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教育的使命（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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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教育的使命（12345）
　　传统文化与教育的使命（1）　　——对话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许锡良老师　　受访人：许锡良　　采写人：本刊记者 张艺芳　　编者按　　两年来，读经热议中，许锡良凭借《蔡元培为何废止读经》一文每每引来关注。此文初成于2014年9月，那时，读经圈刚好经历过一次动荡，陷入“如何读”的迷茫中，不同读经学堂的堂主，因不同的见解，读经方法差异甚大。　　2016年，读经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争议围绕“现代人要不要读经，儿童如何读经”展开。旧题重议，许锡良把此文推在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许锡良看世界”上，以其思想锋芒再度引来围观。通读他的文章发现，在教学中，他也是位特立独行的教师。与许锡良的这次会面成为应有之义。　　在咖啡厅坐下来后，我们各自点了一份晚饭。简单的招呼中，我获知他已经在这个茶餐厅待了一整个下午与朋友谈教育问题。先听完我的好奇之处，他一一用笔记下，便滔滔不绝谈起来。　　焦点之下　　记者：今年的读经热议中，您的《蔡元培当年为何废止读经》一文，又引来不少围观。文章下面，褒贬评论不一。您是否会在意这些评价？　　许锡良：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一种思想观点，存在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对于那些观点，只要是基于学术讨论，做到事实证据与逻辑合一，我以为都是很好的学术批评。但是，有许多人，特别是维护儒家传统文化的那些人，一味地谩骂，就不好了。其实，很多人并没见过我，只是通过文章认识我。我的文章批评的色彩很浓厚，看似很尖锐，很激烈，其实，只是作学术思想批评，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温和、宽厚、友善的人，我基于对人性的顺应，对生命的敬畏，以平等之心待人，珍惜每一个相识的机会，珍爱出现在生活中的点滴幸福。我有一个核心观念，那就是可以针对故去的人与事作尖锐的学术批评，但是，对活着的人尽量给予尊重。儒家传统恰恰是崇拜死人，践踏活人，这样就不利于创建我们的幸福生活了。　　记者：您对儒家的批判不少，是否有一些个人偏见在里面？　　许锡良：应该说每个人的思想观点，都会打上他个人生活的烙印。没有人无缘无故就生出一种思想观点来。人的思想认识与他的个人学习与生活经历肯定是密切相关的。有关我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我去年有过一个讲座，叫《我的儒学心路历程》，是一个微信群的讲座，根据录音被网友整理出来了近四万字的一个文稿，那里面说得很清楚了。　　年，我在曲阜师大读研，我本来是冲着孔子与儒家文化复兴去圣人家乡求学的，但是，三年之后失望而归。那时全校各个系、专业总共才50多个研究生，每星期被安排至少一次，有时两次以上的时事政治学习，而所谓的政治学习，也就是念念《人民日报》的报纸社论之类。　　然后，在我记忆中，就是去沂蒙山烈士陵园悼念，去聊城学习孔繁森精神等等。但是，一边高喊漂亮口号，一边腐败得要命，我发现，儒家文化一边倡导不言利，一边升官发财，贪腐得要命，人格非常虚伪。根据我的生活体验，儒家经典所言与现实生活反差实在是太厉害了。那时，我是一个思想活跃的20多岁的年青人，每天过得都很压抑。我梦寐以求的那种热烈的学术思想探讨场面始终没有出现过。内心深处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那时我看到凡是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人，必定贪婪腐败，做事没有规则，也没有底线。那时候孔子、儒学开始在我心中渐渐地失去了原来的光彩。　　后来，我对一种文化的研究，找到了五个方法。即从求真的角度看，一种文化是什么与为什么，必须依据经典文本、历史资料、现实状况、价值导向与逻辑思维五个方面去考察。一，在判断一种文化如何的时候，必须拿经典文本为依据，不能够随意增字减字解经，不能够以解释作为依据，必须以一手的经典原文作为依据。二，当时的历史现状如何，不可能凭空想像，必须拿出可靠的历史资料说话。三，这种文化产生的现实结果如何，不能够只看经书上说了什么，还要看在现实中产生了什么结果。四，这种文化的价值导向是什么？是人性化，还是官本位化，是平等观念，还是等级特权观念。五，这种文化的内在逻辑如何，一种思想，一种研究，必须做到逻辑的内洽性，不能够互相抵触，互相矛盾。衡量儒家文化究竟如何也要从这五个方面入手去分析。　　记者：您认为所谓“国学”，除了中国人自己学之外，几乎无人再学。您这样看，有哪些缘由呢？　　许锡良：国学本身就是一种不符合逻辑的说法。学术研究不能够以国别为划分标准。像德国的哲学、英国的科学、法国的社会学研究，都不是国学，而是一门门的学科领域。而中国人将自己的传统文化称为“国学”，其实是误导性很强的，国学并没有学，只有传统文化的存在。至于为什么这些传统文化除了中国人自己学之外，几乎无人再学，那是因为，一种思想学问，能否传播得广泛，不是取决于外在的权力与金钱，而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是否符合普适价值，二是是否符合逻辑。普适价值与逻辑思维，这是人类思想的共同基础，具有普遍性。如果缺乏这种普遍性，你是走不远的。思想的力量本身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因为人性是共同的，逻辑也是共同的。　　孔子学院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走向世界？就是因为儒家文化缺乏这两样东西。这种“国学”其实没有逻辑体系，也无实验调查，说的都是私房话，洋人当然是听不懂的。就像你说方言或者江湖黑话我可能不懂，但是，如果翻译成普通话，我还是能够明白你究竟在说什么的。国学不能够因这种类似方言与江湖黑话，就洋洋得意，关键是要放到人类的思想谱系中去权衡一下，是不是有新的发明创造，是否为人类的知识海洋增添了一粒沙子。不要动辄企图自己弄出一套知识体系来，以便对抗世界已经形成共识基础的思想体系。　　中国的儒家文化不仅把圣人之言，圣人的一点感悟当成了知识，而且甚至当成了真理的化身，而不允许有人质疑问难。产生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还把知识当成了是一种静态的东西，仅仅是用来敲开“升官发财”之门的工具，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最好解释。　　记者：仔细读了您的文章，我也经常阅读儒家经典，也只是作为一个熏染或者说涵养。在我看来，即使创意，尤其是中国的家具、建筑，很多还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诚然，我也并不想回到以前的制度里去，对于裹脚、愚孝、知行不合一的儒家，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如何在世界文化里保持自己的特色？我们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呈现自己的文化力量。这都完全不需要考虑吗？　　许锡良：你说的情况，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一种文化，是有不同层次的。核心的层次是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围绕着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是制度文化。再外围一点才是你所说的器物文化，如家具、建筑、茶道与传统服饰之类。核心层次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以及制度层面的文化是有明显的优劣之分的，而器物层面的文化就应该保持多样化。处于生活层面，应该让人自由选择。比如，是喝茶，还是喝咖啡，是用筷子，还是用钢钗，家具是西洋式的，还是中国传统式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价值层面如果是等级特权，思维方式如果不合逻辑，那么制度建设就必然是互相矛盾的，那样的制度在纸上就开始打架，落到现实就更加不堪。中国传统的制度设置存在的问题，本身就是因为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出了问题，而这又与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密切相关。什么人，做什么事。　　许多时候，人们一谈制度，仿佛制度就是从天而降似的，其实，任何制度都是接受过相应文化的人制定出来的，而且执行不执行，遵守不遵守也是与人密切相关的。儒家文化倡导读书做官，追求等级特权，三不孝中的“家贫亲老，不为仕禄”其实就是把“升官发财”当成了人生的目的，这本身就是蕴藏了腐败基因。所以，儒文化统治的中国，腐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几乎每个朝代都亡于腐败。这是文化的缺陷本身造成的。　　中国文化仍然存在着一个充分世界化的问题。这是胡适先生当年提出来的。现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更加显得紧迫。所谓充分世界化，其实就是让中国人过得有尊严感，这先得从尊重自己的同胞开始，平等对待自己的同胞，不要搞特权，如果自己的政府都不以平等服务之心对待自己的同胞，那么，怎么能够指望他国人尊重你的国民？不要忘记了，当中国开始尊重自己的同胞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就得到了新生，也就开始在世界上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力量了。文化的最强载体还是活着的人。包括文化的尊严其实就是接受这种文化的人的尊严，文化优劣如何，其实就看接受了这种文化的人本身的修养。如果接受了某种文化教育之后，变得蛮不讲理，等级特权，毫无规则意识，那么，这种文化要走向世界是困难的。至于文化特色，主要是艺术、习俗以及器物层面上的，如果在价值、思维、制度层面上安顿好了，中国人变成了深受世界欢迎的人，那么，那些自然而然的特色，人们也不会排斥。比如，日本人的那些器物层面的传统文化，甚至某些制度层次的文化，比如天皇帝制，不是保护得很好吗？这并不妨碍日本成为日本。　　记者：读了儒家经典，跟信奉儒家经典，是两码事，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许锡良：对，但要有个先后顺序。鲁迅先生当年建议年轻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当时看似很偏激，很片面，现在看来其实是很深刻的真知灼见。年轻人不要去沉迷于中国历史文化，要去先了解世界，再去了解儒家文化。先拓宽你的视野，再回头观照自己。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能够在比较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改进自己，建设好自己的家园。人在小时候，分辨判断能力有限，容易被自己看到的第一个景物挡住了视线，从此再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其他景物了。　　从小背诵儒家经书，不说内容如何，即使这种学习方式也是不符合儿童的认知心理的。容易把儿童更为宝贵的好奇心与想像力摧毁掉，即使读进去了，接受了，也会容易深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就是容易一味相信而不自知，不懂得思考与提问。一些儒家文化的倡导者正是想趁儿童思维未开化，就把这些教条塞进儿童的大脑里，让他们变成不善于独立思考，缺乏批判分析能力的人，其实，这并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只适宜于培养奴才，简单的服从与盲目的崇拜，却并没有自己的主张。　　另外儒家文化是世俗文化，在信仰的此岸，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儒家文化，其实就像二百多年前英国出使满清乾隆帝的公使马嘎尔尼所发现的那样，中国人没有信仰，唯一的信仰就是做官发财。这种信仰必然走向腐败，而且不可能有普世价值。因为做官是高度排他性的，在仕途上失败者必然是居绝大多数。所以，中国人会说，人生在世，不如意事者常八九。这差不多就是失败者的比率了。在这种信仰里没有合作共赢。　　记者：中国人也是有自己的文化基因的，不然，岂不是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　　许锡良：应该说，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其实并不神秘，就是由核心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组成的。有时改朝换代了，但是换个新名词，那个基因构成的幽灵还在，还会死灰复燃，无论好基因，还是坏基因都是这样的。因此，就像人的生物基因一样，你可以随便吃什么食物，但是，基因不会随着这些食物而改变。文化基因也是这样的，它也自然存在那里，不会丢失的。从文化发展与变化来看，世界没有哪种主流文化没有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吸收与融合，不存在单一性的文化，文化天然具有融合性。对传统的理解，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传统不是静态的过去时，而是动态的过去时、现在时与将来时。传统一直是变化着的，只是变好还是变坏的问题。开放，就容易变好，封闭，就变容易变坏。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着强大复古基因的文化，因此，开放在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为教育提出了“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作为中国人，只有大量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你的文化基因才会得到优化。在这个过程中，抛弃陈腐落后的，吸收富有生命活力的，这是文化的优化过程，不是什么文化虚无主义。如果不开放，不去比较，你去问印第安人，他们也说不清那些丑陋的恶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不可想象，现代化能够从印第安人文化里得到实现。年轻人应该先去学世界，中老年后再回头看中国，才会有进步，才会知道怎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先去观世界，才会有世界观，先去看看美丽世界，再建设自己的美丽家园。要以建设的姿态看待文化的发展。每个活着的中国人，都是文化的承担者、继承者与创造者。只有我们自己把自己家园建设好了，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幸福而有尊严了，才能够说我们的文化发展了。不要忘记了，我们活着每个中国人，都是文化的活标本。　　记者：从价值和文化的多元化上，是不是也不应该排斥儒家文化呢？　　许锡良：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价值与文化的多元化，就应该包容许多丑陋罪恶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是人类共存的基础，比如人性和人权，比如逻辑思维，如果你不遵守，一个社会就无法维持良好的秩序，对于破坏这些价值与规则的现象，就必须制止，不可能兼容的。另外，对于个人来说，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不能够要求一个人本身去价值多元化。许多互相矛盾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如果同时被同一个人的大脑认可，除非他疯了，否则是无法理解的。不要忘记了，价值多元是社会制度安排，而非个人选择的结果。对于个人有选择的自由，但是，这个选择也必须是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否则社会会失序，变成混乱的丛林社会。个人的自由选择与公共权力与制度的安排应该区分开来，不可混为一谈。儒家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可以选择学习，甚至信仰，你也可以选择批判与反对。至于一种文化究竟如何，应该在开放的过程中顺应自然。　　记者：我之前的采访中，还遇到过一位送女儿出国学人类学的教师，她的女儿回国做调查时，女孩的教授希望她结合中国的文化去做一些研究。　　许锡良：那是可以的理解的。非洲的原始部落文化，目前美国许多大学也有专门的研究，那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作研究。凡客观存在的东西，都可以作为一种现象去研究，这并不说明那个东西一定有多么神奇。学术研究，要的是探究问题的奥秘。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许多地方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深刻细致得多。但是，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准备用中国文化代替日本文化了。　　记者：如果先前的了解如果不够多，又怎样去做这样的研究呢？再说，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第一批幼童，去了美国之后，学习能力非常强，跟他们小时候所受的学习也有一定关系吧。在您看来？中国的孩子，只需要在老了，返回家乡的时候，才去寻根吗？　　许锡良：我说了，研究与信仰不是一回事。许多研究佛教的学者，并不一定就信仰佛教，而信仰佛教的人也不一定就对佛教有研究。儒学作为研究者与作为国民信仰者是不同的。作为学者任何领域都应该有人去研究，但是，作为信仰在中小学推广这就不同了。另外，你说的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那些幼童学习能力强，与儒家文化也没有什么关系，当时，只不过是选了一批天资聪颖，天赋较好的儿童前往美国而已。那批幼童除了天资不错外，学习能力强，后来有较大的成就，恰好说明他们是西方教育的结果。儒家文化对那些学术与技术层面的发明与创造不太感兴趣，这些东西被称为“奇技淫巧”和“旁门左道”，在儒家文化的高宅大院里，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他们感兴趣的是读书做官。　　记者：儒家传统文化的确有一些愚忠愚孝的思想，比如忠君之类的。不过，中国传统文化怎样作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您认为是伪问题吗？　　许锡良：纯粹的伪问题。中国只有一个真问题，那就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没有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作现代化创建性转换的问题。就像粪就是粪，不存在怎样变成粮食的问题一样。在大粪里寻找营养元素，也可以找到没有消化干净的米粒，但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看过台湾学者林毓生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儒家文化的基因要怎么转化，要转向哪里去，有什么路径与方式。中国人只是在感情上割舍不下这份传统文化遗产，其实在理性上是没有办法的。我以为只要保持中国社会开放，中国文化自然转化，自然就创造了。文化的核心是人性，人性向往幸福生活，相信人有这个向善性与向真性。好东西放在眼前，人们自然就会选择，就像今天中国人也选择穿西装，也选择坐飞机，用手机一样。　　记者：如果完全丢弃自己的文化，我会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许锡良：作为中国人，文化基因天然自带着，不存在丢弃的问题。除非中国人不再在世界上存在着，否则是永远也不会丢失的。只有这个民族的人不存在了，他们的文化才会消失，就像曾经有过的玛雅人一样，人不存在了，文化才会断绝。因为，人才是文化的最鲜活，最具体，最生动，最有生命活力的载体。你也不用担心你学习日语，吃日本寿司就会变成日本人。无论你怎样学习西方，你也还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变成了别人。就像黄狗吃黑面包，不可能变成黑狗，黑狗吃黄面包也不会变成黑狗一样。　　学习西方，你只会变成一个心胸开阔、思维敏捷、学习能力和创造力更强的中国人，不可能不是中国人，事实上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保护自己的文化，恰恰是要在开放社会中才有可能。中国封闭时期的“文##革”恰恰是毁灭文物最多的时期。不过，“文##革”本身也是中国传统之一，是中国底层的反智愚民传统反儒家上层传统的结果。还因为开放，才能够体现多元共存，开放才能够发现他人优点与自己缺点，开放才能够真正保留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所谓文化基因的意义就是这样的。日本可是经历过两次文化大洗礼的，一次是“明治维新”时的“脱亚入欧”，另一次是二战战败之后的美国占领制宪治国期，这两次的文化大洗礼，也没有让日本文化丢失，中国人怕什么？　　记者：就是说，真正的文化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吗？　　许锡良：对。真正文化在生活中，在社会现实中，而非只存在书本里。每个中国人走出来，都是中国文化的体现者。　　本专访谈发表在成都《时代教育·人物版》2016年12期，发表时因篇幅限制有删节。　　地点：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海珠校区旁绿茵阁咖啡厅　　时间：日传统文化与教育的使命（2） ——对话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许锡良老师 阅读重塑了我 记者：你在“许锡良看世界”的公众号发布文章通常紧跟热点，早在2010年，华南师大承办的国培班上，您被请去为来自湖南长沙的一线农村教师讲课。2016年教师节当天，你在“许锡良看世界”的公众号重发当年的演讲内容《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为什么重发这个文章？ 许锡良：那次讲座中，我对职业倦怠的问题做了探讨。6年过去，教师的处境似乎并未发生改变。 身为一个专职教师，我非常希望从自己做起，把教师做得越来越专业化。教师的职业优势就是育人的乐趣，知识的乐趣，思想的乐趣，探索的乐趣，舍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教师专业了。我也一直认为，如果一个教师能够终身以学习为乐，以书本为伍，能够将自己投入到思考、研究与发现的乐趣中去，能够将学生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学习对象，那么，当教师一定可以充满了乐趣。可以使自己的生命与生活每天都是新的。 作为教师，与思想为乐，与孩子一起成长的心永远是年轻的。每当有人把我的实际年龄猜小那么五岁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说完之后，脸上天真的笑停留了几秒。）因为，教师内心充实，就不容易生病，精神空虚，是最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的。 记者：也有一线老师在文章下评，“一个中学的小小的行政提拔都不是以能力而是以是否百分之百听校领导为标准，又怎么能出现有思想的教育体制？又如何做有思想的教师？”“以学习为乐，以书本为伍。还要加一个期限，终身。”似乎许多教师眼中，这样并不足以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中立身行事。您怎么看？ 许锡良：我当教师几十年，从来没有过一个哪怕最小的行政职务。但是，我仍然感觉自信与自豪。那是因为支撑我的是思想，是个性，是我的见识。我认为，作为一个普通教师的尊严，就在于你有没有自己的思想个性，就是那句“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并不仅仅是靠米面养的，更要靠精神信仰来支撑，才能够走得远。 记者：那么，一个教师的思想个性从何而来？ 许锡良：近三十年的教师生涯，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读书。曾经喜欢读鲁迅，将《鲁迅全集》放在手边，有事没事拿起来读几页。鲁迅的书是我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门径，后来读《论语》、《老子》、《孟子》等古代经典，也还是离不开像鲁迅那样用批判的眼光来看。正因如此，每每谈到国学话题，体内的批判精神总在隐隐起作用。 任何人和任何书都不值得我们盲目崇拜，前人为后人铺路，架梯子，所以前人的书和梯子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而是我们发展的动力与起点。 批判性思维很重要。批判，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在英语里，批判是带有分析的意思，是条分缕析，带有判断的意思。现在我们讲批判，是用自己的主体去审查。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改善的机会。 如果说鲁迅让我知道中国文化与现实是如何糟糕的话，那么卡尔波普尔及哈耶克让我知道了这样糟糕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我有了一个转折，我应该回到启蒙阶段，去阅读西方启蒙前后的思想家的著作。 在江西老家的偏远农村中学任教六年之后，我来到广州。想不到中学教书时的那些阅读，后来到大学教书又派上用场。到广州的高校教书，还教过几年的逻辑学和教育时政分析类的课。现在想来我真是一个杂家。思想需要杂一点的知识作为支撑。但是，必须学会精通一个领域才行，没有一个领域的精湛专业修养，没有创造的激情，就无法领悟思想的魅力。思想更多的时候是跨界的，是要靠个人领悟与体验的，也并不是只是靠读书能够读来思想个性。 记者：看您有一篇文章是谈约翰·洛克的，洛克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许锡良：我读了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教育漫话》、《政府论上下册》，发现洛克只是从自己的感觉、知觉与经验出发，力求来对现实世界作一点探讨。他的理性不是设计出来的先验理性，而是经验里的理性，他不作毫无根据的玄想。洛克之所以值得重视，就是因为他的思想直接成为了后面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的源头（另外一个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提到了三权分立，是比较接近现代美国的三权分立），他是最早提出一个国家的权力需要三权分立的，他提出立法权、行政权与外交的三权分立，不同于美国现在的三权分立。但是，他是最早就有这个构想的人，认识到权力如果得不到控制，一定是要滋生腐败的。 记者：您将约翰·洛克看作是知识道路上的低级雇工，但通篇文章，有着言志的味道，隐言之，“我正想做这样一种人”。是这样吗？ 许锡良：我在文章里的表述已经很完整了。如果说卢梭是制造教育理想的乌托邦的高手，他始终在激励着人类向往更美好的理想迈进的话，那么洛克才是实现美好理想的教育现实主义大师。中国需要卢梭，但是，社会制度建设更需要洛克这个经验理性主义者。需要这个思想知识道路上的低级雇工。 我们现在急迫需要大量的常识，需要补西方智慧的常识课，这些有许多都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你即使不去刻意学习，也不会丢失掉，因为日常生活就能够教你许多了。但是，人家的好东西不去学习，你就永远也不会懂。本专访谈发表在成都《时代教育·人物版》2016年12期，发表时因篇幅限制有删节。地点：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海珠校区旁绿茵阁咖啡厅时间：日传统文化与教育的使命（3） ——对话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许锡良老师 教师的职责就是教学生常识 记者：你在《我的阅读简史》（写于2006年）一文中也写到，我不想先去做一个有创建的思想家，只想做一个常识的普及者。为什么那么强调常识？ 许锡良：没有弄清常识的情况下谈创新，是要闹出笑话的。我们现在有许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或者低级错误的研究，都是因为缺乏常识的结果。比如前几年闹得很凶的“水变油”的研究，号称中国第五大发明，后来才知道那是个笑话。还有“永动机”的发明之类，都是闹的常识性笑话，这连牛顿的能量守恒定律都没有闹明白的结果。中国还保留了许多巫术类文化与思维方式，这些都是前现代的东西。这也是缺乏科学常识与现代社会常识的结果。另外，我所说的教师教学生常识，其实包含了教学生学会诚实，学会遵守公共规则，学会逻辑思维，学会做一个有人性的人，这些都是非常朴实的东西，必须在阅读中，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点点滴滴的常识与细节来教会孩子们。 记者：在您看来，何谓常识？ 许锡良：我先前的阅读中，的确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著作，常识就蕴藏在这些数百年前的经典著作中。不过，还真有一本叫《常识》的书，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精神领袖托马斯·潘恩的《常识》。 《常识》是一本很薄的书，是托马斯·潘恩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行军途中写成。基于当时君主专制下，弄错了一些基本问题，他向读者阐述了“天赋人权”，从而颠覆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也使得托马斯·潘恩成为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思想导师。接着他理清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组成社会才能实现福利的最大化，政府比普通人拥有更高的权利。 托马斯·潘恩认为，政府要作恶的话，比任何组织都有力量。这个常识，在当时的欧美大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这只是思想家的专利。比如霍布斯所著《利维坦》，利维坦是《圣经》里面的一种怪兽，他就把政府比作利维坦这种怪兽。这些思想之下，催生出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而有了第四种权利——新闻监督权。 西方人所说的常识，未必我们会懂，懂了未必会做，做了未必适合。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方面的常识缺乏，比如中国人的市场概念不成熟、法治意识不强、民主观念薄弱。把社会、市场、政府的概念模糊了，这在农业社会是可行的。家国可以不分，因那时皇帝就是最大的家族，皇家就是国家，国家也就是皇家。从个人的诚意、修身、齐家，发展到治国、平天下，完全抹杀了私域与公域之间的界限，要知道，家是私域，是有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国，却不是这样，虚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父母官之类大家庭，其实是不存在的。用这套东西来治理现代社会是行不通的。中国儒家讲圣贤治天下，思不出其位，正是用这套秩序，中国人构成了自己的观念。 再比如，许多人批判拜金，但我认为，从论暴力到论权力再到拜金，其实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一个社会拜金当然不好，但是拜金钱要要比拜特权和暴力要进步很多。我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社会福利的享受面及稳定性。 我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至少要做到这么四个方面的平等，人的自由才有保障。第一个平等就是要先从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做来，儒家文化不承认金钱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总是回避金钱，却又暗中贪婪不已，也就是李贽所批评过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这就是虚伪人格。第二个平等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犯法，都要受到法律的相应惩罚，无关身份怎样。第三个平等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依事实，讲知识，论逻辑，大家一样的，真理与事实面前，不能够因为位高权重而一言九鼎，更不能够指鹿为马，也不能够因为身份低微而人轻言微。第四个平等是发展机会均等。人天生是有天赋差异的，所以，也不能够强调结果均等，因为，这将是更大的不公平。但是，人的发展，不能够受家庭出身与籍贯的限制或者保护，不能够让一些人垄断机会，另一些被歧视与排斥，这既不人性，也不利于社会价值的创造。而目前，类似这种常识在国内还是很稀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说，我的职责是为了普及常识，如果常识没有得到普及，谈高深的思想学问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在探讨学问的时候，看您更多的是运用逻辑。那么，在您运用自己所学的过程中，是否有哪些原则？ 许锡良：尊重人的生命。尊重逻辑理性。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原创的价值，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最具体的尊重。我写的一切的文字都要服从当下的生命的神圣性。无论是真崇高，还是伪崇高，都无权剥夺一个当下生命的真实感受。生命在面对直觉，面对常识的时候，所有的思想理论都要服从这一点。无论说得多么神奇，多么天花乱坠，都可以以蔑视的目光去看待它，只要它是冲着残害人的生命来的。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必担心自己浅薄无知，不必担心自己势单力薄，完全可以用自己生命的真实感受来反驳这一切。 在人的生命尊严面前，我不怕表露出自己的智力不逮，智商不高，学识浅薄，无论世俗的权威有多少耀眼的光环，我都不必畏惧，无论他的理论包装得多么好，名望有多么大，只要是来用摧残人的生命，破坏人的生存环境和谐的，我都不必畏惧。 记者：看您近十年写的文章数量还是很可观的，探讨过许多话题，涉及面也非常广阔，有时候还会根据话题热点重发旧文。您的这些做法，是否跟您很注重个人的言说有关？ 许锡良：我有一个想法，人的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表达能力。宏大叙事不能够取代具体的生命感受。当今世界需要一个众人喧哗的局面。在茫茫宇宙中，就大小而言，你的生命也许是卑微的，但是你的生命在世俗的社会却是至尊的。无论你的生命多么卑微，无论你的声音多么弱小，都不要放弃自己发出声音的权利。 一个老师，一个学者，有着什么样的使命？如果把一个社会比喻成一艘船的话，那么，学者担负的工作就是瞭望员的职责，他必须负责把看到的真实的情况及时的向舵手汇报，以避免航行时触礁翻船。社会是人类分工合作的场所，每个人，每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责。而一个自由思考着的学者，就是要本着专业精神与自己的良知良能不断地向社会发声，以供社会参考。在这个过程中，错误有时也难免，但是，作为一个并不掌握公共权力的学者来说，并不存在着失言不失言的问题。因为，学者之言不是政策法律之言，而是只是学术思想之言，学者之言，只讲究合不合逻辑，有无根据，有无创新的讲究，应该没有什么“失不失”的问题吧。即使是错误，只要错得深刻，一样可以给人启迪，深刻的错误同样可以给学术思想增添新的东西，而语言是思想踪迹的记录而已。思考不断，记录不已，就算错误，也算是留下了一点生命的痕迹吧。 我总觉得沉闷的阅读是可怕的。它足以消磨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所有的聪明才气与灵气。罗素曾说：“一个教师应该在大多数的日子里，能教多少就教多少，真能在工作中得到愉快。”这是说当时剑桥大学教师自由教学的状态。套用过来说，一个学者应该在大多数的日子里，能写多少就写多少，真能在写之中获得足够的愉快。本专访谈发表在成都《时代教育·人物版》2016年12期，发表时因篇幅限制有删节。地点：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海珠校区旁绿茵阁咖啡厅时间：日传统文化与教育的使命（4） ——对话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许锡良老师 好的大学离不开孤独的思索者 记者：您认为当今教育最需要做出的改变是什么？ 许锡良：2007年，我在西安陕西师大参加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年会，一个女研究生拿导师的作业问我：中国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我脱口而出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要回归真，学会求真，还事实的本来面目。如果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教育就不会存在任何大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常识、常理，特别是要学会把自己的思维及言论方式建立在逻辑理性的基础上。 如果不尊重常识、常理，就有可能为谎言留下空间，如果不会使用逻辑规则来推理论证自己的思想观点，就难以识别是否违背常识、常理。一个没有了起码的逻辑常识的教育，那么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一种长期流行的僵化的中庸之道与辩证教条是对我们教育思想的最大毒害。这个东西一是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懒惰了，二是使我们失去了识别常识的意识，三是对胡作非为的行为缺乏足够的警惕。既黑又白，既东又西，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胡作非为的各种非人的事情都可以以合法的面目堂而皇之地出现。这是最为可怕的。 如果失去了人性与真义，什么良知、良能、常识、常理，一旦遇到权力，都要让路，我们的教育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现在无论哪个层次的学校，都不可避免地要造假才可能生存发展下去。我们的孩子更是在造假中茁壮成长。 中国的教育问题也许有千万条，但是一切问题都是由“求真”还是“造假”引发出来的，这是中国教育问题之母。当年法国思想家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特意提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撒谎的民族”，真是深深地刺痛了我，这可是数百年前说过的话，今天我仍然能够在中国深深地感受与体验到这种撒谎造假的泛滥成灾。所以我选择中国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就是“求真”，不造假。走陶行知的求真教育路线，而不是孔子的亲亲相隐。 记者：您的理想中的好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许锡良：1903年，在哈佛大学开学典礼上，哈佛学子、美国著名思想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哈佛是无形的哈佛，藏于那些追求真理、独立而孤隐的灵魂里……这所学府在理性上最引人称羡的地方就是，孤独的思考者不会感到那样的孤单，反而得到丰富的滋养。” 在这里，即使是孤独的思考者，也不会感受到孤单，因为，同样孤独地思考着的人还有很多，更不会受到歧视，因为，在这里达成的共识就是：天才的工作方式就是孤独地思索着。同时，反而因其卓越的创造发明与睿智的见解而获得人们的尊重。 易卜生在其剧本——《国民之敌》中说：“那个最有力量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因为孤独，他只倾听来自自己的生命深处的声音，服从自己的思想逻辑，而无需看他人的眼色。本专访谈发表在成都《时代教育·人物版》2016年12期，发表时因篇幅限制有删节。地点：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海珠校区旁绿茵阁咖啡厅时间：日传统文化与教育的使命（5） ——对话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许锡良老师 从经验中获取理性 记者：您是怎样教自己的孩子的？ 许锡良：做父母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即使作为一个资深教育学研究者与教师，对如何做好父亲，也是在不断探索中，也不时会犯一些错误。但是，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我是一直坚守着的。我教儿子，首先立足于成人，而不是成才。教他学会思维，学会生活，学会平等待人，学会尊重人，待人有礼等等。我教儿子学习常识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从生活中来教，在孩子的体验中来教，叫“遇物则诲，相机而教”。更要注重用自己的言行举止的榜样来教。比如在儿子在一岁半的那年，为了让他感受到汤碗很烫时不能直接触摸，他捧着孩子的手轻轻地触碰碗的边缘，孩子的手被烫得迅速弹回来。 自此以后，他从未发生过被烫伤的事情。孩子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是最鲜活的。除了教育孩子遵守公共秩序，待人有礼，以及一些必要的良好生活习惯之外，属于孩子意愿之中的事情，不必一定要服从父母的安排。听话的孩子有时令人舒服，但是，听话的孩子其实常常缺乏创造力，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委屈自己，取悦他人，久而久之就会失去自己的个性。我们教育孩子，只是一个助产士的角色。只是帮助孩子成为最好的他自己，而不是代替孩子去思考，去选择，去成长。 在识字方面，我并不赞同儿子太早识字。我提过让孩子获得有生命温度的知识，就是要建立在人生经验上的知识，也是围绕着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而遇到的知识，还是一种主动建构过程的知识，知识一旦离开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引导的时候，就变成了冰冷的，毫无生命温度的知识，那种知识不可能会让孩子们喜欢。当那些小学生在背诵2+2=4的时候，这对学生来说其实是伪知识，而小爱迪生提出为什么2+2=4的时候，这个知识才是真知识，也是有生命温度的知识。 从经验中获取理性，正是前文中所提到的约翰·洛克教给我的。在教育儿子方面，爱的表达，是我于读书之外，身体力行的另一件事。小时候没有得到爱的孩子，长大了也就没有爱的能力。小时候，没有被当成人来尊重，他长大了也不会懂得尊重人。小时候，不被当人对待，他长大了也做不成人。我更注重把孩子当成完整的生命来尊重与敬畏，培养他的完满人格与健康情感，而不是知识技能上专长。我的儿子，从他出生的第一天，我就经常抱他，亲子关系一定要有肌肤之亲，爱的感情，一定要通过肉体才能够传递。所以我有一篇文章是《与其读，不如多陪孩子玩儿》。孩子越小，父母和家庭的作用越大，儿童的早期经验，父母给到的情感、价值、待人接物、对事件的看法、思维模式。 在情境中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再用有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追求有价值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经过问题引导的，都是通过学生切身感受过的。在这里没有脱离孩子的生命与生活经验之外的知识，更没有强迫孩子们背诵远离了孩子们生活经验与人生阅历的所谓“国学经典”。做人做事是重要的，然而，做人的道理只有通过切实地做事中才能够真正落实。因为人作为社会之人，需要分工合作，去完成某事，才能够懂得尊重、懂得珍惜与懂得合作。 记者：您的妻子赞同你的方法吗？ 许锡良：她是个职业医生，我们在教育孩子上时常有分歧。比如说吧，医生就觉得，生病了就要吃药，我是让孩子利用自己的生命免疫力，能扛过去就扛过去。只要不是重大的疾病，而只是普通的感冒，我是不主张滥用药物的，有好几次孩子发烧到40度，都是自己扛过去的。当然，判断是不是重大的病症，还得尊重当医生的太太，因为，毕竟，她才是专业人士。我也常跟她说，在教育方面我是内行，你还是要听我的好。我们分工合作，尊重各自的专业性。 记者：在宏观的政治领域，不在其位便少有实践的可能。把目光放到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乌托邦兴起的年代，一切有待验证，文学家们有着各自的立场，加缪作为国家变革的参与者发声：“一个人如果学会——而不是纸上谈兵而已——孤独地去面对自己最深的痛苦，克服那想要逃避的欲望，以及有人能与他‘共苦’的幻觉，那他还需要学习的就所剩无几了。” 许锡良：有些东西可以先做思想实验。中国人的思想里比较世俗功利，这有好的一面，但是，常常轻视思想的价值是不太正常的。有些东西，如果做做思想实验，用逻辑与常识检验一下，就能够在现实中避免重大的失误，可惜的是中国人不重视思想的价值，在纸上都立不住的东西，就被拿到现实中去做了，自然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这不是好的社会实践。社会本来就是分工合作的，一个社会需要有专门的研究者与思想者。日元上的人物有三类，都是与思想教育有关的。第一类是万元日元上的福泽谕吉，他是教育家、思想家，他们是社会发展之母。第二类是五千与二千元上的文学家，如新户度稻造、夏目潄石、通口一叶，他们是社会的灵魂。第三类是一千元的科学家，野口英世，他是一个病毒专家，发现非洲的黄胆病毒，自己也因黄胆病毒死于非洲。他们是文化的结晶。一个社会是这三类人推动前进的。尊重他们，就是尊重人类自身。 附：许锡良自制自由小诗《对不起，我的职责就是评论》片段：不要逼我成为实践家我就是一介无用的书生可是无用之用有大用观念之于实践有如思想灵魂之于躯体社会本来就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本专访谈发表在成都《时代教育·人物版》2016年12期，发表时因篇幅限制有删节。地点：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海珠校区旁绿茵阁咖啡厅时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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