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和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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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和书的故事　
寂寞人说寂寞事——前言朱铁志动念编这本书的时候，想法很简单。那是在 1992 年的夏天，市场经济还未呈大势，但一些神经特别敏感的文化人已约略听到即将到来的涛声，纷纷 挽起裤管，打点行装，准备“下海”了。　　寂寞的文坛出现了躁动，昔日的平静很快被打破。“多面手”们在将一 部部长篇付梓之后，不再满足于一盏孤灯、几页稿纸、些许声名。在繁华的 街角，他们开办了作家书店，第一次亲手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不多 时，文化的生意就做到了海外，有板有眼、有声有色地走向了世界??　　然而，对多数文化人来说，经商发财不啻是梦想。少数幸运儿的成功非 但没能激发他们的热情，反而增添了几多迷惘和惆怅。从古至今，文人的事 业便是寂寞的事业，寂寞的事业从未在一个早上变得辉煌。有人开始用怀疑 的目光打量自己和同道，深深的困惑像大雾一样笼罩了他们的心。一生的理 想忽然之间好象变得一文不值。多少人弃文而去仿佛仍掉一个烂苹果，竟没 有一丝的留恋。一些人在纷至沓来的“新观念”面前动摇了。他们在备尝寂 寞、清贫之苦以后，无法再忍受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开始寻找那个浮着幽幽 银光的“大海”，急切地要奔向它、投入它，在它的怀抱里体验全新的感觉。然而“海”在哪里？路在何方？　　有人说他投入了，如鱼得水，从容不迫；有人说他搏击了，踉踉跄跄， 苦不堪言；也有人告别文坛，挥手而去，从此一去不返，杳无音讯，不知成 了“下海”人，还是海下人在“海”的喧嚣里，也有人不为所动。一盏孤灯、几页稿纸，仍是他们全部的精神家园。他们不动，并非是相信什么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之类的鬼话；他们不动，也并非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加玉”一类 的许诺。他们虽然迷恋自己的选择，却从不自我膨胀，以为区区小文可以兴 邦丧邦。他们清楚，读书、写书不过是因为他们爱书。与其说以书为业，不如说选择了读书为自己最理想、最快乐的生活方式。不管世事怎样多变，人心怎 样浮躁，只要一册在手，他们就无比宁静、无比安祥，仿佛拥有整个世界。 他们视自己为凡人，凡人却视他们为怪物；他们没钱，却好象十分富有；他 们无力，却好象非常强大。世人凭小聪明讥笑他们木讷、冬烘，他们却淡然 一笑，固守心中那片浩瀚的海洋。有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却分明看 到说话人拼命让儿子考大学。他们的门庭是清冷的，但清冷的门庭内充满了 热情；他们的寒窗是寂寞的，但寂寞的寒窗内回荡着喧闹。那是一种清冷的 狂热，寂寞的喧哗。此中三昧，非亲历者怎能体会！　　无须对他们多加赞美，正如不该对他们肆意诋毁。文人本是寂寞的人， 读书本是寂寞的事。可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很“傻”的人，仍要当寂寞的 人，做寂寞的事。我想也许可以说，正因为有了那么多寂寞的人默默地做着 寂寞的事，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再寂寞。每念及此， 我就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也正因为有了这份敬意，才想到请寂寞人来说说 寂寞事。相信心同此理的读者诸君是不会失望的。是为序。1993 年 3 月于北京沙滩名人和书的故事我和书的故事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 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惜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 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 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 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 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 30 年代，买到一 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 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 作。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 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 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 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 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 50 年代初，我请 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 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 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 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嘉庆年间吴鼒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 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 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 50 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后，卖外文新书。当 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图书 后因故被封闭了。5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 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时住房也很小，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 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 园住宅，建筑面积 75 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 30 多平方米，比较窄小。当时 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 75 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 3 家，每家建筑面积 50 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 们住房太大，命令我从 50 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 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 4 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 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正在流 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住房由 一间半改为两间，1978 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 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 衰，无力多买书了。 偶而到琉璃厂旧书店游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治让、现代史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 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 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 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 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嘉、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 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渡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4D 岁前所写的 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 30 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 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 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书缘牧惠一、借书“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袁牧的一句经验之谈。　　一般来说，借来的书，迟早总得还人，“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见之 矣”，所以，借来的书总是挤时间抢先读完。相反，自己花钱买来的书，插 进书橱之后，心想早晚总有机会，往往放了很久都不曾读。就像长期住在一 个城市的人，总是不如偶然路过的人那样玩遍当地的名胜古迹，及至调动工 作了，才突然想起竟有好几处该去的地方未曾去过。　　我八九岁开始读课外书，大半是小说，而且是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廉价 剑侠小说和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本《济公传》之类神怪传奇。穷小子没钱买 书，都是求人情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除了必须保证按时还书之外，还得干些 譬如替书主人写几张大字应付老师之类“义务劳动”以作补偿。姐姐也迷这 些书，为了赶时间，我们常因为耽误正事而挨母亲训斥。有一天，路过基督 教福音堂，见旁边那间不足十平方的小屋新挂上了文化站之类的招牌，好奇 地进去看看。屋里有几份报纸和大约二尺来长的一排书。高兴极了，马上逐 本地翻看究竟有哪些可读的书。居然有一本小册子是史沫特莱的《毛泽东自 传》，那惊喜不啻于哥伦布在航船上发现前面竟是一块陆地。这里得解释一下。少年时代，我在广西一个小镇度过。那时的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下。不管真也好，假也好，他们比较开明，所 以才能让街道文化站居然有一本宣传共产党大人物的书。那时，我当然不懂 得共产党同国民党孰优孰劣，但是，蒋介石、毛泽东这些“猛人”的名字我 从老师那里听到过。出于好奇，我坐在条凳上读完这本小册子，头一次接触 了另外一个新世界。再过几年，考上中学。这间开办了将近 20 年的县立中学藏书相当丰富，不仅有鲁迅、巴金、茅盾、邹韬奋，而且还有马克思、托洛斯基、布哈林， 让人大开眼界。从此，我向剑侠小说“拜拜”。初中一年级我特别喜欢邹韬 奋的《萍踪寄语》；接着就是巴金的《家》、《春》、《秋》；经过老师讲 解，我又喜欢上鲁迅和茅盾。按物质生活说，我们（特别像我这样的幼年丧 父，全靠母亲做手工养活的穷孩子）比现在的少年苦多了；但是，那时的老 师并不必为什么“升学率”伤脑筋。他们上课前认真准备，自修课时绝不让 我们松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天地，喜欢看什么课外书就看什么课 外书。寒暑假的作业不算多，除了帮母亲干活和按规定做完作业外，还可以 读不少课外书。特别是上了高中之后，图书馆的老师对我们格外优待，每次 借书不限一本，假期也同样开放。马克思、布哈林的书，本来放在禁书那格， 我们也蒙恩准借回去囫囵吞枣地读过。布哈林四本一套的《唯物史观》，我 们委实读不懂，硬着头皮一页一页地啃，另有一番情趣。假如这些书是我的， 放在书柜里，我肯定不会读它。——当然，既然读不懂，根本不应该好高鹜 远去硬读，这里只是想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的一种乐趣。在这种乐趣中游 泳书海更是得益匪浅。　　离开母校将近半个世纪了。对母校的图书带给我的恩泽，始终念念不忘。 前年听说，在“文革”中，这些“封、资、修”都在“革命”声中变成纸浆，　　心里对这种煮鹤焚琴的罪孽难过了好些天。二、书劫　　想读书，不能全借，总得买书。于是，除了读书乐之外，还有藏书乐， 接着又必有失书苦。　　读中学时是穷学生，解决生计已经难上加难，虽然仍然千方百计地凑钱 买书，老师和报社的编辑（我向他们投稿）也送些，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 存书也就是那么一小摞。考进广州中山大学后，情况有了改变。我是公费生， 吃饭不必操心。投稿的命中率也高了，于是，我每月总有一个星期天进城， 头一件事情是去报社取稿费，然后直奔文德路旧书店，一间一间地浏览。这 些旧书店存书相当丰富。不知什么缘故，刚在新书店出现才几天的书，这里 就可以用六七折的价钱买到。30 年代的书，有的是，也不贵。一般的线装书 我们也买得起。于是，当 1948 年夏天奉命撤退去香港报到时，我已经有一木 箱图书了。这些书带不走，也不好托人带回家里。我把它们同别的行李全寄 放在一位同学那里。　　从香港进了游击区后，没书可看简直是一大苦恼。幸好那时在香港有一 位同学，因腿脚不便而无法入游击区。临走时，我把几篇稿子放在她那里。 她把我写的两篇小说和一篇翻译的童话送去发表了，得了一笔稿费。在彼时 彼地，这可是一笔可派多种用场的财富。我要求她把其中一部分买书给我。 后来，在一个交通站里发现一大堆过往行人留下的各种书籍，大喜，尽力而 背地取走了一些。书多了，行动不便，我把它和一些冬天的衣服寄存在古合 江村契娘家里。人要倒楣起来，真是毫无办法。不久，契娘家失窃了，我存在那里的一藤箱东西无影无踪，两件毛衣是母亲给我织的最值钱的财产，对小偷确实有 用，也还罢了；书，以及发表了我的作品的杂志报纸，对他有什么用呢？真 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时我还不晓得，也是这个时候，特务到中山大学 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我寄存在同学那里的全部行李也遭了难。解放后，从零开始，既买丢失了的，也买新出版的。10 年功夫，居然又堆满了 4 个大书架。1961 年调动工作大搬家，忍痛卖掉一批。那时候，广州 文德路旧书店仍不少，很有识货的人。他们上门收购，有的按原价收，有的 打折扣收；有的当废纸卖，居然卖得百余元。这些书，大都是重复或用不着 的，卖掉并不可惜。唯一的错误是，我买回一套新版的《静静的顿河》后， 把解放前出版的那套卖掉了。后来发现，新版根本不如旧版，是奉命作过删 改的。为这件事，我没少后悔。　　调到北京后，逛书店更积极了。几年功夫，又是满满的几大书橱。文化 大革命一来，这些书都成了“封、资、修”、“大毒草”。大字报一贴，我 的“罪状”一公布，老担心哪一天突然来查抄。还好，所在单位比较文明， 除了个别人，大部分“牛鬼蛇神”的家恩准免抄。后来全家扫地出门去干校， 当然得论斤论两地卖掉一大批书。十分走运的是，蒙某大人物发话，我们仍 得以带走心爱的书。我这位“牛鬼”也居然弄走十几箱书，其中包括心爱的 “封、资、修”。除了运输途中遗失一箱历史书外，全部安全到达，实在是 不幸中之大幸。我们一家家被分别安置在农民家里。我分得的是一位自称曾当过治保主任的农民 3 间厢房。开始，我们劳动任务很重，军代表还不时地偷偷地从窗 外观察屋里的动静，因此，除了 4 卷宝书外，其余的书都原封不动地捆在箱 里。时间长了，到底是积习难返，加上孩子也很需要听故事，我悄悄地打开 装中外文学名著的那箱书，把《水浒》和巴尔扎克、果戈理的书拿了些出来， 在稀有的节假日中阅读解闷。这一下可糟了，原来我这位房东是出名的三只 手。他趁我们全家不在的时候，撬门而入，毫不客气地偷走一大批书，其中 包括 1 套 4 本石印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我又惊又怕，不敢声张，苦苦 哀求他还书。结果，《金瓶梅》只还了 3 本，真余的也还了一些，声称全部 就是这些。我也不敢再追，自认倒楣，赶紧搬家。直到现在，那套四缺一的《金瓶梅》仍躺在书橱里，作为我遭劫的见证。 至于零七八碎被人刘备借荆州弄走的好书，如今想起仍耿耿于怀的，也有不少。太琐碎，不说它了。这种人，让人讨厌，却又无法摆脱。我相信不 少读书人都有类似的苦恼。三、图书馆　　读中山大学时，我曾选修著名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教授的图书馆学。杜 先生讲课方式很特别。因为选修的才十几人，而且多是师范学院的小姐，杜 先生往往让我们到市里他府上听课，师母赐以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更让我 神往的是，杜先生身兼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课间常带我们到不对外开放的 书库参观某些奇书。我仍记得的，有一叠上面批有“知道了。钦此”御笔的 黄色奏疏，一位英国人研究《诗经》的笔记本。这位英国人把木刻本《诗经》 每句一页地贴在略短于八开的中国旧式帐本左上角，其余地方全是英文，或 注汉音，或作解释。这种治学态度，十分令人神往。中文系学主为什么却选修图书馆学呢？这里头有我的打算：毕业后自谋职业。我的第一志愿是留校当助教，然后攻学术，其次不到报社当记者，狡 兔第三窟就是图书馆。我想得很天真：“近官得力，近厨得食”，座镇图书 馆，满可饱餐天下奇书。后来这三条路都没走成。但是，我一直对图书馆有 深厚的感情。我觉得那里是最温暖、最养人的所在，有如母亲丰满的乳房之 于婴儿。曾记得，离开那五分钟便可走完的小镇来到花花世界广州，十几位来考大学的同学租住在豪贤路一间不到 20 平方的房里。人挤人，兴趣各异，我哪 能找得着一块坐下来看书写字的地方？终于发现，文德路中山图书馆是理想 的乐园。每天早上，同一位同学在街边买一块廉价的蒸番薯，边咬边往文德 路走。在图书馆门口领一块小竹牌，经过一个庭院，就是阅览室和借书处。 人不多。可以自由自在地翻看报纸、杂志，查一查投去的稿子有没有发 表；还可以凭小竹牌向管理员借书阅读和做笔记、写文章。为了方便，我下 狠心不惜“重贸”买回来一支关勒铭自来水笔。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以为我在 危言耸听，他们哪能知道，在彼时彼地，对于一位穷学生来说，别说美国的 派克，上海的关勒铭就已经够奢侈了。 1947 年夏，这支笔被扒手偷去。在这以前，我的一些文章，就是用这支笔在中山图书馆男写出来的。 发榜后，我不再无家可归，在中山大学有了自己的床和小书桌。文学院图书馆仍然是我留连忘返的所在。我从书架的这头走到那头，几乎逐本逐本 地翻查，从中找到我需要的参考书，写出一篇篇可以卖钱买书的文字。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没有图书馆几乎等于鱼儿缺乏水。 同样，仅仅靠自己的藏书，司马迁写不成《史记》，马克思写不成《资本论》，爱迪生、牛顿、达尔文不可能成为科学家。 大概是杜先生讲课时给我留下的记忆吧？图书馆原先只对司马迁这样的官吏开放，老百姓是不得问津的。老子曾经当过周朝的“守藏宝之史”即国 立图书馆馆长，管着“百国宝书”，因此，后来成了圣人的孔子也得向他求 教。汉代的王充，家穷得无钱买书，又进不了图书馆，只好跑到书店揩油。 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用这种手段掌握大量知识，写出《论衡》。另外一个 途径就是到亲戚家苦读了。宋代有一位杨玠，同藏书万卷的崔家女儿结婚后， 经常去丈人家看书，还开玩笑说：“崔家的书给人偷光了，他们都不晓得。” 崔家赶紧检查，书并没丢，杨玠拍着肚子说：“书已经藏在这里了！”时势 造英雄，似乎古人的记忆力因此被培养得特别好，被称为“行秘书”即活图 书馆或“破败书橱”的人有好几位。可惜，我们的这种功能，被近代开办得 越来越多的对平民开放的图书馆惯得蜕化掉了。　　但是，最近我却收到母校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来信诉苦，说：“我很 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我没法找到！我真羡慕你 读中学时能那么走运，读到那么多好书。”读到这里，我心中为之一沉。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书，包括国家图书馆和私人的藏书，总共被焚毁过多少次，这恐怕是很难弄清的一笔糊涂帐。秦始皇焚了一次，王莽上台下 台时焚过一次，汉末战乱中又散失焚毁过一次，南北朝焚过不止一次，安史 之乱又遭劫一次，黄巢造反又毁一次，靖康之乱又是一次??可以这样说， 农民起义时，往往把烧书当成“革命行动”；皇帝垮台时，又绝望得“反革 命”地烧它一次。邓买《国粹丛书·跋》说，“书自秦火以后，大厄凡十有 一，而乾隆之时最后最烈。”如此算来，六十年代发生的“破四旧”，应当 属第十二大厄了吧？那位中学生借不到书，重要原因是我这间民国初年开办 的母校近十万册藏书，由于它们使人越读越蠢的滔天罪行被焚毁一空了。它 当然不是当时唯一被焚的图书馆，甚至根本不够格排上队。想当年，光是北 京，国子监里堆满了从“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那里抄来的各种图书， 废品收购站堆满了 8 分钱一斤的线装书和精装书，还有害怕被当成罪证而在 夜间悄悄扔到北海湖底的成麻袋、成麻袋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珍贵书 刊??多少孤本秘笈从此永远迷失！噩梦醒来后，许多人的头一件事是索取 或买回在动乱中被抄被焚的书籍。1977 年春天，我路过广州东山新华书店， 那儿排着长得拐弯的队伍，为的是买到一本重印的托尔斯泰《复活》！可是， 对于教育经费奇缺，教室已变成危楼的学校来说，买回那十万册书无疑比上 天揽月更难百倍。这里有几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湖南省近几年有 12 个县级图 书馆未曾购进过一本书；新宁县图书馆去年只订了一份《湖南广播电视报》。 浙江杭州市辖六区七县 150 万少年儿童，摊到的读物是各县人均半册，城区 人均不足 4 册。甘肃每个中学生每年只能摊到 4 册书，小学生则不到半册。 去年我到山东、安徽几个区乡文化站看过，不少文化站除了发工资，再也没 有能力采购一册书。一方面是废品收购站仍然成吨地收回根本没人看过的崭 新的书本——由公款买来按人头分发的“讲座”、“学习材料”，一方面给 少年儿童提供读物的图书馆经费奇缺，这个矛盾十分发人深思！　　不知道是不是同图书越来越金贵、越稀罕有关，一些图书馆也在悄悄地 改变它们的职能，似乎它们的首要职责是藏而不是借了。借书，特别是向大　　图书馆借书，往往成了使人生畏的“捣乱行动”。啊，多让人怀念的中山图 书馆！多让人怀念的小竹牌！什么时候，那些门禁越来越森严、手续越来越 繁难的图书馆来它个“城门大开”，让书迷们大饱眼福呢？　　书只能使人聪明。读书越多越蠢的人毕竟只是个别，没有书读的人聪明 不起来则是绝对真理。四、书害　　从 1964 年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开始，毛泽东不止一次反对让青少年多读 书，并举出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历来的状元，出息的没几个。明朝皇帝搞得 最好的明太祖、明成祖，一个是文盲，一个是半文盲；万历、嘉靖读了很多 书，成了知识分子，皇帝就做不好。梁武帝能说会写，困死台城。宋徽宗能 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相反，外国的作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书， 科学家富兰克林卖报出身，发明家瓦特是工人，中国的李时珍、祖冲之、孔 子都没读过大学，有的只不过小学程度。百分之九十不识字的人民解放军打 败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毕业生??因此得出结论，“书读得越多越蠢”，“读 多了害死人”。到了“文革”，这番话发展成“知识越多越反动”。停课闹 革命，白卷逞英雄。老九变老鼠，人人喊打。端的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 书低”了。这种读书有害无用论，经拨乱反正后有所改进，但是，思想一经 搞乱，要彻底纠正过来，也并不那么容易。何况，毋庸讳言，确有读书破万卷却愚蠢到家的呆子。　　女研究生起码读书十六七年了，却受骗于一个乡村小姑娘，让人卖到农 村去当媳妇。要不是此事登了报，谁都会认定纯属无踪无影的恶毒谣言。前 些时又有一新闻说，一位学习成绩数一数二的中学生，见用煤气热水器洗澡 的母亲因煤气中毒而晕倒，不懂得马上找邻居帮忙，也不会打电话叫救护车， 而是大门一锁，坐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找在出版社当主任编辑的爸爸。爸爸 不在，他仍缄口不言妈妈晕倒事。而这位爸爸呢，偶然提前回家，见妻子晕 倒，懂得打电话到妻子工作的医院叫救护车，救护年来了，找不到他家；他 却直坐在家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从没想到把妻子抱下楼来叫出租车去医院。 嘲笑当教师的不会垒鸡窝纯属故意找岔，而这位研究生和父子俩的缺乏生活 能力，实在够上“蠢”字了。这类蠢人蠢事，毕竟个别。较多的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死教条主义者。他们“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照古书记下的片言只语死套。 董仲舒以经义折狱可为一例：“甲无子，于道见弃儿乙，养以为子。及长， 乙杀人有罪，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之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 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 甲当匿乙，乙当坐。”就因为经典著作有过“父为子隐”这句话，藏匿杀人 犯可被判无罪。董仲舒以经义折狱的怪判，随手可以抄出一大堆，可他却被 称为这方面的权威！按照这种理论和同它相配合的八股科举制度，确实培养 出一批批唯书是问的“章句小儒”，“万卷经书，满腹文词，不能发一策， 弯一天，甘心败北，肝脑涂地，而宗庙墟，而生民■矣。抄捡大观园时潜心 诵读《太上感应篇》的迎春，就是活宝一名。　　王充是反对唯书的，他在《论衡》中指出，“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 前后多相失，世之学者，不能知也”。这就是说，即使是圣贤之言，也得具　　体分析，不能硬搬。黄宗羲曾经指出，《礼经》是诲淫之书。乍一看，离经 叛道到这个程度，还得了？其实此说未必无理。被吹捧为“经国家、利社稷”， “决嫌疑、明是非”的经典著作《礼经》，给天子规定的大小老婆总数是 121 人。按郑玄的注解，她们的值班次数是：“女御 81 人，当九夕；世妃 27 人， 当三夕，九嫔 9 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所谓“当一 夕”，据考证说，即天子一个月内同她做爱一次。如果此说属实，一位天子 一个月就得同大小老婆做爱达 800 多次。比西门庆还西门庆，说它海淫错在 哪里？在这种经典著作面前，教条主义只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为了解嘲，也为了安慰这种确实书越读得多越蠢的书呆子，《聊斋》有 一篇《书痴》。宋真宗有《劝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 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本来是一种大而化之、读书可以升官、发财、娶娇妻美妾之类的空头支票， 殊不知硬有一位郎玉柱坚信不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苦读结果，果然从《汉书》第八卷中走下一位叫颜如玉约美女同他同居，并教（此人呆得这件 事还得教）他与她生下一个儿子。蒲松龄说这位女人是妖怪，其实谁也知道 他在胡编。不管你如何死读，从书里绝不会走出颜女士来。但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偏偏这时，我读到一则证明书中果有黄金屋的奇人奇事：意大利一个名叫保罗·拉柯斯特的大专学生，自幼丧父，家贫无 力供他完成自己的学业。他拿着一封介绍信去罗马佛奇康图书馆找馆长，想 求他找一份暑期工帮补学费。刚巧馆长外出不在，他只好耐心等待。会客室 毗连的便是参考图书室，里面存放着各种书籍。保罗信步在书架中间，浏览 着书的标题。其中一本皮革封面精装书引起了保罗的兴趣。这是本《动物学》， 当他读到最尾一页时，发现一行用红墨水写下的小字，告知他到罗马一间继 承法院，请求取出 M475 号文件。在好奇心驱使下，保罗按指示办事。原来此 书的作者鉴于无人肯欣赏他的杰作，于是把著作全部烧毁，唯一留下一本赠 送佛奇康图书馆，并把他的全部财产赠予他的第一个读者。保罗因而一蹴成 为拥有 400 万里拉财产的富翁。这件真人真事，直可与《聊斋》《收痴》比 美；但是，谁如果读了这则新闻后赶紧跑到图书馆去一本本、一页页地翻书， 他肯定不是呆子就是疯子。由此可见，确有书越读得多越蠢的。此说与知识就是力量并不绝对矛盾。 之所以蠢，不是由于读书，而是不懂得怎样读。这，也许才是毛泽东的本意。 至于什么叫做“懂”，又有种种不同。毛泽东无疑是懂得读书的。 五、“侍读”　　解放初期，像我这样既读过大学、又在游击区里干过几年的人不多，甚 至可以说属于“个别”之列。因此，尽管我读的是中文系，有兴趣的是中外 古典文学名著，调到地委宣传部后，却被分配到理论宣传科，兼任地委（后 来与另一地委合并升格为区党委）领导成员理论学习小组的秘书。按今天的 看法，应当说是不大对口的；但是，对于一个离开区里没几天的基层干部来 说，这无疑是一种信任和重用。加上那时几乎人人都具有一种“螺丝钉”精 神，叫干啥就干啥，而且千方百计把它干好，我也就很快适应了这种新任务， 当起这种略似“侍读”的职务来，陪着区党委书记、委员们一头钻进马恩列 斯之中，从文艺转向理论研究——在今天看来，其实谈不上研究，只不过根　　据《学习》杂志上未必正确的辅导材料去认真领会罢了。 那时，正好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先后发表，除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区党委和当地 市委委员学习组学习的还有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正确地批评了一些错误观 点，也发明了一些错误观点，粗暴地批评了一些可能未尽完善却极有启发的 想法。当时，我固然缺乏这种判断能力，包括很有理论兴趣的区党委书记和 区党委宣传部长也都把它们视为句句是真理。直到 1956 年在北京《大公报》 上读到居然同斯大林商榷的文章，我也只是敬佩作者的胆识却仍然没有分辨 孰是孰非的能力——那时，我已经到中央党校专修政治经济学半年回来，正 在刻苦地钻研《资本论》，而且是一位颇受机关干部欢迎的政治经济学讲师。 因此，对于一部分文化不高、甚至连小学毕业的程度也未必够的区党委 委员、市委委员来说，这种理论学习之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自不待言。相 对来说，斯大林的著作比列宁要简明得多，通俗得多，但是，在识字不多的 人看来，它仍然显得深奥。三天两头请假者有之，小组会上打磕睡甚至鼻鼾 声声者有之。要不是区党委书记订出严格的纪律，责令我这位“侍读”一丝不苟的考勤和单个专访了解学习情况，这小组早就解散定了。 我还有一项任务：发书。除了干部必读 12 种，区党委书记还吩咐我按册购买《斯大林全集》分发。新华书店上门兜生意：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即将出版。于是，我又遵命去预订一批，按人分发。这回我有“活思 想”了：这套书，价钱很不便宜，当时我们的供给制每月伙食费 9 元，零用 钱似乎是 2 元，而三卷《资本论》的价钱是 15 元。那些小学也未毕业的干部， 发给他们这套书，除了放得发霉、鉴于扔掉之外，会有什么用处呢？而按级 别，像我这样的小干事，当然没领取这套书学习的资格，这又显得多么不合 理？！“狠斗私心一闪念”，我没有向领导提出领取一套《资本论》的要求， 用自己的钱（那时的稿费大约是千字一元，我靠写稿小有积蓄），像今天买 下一套组合家具似地买回三大本绢面精装的《资本论》。但是，我向领导提 出：有没有必要人手一套《资本论》？部长略事考虑后说：照发。也没有讲 什么理由。看得出来，他也有同感；但是，他比我懂事。即使这样，仍然引起一番责难：新华书店预订的《资本论》第一批到货不够分配，我于是先分发给那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处级干部。书刚发出第三 天，一位副市长怒冲冲地打上门来了：为什么不发给我《资本论》，我犯错 误还是怎么的？！虽经部长解释，说明第一批书不够分配，保证第二批书一 到马上送书上门，小学未毕业、签名也写得歪歪扭扭的副市长仍面有怒色地 离去：发书是政治待遇。位置排在他后面的人先得书，对他是一种羞辱。　　我敢发誓，他这一辈子绝不会读《资本论》，更不可能把它读通，也不 会把这套书保留下来传子传孙，大半是或在一次搬家中扔在墙角落当成垃 圾，或由他太太以 8 分钱 1 斤的价格卖给收废品的。根据我的经验，收购者 还得把蓝色绢面的精装书皮撕掉然后过称。而且，保守点估计，这样做的起 码得占领书人一半以上。象我这样由头到尾读完三大卷还认认真真做了一厚 朋笔记的，恐怕不会有第二位。　　在当“侍读”这两三年内，经我的手，究竟有多少斤这类由公款买回来、 印刷精美的“废品”？同样，由于不对胃口，发给我的书，又有多少从未翻 看过也进入了废品收购站？实在无法统计。绝妙的是，“文革”后期，大概 是积累了一批党费，干校的军代表想尽办法花钱，于是又是人手一册《资本　　论》。那结果同样可想而知。这套《资本论》，我也一次没翻过。我一直珍 藏着 50 年代买回的那套：上面留下我读书时的批注，还有根据郭大力修改过 的译文而改正的新译文。　　一次，听某党校校长演说，他也讲到类似的情况：收购废品的个体户， 往往可以在他们学校收到成担成担的废品新书。这些书，当然都是由学校购 买回来发给职工们的。　　从印刷厂出来，经过书店、邮局、机关学校等等手续才分发到个人，然 后原封未动地走入废品收购站的书刊，到底一年消耗了咱们多少金钱，多少 纸张，确买是值得调查的一个数字，一个很值得深思的数字。　　不止一次听到个别报刊的负责人自豪地说：“我们报刊的订数若干万。 绝大部分是私人订户。”果如此，他们是确实可以自豪的。一般来说，附庸 风雅地买几本大部头诸如《辞海》、《××鉴赏辞典》之类摆在酒柜上头作 装饰品的人会有，订了报刊而直接当废品卖的人，除了疯子，大概不会有。 某大刊物一位编辑告诉我，他们在某省共有三个私人订户，其中一位是专门 收集报刊的长期订户，一位是疯子，一位是个体户——他需要从各种报刊中 获得信息，因此订了十几种报刊，以每月 300 元的价钱雇请一位高考落第的 高中毕业生替他阅读，注意政府对个体户的政策有无变化。言下颇有知音太 少之憾，让人同情却又爱莫能助。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钱发给个人，订不 订此报此刊听便，这类刊物的命运会是如何？当然，畅销的也未必是好书刊。六、后悔药　　读老一辈作家的书，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聊家常，总是惭愧自己知识浅 薄，奇怪他们为什么读过那么多中外古今的书，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写出那么 多好文章。于是只剩下一个字：悔。自我感觉不是懒人。偶尔同少年时代的同学叙起旧来，他们对我最深的印象是迷书。那时候，我家租的是一间朝西又极浅的小楼。夏天和秋天，从 中午到晚上，屋里干脆是蒸笼，我照样坚持在笼里干活、做作业、读课外书， 常常因为迷于看书误了正事而挨妈妈臭骂。只是那时读书不得法，没入门， 贪多图快，事倍功半。在大学度过两年在老师指导和同学互相研讨中读书的好辰光，很快就成了一名战士。在游击区，有时忙得连觉也睡不足，有时却闲得像关禁闭。这 时，往往总是时间有了却无书。于是，就像饿极时突然发现一个发霉的窝头， 只要印有文字的东西，哪怕是陈年旧报，也可以看得一字不拉。走运时找来 一叠香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更不必说《华商报》），那份高兴 无啻于有人请吃大菜。实在没有办法，就来它个“精神会餐”，同小鬼洪仔 聊天，让他讲睡米缸、卖房梁、做乞丐的奇闻轶事。　　熬到解放了。基层工作可谓绝对“全天候”，根本没有上下班或星期几 的讲究，矛盾大转化，有书没时间读了。调到县里、地区里，主要任务是下 乡，仍然东奔西跑，没多大改变。　　这时，发生了一件今天看来极不可解但对我却非同小可的“重大事件”： 我的女朋友把我甩掉，同别的人好起来了，而且似乎还不止一位。摆在今天， 纯属个人私事；但是，那时正在“清理中内层”，意思是纯洁队伍、清除混　　进来的敌人，即清理阶级队伍。这位女士的行为，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中一 照就大成问题：会不会是被派进来的女特务呢？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她被拘 留审查了。我呢？是她的同学，又是拉她入队的，当然也得查一查。　　年轻的读者肯定会莫名其妙：她把你甩掉，不足以证明你们绝对不会是 一伙了吗？今天的年轻朋友由于不了解当时的气候，有这种疑问可以理解。 但是，当时的我，连这点疑问也不曾有，不敢有。反而觉得我被优待了：她 给关押着干粗活，我仅仅被从繁忙但重要、光荣的土改前线撤了回来，在地 委宣传部协助搞点组织机关干部学习的杂事，发书，发资料，搜集数字?? 那时，土改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整个地委，留守在机关的只不过二三十 人。除了土改办公室外，留下的大都是老弱病残或像我这样不适合搞土改的 人。这时，宣传部资料室拥有一大屋子的书，对我来说，是有书又有时间， 满可以入屠门而大嚼了。但是，我毕竟是个二十出头、在革命队伍中只呆了 三四年的新兵，尽管组织部负责审查我的科长曾给我吃过定心丸，尽管过去 的朋友来信告诉我他已实事求是地写出有利于证明我清白的材料，我自己更 是心中有数，这一切仍然止不了我内心的惴惴不安。这一来，我错过了大好 时光，猛读那些当时十分流行的苏联反特小说来打发日子，一本正经书都没 读！这种审查，前后两年有余，终于给我下了一个我当时求之不得真实仍留了尾巴的未必公正的结论。我又忙起来，没有多少读书时间了。其中经过一 两次小波折，转眼就是 1957 年的大鸣大放，命运又同我开了一次大玩笑。 对于“女特嫌和她的男朋友”这件事，时过境迁，我已经淡忘了。机关 也没有动员鸣放，我不打算鸣什么，放什么。偏偏一位一起工作的中学同学 来我家里串门，把祸带上门来。他说，他打算给省领导写一张大字报。他认 为在土改整队和反地方主义时，南下干部对地方干部整得太狠了，很多人被 错伤，有的甚至丧了命。对于这些，我确有所见所闻。于是，我不知深浅地 欣然同意他的观点，并把那位女士的遭遇也告诉了他。反右一开始，这位同 学成了头一个上报纸的大右派。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只好马上检讨交代自己 同可恶的右派分子思想共鸣的一言一行，坐在家里等待帽子临门。一等就是两三个月，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哪里能读得进一个字？！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我居然漏网了。“文革”时，一位专门到我原工作 单位调查的革命女中将（按年龄算，已过 35，应属“中”，非军衔也）揭发， 那时为我开的辩论（当时的美称，即批判）会共达 13 次之多，但被更大的右 派保护过关了云云。实事求是说，同许许多多被扩大为右派的比，这位革命 女中将说我漏网有理。早知可以漏网，我安安稳稳地呆在家里读书，该是一 个多好的机会！　　也许是这种潜意识在起作用。当“文革”开始，揭露我“三反”罪行的 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的时候，我确实茶饭不思地紧张了好些天。在众口铄金 的大气候下，同样信神的我，也确实认定自己实在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即使 枪毙了也仍然宽大得很。但是，我们那个单位大右派多，牛鬼蛇神也多。论 资排辈讲座次，我这个“三反分子”就算不上老几了。我和一位同病相怜的 “分子”被撇在一间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慢慢地就无所谓起来。为了训练自 己的注意力，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经过标点的《纲鉴易知录》， 同我廉价买来的线装本对照着读，用朱笔给线装本点标点，改错字，注上公 元年号。这一来，我就修炼得可以在参加完批斗会后马上坐下来读书，接着　　是重温一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诃夫??和图书馆 里收藏有的灰皮书，一些反映真象的“秘史”。　　由于某种说来话长的特殊原因，难友们同革命群众一样可以带来许多书 籍。随着形势一天一天变化，大家的书都从箱里拿出来交换着看。我先是读《资治通鉴》，接着读《史记》、《汉书》等等。间或也读野史笔记。一位 难友有一套十二大本的太平天国史料，我居然一页一页地翻读完。从中我晓 得许多历史书一字不提的洪秀全在南京如何专横腐败的史实。也许这当中夹 杂有敌对分子的造谣夸大；但是，只要十分之一属买，洪秀全的覆灭是必然 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沉思。接着批《水浒》，除了阅读手头上有 关的材料外，我还特别认真地读《明史》，读有关朱元璋的一些野史笔记， 说来也怪，我突然由此对《水浒》也即是对农民起义有了另一番天地的理解， 对当时的评《水浒》似乎也朦朦胧胧地有所开窍，而且居然做起笔记和卡片 来。我一点也没有料想到，我这位所谓“五毒俱全”的毒草炮制者还会有爬 格子的一天，这些笔记和卡片还能派上用场。　　我敢说，干校 8 年，特别是后两年，是我这辈子读书最多也最见成效的 黄金时代。“文革”后，我们给一位“文革”中自杀的好同志平反开追悼会， 大家私下闲谈说，应当总结出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在运动中，别管怎样斗你， 怎样羞辱你，万万不可自杀。我补充一句说，还得定下心来，管它三七二十 一，抓紧大好时机，猛啃书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惜的是，我这辈子竟失去那么多好机会。何况，我总结出的这番教训，对后来人未必能派上什么用场。 后悔药是买不到也卖不出去的。断章取“艺”刘绍棠我这个人上学早，识字快，7 岁就看闲书。开头是因为听评书而想看原著，都是武侠小说。后来，由于连看几出京剧中的红楼戏，又想见识《红楼 梦》。那一年，我 9 岁，两册互不衔接的石印《杠楼梦》残本，被我囫囵吞 枣，吃进肚星。　　虽是黄口小儿的浮光掠影，却也水过地皮湿，对《红楼梦》中的某些人 物产生了数十年守恒不变的印象和评价：王熙凤，够毒的；贾琏，够坏的； 尤二姐，够贱的；平儿，够难的；宝钗，够阴的；晴雯，够俊的；尤三姐， 够硬的??　　从 9 岁到眼下年近花甲，我自称十读红楼，其实并无精确统计，但敢保 读过十遍以上。只是我读《红楼梦》不是索隐探秘做“红学”，而是为了从 中偷艺写小说。偷艺，也就是学以致用。 在中国写小说的人不读《红楼梦》，我觉得就像基督徒不读《圣经》一样，可算不通情理，说不过去。有一位“新潮”文艺理论家，拿《红楼梦》 跟西方现代派小说比较，说《红楼梦》只够初中水平。这就更加令人忍无可 忍，惹得我多次写文和发言反驳他。如今，此人到西方寄人篱下，“比较” 来“比较”去，还是靠卖《红楼梦》挣口饭吃。面对西方“蓝眼睛”，大谈《红楼梦》比西方现代派小说高出百倍、千倍、万倍、万万倍，唬得那些“初中水平”以上的蓝精灵如醉如痴，走火入魔。 闲言少叙。且说我向《红楼梦》学习语言艺术，是重点进攻，条块分割，全面推进。　　我的重点进攻对象是王熙凤、林黛玉和晴雯。这三位女性的语言最有鲜 明特色，个性最为突出。闻其声如见其人，听其言而友人深思。条块分割便是对各系统（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和各单位（如怡红院、潇湘馆、梨香院??）的不同人物进行个别和综合对比研究。贾政、王夫人 和赵姨娘的搭配，薛姨妈、薛蟠、薛宝钗一家的组合，真是亏他（曹雪芹） 想得出，骂人不吐核儿。凡在《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哪怕微不足道， 一闪而过，我也在“全面推进”中解剖“麻雀”。深受贾宝玉的精神感染，全盘接受这位“无事忙”先生的高论，我对《红楼梦》中的男性兴趣不大，在女性中对已婚者也不太感兴趣，而对未婚少女， 在丫头身上下力多，小姐身上用心少。　　通过我对《红楼梦》的阅读和思考，通过我在创作上借鉴和学习《红楼 梦》的深刻体会，我写小说是追求以个性语言，来刻画人物的个性和暗示人 物的心理活动。又以人物在动态中的准确的细节描写，描绘人物形象。由于 个人气质和生活经验不同，我写不出《家》、《三家巷》那样跟《红楼梦》 靠色的作品。但是，我在我的乡土文学小说中，写过不少“乡土晴雯”、“乡 土芳官”、“乡土金钏”、“乡土袭人”??只是没有依样画葫芦，不那么 显眼。　　《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人际关系，我已十分熟悉，这几年便不再通读。 出于个人情趣和创作需要，我对《红楼梦》的阅读改为“听折子戏”的方法， 也就是将《红楼梦》的精彩片断，分割成若干中篇或短篇，类似《水浒》的　　宋 10 回、武 10 回、林 6 回、鲁 3 回??凡以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奏 可卿、贾宝玉、刘姥姥、晴雯等为主角的章节，或表现重大事件和复杂纷争 的段落，我都节选出来，反复精读和寻思。如“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我节 选了两千多字。晴雯那多层次多侧面的心理活动，完全从她那有声有色、泼 辣含蓄、丰富优美的语言中流露表现出来。“不肖种种大受笞挞”一段，我 前后节选了五千多字。在这五千多字里，或隐或现将贾府男女老幼、尊卑上 下、亲疏远近，真假虚实的众生相，暴露无遗。在这些“折子戏”里，每个 人物的一言一笑，一动一静，都话里有话，弦外有音，意犹未尽，令人回味 无穷。后 40 回的“折子戏”，我只看中黛玉之死和袭人之嫁两节。 不仅对于《红楼梦》我是如此重读，而且对于过去阅读的所有名著，我也是如此复习。 如此如此，我称之为断章取“艺”。书海遇合冯至我在青年中年时期，逛旧书店是一件乐事。那时无论是国内或国外，旧书店主人一般都很和蔼。你走进店门，主人任凭你巡视翻阅，不加干涉，有 时还跟你攀谈，主动取出你感兴趣的书给你看。人们从中感到温暖，好像不 是在进行商品交易。因此也就往往有意外的收获，这些收获对于别人或许微 不足道，自己却总觉得回味无穷。　　记得 1932 年，我在柏林，正以极大的热情读里尔克的诗和散文。里尔克 早期的专著《渥尔卜斯危德画派》没有收入当时六卷本的《里尔克文集》里， 我很想知道这是怎样一本书。正在这时，我在一家旧书店里忽然发现这本书 的初版。店主人觉察出我愉快的神情，他又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硬封面的小书， 是里尔克《罗丹论》的上部，也是最初的版本。这两本书，价钱不贵，我不 加考虑，便都买下来了，虽然六卷本的《里尔克文集》里已收有《罗丹论》 上下两部。如今这两部著作都已收入十二卷本的《里尔克全集》，很容易读 到，可是它们初印的版本如今在德国的旧书店已不容易找到，纵使找到恐怕 已成为稀世的珍品了。与此同时，我起始读丹麦思想家基尔克郭尔的书。也是偶然，在一家旧书店里遇见一整套基尔克郭尔著作的德文译本，是欧战以前出版的，久已绝 版。店主人告诉我，这套书原来的所有者是一位文艺评论名家布拉斯，现双 目失明，把藏书都变卖了。我用廉价买了这套书，见每册书的扉页上都有布 拉斯的签名。在翻阅时，从一本书里掉下一页纸，上边写着：“我刚从电影 院回来，还要到电影院去”。没有署名，下边只写着一个“吻”字。我用不 着猜想这一纸留言是什么人写的，只觉得它给这套不大容易读的书增添了一 点人间的情味。我在德国时有个德国朋友名鲍尔，他曾向我称赞岛屿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歌德全集》印刷精美，便于携带。抗日战争初期，他来中国在昆明教过 两年书，后来去北平取道西伯利亚回国。我在 1946 年回到北平后，一天在东 安市场专门出售外文旧书的中原书店的书架上见到鲍尔向我称赞的那部袖珍 本《歌德全集》，但已残缺不全，只剩下几本，这几本内都印有鲍尔的戳记， 书后还有他的笔迹。我又是不加考虑，从中买了两册，作为对于一个音讯久 疏的朋友的纪念。到了 1982 年，我去德国，得与鲍尔重逢，我向他谈到《歌 德全集》事，他说那时他回德国，因旅途不便，曾把一箱书和什物寄存北平 一个德国人的家里，至今下落不明。我回北京后立即托人把我买的那两本给 他带去，可以说不是“完”而是“残”璧旧赵了。到了 50 年代，我还是常去旧书店，有一次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书后有一简短的跋语：“庚寅春正月廿三日海上收”，署名 “黄裳”；下边又补写两行：“此董授经景日本五山本也，系玻璃版皮纸所 印，原定价 14 元，今于其书目中见之，因更记此”。我读到这跋语，又见书 中有黄裳藏书的印记，不禁愕然。黄裳在 40 年代后期与我有文字交往，庚寅系 1950 年，他怎么得到这部书不久又把它卖掉呢？也许这里的黄裳是另一个 人？不管怎样，这部书在我的手里仿佛增添了份量。　　类似的事，我也从旁人方面略知一二。友人吕德申在 40 年前曾向我说， 他买到一部“四部丛刊”本的《论语》，到面上写有“赠废名兄隐居西山，　　冯至”字样，这使我想起，是 1929 年的事，那时废名常到北京西山去住。不 独有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第二期里有朱金顺的一篇文章《冯 至的十四行集》，说他在冷摊上买到一本土纸初版的《十四行集》，这本小 书“没有旧主人藏书印记，只在封面上有‘从文用书’四字，是毛笔写的， 不知是不是当年沈从文先生的收藏。”关于《十四行集》在书海里的浮沉， 还有一事可记。1988 年舒婷向我说过，她藏有一本破旧的《十四行集》，不 是在旧书店买的，却是在市场上一家菜摊子那里拣来的，那时菜商正用几本 旧书垫菜筐，她从中友现了这本诗集。　　茫茫书海，无边无际，一本本的书在其中的确是浩渺沧海之一粟，但它 们好像有一种磁性，吸引着书的“有情人”向它们那边走去。　　我读了这样一本书于光远昨夜读了一本《黎阳郁氏家谱》。线装，分十二卷，180 页，订成三册，仿木刻的铅印本。 我本姓郁，这本书就是我所属那个家族的家谱。　　我一直看不起这样的书。它在我身边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我从没有产生 过想去读一读它的念头。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把它看作是一本可读的书。 我只是从它的外形来看，不能不承认它也还是一本书罢了。　　在“文革”中横扫的“封资修”的反动书刊中，这样的书是属于“封” 字头的。文革中哪家家中保存有这样的东西，被红卫兵抄出，那是有挨斗危 险的。因此那时我妈妈把家中仅有的一本书烧掉了。家谱《自序》中写道： “校勘既竟，印 20 份，分贻族人，为传世之宝”。我妈妈烧掉那一本就是一 下子烧毁这传世之宝的二十分之一。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惜。　　我弟弟对这部家谱比我关心一些。当复印机在我国开始使用后，他从某 本家那里借到另外的一个二十分之一，复印了一套，送给了我。　　虽然文革中红卫兵那样的做法我从来都认为不可取，但是我还是认为把 这样的书算作带“封”字头的是很公正的。昨夜“读”了一下，我还是这么 看。读后我有这么一个感想：时间已经到了 20 世纪的 30 年代（这家谱付印 的时间是 1934 年，印出的时间不详，只知道 1949 年我与分离十多年的父母 团聚时，家中已有一部了），地点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上海，还会有这 样一部家谱问世，说明要到建的东西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确不是一下子可以 做到的。同时还看到，过了从 30 年代到 90 年代这 60 年，情况的确起了很大 的变化，在今天之上海，恐怕再也找不到写这样家谱的事了。现在的人对家 谱写的东西完全陌生，连看也看不那么懂了。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　　1.对祖宗的崇拜。这家谱只记载了 11 代 200 年的历史。整个家族中并没 有显赫的人物，只有一支曾经有两代人算得上是上海的富豪。论官职，即便 是空头衔，全家族中最高的不过是“盐运史”。论学位，清代最高只中了举 人，而且只有一个。到 1934 年，大学毕业的一个也没有，大专程度的也只有 一个。论文，只有一个祖宗为几本古书写了前言，出了一本诗集，还有一个 祖宗写了一不《牛痘指南》。我所属的那个家族，祖先中实在没有值得夸耀 的。可是编这部家谱的目的，则是要在家谱中使“吾祖宗 200 余年来治谋传 世之永经营缔造之迹悉具于斯”。　　2.重视名位。那怕只是芝麻绿豆的官职，或者毫不足道的称号，如什么 “登仕部”、“修职郎”，什么加衔的“国学生”等等都不遗漏，更不要说 有过什么三品、五品、七品、九品的衔头了。我们这个家族世代以经商为主， 也许因此特别重视官与学两方面的名位，以此装装门面。　　3.维系血统。《族党规约》规定：“凡无后而立兄弟之子为嗣者，以昭 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服，如俱无，方许择立远 房之贤及所亲爱者，毋许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系”。同时规定，不仅“为 异姓子者”，而且“以异姓为子者”不得列谱。4.讲求名分。如“无子而纳妾生子者，妻故其夫??得以妾为继室”。（《族党规约》）5.重视全族财产。祠堂、飨室、墓、卢、祭田。　　6.讲究一套族规、仪式等等，连祭祖时上什么供，磕几次头，都有极为 详细的规定。　　虽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建制已经瓦解，规定这一套已经没有多 少人重视，但族中还的确有那么一些人，对维持这套到建的东西很感兴趣。 印这样一部书，虽然只出 20 本，总得花一笔钱。钱从哪里来，书中并未说明。 那时家族已经衰落了，估计还是有人拿出些钱来。这是为什么，我说不清楚。 我觉得从家族的角度了解半到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对整个中国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虽然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也还是有意义 的。所以读后我想记下这一千多字。　　读这本书，对家族生活中那套封建的东西，可以得到不少具体的知识， 同时也可以看到，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这样一部家谱出现的情 况。我没有读到其他家谱，也不具体知道人们常说的“续家谱”是怎么一回 事。不过我想除了在港澳和台湾那些地方，很可能还有人热心做续家谱的事。 在中国大陆，这本也许是家谱中印出得比较晚的一部了。因为它是抗战前夕 才印出的。抗战后，我想“修家谱”的事就会停下来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更不会有什么人去做这种事情。从这点上说，这本书还有它特殊的 价值。究竟还有没有比这更迟印出的家谱，这一点可以设法了解。昨夜促成我翻阅这本书的，是我想为《上海滩》写一篇《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前后的南市郁氏家族》。最初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本来只想把我父亲给 我讲的故事写下来，后来看到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写的小说，看到他的小说中 有几处涉及我的家史，才知道对我想写的这段故事，有不少文献应该查一下。 我请两位同志帮我收集了一些材料，也希望高阳先生告诉我一些他掌握的线 索，可是一直没有想到去查一下家谱。昨夜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家谱中的 确有一些有用的材料。读了这本家谱不但对于研究我的家史有用，而且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上海社会一些情况。比如家谱中记载，我的一个祖宗叫郁泰峰的，因为在小刀 会占领上海县城期间他给了小刀会许许多多两银子，清军攻破上海城之后， 就一次罚他捐 20 万两银子修上海城墙。这次他不敢请赏。以后一不做二不 休，他又捐了 20 万两银子给宫廷，就风头十足。事后他给清朝政府提出增加 松江府和上海县的“文童”（即“文秀才”）和“武童”（即“武秀才”） 的名额的要求，得到批准。我原先知道这件事，但不具体。读了家谱之后才 知道，在郁泰峰提出这个请求前，松江府每年中取 25 名“文童”，15 名“武 童”，上海县每年中取 14 名“文童”，9 名“武童”，郁泰峰提出请求后， 松江府每年文童、武童各增加 10 名，上海县增加 10 名文童，9 名武童。这 样一府一县文武童总数从 63 名增加到 102 名。从这儿不但可以看出郁泰峰的 手腕（他因此得到了表彰，还加了个盐运史的官衔），也可以知道当时松江 府和上海县每年中文武秀才的人数。这样的材料，我不知道是否容易得到。 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没有白花那两个小时。　　此外还有一种收获，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回忆自己少年时的一些情况。 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这家谱编成付印时我已经 19 岁了。在这家谱中有 七，八处提到我自己名字的地方，还有有关我父母、祖母和我本来几乎一点 不知道的关于我祖父、祖母，以及我的父亲的某些情况。当然，有些事只有 我本人才会注意。一个人对与自己直接有关的事情当然会有一种特别的兴　　趣。读书与著书苏步青我与书已有 80 多年的缘份，至今对数学、文学、哲学类书籍仍然爱不释手，这倒不是因为退居二线之后时间稍有空余之故，而是几十年来养成了读 书习惯。　　小时候在浙江平阳乡下，根本读不到什么书，只把家中仅有的几本古书 翻出来读，《东周列国志》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读来似懂非懂，但对后来念《左传》、《聊斋》、《红楼梦》，都很有些帮助，对我后来业余撰写散文 和旧体诗词也很起作用。近些年来，我都要抽空念几本重要的著作，如复旦大学徐鹏教授的著作《孟浩然集校注》，一连读了好几遍，每次阅后，都觉得很有收获。前几年， 重点读了《唐诗别裁》，《宋诗别裁》，一边阅读，一边吸取精华，收到了 “温故知新”的效果。　　除了学习古典文学之外，近几年还喜欢阅读哲学类的图书，以增强自己 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则 每期必读，其中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章，反映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方法，读 后颇受教育，为自己勉强跟上时代的步伐，并能在适当的场合发表自己的某 些见解，起着一定的作用。我这个人读书，也并不是什么书都读，而是根据需要有意识地加以选择。特别是在如今科技书籍成千上万地增多之时，即使有再多的时间和精力，不 但难以读全，也没有必要。我以为读书是为了有目的地研究和写作，在写作 中带着问题读书，这样长期坚持下去，相互促进，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学识 日臻丰 70 年代，为了解决船体数学放样的关键问题，我曾到造船厂资料室查阅 50 多种有关的外文资料，大部分是挪威、瑞典、美国、日本的当时最新造船技术资料。从这些文献中吸取了养料，然后利用基础数学功底较深厚的有 利条件，解决了造船工业、航空工业、汽车制造业中的一些问题，在全国科 学大会获奖。我的著作《微分几何五讲》，也是运用这种读书带着问题的方 法撰写成的，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之后由新加坡出版商组织译为英文 出版。几十年来，我一共撰写了 10 多部专著，1948 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微 分几何学》，是我在旧中国出版的唯一一本书。建国之后，国家重视科学技 术，我的著作每写就一本就及时出版，《仿射微分几何》、《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计算几何》都是我从事数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中有一半以上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出版。 建国 43 年来，我在不同时期对一些重要问题都发表过意见；也应各方 面，特别是青少年的要求，就如何进行有效的学习谈了看法。在日常生活中， 自己爱借助诗文抒发情感，积少成多，留下了 50 多万字的诗文。人民教育出 版社于 1986 年为我出版了《理想·学习·生活》一书，浙江科技出版社于1991 年为我出版了《苏步青文选》，主要就是这些了。看到作品能对广大读 者，特别是对青少年有所启迪，我自己也就感到满足和兴奋了。四十年磨—书——关于《早年毛泽东》的写作与增订李锐本书初版是 1957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书名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在这以前的 1953 年，原稿就已在《中国青年》连载。修订本改 名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在湖南出版，也是 10 年前的事了。后来辽 宁人民出版社愿意重印此书，趁此机会我又修订了一回，并根据该社建议改 用了现在的书名。　　三个版本，前后 40 年。在完成了三版书稿之后，我想说一点此书的经历。 此书初稿成于 1952 年。1949 年南下到湖南时，湖南《大公报》创办人 张平子同我谈起，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该报发表过许多文章，同报社主 笔等关系密切。当他知道我对此事极其关注时，即将他珍藏的《大公报》全 份相赠。我日夜挤时，小心翼翼地翻揭那些脆薄的旧报纸，找出二三十篇可 以肯定为毛写的文章，于 1951 年初，将这些世人罕知的文献编成《毛主席旧 作辑录》，印了 50 本。可是，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类事“有害无益”，并让50 本全部上交。我那时 30 来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著书。1952 年，我已 确定转业，当时以为从此投笔从工，告别了文字生涯。调北京前，正是盛暑， 请假一个月，打赤膊写成初稿。在《怀念田家英》的文中，我曾写到这种“告 别”情况：“离开湖南前夕，我匆匆写了本书，《中国青年》要连载。于是 将这个‘麻烦’交给了家英，由他全权处理，他的工作岗位也便于处理此事。” 直到 1957 年才成书出版，这同当年“斯大林问题”反对个人迷信的形势有关。1959 年以后，此书受到作者的连累，不再印行。　　1964 年到 1966 年，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利用闲 余时间，曾根据新搜集到的资料，将此书重新改写增订。“文革”期间，我 在秦城关了 8 年，1975 年出狱后，仍下放到磨子潭，劳动之余，完成修订本。《龙胆紫集》中有《理旧稿》二首，即记此事：少时未免气纵横，何畏山高与水深。 往昔珍闻谁敢录？当今轶事我书成。 言因人废前朝事，文必风行后世钦。 补缺拾遗九万字，字斟句酌十年心。九州文献尽搜罗，访胜寻幽荆棘多。 朝夕伏案如着魔，八年之后又勘磨。 虽云倦矣太性苛，积习犹存莫奈何。 功亏一篑敢延俄，但愿不教再蹉跎。　　诗前有一小引：“得灼姐信，嘱速完成《早期革命活动》修改稿，勿功 亏一篑。感而赋此。”那时除至亲骨肉，谁还同我这个“下落不明”的人通 信来往呢！“言因人废”，指此书市上早已绝迹，闻知有地方在改头换面出 一种版本，想要取而代之，我觉得这是办不到的。前后“十年心”（中间秦 城隔了 8 年），“搜罗”、“勘磨”是非常困难的；孤处大别山中，与世隔 绝，除手边保存的资料外，其他有关贸料异常难得。“积习犹存”者，生平 除做过 10 年报纸、宣传工作，日夜握管算是“专业”外，与文字结缘乃工作 所迫（如宣传水电、论证三峡），及业余嗜好而已。此次修订，我着力排除　　荆棘，如“独服曾文正”，《湘江评论》赞赏克鲁泡特金等等，这些在初版 时曾为尊者讳的，都一一作了分析说明。其实，这些回避是多余的。像毛泽 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完全不必要后人为他隐讳什么。再说，君子之过， 也是人皆见之的日月之食，无从遮掩的，重要的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科学 的分析。伟大的历史人物，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曲折的经历，怎样达到 其顶峰，或又怎样进入误区甚至降到低谷，这并不会丝毫减损世人对他的尊 敬。人总是复杂的，像毛泽东这样扭转乾坤、摧毁旧时代创建新时代的人物， 更是异常复杂的。把复杂的事物作简单化的处理，回避所谓复杂“棘手”的 问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对学术工作的严肃态度。当时待罪 之身孤处一隅，仍以少年胆识作此艰难工作。1978 年，突接老友黎澍信，他 知道我在山中理旧稿，要去新写的《思想方向》一章，刊在 1979 年第一期《历 史研究》（题目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我是 1979 年 1 月 6 日回到 北京复职的。这样，20 年之后，我这个人及其文字又同时跟世人见面了。黎 澍已经作古，看不到这回的新版本了。　　1980 年在湖雨出了修订本，一晃又是十年。这十年中，国内外毛泽东研 究已有很大发展。关于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和早期活动方向，已出有专 著多种，其他文章、专论更难以胜数。这还不仅在数量方面，研究的广度和 深度都有了重要的发展。这应当归功于 1981 年党的新的历史问题决议，它为 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后来辽宁人民出版社约稿，我原以为炒炒现饭，花个把月就可了结。我重读旧作，颇遇到些史实有出入，分析不恰当，文字欠修饰之处，翻阅一些 时贤的著作和众多的有关资料，更给我不少新知和启发。这样，又回到“虽 云倦矣太性苛”，我要对历史和读者负责，应当比 10 年前的修订有一个更新 的面貌才对；何况自己也并非马齿徒增，这 10 年中自觉见识稍有寸进。只是 年龄不饶人，已经老眼昏花，力不从心。虽然北京不比大别山，资料搜集了 一大堆，却难一一细读，精力不允许我像 20 多年前那样“细勘磨”了。年年 必犯夏喘，于是就拖了下来，现在只有利用在医院这一个多月时间，勉强最 后定稿。稍觉宽慰者，前后 40 年，三理其稿，相信自己的劳动总还是有益于 世的。由于学识水平，书中不当之处一定还多，恳请读者和专家学者指正。 四理其稿，此生恐怕不可能了。这次修订，凡接触到的新资料，都作了必要的增补；订正了旧版中有出入的史买和不恰当的分析；文字也有所修饰；有些章节段落，还作了适当调 整，并增加了一些注释；修修补补，大小手术，不下数百处，共新增加约四、 五万字。原第一章《学生时代》分为两章：《廿岁以前》和《湖南第一师范》， 这样更符合实际情况。“结束语”重写，加了个附题：“卅岁以前的毛泽东”。 改动之处，以一、二、三章为多，匹、五章其次，第六章较少。关于修改可 举一例：第三章《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最后一节，原题“党的前身”（萧 三同我谈过，他和毛本人都有此看法），后改为“建党基础”。这是一个原 则性的改动，文字叙述当然也作了相应的修改。附录《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 民运动》也作了重要增补和修改。　　这次修订，得到湖南两位老同事黄显孟和朱正的帮助，他们分别将全书 仔细校阅一遍，订正引文和注释，还有几处很有意义的增补，特表衷心的感 谢。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将当年“发愤著书”时，搜集有关资料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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