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生的是小公举 这6句话绝对不能说！(2)
　川北在线整理
　　原标题：如果你生的是小公举 这6句话绝对不能说！
　　小编有一个女性朋友，二十大几，长得干净甜美，家教又好，典型的乖乖女，却一直找不到男朋友。所有对她一见钟情的男生，都因为她话太少了、太安静了，而渐渐远离她。直到现在，她还在单身世界里出不来，并且成为了骨干级VIP。
　　小编每每看到我这朋友，都不禁扼腕叹息，好好的一妹纸，无奈性格太木讷无趣。小编曾去过她的家里做客，她的家庭非常传统，对她的教育也很严格。都21世纪了，还要求笑不露齿，光这一点，小编就知道我这朋友为甚么那么沉默安静了。
　　在现代教育中，很多家长都知道，不能在男孩和女孩身上用同一套方法。可是，太过明显的性别界限，也会适得其反。在教育女孩儿时，这六句话家长是万万不能时刻挂在嘴边的&&
　　1.&女孩儿就要穿粉色！&
　　曾经路过一家童装店，一个妈妈正在为女儿选购裙子。&美女，给我那条粉色的！&然后，导购员递上粉色小公主裙，妈妈给女儿比了一下，点点头，&恩，好看！&小女孩儿怯怯地说：&妈妈，我想要那条蓝色的。&&蓝色不好看，女孩儿就要穿粉色的，就这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其实，并没有规定女孩儿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店里很多小女孩的用品都做成了粉色，男孩用品都是黑色或灰色，似乎已经格式化了，仿佛就该这么顺理成章，只是环境和父母导致了这样的分界。
　　2.&你长得真漂亮！&
　　小女孩都长得水灵灵的，很讨人喜欢。很多长辈一见到小女孩，就对孩子的外表夸个不停：&孩子长得真漂亮！&&这孩子，水灵灵的！&夸多了孩子的外表，她就很难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特长上。其实，大人一眼看到了她的长相，却不知道，她还会背古诗，还会唱歌&&久而久之，孩子自己都对这些特长不在乎了，有什么关系呢？只要长的漂亮就够了。
　　3.&这个让妈妈来&&&
　　女孩儿要富养，这句话说得没错。但是富养并不是溺爱和娇惯，富养的女孩儿也是可以做家务的。很多妈妈不让自己的女儿做家务，舍不得孩子受一点点累。有时候，孩子想搬点什么，就立刻被制止了。&这个让妈妈来&&&久而久之，孩子被贴上了&弱者&的标签，动手能力越来越差，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千金小姐。
　　4.&别和男生玩儿&&&
　　由于封建思想还未完全根除，有些家长不让自己的女儿和男生玩耍甚至说话。其实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在他们眼里，能有人陪着玩就很开心了。可是大人将自己的成人思想加到孩子的生活中去，限制她们与异性接触玩耍，只能与同性玩耍，这样长时间下来，会让孩子变得乖僻。经调查，女子学校的孩子明显更加呆板和拘谨。
　　5.&女孩儿要少说话！&
　　这样的想法源于我们的&淑女&思想。其实这样的理念本是没有错的，女孩子，安静一点，不要叽叽喳喳的，注意自身的涵养，这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家长过度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要说话、保持沉默。要知道，大方得体与沉默寡言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一旦养成孩子沉默寡言的性格，对孩子日后的学习、工作等社交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沫朵]封建思想是怎样阻碍创新人才培养的
　　王长乐　　王长乐，1952年7月生，陕西华县人，教育学博士，教授。曾任江苏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学研究所所长。　　近年来，科学界、教育界的许多学者，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但有一个问题却鲜有人提及，那就是钱老在“中国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受封建思想影响”，亦即我国大学到底是怎样受了封建思想影响，才无法培养出创新性人才的。综观“钱问”的所有内容，这个问题显然是个核心性问题。因为人的活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有什么样的思想，才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由于对教育活动起基础和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制度，无疑是由人制定的，也就是建立在人（制定者）的思想基础上的。那么，我国的大学是怎样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才导致了“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者使“杰出人才老是"冒"不出来”呢？　　一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程。而审视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则可知我国的现代大学，并非是在本土文化、思想、制度的土壤里自发生长起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来的。由于我国现代大学在开办之初，所主持创办教育的人大都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人员，他们既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功底，也具有在国外学习的背景，因而能够很好地将国外大学的制度和文化与国内的教育传统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了很好的效应。他们在大学教育思想方面，基本上都坚持了国外大学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使大学保持了普世性的特点和水平，实现了我国早期大学对本土教育思想和观念的超越，使教育出现了新的景象。可以说正是这些对发展教育有殷切希望和献身精神的文化和教育精英们的努力，才形成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并不低、而且成就显著的早期历史。　　而纵观我国早期的有些大学，在创办10年或20年之后，就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学府，其学术水平被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学所承认，其学生为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学所接受，显然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而形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当时一些管教育的人（比如：张百熙、范廉源、傅斯年等），以及许多办教育的人，都是对教育有坚定信念、对教育原则有坚定持守、对教育事业专心致志的教育家，他们都满怀着“士”的自信、气节和责任，认为教育为“天下公器”和社会福祉，并非某党某派的事情，因而都全力以赴，矢志不渝。二是其时的许多大学，基本上都是依据《大学令》（1912年颁布）设计的制度框架、按照世界大学通行的原则建校和运行的。而《大学令》作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关于大学的制度文本，具有吸收世界大学普遍原则和基本性质的思想特征，在凝聚世界大学真谛和精义方面，为后世的制度所不及。而在具体的学校制度方面，虽然有“中体西用”的局限（比如：校长需要由政府任命），但在大学的微观制度和文化方面，则基本上都保持了与世界大学比较一致的“学术共同体”特征，各校内部管理都实行的是通行于世界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尤其是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梅贻琦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其校内的最高决策机构，都是体现大学活动特点的教授会和评议会，教师、特别是教授在治校过程中是发挥了实际作用的。而在这种与西方大学基本一样的“教授治校”制度中，其精神主旨是民主、科学、自由、理性，很少或者说已经完全没有了封建思想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大学中，人们对封建思想是有充分警惕的，其时一些享誉学界的风云人物，都是以反对封建思想而闻名的，其中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影响最大。可以说正是在他们的启蒙和引导下，我国在上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以反封建文化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同样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学子才决然地与封建的思想及家庭决裂，走上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道路的。所以，钱老所说的“受封建思想影响”（是指封建思想在大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显然不是指这一时期的大学，而是指这一时期以后、且与其形态完全不同的大学，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大学，或者说是解放后的大学。　　二　　那么，解放后的大学，何以不但没有循时间顺序更进一步地消除封建思想的影响，反而还“受封建思想影响”至深，且“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呢？这显然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因为以独立、自主、民主、富强为革命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者转变成执政者后，完全有条件按照自己的建党宗旨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建设从“清末民初”时期一些仁人志士就不懈追求的、在世界范围内已有成功范例、对国家权力有合理约束的宪政国家（毛泽东在著名的“延安对”中就表示，建国后的基本方针是实行民主制度），以实现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长治久安。而这种社会背景下的大学，可以说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能够脱离以往作为权宜之计的国家主义教育路线，实现自己在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巨大变化，完全地遵循“世界大学通例”，成为以自由精神为基础、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志业、以培养高素养人才为宗旨、在国家之力达不到的更高层次上、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教育和研究机构。　　然而，在建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上，人们却囿于长期形成的革命思维和意识，作出了另外一种选择：亦即遵循革命的逻辑，选择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容易实现革命者理想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具有便于实现国家统一、消除地区差异、调动全国所有力量办大事、办事效率高等优点，但也有过于注重集体意志、忽视个人意志和权利、诱发独断专行、官僚主义、一言堂等封建思想作风的缺点。这种体制在权力方面的特点是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为全能政府，既控制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和权力，又包揽了社会的一切事务。政府对社会实行全面管理的表现是，将社会一切方面的活动都纳入到国家计划中，由国家统一安排、调配、主导、规范。这样，作为社会实行统一管理的一种效应，政府在对社会所有事务包揽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压缩了社会各种专业性机构和人士的活动空间，这其中也包括教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这种社会体制和意识决定下的大学，也自然地采用了“以俄为师”的教育方针，政府不仅完全接管和取缔了所有的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而且通过“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活动，对大学进行组织和思想方面的整顿，以便其适应新制度的运行。而通过这样的调整和改造，全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完成了从通识教育向专业化教育的模式转换，终止了长期在大学中起主导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断了与以往大学的精神联系，而且将高校改造成为青一色的公办高校，使曾经在中国高教史上有过辉煌影响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学校，在国内彻底地绝迹了，也使教育的多样化状态彻底地消失了。高校在教育部（高教部）领导或主导下，按照统一的要求和规定活动，“千校一面”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在高校的领导体制方面，建国后不久，便摒弃了在“以俄为师”时期移植于苏联的专家治校体制，在坚持党对教育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全国所有的高校中都建立了党组织，党委成了高校的领导核心。这个制度虽然在“文革”中一度中断，但“文革”后又很快被恢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在解放前移植的外国大学制度，并非是简单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国外有些组织在我国举办的教会学校，一些个人和社会团体创办的私立大学，也不能简单地确定为文化侵略和资产阶级教育，它们对于我国社会进步及学生学习先进文化知识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因为这些大学的存在，有利于大学之间的相互激励和约束，使任何类型的高校都不会长期离开大学的本性去活动，从而形成充满活力的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形态。另外，我国在解放前借鉴和学习的国外大学制度和方法，完全是一种普世性的教育制度，是人类社会文化和教育进步的结晶，其在文化和教育价值观方面的进步性，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中都得到证明的。如果要对它们进行替换和超越，就应该在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促进人的健全人格发展方面比他们做的更好，应该在体现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理想目标方面比他们更先进。而在我们达不到他们水平的时候，学习和借鉴他们的制度和方法，可以说是完全应该的。而用推翻一切的革命或斗争思维对其进行彻底否定的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　　三　　遗憾的是，当时的人们尚缺乏这样的认识，也缺乏在对中外大学制度进行冷静比较后、以民主和科学的方法决定教育性质和方向的耐心和思路。在大学这个关乎国家文化和精神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国家相关机构并没有组织包括教育界人士在内的、有社会各方面人士广泛参与的、对大学性质、宗旨、目的等基本问题的大讨论，也没有号召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大学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来确定新中国的大学方向和路线，而几乎是遵循以往的政治传统，按领袖个人的意见来确定教育的指导方针。在此方面，一个确切的事实是，从我们过去学习的所有文件和材料中，都没有看到过有对革命领袖教育思想进行学术性研究的记录（诠释性、歌颂性除外）。可见领袖个人性的教育思想，是在未进行充分讨论和研究的情况下，便被确定为国家的教育方针的。　　这种做法现在看来，虽然符合历史的原因和逻辑，在当时是一种习惯或必然，然而如果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分析，我们则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选择是值得商榷的，起码在程序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教育作为国家的基础性事业，其指导方针和基本思想是应该由全社会进行广泛讨论的，也是需要立法机构通过广泛协商、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而不宜简单化地以领袖个人性的讲话或指示，来代替正规的国家法律文件。这样的做法显然存在着“以言代法”的意味，其深层次的思想基础是“定于一尊”的文化传统，与“朕即真理”、“家长制”、“一言堂”等封建思想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而联系众所周知的领袖人物沉浸于“古籍”的读书习惯，以及“马克思+秦始皇”的自诩，则使封建思想影响教育成为必然。而一个可与之比较的事件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包括总统华盛顿在内的五位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建立美国国家级大学的提案，但这个提案在国会没有被通过，原因是建立具有垄断地位的国家级大学，会破坏大学的自由竞争环境。这个决议可以说保护了美国大学的自由竞争文化和环境，使其能够始终保持活力，享誉世界。　　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是，在社会生活正常的情况下，国家的教育方针似乎是应该由教育家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国家只须为他们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就是了，因为谁能说自己比教育家更懂得教育、更热爱教育呢？而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讲，这也是他们职责范畴内的事情，否则，要教育家干什么？另外，从世界教育发展的经验看，国家一般是没有能力来管理直接的、具体的教育事务的。因为在国家层面上的任何规定，当其面对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千差万别的学校时，都可能左支右拙，难免机械和教条。所以，在教育和国家的关系方面，国家一般只负责制定国家层次上的教育法律（许多国家比较细致的教育法都是由州一级议会决定的），和对这些教育法律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学校不违法。教育法律规定的内容一般为教育活动的底线，比如：不能有种族、性别、年龄、身份歧视等，不能体罚和剥夺任何学生的受教育权等。教育机构如果越过了这个底线，也就是在教育违法的情况下，国家才来干预，而且其干预的依据和手段要符合法律内容，而不能是内容缺乏连续性、具有时期性、权宜性特点的“上级文件、会议决议、领导讲话”等内容。而教育如何向高水平发展，国家则既没有能力管，也不应该管。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由教育行业协会或教育职业协会来处理。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出教育的专业性特征，并保证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教育也才能真正办好。　　而审视我国的教育思想变化过程，显然缺乏这样的理性共识：思考教育，不是戎马生涯、擅长思考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革命领袖们的强项，而是对教育有真切认识的教育家们的事情，应该由他们在自己信念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教育发展的见解，然后由社会进行选择和讨论，进而形成国家的教育方针。而我国的教育实践证明，由政治领袖来决定教育的指导思想，势必会把教育问题政治化，使教育脱离自己的本性，成为政治的工具或奴仆。而在这样的教育形态中，大学的行政化和工具化则成为一种宿命。作为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们，只能是“上级”各种命令的执行者。而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武训（胡适、陶行知）”、“批胡风”、“反右”、“教育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洗礼”下，以及许多同事、同行“因言得罪”事件的“教育”下，他们已然没有了“教授就是大学”的优越感，其特长的“说理”和逻辑思维，被无条件服从和曲学阿世所代替，其秉持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自信和豪情，被“不劳而获”的原罪和明哲保身的惶恐所代替。他们不仅自觉地“为尊者讳”，而且积极主动地“自贬”和“歌颂”，其虚伪的灵魂，虚假的行为使许多人与过去判若两人。而“物理狂人”束星北的被成功改造，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典型注释。　　试看“十七年”时期的大学，教师们的心灵何曾安宁过，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需要不断地对自己的灵魂“洗澡”（学习工农兵，接受再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恐惧、担心、戒备，整人和被整，揭发与被揭发，成为他们精神的主要内容。为了自保，多少同事朋友反目；为了逃避打击和灾难，多少人长期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中，人们那有心思做学问，更别说思考更高层次的创新性问题了。“文革”十年，大学干脆停办了（1972年开始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并非是真正的大学活动），教师不是进各种学习班就是进“五七干校”，或者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人们连基本的稳定生活都没有，就更顾不上思考培养创新性人才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了。　　四　　回顾前三十年时期的大学教育形态，一是基本上是没有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这个说法和意识的。因为当时是将知识与原罪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前面常常要被加上“资产阶级”的定语，学术权威前面则要被加上“反动”二字。亦即“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权利、工作是没有保证的，他们随时可能被安上什么罪名遭受批评、批判、下放、甚至劳改惩罚的，因而他们的内心是时常处于恐慌和忧虑之中的。人们在表面上所做的活动，基本上都是突出政治、紧跟形势、积极表现类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学者，其学术研究和成果突然中断的原因，以及在八十年代初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提出时，人们欢呼雀跃的原因。　　二是当时社会上最受重视（吃香）的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革命干部和工农干部，他们中有些人在对大学的接管中担任了各级学校的领导职务，使大学中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由于他们与大学教师们在文化背景、社会经历、及对大学性质认识上的不同，因而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磨擦和矛盾，并且引发了“反右”运动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比如：党政不分问题，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党员教师与非党员教师权利不平衡问题等。而经过《红楼梦研究批判》、《反右》、《文革》等运动的“洗礼”，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再敢对教育理论的是非提出任何异议和质疑了，人们对大学及教育的认识，也已经没有了基本的是非评判，有的只是唯领袖“教育思想”是从的紧跟和效忠。对于领袖人物的一些即使违背教育常识的话，比如：“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其另一层意思是文科大学可以不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一样，是属于剥削阶级的”等说法，人们不仅能听之任之，而且还顶礼膜拜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这样的形势下，谁还来谈创新人才培养，那无疑是自讨苦吃。　　三是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精神意蕴，就是认为教育应该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教育体制，必然是有利于政治指挥教育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为基本原则的“官本位”体制。在这种制度下，学者们是基本没有权威的，有时甚至连基本的发言权都没有，大学中的一切皆以权力的高下为是非。教育部作为全国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有权对全国所有学校的活动进行管理和指导。而其以一个标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对全国所有学校进行主导的行政性质，也必然使其管理行为中衍生出教条主义或官僚主义。由于这种“遵命办学”体制，在将教育管起来的同时，也将教师和学生管起来了，使他们都没有了教学和学习的自由，没有了大学教育中必须的质疑和批判精神。而其时将教育不断裹挟其中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更加强化了这样的现象。这样的情况，不仅教师和学生不满意，就连毛泽东自己也不满意，因而号召学生起来“造反”。所以，这样的体制不但阻塞了教育家出现的可能性，而且抑制了教育本性的传播和发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恢复高考制度及改革开放政策，曾经使大学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其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以及实质性进行的一些教育体制改革举措，使原来处于地下或边缘状态的教育本性开始复活，并且成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黄金时代。然而，由于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彻底的反思、清除和革新，因而使形成“十七年”及“文革”现象的意识、思想、制度、文化都被保留了下来，致使改革开放后对高校教学秩序的恢复，仅仅停留在“恢复”的水平上，其时进行的一些改革，也在一些社会事件的影响下无果而终、回到原位。在对大学而言最为根本的大学性质问题上，并没有突破以往的视大学为社会工具的认识，大学依然被看成是社会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只是这个工具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亦即由原来的完全为政治服务，变成了既为政治服务，又为经济服务。同时这种变化还导致了一种新现象的产生：权钱交易和权学交易，以及大学人普遍性地趋权、趋利。　　产生这种现象的表面原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市场经济潮流，诱发了人们的趋利冲动，膨胀了人们的趋利意识，使功利化成为大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深层的原因是，脱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约束的行政权力，在意识形态淡化后变成了大学中实质性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象一头猛兽，吞噬掉了大学原有的自律和儒雅，也吞噬着大学中的公正和良知，形成高校中“官大学问大”、“权力（学、名、利）通吃”的“官本位”风气。而这一切都产生于高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转型之时，其时高校中的经济利益追求合法化，使教师“下海”、学校“创收”成为教育领域中的时髦潮流。高校在招生、收费方面的“双轨制”，使大学中的教育活动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导致大学开始逐步市场化。其后的高校扩招和上学收费，使高校可支配的资金数量巨大，也相应地加快、加深了高校中腐败现象的速度和程度，使大学特征明显的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而随着大学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大学的负面评论也在升级，由过去的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上升为官僚化、衙门化、权贵化，也引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审视我国大学的过去和现在，可见“钱问”所针对的大学，并非只是现在的大学，而是我国六十年来的大学和教育。因为在这期间教育的形态和条件虽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其工具性的本质却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作为封建思想的“官本位”、“升官发财”、“望子成龙”等教育观念，不但没有退出教育领域，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成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精神底色。而在教育现实运行的体制中，还存在着许多被邓小平称之为封建的东西，比如：家长制、一言堂、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等现象。这些现象及其背后依据的思想和逻辑，与现代国家应该充分体现公民权利、权力制约和监督、依法办事的观念和制度相比，还是明显落后的。而正是这些思想和制度，影响了教育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和发挥。而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那些影响教育发展的封建思想到底消除了没有？或者退一步说，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没有？社会应该为此做那些努力？而谁，才能在行动上解答“钱问”呢？(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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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长的八条建议
当今社会，中国的家长，都指望自己的孩子成材。可绝大多数家长却缺乏教育孩子的科学知识，迫切希望得到家庭教育专家的指导。这就产生了一种社会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适应社会的需求”，一时间，五花八门的家庭教育“专家”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这其中，确实有一批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有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家庭教育专业工作者和义务工作者，他们不为名不图利，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为社会做无私的奉献。但是，也有一些“冒牌”的专家混杂其中。
　　有的从来没有接触过教育和心理科学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从来没有从事任何的教育工作，从来没有从事过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就类似那些“三无产品”；可一不留神，一些人就像歌星那样，“一夜成名”——自诩为“家庭教育专家”。有的只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上了某个名牌大学，便把自己培养教育孩子的做法，即个别教育孩子的经历，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到处推而广之，坦然接受“家庭教育理论家”的封号。极个别的人，就因为自己的一个孩子“上”了大学，甚至标榜自己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这些人，经过经纪人一“忽悠”，经过文化商人一“包装”，便纷纷粉墨登场亮相，又是做报告，又是请“枪手”攒书出书，到处鼓吹、宣扬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家庭教育理论”，给那些求之若渴而又缺乏分辨能力的家长在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那些冒牌的“专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是积极引导家长用正确的教育思想和科学的教育方法教育孩子，而是极力迎合某些家长不正常的心理，就像变戏法一样，你要什么，我就有什么。
　　比如，有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迫切希望孩子成为佼佼者，将来出人头地，为家长脸上增光添彩。于是，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荒诞无稽的“神童教育方案”便应运而生。有的招收刚刚几个与饿大的婴儿学大学的课程，有的招收几岁的儿童读MBA，等等。
　　有的家长心浮气躁，不肯动脑筋下功夫扎扎实实地培养教育孩子，而希望能有一种简单易行且效果神奇的教育的“绝招”，毫不费力便把孩子培养成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尖子生，轻而易举地考名牌大学。于是，一些离奇古怪的万应灵药便被开出了方子：只要家长天天把“你真棒”三个字挂在嘴边，你的孩子就会神奇般地“棒”了起来；只要家长天天挑着大拇指在孩子眼前晃了晃去，对孩子说“你能行！”孩子就会“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势如破竹，无坚不摧”，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完全是把家庭教育简单化、庸俗化，是在误导家长，把家长对孩子的培养教育引向歧途。许多家长深受其害，孩子的教育也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不仅是在误导家长，也是在愚弄孩子，早已引起了孩子的反感。
　　家长必须明白，人是高等动物，人的大脑是非常复杂的。教育孩子，就是要增强孩子的体质，发展孩子的智力，转变孩子的思想，促使孩子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那是要出乱子的。孩子的身体发育、智力的发展和思想的转变是有规律的，对孩子的培养教育也是应该遵循教育规律的，企图用“绝招”培养教育孩子，会留下许多的后患。我们必须明白，每个家庭都是特殊的，每个孩子也都是特殊的，对每个孩子的培养教育也应该是特殊的。任何成功的教育经验都是有价值的，但也都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经验终究还不是规律；任何成功的家庭教育个案都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不可生搬硬套。承担着未成年孩子教育任务的家长们，必须有做艰苦努力的思想准备，要动脑筋，多思考，老老实实地下功夫培养自己的孩子，不要指望有什么“捷径”可走。
　　当今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我们的家庭教育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使我们的家庭教育顺利进行，促使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应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此，我向家长们提出以下八个建议，仅供参考。
　　建议一：首先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所谓“心态”，就是面对客观事物和周围的环境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心态很重要，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决定作用。
　　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心浮气躁，正在承担着未成年子女的培养教育任务的家长，生活在当今社会，也不例外。市场经济社会的竞争给家长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近些年来的“下岗”、“待业”，使家长们切身体验到当今社会竞争的激烈，亲身感受到人们的生存难度在加大。
　　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一个满意的职业，有个好的出路，这本来未可厚非。但许多家长往往把社会的竞争压力人为地扩大化，在培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情绪，对孩子要求过高，急于求成，操之过急，施加的压力过大，教育方式方法过于简单，甚至粗暴。这很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甚至会事与愿违，以至导出严重的家庭暴力和悲剧。比如，前些年发生的青海夏斐的母亲杀子和浙江金华徐力弑母的家庭悲剧等。
　　家长要清楚，孩子的成长发展是有自身的规律的，要想使孩子健康成长发展，必须遵循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尊重孩子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征，实施科学的适合的教育。欲速则不达。任何违背规律的行为都是要受到惩罚的。急于求成，“揠苗助长”，“杀鸡取卵”，操之过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家长当然要学习一些教育孩子的科学知识，掌握教育心理和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但首要的是先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要积极地培养教育孩子，坚持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任意违背教育发展和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
　　建议二：要构建和谐家庭
　　家庭是孩子生活和成长的第一环境，是孩子成长的基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孩子身心的发展。常言：家和万事兴。事实充分表明，和谐的家庭对于孩子身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不和谐的家庭则产生消极影响。有的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青少年，一般都是出在不和谐的家庭。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首先要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
　　要构建和谐的家庭，一般说来，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家庭和谐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说来，夫妻之间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即或是有，只要顾全家庭的大局，善于处理和解决，最终是可以化解的。夫妻关系和睦，家庭生活和谐，子女无忧无虑，心情舒畅，就会感到幸福、安全，就能健康成长。做父母的一定要从培养教育子女这个“大局”出发，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和谐家庭。
　　二是婆媳关系。在城市家庭里，婆媳关系一般问题不太突出。在农村，婆媳关系不协调的现象相当普遍，且由来已久。婆媳关系是家庭中的重要的“代际关系”，在家庭生活中也具有全局意义，直接影响家庭生活的质量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要处理好婆媳关系，关键在于媳妇。做媳妇的一般要比婆婆受教育多，文化程度高，要严于律己，发扬尊老的传统，尊重、爱戴、孝敬婆母，多与婆母进行思想沟通，遇事要多宽容、忍让，努力取得婆母的理解和信任；婆母也要尊重媳妇，放下架子，放手让媳妇挑起家庭生活和生产的重担，不要干预儿子和儿熄的私生活，努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帮助媳妇带好孩子。
　　三是父母子女关系。家庭教育是通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使子女接受父母的教育。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正确的教育就难以顺利实施，子女会拒绝接受，父母的教育会劳而无功。如果子女与父母之间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父母的管教会受到抵触，或孩子会离家出走，甚至会导致家庭暴力。因此，要顺利地对子女实施教育，父母与子女要保持思想的沟通，相互理解和尊重，努力建立和谐的父母子女关系。而要建立和谐的父母子女关系，父母肩负着主要的责任。
　　建议三：要建立新型的父母子女关系
　　家庭教育是在父母子女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父母和子女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中国过去盛行封建家长制，且影响深远。那时候，家长是“一家之主，尊中至极“，权力极大，享有特权。这种特权且极其广泛，一人统摄全家财政大权，而家长以外的其他成员没有任何的权利，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特别是子女，不但没有政治、经济权利，甚至连独立人格都没有，处于家长的附属和被支配的地位。父母的意志，即是子女的意志，父母的话对子女来说就是法律，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不许违抗。在这种关系下，只能扼杀子女的个性，使子女没有独立人格，形成自卑萎缩、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屈从于强权的奴隶性格。
　　现在，我国虽然从制度上早已废除了封建家长制，但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封建家长制的思想意识至今仍然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残存，家长和子女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家长和子女之间仍然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家长可以说的话，子女不能说；家长可以做的事，子女不能做；子女的事，一切都要家长做主，子女自己却不能做主；家里的事，仍旧是家长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子女没有发言权。家长不尊重子女的人格和个性，强迫子女完全按照家长的意志行事，以至打骂、体罚子女等现象，仍然存在。
　　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新一代人具有民主、平等、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儿童青少年也在追求这些现代意识，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和个性的充分发展。这是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果家长不主动调整父母子女关系，建立新型的民主平等的父母子女关系，势必会造成父母子女关系的紧张，家长也会失去教育子女的主动权。因此，必须建立以民主、平等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的父母子女关系。
　　建议四：要更新评价孩子的标准
　　家长如何评价孩子，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孩子，这实际上是家庭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是一个“指挥棒“，不但决定家庭教育的方向，也决定着子女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家长的思想上，长期以来，评价孩子好不好的首要标准是“听不听话”：“听话”，就是好孩子；“不听话”，则不是好孩子。
　　从表面上看，这是强调子女对家长的态度，实质上是要求子女养成“顺从”的性格。在家里，要听从父母长辈的话，在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话，在工作单位要听领导的话，在社会上要听大家的话。像这样要求子女时时、处处、事事都听别人的，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而不主张子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遇事不进行独立思考，遇到问题不能独立分析、处理和解决，不能自主，惟命是从，唯唯诺诺，像这样的人一旦离开家庭、父母，怎么能够立足于社会呢？更不用说在事业上有什么作为。对于这种评价子女的标准，鲁迅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曾进行过批评。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他指出：“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
　　在过去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缺乏独立意识和能力，尚可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因为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和长大以后劳动的环境，都是在家庭里，在父母身边。在今天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场所早已经转移到家庭以外，缺乏独立意识和能力，就很难适应。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对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要是再一味地强调子女“听话”、“顺从”，独立能力和生存能力一定很差，将来到社会上会寸步难行，很难立足社会。因此，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新旧的评价子女的标准，要求并努力培养子女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
　　建议五：要充分利用社会生活教育孩子
　　教育子女是由家长负责。这既是家长的权利，也是家长义务。对子女进行教育的内容、途径、方法和培养目标，是由家长决定。一般的父母，都是希望子女只听从家长自己的教育，接受家长自己的影响，按照家长自己的意志行事，朝着家长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面对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和不可控制的社会环境，许多父母生怕现实社会生活中消极的因素影响孩子，干扰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工作，误导孩子发展的方向。企图企图隔绝孩子与社会的联系，完全利用个人的或家庭的影响。这种想法是典型的封闭家庭教育意识。在古代，交通、通讯和信息不发达的封闭的社里，这种想法尚可以实现。在今天这高度开放了的社会里，这种企图只是一种幻想，不可能实现。即或是把孩子关在家里，只能关得住孩子的“身”，关不住孩子的“心”。
　　在当今社会，子女长大总要离开家庭，进入社会生活。我们的家庭教育是否成功，培养出来的人是好是不好，并不完全是以家长的好恶来评定，而是要经受社会生活的考验和选择。“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任何人都要由社会生活检验并决定弃取。“闭门造车”，出门很难合辙。把子女关在家门内，完全按照家长的主观议事进行塑造，很难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性。
　　家庭是青少年儿童进入社会生活之前的“演习场”，家庭教育是孩子实现社会化的必由之路。要造就一代新人，家长必须解放思想，变封闭的家庭教育为开放的家庭教育，打开家庭的大门，放手让子女通过各种途径接触社会生活。以社会为“课堂”，以社会生活为“教材”，向社会生活学习，在社生活中经受磨练、增长才干，努力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建议六：要让孩子在实践中主动接受教育
　　家长管理教育子女，天经地义；子女接受家长的管理教育，理所应当。但是，受到“父为子纲”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家长，往往对子女管束过严，对子女完全是注入式的教育。子女的言行举止完全由家长控制、支配，子女自己不能支配自己的言行和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一点自主权。整个教育过程中，子女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家长说什么，子女就听什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家长说的，就不能听；家长没让做什么，就不能做。就连孩子自己生活上的事，全都由父母包办代替，让孩子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式的生活。这样管教，就会把子女造就成为四体不勤的“书呆子”，没头没脑的“木头人”。不仅缺乏最基本的动手能力、劳动能力、生存能力，也会缺乏个性、自觉能够、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封闭，头脑僵化，进入社生活，会缩手缩脚，裹足不前。
　　为了提高子女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家长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给子女以独立自主的权利，让子女自己支配自己的言行，积极创造条件，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主动接受教育。实践中会有成功失败，有经验和教训。成功的经验固然可贵，失败的教训仍然也是宝贵财富。“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变被动接受教育为主动接受教育，其教育作用会深刻得多。
　　建议七：要全面关心孩子，促使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前，家长们很关心、重视孩子的家庭教育，这是好现象。但是，不少家庭教育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突出的表现是：只进行“一半的教育”。
　　所谓“一半的教育”，就是不全面的教育，具体表现是：只重视智育，忽视德育；只重视知识学习，忽视能力培养；只重视书本知识学习，忽视生活常识的学习；只重视智力因素培养，忽视非智力因素培养；只重视特长发展，忽视全面发展；只重视知识灌输，忽视自学能力培养；只重视生理保健，忽视心理保健；只重视营养保证，忽视身体锻炼，等等。
　　孩子的身心素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有关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只有身心素质各个组成部分协调发展，整个素质才能持续发展。“一半的教育”就是畸形的教育，不可能促使孩子的身心协调发展，不会有发展的“后劲”。
　　家庭教育是儿童一生身心发展的奠基工程，是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孩子在小时候，他们“心之未有所主”，有很强的可塑性；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具有很强的感受能力，对教育和训练的接受能力也相当强。无论是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和训练，都会给他们的身心发展以巨大的影响，留下非常深刻的烙印。正如古人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早期教育的方向是正确的，会有益于孩子终生的发展。在早期教育的方向上出现小的偏差，就会使孩子以后的发展出现巨大的偏向。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会像英国教育家洛克所说的那样：“我们幼小时所得的印象，哪怕是极微小，小到几乎觉察不出，都有极大极长久的影响。正如江河的源泉一样，水性很柔，一点点人力便可以把它导入歧途，使河流的方向根本改变，从根源上这么引导一下，河流就有不同的趋向，最后流到十分遥远的地方去了。”
　　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应当慎之又慎，千万不能盲目，不能搞片面性，不能以偏概全。一定要“全面抓”、“抓全面”，不能有任何的偏颇。
　　建议八：家长要接受子女的教育
　　传统的观念认为，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的教育。应当承认，这是家庭里的主要教育活动，或者说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但这并不是“家庭教育的全部内容，这指的是狭义的家庭教育。广义的家庭教育，应当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教育。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年长者还是年幼者，长辈人还是晚辈人，一个家庭里的所有成员，既都是教育者，也都是受教育者。这才是家庭教育的全部含义。
　　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事实上是存在子女教育父母、年幼者教育年长者、晚辈人教育长辈人这种事实的。比如，子女向父母提出批评建议，父母接受了，这是教育活动；父母不接受，那也不能否认这是子女在教育父母。子女向父母宣传新的教育思想、观念，介绍新事物，这也是教育活动。比如现在，很多中老年人的电脑知识不都是孩子们教的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不是取决于年龄和辈分，而应该是由实施影响和接受影响两方面构成。主动实施影响的便是教育者，被影响的便是受教育者。
　　其实，在我国古代就有子女教育父母的事实。《孝经》中说：“父有争子，则深不陷于不义。”《孔子家语》中说：“父有争子，不陷无礼。”这里说的“争子”，即是能规劝父母的儿子。“规劝”就是施加影响，就是进行教育；父母被规劝，就是受影响，就是受教育。不论父母是否接受，这都是教育活动。只是由于在我国古代社会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家庭里尊卑长幼、上下贵贱的等级观念太强烈了，子女的规劝即或是正确的，父母也不会接受；即或是接受了，也不承认这是教育活动。
　　在我国古代社会，由于人们之间所传递的主要是直接经验，是亲自从实践获得的经验，因此，那时候父母教育子女，年长者教育年幼者，长辈人教育晚辈人，是主要的家庭教育行为。因为父母、年长者、长辈人，跟子女、年幼者、晚辈人相比，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经历上，都占有优势，实践也丰富得多，直接经验自然掌握得也多。再加上“长幼有序”、“父为子纲”的伦理纲常的支持，因此，在古代，家庭教育中的教育者必然主要是父母、年长者和长辈人，而受教育着也必然主要是子女、年幼者和晚辈人。
　　而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丰富发展，人与人之间相互传递的不仅有直接经验，也有间接经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间接经验的比重越来越大。所谓“间接经验”是指别人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一般是通过媒介保存下来，传递出去。比如，文字、书本，在过去是主要的传播媒介。掌握书本知识早的，多的，即掌握间接经验早的，多的，不见得是在年龄、经历和辈分上占优势的人。子女、年幼者或晚辈人，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高，思想开放、灵活、敏锐，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较快，往往比他们的父母、年长者和长辈人占有书本知识，即间接经验更早一些，更多一些，所以说，在家庭生活中，子女教育父母、年幼者教育年长者、晚辈人教育长辈人的现象，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
　　父母接受子女教育，年长者接受年幼者教育，长辈人接受晚辈人教育，有诸多的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家长的素质；二是可以提高家长的威信；三是可以协调家长和子女的关系；四是可以增强子女的自尊心，促使子女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谨慎自己的言行，在教育家长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当然，要接受子女的教育，需要家长更新观念，增强民主、平等意识，放下家长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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