的命题——而这正是“景观都市主义”浮现的原因与价值。
3 景观作为空间语法
《景观都市主义》在开篇中引用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论述：“当传统学科的紧固性开始破裂时……它（多学科性）就开始发挥作用……这是为了迎接一个崭新的题目和一种新语汇的诞生”因循着罗兰·巴特的意思和编者瓦尔德海姆引用的意图，景观都市主义将（可能）是一种新题目、新的语汇。
如果景观都市主义是一种新的语汇，那么就需要问，这一新语汇与旧语汇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前面谈到了詹姆斯·科纳提出的四个可能方面：过程、表面、方法以及想象力，但我仍然觉得不能明晰解释新语汇或者说可能出现的新语汇特点。
一种可能的阐释是，景观成为空间语法，一种空间之间连接的逻辑。这一空间语法不仅在意单个空间单元的形态，更是空间单元之间关联的结果与逻辑；它不仅关心名词（物），也关心动词（过程），但是最为关心的是名词与动词之间的组合及其表达的意义。不仅重视文本，更重视文本间性。
如果说，建筑学关注空间单元，城市规划关注大范围的空间内容及其分布，景观作为空间语法则要摧毁原有建筑学、城市规划等的学科界限，将各种多样复杂的空间元素联接成有意义的群体，“联接”与“意义”是其中的关键。更重要的是，这一空间语法开放源代码，允许不同作者和读者参与，在互动过程中生产新空间。
图表1 物质空间实践的6个层级
为了简要说明，我提出物质空间实践的基本层级关系（见图表1）。前三个层级，包括1，功能、形体与结构、2，材料、色彩与形态、3，路径、通道、交通联系与方位可以归纳为物质空间生产的形态要素（物、名词）；后三重层级，包括4，密度、高度、覆盖率、分布与关系、5，时间、过程、空间叙事、感知、6，空间意义可以归纳为物质空间生产的过程要素（过程、动词）。1至6的运动是物质空间社会性不断增强的过程。1，2，3层级是传统建筑学关注的重点，3，4层级是传统城市规划关注的重点。5，6层级并非原本不存在或不可见，只是渗透在前4中层级之中，而在新时期被更加关注和重视。景观作为空间语法，其核心在于关注层级间的关系，尤其重视时间、过程、空间叙事、审美与感知，最后生产出空间意义。而这过程意味着物质空间的实践（设计）既要立足于本体，又毋庸置疑地必须更深度社会化。
景观作为空间语法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我十分简化地提出空间语法发展的历史过程（见图表2）。第一个阶段是字词之间的无意义排列。这种无意义排列归因于不同空间意图在某一地点（比如一条街道）的物化。物化集体化需要一定的语法，这也就是早期现代城市规划出现的必然及其社会功用。这种语法是最低限度的语法要求，对于字词或者简单的字段有规定（如红线、地块基本指标等），但缺乏整体性的考虑，句子、段落和文本完整性和意义的考虑。最后形成的结果往往就是一大堆物质的无意义堆积。
第二个阶段是字词、句段之间形成了一种叙事性。最典型案例是江·捷得事务所设计的商业建筑群，其称之为“体验性”设计的结果。通过对空间内容、形式、秩序、氛围、路径等的安排，调动空间读者的情绪，进而产生空间情感与意义。江·捷得（The
Jerde Partnership）事务所的作品引起库尔哈斯和（Arata Isozaki）关注，认为是新世纪一种值得高度重视的空间形态。这种语法往往由单个空间作者完成，具有内部的封闭性，缺乏文本间的关联。
第三个阶段是多作者（也是读者）、多读者（也是作者）的复杂书写。这种复杂书写是高度流动性的结果。流动性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要求物质空间生产必须指向元问题（如社会公平、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等的追问），以获得全球和地方的共识——共识是获得共同认知的基础。当然，回应于资本积累的要求——德波（Guy
Debord）提出的“商品奇观”也是获得共识的一种方法和路径。景观都市主义的浮现，景观作为一种空间语法，就是要求在高度的复杂性中，在空间文本的反复书写中，获得“关联”和“意义”。空间群体的价值和意义几何级地超越单体的价值和意义，尽管某个单体在群体背景中刻意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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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是零散的，混乱的，感官的，是一堆偶合的事件，典型的现代主义意象就是发生在某个繁忙的十字街头的两秒钟偶然相遇。不过，我们当然知道这种看似偶然的经验实际上完全受编码的控制，暗中受到某种潜在亚文本的调节，这种亚文本非肉眼所能见，但却能严格地调控整个现象的此岸。——引自伊格尔顿《现代主义、神话和资本主义神话》
图表2 不同阶段的空间语法
当然，景观作为一种空间语法，必须受制于（某种程度上服从于）真正的语法——资本积累的逻辑。语法是语言表述的构成内容，而语言受到主体意图的支配。戴维·哈维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引用多位著名学者的论述来讨论语言的社会性。我愿意转引其中一小段：
“语言，被广泛地视为意义系统，它彻底超越了词而包括所有交流方式的符号和结构，它是社会生活嵌入其中的根基。因此，语言构造了存在：它安排了阶级和性别关系，永远关心特殊的等级；它是一个舞台，意识在上面创造它的历史入口，政治在上面得以铭写。”
4 设计转向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指出了西方社会上世纪六七年代可能的“文化转向”；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谈到，虽然有很多新的社会现象浮现，后现代不是一个全新的时期，而是现代主义在全球“时空压缩”状态下的表现。威廉·米切尔也谈到，数字技术的出现并不是用服务器和远程通信取代砖块和灰泥，而是更加复杂地整合数字网络和物理供应链。早在几十年前，拉波波特（Amos
Rapoport）已经出版了《建成环境的意义》，对于建成环境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讨论；过去的几十年间，城市设计也方兴未艾。都市景观主义的提出，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内容，而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对学科内容、方法等的调适来回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同时，在《都市景观主义》一书中多处谈到了对于“新城市主义”的不满。
&&&&然而，都市景观主义的确更加明确、更加响亮地提出了“设计转向”。尼格尔·泰勒曾经在《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一书中指出了二战以来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方向，从重视物质设计向重视物质与人群社会的关联、向高度关注社会各阶层对建成环境影响的转变；从在学科内部边界向多学科的跨界和交融等的转变。这一过程不会停止，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向着全球化信息社会的转变，设计学科必然将发生重大转型——都市景观主义积极回应了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虽然声音仍然微小，却是趋势所在。米切尔在《我++》中提出：“随着网络的扩展和我们对其依赖的增长，屏障和链接的关系逐渐颠倒”。这一个极重要的观点，意味着外部性的巨大增强，联接（包括争取联接的权力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本体”。这带来了设计方法和设计过程的转变，一种加速的设计转向的浮现。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编，刘海龙等译，景观都市主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p.13
同上，pp.16-17
同上，p.17
同上，p.21
同上，p.25
同上，p.64
同上，p.59
同上，p.59
同上，p.62
同上，p.64
同上，p.59
威廉·米切尔著，刘小虎等译，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IX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编，刘海龙等译，景观都市主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p.3
这是指出的“无意义”，是指字词之间的无意义排列，而不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见杨宇振，疯狂消费城市中的脉脉温情——美国捷得国际建筑师事务所大型商业项目解读，城市建筑[J]，2005年第8期
此排文字是作者在键盘上随机键入的文字。每一个英文字母或者汉字占有一定的空间，潜在的有控制的方法；或者若干字母、汉字形成一个词语，但总体呈现一种混乱状态。
Palmer，1990，p.3，转引自戴维·哈维著，胡大平译，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p.96
此文初稿完成后曾经和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的博士研究生Nick
Smith讨论。以下是其函件中的部分内容，转引在此：“根据我的了解，景观都市主义来源于Waldheim和他的同事拒绝新城市主义的概念。这个意义比较重要，尤其是因为最近在中国新城市主义很热而变成一个符号。现在有很多中国建筑师与规划师把新城市主义引用于中国的城市化，但是他们对新城市主义的基础和理论没有很深的了解。久而久之，新城市主义变成一个很危险的设计工具。景观都市主义最重要的用法在于此。这样的比较可能有助于你让读者了解他们为什么（除了学术的价值以外）要关注这本书和你的分析。”
日我主持乔纳森·巴内特（Jonathan
Barnett）教授在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讲座。巴内特教授是新城市主义的提倡者之一。讨论中我提出一个问题，即新城市主义受到景观都市主义等的质疑和挑战，他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巴内特教授的回答是，在美国据说有多达八十多种的urbanism，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他赞成新城市主义提倡的回到人的经验，人的尺度的做法。
见尼格尔·泰勒著，李白玉，陈贞译：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威廉·米切尔著，刘小虎等译，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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