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发表五篇文章，围绕主题：　　
公民教育与民主是和谐社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　　　　
人类与其说受其工具的限制，不如说受其思维观念的限制。在哥伦布之前，关于地球的圆的这一点，已经讨论五百年。哥伦布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把一个抽象概念变成实际的内容，就使人类能利用现有技术从事更伟大的事业。同样地，更新管理思维观念，有利于我们正在从事改革这一伟大事业，这不是自欺欺人。管理、科学、技术是各国现代化三鼎足，管理还摆在首位。因为要把科学技术转化现实生产力，就必须重视管理。管理是无形和动态的资源，凝聚很高的人类智慧，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生产力。很多学者专家认为：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只是管理落后的国家”。中国目前的情形，大致正是如此。本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我们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又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组织内外环境越来越复杂，管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管理目的就是把组织的硬件（制度、结构、战略、规划等）与软件（人员素质、价值观、技能等）的和谐统一，使其更有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以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挑战，使组织能持续有效的发展。组织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织，我们不可能构建出一种机制，使它完全成为一个不需要管理者干预的的自适应系统。同时，体制再合理，制度再健全，执行的人素质不够，组织的自组织功能还是到不了位，说明管理水平及人员素质（公民素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管理及人员素质（公民素质）是机制的构建（组织软硬件和谐统一）的关键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一个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能达到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整体的公民素质水平。因此，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公民教育之路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迫切。从改革的社会成本这个意义上，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及时调整改革力度大小。任何激进改革或滞后的改革，社会将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相对和平、稳定、繁荣，从而导致人们忧患意识减弱。近几年出现的移民潮和留学潮，留学的年龄越来越低，是在中国“最富裕，最强大”的时候悄然展开，就足以让人深思与忧虑。忧患是盛世之理，忧患才能长盛久安，是盛世不衰之大智慧！只有从忧患意识升华出来的使命和责任感，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去深层地反思，公民教育、民主、“振兴中华”三者的内在必然性，公民教育与民主是和谐社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迫切。只有这样，社会的平等与效率才能兼顾，各种利益团体矛盾才能妥善解决，社会才会和谐富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需说明，本文所有资料都来自互联网。本人不是学者专家，也不是政府官员。只是一位每天为生计工作12小时以上，全年休息不会超过10天的普通百姓。撰写此文是因为女儿今年中考考上重点中学以后，每次看到日益消瘦的脸，每次叮嘱早点休息时，每次回答都是作业还没写完，深感教育问题严重才撰写此文。旨在能成为“砖”家，抛砖引玉，得到大家指教，指驳越深，越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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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
早在十多年前，一代伟人邓小平已经敏锐洞察到“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说到教育,最重要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公民资格可以与生俱来。在古代封建专制体制下，只有臣民与私民，没有公民。公民和公民社会具有相互构成性。没有健全自律的公民，决无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 社会就很难和谐稳定发展。公民教育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课题，公民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力量，良好的公民素质却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公民教育的提升。　　
任何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反映了特定时代的要求。美国由于其深厚的公民教育传统和理论经验丰富成熟的公民教育经验而备受关注；英国因其开设的个人、社会与健康教育、“欧洲公民”课程等特色同样引人关注；日本公民教育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兼备东方德育与西方价值。以儒家伦理价值追求为基本精神，同时吸取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以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气质。“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求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几句话可以看作是新加坡公民教育内容的纲领主线。小学注意培养良好的习惯以及发展良好品格，中学则注重教育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德育应先从学生个人开始，扩展到家庭、学校、邻居、国家乃至世界和全人类等。　　与发育较早的国外公民教育相比，我国公民教育还处于蹒跚起步阶段。特别我们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又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如何根据国情，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借鉴国外成熟的公民教育经验与成果，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公民教育之路更显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公民教育的成败，关系到改革的的成败。由于我国公民教育还处于蹒跚起步阶段，公民意识薄弱，公民素质急需提高，即使是大学教授，也没有几个有真正的公民素养，传统意识还占据着相当大的地位。更不用说一般平民百姓。跟一些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公民教育差距还是很大，这点可从日常生活看得到： 　　
有些国家的“不要乱扔垃圾” “不要践踏草地” “便后冲水”常常都是用中文写的；我们大学生却在学人家幼儿园公民教育内容：对人要讲诚信、不要随地吐痰；小孩儿不小心撞到桌子大哭，中国妈妈往往第一个动作是打桌子，无形之中告诉孩子，责任在别人；国外妈妈把孩子带到桌子旁边说：“来，再走一次”；在车站，经常看到到中国旅游的一家3口（外国人），爸爸背个大包，妈妈背个中包，小孩儿背个小包。看看旁边同样年纪的中国小孩儿没有一个身上背包的，一律都是由爸爸和妈妈全权负责。特别当大学生还要家长大包小包带上家当陪同入学时，是对教育的莫大讽刺；美国妈妈问小孩在学校问了老师些什么？中国妈妈就问，老师教了什么？做学问就是要学会“问”。问，思考就在其中。思考是智慧的源泉，是创新的源泉。而且有问就会产生互动，孩子就会有勇气，有灵气，成为有活力的人；中国妈妈:幼儿小宝，老师今天有没有给你喝牛奶？日本妈妈：幼儿小宝，你今天帮老师做了什么？你有没有帮同学做了什么？日本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必须上“道德课”，第一节课往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会问：“如果你的朋友偷了你的书包，大家欺负你，你会高兴吗？”学生一起大声喊：“不高兴！”老师接着讲：“那你也不要对朋友那样，明白了吗？”学生回答：“明白了！”。而我们许多家长从孩子刚一懂事起就向他们灌输在学校不能吃亏，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观念。在德国，6～10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碗、扫地和买东西；10～14岁的孩子要参加修鞋草坪之类的劳动。在美国、日本、英国教育法规中，还有专门条款规定孩子的劳动时间，家庭和学校均不得剥夺孩子的这一权利。这样的教育结果，就造成在中国举办了一个中日儿童野外生活训练的现象，日本小孩一出去，就是拿蜡烛、手电筒、火柴、绳子、帐篷，棉被，大家分工合作完成任务。我们中国的孩子一出去就是巧克力、饼干、可乐，吃完就坐在树底下，等待着如何完成任务。如果不懂合作，不知道负责任，不会劳动自立，无论学过多少知识，上过强化班再多，也拼不过日本人、印度人甚至越南人的团队。　　以上的例子说明，公民教育应从小抓起。至少要培养儿童独立生活能力，责任感，道德感，进行劳动训练，不要替小孩子承担一切，这样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而且公民教育越早越好，因为对于已经长到20岁、30岁的人，你要加强德育作用已经不是很大，只能用“法育”，增强他的理性教育。一个人缺乏道德，但能守法，社会还是能接受。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是，一方面我们缺乏一套符合国情的公民教育理论和经验对学生进行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公民教育缺陷和不足，造成缺乏公民素养的成年人，进一步破坏学生的素质教育。这里摘抄作家胡小同在新周刊发表了“无法成人的中国人”一文来说明。　　“中国人比任何时代都更看重孩子和教育。家长奔波在择校、陪读、交费的泥潭里，希望赢在起跑线、赢在胎教、赢在择校、赢在专业、赢在才艺，学生苦熬在应试、才艺、择业的负担下。望子成龙不计天价恐落人后……；　　求学越来越早(幼教)，成家越来越迟(晚婚)，立业却力不从心——房奴、车奴、卡奴、穷忙，每一样，都埋伏着陷阱。社会复杂、商业险恶、成长唯艰，于是，家长加倍投入，可最后都不免要倒在失业的枪口下。啃老族、宅居族的出现，学历、学位、双学位、海归学位、海外留学背景，所学越多，所用越无；私立学校、贵族学校、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花费愈巨，产出愈低。“成长的烦恼”及至最后一刻幡然醒悟，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读书无用”又有新的论调和说法。　　
现行的教育模式一心想让孩子们成“才”，却不在乎他们是否成“人”。中国父母们，在无法成人的儿女面前，既是主谋又是从犯，既是教育模式的设计者又是教育模式的就范者，既是教育产业和商业的买单人又是投诉人，既是既得利益者又是受害者，既是暴君又是奴隶。无法成人的几个变量：社会、学校、教育、父母之责，父母首当其冲。”　　
“无法成人的中国人”一文说明了，家长应摒弃望子成龙的比拼心理，从急功近利的泥潭里跳出来，应将关注孩子成绩转移到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上。如果学习成绩也被当做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肯定从而产生诸如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和社会，就会酝酿更多的青少年问题甚至是家庭和社会悲剧。高考状元数以百计，又有几人展现了杰出才能呢？苏步青教授开办的少年神童班，据说目前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自杀率还高达20%。家长如果迷信“奥赛”、神童炒作、少年天才吹捧，教育的产业化、功利化就不可能解决，教育会成为一种新型的“提款机”，让家长为这个提款机而心力交猝。同时也培养出一批批高分低能，有知识，没文化、缺乏教养，不能适应社会环境最终找不到工作宅男宅女的学生。溺爱的双亲应该记住：让孩子自强自立是望子成龙最佳途径，溺爱与娇养结果常常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而深受其辱。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在毕业时的讲话：方向比努力重要，能力比知识重要，健康比成绩重要，生活比文凭重要，EQ比IQ重要。　　
教育是典型的长期事业，是百年大计。急功近利、争名夺利、拔苗助长、商业炒作对于育人来讲是祸害无穷的。，素质教育是社会各方面的冲突及妥协在教育中的聚集。教育中的问
　　人的本质是公民教育理论基础　　
教育是典型的长期事业，是百年大计。急功近利、争名夺利、拔苗助长、商业炒作对于育人来讲是祸害无穷的。素质教育是社会各方面的冲突及妥协在教育中的聚集。教育中的问题也是需要由社会、学校、家长、同学多种责任主体共同承担的问题，各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检讨自己行为的失误之处并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家长如果一味指责学校，社会教育，推卸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素质教育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又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奠基的作用。素质教育其真正的内涵乃是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拒绝高分低能。这些东西就必须注重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素质，才能使社会、学校、教师、家长协调一致形成教育的合力，教育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只有发展公民教育，才能从源头上理清和解决教育发展存在的瓶颈问题。　　　　
人的本质是公民教育理论基础　　　　
提高公民素质，公民教育要以人为本，防止假大空。因为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打上了人的印记，有什么样的关于人的本质看法，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理论，相应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和手段。例如，性善说在中国历史中主导地位，有“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可为尧舜”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大公无私”一类之说，把人性设想得那么理想，调子调得那么高，弦必定要断的，结局比“曲高和寡”更严重。你按君子圣人的标准要求一个凡夫俗子，他们能受得了吗？在舆论等压力下，他们无力拒绝，便只好在表面上接受而暗地越轨。于是问题就出来，培育了大批满口仁义道德但暗地干的是男盗女娼之事的虚伪之辈。出现“人心不古”“道德滑坡”的叹息等是非混淆的人和事也就不足为奇。你常会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因贪污腐败被抓的官员忏悔说：缺少学习，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等等。似乎多学习，就不会腐败；西方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会允许政府官员腐败，令人哭笑不得。基于人性善就会缺乏互相制约的体制，讲道德太多，讲理性太少，缺乏法治，“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性恶论出发，虽然导致暂时的法治社会，但需要更严格的监督和约束，抑制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也会失去活力。最极端时候就会产生否定人性，导致如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否认自私的正当性，导致类似文化大革命时代“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社会闹剧。也就是说，对人的本质看法错了，那么理论上论证多么严密，其理论和相应管理制度、结构和方法就难以奏效，甚至根本不能有效。　　
人的本质是是善或恶众说纷纭，孟子的“性善说”；“荀子”“性恶说”；告子“性无善也无恶”；基督教“原罪说”，这种观点接近性恶说；佛学认为生命中是善恶并存的，连“佛”这个最高人格也存在善与恶；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与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等。本人认为，人的本质是复杂的，所谓善或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善恶并存，就是毒草也可肥田。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善恶可以互相转化，人的善恶是随着人的自身状况变化与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传统，地理，价值观念，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等有形或无形要素)变化相互作用而变化的。如人的欲望，西方人认为，欲望是满足的源泉，激发进取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欲望是善。但佛学、印度哲学则认为，欲望是挫折和烦恼的根源，欲望是恶。其实，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东西，满足和挫折也是自然的事，欲望本身无所谓善和恶，说欲望是善或恶是有条件的，如果从事物发展方面看，欲望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事物发展，是谓善。但欲望也隐藏人们之间的对立抗争，导致生命和自然的破坏倾向，即善有恶。如果由于自身状况变化和环境变化，使欲望放纵，造成人们的对立抗争爆发，导致生命和自然的破坏，或欲望不能实现，造成挫折和烦恼，欲望由善变恶，是谓恶。所以善恶是辩证统一的，人的善恶是随着人的自身状况变化与环境变化相互作用而变化的。虽然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能很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破坏人与人之间及社会的和谐。也就是说：人性离恶很近，离善很远，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学坏容易学好难，说明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社会制度的出发点，不仅要提倡人性善，更要重视人性恶，建立相互制约的民主法制社会，社会才能和稳定，长治久安。否则会南辕北辙――中国历史经验便是明证。　　
　　教育院校危机根源是什么?　　
教育院校已陷入官僚管理危机　　
每个事物都有自身发展规律，我们只能认识和利用规律，不能创造规律或用其它规律来代替，违反规律必受规律惩罚，会造成组织的振荡和关系复杂化。任何组织都由一群人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组成的，来自于人，又还原于人。因此，组织与其说一部机器，不如说是复杂的，有机的生命系统。每个组织都有它的价值文化、目标、人员素质、制度结构，因而造成差异。同人一样，其生命力差距十分悬殊。同人一样组织一样也有生长期。一般组织要经过初创时期、个人时期、职能化时期、官僚时期等阶段。但也并非每个组织必须经历这几个阶段，有的组织没经过职能化时期就直接进入官僚时期，或经过创业时期后就夭折了。同时，组织所处的阶段常常带有其它阶段时期的成份，互相交错，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最后一个阶段却不知不觉到来。但是，组织和人虽有生长期，所不同的是，组织的发展可以长久，或者经过一个停滞时期，还会继续成长。因为构成组织的人可以新陈代谢，不断循环向更高组织形式发展，而人和其他生物则做不到这一点。篇幅关系，这里扼要介绍我们教育院校大多处在官僚管理阶段和公民教育及民主管理有什么关系。　　
官僚管理阶段的到来似乎是不知不觉的，随着组织的发展，机构越来越复杂，模式越来越牢固，本位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组织逐渐出现“失控”状态，于是采取行政方式用一系列法规以及工作程序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组织运行稳定，集中统一。这样为官僚式管理创造条件,也是对组织顺利发展的适应性反映。于是行政班子越来越凌驾于基层、部门机构之上以及人员老化、思想比过去保守等因素，组织越来越依赖组织结构、法规以及工作程序，依附各阶层的行政人员等层次森严的管理系统。以至造成一种心理损耗增加，工作效能降低的趋势，组织成员更多是机械规章执行者，行动迟缓，战战兢兢，力求明哲保身，从而妨碍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造成多数组织成员的不满与离心倾向。持久下去，组织就缺乏适应能力，协调综合能力，组织越来越脆弱，越缺乏活力，于是就出现官僚危机。官僚组织主要特征：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繁文缛节、形式主义、创新精神泯灭、“忧患”意识丧失、士气低落、管理人员素质下降、管理队伍老化、人才开发能力低、本位主义、责任推诿、互相扯皮、缺乏社会性、急功近利等。　　
其中机构臃肿，官职增多首当其冲。正如《帕金森定律》中所讽刺那样：机构和人员增加，可是办同样的事，反而比以前更忙，并且谁也没有闲着，原因是人可以互相制造出一些事情来的。组织就好像一部机器，机构和零件越多，机器的可靠性就越差。因为多余的人必然要干扰干事的人，此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机构臃肿，官职增多势必造成信息难于沟通，上情不易下达，下情不易上达，影响组织的效能。同时，指挥系统过于复杂，在繁琐、重叠的机构背后，必然会形成克格勃式的相互制约的人际关系，明争暗斗。选拨管理人员不是按能力选拨，更易重用唯唯喏喏的人，造成管理人员素质整体下降，限制人们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做好被挤掉，做不好被换掉，优秀的人才也会慢慢被官僚管理的小心谨慎窒息而死或产生变形。由于机构臃肿, 繁文缛节必导致僵化，而精简机构，精兵（官）简政又谈何容易，后果便是为管理而管理，为改革而改革。一旦关心形式代替了关心实质，人们就开始跳管理华尔兹，从一场舞到下一场舞没有什么变化，舞步是园形的，舞者是旋转的。于是工作分而不管，事情议而不决，一切照抄、照发、责任推诿、扯皮不断，组织涣散，政出多门，决策缓慢，事事都在团团转。“三个和尚没水吃”一语生动道破此病症。其实，制度、结构是个非常奇妙的管理因素，没有它不行，有了它又显得多余。可以从初建组织为何有活力，但到了完善制度，机构健全时活力就减少去理解。创建和发展组织文化和价值观，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减少对制度手册、组织结构的依赖。反映生产关系组织结构和制度要由组织的生产力情况而定，不能因人设事，组织机构和制度设置并无统一模式，应根据组织生产力和环境变化而变化。　　
组织和人一样也要得病，对于人来说，最可怕是的是癌症，对于组织来说最怕是官僚管理危机。组织越老，发病率越高，而且官僚管理危机是慢性病，平常没有特定的自我感觉病状。而且在患病时，精神状态变差，对事情就难以采取向前看，恶性循环而引发并发症。一旦发作，就很难治愈。防止官僚管理危机，预防胜于治疗。因为组织患病的原因非常复杂，就一个医生来说，病人的主诉便是问题的中心。但组织是和复杂的世界的交道，事件本身很少告诉问题中心，更不用说实质问题。防止官僚管理危机，首先“忧患”意识长存，这不是杞人忧天的多虑，而是力争有备无患的积极态度。　　
遗憾的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原因，我国教育院校几乎都出现官僚管理危机。 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面对“内部管理”这个主题大叹苦经。“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说起自己的大学管理经验别有感触，“不仅学校外部对学校的行政干预太多，学校内部行政对学术的干预也太多。” 他举例：当初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软件学院时，清华当年的招生指标已经满了，但学校突然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求两天内开始软件学院的招生，并且要招满500个学生。另外，学校内部行政对学术事务干预过多。顾秉林称：“学校一个部门的办事人员遇到教授来办事，通常马上会给教授回复：这个是校长说的，那个是副校长说的，都不能办。很多事情都要开会讨论，行政干预让大学校长不堪重负 专家无学术权力；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说：“大学的现状是，行政部门掌握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分配却不够透明” 。“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混为一体，师生交流不多，师生关系渐行渐远，学生对教学时有意见”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最近让校办查以前的大学管理条例，发现有1000多个需要废除，因为大多数已经过期等等。于是管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失控。教师要获得上升空间，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发论文、出书、拉项目；个别人教师为了名利，“走穴”、“下海”频频，教材更新慢和教师知识老化种种因素，导致课堂教学质量打折，师生间重要的沟通互动“哑然失声”。加上国内一些大学教育还延续了中学采取课堂教学的灌输方式，阻碍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和学习动力。 “大一放松，大二打工，大三租房，大四求生”成为当下在大学校园里流行的顺口溜。不少学生毕业了却发现“什么也没学到”。出现钱学森难题（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伟长难题（为什么中国培养的人才纷纷外流，不愿报效祖国）也就不足为奇。中国顶尖院校如此，其它的院校就可想而知。如何解决官僚危机，详见下一篇。　　
　　解决教育院校危机最佳途径是什么？　　
长远看，民主是解决官僚管理危机最佳途径　　
本人认为,要解决官僚管理危机关键在于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机制很重要的特点是“自控性”。即管理机制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一经形成，就会按一定的规律、秩序，自发地、能动地诱导和决定组织的行为，并对管理系统行为进行限定与修正的功能与机理。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揭示出,一切自然系统都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和过程,即在自然条件下,自己走向有序化,并建立和保持有序稳定。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耗散导致有序”,协同学指出“协同导致有序”,超循环理论指出“超循环导致有序”,这些理论均揭示了自然系统普遍的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它像“一支看不见的手”,能把环境提供的条件有选择的进行利用,组织为系统自身,提高系统的有序度,保持特定的有序稳定状态。其实，自组织现象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例如，人类社会比动物界自组织能力强，人类社会比动物界的功能就高级多了。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般都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具备自组织的一个基本要素，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自控性越强的组织其构成管理机制内容的组织的共同价值观、战略、人员、成本、技能、制度、结构等因素越和谐统一，组织就会产生1+1＞1（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反之亦然，这就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　　
例如私有制企业，因其自负盈亏所以“自控性”很强，对管理者要求不高。而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品德操守和管理才能要求就很高。如国有企业领导廉洁奉公，是“公仆”是公有制的内在客观要求，不是主观要求，更不是空洞的说教；在私有制企业，人们心理契约规则：企业是老板的，老板拿什么都应该，做什么是他的事，我拿什么都不该，遵守规章制度是应该。而国有企业是国家，大家的，领导是公职人员，必须廉洁奉公。如果人们心理契约、期望得不到满足而用较低工作绩效和消极表现，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和失去对组织的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好的举动和坏的举动都可能受到冷淡，实施再好的制度也会产生变形。以至产生连锁反应——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齐歪垮下来。而且国有企业领导不仅要有经营管理能力，还要具备政治家素质（政治是众人之事），以应付上下左右的挑战。也就是说在现在条件下国有组织很难使人员素质与共同价值观、战略、成本、技能、制度、结构等管理因素越和谐统一，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1+1＞1组织效能不是很明显，甚至系统小于部分之和。　　
我们的教育院校大多是国有的,如果像国有企业那样改革,在目前环境下，可能会造成教育短期功利化等问题。因教育不像企业主要追求利润，教育主要承担育人，培养人才等社会性和公益性的功能。而且教育是长期事业，影响长远，每次改革会对学校甚至社会产生10年或更长时间的影响，进行教育改革需要集思广义慎重进行。本人认为从长远来看，就要实行民主。　　第一、民主有着许多不同的概念和定义，从理论上讲，“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实行民主是由教育院校所有权性质所决定，不是主观要求。教育院校产权性质可以解释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全体公民的共同财产，委托国家政府经营而产权归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全体公民。为保障全民所有、全民使用、全民受益，全体公民必享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权力，所有者（全民）对经营管理可以直接或间接干涉的，这样所有者的权益才不会被无偿占有和控制。所以实行民主是由教育院校所有权性质（公有制）所决定。若置本质于不顾，就等于舍本求未。　　
第二、越成熟民主管理体制越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自控性”功能。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套非常成熟民主管理体制，也不可能有放之四海皆可用的民主管理体制。相对而言，发达国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较成熟的民主管理机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自我调节的“自控性”。频繁更换国家领导人或国有组织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剧烈震荡或出现人亡政息得到证明。究其原因，本人认为，关键在于这些发达国家长期注重公民教育结果。在这些发达的国家，在课堂上常有模拟法庭、模拟选举之类，社会上也可耳濡目染。对宪法的学习及民主、法律、人权的基本内涵历来作为公民教育的第一使命来完成。让公民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对人权的理解和对他人的义务和关爱的公民意识。　　
判断民主管理体制是否成熟是个复杂的问题，至少要用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这两个因素来判断。参与广度是指组织成员参与决策的比例，用数量来衡量一种管理体系虽不够精确，但在进行比较时，还是不失一种有用的尺度。如在某一组织中，未参与选举人数很多，则可能说明该组织没有实现所谓民主的素质和民主环境的条件。但仅用参与广度衡量民主的效能也可能是危险的。如组织成员也可能种种原因被迫参与选举的。因此，要全面地评价民主管理的效能，不仅要检查其广度，还必须检查其深度。　　
参与深度是指组织成员参与时是否有充分有效，有人称过去职代会“厂长作报告，书记发号召，代表举举手，工会跑龙套”就是缺乏参与深度的表现。要评价参与深度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很难用参数来评价确定一个无形的因素（如民主素养包含宽容和妥协、负责和守法，和平与理性、服从多数、尊重少数、是求同存异，是相互尊重、热心参与，平等与公正等），但对衡量民主管理的效能（自控性）是非常重要的。缺乏民主素养，易生冲突，造成社会混乱的局面。一个成熟的民主管理体制，不仅要有参与广度，更要参与深度。如果只有参与广度没有参与深度，组织就产生无序混乱甚至带来灾难。“文革”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从某种意义讲，组织就象一座“冰山”，“冰山”的1/3露在水面，而真正2/3是在水底下，露出面的部份代表着组织的有形硬件，即结构、制度和战略等有形的因素。沉于水底的部份代表着无形组织的软件，即共同的价值观、人员素质、技能、风格等无形的因素。没有软件的“冰山”是不会傲然耸立的，这样组织是脆弱的组织。　　
硬件建设可以短时间完成，上海北京近一、二十年的硬件建设就相当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近百年的硬件建设，2010年１２月３日中国再度刷新世界铁路时速４８６．１公里运营速度纪录，演绎“高铁奇迹，中国速度”就可以证明这点。而软件方面如公民素质（人文精神、民主素养等）的提高不可能短时间所能做到，因教育是百年大计，百年树人。阻碍民主发展最大因素是我们缺乏参与深度的软件部分，而不是经济条件或制度结构等硬件部分。目前，我们的公民素质适应不了快速发展的社会发展需要，公民素质提高又受制于我们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由此出现社会政治，道德教育等众多问题。也就说，社会组织的软硬件不能匹配，其中公民素质是关键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命运，更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本人认为，社会的软硬件如何和谐统一，关键在于管理。详见下一篇　　
　　管理是提升公民教育和民主发展的保证(一）　　
早在多年前，有位美国管理学者来华讲学中说：“世界各国都重视管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中国”。这位美国学者的话，按他们的理解是对的，但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国一向很重视管理的，我们建立了世界最庞大的管理干部队伍和培养大量管理人才，这不是搞管理吗？问题在于“管理”认识不同而造成。探讨“管理”的含义具有现实意义。以下是本人对管理的几点看法，请多指教。　　
1、管理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人在生产力诸要素不仅是首要因素，最活跃的因素，而且其它要素也是人所使然，管理的主体是人，所以管理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人是自然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复杂的有机整体。其最大特性是人力资源可塑性，无法计量。一般人都是惧怕死的，但某些宗教信徒却能从容地死去，甚至不做任何生理上挣扎。可见人的精神作用不仅能造成量变，甚至还能形成质的变化。若无视人力的资源可塑性，管理工作就会变得虚无而杂乱，缺乏针对性，目标性。如果以为只要用1+1=2那种还原，分析的科学思维法就可以了，是有偏颇的，容易把人的社会和精神的独特作用、感情和意识这些无形的因素被排除掉，违反了系统理论中整体原则：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而且容易把人当作手段，滋生专制行为，不能正确解决人和组织问题。 　　
有些领导一听到加强管理，第一个反应就是控制，由此制定一系列严格的制度，仿佛管理无非就是制定规章制度。虽然，规章制度有制定必要，但如果一味迷信规章制度，忽视人们心里的承受能力，会使人们心理损耗增加，失望、不满、忧恐和冲突就容易在组织中发展蔓延。压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产生离心异已的倾向，降低了工作效能。迫使组织更频繁地使用制裁和惩罚权，这又会造成激烈的心理对抗，在组织里产生恶性循环。持久下去，就会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现有能力制定制度，却无能力实施制度的现象，制度尊严被损害而失去存在意义。组织逐渐陷入管理混乱和脱序，最终导致组织基础崩溃。好的工程师不一定是好的管理者，其原因就是容易掉入“1+1=2”的专业陷阱。事实上，成功的组织里都注重人的社会和精神上的需要，开发和运用人的能动性能这种资源成了管理部门津津乐道的话题。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封建专制流毒和“极”左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迷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哲理。在管理上，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单纯运用权势、命令、工作规范、监督的硬性管理；在政治上，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这是极“左”思想的表现。从而造成人际关系复杂化，内耗严重，影响人们工作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的发挥。剖析极“左”思想错误根源，对民主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现实意义。　　“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字是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它道出昆虫草木，飞禽走兽的自然界的相争一面，却忽视相让也能进化的一面。树林中的树枝树叶，都向空处发展,彼此相让，若纠成一团,此种树木，必不繁茂；百兽众处相安无事之时居多，彼此争斗之时少。低等的动植物，尚能彼此相让，那么，对人类高等动物更应懂得进化的道理。　　
例如，您开车赶路，见有人违规横穿马路，或有车从对面开来，就侧身相让，方不造成麻烦，耽误行程。如照争进化的思想。沿途见人就压，见车就撞，试问有这样的赶路的人吗？就我国国情而言，路本来不很宽，再加上人多，碰撞有时就难免。若人们迷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种相争进化思想，社会如何和谐？　　
另外，按照“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应生存。但从事实看来，常常是强有力的被消灭。号称山中之王的虎狮豹几乎绝迹。二次大战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势力最大，几乎称雄世界，何以反遭夫败；被称中东强人的伊拉克萨达姆，因迷信相争进化而侵占科威特，结果又如何。　　
其实，人的发展和社会进化原因很多，相争能进化；相让也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或具备其它条件成熟，也未尝不能进化。“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并没错，错在过分迷信，以强权为公理，而防害他人他国，种下战争、混乱和内耗之祸根。　　
在各种管理理论中，都包含了相让思想，常被人指责最没“人性”的泰罗的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泰罗工程师在1912年在美国众议院所作证词说：“在科学管理中，劳资双方在思想上要发生的大革命就是：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余盈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增加到如何分配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增加盈利的数量上，使盈余增加至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他们将会明白，当他们停止互相对抗，转向一个方向并肩前进时，他们的共同努力所创造出来的盈利会大得多的盈余，完全可以做到即增加工人工资也增加资方的利润”，由此可见，泰罗的科学管理看起来象是贯注于生产率问题，但是贯穿在他的著作中的主题思想却是强烈的相让思想，强调劳资双方之间发展一种相互依存的利害关系，一种“和谐的合作”，社会才能和谐富裕。　　
管理工作是一个集体的力量，它要求与别人合作能力，这与其说科学，不如说是艺术。也就是说，管理实践是一门极强的艺术，具有管理知识，并不等于具备管理能力，管理能力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智慧即是知识综合和升华而成，但又超越学科界限的。要把管理知识转化为管理能力，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涉及每个人的所处环境和经历，吸收能力和和逐渐的渗透作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无形过程，跟管理者的个人品德修养、个性、风格有很大关系，至少无法用考卷来确定管理能力。正如我们前文所探讨的“应试教育并没有错，错在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分数至上，用分数考核一个学生的素质”一样。若单纯通过文凭和凭知识多少选拨管理者，是有偏颇的，甚至是有害的。管理学者不一定成为好的管理者，思想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已说明这点。一个优秀的管理人员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它常常左右职员的一生，组织的命运,甚至是国家前途命运。例如：有的职员本来就觉得自己不行。如果领导也这么认为，那可能使职工丧失信心或毁了他。这种事情非常滑稽，尽管根源在于他自己，可又不能指责他；面对全球经济大危机，温家宝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史无前例地推出了“四万亿”计划，挽救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信心，以中流砥柱之姿挡住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多米诺骨牌。避免“恐慌性抛盘”所引起社会动荡及政治问题可以得到说明。　　
　　管理可分四层次，经验、科学、艺术、哲学。　　
2、管理不仅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哲学：管理可分四层次，经验、科学、艺术、哲学。随着管理的事物和活动越来越复杂，哲学与管理学的一体化已成为发展趋势。优秀管理者，要提高管理效能，不光重于一般管理理论和技术还不够，还必须掌握正确的哲学思维和方法，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管理事务中把握根本性的东西，才能解决管理的矛盾。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它用阴阳两种符号的不同排列组合模拟各种事物的变化规律。《易经》的奥妙并不在于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卦象，而在于它是一种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成为人们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工具。反映《易经》的主要观点的太极图（如图）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模型，但它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从简单系统模型产生复杂行为和复杂系统模型，即八卦互相叠而成六十四卦，乃至无穷无尽。也可以从复杂行为和复杂系统模型产生简单行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大道至简”，把世界千变万化浓缩为两个最简单的因素，化繁为简。这不正是混浊学要探索的结论吗？《易经》的思想，中国古人的智慧，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世界是由不同领域里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原理控制着，我们只要抓住了他们的共同规律，或它们不变要素，借助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领域的特殊性，去探索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领域的规律和原理，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下面以“太极图”为例，探索人计划与市场关系，民主（分权）与专制（集权）,人的本质这历来被人们争论不休的课题，具有很现实意义。由于本人学识粗浅，悟性不高，冒昧写出，旨在抛砖引玉，多多指教。　　
太极图集中表示了《易经》的主要观点：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化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代表万事万物，无穷无尽“。太极图中央的圆圈中心是一个黑白图形首尾相连而组成的。其中白色图形代表阳，黑色图形代表阴，称为“太极生两仪”（说明事物二面性），白色图形中一个小黑点，黑色图形中有一个小白点，表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如果小黑点不断扩大，阳就逐渐转化为阴，如果小白点不断扩大，阴就逐渐转化为阳（说明事物的二面性并不是绝对分开，而是您中有我，我中有您，矛盾双方即同一又斗争，由此构成运动，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圆圈的四周排列着“八卦”，表示“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象代表形式，四象是指影响事物的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的总和，同时也表示影响事物的主、次因素，上下两卦为主要因素，其余为次因素）。其后，由于社会发展，人类生活范围日趋广泛，影响客观事物的因素越来越多，用“八卦”来解释就显得困难，所以将“八卦”中的各卦相互重叠，演化而成六十四卦，借此表示事物运动发展的日趋复杂性，从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由此可见，太极图从某种角度，阐述事物处于运动发展和普遍联系的状态，道出事物二面性的变化发展规律、事物二面性的变化发展过程和结果就是事物内部和外部矛盾的运动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现在你就可以把太极图中的“阳”代表“计划”，把“阴”代表“市场”，得出的结论：计划与市场并不是两个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模式，或纯粹的计划模式。即使美国这种最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计划仍在一些部门是发挥着重作用，与此相反，在最僵硬的统制经济中也存在一些私人经济。我们不应把问题简单化，要么是计划，要么是市场，或把市场说得绝对好，或把计划说得绝对坏，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是形而上学。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与市场即对立又统一。就发展生产力而言，计划与市场无主次之分，以谁为主，以谁为辅，应根据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素质以及国际环境等客观因素（卦、象）来决定以谁为主。若盲目照搬他国模式，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是在某一时期寻找一个计划和市场的最佳结合范围，以发挥两者各自优势，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指出，只能寻找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最佳范围，不可能找到他们的最佳点，最佳点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易经》中的“易”就是指世界上的人和事，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譬如我们坐在这里，第一秒种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在变了，立即第二秒钟的情况又不同了,万事万物随时随地在变。但“变”不能乱“变”，是有内在规律的。《易经》中的“经”是指道或自然（道法自然），指事物内在规律。哲学与管理是“离则两伤，合则双美”。　　
同理，把太极图中的“阳”代表“善”，把“阴”代表“恶”人的本质就象本人前面所述。同样，把太极图中的“阳”代表“集权（专制）”，把“阴”代表“分权（民主）”得到结论也一样，没有绝对（分权）民主，篇幅关系，这里讲一下民主管理体制一些特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民主管理体制也一样。民主管理体制的优缺点，其多寡及大小，因组织成员素质 (公民教育的重要性) 而异。一般来讲，实行民主管理的时间愈久，优点愈多，缺点愈少。而且民主管理的优缺点，有的是相互关联。如为了保障组织成员的权益，而采取选举，就会造成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浪费，秩序有时欠佳；为防止腐败现象，采取分权管理和相互制约而导致行政效率不高。我们实行民主管理体制主要原因：首先实行民主管理体制是由教育院校所有权性质所决定，不是主观要求。其次，民主管理体制，较能表現自主意志，彰显人性尊严，实現自我理想，是当今人类社会较能接受的一种管理体制。　　
为什么本人要用太极图作为哲学工具，是因为太极图是借助“言、象、意”所构造概念性和综合性的系统模型，最能表述事物的运动状态和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状况，促使人们掌握系统的、辩证的思维，从而解决辩证法长期留下的问题，即哲人黑格尔所说：“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隔开来考察”。当然，太极图并不是万能的，它并没有阐述各个具体领域事物的特殊性本质和特殊规律。再好的理论和思想只能帮您分析，不能替您分析问题，更不能替您解决问题。太极图和其它哲学一样， 至多只能指出基本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并不是一经发现就须熟读死记，而成为教条或僵化的模式。真理是一个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我们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可能利用事物共同属性从个别到一般，从有限把握无限。没有一定的知识、具有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方式和的一定的领悟能力，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和应用诸如《易经》和马列哲学那种深奥哲理，陕窄的视界是容不下广博深遂的思想，可能出现类似57年工人学马列哲学热潮中，许多学习积极分子把量变质变的规律中的“量”与“质”同生产中的“产量”与“质量”混淆起来，造成工作失误，马列哲学也就象孔子所说的那样：“得也春秋，罪也春秋”，这就是辩证法。　　
　　公民教育与民主是和谐社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　　
人类与其说受其工具的限制，不如说受其思维观念的限制。在哥伦布之前，关于地球的圆的这一点，已经讨论五百年。哥伦布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把一个抽象概念变成实际的内容，就使人类能利用现有技术从事更伟大的事业。同样地，更新管理思维观念，有利于我们正在从事改革这一伟大事业，这不是自欺欺人。管理、科学、技术是各国现代化三鼎足，管理还摆在首位。因为要把科学技术转化现实生产力，就必须重视管理。管理是无形和动态的资源，凝聚很高的人类智慧，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生产力。很多学者专家认为：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只是管理落后的国家”。中国目前的情形，大致正是如此。本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我们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又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组织内外环境越来越复杂，管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管理目的就是把组织的硬件（制度、结构、战略、规划等）与软件（人员素质、价值观、技能等）的和谐统一，使其更有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以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挑战，使组织能持续有效的发展。组织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织，我们不可能构建出一种机制，使它完全成为一个不需要管理者干预的的自适应系统。同时，体制再合理，制度再健全，执行的人素质不够，组织的自组织功能还是到不了位，说明管理水平及人员素质（公民素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管理及人员素质（公民素质）是机制的构建（组织软硬件和谐统一）的关键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一个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能达到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整体的公民素质水平。因此，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公民教育之路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迫切。从改革的社会成本这个意义上，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及时调整改革力度大小。任何激进改革或滞后的改革，社会将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相对和平、稳定、繁荣，从而导致人们忧患意识减弱。近几年出现的移民潮和留学潮，留学的年龄越来越低，是在中国“最富裕，最强大”的时候悄然展开，就足以让人深思与忧虑。忧患是盛世之理，忧患才能长盛久安，是盛世不衰之大智慧！只有从忧患意识升华出来的使命和责任感，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去深层地反思，公民教育、民主、“振兴中华”三者的内在必然性，人类与其说受其工具的限制，不如说受其思维观念的限制。在哥伦布之前，关于地球的圆的这一点，已经讨论五百年。哥伦布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把一个抽象概念变成实际的内容，就使人类能利用现有技术从事更伟大的事业。同样地，更新管理思维观念，有利于我们正在从事改革这一伟大事业，这不是自欺欺人。管理、科学、技术是各国现代化三鼎足，管理还摆在首位。因为要把科学技术转化现实生产力，就必须重视管理。管理是无形和动态的资源，凝聚很高的人类智慧，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生产力。很多学者专家认为：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只是管理落后的国家”。中国目前的情形，大致正是如此。本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我们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又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组织内外环境越来越复杂，管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管理目的就是把组织的硬件（制度、结构、战略、规划等）与软件（人员素质、价值观、技能等）的和谐统一，使其更有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以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挑战，使组织能持续有效的发展。组织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织，我们不可能构建出一种机制，使它完全成为一个不需要管理者干预的的自适应系统。同时，体制再合理，制度再健全，执行的人素质不够，组织的自组织功能还是到不了位，说明管理水平及人员素质（公民素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管理及人员素质（公民素质）是机制的构建（组织软硬件和谐统一）的关键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一个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能达到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整体的公民素质水平。因此，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公民教育之路不仅重要，而且非常迫切。从改革的社会成本这个意义上，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及时调整改革力度大小。任何激进改革或滞后的改革，社会将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相对和平、稳定、繁荣，从而导致人们忧患意识减弱。近几年出现的移民潮和留学潮，留学的年龄越来越低，是在中国“最富裕，最强大”的时候悄然展开，就足以让人深思与忧虑。忧患是盛世之理，忧患才能长盛久安，是盛世不衰之大智慧！只有从忧患意识升华出来的使命和责任感，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去深层地反思，公民教育、民主、“振兴中华”三者的内在必然性，公民教育与民主是和谐社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迫切。只有这样，社会的平等与效率才能兼顾，各种利益团体矛盾才能妥善解决，社会才会和谐富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需说明，本文所有资料都来自互联网。本人不是学者专家，也不是政府官员。只是一位每天为生计工作12小时以上，全年休息不会超过10天的普通百姓。撰写此文是因为女儿今年中考考上重点中学以后，每次看到日益消瘦的脸，每次叮嘱早点休息时，每次回答都是作业还没写完，深感教育问题严重才撰写此文。旨在能成为“砖”家，抛砖引玉，得到大家指教，指驳越深，越欢迎。　　。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迫切。只有这样，社会的平等与效率才能兼顾，各种利益团体矛盾才能妥善解决，社会才会和谐富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需说明，本文所有资料都来自互联网。本人不是学者专家，也不是政府官员。只是一位每天为生计工作12小时以上，全年休息不会超过10天的普通百姓。撰写此文是因为女儿今年中考考上重点中学以后，每次看到日益消瘦的脸，每次叮嘱早点休息时，每次回答都是作业还没写完，深感教育问题严重才撰写此文。旨在能成为“砖”家，抛砖引玉，得到大家指教，指驳越深，越欢迎。　　
　　楼主你好
是否你的其他几篇文章全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如果是，你将标题或其他改修改的地方
我给你修改一下
　　jaycold_
　　本人不是学者专家，也不是政府官员。只是一位每天为生计工作12小时以上搞技术的普通百姓，写作水平很差。写这些东西是因为女儿今年中考考上重点中学以后，女儿似乎成了全社会最苦最累的人群，人生最有活力，最快乐的美好时光，却随着年级增高近视、睡眠不足、身心疲惫、繁重的学业正在损害孩子们的健康，让孩子心力交瘁，觉得我们教育问题严重才关注。从中发现我们一些做法是舍本求未，只是治标不治本或走极端。认为急需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公民教育之路，提高公民素质和健全民主管理体制是和谐社会，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尽管它是一项非常艰巨，百年大计的长期事业。　　
说明一下，本人不是写论文，或想取得什么证书或评职称用的。这些对本人毫无用处。旨在抛砖引玉，得到大家指教，指驳越深，越欢迎。如能得到批评提教，不胜感激！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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