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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生影视)
第三方登录：第1集 佳佳大可爱情受阻　　罗佳妈站在楼顶，要拿跳楼威胁罗佳，如果佳佳要和大可走，她就要往下跳。楼下面都是居民，有人报警，警车过来在下面铺好了气垫，佳佳不妥协，要和她妈玉石俱焚，楼顶场面很是混乱，大可、佳佳和她妈都站在房檐边，警察也上去劝解，慌乱中罗佳妈没站稳，眼看着就要掉下去了，大可立马扶住罗妈妈并向里边推她，而他自己却摔了下来，住进了医院。 大可妈妈到李局家，拿出大可照片给李局看，她想撮合大可和李局的女儿笑笑。笑笑看到大可的照片只说不记...第2集 遭陈妈反对佳佳受气　　饭桌上大可妈看着大可对佳佳又是夹菜又是说好话的讨好，她心里真是对佳佳恨得咬牙切齿的，她真想狠狠地骂她一顿，她的儿子从小她都是捧在手心里地宠着，这会这么伺候着这个小丫头，她着实心里不平衡。 回到卧室，大可妈就对他爸发牢骚，大可爸安慰道一看这佳佳就是被宠坏了，得罪了佳佳是小事，但得罪了大可，他要是回了北京那就不好办了。大可妈着急了就说要想办法安排大可和笑笑见面。 大可卧室里，大可想和佳佳同床睡觉，她妈当然不干了，大可...第3集 二人登记大可妈气病　　大可妈故意把大可支开，让他下去和他爸谈谈。她准备和佳佳摊牌了，她告诉佳佳大可在南滨有女朋友，并拿出了笑笑的照片，让佳佳为大可的事业和前途着想。佳佳气得给大可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质问他下午是不是去见女朋友去了，为什么要骗她。大可也和佳佳解释不清，他妈还在一旁煽风点火地说是大可心善不忍伤害她，所以只能她说出实情，还说如果她是佳佳，一定会知趣的离开，佳佳情急中上手打起大可来，并要往外面跑，大可拦着佳佳不让她走，慌乱中佳...第4集 大可被逼约会笑笑　　大可妈冷笑着，大可问她妈是不是同意了，她妈说他还是太年轻了，生活其实没他想的那么简单，她活这一辈子就是希望他过得幸福。佳佳妈在病房外数落着佳佳，他们这事办得太不像话了，让她出趟远门怎么就把自己嫁了，结婚就代表着要爱大可全家，就他妈那样怎么能爱得起。 笑笑给大可妈打电话，她告诉笑笑她住院了，笑笑说要看她，她说没什么大事，出院了她要亲自去看他们。 笑笑意识到他们领证这事做得有点仓促，不太合适。大可让佳佳给她妈道歉，他...第5集 筹备婚礼钱成问题　　大可说服佳佳要给他父母道歉，佳佳很真诚地给大可妈解释了自己的苦衷，希望她能够原谅她，大可妈像变了个人，表面上还过得去，说自己说话心直口快，让佳佳不要介意，他们以后在一起生活，要一起包容。 大可只好找他妈商量着结婚的预算，大可的意思是要找教堂、买钻戒什么的前期预算要到8万，大可妈当然嫌多了，大可就为佳佳说话，认为花这些钱也是值得的。大可说了半天的好话，他妈还是不同意，撂了句反正她不给，他愿意找谁要就找谁去。 大可妈...
罗佳真是贱，从没洗过澡是不是，得瑟是了
发表于 14:48:33
发表于 21:07:29
几个主演太棒了
发表于 15:54:07
在儿子面前，婆媳的关系犹如情敌，一个是自私的母爱，一个是情爱。一旦婆婆把儿子的婚姻当成自己的战争，媳妇的日子真的是伤不起。
发表于 23:45:06
在儿子面前，婆媳的关系犹如情敌，一个是自私的母爱，一个是情爱。一旦婆婆把儿子的婚姻当成自己的战争，媳妇的日子真的是伤不起。
发表于 15:32:00
在儿子面前，婆媳的关系犹如情敌，一个是自私的母爱，一个是情爱。一旦婆婆把儿子的婚姻当成自己的战争，媳妇的日子真的是伤不起。
发表于 15:31:58
清关难断家务事啊。。。
发表于 09:45:28
一个好的演员就是把戏演得逼真，你们这群不懂戏的人就知道说不喜欢。人家演的那叫一个好，你们越是讨厌越证明人家的演技！支持潘红
发表于 17:29:44
潘红演的太他妈的烂，看着就生气。
发表于 20: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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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婆婆遇上妈
电视剧《当婆婆遇上妈》讲述的是生活中最浅显不过的一个道理――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家人的事，如果两家人中的婆婆与妈妈都不是省油的灯，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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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迅雷7支持，正在为您准备迅雷7！　　点点滴滴之一 —— 哈军工之父陈赓院长　　陈赓院长是军工最少争议的人物。大家都对他充满了尊敬。他的传奇生涯使我们对他仰慕不已。他救过蒋介石的命，在历次战争中战功卓著。哈军工由他一手创建，他可称为哈军工之父。 　　最让人尊敬的是他居功不骄。他在军工期间，一直住在位于原军工二道门与小北门之间的小平房。一长条平房大概住有四家，内部也很一般。 　　不要小看这件事，陈赓是大将，是比黑龙江省省长都要大得多的人物，而且军队的待遇一般高于地方。要知道，小平房比省长住的一栋洋搂一个院的条件实在差得太远，就是比以后盖的教授楼也差十万八千里。要知道当年哈尔滨日伪时期留下的小楼有的是。居高位而与群众同甘共苦，令人敬佩！　　陈赓院长善待知识分子是公认的。在官方的资料中都强调他善待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有较好的待遇，令老干部不快，陈赓院长如何做工作云云。这都是事实，在左倾路线较盛的年代(虽然还没有文化革命那样到极端)，能善待知识分子很不简单。 　　但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份。不知大家知不知道沈毅的故事。沈毅犯了死罪，好象是大贪污犯(当时听说是强奸幼女看来不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判死刑，很快就要执行。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弹道专家，军工需要这样的人才，陈赓院长硬是想方设法把他保了出来，安排在军工，在监管下做些事。这不是水浒传，也不是七侠五义，这是五十年代的中国现实。年轻人不要不相信有这么无法无天的事，当时知道这事的人很多。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法律斗不过权力。在当时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没有现在觉悟高呀。 　　我相信到现在恐怕多数人还觉得陈院长做得对，校庆时也会有人对这种权力大于法律的事大加赞扬。不知他们把法律看作何物。已经进入新世纪了，思想还如此陈旧，不能不说是军工及其子孙的悲哀。　　哈军工的高干子女多如牛毛，而且许多都是通天的人物。期中最出名的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林彪的女儿林小林，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陈毅的儿子陈丹淮，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不一而足。有些同学谈起高干子女就眉飞色舞，好象哈军工因为有了他们才辉煌，好象哈军工沾了他们不少光。我不否认，高干子女中有很多是很优秀的，或者曾经优秀过。但是，我敢说，他们的平均素质不比其它同学高，虽然他们客观条件要比别人好得多。 　　这些高干子女在校时表面上能与工农出身的同学打成一片，实际上骨子里根本就看不起其它同学。更有甚者，父母亲官阶高的看不起父母亲官阶低的。当然也有好的。据说陈毅的儿子陈丹淮、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还比较接近群众。应该说，毛远新在当学生的时候表现也不错，也比较接近群众。对他，以后专门论述。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有的成了高官，比如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现任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原天津市长黄敬的儿子现任湖北省委书记。也有的在历史上留下污点，在牢狱中苦熬了多年，如毛远新。还有一个成了知名的异见人士，她是叶剑英的养女付X，现名戴晴。　　高干子女在军工多如牛毛，这在以前已经谈到了。这些高干子女是刘居英手里的烫山芋。对这些人管严了不行，这些家伙会回家告状，管松了也不行，他们不学好家长更饶不了你。刘院长为了加强对高干子女的教育，还召集他们开过会，希望他们严格要求自己。这种会竟然和高干会一样级别森严。父母多少级才能参加，少一级都不行。这就让他们更加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也使基层干部对他们更加呵护，而不少同学只能把他们看作另类。 　　刘院长大概是觉得培养革命后代是他的责任，心血来潮给北京写了一份报告，大谈高干子女在学院的表现，谁谁谁表现如何如何都详细报告。收文单位不知如何处理，干脆大笔一挥转发到全国军级单位。子女表现好的高干脸上有光，沾沾自喜，子女表现不好的高干可就火从胆边生了。据传刘院长到北京开会，有首长遇见刘院长时对他说：“小刘，你告了我们一状！”刘居英狼狈不堪。　　人本是平等的，无需分什么高干子女或工农子弟。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刘居英院长也是一片好心，也可能是一种无奈。 　　谢有法是军工学院的政委，中将军衔，比刘居英还多一颗星，大家对他都很尊敬。有些高干子弟以为自己爸爸的功劳是他的功劳，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中将在他们眼里也是小官一个。有一个高干子弟因其父亲关系在谢政委家作客，一时兴起居然拍拍谢政委的肩膀道：“老谢，。。。”，谢有法到底是大将军，有风度，没有计较小辈的无礼。在一旁的刘居英坐不住了，站起来打抱不平，教育了毛头小伙子一顿。 　　刘院长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在一次大会上讲了此事，我印象颇深。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有些高干子弟是多么目中无人。大家可以体会军工的老百姓学员与高干子女打交道时的滋味了。 　　反动的血统论在哈军工是很有市场的。军工学生的入学审查也是很严的，而家庭出身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哈军工的不少高干子女瞧不起人，也是血统论在作怪。到文化大革命时，血统论发展到极点。如果看哪个人不顺眼，往往会问：“什么出身？”那一阵，血统论猖獗，加上铺天盖地的大标语，真叫出身不是太好，或家里受审查的人心惊胆战。当年11号楼前，“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至今都忘不掉。 　　最敢于为血统论招魂的要数谢富治的女儿谢小沁了。谢富治当过公安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等要职，权倾一时，当时深受“四人帮”赏识。谢小沁也因此而走红。文化大革命初在哈尔滨市某广场召开的几十万人的大会上，谢小沁大肆兜售血统论，并大叫：“老子在娘胎里就红透了！”这句名言，在哈军工甚至在哈尔滨流传了很久，有人是赞美她的直言，我们则把此话当笑料，嗤之以鼻。 　　谢富治去世时，仍然红得发紫，但没多久，他就入了另册，原来他跟“四人帮”是一伙的。不知后来谢小沁有何感想，有没有说“老子在娘胎里就黑透了。”不过，我到相信，谢小沁以后不会象她年轻时那么狂。祝她人生之途平坦。 　　毛远新是个大家关注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说很多，在此只介绍一些比较可靠的情况。 　　大名鼎鼎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是军工五系(导弹工程系)60级的学员，在校表现不错，曾任学员班班长。因为在军事院校没有学生会，党政干部都是专职的，所以班长是学员可以当的最大干部。毛远新是用化名李实考上清华大学后转学到军工的，据说是毛远新自己的想法，要考上清华证实自己的能力，要转到军工搞军事尖端。他证实了他的能力，考分很高，上了清华。同时也证实了他的特殊，因为一般人在大学是不能转学的。 　　毛远新学习努力，也比较接近群众，同学和干部对他反映都不错。这一点应当充份肯定。1965年，他向学院领导传达毛泽东对教改的指示，什么“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主课”，什么“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他成了破坏我国教育制度，让历史倒退的马前卒。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毛远新毕业了，分到部队。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回黑龙江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这也是在使用他的特权，如果是一个普通军人是不可能自己离队到外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当时军工有激进的造反团和比较保守的八八团两派。毛远新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造反团”轰动了哈尔滨，大大地壮大了造反团的声势，并从此在极左路线上越走越远。当年五系有个实验员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八八团”唱对台戏，也挺有勇气的。毛远新到延边去了一趟，在哪里造了一通反，给自己增加了些“革命业绩”的资本。文化大革命中在黑龙江显赫一时的潘复生要毛远新当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谁知毛远新嫌官小，跑到沈阳去了。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大拍毛远新的马屁，把毛远新任命为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远新此时的表现也实在可恶。据说，他当时不可一世，训斥当年他爸爸的老战友象老子训斥儿子一样。当时那些荒唐的事他都少不了干系。全国有名的革命烈士张志新的死与他有关。毛远新在他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说：张志新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的无期徒刑改为死刑。而且，临刑割喉的事也是他批准的。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就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在大学里面考教授，也是他的发明。他成了破坏我国教育制度的黑干将。 　　等几年后毛远新进了北京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更是权倾一时。四人帮一倒台，他被判处15年徒刑。 　　一个好学生变成了历史的罪人。毛远新的悲剧有客观因素 ，处于他当时的环境，不学坏也难。但是，他主观上有意投靠，在他当学生时就有蛛丝马迹。第一，毛远新在假期主要看望毛泽东和江青，而不是他的妈妈朱旦华和他的继父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第二，他的假名是李实。他为什么用江青(原名李云鹤)的姓，而不用他妈妈的姓？他叫朱实才对。 　　毛远新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幸。因为过早丧父，童年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上军工时，一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一心在学习上，二是军工有不准恋爱的规定，他没有考虑个人婚姻问题。 　　到了大红大紫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考虑婚姻问题。别人告诉我的浪漫故事是这样的：在沈阳军区医院里，毛远新发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护士(上海人)，非常令他满意，立即设法表达爱慕之意。没想到，对方已有心上人。这位女士并不想移情别恋，说她还有个妹妹，比她还漂亮。经过了解和接触，毛远新和她妹妹结了婚。婚后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很是甜蜜。这个故事可能不准确，但毛远新没有象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那样由拍马屁的人去选妃子是肯定的。 　　当他们刚刚有了个女儿没有多久，毛远新就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年轻的妻子受到的打击有多重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了汽车，没有了照顾，甚至关心她的人也很少。一次，女儿发高烧，由于医疗不及时和药物过敏，孩子的耳朵聋了，永远也听不见了。　　毛泽东也好，毛远新也好，他们的功过自有历史评说。但孩子无罪，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我衷心祝愿这孩子幸福。 　　毛远新出狱后，经***过问回到上海定居，据说现在是某汽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军工很多老同学都知道军工有林彪的女儿林小琳。但都说不清叫林小林，林小琳，还是林小玲，或者林晓琳什么的。说实在，我也不清楚。这儿就叫她林小玲吧。 　　林彪的女儿林小玲有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完全不同的经历。林小玲是林彪和其前妻张梅在苏联生的孩子。张梅后来在苏联与另一位1923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家徐介藩结为伉俪，林小玲就在他们的培育下在苏联度过的童年。徐介藩回国后在哈军工建院时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主任。林小玲哪年回国说不清，但她是1963年转学进哈军工，插班到导弹工程系62581班(此班后来改班号为62571班)。那时，装甲兵工程系已分出去单独成立学院了。 　　林小玲在学院时一直保持低调，其它队的同学很少有了解她的。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过她的坏话。据说，林彪特别是叶群一直对她很冷淡，假期也不让她回北京。林彪的秘书曾为不让林小玲假期回家到北京去而专程到哈尔滨来过。林彪的秘书在与林小玲所在学员队指导员王大为谈话中，曾谈到林彪身体不好，怕光怕水。王大为后来调到哈工大，因跟同事谈起过林彪身体不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说是诬蔑伟大的副统帅，这是题外话。 　　大概是1965年的冬季的一天半夜，14号楼学员宿舍一片寂静。突然听见一个女学员的大声喊叫声，紧接着是沉重的穿着大头鞋的跑步声。很多学员都惊醒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知道大声喊叫的是林小玲，而穿大头鞋跑的人是原政治局委员陆定一的儿子。林彪和陆定一两家有许多恩恩怨怨，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与这些恩恩怨怨有什么关系，对我一直是个迷。　　林小玲唯一的一次出风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有些起来造反的激进派的高干子弟亮出自己的身份来表示中央支持他们，林小玲看不惯那些做法，在一次坐汽车上街宣传时站在卡车上承认了自己是林彪的女儿，并表示自己支持较保守的八八团。很快就有人把这事报告了林彪办公室。林小玲也就突然在同学中失踪了。她没有来得及向同学告别，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她被安排在西北某个小地方，以免她给副统帅惹麻烦。正因为她被迫早早离校，现在哈军工学生名单上居然没有她的名字。　　林彪在位时，林小玲没有好日子过，我猜想，林彪折戟沉沙以后的一段日子，她的日子恐怕更难过。林小玲今年应该是60岁出头了，这一生好悲惨 。。。。。。　　哈军工建院前，这片土地上是哈医大、文庙、麻风病院和3000多个荒坟。在陈赓院长的关怀和李懋之副院长的亲自指挥下，一批建筑拔地而起。五栋教学楼是为当时五个系盖的。五个系是空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海军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和工程兵工程系，各个系的大房顶屋檐上除了大老虎还有自己的标志飞机、大炮、军舰、坦克等。据说，如此气魄的大楼是我国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设计的。我曾碰到过参加盖大楼的民工，连民工都为参加盖这批大楼而骄傲。军工大院的雄伟建筑在当时可以说在哈尔滨首屈一指。 　　但是后来盖的一号楼就逊色多了。一号楼即现在的军区大楼，门前的朔象是文化大革命时建的。(这象现在还在吗？不怕风吹、日晒、蚊子咬，够坚强的。)这楼样子难看，内部装修也土得很，与那五栋楼很不相称。其实当时的设计还是不错的，从汽车可以直接开到门口而不是象那五栋教学楼只能开到台阶下就可见一斑。一号楼的原设计有点象哈工大的主楼，中间有很高的塔楼，大概有十几层吧，应该是很有气派的。后面联着的俱乐部和体育馆，也是当年哈尔滨市最好的。可惜它盖的年代不好，盖了一半就没钱了，或者是上面要节约了，只好改设计，偷工减料，把脑袋砍掉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今天，一号楼、俱乐部和大片军工的土地及房产已是黑龙江军区的了。这段历史有空再讲吧。 　　哈军工的体育馆在当年真是了不起，不要说在哈尔滨，就是在全国论，也绝对是顶级的。特别是室内游泳池和竞赛馆，堪称一流，当年的清华大学体育馆可就差多了。哈军工的干部、教师和学员很为有这么高级的体育馆而骄傲。当时国家那么穷，仍然给哈军工盖这么好的体育馆，可见国家对哈军工的重视。可是，有些人还不满足。 　　哈军工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到哈军工视察，参观了体育馆。陪同的哈军工干部对总理说：“总理，体育馆的游泳池小了点，是不是再给盖个大点的？”周总理哈哈一笑，说：“好啊，......”。陪同的干部们大喜，喜形于色，做起了兴奋的手势，这下好了，军工要有大游泳池了！周总理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等到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吧。” 　　军工体育馆曾与一号楼和军工俱乐部一起被黑龙江军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把体育馆要回来。军工俱乐部也是在当时哈尔滨数一数二的礼堂，可惜再也要不回来了。体育馆也是在黑龙江省军区实在拿不出像样的理由的情况下，经中央干预被迫归还的。 　　哈军工是贵族学院，那是指考到军工上学比到其它学校上学要赚很多便宜。但是要讲调到军工的干部，则不管是来工作还是学习，都是吃亏的。 　　为了军工的发展，当年从部队调来一大批优秀的干部。高的有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如1919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唐铎。中的有很多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优秀干部，包括小说＜红日＞、＜敌后武工队＞中的英雄。年青一点的很多都是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这些战斗英雄在部队好好的，也大有前途。到了军工，由于文化水平低，难以胜任学校工作，当然影响他们的前途。再加上军工授衔定级普遍比其它军队院校低，他们当然就倒霉。哈军工号称大军区级，在建院初期还有大军区级的文工团(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一个级别)，但论干部级别，绝对没有按大军区来定军衔，个中原因大概与政治挂帅有关，搞技术的院校不如搞政治的院校。您想，刘院长才少将，下面怎么能上得去？我估计，调到军工的干部的定级要比其在原单位定级的话低一级，有的还可能低两级。 　　到军工来的那些调干生也吃亏。来时都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不来的话提拔升级准是第一个。在军工上几年学他的老同事早升上去了。这样的情况还不是少数。 　　好在这些人觉悟高，有献身精神，当今的干部恐怕大大不如吧。虽然这些人很多思想比较左，但对他们的献身精神还是要肯定的。 　　献身精神应该是我们的“军工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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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滴滴之二 —— 哈军工的创建，苏联专家功不可没　　哈军工的创建，苏联专家功不可没。虽然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交恶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军工没人再提苏联专家，很多新学员除了知道在21#楼的旁边曾有一个给苏联专家做面包的面包房外，对苏联专家是一无所知。但老军工的心中是记得他们的。 　　军工初期的全套教学计划全是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大批教材是俄文翻译过来的，甚至教师备课也是在他们指导下进行的。苏联政府派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顾问专家有80多人。他们把青春，有的甚至是生命献给了哈军工。首席顾问奥列霍夫空军中将为学院的建设和学员的培养鞠躬尽瘁，一再推迟回国时间，不幸心脏病突发，死在他的办公室里。开完追悼会后才用飞机送回苏联。还有副首席顾问叶果洛夫上校，曾对哈军工的教学工作提过许多好的建议。忘我的工作使他发现胃癌时已经是晚期了，他回国不久，即在莫斯科逝世。 　　中俄之间，历史上有很多恩恩怨怨。他们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一直耿耿于怀。但他们对哈军工的贡献，哈军工的子孙们应该记住。 　　在军工学院的发展过程中，左右摇摆是一大特点。在招什么样的学生问题上的左右摇摆更是突出。军工的泄大肚子是军工正史中不大愿意提到的。1961年，正是中国吃尽大跃进的苦果，但还死不认错的年代。军工的左风也是越刮越甚，居然决定大幅度地扩招学生。更糟糕的是当年军工招生主要看成份和政治表现，不大考虑或根本不考虑学习成绩，学生都是保送的。因为这样，很多中学根本就不把好学生保送军工，而专门送一些考不上大学但出身好的人尤其是干部子弟到军工，这样可以提高中学的升学率。于是乎，大跃进中的劳动模范、养猪能手纷纷进了军工大院，穿上军装，成了哈军工学员。可想而知，军工的教学质量大幅下降。 　　一直到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和周恩来总理在广州讲话(他们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军工的头头们才如梦初醒。他们决定1962年的招生是严上加严，一律从参加高考的考生中招，分数要比得上清华。他们看到以前招生少以后招生也不会多，形象地把1961年中间大的现象说成是大肚子，并决定泄大肚子。所谓泄大肚子即把61级的学生分成三等，好的继续读下去，中的留级到62级，差的退学回家。这比喻虽然形象，但把那些他们当宝贝招来的养猪能手等又比喻成要从肚子里泄出去的粪土，真为他们叫屈。好在他们从退学的那部分中留了一些人当干部，现在哈工程的干部中一定还有这些人存在。　　刘居英院长在军工的创建和发展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上次谈到的1962年的招生决定，学生一律参加高考，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择优录取，录取分数不低于清华。就是他痛定思痛后作出的英明决定。军工要培养什么人？是科技干部还是科技管理干部？相信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很多次了。实际上从高考考生中择优录取最大的困难在杜绝后门。试想军工那么多干部子弟，很多都是爹妈一个电话收进来的。刘居英位居少将，在军工是老大，可是北京那么多中将、大将和中央首长，刘居英不过是小刘而已。 　　为了防止干扰，刘居英决定在1962年招生期间不接电话。所有电话都由秘书接，只有真正需要的电话才转给刘院长。对那些官太太打来的电话一律说刘院长不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在中国官本位的制度下敢顶住上面的干扰是要有勇气的。刘院长这一次顶住了。虽然他一生犯有很多错误(这方面下次再写)，但是就凭这一件事我也要为他鼓掌。1962年以及随后的1963年和1964年军工招了许多好学生，这些学生不论后来在什么战线上工作，总体都表现不错，为军工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现任的头头们，你们有刘院长的勇气吗？有，一定有的。 　　刘居英院长风流儒雅，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在军工干部和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刘居英1937年参加革命，据传他在12.9运动中是学生游行队伍中走在前面的打大旗者。传说他的才华表现在多方面，连品酒也有一套，新出一种酒都会请他去鉴定。我们对他充满了尊敬。 　　哈军工的老干部有“亲民传统”，即很多老干部对学生和基层干部都非常友好和亲切。这与陈赓院长的作风有关，也与刘居英院长的亲民作风有关。刘院长即使到了北京之后，遇到哈军工的学生也是特别友好。有幸去过刘院长家的哈军工学子说，刘院长根本不认识你，但知道你是哈军工的学子，对你问长问短，非常亲切，使你觉得不象在首长家，而象在朋友家。哈工程(哈船院)有此传统的院领导只有卓明一人，这是题外话。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当军工六五兵团杀回来和北京的红卫兵一起将刘居英抓起来摸了一脸黑游街时我的心都碎了，当看见被人安了一条尾巴让他爬时，我真想站出来与他们评理，但想到他们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号，又不敢出头。后来，刘居英还被潘复生以“三特（日特、苏特、蒋特）、一叛（革命叛徒）”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下狱。刘居英是对军工的建设立有大功的人物，一个好干部受有如此待遇真是不公平。 　　但是他也有另一方面，他的一些错误也叫人不可理解。看来他到底是个普通人，有人的七情六欲，也有保护自己的私心杂念。能象彭德怀、黄克成这样的毕竟是极少数。 　　正是原来对他充满了尊敬，后来才对他有不小的失望。他的错误，不论是政治上的左倾还是生活上的不检都让我惊讶。他的一些幼稚的话语也让我觉得可笑。为了保全老院长的面子，我不想在这里曝露具体内容。大家好自为之吧。 　　刘院长毕竟是大家尊敬的老前辈。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还是理解他。祝老院长晚年幸福。 　　哈军工作为军事院校，培养高级国防科技人才，具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军工当年有一道门、二道门，两道门都有岗哨。两道门之间是生活区，二道门之内是教学办公区。五座教学大楼也都有岗哨。不同的证件只能进入不同的地区。另外，流动哨也经常在院区值勤。 　　对外面来访人员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记得有一年有个中央委员级的干部带了几个秘书和下级官员到哈军工参观，想看看导弹工程系弹库里的导弹。导弹库位于72号搂附近，单独成院。这批客人在有关人员陪同下来到这小院门口，没想到警卫人员只嚷中央委员级的干部一人进入，其余人员一概被挡在门外，叫这批秘书们大发牢骚。他们跟首长走遍天下，唯有哈军工嚷他们吃闭门羹。所有保密资料借阅都有严格手续。保密资料不得带出大楼，需在下班前归还保密室。由于保密制度严格，大家都按制度办事，哈军工没有发生重大失密事件。也有为失密坐牢的，有关故事以后再讲。
　　点点滴滴之三 —— 我写不下去了，我对天长叹，欲哭无泪　　哈军工是部队，有严格的生活秩序就不用说了。哈军工还有非常严格的教育秩序，上课下课分分秒秒都控制得很好。上课交头接耳都不允许，更不要说迟到早退了。上大课经常要换教室，有时候，从一个楼跑到另一个楼时间很紧张，比如上一节课在11号楼5楼，下一节课在51号楼2楼，就比较紧张。换教室不是自己去，必须全班列队去。 　　有一次，空军工程系某班班长看课表时把课表上的教室号码看错，把全班同学带错了教室，上课５分钟后才赶到，成为全院通报的严重教学事故，该班长受到撤职处分。 　　做作业是不允许抄别人的，如果抄别人的就象做了小偷一样丢人。当年戴遗山教授和汪浩教授还给62级和63级的同学出过关数学题，题目难得吓人。有的同学做不出来，又不能看人家的，憋了几个月，真是狼狈透了。 　　但是，多年后回想起来，很多同学都觉得当年的严格训练大有好处，受益不浅。真是感谢母校和那些严格的教师。 　　哈军工的纪律是严明的，校园也很美丽。可是下完雨后，土地潮湿，如果人踩上去，就会留下脚印。为了保证校园的美丽，大概是1965年前后，军工下了一道命令：不许走小路。从院大门走到11号楼后面的宿舍区，要是走大路，需走到11号楼拐直角。当年在11号楼西面没有建筑，过了一号楼就可以裁弯取直走小路到11号楼后面的宿舍区。 　　这一年，到了10月份，各食堂正积极准备冬菜。五系有两个女学员外出回来，走过一号楼就上了小路。由于人走出来的小路窄，只好一前一后，边说边走。前面那个说得有劲，后面那个也回得不错。前面那个说着说着发现后面那个不回话了，回头一看，哪还有人影。大惊失色的她发现她刚跨过的草袋子没了，有的是一个新挖的菜窖口。探头往菜窖里看，黑呼呼什么也看不见，但听到她的同伴在下面呻吟。 　　受伤的女学员在医院里住了好长时间，腰部的伤可能对她终身都有影响。在受到大家慰问的同时，她也受到批评，因为她违反了不许走小路的规定。 　　戴遗山和汪浩是当年哈军工学子最佩服的两位年轻教师。他们两人讲课水平不相上下，但大家都说，汪浩在政治上略胜一筹，而戴遗山在业务上更强些。果真，许多年后，汪浩当上了国防科大政委。遗憾的是有实力当院士的戴遗山教授没能如愿。 　　军工老同学敬仰戴教授，因为他学术水平很高，对学生要求严格，大家都受益非浅。除了严格的学风和渊博的数学知识外，我特别欣赏他那一手极其漂亮的左手书写的粉笔字，以及他独臂横渡松花江的英姿和勇气。戴遗山教授给军工和哈工程(船院)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现在国防科大和哈工程的有些名教授也是他的学生。他对好学生的栽培和赞许是有名的。 　　戴遗山说过一句名言：“62沙基昌，63席裕庚。”戴教授的意思是62级沙基昌最棒，他是62541班学员，63级席裕庚最棒，他是63211班学员。这两位都是戴教授的得意门生。沙基昌是导弹系学员，现在是国防科大教授。席裕庚是原子弹系学员，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电子信息学院院长，国际自控联大系统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自动化学会理事长。戴遗山教授真可以为有这两位学生骄傲一下。 　　戴教授现在还在哈工程做贡献，他还好吗？祝他身体健康。 　　邓三瑞教授是值得我们大家尊敬的前辈。 　　邓三瑞曾被某些人称为“中国潜艇之父”，尽管他自己极力反对，这称呼也没有流行起来，但对他曾在中国潜艇事业中做出的贡献也可见一斑。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他自己也从不吹嘘。有的写哈军工的书，把研制潜艇的功劳记在别人的头上，我很为他不平。我只听别人叫过他为“中国潜艇之父”，而没有叫过任何其它人。 　　邓三瑞教授做了几年哈尔滨船舶学院院长，那几年是船院蓬勃发展的几年。他做院长时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后任的几个都不如他。那几年他耽误了不少业务，学院有大的发展，而个人没见进步。奇怪的是他那时不去搞他的潜艇，而去搞什么辩证法，个中原因至今我也搞不清楚。猜想他想把哈船院办成综合性大学，要加强文理而带个头吧。 　　邓院长的英语真是棒极了。当年在哈船院他的英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有海外归来的顾懋祥教授比他强。邓院长说中文往往结巴，但说起英文来却流利无比。他的英语功底使他在外事活动中受益非浅。 　　值得一提的是邓三瑞曾担任几届中国出席联合国裁军会议的代表。这个角色可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只有具备渊博的武备知识、灵敏的政治头脑和深厚的外语功底才有可能担当此大任。相信全国也找不出几个这样的人才。 　　尊敬他的另一个理由是邓三瑞的夫人是众多教授夫人中最土的，而邓院长对她还是相敬如宾。 　　邓院长，久违了，您还好吧。祝您老身体健康。
　　点点滴滴之五　　哈军工属部队，上下级关系当然是下级服从上级。但是，工作归工作，平常的时候就相当融洽。当然也听说谁与谁不和之类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是下级对上级很尊重，上级对下级很友好，是很不错的。 　　上级干部对下级干部有时候很严厉，但有时候就很有人情味，开起玩笑来有时也蛮过火。 　　又想起陈赓院长的一件事。记得哈军工第一恋的王琥和寿瑞兰吧，他们是那批到军工的年轻教师中唯一的一对结了婚的人。一天，陈赓院长去探望年轻教师，看见王琥在刮胡子，笑着对王琥说：你还要刮胡子干什么？老婆都有了，还要那么漂亮干什么？大将军跟小助教如此开玩笑，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小了，老的小的都笑到一起，完全打成一片。 　　又记得有一次过节聚餐，刚开始，某系政委就到学员食堂看望大家。学员八人一桌，每桌有一大碗白酒和许多美味佳瑶。某学员队指导员王大为正在和学生谈笑，看见政委走过来，都站起来跟政委打招呼。政委看见白酒，哈哈一笑，知道王指导员好酒量，用手一指大碗白酒道：“王大为，喝下去！”王指导员不愿违背了政委的好意，说了一声好，就象梁山泊的好汉一样，端起大碗沽度沽度把一大碗60-70度的白酒全喝了下去，把政委和学生都吓了一跳。炊事员给那桌的学生又换了酒，而王指导员可就不行了。摇摇摆摆跑到附近的学生宿舍睡觉去了。 　　干部对学员当然有严格的管理，但干部关心学员、爱护学员是每个学员都能体会到的。我敢说，军工时期(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管理虽然严格得多，但是干部和学员的关系总的来说要比哈船院时期和哈工程时期好得多。 　　早先各系有医务室，医务室的医生对学生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记得有一年，我病了，发高烧。看完病后，躺在学生宿舍休息，没有去上课。没想到的是有医生几次到宿舍来看我。量体温，给药，还帮到水，问寒问暖，很叫人感动。看见我吐的痰里带血丝，怀疑是肺炎，马上拿去化验。化验完还来告诉我，痰中血是鼻血，没有大碍。这样的服务态度我想现在恐怕难找了。我还记得这位医生的名字，她叫赵邦莲，她现在退休在哈工程。 　　学员队的干部经常跟学员谈心。说实在，我在这里讲的一些故事就是队干部跟我谈心聊天时告诉我的。 　　干部和学员虽然正拉巴紧的时候不少，但很幽默的时候也不少。记得有一次在食堂，有一大桶汤放在那里随便喝。有个同学去打汤喝，因为汤太稀，就用勺子慢慢地捞汤里面的菜叶子。我们一位系副主任走过去，啪啪同学的肩膀说：“把鞋脱了，下去捞。”说得周围的同学哈哈大笑。这位系副主任是长征时的红小鬼，当之无愧的老红军，却能跟一个小学员开如此的玩笑，可见当时的关系是很融洽的。 　　象现在学院里经常听见的学生宿舍里厕所漏水没人修之类的问题在军工时期是没有的。学院的工作以学员为中心，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学员，教员其次，然后才是其它人员。 　　哈船院接收了一个曾被被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了刑的老军工人，他是学电子的，被安排到当时的航天工程系。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已记不清是那一年的事，反正那时候他还比较年青，也正在热恋中。尽管如此，对工作和学习却没有一点马虎。一天，他在保密资料室借了一些保密资料拿到某教室去进行研究。也许是太专心了，时间过得好快，一看表，坏了，已过了下班时间。急急忙忙赶到保密室还资料，天那，铁将军把门，保密室工作人员早就下班回家了。按规定，保密资料是不能带出教学楼的，而且，必须当天归还。他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在保密室门口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再一看手表，和女朋友约会的时间马上要到了，怎么办？一咬牙，带了保密资料就出了门。他把保密资料往自行车后座一挟，骑上车找女朋友去了。当年哈尔滨的马路大概不如现在，三颠两颠，保密资料就颠没了。 　　见到女朋友先是一阵高兴，回头一看，保密资料没了，马上就是一身冷汗。跟女朋友说声对不起，一溜烟地向上级报告去了。 　　在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帮助下，当晚就把保密资料找了回来。保密资料是路人捡到后交到派出所的，接触过保密资料的人很少。应该可以断定失密的机会不大。 　　本来，严厉批评，记大过处分也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位老兄可没那么幸运。支部书记对他一直有看法，这正是整他的好机会。他被提交军事法庭，据说最后在沈阳宣判，开除军藉，坐牢就是他的命运。 　　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开始。军工学院贴出很多大字报，学生停课。 　　7月22日黑龙江省委工作组进驻学院，后来被造反派称作“镇压群众运动”，于8月初被称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撤离。 　　8月初，以高干子女为首的激进派在军工俱乐部发起辩论会，保守派在小树林发起辩论会唱对台戏。省委书记李力安在造反派主持的大会上宣布停止刘居英党内外一切职务。俱乐部派成立“军工红色造反团”，代表人物有闫立梅、边世军等。 　　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小树林派以日期为名称，成立“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代表人物有司锡才等。 　　哈军工因为高干子女多，北京来的消息多，社会上以哈军工的动向看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仿效哈军工，哈尔滨其他院校也纷纷成立“造反团”和“八八团”。 　　8月中旬，在绥化地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65级学员回院“造反”，成立六五兵团，是造反团的打手和急先锋。他们把领导他们搞“四清”的院办公室主任王序卿拉来游街，然后武斗刘居英院长和沙克主任，给他们戴高帽，抹黑脸，挂尾巴，令他们唱“我是黑帮”的歌，对他们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随后，各部、系的领导干部也纷纷遭到本单位造反派的批判、斗争和蹂躏。 　　9月-1967年1月，造反团**院、部、系三级权力机构，提出“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团”的口号，学院各级组织完全瘫痪。造反团不断批斗、围攻领导干部，甚至学生干部。八八团为了洗刷“保守派”名声，紧跟毛主席，也对领导干部进行批斗，唯恐“左”的不够。 　　1967年1月《人民日报》称之为“东北新曙光”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八八团头头司锡才在北京了解到江青坚决支持造反团后化妆返回哈尔滨，并开会宣布八八团解散。省革命委员会宣布八八团为“反动组织”。司锡才被捕。 　　2月，由穆栋材(老干部)为主任、郑锡伍(外号郑黑子，老干部)、李九思(军代表)、边世军、阎立梅为副主任的军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2-6月，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的支持下，拥护省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成立“井冈山串联会”，即山上派。不拥护省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形成“山下派”。因为山下派炮轰潘复生，又称“炮轰派”。山上派成立“军工造反团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 　　6月9日，捍联总派工人、学生数千人冲入军工大院，攻占炮轰派总部。这就是所谓“六九夺权”。 　　8月，武斗进入高潮。捍联总攻打炮轰派据点58号楼。下旬攻打全市炮轰派据点哈尔滨坦克制造厂（简称“哈一机”）。炮轰派动用了坦克，捍联总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火箭筒。哈尔滨在武斗中大概死亡几十人，哈军工的人指挥别人打，军工自己的人在武斗中双方都没有死伤。 　　9月-1968年1月，按中央指示黑龙江省两派代表进京谈判，经周恩来总理耐心地教育调解，达成了联合的协议，“军工”两派代表也达成实现院内联合的协议。此后，两派又围绕“革委会”的席位问题，展开了新的斗争。漫长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伤害了很多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有些人含冤死去。
　　哈军工65级是非常特殊的一届学生。其它院校的65级也很特殊，因为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届学生，入学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就停课了。但是其它学校的65级学生毕竟还上了半年或将近一年的课，而军工65级是一天正式的课也没上。 　　65级一入学就去军训。他们军训的时间在好像比较长，比高几届的都长，大概是因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的精神已经传达，学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军训下来，就去搞“四清”，或者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其它年级的同学“四清”都已结束，65级这门“主课”当然不能拉下。65级上千人统统都到黑龙江绥化地区农村参加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一般大学一年级与中学同学联系比较多，再加上65级高干子女多，他们在农村对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了解颇多。到了8月份，他们再也憋不住了，全体杀回学院，成立65兵团，把学院搞得天翻地覆。象前面提到的谢富治的女儿谢小沁的“老子在娘胎里就红透了”就是65级的杰作之一。 　　其实65级很倒酶，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是知识的贫穷。一天正式的课也没上，大学毕业了又怎么样？没有真本事，到那里也不行。因而从总体说来，65级是哈军工最差的年级，大概其它院校也差不多。 　　但是，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机遇和本人的素质(天资、知识和能力)。不论是什么原因，也有不少65级的同学干得不错。十六大中央委员迟万春和李安东就是哈军工空军系65级学员。在专业上干得不错的有赫赫有名的江姐(不知道的人可看＜红岩＞一书)的孩子彭云，他靠自己的努力学习，考上研究生。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 　　文化大革命对大学生来说真是浪费青春的年月，这还是说得轻的。说重点，不但浪费了青春，而且涂黑了灵魂。 　　军工的学生多数当年都积极要求进步，政治热情很高，对事业都很虔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发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乎大家行动起来，写大字报，开辩论会，越闹越凶。我到现在还相信当初多数学生都是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响应号召而投入运动的。即使到后来两派对立得很厉害时，多数人还是觉得自己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当年 政治热情之高只有以后的8X年可以相比。说游行，哈尔滨走一大圈，没有叫苦的。大冬天，用水就可以刷大字报，一个晚上把大字报刷遍哈尔滨冻得脸发白也不是一次两次。可惜呀，群众的政治热情被利用，革命性全变成了派性。 　　有些好朋友由于观点的不同，出现分歧，开始还谈谈心，互相劝劝。慢慢地越谈越对立，好朋友也成了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夫妻也有反目成仇的，何况是一般的朋友。时常是这边唱“上刀山，入火海，誓死保卫毛主席；海可枯，石可烂，向党忠心永不变”的八八团团歌，那边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二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X的蛋”的造反派时髦歌曲。两派势不两立。 　　大好的青春浪费了，政治热情被利用了，同志关系疏远了，干群关系紧张了。但有一次大家走到一起来了。一天夜里，大家睡得正香。突然，快起来救火啊，XX实验室着火啦的喊声把大家惊醒。大家纷纷爬起来，向着着火的地方跑去。救火是不分炮轰派还是捍联总的，就是哪派也不是的逍遥派也积极救火。学员虞XX看见高压电闸，想也没想，用手去拉。轰的一声就被电打倒在地。高压电闸是不能用手拉的，必须用绝缘的拉电杆才行。当时情况紧急，拉闸要紧，没顾那么多。好在没有大碍，头痛了两天也就没事了。 　　救火结束，派性继续闹。到毕业时要作鉴定，那些当初参加造反团以后参加捍联总的鉴定材料写得最好。那些参加过八八团的人鉴定中会有一句“参加保守组织八八团”“站错了队”。数参加炮轰派的人很惨，鉴定中会写上一些更加难听的东西。救火表现突出的虞XX哪派也不参加，算是逍遥派，更加惨，说他不关心政治，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哈军工的五座教学楼可以说是雄伟壮丽，当年在全中国没有一所院校的教学楼可以与之匹敌。五座楼当中又以11号楼最大、最壮观，可谓是雄姿英发，气宇不凡。可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它也是五座楼中阶级斗争的伤痕最深，最血淋淋的一座。 　　11号楼是日字形，在北侧和南侧除中间的楼梯外还各有两个四方转圈楼梯，加上日字中间一横处的转圈楼梯，这样的楼梯就有五个。这五个转圈楼梯中间的空档很大，因为楼高，从五楼楼梯口往下看还挺可怕的。 　　第一个在这样的楼梯口自杀的是五系学员孙宝元。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八八团，而且非常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被推举为八八团的小头头之一。八八团解散后，八八团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各单位的造反团都不同程度地对八八团的骨干进行批斗。孙宝元所在班和学员队都对他进行了批斗，并准备对他进行更加严厉的斗争。孙宝元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从来接受的都是表扬。现在他成了反动组织的骨干，他怎么能够忍受？他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现在说他反党，他怎么想得通？越想越难受，越想越觉得前途渺茫。于是，他选择了日字形中间一横处的楼梯口跳了下去，成了11号楼的第一个冤死鬼。听到消息，我赶紧跑去看个究竟。尸体还没有抬走，但在二楼通道处己有东西栏住，不让往下走。我刚到不久，孙宝元的女朋友在同学的陪同下来了。她怯怯地往下看了一眼，就流着泪在同学的搀扶下慢慢离去。 　　孙宝元只是第一个。以后又有人在11#楼跳楼自杀，不过我并不知道是谁，也没有看见。 　　一天，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精神受到极度刺激的人在一个楼梯口阴森着脸对他的同事说：“11号楼的楼梯口只有这个楼梯口没有人自杀了。”第二天，这个人自己在这个楼梯口跳了下去，填补了最后一个没有人跳的楼梯口的空白。 　　11号楼的每个四方楼梯口都有冤魂在游荡，那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他们能看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被改革开放替代时应该安息了吧。 　　据有关资料介绍，哈军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有34人。 　　哈军工的新生入学先编入新生队，进行军训，军训完后才分到系里。我入学那年，新生队先在院里进行基本训练几天，然后拉练到哈尔滨郊区一个叫小赵家的地方进行野外训练。由於当时卫生条件较差，队里开始闹痢疾，队长和指导员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天我也染上了痢疾，体虚肚痛，摇摇晃晃爬起来要去厕所。走到门口被杨副指导员看见，他看我走路不稳，执意要背我前去，我那里能肯。“没关系，我背你。”话很简单，却是那么感动人。这么好的指导员今天有吗？希望还有。 　　军训结束后，学员分到各个系。大家学习都很紧张，我见到杨指导员的机会不多。几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批斗最厉害的时候，在一次俱乐部批斗会的会场外，我突然看见杨指导员被人把右手和右腿绑在一起弯着腰从俱乐部里面往外走，后面还有造反派拿着棍子跟着喊：“快走！快走！”杨指导员是刚刚被造反派批斗完从俱乐部里带出来。杨指导员弯着腰，满脸汗，战战兢兢痛苦地挪着步子。一步没走好,差点儿摔倒，后面一棍子已经打了下来。我一下子呆在那里，心在颤抖，却说不出话来。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热泪盈眶。 　　几个月后，我听说他的一只耳朵被打聋。至今，我不知道杨指导员在什么地方，只能在远方向他祝福：“杨指导员，您好吗？”
　　点点滴滴之六 —— 王XX展览会　　在我的记忆中，我参观过的以哈军工某个个人的名字办的展览会有两次。一次是院庆十周年时有个陈赓院长展览室。这是正面的，大家看后都更加敬佩陈院长。另一次就是现在要介绍给大家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王XX展览会。 　　文化大革命初期，哈军工的群众分成两派：红色造反团和八八红旗战斗团。王XX是八八团的骨干，这是后来造反团整他的原因之一。 　　在八八团头头司锡才宣布八八团解散之后，八八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多少受到一些冲击。王XX是受冲击比较厉害的一个。他被抓进监狱，个人财物被抄。在11号楼西南角的大教室里，造反团为了搞臭王XX，也为搞臭八八团举办了一个王XX展览会，把在抄王XX的个人财物中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拿出来展览。 　　展览会的展品中有王XX写给女友的情书(看来举办者也够缺德的)等等。最叫人难忘的是王XX的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的报告手稿。在忆苦那一段，王XX写道：“...... (哭) ......”，即在文字中用括号注明到时候要哭。原来作报告时要哭是事前计划好的，并不是真实的感情流露，这真叫人大吃一惊！这也算是王XX的一大本事，想什么时候哭就能什么时候哭，当演员也不过如此。 　　看展览的人很多，骂他的人也不少。记得有一个小个子，大概是王XX的同班同学，慷慨激昂地揭露王XX，说王XX刚入学时为了表现自己思想进步，晚上假装说梦话，那说的梦话是革命口号，进步得不得了。　　造反团的人看展览，一个个都趾高气扬。八八团的人看展览，难免要耷拉着脑袋，心里想造反团的臭事多得很，还不如王XX，同时也暗骂王XX不给八八团争气。 　　王XX当时只是一个学员，虽然不太好，也只是思想意识上的一些毛病而已，没必要那么整他。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事才有可能发生。 　　忠诚和背叛只有一步之遥 　　哈军工的学子对革命的忠诚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的纯洁，非常的虔诚，也许不少人现在还保留着这个品德。但是这种忠诚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忠诚和背叛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好像是《工学》报或者别的哈军工的印刷品登过一篇文章，说X老教导他的子女说，如果我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毛主席，你们就应该起来反对我们。这是一句很有大革命家风度的话，当时大家都觉得讲这句话的人了不起。可是，这句话实践起来可不是那么灿烂辉煌了。 　　南京军区政委肖望东的女儿肖XX是哈军工62562班学员，她一贯表现很好，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也不错。文化大革命中，其父受到冲击。部队的造反派揪斗肖望东，造的声势不小，戴的帽子很大，大有打成反党分子的架势。肖XX思想极其痛苦，她父亲原是她无限敬仰的有赫赫战功的英雄，是她心中的偶像，而如今成了反党、反军、反毛主席的军阀。在肖XX看来，能不能跟其父划清界线是对她的考验。於是乎，她按X老的教导站了出来，回到南京，在一次群众揪斗其父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大会发言批判她的父亲。经历几十年风雨的肖将军对别人的批判不会太在意，党内斗争他见得多了。但自己的爱女突然在大会上批判他，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肖XX背叛了她的父亲，表现了对革命的忠诚。是这样吗？她的同学当时就说，等她爸爸平反的时候，她会跪下来向她爸爸求饶的。果真被他言中。后来肖望东解放了，其女儿跪没跪我不知道，但求饶是有的。那么，肖XX大会批判其父到底是忠诚还是背叛？恐怕就有不同的解读了。试问，对错误的忠诚是不是也叫背叛？ 　　其实，恐怕连德高望重的中共一大代表X老也解释不清吧。我读到他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他的威信在我心中掉了一半。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一大上被选为我们党的主席。以篡改历史表现忠诚是不是有点太XX了。 　　冷静想想，肖XX不应该受到太多的责备。她的表现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她爸爸自己对她教育的结果。她还是好校友，只不过接受“阶级斗争为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教育多了点而已。她敢于斗争的是她的老爸，这也是要有勇气的。她要比那些保爹保妈而对不同观点的群众大打出手的高干子女不知好多少倍。 　　这也值得跳楼? 　　哈军工学子好强，这本来是好事。正是这种好强的不甘落后的上进心，使很多哈军工学子不断努力，取得很多成绩。但是要是太好强而变成虚荣，就成了坏事了。李XX的悲剧就是这么形成的。 　　孙XX和李XX都是62581班学员。孙XX学习成绩优秀，工作能力强，在班上也算是尖子之一。李XX积极要求上进，从来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加上李XX算是班上女生中最漂亮者，所以脸上总流露几分清高。她积极要求入党，但大概是由于班上积极分子太多，在校期间她没排上。 　　毕业后孙XX和李XX结婚了，双双分配到上海某研究所工作。本来这是多么好的一对啊，男才女貌，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李XX想入党，就要积极靠拢组织。赶上工宣队进驻研究所，那些大老粗管知识分子，他们说了算。年轻的李XX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想不到工宣队进驻研究所长不了。她积极靠拢工宣队，紧跟工宣队的错误做法，贬低知识分子，还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不久工宣队灰溜溜地撤走了，李XX可就惨了！党没入上不说，在单位里可就臭了，风言风语在所难免。一贯不愿落人之后的李XX难受极了，左思右想越想越想不开，觉得自己的前途完了。在沉默和哭泣了几天后，她从他们的办公楼上跳了下来。 　　她死了，她太经不起挫折了。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阶段已经过去，在相对平静的阶段李XX却命断黄泉，真叫人惋惜。想想刘小林，同是哈军工的学生，为什么一个那么坚强，一个却是那么脆弱？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不解的是李XX跳楼事前不会没有蛛丝马迹，她的同学兼丈夫孙XX不可能看不出来。当年做同学工作讲起来头头是道的他怎么就做不好太太的工作？孙XX受到打击也不小，他出国了。据说从加拿大又到了美国，学术上成就不小，还娶了一个洋太太。
　　一个军工65级学生的传奇 　　哈军工65级在校期间没有正式上过课，文化素质比较差，也有不少65级的同学后来干的不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介绍的是一个很独特的故事。是好事坏，大家自己下结论。 　　哈军工五系六五级学员陈小波离开学院工作一段时间后，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他的太太比他有出息，刻苦学习，事业有成，居然有机会到美国学习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最后他太太终于向还在国内工作的陈小波提出离婚。实际上，他太太已经和一个洋人同居。陈小波知道他们的婚姻是不可能挽回了，灵机一动提出了离婚的两个条件：儿子属于我，把我和儿子移民到美国。他太太到也爽快，一口答应。陈小波和他的儿子就这样到了美国。　　陈小波没有专长，即不可能找到高薪的工作，也不可能进大学读研究生。可是儿子要养，自己也要生活，也就是说需要钱。不能靠脑力挣钱，就只能用体力挣钱。陈小波那几年是吃了不少苦。拼命打工，省吃俭用，勉强维持生活。穷急了，也会想办法。到处打听和钻研如何吃美国政府，也就是如何拿政府补助，哪里有免费福利，怎么能住进给穷人的低价房等等。　　当然，这样生活他的业务是永远不会提高的，就连英语也是一塌糊涂。熬了几年，可以拿美国公民了。在考公民的面试时，考官对他说：Sit down please。他想考官叫我看(See)什么？考官指着凳子又说一遍：Sit down please。陈小波还是以为考官要他see什么东西，在考官所指的凳子上下来回看，还对考官说：See what?这是他自己给别人讲的笑话，可见他的英语水平之高。那考官到也没有难为他，还是让他过了关。 　　陈小波现在可是翻了身，大大地有钱了。考什么致富？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他娶了国内的有自己工厂的富婆。当然这是两相情愿的，因为嫁给美国公民可以移民美国。一个靠“娶”致富，一个靠“嫁”出国。这夫妻俩在国内有很多钱，而且自己的工厂还源源不断地给他们增加财富。而他们却在美国过着逍遥的日子，而且继续住着美国地方政府照顾穷人的低价住房，继续不用交美国一般收入家庭需要交的高额税金，继续想方设法得到政府的补助。 　　这可真是一个哈军工的另类人物！ 　　几个元帅访问哈军工印象　　很多中央首长都曾访问过哈军工，有关的介绍很容易找到。这里只谈谈几个小事作为对那些文章的补充。 　　朱德元帅访问哈军工时曾到原十四号楼(十一号楼后面西面的一座)的学生宿舍参观。记得参观的是进门往右拐窗户朝东的一侧的宿舍。军工的军纪严格，军容风纪一直比较好。宿舍的东西包括脸盆牙具都放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窗明几净，一成不染。朱德元帅看后很高兴，夸奖卫生搞得好。让那个学员队的队长和指导员高兴了好几天，在学员队点名时一个劲地表扬那个班的学员。 　　陈毅元帅访问哈军工时，在体育馆前面的大操场上接见全体学员和教师。他坐在体育馆的阳台上向坐在操场上的师生作报告。他谈形势谈学院的建设，鼓励大家好好学习，给我们有很大的促进。但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自己上学时的情况。那些国民党官僚的子弟学习不好，恋爱信也写不来。每到要给女朋友写信就会来找他，他就说，你请我吃一顿，我帮你写。我们都觉得很好笑。 　　刘伯承元帅的军人作风叫人钦佩。他在刘居英院长的陪同下从屋里走出来，看到外面的师生员工站立在大街两旁夹道欢迎他，立即挺起胸膛，走起正步。刘伯承元帅的正步是对广大师生员工的尊重，大家激动地使劲鼓掌表达对元帅的敬意。刘院长赶紧走上去对刘伯承元帅说：“刘帅，请随便一点，请随便一点。”在刘居英院长的再三劝阻下，刘伯承元帅才改走便步。刘伯承元帅是诸元帅中最提倡军队正规化的，他走正步是他身体力行正规化的表现，也是元帅同样尊重士兵的表现。可敬！可佩！ 　　沙克的一个小故事　　沙克是哈军工的老领导之一，原任空军工程系政治委员。1966年体改后任哈尔滨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哈军工的学员都知道他。他的一个小故事打动了我的心。 　　有一个军工电子工程系的学员，出身贫寒，毕业于文化大革命，毕业后几经周折回到老家大连，被分配到一个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工厂工作。他多次与工厂领导打交道，也向上级领导反映，要求调到专业比较对口的单位工作，但是，得到的却是不安心工作的批评。他没有显赫的亲友，没有后门可开，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突然想起几年前曾在一个军工老同学的带领下拜访过一次沙克。於是，他抱着一线希望，打听沙克的工作单位地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是哈军工的学生，只拜访过您一次，不知是否还记得我，我现在专业不对口，在工作调动上有困难，不知能否帮助。发出信后，一段时间没有回信，他也就不抱希望了。谁知有一天，突然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沙克来的。原来，沙克早就调到北京工作，给沙克的信转了好久才收到。沙克说，军工培养一个学生国家要花很多的钱，应该在对口专业为国家作贡献(大意如此)。并说，请拿着这封信去找大连市政府，他们会帮助你的。这位军工校友拿了沙克的信，找到大连市政府。这封信转到了大连市领导的手中。在大连市领导的干预下，我们的校友调换了工作。 　　不久，沙克去世。我们的校友了解到沙克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到的信，是在病重的时候关心着一个并不熟悉的军工学子，是在用所剩不多的时间给军工学子以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什么力量让沙克这么做？是“哈军工”的情结。“哈军工”三个字能把上上下下的“军工人”联系在一起。　　哈军工历史上受的打击不少，1966年的转业脱军装是严重的一次，但最严重的致命打击是1970年的分拆搬迁，实际上是破坏性的解体。 　　1970年初，中央军委办事组决定哈军工“分建”即解散。具体方案是把航空工程系(改制前的空军工程系)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迁往西安，并入西北工业大学；原子工程系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迁往重庆，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专业合并，成立重庆工业大学；舰船工程系(改制前的海军工程系)划归第六机械工业部，迁往武汉，与西安工业大学的鱼雷系合并成立武汉船舶工程学院；风洞实验室改为第三机械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其余电子、导弹、计算机三个工程系和基础课部、综合实验工厂以及院直属机关划归第七机械工业部，内迁长沙，组建长沙工学院。 　　空军系灰溜溜地走了，被西工大吃掉消化。作为个人，他们在西工大都表现不错。但作为哈军工的一个分支，她是彻底完蛋了。 　　原子工程系与哈工大有关专业到了重庆，困难重重，在那里混了年把年，实在混不下去了，哈工大的打道回府，哈军工的又并到长沙去了。 　　去长沙的部份执行国防科委关于去长沙的人员要“越少越好、越纯越好”的左倾的错误原则，扔下大批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和不要的大约有90%营俱，前往长沙，有人说，活象个破落地主逃难。长沙并没有合适的校区，只在已经停办的工程兵学院６万平方米的院区栖身，条件很艰苦。听说大仓库或大教室里用木板隔一下就安排很多家，晚上谁家的私下活动也跑不过邻居的耳朵。带去的设备由于长沙天气潮湿，又没有现成的实验室，上锈报废损坏很多。好在军工的干部教师有好的传统，他们在逆境中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减少损失。又经过多年的奋斗，经邓小平批准重新回到部队，一所新型的国防科技大学办起来了。 　　海军工程系的干部和教师开始是准备搬家，但他们没有盲目地在没有找好合适的地方就搬。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留在哈尔滨办学。她收留了300多名长沙工学院不要的所谓不符合条件的教师和大批的干部、工人，在原校址上继续办学。校址虽然残缺不全，支离破碎，但他们毕竟保住了哈军工的祖庙，为哈军工的发展继续努力奋斗。 　　在解体以后的几年中，军工大院满目疮痍，风光不再。在大院内，单位林立，房屋破损，垃圾成堆，成员混杂。哈军工的学子回学院看看，没有不伤心的，有的还掉下了眼泪。陈院长在天之灵怎么能安息？！ 　　原来的哈军工解散了，但她的子孙们还在奋斗。哈军工的辉煌已成为过去，新的辉煌何时能来临？我们都在期盼着。 　　点点滴滴的有关哈军工的部分到此就结束了。往后，点点滴滴继续给大家介绍哈船院的故事。 　　我没有去写哈军工的完整历史，我也没有能力写。我只是写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经历或者听到的故事，有些不一定很准确，但我绝对没有杜撰。 　　有不少人写过或正在写哈军工回忆录，有的写得比较好，有些写得就不怎么样。比较出名的是罗来勇的《哈军工魂》和电视连续剧《魂系哈军工》。《哈军工魂》虽然有些观点比较荒唐(比如“平民大学”说)，但总的来说写得还可以。要说电视连续剧《魂系哈军工》，我给它打分是不及格。该电视连续剧不仅回避了那个年代必然有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而且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歌颂毫无典型性的事例，即只需要初中一年级的水平就可以上大学得全优。这实际上是否定1962年开始的办学正规化，为“泄大肚子”鸣冤叫屈。 　　也许这些作者有很多苦衷，我们应该加以谅解。哈军工电子工程系的一个63级学员正在写一本有关哈军工的书，将在建校五十周年前出版。我相信这本书会很精彩。但是，据说作者已经几易其稿，原因是有些东西不让写。已经进入新世纪了，还有那么多紧箍咒。作者会感到遗憾，读者亦然。
　　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长时间的狂热，不少人开始冷静下来，不太积极去参加那些斗来斗去的活动。但是没有事情干，很是无聊。搞专业不行，会被说成不关心政治，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于是乎，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来了。 　　有一个军工女学员，灵机一动居然要去体验一下乞丐的生活。她不带钱，只带了军工的进出门的证件，穿上便衣，就上了路。她沿街乞讨，露宿街头，离开哈尔滨，向外市县而去。在军工养尊处优惯了，当乞丐之苦是可想而知。饥寒交迫，遭人白眼，还要防狗咬，防人打。大概一星期左右，她实在受不了了，拿着军工的证件找到派出所，请求帮助。这才吃上饱饭，洗上澡，让军工干部领了回去。 　　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但这事千真万确，因为是一个干部告诉我的。尽管这种做法有点荒唐，但我到很敬佩她的勇气，很象一个干大事的人物。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这辈子是否有成就，但我猜想她的乞丐经历对她的人生会有好处的。　　看现今的BBS，到处都有美女图，在哈工程的BBS中也有大量的谈“性”的帖子。可哈军工的当年可大不一样，军工当年下了一个“两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恋爱，不准结婚。当年不要说恋爱结婚了，很多同学谈谈两性关系都会有罪恶感。其实军工的学生也是男子汉，在这种禁欲的高压下，也产生很多荒唐。 　　哈军工的历史上有一个怪学生，在两不准的压力下非常变态。该学生的有个怪毛病，别的不偷，专门偷女生的裤衩。该学生是四系，即电子工程系的学员，大概是63级的。一次不小心偷窃行为被人发现，事情败露，受到审查。一搜他的箱子，居然满满一箱女生裤杈，真是不可思议！于是乎，这个流氓学生一夜成名，全院皆知。 　　这学生受到了批判，也给了处份，但还好，没有开除学籍。后来有人说，这是一种病，不是思想意识问题。当时的学生不象现在这么开放，这种事情是大逆不道的，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流氓。 　　当然，两不准也有他好的一面。的确很多学子响应号召，一心学习，军工那几年的好学风与此有关。 　　1957年，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页。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把至少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使他们蒙受了几十年的冤屈。这些无辜的知识分子成了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一员。更可悲的是，广大的老百姓相信红太阳，特别是从小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的青少年，真的把右派分子当成敌人。孩子们骂人时甚至说：“你是右派！” 　　哈军工反右派的故事，我是后来听说的。在哈军工，一百多名优秀的教师甚至优秀的年轻学生被打成右派，只因为他们说了几句“错话”。他们多数被发配边疆或偏远农村，劳动改造。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更是需要纯洁，因而打击被看作阶级敌人的右派分子更加凶狠，更加无情。 　　看看哈军工是如何对待这些右派分子的吧：在体育馆和31号楼中间的大操场是宣判大会会场。开会前，31、41、51和体育馆的楼上都架上了机关枪，会场四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真是如临大敌。右派分子是被士兵们押送进场的，一个个灰头土脸，几经批斗都已经疲惫不堪。右派分子在会上被一个一个地宣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团籍(如果是党团员的话)，开除学籍(如果是学生的话)。每宣判完一个，几个战士就冲上来撕掉领章，有的还戴上手铐被押下去，跟着他的是口号声声。然后就被送往指定的农村、边疆，甚至劳教单位，带在身边的只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背包。 　　这还不够，第二年借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动员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机会，又把一批内定的“中右分子”转业下放支边，他们被迫脱下军装到边疆，还要带着红花去，档案里却写着内定右派之类的材料。这些人更惨，因为他们不是右派，没有人为他们平反，他们永世不得翻身。1996年秋天，刘居英院长到新疆看望五八年被错误下放的在边疆苦了38年的那批老学员。军工校友会的会长尚法尊陪同前往。这些人见到刘居英院长，想到这辈子受的苦难，泣不成声，真可谓“泪飞顿作倾盆雨”。尚法尊说，在见到这些受害人时“激动场面，令我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这批苦难的校友还要在边疆呆下去，有什么办法呢？刘院长去看他们已经是他们的最大安慰了。 　　这是哈军工的历史上最震撼我心灵的事，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心痛。 　　灾难深重的哈军工反右派运动中，最催人泪下的是空军系的几个右派学生，他们本是品德优秀、学习优秀的好学生，如果没有这个灾难，他们今天可能是哈工程的博导。他们被打成右派后被分配到边疆某地的偏远农村。1960年，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全国人民大饥饿的年代。严冬，这几个学生被安排去看守粮食。守着成垛成垛的粮食，而他们的口粮是每人每天几根胡萝卜。他们真正地发扬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不偷公家一粒粮食。饥饿、寒冷没有动摇他们的意志，死亡的威胁在他们纯洁的心灵面前变得不重要。其中一人，抱着永远不变的信念，饿死在粮食堆上! 　　他死了，死得是那么伟大，那么光荣，又是那么屈辱。他走了，带走了他的信念和哈军工给他的耻辱，而留给哈军工的是什么？是光荣还是耻辱？我们为有如此伟大的学友感到骄傲，但也为我的母校把这么伟大的学子打入敌人阵营而感到羞耻。“伟大、光荣、正确”的母亲啊，您为什么不忏悔？是您把您最忠诚的孩子扼杀，而他在临死前对您还是一片忠诚。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热泪盈眶。马上让我想起的是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战俘，他们被俘后英勇斗争，受尽屈辱，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想到回国后得到的是更大的屈辱，个个都成了叛徒。面临的是撤职、开除和劳改，生不如死二、三十年。 　　我写不下去了，我对天长叹，欲哭无泪。。。。。
　　点点滴滴之四　　当年哈军工还有自己找上门去当右派的，当哈船院的同事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不信吗？你去问问二系的朋友吧。二系即当时的航天工程系，我总算有了机会见到了杨修成，他看上去非常老实，甚至有点木纳，看来多年的灾难已经把他压跨了。 　　杨修成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哈军工。反右斗争开始，领导看他老实听话，让他参加所在单位的反右领导小组。他老老实实地工作，帮着整理材料，抄抄写写，右派的材料都能看到。当右派的初步名单出来后，领导决定给右派办学习班。老实巴交的杨修成觉得那些右派的言论没什么大错，既然办班，自己也可以学习提高，於是他找到领导说：“我看不出那些言论有什么错，也让我参加学习班学习学习吧。”就这样，他进了班，成了右派。不久，发配边疆农村，劳动改造多年。一个好端端的知识分子就这么毁了。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平反落实政策才回到哈船院工作。 　　杨老师应该在哈工程退休了。不知读文章的朋友有没有认识他的。若有，请向他问好。 　　哈军工的冤案还真不少，这是一个当年每个哈军工学员都知道的事，因为宣判大会就在军工俱乐部(今黑龙江军区俱乐部)举行。事情过去多年，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但宣判大会的情况还历历在目。 　　他是平民的孩子，当年和陶铸的女儿曾是一对很好的朋友，谈恋爱谈得火热。陶铸何许人也？陶铸当年是广东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度升任中央第四把手，很快被“四人帮”抓进监狱，后被平反。军工当年下了一个“两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恋爱，不准结婚。为了服从规定或者为了别的什么，陶铸的女儿提出分手，而男方是坚决不同意。双方矛盾不断扩大，某一晚，男方约女方面谈。在很不愉快的的情况下，男方狠揍了女方几下。虽然没有到需要住院的程度，可能打得不轻。打完了这位高干子女后，他感到害怕。於是乎，拿了双鞋，背了个包就要出走。当然，定罪时这是犯罪后企图逃跑。 　　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抓了起来。公审宣判大会上，有一项内容是群众自由发言，我印象中可以在大会上自由发言的情况除了文化大革命恐怕就这么一次。有一个高干子弟在发言时居然要求枪毙这个可怜的家伙，引起会场一阵骚动。宣判时有“民愤极大”一句，判了三年。最后问“罪犯”还有什么话讲，这个可怜的家伙拿出准备好的稿子做检讨，还有今后遵守学院纪律，努力学习之类的话。想必在准备稿子时还以为是学院处分，连开除学籍都没想到，更何况判刑了。 　　要是被打的不是高干子女他会被判得那么重吗？要是反过来是高干子女打了平民的孩子会有如此的结果吗？平心而论，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其它院校，记过处分也就可以了，不会闹上法庭的。 　　当然，这个冤案不是陶铸女儿的错，更不是陶铸的错。这是历史的错，有着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有更深一层的封建文化意识在起作用。 　　刘小林是哈军工61231班学员，我并不认识她，只知道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受尽了磨难。她的故事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是非常感人，我也是听说的。刘小林是高干子女，父亲刘顺元曾是江苏省委书记。对高干子女，我微词颇多，但对她，我另眼相看。　　军工文化大革命中，曾有27人写过江青的大字报。这27人都是高干子女，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们比谁都造反，跟江青最紧，好象就他们才是真革命，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凶极了。后来斗到他们老子头上了，他们才知道他们的江阿姨是什么货色。写了一张大字报，也就消声匿迹了。 　　刘小林不一样。她家也受到冲击，她也恨透了江青，但她更看到江青对国家的危害，并有勇气进行斗争。她写信给中央，揭露江青的罪行，好汉做事好汉当，她用的真名真姓。上面对她进行调查，她就是不认错。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上面决定逮捕她。有人给她通风报信，她马上南逃。在当时，中国之大，没有她可逃的地方。她在火车上被捕。 　　她在狱中受的苦难真是馨竹难书。刘在狱中被关压二年半，后被押送到江苏泗阳农村劳改。在农村期间因病回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公安部门以不请假为由又将她逮捕，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刘小林去德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干得很出色，帮助了许多人。 　　刘小林是好样的，她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没有倒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她成功了。她是不靠爹不靠娘，全靠自己奋斗的高干子女。我默默地为她祝福。
　　王琥对哈工程(哈船院)的老师不是个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这里谈的是他和他的夫人寿瑞兰的故事。 　　王琥从小生活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家庭，家中有一个生活在一起多年的保姆和她的女儿。父母亲对人仁慈宽厚，把保姆和保姆的女儿当成自己家人一样。这保姆的女儿就是王琥后来的夫人寿瑞兰。王琥和寿瑞兰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从小就建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情也越加深厚。他们一起考上了复旦大学，1952年一起从复旦大学毕业。甜甜蜜蜜地结完婚来到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到了筹建中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需要说明的是在有关哈军工的一本书中，有关描述是寿瑞兰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显然与上述说法不符。我不能肯定我听到的说法是对的，但我只能按我知道的情况写。如果我听到的说法是错的，我在此向他们两人和读者致歉。 　　在急风暴雨的反右运动中，心直口快的王琥因为和支部书记不和吵架被打成右派。这对寿瑞兰的打击尤如晴天霹雳，她深爱的丈夫跟她一样从来都很要求进步，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情，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打背包到边疆农村的前夕，哈尔滨有个电子单位因有科研任务没人干，经批准来挑几个右派去他们那里改造。王琥因为技术过硬被选中，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留在了哈尔滨。从此王琥每天拼命地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寿瑞兰每天上课教学，因为是右派的妻子，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年的那一代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王琥和寿瑞兰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他们对事业还是那样执着。寿瑞兰常常对王琥说，相信党，好好改造。　　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们的压力太大，一个是右派，一个是怎么表现也被认定是划不清界线的右派妻子。而且，看不见前途，甚至他们两个很小的孩子的前途。 　　当左风越刮越盛的时候，寿瑞兰所在单位明确要求她与王琥离婚。她那几天是天天哭，但越哭越说她丧失立场。最后没有办法，只好由领导带着去王琥单位向王琥哭着表态：为了孩子，我们离婚吧。他们两口子到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时，在那里抱头痛哭。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么好，别离了吧。他们除了哭得更厉害外，还能说什么呢。那时的感人场面叫在场的人心碎，连办事员也不情愿为他们办手续。真是棒打鸳鸯两凄凄，何时团圆似无期。 　　虽然是被迫离婚了，他们谁也没有另组家庭，都在默默地思念着对方，在等待着天晴的一天。一等十几年，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们复婚了。 　　王琥和寿瑞兰现在都在哈工程。王琥已是博士生指导教师。相信哈工程的许多中年教师都上过寿瑞兰的物理课，都是她的学生。 　　我为王琥和寿瑞兰的浪漫、坚贞、曲折和伟大的爱情欢呼，我称他们的恋爱为哈军工第一恋。 　　反右运动给军工造成的创伤是严重的，虽然不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比，但在知识分子心中阴影一直不散。陈赓院长为消除这种阴影作了不懈的努力。 　　由於陈赓大将在北京兼职，在创建哈军工几年后，主要住在北京。大概是1958年，陈赓率代表团从苏联回来，路过哈尔滨，来到军工学院。他的爱将戴其萼主任告诉他老知识分子都被反右反怕了，都伤了心了。陈院长沈默良久，无言以对。是啊，他能说什么呢，他不能跟中央唱反调。最后，陈院长说：把他们请到北京去，我在北京跟他们谈谈。 　　在戴其萼主任的安排下，一批专家到北京见陈赓院长。专家中有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马明德教授，著名电子技术专家周祖同教授，著名飞行器控制专家张良起教授等。陈赓院长在北京跟他们的亲切谈话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反右留在他们心中的阴影，陈院长对他们的鼓励、关怀和爱护使他们终生难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被整肃，又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为了防止类似的政治运动伤害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在学院按照上级要求对彭德怀等“反党分子”进行批判的前夕，陈赓院长从北京发来保护知识分子的指示。刘院长根据陈院长的指示，立即组织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去外地参观，以避开这次政治运动。很少有人知道这次外出参观的真正目的。这些人在外地参观了很长时间不耐烦了，要求回学院搞科研。学院回答说继续参观。他们一直到学院批判完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才回到学院。陈赓和刘居英院长这一次成功地防止了知识分子乱说话而挨整的悲剧。 　　在那种年代，有陈赓院长以及刘居英、戴其萼这样的有如此爱心和胆略的干部真是不多。哈军工的校史中应该好好地给他们的丰功伟绩记上一笔。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导弹专家，他对我国国防事业的贡献是有史可查，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没想到的是，有人说，他的导弹生涯居然是在哈军工决定的。 　　1955年10月钱学森从美国回到久别的祖国。钱学森是当时世界上的力学权威之一，是在美国搞了十几年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科学家，归国后马上开始为中国科学院筹建筹划已久的力学研究所。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正在考虑中国的导弹发展计划，但对中国能不能搞导弹心中没有底。听说中央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考察，立即把正在北京的陈赓大将找来，请他立即去哈尔滨接待钱学森。 　　11月的某日，陈赓院长亲自在哈军工接待钱学森。陈院长带钱学森参观了空军工程系刚刚建起来的风动实验室和海军工程系的水槽实验室。参观途中，陈赓院长按彭德怀元帅的要求询问钱学森，按照我们中国现有的水平，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和导弹来。钱学森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能！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陈赓听后非常激动，办军工就是要搞我们自己的国防现代化，要的就是钱学森这样的志气。陈赓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钱学森的这句话坚定了彭德怀元帅搞自己的导弹的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钱学森的生涯。钱学森自己后来也说，他当时并不知道是彭德怀元帅请陈赓大将来问他的。 　　钱学森一回到北京，听过陈赓汇报的彭德怀元帅接见了他。他们开始筹划我国的导弹事业。不久，周恩来总理接见钱学森。在总理安排下，第五研究院很快成立，钱学森任院长，我国的导弹事业就轰轰烈烈搞起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6.4)　　—&哈尔滨工程学院(0.6)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4.5)+长沙工学院(8.6)　　—&哈尔滨工程大学(1994.5~至今)+国防科技大学(1978.6~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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