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医大附属成都妇儿中心医院挂牌·华西都市报·四川在线
第015版：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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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医大附属成都妇儿中心医院挂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席秦岭实习生吴韩）昨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正式挂牌成立，这将是成都卫生系统首家省外医科大学的附属妇女儿童医院。今后，双方将成为一个联合体，优势资源的整合将让患者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医疗技术。11.第十一章
成都进益产科医院
作者：彭宗卫 &&&字数：13619
成都进益产科医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 3章）写到这里，我总算可以带着读者走进与本书中人物命运息息相关的进益产科医院。按理说，满秀实在成都是先办学校后办医院，应该先讲学校的故事。但本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几乎都与成都进益产科医院有关，上演的所有故事都在产科医院这个小小的舞台上展开，产科医院给人们带来的记忆远远超过了学校。还有一点，满秀实创办的助产士培训学校后来交由中国人管理，她把整个精力和感情都投入到产科医院，为医院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在进益产科医院，有产床上的痛苦与苦难，有对病人的施救与照顾，有对贫民的同情与悲悯。在医院的助产士眼里，有对爱的觉悟与升华，有人性的修炼与流淌，有力量的扶持与精神的滋养。人一生最关心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我从哪里来，另一件是我到哪里去。任何人都选择不了自己的死亡地，但对自己的出生地和迎接自己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人总是充满怀念与感激，而且这种情感人人都可以理解和接受。大凡在中国经历过八年抗战的人们，很多人的记忆都与成都和重庆有关，就连台湾作家琼瑶也不例外。那时候，成都是抗战时期最后的后方，是相对安全、温和的一方国土。２００３年１月２日，《晶报》发表一则消息：琼瑶给成都“接生婆”寄贺礼。消息说，著名作家琼瑶从台湾寄信到成都，感谢９２岁的段义明老太太把她带到人间。段义明老太太曾任成都市二医院医师，１９３５年从学校毕业后，进入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妇产科工作，一生中接生的孩子不计其数。１９３８年，在她的帮助下，琼瑶的母亲顺利生下一对双胞胎。这是段义明接生的第一对双胞胎姐弟，留给她的印象特别深。琼瑶在成都长到４岁后，回到湖南。后来，定居台湾的琼瑶一直牵挂着接引她来到人间的段婆婆。琼瑶在作品里介绍自己时，总忘不了讲到自己的出生地成都。２０0０年，她多方打听，得知为母亲接生的段婆婆还健在，于是，在２００３年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琼瑶将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我的故事》随信寄给了段婆婆。琼瑶在《我的故事》中回忆，七七事变后，琼瑶的父母离开居住多年的北京，迁移到四川成都，这时候她母亲怀了双胞胎。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９日晚上８点，距离预产期还差一个半月，琼瑶的母亲开始阵痛，住进成都市四圣祠街仁济医院。４月２０日凌晨１点多钟，双胞胎提前来到人世间，琼瑶出世。抗日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中国大后方成都的生活也相当窘迫和艰难。当时，琼瑶的父亲在光华大学附中当训导主任，同时在光华大学和华西大学附中兼课，好几份薪水都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就在这时候，琼瑶的祖父盼望见到从未见过面的三个孙子，三番五次写信催促琼瑶的父母早日回湖南老家，一家人团圆。１９４２年，琼瑶的父母觉得战争绝不会打到湖南，加上成都物价飞涨，在成都实在生活不下去，就带着全家人回湖南去了。和琼瑶一样，有数以万计的成都人对进益产科医院满怀感激之情。他们怀念小天竺街这所小小的医院，怀念她们心中的成都“万婴之母”满秀实。满秀实是把西方新法接生技术传入成都地区的第一人。凡事有了初一才有十五，成都妇产界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是讲成都第一例剖腹产，故事发生在晚清进士刘彝铭身上。当时，刘彝铭的夫人难产，请遍成都全城的接生婆、名中医，个个都束手无策，吩咐准备后事。找到教会医院的洋医生，说只要在夫人腹部剖一刀，就可取出胎儿，还可以救夫人一命。成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恐怖的医疗手法，刘家老少一听此言，更是大惊失色。眼见床上的产妇奄奄一息，决定死马当作活马医，咬牙将难产病人交给洋医生做手术。剖腹产十分成功，难产的母子平安无事，刘彝铭家一脉单传的香火得以延续，从此对洋教士感恩不尽。明末清初，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距今一百年左右的四川，霍乱、狂犬病、伤寒、天花、血吸虫病、性病、黑热病、腹泻、肺病、麻疯、鼠疫等疾病时常流行，威胁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健康。加上交通不便，卫生落后，平民百姓缺医少药的状况非常普遍。西方新法接生技术传入四川，也比沿海地区慢了半拍。旧时有句俗话：生儿如过鬼门关，一脚踏着棺材板。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女人生育要经历无比的痛苦与危险。传统的旧法接生不注重消毒，新生婴儿因脐带感染败血症、破伤风，死亡率很高。旧法接生存在两大弊端，一是不洁接生，二是等待分娩，这样导致产妇死于产褥感染的情况屡见不鲜。旧法接生没有孕期的产前保健，不管孕妇的胎位如何，也不管怀孕是否过期或胎膜早破，只是一味等待“瓜熟蒂落”。加上消毒措施不严密，脐带结扎不科学，没有任何监护和保护措施，会阴破了不缝合，引起严重的产后并发症，给产妇带来极大的痛苦。据医学文献记载：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３０年间，中国约有２０万名产婆，当时的产妇死亡率为１５％（英、法为３％—５％），婴儿死亡率为２５０‰至３００‰（英、法、美为８０‰—９０‰），比英美国家高出四倍。估计中国每天有５００多名产妇死亡。在内陆四川，这个比例数字更高。清朝晚期，一批外国传教士经长江三峡进入四川，创办学校和医院，吹起了一股清新的文明之风。１９０９年，日本人山川早水在《巴蜀旧影》一书中写到：要作为传教士在中国，懂得医术成为今日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虽他们还不能像有医术的中国人那样都能被上下阶级的人所接受。除了中层以下的阶级外，中层以上者根本不会有人去他们那里就医。中层以上的人依然靠原来的儒医，即中医，不敢请洋医就诊。至于下层人，实际也不喜欢洋医。但因其功效显著，而且医疗费低廉，不知不觉地就接受了。在重庆、成都、乐山、阆中等地的教会医院，缺医少药的老百姓看到西药的速效和外科手术的神奇，逐渐消除了戒心。种牛痘预防天花，用奎宁治疗疟疾，还有止疼剂和麻醉剂，明显比中医见效快，讲求实惠的老百姓在好奇和担忧中接受了西医西药。穷苦百姓挤在教会诊所门外，等待免费看病的恩赐，索取功效神奇的洋药丸，这是当年四川常见的场面。１９４９年以前，外国教会在成都兴办的医疗机构主要有：——由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美以美会、公谊会、英美会、浸礼会、圣公会）共同开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医院，于１９４２年创立，有病床３３１４张，职工２４８人。华西协合大学医院附设一所仁济护士学校，专门培养护理人员。——美国、加拿大、英国传教士以浸礼会、美以美会等教会名义，在四圣祠街设有一所四圣祠综合医院（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先后由加拿大人胡祖贻和华西协合大学毕业生曹钟梁、杨嘉良任院长，约有病床百余张。——法国天主教会在平安桥开设一所综合医院（现成都铁路局中心医院），约有病床几十张。——庆云南街仁济女医院，由韩洋人任院长，约有病床５０张。——陕西街设有一所专看五官科的存仁医院，先后由传教士毕德生、华西协合大学毕业生彭吉人等担任院长，有病床９１张。——南门外有一所牙科医院，由洋人戴天放任院长。——小天竺街有私立进益助产职业学校，附属进益产科医院有病床１４张，职工８人。——１９３８年抗战期中，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及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先后迁来成都，与华西协合大学合作将四圣祠男女医院改为“三大学联合医院”，并扩充病床２００余张，作为学生实习基地。后来，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分出，在正府街天府中学旧址独立创办公立医院。１９４３年由正府街迁至青龙街。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公立医院更名为四川省立医院（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这些外国教会医院极大地方便了成都市民求医，为成都培养出一批医疗卫生人才，同时也刺激部分有事业心的爱国人士，积极发展成都卫生事业。讲满秀实的故事，得从她父亲满里牧师说起。讲满里牧师，又不得不从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谈起。卫理公会属卫斯理宗（又译为卫理宗或循道宗），是十八世纪末从英国国教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教派，由英人约翰？卫斯理创建。最先由英国传入美国、加拿大，再由三国差会于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四川卫理公会是四川基督教中较大的公会之一，原名美以美会，是由卫斯理宗的美以美会创办，在四川有一百多年历史。在义和团运动以前，美以美会华西布道工作进展缓慢，１９０１年后进展很快，传教区除重庆和成都外，还增加了遂宁、资中两个传教区。遂宁从１９００年起由谷尔峨牧师夫妇负责教务，资中教会从１９０３年由满里（Ｗ．Ｅ．Ｍａｎｌｙ）牧师夫妇负责教务。这个满里牧师，就是满秀实的父亲。十九世纪末，重庆是中国西南的商业重镇，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重要的区域位置和十分繁荣的商贸活动，是近代西方各国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桥头堡。重庆开埠是四川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１８９１年，重庆以“约开”的形式被迫向英国开放通商。随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代表相继进驻重庆。重庆开埠刺激和推动了四川社会的发展变迁，开始了四川近代商业化社会进程。满里牧师夫妇于１８９４年来到重庆，与鹿依士共同创办重庆求精高级学堂，任求精高级学堂第二届学主（校长）。１９０１年以后，满里离开重庆时，毕启任求精中学第三任校长。毕启后来到成都，１９０５年参与筹建华西协合大学，１９１３年任华西协合大学校长，１９３１年改任校务长。１９４６年，７３岁高龄的毕启告老回乡之时，中国政府比照美国杜威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勃兰克博士的先例，授予他外籍特殊勋绩人士荣誉奖——一枚红蓝镶绶四等采玉勋章。蒋介石亲自为毕启书写“热心教育”匾额，教育部给他颁发“捐资兴学”一等奖。一百多年来，重庆求精中学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深邃的文化特质，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声名远播海内外。求精中学自１８９１年创办到１９５０年的六十年中，一直是属于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管辖的学校，六十年间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他们为国家和民族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军事家刘伯承曾经在求精中学任教，教军事和体育课，是著名画家张大千的老师。１９１１年刘伯承在开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１９１２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他在重庆求精中学当老师的时间应该在１９１２年之后，此时，满里牧师一家已经离开重庆到了成都。据张大千回忆，１９１４年就读求精中学期间，刘伯承每周教他们两节体育课。张大千后来在传记中曾这样评价求精中学：“这所学校校规很严，学生是百里挑一的好汉，在重庆这个大地方，它也算得上能挂在嘴边夸的好学校。”求精中学重视体育活动，英语教学成绩突出，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在海关和邮政部门就职。抗日战争时期，由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全国妇女救亡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就设在求精中学。满秀实和妹妹满恩溢在重庆求精中学校园里度过快乐的童年，后来进入教会小学读书。１９１７年，满里牧师夫妇回美国休假，满秀实随父母回美国读高中，后考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学习。１９２５年秋，满秀实从芝加哥医学院皮肤专业毕业，回到成都，在成都存仁医院皮肤科当医生。成都存仁医院由美国教会医生甘来德（Ｈａｒｒｙ Ｌｅｅ Ｃａｎｒｉｇｈｔ）于１８９４年创办。医院建筑非常有特色，三层丁字形楼房，主楼中央有一座四面形钟楼，高于主楼约六米左右，是成都市第一座砖木结构的西洋式高层建筑。存仁医院钟楼是当时成都的一大景观，永远留在很多成都人的记忆里。甘来德是一位有声望的外科医生，也是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的创办人之一，１９１０年后，他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医科首任科长，１９２８年回到美国。１９２９年，存仁医院于由普通医院改为耳鼻喉科专科医院，定为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是我国最早的专科医院，后来成为全国乃至东南亚最好的耳鼻喉科专科医院。1949年后，存仁医院并入华西医院。在此，1925年满秀实回到中国的背景不能不交代一笔。继１９２５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１９２６年９月５日在四川又发生英国兵舰炮轰万县城的“九五”惨案，暴风骤雨般的国内政治形势猛烈冲击教会，反教风潮在全国各地兴起。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７年间，教牧人员大有灾祸临头的感觉，各国政府纷纷召令入川的传教士返回本国。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国内形势急转，外国传教士于１９２７年下半年和１９２８年初又陆续返回四川。随着中国民众要求自立的呼声日益高潮，外国教会也作出调整，他们逐步把由外国人掌握的基层教会移交给中国人。１９３０年代末期，外国教会创办的一些学校也逐步移交给中国人自己来管理。无论中国政治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满秀实毅然回到中国。她只能回到中国来。她的根在中国，父母、妹妹、弟弟都在中国。她生在四川，长在四川，回美国求学后再度返回四川，寻找报效和服务四川民众的机会。满秀实去世３０年后，２００９年，她的侄女吉恩在给我的信中说，她心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因为“我的爸爸出生在中国”。从这个情结上可以看出，满里牧师夫妇、满秀实和妹妹把整个命运都托付给了中国，满秀实的后代也把感情深深扎根在中国。一家三代美国人都对中国充满深厚的感情。在存仁医院做皮肤科医生期间，满秀实了解到，中国妇女几千年来都把生孩子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秘活动，加上接生手段落后，妇女视生孩子为畏途，临产时只好求助接生婆。没有科学方法，没有消毒措施，妇女患产褥热和婴儿“四六风”成为常见现象，这两种病直接导致很多产妇和婴儿死亡。在成都地区，接生条件极差，很多接生婆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有时为了让产妇尽快地把孩子生下来，采取迷信的方法，如把产妇家里窗户紧闭，把家里的柜子、抽屉都打开，还要给产妇脸上涂血，说这是“开产门”。有的接生婆甚至给产妇喝菜油，认为这样可以生得快点。为了“给婴儿开路”，接生婆用长指甲抓破产妇的会阴、阴道和宫颈；遇到难产，接生婆甚至用暴力手段助产。这些不科学的旧式接生方法，常常导致产妇大出血、窒息，或感染、产伤，很多产妇留下不可医治的妇科重症，造成产儿终生残疾，给产妇家庭造成极大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我翻查资料才知道，产褥热是由于产后病菌侵入女性生殖器官而引起的疾病，是产妇在产褥期易患的比较严重的疾病。引起产褥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为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肺炎双球菌等，造成产褥热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子宫内膜发炎所引起，通常像生产时破水太久或经由内诊而造成感染。“四六风”是破伤风杆菌由脐部侵入新生儿体内引起的急性严重感染，医学上叫新生儿破伤风，主要是用未消毒的剪刀、线绳断脐和结扎脐带，或是接生员的手及包裹脐带残端的棉花、纱布未严格消毒，使破伤风杆菌经脐带断端侵入而致病。满秀实天生一颗菩萨心肠，她把成都妇女的痛苦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满秀实明白，要消灭“四六风”和产褥热，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进和推广西方新法接生技术。新法接生是相对于农村产婆采用的传统接生法而言的，采取西式清洁消毒法、脐带扎切法、初生儿假死苏醒法和产妇产褥热看护等技术接生。１８９９年，新法接生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１９３０年以前，成都还没有普及的新法接生技术，那时虽然成都已有西医，但西医开设的专业并不多，而且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进教会开办的洋人医院。目睹此情此状，１９２８年上半年，满秀实毅然决定返回美国，攻读妇产科专业。１９３１年，满秀实从耶鲁大学毕业，再次回到成都。她非常明白，如果继续在教会医院当一名产科医生，虽然也可以帮助不少产妇，但个人的力量终究十分有限。要想彻底改变民间产婆延用了几千年的接生方法，只有办助产士培训学校，为成都培养一批懂现代医学知识、接受专业技术训练的助产士，让她们去推广新法接生技术，共同改变传统旧俗，靠大家的力量来拯救妇女，摆脱分娩中的痛苦和危险。满秀实积极争取基督教卫理公会的支持，并在父母的帮助下，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４日正式创办成都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满秀实决定把培养助产士当作一生的重要工作。她效仿华西协合大学，采取学校办医院的模式，同时创办妇产诊所，学生边学习边实习。诊所后来发展成产科医院，产科医院既是学生实习场所，也是推广基督精神服务成都人民的基地。学校培养新法接生技术人才，又通过医院来推广新法接生技术。１９３１年，满秀实在成都市政府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在成都文庙后街开办助产学校和妇产诊所。她当初申办学校的注册登记表如今保存在成都市档案馆。注册登记表显示：满秀实，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科，修业年限５年，于１９２５年毕业，同班毕业生１３０人。满秀实、满恩溢于１９３１年（民国二十二年）来成都居住，住址是成都市文庙后街３９号。同一张登记表上，还有两个女子的名字，一个叫安怀信，一个叫盖博舒，同住在文庙后街３９号。此二人是满秀实的产科职业学校聘请的最早的老师。成都市档案馆收藏的另一份关于满秀实的资料显示：进益产科医院正式创办于１９３３年。满秀实时年３７岁，任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校长，校址在陕西街３１号。同一张登记表格上还有：满恩溢３３岁，任华美女校教员，住陕西街２６号；杜华芳，２８岁，华美女校教员，住陕西街２６号。二人是当时进益助产职业学校的兼职教员。成都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创立之初，租的是文庙后街９６号唐公馆的后花园。这个唐公馆，就是著名历史学者唐振常先生的祖宅，唐家是成都赫赫有名的“南唐北李”两大家族之一。唐振常所著的《半拙斋古今谈》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他家的后花园：我家后花园极大，前花园有长长的廊道相通。前花园尽处，有围墙与后花园相隔，数株大树，矗立后园的庭院之中。长廊的东侧即是隔邻刘家，后园西侧亦有围墙，有一小门，通本宅的最后一进房屋。父亲弟兄三人，１９０５ 年由他们的家庭塾师吴虞（又陵）先生携往日本游学。父亲慕西纪，于西方物质文明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成都最早装电灯，专程去上海买来浴室的西式设备。这个后花园，由他开造为半中半西。房屋是平房三合式，有几间房子的门窗改为西式。园中既有戏台、假山、水池，富中国园林之胜，复有西方园林的开扩的大草地。我们一房住在这个大花园里，住房宽舒之极，活动的天地极为广阔，有山可登，有洞可入，有水可涉，花木丛中鸟语花香，自然感到快乐。最能满足我们童心的，是夏天风雨交加之时，弟兄姐妹，各拿脸盆去几株胡桃树下捡拾风雨打落的胡桃，剥皮取仁，用最好的酱油蘸食新鲜胡桃，其味之佳，无与伦比。我们双手都被胡桃壳汁染得变色，整个夏天都难于洗掉。这座后花园，曾经两度出租。一当家用拮据，父母就把它租了出去，我们便又迁回大院。第一次出租给成都大学作女生宿舍，以致在这里的有两位女大学生，和我的一个姐姐成了终身的好友。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当时是不准女子出外就学的，我的姐姐们都是在自己的家塾读书成长。第二次出租给一个美国老小姐满秀实，她是一位医生，在我们这里办了个进益产科学校，兼业产科医院。后来知道，韩素音当时是进益产科学校的学生。５０ 年代初，看四川报纸，驱逐“帝国主义分子”出境，赫然有满秀实之名。房子租出，最令我们不快的，是不能去捡拾胡桃了。唐振常先生无缘再回自己的老宅后花园里捡拾胡桃，但是老天却把机会给了另外一群天真的孩子，让他们天天有机会在这个后花园里玩耍、捡胡桃。他们是随同父母住到进益产科医院里的刘成华和萧梁同兄弟。刘成华的母亲吴蓉辉是产科医院的工人，萧良同的父亲萧三兴是产科医院的管家。进益产科医院租用唐公馆后花园的时期，是最令他们怀念的时期。后来，我采访刘成华和萧良同，在他们的回忆中，至今不忘在唐家后花园度过的美好时光。后文会讲到。解放前，这座唐公馆几易其主。解放后，唐公馆成为四川省公安厅下属单位用地。后来，进益产科从文庙后街迁到陕西街，１９３８年５月，迁到南门外小天竹街１８７号，规模扩大，正式设立附属产科医院。１９３９年下学期，成都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呈准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立案。韩素音在自传小说《寂夏》中大篇幅描写进益产科医院的人和环境。她第一次去进益产科医院时间是１９３９年６月，产科医院给她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很友好。玛利安当即同意训练我当助产士。医院是一幢不大的、并不华丽的木楼，型的成都式的灰瓦屋顶，两层的四角建筑，中间一个院落，一口井。木楼的一半住着助产士学校的学员和玛利安，另一半是病人住的病房、手术室和门诊室。有三间小的头等病房，每间住两个母亲；两间二等病房，每间有十个床位。一次可以收二十到二十五个病人。还有一个托儿所，平均可容纳三十个婴儿。冬季几个月相当挤，有时婴儿室要收三十五到四十个婴儿。每个婴儿床是一个箱子，有盖，四周和顶部都是用结实的材料打成网状，为了防耗子，所有的家具，床、棕棚、棉布床单都是当地产的。……在这里，最简单的器械，一副外科手术套，剪子，手术刀，针，手术用的肠线，都要从千里以外进口。在这里，人的品德，刻苦耐劳，关心别人，真诚的同情比技术器械更有力量，因为人具有了这些品质，就能创造出新的办法来取得成果。１９３９年，那时的韩素音名字叫周光瑚，直到１９５２年，她的长篇小说《爱情至上》署名“韩素音”发表，取得巨大成功，“韩素音”这个名字才取代“周光瑚”，广为读者所知。韩素音当时是热血青年，认为学医是报国立身最好的事业，希望自己学医，为抗战做出贡献。她当时选择进益产科医院去实习，是因为，“在进益产科医院接受助产士训练几个月，比进华西协合大学念五年书更有用处，在华西协合大学学习五年才能出来做事”。相反，在进益产科医院进修学习，她感觉“自己几个月就能有用”。进益产科医院是改变韩素音一生命运的福地，是她文学创作的启蒙地。就在日本轰炸重庆和成都期间，她在这里与满秀实合作，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里，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坚定了她后来走上医学道路的决心。在这里，她接触大量的平民产妇，见证了胡忠义的烫伤事故。在这里，她花一千块钱，抱养了女儿唐蓉梅。《寂夏》虽是自传体小说，但不是野史，不全是虚构，可以作为佐证考察进益产科医院的最好资料。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韩素音在青春迷茫和人生的十字路口，进益产科医院成为她的灵魂栖息地。她回忆说：一有机会我就去成都，回到这所小医院，就像信鸽展翅飞回家中一样。在医院里，能得到安慰，友情，有一种亲人般的关系。另外，还有工作，最让人感到满足的工作。每个白天和黑夜，通过生命所经历的苦难和最后胜利，一个人诞生了，就在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和喜悦荣耀中诞生了。……我所碰到的助产士是一批献身这一工作、不知疲倦、毫无怨言的人，许多人过去都有不少受苦受难、坚持奋斗的经历。我的那些伤心跟她们的比起来真是无足轻重。进益产科医院有两大间产房，每间大约可住十名产妇。产房很小，而且很热。一只高压锅不断地放出热蒸气。在夏天，在接生过程中，总有一个学员手拿苍蝇拍站着，随时打死从门缝和窗缝爬进来的苍蝇。产房配有成都的家具，助产用的长桌子，当地手工制作的擦洗用盆。手术器械有些是满秀实自己购置的，有些是各个不同的宗教基金会捐献的。橡皮手套本来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困难越来越大，因为这些东西都要通过滇缅公路运来，往往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运来一批。后来，日本飞机空袭成都，助产士就只好在黑暗中接生，因为电给切断了，厚厚的黑窗帘把产房里小油灯发出的那点昏暗灯光和照亮手术过程的手电光全关在屋里。满秀实医生请人在医院的后园子里挖了个小小的避弹壕，安置那些快要生产但还没到紧急关头的产妇。令我迷惑不解的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华西坝，外国传教士点燃四川现代医学文明的薪火，可谓人才聚集，医院众多。为什么传递新法接生技术的使命偏偏落在满秀实身上？２０１２年３月，我在采访刘成华时，她用平实的言语道出部分真相。她说，并不是“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才进西医院”，老百姓观念上其实很早、很快就接受了西医，不能完全接受西医的只有少数人。但有一个重要隐情是，大医院收费高，普通老百姓不敢进，也进不起。当时成都开设产科的医院极少，华西医院的产科只有二十几个床位，而且不是面向普通民众，是面向“高消费”的贵族官人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期待的收费较低、服务质量可靠的进益产科医院出现了。进益产科医院是真正面向平民百姓的产科医院，医院提供上门接生服务，大大满足了平民阶层的需要，深受成都人民欢迎。满秀实富有极强的同情心和仁爱之心，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医院创办之初，助产士数量少，很多接生手术都是满秀实亲自上门去做。１９３２年，医院创办之初，遇上四川军阀刘文辉与田颂尧在成都打巷战，街上到处都拆街沿石修筑工事，到处听得到枪炮声。有一天正好遇到一个产妇快要临盆了，产妇家人请满秀实上门接生。身边的助产士都害怕，不敢出去，满秀实当即决定亲自去接生，但她需要一名助手随她前往。看到外面枪林弹雨，学生们都害怕，不敢去。值班助产士问满秀实，能不能保证安全。满秀实说：“我连自己的安全都不能负责，又何况对你们。但身为医护人员，我们的责任就是治病救人，只要病人需要我们，我们就要去，不然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听到这话，另一个助产士才随她出去接生。有一次，半边桥一个少女未婚怀孕，家人为了遮丑，打算等私生子出生后就把他溺死。到了产妇生产的时候，接进益产科医院的助产士去接生。助产士了解这个隐情后，回来把情况告诉了满秀实。满秀实一听，急忙找到产妇的父母，再三劝阻。反复劝说不听，产妇的父母坚决要溺死孩子。满秀实气愤地说：“如果孩子被你们溺死的话，我就登报揭发你们。”见僵持不是办法，满秀实提议，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她来抚养，不收取产妇任何费用，而且产科医院为产妇家庭保密。她的真情和爱心打动了产妇及家人，同意让满医生收养孩子。第二天，产妇生下一个女婴，满秀实让学生用竹篮把女婴悄悄带回医院，取“死里逃生”之意，给女婴取名叫“救得”，满秀实把她当作自己的养女。在华西坝传教士圈子里，满秀实的朋友都知道她有一个养女，外国人把“救得”称作“朱迪”。后文中提到满秀实带着小女孩“朱迪”到峨嵋山上去避暑，她就是这个私生女“救得”。满秀实不但替少妇保守秘密，还无私地抚养“救得”，医院的助产士都非常敬佩她。“救得”一天天长大，满秀实心想，无父母的私生子在中国社会肯定会倍受歧视，考虑到孩子的将来，得给孩子找一个收养家庭。“救得”一岁多时，满秀实把她交给一个学生的亲戚收养。“救得”被抱走的时候，满秀实抱着孩子，一边流泪，一边说：“等你１８岁的时候，来产科学校学助产士。”有一次，成都市东马棚街有一位病人产后数月忽然腹痛，来到进益产科医院检查诊治。满秀实见病人情况复杂，产科医院无法帮助，亲自把这位病人送到惜字宫仁济女医院。经过诊断，发现病人患有急腹症，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治疗。１９３０年代，西医刚进入中国时间不久，许多病人对开刀治疗不能接受，害怕开刀受苦。病人不愿意做手术，家人就偷偷地把病人带回了家。满秀实听说病人偷跑回家，急忙赶到病人家里，告诫他们病人有生命危险，并耐心地向病人介绍西医治疗方法。无论怎样劝说，病人死活不肯答应去医院接受手术。满秀实急了，扑通一声跪在病人家属面前，求她的家人同意，把她送回医院去接受治疗。医生给病人下跪，着实让病人和家人很受感动，终于答应去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到了仁济女医院，由于时间拖延太久，医生发现病人病情恶化，需要大量的输血。面对病人急救的关口，一时半会找不到愿意献血的人，几个愿意输血的人血型又配不上。满秀实知道自己是Ｏ型血，她马上提出为病人献血。事后，病人家属要感谢满秀实，她说：“我献出这点血对身体没太大影响，很快就可以恢复。但救了一条人命，我很高兴！”仁济女医院是四川最早的女医院，于１８９６年由加拿大英美会女布道会创办，创办人启希贤医生是华西坝上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女医生。仁济女医院最早设在成都四圣祠附近新巷子，１９１２年迁至惜字宫南街，定名仁济女医院。民国初期，仁济女医院有病床５２张，开展妇产接生及一般妇、产、儿科疾病的诊治业务。仁济女医院后来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的教学医院。进益产科医院是一所口碑极好的平民医院。助产职业学校招收的学生多是历经苦难的平民女子，医院服务的对象也多是平民阶层的妇女。满秀实对病人从来不分贫富贵贱，都一样用心对待。她对贫困的产妇反而倍加关爱，力所能及地实施救助。到进益产科医院看病的人，有钱给钱，没钱免收。接生收费分成好几个等级，有钱的按常规收取，贫困的要少付一些，穷人干脆免费。１９４０年四川出现通货膨胀以后，住院费用只能用多少粮食来计算，没法用纸币来计算。这样，医院收取的费用远远不够支付一切开销，只够应付进益产科医院所有开支的一小部分。满秀实只好四处募捐，维持医院开支，满里牧师也把一部分积蓄捐给了产科医院。在产科医院里，满秀实每天要检查住院病人，处理助产士无法完成的疑难病情。外出接生的任务一般都由值班助产士带着助手去完成，特殊情况下，满秀实亲自外出接生，——因为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信她的技术，信赖她的名声。当然，满秀实亲自上门接生，有钱有势的人一般都付较多的费用，这对医院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在当时的四川，流传“匪如梳，兵如篦，团防好比刀子剃”的民谣。无论是外国传教士，还是中国老百姓，能在成都扎下根来做点事业，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四川军阀拥兵割据，争夺地盘，自１９１７年刘存厚与罗佩金、戴戡争夺四川省霸权之战，到１９３４年刘湘、刘文辉争夺四川霸主之战，前后１７年间战祸绵延，混战不已。加上国民党新军阀和地方军阀勾结，兵匪如麻，巧夺豪取，成都人民长期深受战乱兵祸之苦。１９３３年春天，国民党陆军中将、成都市长陈书农的太太要生孩子，提前预约满秀实医生上门接生，讲好付费五十块银元。这一天，太太提前出现阵痛，陈书农急忙派勤务兵到医院来请满秀实去接生。满秀实收拾好接生包，正要走出医院，一个中年男人气喘虚虚地跑来，说他老婆在家生小孩，娃娃的手先出来了，产妇很痛苦，情况很危险，想请助产士去帮忙。满秀实一听就知道是难产，如果不及时处理，产妇和孩子都有生命危险。当时在产科医院里，难产的紧急情况都由满秀实亲自处理。一边是有钱有势的成都市长，一边是穷困潦倒的平民百姓，但是产妇难产是事关人命的大事。满秀实没作任何犹豫，马上作出安排，她让技术最好的一名助产士带助手去给陈太太接生，自己带另一名学生去救难产的妇女。见满秀实这样安排，勤务兵当场就发脾气了，说：“我们陈市长的太太可是很不好说话的，早就定好的事，现在你们又变卦了，况且我们出的是五十块大洋。你到那个穷家小户的去接生，说不定一分钱都收不到。”满秀实一听，非常生气，厉声对勤务兵说：“Ｓｈｕｔ ｕｐ（闭嘴）！你的钱管不到我的自由。”她一边说，一边跺着脚，骑上自行车去救难产妇女。接生完毕后，见产妇家十分贫困，满秀实分文不取，带上助手回到医院。事后，产科医院的学生和助产士议论纷纷，说学校和医院的经费本来就很紧张，满秀实是一院之长，放着五十块大洋不挣，得罪市长，去为一个贫穷的产妇接生，分文都没挣回来。满秀实知道后，召集助产士和学生开会，教育大家说，医护人员时刻要以病人的生命为重。她说：“你们想想，一个人的生命难道就只值五十块大洋吗？你们以后要学会支配钱，而不要让钱来支配你们。”事隔六十多年后，当年的助产士雷德渊对这句话还记忆犹新。这句话深深地印在她脑海里，影响了她的一生。成都市长陈书农原是国民党部队第２８军军长邓锡侯手下一个师长，１９３１年３月，刘湘用３个师兵力进攻陈书农，陈书农被迫退走遂宁、安岳、乐至一带，寄食于刘文辉防地。１９３２年冬，刘文辉的２４军与刘湘的２１军之间大战爆发前夕，刘文辉为了拉拢邓锡侯，答应归还陈书农师部建制，让出简阳乐至等地。陈书农回归邓锡侯部后，出任成都市长。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四川军阀之间规模最大的混战——“二刘之战”爆发。先是田颂尧的２９军要进城，与刘文辉的２４军在南门内对峙，撬了街沿石垒成战壕打巷战。后来升级为煤山高地的争夺战，刘湘的部队架起大炮轰击刘文辉的部队。敢死队杀声振天，双方伤亡惨重。邓锡侯出面调解，暗中却协助刘湘。刘文辉愤恨至极，想诱杀邓锡侯及其部属。后来，刘湘收拢邓锡侯、杨森、田颂尧、李家钰等部，联合进攻，刘文辉部全线瓦解，率残部退守西康。四川军阀最后一场混战就此结束。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刘湘取代刘文辉，统一四川，任四川省主席。周旋于这些流氓军阀之间，满秀实利用自己的美国传教士身份，很好地保护了产科医院和贫困产妇。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技术设备极端落后，愚昧无知的群体较大，满秀实深知，推广新法接生技术必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作为培养助产士的学校和医院，对每一例接生，满秀实都要求自己和学生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她要求助产士做到实事求是，不隐瞒错误，勇于改正错误，敢于承担责任。一次，一位刚毕业的助产士第一次单独出去接生，回来后满秀实找她询问接生的情况，助产士把现场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满秀实听说产妇的会阴破了，助产士没有给她缝补处理，她二话没说，立刻拿上接生包，带着这位助产士返回到产妇家。到了产妇家，满秀实先向产妇道歉，然后仔仔细细地给产妇做检查，把伤口缝好。在回医院的路上，满秀实告诉助产士，如果产妇会阴破了没有处理，可能会给产妇带来并发症，出现产后大出血等危及生命的情况，或者出现外阴瘢痕狭窄、大便失禁等后遗症。一个助产士必需做好接生过程中的每一个工作细节，千万不要以为婴儿一出世就万事大吉，认真仔细才能对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健康负责。本书的采访中，很多人向我提到抗战时期的成都大轰炸，进益产科医院也未能幸免。战火纷飞，故事不多，细微之处能见精神，在此顺带提一笔。日寇对成都大轰炸，给成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据资料记载，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８日到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侵华日军飞机对成都主城区及成都郊县进行了３１次大轰炸。尤其是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１年期间，日本飞机疯狂地对成都进行闪电空袭，出动数千架（次）飞机，投掷数万枚炸弹，造成贫民百姓伤亡５３３７人（其中遇难者１７６２人），居民房屋、学校、工厂遭到大面积毁坏。抗战前期，成都市人口只有４０多万，抗战期间随着内迁疏散人口增加，成都人口突破８０万。成都市处在川西平原上，几乎没有防空力量和疏散之地。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７日，１０８架日机排成一字型，由成都东门向西门方向飞来，对整个成都城区开始最恐怖的轰炸。成都东大街、青石桥、盐市口、少城公园、祠堂街、将军衙门、长顺街等人口密集区域全部遭到炸弹、燃烧弹轰炸，炸毁民房三千多间，炸死炸伤居民一千六百多人。日寇空袭轰炸频繁，成都市民常有伤亡发生，成都市红十字会、防空指挥部及省卫生处联合在西门、北门外，临时设立两所“收治所”，专门收治空袭受伤的伤员。同时，四川省卫生处做好最坏打算，在城外东簧门铺搭盖草屋数间，秘密建立“东郊重伤医院”，设有２００个床位，购置治疗伤病员的必需用品，为大轰炸应急作好准备。１９３９年５月３日、４日，日本空军以突袭战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两天大轰炸使重庆市区房屋毁损４８７１幢，市民死亡３９９１人，伤２２８７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仅重庆都邮街一带被毁的绸缎商店就有１５家，损失布匹１６７２００匹。重庆市３７家私人银行中，有１４家毁于战火。５月５日至７日，三天内有２５万人疏散离开重庆，成为流民。一个月后，６月１１日傍晚，２７架日本飞机对成都进行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华西协合大学。轰炸后，华西协合大学部分漂亮的楼群成了残垣断壁。所幸的是，与华西协合大学近在咫尺的进益产科医院却躲过了一次次轰炸，没出现任何伤亡。满秀实对病人关爱有加，在危险时刻从不遗弃病人。抗战时期，遇到日军轰炸，躲空袭、跑警报的时候，她从不离开病人。紧急情况一旦出现，她总是让学生先把病人和孩子送进防空洞，自己最后进去。她一直守候在产妇身旁，直到警报解除。早在１９３８年日本空袭重庆的时候，满秀实就请工人在医院后面的菜园里挖了一个防空洞，用于紧急时刻保护学生和病人。周光瑚曾亲身经历过成都空袭，拉响警报后，全城的电都切断，产科医院的病人和学生都转移进防空洞。有时候遇到有接生手术，助产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产房里，拉上厚厚的黑窗帘，点亮小油灯，打着手电筒，在半黑暗状态下接生。那些已经生产和待产的产妇，早已安全地转移到防空洞里。抗日战争结束后，满秀实手里拉着满脸伤疤的“胡弟弟”，高兴地说：“好了，好了！再没有飞机来轰炸我们了。”六十多年后，满秀实那种异常高兴的神情还印在胡忠义的脑海里。胡忠义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满妈妈特别高兴，无法言表的高兴。空袭过后的日子里，满秀实为遇难的成都人祈祷。日本战败投降，满秀实让工人买来鞭炮，和成都人民一道庆贺抗战胜利。寻找进益产科医院的故事如同大海捞针，因为医院很小，而且过于平民化，任何官方资料都没有把它记录在案。我在阅读抗战时期五大学联合办学的史料时，偶然发现一则小故事，记录在此。抗战期间，随着沦陷区的扩大，全国四所基督教会创办的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北平燕京大学相继西迁，来到成都，这是华西坝上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这个期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实施了一些适应战时需要的社会救济措施，发布了一些新的社会福利救济法令。１９３９年春，金陵女子大学在四川仁寿县设立乡村服务处，设有妇婴组、幼儿教育组、挑花组和鸡种改良组。其中，妇婴组由成都进益产科医院提供医药器械，借用有经验的助产士一名，在当地招收一名有初中文化的女青年当助手。每天上午开展门诊，定期帮孕妇检查身体，及时治疗婴幼疾病，根据季节给婴儿打预防针，种牛痘。对将要生产的产妇，只要来请，不论远近，日夜出诊。妇婴组收费低廉，贫苦农民无钱就免费，接生后还要坚持家访，直至婴儿脐带脱落。她们还不时举办母亲会，宣传科学育儿知识。金陵女子大学设立的乡村服务处，还是金陵女大的实习所，每年寒暑假都有同学来实习，进行社会调查。１９４３年，仁寿乡村服务处由仁寿迁到华阳县中农场，设幼儿园，每期收幼儿６０名；设妇女班，教她们识字、唱歌、手工、卫生常识、学珠算。１９４６年，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迁返南京。由于抗战期间，南京原有的一些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设施大都迁移或停办，社会问题比较突出。金陵大学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社会工作组的支援下，培养了十余名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又于１９４８年专门设立社会福利行政系，招收社会工作本科生，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独立的社会工作系，被国际社会工作协会及国际社会福利研究院联合委员会接受为会员。进益产科医院为金陵女子大学提供的帮助，以及产科医院助产士参与的社会服务活动，细节已不可考证。但凭我十五年的追寻，我相信，以满秀实的高尚人品和基督仁爱精神，一定还有更多的故事尚未收集起来，这是本书的一大遗憾。满秀实医术精湛，为成都妇女儿童服务二十六年，直到１９５０年底被政府“驱逐”出境。１９５１年８月，成都进益产科医院被成都市政府接收。这所小医院后来的命运，后文中会讲到。医院木楼已在１９９６年前后的城市改造中全部拆除，至今没有找到一张完整的医院照片。【一凡中文网,更新最快，无广告小说】【】【一凡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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