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 郑保卫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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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新闻事业史课后简答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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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新闻事业史课后简答题及答案
官方公共微信　　摘要：作为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创立者与捍卫者，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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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
2013年8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作为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创立者与捍卫者，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提供了强大的“批判的武器”，对开创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起到了重大的思想指导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人民报刊”思想的深刻内涵，对进一步增强“阵地意识”，掌握思想文化战线主动权，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论文网 /4/view-4769340.htm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人民报刊；党报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5-04 　　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十分重视利用报刊等新闻出版物来开展对敌斗争，宣传革命主张，争取人民的自由权利，捍卫革命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报刊”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唤起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人民团结一道奋起抗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指导无产阶级同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合理内核与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人民报刊”思想是马克思在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政府压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率先提出来的。1842年12月，《莱比锡总汇报》因发表进步诗人批评国王的书信而遭到查封。此事激起了马克思的愤怒，他立即撰文，对反动当局钳制舆论、罗织罪状的行径一一予以强力驳斥，并首次提出“人民报刊”一词。针对反动当局的严酷打压，马克思大义凛然，毫不屈服，在后来的一系列辩论文章中，就“人民报刊”的性质、作用、宗旨以及社会属性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 　　从1842年4月马克思在为《莱茵报》撰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观点，到1848年马克思创办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机关报《新莱茵报》，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该报的宗旨就是充当“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新旧两份报刊中所阐发的基本观点表明，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思想的共同组成部分，“人民报刊”思想为无产阶级党报思想规定了路径，指明了方向；党报思想则是“人民报刊”思想在实践运用中的不断丰富与升华，因此，作为“人民报刊”的高级发展阶段，“党报继承了人民报刊的许多基本属性，可以说党报（包括党的机关报）依然是人民报刊”。全面、科学、理性地分析并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对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文化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夺取舆论阵地” 　　马克思恩格斯从办报开始的革命历程，一直到与世长辞，都没有离开过报纸这个阵地。他们驰骋欧美报坛50余年，主编与编辑的报刊近10种，指导编辑的报刊有10余种，先后为60多家报刊写稿，撰写的文章达2000万字以上。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唤醒人民的觉悟，争自由，求独立。而为了达此目的，紧要的第一步就是必须团结一些同志，创办一种或几种报刊，用来进行宣传与鼓动。他们常常把这项工作叫做“夺取舆论阵地”。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这段话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事业的地位与作用的最高概括，也是他们为什么提出要占领舆论阵地的根据。 　　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不遗余力地呼吁各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党报党刊，绝不能放弃对宣传阵地的占领。恩格斯在写给法国的拉法格的信中说：“如果你们有一张哪怕是很小的报纸，能表明你们的存在就好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准备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一刊的招股启事上明确申明了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他们反复强调“占领舆论阵地”的极端重要性：“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当然，目前还必须慎重地利用这些阵地，但重要的是，为了决定性的时刻保证自己在各个据点的影响。” 　　1848年法国巴黎爆发六月革命，《新莱茵报》公开支持革命，对起义群众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对革命的失败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在回忆这段办报岁月时，恩格斯深情地说：“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后，马克思写出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施加龌龊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举着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随着党内机会主义势力的抬头，开始出现了左右两翼争夺报刊领导权的问题，这引起了恩格斯的高度警惕。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企图制造党内分裂，忧心忡忡的恩格斯立即给倍倍尔去信，告诫道：“对此应当事先作好准备，而且依我看，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住三个阵地：（1）苏黎世的印刷所和出版社；（2）《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3）《新时代》编辑部。这是现在我们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仅有的一些阵地，为了同党保持联系，即使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有了这些阵地也就足够了。” 　　二、尊重事实，坚持真理，是“人民报刊”的生命线 　　1842年，普鲁士政府颁布了《书报检查令》。这个法令的特色是打着纠正以往书报检查的过火行为、放宽政治尺度的幌子，而实际上却是更狡猾地维护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洞烛其奸，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抨击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书报检查令》说：“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看起来这是多么宽容啊！不得阻挠人们探讨真理，然而又必须是“严肃”的和“谦逊”的。这句话立刻被马克思抓住，给了它致命的一击：“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的讽刺。”在这篇充满了战斗激情的政论结尾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1842年底，莱茵省总督蛮横地指责报纸关于摩塞尔农民生活的报道“不真实”。马克思立即用翔实的材料证明：“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他告诉总督：“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1852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报道了关于意大利和匈牙利流亡者与波拿巴分子联系的“几件确凿的事实”。由于报道涉及到资产阶级流亡者们的声誉，他们在自己的小报上挑起了一场诽谤马克思报道不真实的论战。马克思两次致信《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用“确凿证明上述事实确实可靠的证据”证实了他的报道。至此，诽谤者们不得不在这件无懈可击的事情上偃旗息鼓。 　　1848年科伦戒严时，《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反动当局企图用这种方法使报纸就范，马克思傲然回答：“就是在戒严时期，办报也不是为了发表违背自己心意的言论”。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一贫如洗。正在这时，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新闻报》想请他撰稿，而且许诺“收入很可观”，可以缓解马克思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但当他得知该报还提出不许批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政治条件时，便断然拒绝撰稿。他说：“绝不同意任何条件，这是我的一个绝对的原则。” 　　尊重事实，坚持真理，是“人民报刊”的生命线。马克思曾推心置腹、语重心长地对《新莱茵报》的同仁说：“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问打起‘最勤劳最不幸的阶级’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在他看来，尽管事实的公布会让人感到不愉快，但为使真相免于尘埋，必须选择站在真理一边。 　　三、“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 　　思想是行动的前提。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不久，就无产阶级党报党刊的性质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卡尔-海因岑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恩格斯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发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散布和鼓吹“绝对放弃政治”的荒谬论调可能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锋芒直接对准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之流，并同他们展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针锋相对的艰苦论战。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一文中，恩格斯这样写道：“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 　　1878年，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的工人政党和党的报刊被迫转入地下。就如何在国外创办一份无产阶级的秘密报纸这一问题，德国党的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为此，针对“苏黎世三人团”摇摆不定的办报方针，马克思恩格斯紧急发出通告信，严正指出：“到国外来不是为了高举旗帜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公开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党的机关报必须和党站在同一观点的立场上，忠实地宣传党的观点。”这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大是大非问题，容不得半点迁就与含糊。 　　马克思恩格斯对党的报纸放弃党的原则而一味迎合庸人的做法深表不满，他们把这种舆论称为“啤酒馆里的庸人的舆论”。恩格斯告诫倍倍尔说：“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而不能由那些政治上的不坚定分子来编辑。法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艾·日拉丹一生多次改变立场，他原是基佐政府的反对派，后来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最后又是拿破伦三世的拥护者，以政治上的无原则著称。马克思辛辣地讽刺道：“卑鄙的艾米尔，德·日拉丹”是个“冒险家、空想家和批评家的这种奇特的混合体”。 　　日到18日，马克思恩格斯鉴于过去多次书信劝告的无效，起草了一封对全党的通告信，把德国党中央对于中央机关报的错误方针通报全党。信中提出，谁掌握钱袋，归根到底就由谁来指导报纸的方针。如果党中央机关报由拉萨尔分子赫希伯格这样的人提供经费，党报就会改变性质。通告信严正地批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说：“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正是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严厉的批评与帮助，《社会民主党人报》后来成为了全欧洲最革命的报纸。 　　四、“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要格外重视报刊的监督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关于党报的一个原则问题，这就是党报上的言论自由，包括党内问题的批评自由。马克思格外重视报刊的监督功能，在《莱茵报》和《新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将报刊的监督职责形象地比喻为“人民精神的眼睛”。针对普鲁士政府出台的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极易造成如下结果：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那么，势必会出现这样的消极情形：“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它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途，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为此，马克思主张要通过创办自由报刊，赋予自由报刊以监督之职来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倒行逆施，争取人民自由权利的实现。 　　随着无产阶级斗争事业的风起云涌，敌我势力的此消彼长，革命阵营中也出现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论争，批评的声音不可避免地夹杂进来，这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担忧，担心这样会影响工人阶级的团结，削弱工人运动的有生力量，于是采取了一些压制批评声音的举措。这引起了恩格斯的高度警惕。1889年底，恩格斯在给丹麦社会民主党人特利尔的信中就写道：“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1890年，恩格斯在写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工人队伍内部不可避免会有各种矛盾和斗争，但要解决问题，不能用专制作风，在对待反对派时也不能采取简单的“赶出去”的办法，而应该通过自由地交换意见，以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机会主义思想滋长，恩格斯提出要在党刊《新时代》上发表被埋没了15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哥达纲领批判》发表后，其强烈的批判锋芒，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同志以深刻警醒，连傲慢的敌人也深感震惊。对此，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 　　为最大程度地追求党报的自由权利，日，晚年的恩格斯又亲笔给倍倍尔写了一封信，再次语重心长地表达了一名老共产党人对党与党报关系问题的慎重思考，倡导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创办“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恩格斯认为，独立的报刊“反映党内群众的看法可以自由得多，考虑右翼先生们的意见可以少得多”。在他看来：保持编辑部的独立性，创办形式上独立的报刊，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自由批评，以便监督党的各项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几乎涉及了报刊理论中的全部重要问题，如报刊的使命、作用、实质、社会地位、本质特征、基本品质、内在规律性等等。在对普鲁士政府反动的书报检查令进行猛烈抨击的拉锯战中，马克思最早发现了制约报刊立场的真正奥秘：报刊是一定社会集团力量的代表者。作为与旧的统治阶级相对立的“人民报刊”。必然要站在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一边，“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因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萎靡不振。”报刊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应当真实地陈述客观事实，报告真实情况；应当勇于纠正自身的错误等，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报刊”的科学论断。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重要论断，不断汲取其理论养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我们的头脑，对牢牢把握思想文化建设的主动权，持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邹茜，女，1977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纺织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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