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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霞和二郎神、四天王欲的经典对白)
紫霞：噢，原来是二郎神和南天门的四大天王。
二郎神：紫霞，你跟你姐姐青霞仙子原来是佛祖日月明灯里面缠在一起的灯芯，你竟然擅自离开天庭，还到处跟人说，谁能拔出你手中的紫青宝剑，就是你的如意郎君。
一天王：你是神仙怎么能动凡心，假如邪魔歪道把你的宝剑拔出来，我们仙界岂不是成为笑柄？
紫霞：神仙也好，妖怪也好，剑只有我跟我的意中人能够拔出。就算他是妖怪，我也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他。如果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就算让我做玉皇大帝我也不会开心的。
二郎神：一派胡言，既然你执迷不悟，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要你在人间仙界消失。
紫霞：只羡鸳鸯不羡仙，消失就消失。
(一番激战，众人不敌紫霞)
出自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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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衰微
　　①中文的精妙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的。文言是修炼了数千年的老精灵，其句式、其节奏、其韵味、其细密、其跌宕，经过岁月的打磨、历次文学“运动”的修剪，已臻完境，与古典建筑、园林、服饰、器具、礼乐相和谐匹配，成为历久弥新的千年琥珀。伍立杨说：“伏读古色斑斓的文言作品，好像旧时人文流香的岁月真的又回到眼前，满目如雨洗后空翠的丛山。”（《文字灵幻》）白话文历史虽不长久，但经过了元明以来艺术大师的妙手传承，尤其是“五四”新文化的锻造，亦焕发出智慧与灵性的光彩。《水浒》的铿锵跌宕、洒脱不羁与《红楼》的铁画银勾、工笔细绘，令人觉得白话绝不比古文拖沓、罗嗦，而在鲁迅、周作人、梁实秋、郁达夫们手中，更是凸显成高华练达的绝美风景。中文之美，不仅在其形体，更美在风骨，美在精髓，以至其任何一块肌肉的肥瘠、任何一缕纹脉的走势、任何一种表情的意蕴、任何一袭衣袂的摆动，都如巧夺了天工一般，增之则长，减之则短。
　　②如瑞士手表一般精关且精密的中文，到了世纪之末，却呈现出颓唐之势。标语广告、街头海报、地摊小说、内幕纪实，甚至报纸新闻、公文尺牍……行不出五步，我们便可与蹩脚的中文不期而遇，避之不及。宏卷长构多则多矣，然而翻上个三五十页，却往往寻不见半点智慧的灵光；新闻纸上的议论固然长篇累牍，却品不出更多思想的创意。连作家的写作，亦愈发难见其语言的个性。鲁迅或者郁达夫的小说，纵然掩去作者名字，读者也轻易不会混淆的。鲁迅曾变换过无数笔名，仍时常被人识破，原因很简单——是文字的境界透露了一切天机。如今晚生代的小说，张口便是“许多年以后，我才……”，读过《百年孤独》的都知道，这样的句式，都是从哥伦比亚一位名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老头那儿批发来的，那本书的第一句话便是：“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西语句式虽然弄得熟巧，但不加取舍的牛吸鲸吞，最终却与某些照搬经典、动辄“某某某教导我们说……”的新老教条主义者落得个异曲同工。至于中文的神采气势、格调韵律、灵思妙喻、粗细质地，仿佛早巳无心顾及。先人的气质情怀，早已风流云散。归结起来，还是心性浮躁使然。世事变幻，人生苦短，脑中累积的思绪，来不及细致地深挖细琢，便已拿去匆匆换钱。这倒也埋怨不得作家，明明是读者放着境界高华的妙文不睬，却对平庸拖沓、语义浅白之文字趋之若鹜，令人由衷喊冤。好诗的语言最具弹性与张力，也最易瞥见中文的特有的精微奥博、劲锐深透，然而好诗却最无人读，其中缘由，在今天连白痴都会晓得。
　　③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便如余光中先生说的：“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偶尔，我们也用诗，不过那往往是不堪的诗，例如歌颂上司，或追求情人。”（《剪掉散文的辫子》）于是愈发追怀梁启超、邵飘萍、郑逸梅、包天笑一辈。伍立杨在回顾旧日文字时曾如此慨叹：“专业作家，固勿论矣，即便一般报章，配合当时时事近闻，力求速成，却因文学功底深厚，思想文采，均大有可观；加以书生办报，真言谠论，志士匡时，关心民瘼的痛烈心境，是郁然楮墨内的。”（《文字灵幻》）
　　④董桥行文，不喜欢用“便”字，如：“他自小便聪明过人”，“那女孩长大便更美了”，足见他在文字方面的洁癖。我之对于语言文字虽远未讲究到董先生的地步，但在出版单位供职多年，耳闻目睹，许多行文上的随意，却常常闹得我不大舒服，哭笑不得。仔细观之，遂发现无一不是人云亦云，习惯成自然。比如一个“抓”字，所表达的动作并不那么优雅，形神均称不上可爱，用之于“抓瞎”、“抓辫子”、“抓小偷”、“抓特务”尚可，倘用于“抓革命”、“抓生产”，则稍显别扭，如嫌“抓”还不够，还要在“抓”的前面加个“狠”字便更显来势汹汹了。与“抓”字有同工之妙的，是“搞”字。因其使用频率高，歧义自然就多。在某些地区，“搞”字颇有几分贬义，如“搞鬼”、“搞女人”一类，然而每日报上却离不开“搞经济…“搞科研”等语，便显出几分滑稽了。一位上司看见女下属把工作弄了个乱七八糟，便嗔怪她“不要胡搞”，竟惹得此女哭着申诉“谁胡搞了？！”上司不知就里，还执迷不悟地回敬她：“你本来就在胡搞嘛！”“搞”来“搞”去，“搞”个稀里糊涂，都是语义不准招惹的麻烦。
　　⑤中国古文词语虽简，语义衔接却是万般的精准，丝丝入扣，绝无如此罅隙。有心人的雕琢，与无心人的疏懒，导致的自然是两种结果。时光推展到当代，中文的灵幻气质，已经被一只只粗俗的大手抚弄得不成样子。照耀了无数个世纪的光泽，也终于黯弱下来。人说中文之精妙远甚于英法诸文，在我看来，此言怕是武断了。精密的法文早已成了国际条约的指定文种，而中文的境界却如弃耕的农田日渐荒芜。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昔日品读一博士论文，“抗衡”一词如蝇如蚁遍布全篇，苏美抗衡还则罢了，连一拉美小国，亦在与美国“抗衡”，“抗”虽是“抗”了，可惜在我看来，却未必“衡”得了。又如“传统”一词，日益衍化，在时间中已生出许多杈——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固然是“传统”文化，连某电视台播过几年的节目，都可称之为“传统”节目了，于是，“传统”的面目，便愈发模糊。还是南怀瑾先生高出一手，将源流久远的“传统”称之为“道统”，一个语义不重复的专有名词应运而生，仔细品咂，觉得这两个字真有几分深邃的历史内涵与理性重量。
　　⑥文字是心灵的出品，它就像农人的田园一样，是需要倾注一些辛劳与爱心的；文字又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缆索，当许多文化的残片在岁月中消匿了形骸以后，文字就成了摆渡精神漫游者的最后的依凭。这根最后的缆索，是值得认真保护的，一旦破败断裂，我们民族的明日将不知在哪瑞安顿。昔人已逝，文化的积雨空林中，文章圣手们的空谷绝响依然清晰，而今日的山径上年轻的后来者当紧随其后，不要掉队。
（1）第①段中说“《水浒》的铿锵跌宕、洒脱不羁与《红楼》的铁画银勾、工笔细绘，令人觉得白话绝不比古文拖沓、罗嗦”。请你仿照原句，再举两部作品写一句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请概括中文衰微的两个原因。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找出不符合文意的一项
A．第①段作者主要说明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无论文言文还是话文都臻于完美。
B．第③段运用余光中先生与伍立杨的话，今昔对比慨叹中文衰微的现状。
C．第④段以董桥不喜欢用“便”字与上司斥责女下属“胡摘”两个事例，表明对语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D．第⑤段作者以中文与法文作比较，意在说明中文不如法文精妙。
（4）请说说你对文章划线句的理解：“文字又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缆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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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章表达了作者对中文的钟爱之情与对中文命运的忧思。请举例说说本文的语言表达是否像作者所推崇的经典中文那样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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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完成1-5题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的出身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在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天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隐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脱贼后，他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官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严武再镇蜀，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他曾度过六个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竟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作关怀人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身后，自然是萧条的，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关系和他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过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非难：“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
　　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时代、阶级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说“蜂巢与蚁穴，随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关系看作天经地义。须要指出的是，杜甫虽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从爱国爱民出发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过皇帝的“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对权贵达官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发。
（1）杜甫一生可分为哪四个时期？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杜甫早年的诗歌具有________，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________。
（3）是什么使得杜甫变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杜甫的思想有：________、________等方面，其中心思想是________，其一贯精神是________，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是________。
（5）读了《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一文，你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伟大的人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少于30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文，完成1-5题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的出身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在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天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隐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脱贼后，他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官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严武再镇蜀，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他曾度过六个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竟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作关怀人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身后，自然是萧条的，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关系和他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过程。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非难：“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
　　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时代、阶级的限制，杜甫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白居易说“蜂巢与蚁穴，随分有君臣”，也是把君臣关系看作天经地义。须要指出的是，杜甫虽然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他的忠君是从爱国爱民出发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过皇帝的“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对权贵达官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发。
（1）杜甫一生可分为哪四个时期？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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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杜甫早年的诗歌具有________，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________。
（3）是什么使得杜甫变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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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甫的思想有：________、________等方面，其中心思想是________，其一贯精神是________，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是________。
（5）读了《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一文，你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伟大的人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少于3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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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阅读下面两篇文章的节选部分，思考回答问题。
　　经过艰苦的奋斗，周密的准备，我终于在日，从嘉峪关城楼迈出了徒步万里长城的第一步。
　　两年来，我穿越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辽宁七个省区，完成了徒步万里长城的旅行；在陕西榆林我还曾南下完成了穿越整个陕北的“圣地行”，在西安又西进，沿着古丝绸之路的路线，经过平凉、兰州、乌鞘岭、敦煌直到新疆神秘的罗布泊地区。
　　大自然是无情的。两年来，我只身闯大漠、走戈壁、攀高山、涉大河，经历了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
　　在腾格里，我曾遇到铺天盖地的大沙暴和寒流、冰雹的袭击。
　　在贺兰山考察岩画时，我被困在了悬崖上，上不去，下不来，要不是我会一点气功，拼命一搏，险些跌进万丈深渊。
　　在罗布泊，我身负百斤重的水和干粮、行装，半个多月未见人烟，还遇到大风、暴雨，迷失了方向。
　　在山西平鲁下高头一带荒凉的山沟里，夜间我曾遭到了野狼的追踪。
　　在河北蓟县考察震旦亚纪地貌时，深夜看不清山路，我多次从山坡上滚了下去。
　　然而大自然也是慷慨的。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本身都是活生生的教科书，我一辈子都学不完、用不尽。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记录了沿途涉及政治、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的笔记三十多万字，收集了数百万字的文史资料，还拍摄了六百多张黑白、彩色照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我在贺兰山发现了一壁岩画。文物工作者认为是首次发现。
　　沿途我得到各地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接待。一捧捧花生、一颗颗红杏、一个个胶卷、一枚枚印章、一句句嘱托、一条条留言，都凝结着支持、理解和深情。我深深感到我的心，我的脉搏在和祖国人民一起跳动。
　　曩昔，在万年书屋，听主人告诉：有一次乘京绥车，过南口车站，意欲去青龙桥，偶尔站台小立，顺了一目荒旷的山麓望去，遥瞻依地拔天的万里长城，那雄伟的气象，使你不觉要引吭高呼。嵯峨的山巅上是蜿蜒千回的城墙，是碉堡，是再上去穹隆似的苍天。山下是乱石，是谷壑，是秋后的蔓草婆娑。西风刷过，那一脉萧萧声响，凄凉里含了悲壮，令人巍然独立，觉得这世间只有自己，却又忘怀了自己。很记得，主人说时，从沙发椅上跳起来，竖起大拇指，蔼然的脸上满罩了青年的光辉。记得从万年书屋出来的归途，披了皎洁的三五月，自己迈的是鸵鸟般的大步。
　　又一回，一个青年画家朋友，谈到自己绘画的进步，说几乎像英国拜伦一觉醒来成了桂冠诗人一样，是逛了一次长城，才将笔法放开，心胸也跟着宽阔了的。那谈吐的神情，也简直令人疑惑他生生吞下了一座长城的关口。是呢，听说太史公司马迁遍览了名山大川，文章才满蕴了磅礴的奇气。江南风物假若可以赋人以清秀的姿容，艳丽的才藻，塞北的山峦与旷野是会给人以结实的体魄，雄厚的灵魂的。
　　我还没见过长城！但是，长城我是终于要见见的！有朝一日，我们弟兄从梦中醒了，弹一弹身上的懒惰，振一振头脑里的懵懂，预备好，整装出发，我将出马兰峪，去东北的承德、赤峰；出杀虎口，去归绥、百灵庙；从酒泉过嘉峪关，去安西、哈密、吐鲁番。也想，翻回来，再过过天下第一关，去拜拜盛京，问候问候那依旧的中国百姓！
　　长城，登临匪遥，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
1．甲文是一个徒步走完万里长城的人写的，乙文是未去过万里长城的人写的，他们同样都赞美长城，所选的角度有什么不同？
2．甲文和乙文写长城的角度不同，但在内容方面有相同之处，你能说出几点来吗？
3．甲文开头就叙述走长城的路线，而乙文却在最后才叙述神游长城的路线。这样安排合理吗？为什么？
4．以下两段文字在语言风格上各有什么特点？你能举例作些分析吗？
甲文：两年来，我穿越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辽宁七个省区，完成了徒步万里长城的旅行；在陕西榆林我还曾南下完成了穿越整个陕北的“圣地行”，在西安又西进，沿着古丝绸之路的路线，经过平凉、兰州、乌鞘岭、敦煌直到新疆神秘的罗布泊地区。
乙文：有朝一日，我们弟兄从梦中醒了，弹一弹身上的懒惰，振一振头脑里的懵懂，预备好，整装出发，我将出马兰峪，去东北的承德，赤峰；出杀虎口，去归绥，百灵庙；从酒泉过嘉峪关，去安西、哈密、吐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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