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社科院蒋寅第一任妻子王鸿儒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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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小说家、学者王鸿儒先生的故乡情结
14:43:47 &&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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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福泉的山水,凝聚的是自然与人文的精粹。
&&& 山奇水秀、地灵人杰的福泉,明初就有道教始祖张三丰修道成仙的经典传说。悠久的历史文化、绮丽的自然山川孕育着福泉儿女,给予了他们更多的灵气与智慧。自古以来,福泉这方黔中热土养育了无数文化名人,当代的王鸿儒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 鸿儒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不仅创作了《盛唐遗恨》、《大唐歌伎》、《日落长安》、《唐风晚唱》(三卷集)及《悬崖之舞:张居正》等七部长篇历史小说,推出了《蹇先艾评传》、《黄齐生传》、《乐黛云传》、《福泉往事》等名人传记及回忆性作品,同时还是研究贵州本土文化的知名学者,出版了《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贵州当代文学概观》(合著)、《追魂:老红军陈靖重征访谈录》、《夜郎之谜》、《纵横夜郎文化》等学术著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版的著作多达十九种,发表论文百余篇,总计六百余万字。他所承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夜郎文化史》顺利结项后,也即将出版。其著作曾多次获省级以上文学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大奖;最近又有消息传来,他的新著《乐黛云传》已获贵州省政府颁发的第四届文艺大奖一等奖,成为本屈文学类一百七十余部作品中的夺冠之作。鸿儒先生人如其名,著作等身。他的作品和研究成果享誉大陆文坛,蜚声境内外。与先生谈到他的写作生涯,他总是说他的成功与少年时代受故乡福泉厚重的历史文化熏陶分不开。
&&& 少年时代的记忆,总是透明而纯净,那是灵魂的水晶。
&&& 鸿儒先生出生于福泉东门的王家院子。那是一个两进的院落,一分为二,北头是堂叔家,鸿儒家住南头。南头开有一道小门,供先生和家人进出。如今,王家院子早就换了容颜,可是在鸿儒先生的记忆里,老宅幽静的庭院和温馨的时光,依然明晰着,似乎还能看到当年的木墙青瓦,听到隔壁邻居开门关窗的咿呀声、呼儿唤女的嘈切声。母亲在家屋往东不到半里的菜园里种着各种不同的蔬菜,四季葱葱绿绿。那些同母亲在菜园子除草、松土、浇水的日子,如今成为怀念母亲的又一缕温柔情愫,似乎在下一刻,母亲又会唤大儿子去摘一蔸白菜、几棵香葱。往往是傍晚时分,或雪花飞舞,或夕阳西下,母亲在为一家人忙碌着。古城墙就在不远处,黄昏的余光浸满墙头,那些青草或枯草,野花或落红,都在晚风中悄然静默着,与古城墙构成一种凝重的和谐,一种无言的沧桑之美。在少年鸿儒心中,古城墙的神秘带给他的感觉总是肃穆而厚实。千百年的风烟,穿过厚厚的墙体扑面而来,散发着古老而熟悉的气息,让他安宁恬静,又无尽向往。儿时记忆中的文化古城,那古色古香的韵味,早已孕育了他那喜好历史及传统文化的情结。以至于他后来在历史文学创作及本土文化研究中,一发而不可收。那时福泉城内纵横交织着很多青石板路,春天,路旁总有开满枝头的桃花、梨花探出房檐屋后。走在青石板路上,眼前会闪过一些半掩半开的木门,还有一些古拙的雕花家具,或是青花瓷器,仿佛是走在唐诗宋词的意境里。
&&& 那时的家境虽然贫寒,母亲的巧手总能让家里过上温饱的日子。少年鸿儒乖巧懂事,很小就能帮母亲干活。第一次将母亲种的蔬菜拿到菜市去卖,鸿儒先生既紧张又害羞,不知如何应对,更担心被同学看到。慢慢地,他终于能够坦然站在自己的菜篮旁边,还学会了夸奖自己的菜。他还跟伙伴们一起放牛,将牛赶到城外的小山坡上。由于自家的牛不合群,老是寻思着同别的牛打架,他只得将自家的牛与其它的牛隔开一些放。静静的山野,一个小男孩伴着一头小牯牛,半坡青草,显得有些寂寥。孤独的颜色常常是绿的,如同那些山野。他孤独地坐着,看着山巅的白云,在寂寥里转着小小的心思。他那崇尚思索的性格,是不是就从那时开始了呢?写作需要激情,治学需要冷静,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已将这截然对立的两端,交织融合,让它们在心田上生了根?
&&& 其实,每个人成长的经历都舒缓而漫长,由很多细微的事件和时光堆积起来,就如昼夜堆积成日月,沙砾堆积成岩层一样。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能够独立应付一些事情,思考一些问题,这就是少年成熟的必经之路。鸿儒先生少年时代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 少年王鸿儒很想念立旦堡。立旦堡是外婆家,距离福泉县城只有几公里。那里有疼爱他的外公、外婆、多荨⒕司恕⒑芏嘟械贸雒趾徒胁怀雒值那灼荩褂兴母盖住⒌┍ぱNㄒ坏睦鲜ΑA⒌┍ぱ4饲耙苍泄硪晃焕鲜Γ蔷褪呛枞逑壬哪盖住W魑捅と说暮蟠盖状有【拖蛲茫晟希雷源恿⒌┍だ吹狡皆剑ǜH沙疲┏悄冢氲笔毙税觳痪玫难媚钍椤K叛沛稻玻坝霉Γ杂乓斓某杉既肫皆街醒А:笠蚬赎⊙Х迪纾炝擞惺芬岳戳⒌┍さ谝凰⊙В⒌H卫鲜Α<改旰螅盖滓蛭炔∥薹ㄔ偌绦萄В⒌┍ば⊙е荒芡?巍U庖恢笔悄盖椎男牟。镁貌荒苁突场8盖椎牡嚼从种匦碌闳剂舜迕衩堑南M蘼凼钦匣故窍缌冢计谂巫帕⒌┍ふ馕挥形幕呐鲋匦掳炱鹧谩8盖椎墓始以诹⒌┍ざ悦妫卸悦派剑肓⒌┍ご笳嗑嗖还肜铩8盖淄庠诹⒌┍ぐ煅Э赡艹鲇谙铝性颍阂环矫嬉蛭笔露矗约何扌脑诔抢锬鼻笊疲昧⒌┍ぶ芪Ш⒆用挥械胤缴涎В桓匾目赡苁歉盖紫胍哉庋姆绞嚼囱有云拮拥陌蛭拮釉敲聪舶难#彰杂谒难
&&& 爱总是比岁月更深。有评论家称道鸿儒先生的历史小说浸渍着浓浓的爱意,赞赏他对唐代男女主人公纯真爱情的描写,“不仅文字流畅,而且在细节描写、环境烘托、心理刻划、情节转换上都颇具艺术匠心。读这些篇章,特别的舒畅,使人赏心悦目,简直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能够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也许早年在那他幼小的心里,就已浸渍着父母之间那份忠贞不渝的情爱了吧?
&&& 当时的立旦堡小学就设在村口上,两间一大一小的平房,大的作了教室,小的一间被父亲用作办公室。来的学生无论年龄大小、接受过教育的程度都不尽相同,有的孩子读过几天私塾,有的则一字未识。父亲根据不同情况将这二十余个孩子分为三个年级,合在一个教室上课。父亲给三年级学生讲书时,就让一年级学生练习写字,二年级学生写作业。如此循环教学,丝毫不耽误课程,只是累了父亲这唯一的老师,整天都在苦口婆心为学生授课,一刻不得停歇。跟随父亲到立旦堡读书时,鸿儒先生只有六岁,是全校最小的学生。但他在城里上过一年级,因此,父亲安排他在二年级听课。
&&& 父亲教书的方法是新旧合璧,《三字经》、《千字文》他教,城里学校的课本他也教,还专门找来一些关于养蚕、放牧、种地之类的书给学生讲解。父亲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毛笔字训练,对少数高班学生,还为他们讲珠算课。父亲的学生后来大都成为立旦堡远近村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很多人还由此改变了命运。
&&& 事隔多年,立旦堡的老人们提起当年的二先生和女先生,也就是鸿儒先生的父母亲,总是感激不已。是两位先生的爱心与执着,头一次在这僻远的山寨播下了文化的种子,立旦堡周围的孩子们才得以走进学堂,学到了人生的道理和知识。乡村的学堂没有工资,孩子们提来几碗玉米、几个红薯就当交了学费。遇上连这些都拿不出的学生,二先生和女先生总是不追不问,依然尽心给学生上课。这种奉献的精神,让我们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鸿儒先生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停下他最擅长的创作,去研究与评论别的贵州作家的作品。谁都知道,那是文坛上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费时一月,读几十万字,才能写下一篇七、八千字的文章,稿费所得,不过数十元钱;而他评论的对象呢?说好话人家当然乐于接受;偶有批评,对方即可能反目。尽管如此,他仍然乐此不疲,一干竟是十年!在这些地方,我们不难看出二先生与女先生的人格魅力,对孩子的心灵和成长,又曾经有过怎样的滋润。父爱如山,母爱似水,这山水凝结的爱,以一种博大的胸怀,伴随着鸿儒先生一路走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体现一种坚定、从容、无私、洒脱……
&&& 鸿儒先生在立旦堡整整呆了一年,跟随父亲读完二年级。在立旦堡生活的这一年,是先生一直不敢忘怀,也不能忘怀的。那些众多的亲戚和伙伴,用行动而非语言,将“爱”的本质渗透在他单纯的心灵土壤之上,让之生根发芽,含苞绽放。先生由此而受益一生,同时自己也成为一个极富爱心之人,心中藏着那片爱的花朵,将爱的芳馨分享给家人、朋友、师长,还将其凝聚起来,献给自己的故乡――福泉。那时他和伙伴们白天放牛、掏鸟蛋、爬树、放风筝……夜晚就围着外公家的火塘,在老人们慢悠悠的摆古声中进入梦乡。乡村的夜晚,单调而静寂。安详、平和的立旦堡,那浓郁的乡风民情,滋养了他慈爱、宽厚、豁达、坦然的性格与追求自由的胸怀。即使到了今天,鸿儒先生功成名就,依然过着平静、恬淡的生活,不追求时尚,不向往荣华,学不会虚伪、圆滑和世故,始终保持着一副平和、旷达的心境。
&&& 从福泉城通往立旦堡的那条山路,开满了各种艳丽的野花,四周草树茂密,莺飞蝶舞,一阵山风吹来,满鼻尽是花香。少年鸿儒和父亲走在山路上,总是要跑离小路,或许就只为一朵小花,一只蝴蝶、一个野果,甚至一片好看的树叶。大自然的美妙神奇,早已让这个少年沉醉其间,几乎体会不到生活的艰辛。清风送来父亲深情的低唱,那是父亲最喜欢的歌曲《秋水伊人》。贺绿汀的这首名作,柔婉忧伤,寄托着深深的思念。对于父亲,这首歌却是他表达内心欢乐和幸福的一个信号。父亲一生似乎只会唱这首歌,或者说只喜欢唱这首歌,他总是在从福泉到立旦堡和从立旦堡回福泉的路上唱这首歌,想必是刚刚离开心爱的妻子或马上要见到心爱的妻子,内心的那份难舍或喜悦之情唯有用歌声来表达。父亲的歌声还回荡在山间,少年鸿儒两手捧着美丽的野花又回到小路上,他的兜里或许还会装上一些香甜的野果。山间小路啊,几多的温馨,几多的欢乐。
&&& 那些简单的日子,如同珍珠,串成了鸿儒先生的快乐童年,颗颗闪着欢愉无忧的光。这一切,又曾经怎样点燃他灵魂深处求真、向善、爱美的智光啊。
&&& 一年后,为了让他能接受到更全面的知识,同时也担负起帮助母亲照顾弟弟的责任,母亲和父亲商量,让他回福泉城里上学。那时母亲住在城里,父亲在立旦堡教书。年少的鸿儒体会不了母亲的苦心,心里充满着离别的伤感,要离开让他佩服的外公、爱他的外婆,以及多荨⒕司恕⒛切┲诙嗟耐姘椋杂谀晟俚乃翟谑呛懿锌帷K谛牡哪欠菟寄钫洳赜谛模ㄓ形奕酥鼻那姆癯隼聪赶钙烦>驼庋倌旰枞褰遣灏嗟牡谝桓鲅冢苁怯行┕露溃行┾耆弧T诹⒌┍ず芷胀ǖ墓馔罚诔抢镆鹆艘恍┩У某靶Γ惨戳怂姆椿鳎纱耸抢鲜Χ运奈蠼狻5崩鲜α私獾秸嫦啵毙陆崾兜耐侵鸾ソ幽伤飧霾皇窍缦氯巳创酉缦吕吹耐Ш螅哪谛纳畲σ廊簧钌罨衬钭帕⒌┍ぃ衬钭拍切┛炖值氖惫狻
&&& 少年鸿儒很多时候都选择独行,不能不选择独行,在独行中他渴望着重回立旦堡,去找回那些快乐无忧的岁月。
&&& 但是他回不去了。再浓的思念也拴不住时间的脚步。母亲一直对她自己没能继续完成学业心存遗憾,因此,对孩子们管教很严格,特别在学习方面。母亲对于学习知识的渴望和对教育的重视深深感染着年少的鸿儒。母亲的教诲“积金积谷不如积书”让鸿儒先生一生都在知识的大海里遨游,不断吸取养分;母亲还教育孩子“宁赠饥人一斗,不与富人半升”、“善事可作,恶事莫为”等等,让孩子们过早懂得是非,明白做人的道理。母亲对鸿儒先生一生的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位旧时代的女学生、女先生,以她超乎于那个时代的思维和见识,引导和感染孩子,并以其善良的本性帮助着身边需要帮助的乡邻、房客。母亲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广阔无边的爱的空间,传播着善的气息,久久地飘散不去,一生回旋在孩子们的心底。
&&& 小学毕业那年,鸿儒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泉中学。
&&& 福泉中学创办于三十年代,校址曾是文庙和府学所在地。学校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实在是一块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宝地,有利于仁、智双修。明初黔南在京考取的第一位进士就是这里的学子。这里先后出过一名武状元、二十五名进士、一百三十七名举人,可谓俊秀之士联袂而起,名重一时。抗战时期,交通大学搬迁至此,强大的师资队伍以及交大“艰苦卓绝”、“严谨”的校风影响,使福泉中学步入鼎盛时期,成为远近驰名的一所名校。当时的福泉中学,古木参天,林荫匝地,实在是读书学习的极佳场所。鸿儒先生和同学们一道,在这里接受着一种与旧时代完全不同的教育,同时又受着福泉中学文脉、教泽的浸润,感受着文庙、府学的遗韵,一切都那么新奇,又是那么充满着崭新的力量,对未来的无限向往。从交大毕业或从交大附中留下来任教的那些博学多闻、见多识广的老师,处处流溢着睿智与个性特色,对鸿儒先生起着绝对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对这个古老的小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决定了福泉作为同级县城,无论在文化、经济、发展、理念等等方面始终走在其它县的前列。
&&& 除了上海交大以及老平越中学留下来的教师,解放后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教师也都出类拔萃。当时福泉中学的师资队伍无论在知识结构上,还是教育理念上都明显带有古今相续、新旧交融的特点。一方面是国学基础的厚实,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厚重,闪耀着仁、义、礼、智、信等人文思想的光辉,另一方面受英美教育思想的影响,即是推行一种以人为目标的素质教育,注重培养适应社会、为社会和自己生活负责的能力。这一中西合璧的人文思想及其教育范式的延续与存在,使得鸿儒先生这一代学子受益匪浅,在为学、为人方面都得到了完整的锤炼。特别是老师们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胸怀,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闪光才智,安于清贫、独立不阿的人格操守,已经浸润于学子鸿儒的精神层面,使他养成了严谨治学、刻苦勤奋的良好习惯,同时也练就了他豁达坦荡的处世胸怀。他后来从创作向着学术研究转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将继承与批判处理得恰如其分,对外来文化,既能通过选择而“拿来”;对于本土早已消逝的夜郎文化,为了破解其中之谜,他不惜以八年时间,走遍黔、滇、川、桂四省的夜郎故地,考察其遗存;又通过大量的案头工作,在历史人类学的光照下,恢复其本来面目,写下了五十余万字的《夜郎文化史》这部煌煌大著。考其发端,上述的师承不正是此种治学理念及精神的源头?
&&& 那时的鸿儒,又结交了新的朋友。这群十五六岁的少年,对未来的世界、不可知的环境有着浓厚的兴趣,更敢于挑战自我。于是,他们利用周末相约着到县城周边旅游探险,福泉山、洒金谷、藜峨山、文峰塔、金鸡山、仙人洞、洒金桥、东山寺、葛镜桥、鸭草坝……到处都留下他们的游踪。攀岩、钻洞,下河游泳、悬崖摘果,忍饥挨饿,历尽艰险,即使面对绝境,凭着少年的无惧无畏,鸿儒和同伴们一次次体会到登高远眺的快感,那种通过拼搏取得的胜利带来的喜悦,练就了他一生不畏惧困难,不依附权势,不轻言退缩,自信、自强的精神意志。而崇尚探险的精神,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说来,尤为必要。因为每件艺术品的产生,无疑都是一次灵魂的“探险”。没有现成的摹本,一切都只能是原创;如果从政策、概念出发,写些曲学阿世的文章,也许能得到暂时的好处,但留下来的却是一堆语言的垃圾,艺术的赝品,丝毫谈不上创作。我们读先生近些年来那些思考现实、回顾人生的作品,如《乐黛云传》、《追魂》、《福泉往事》等等,对此即能有所领会。
&&& 老平越城自古就有还阳戏、唱花灯的传统;交大时代的师生中更是文艺人才辈出;福中“艰苦卓绝”、“严谨”的校风之下,同时也流溢着浓郁的艺术氛围。艺术与治学,辉映迭起、相得益彰。艺术传承的力量是春风化雨,看似无形,实则有道。在老师的精心辅导下,鸿儒先生在福中纪念“一二?九”晚会上,第一次登台演唱《卖报歌》,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后来他又参与了花灯剧《借罗衣》的演出,还与同学自编自演了多幕剧《青春的火焰》……学校的小舞台,为成长中的鸿儒注入了艺术的情趣。尽管他最终没能如愿成为一名梦想中的演员,也没有继续走上喜爱的绘画道路,但是,他一生都与艺术结下不解之缘。通过演出及简单的文艺创作,不仅激发了少年鸿儒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得到了一些基本的训练;更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任何事都要持之以恒,同时以真情待人,才能妥善地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些感悟,后来都化作了鸿儒先生一生事业的有力支撑,得以保持不变的精进、宽容、善良和真诚。
&&& 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是一口挖掘不尽的深井。是老师们让他明白了从小立志的重要。高中提前毕业之际,尽管他那时对于文学的理解还很肤浅,但是凭着在校园里受到的熏陶,已经养成的对于文学的兴趣与热爱,他在毕业考试时写下了《作家:我的理想》这样的作文,然后填报了大学中文系。他果然被录取了,从此走上了写作之路。几十年来,无论遭遇挫折还是面对成功,鸿儒先生始终淡定从容,感受着师道带给他的影响,并从中获得无穷的启示和力量,对于文学事业的追求,始终痴心不改。即使到了今天,提到福泉中学,鸿儒先生依然感慨万千,一方面是对故乡的深情怀念,另一方面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
&&& 十七岁那年,背着母亲连夜整理的行囊,带着对未来世界的无尽向往,少年鸿儒离开福泉,到更远的地方求学。那是夏季的一个清晨,他离家远行的时刻到了。离情别绪袭来,母亲强抑着伤感。好在老人家一生崇尚学习,追求高远,因此她心里更多的是欣慰。儿子不让母亲再送了,她只得目送着儿子走出县城南门。站在城门洞口,她遥望着儿子向通济桥边的车站走去。顺着那条公路,她似乎看见了那里正延伸着一条满载着智慧与学识的光明大道。儿子走在上面,身影变得越来越小。直到那身影消失,她这才回过神来。眼前只有恒古不变的古城墙,让她感受到一阵寂寞与凄凉。母亲的眼中涌出泪水。那是藏得太深的担忧,儿子毕竟才有十七岁啊。此一去关山千重,岁月迢递,儿子会经历怎样的困苦与磨难?他能够承受得住吗?前面的路途有多远?他要怎样才能坚持着走到远方,去实现他的理想?母亲想象不到儿子的未来,她只有默默地为儿子祝福,希望他向着既定的目标,一路走好。
&&& 寸草依依,春晖漫漫,儿行千里母牵挂。从此,母亲的白发总有一缕是为远行的儿子而生长。
&&& 故乡福泉就这样被少年鸿儒揉成一团,塞进背包,藏进心里,看似草率,实则情切。故乡就是昨夜将清辉洒满庭院的那轮圆月,古城墙边纤弱的身影,是母亲送他出门时的眼神,饱含着对远行儿女的无限期盼,平静中挟裹着冰火,温柔中带着热烈。那种浸魂透魄、深入骨髓的母爱与乡情,一直伴随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中年,直到今天。在鸿儒先生的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立旦堡、老东门、古城墙、石板路、文峰塔、福泉山、葛镜桥等记忆,如同烙印,没法消除。特别到了晚年,怀旧念故之情常有,望月思乡之情愈深。这一切莫不滋补了他的生命,让他学会在文学界与学术界中两栖,“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最终成就了他的事业。这也正应了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的话:“一个深受母亲疼爱的人会终生保持一种征服者的感情,他对于成功的坚信不移时常会导致真正的成功。”
&&& 已经成名的鸿儒先生其实是个喜静之人,他一向低调,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或者傍晚在幽静的花溪河边散步;看河畔闪烁着三两点渔火,一个人静悄悄地回忆往事。回忆往事时,他的思绪常常会被牵回到福泉。谈起故乡,那份纯色的温暖,沁人心脾,逼真感人。鸿儒先生很忙,纵使忙碌之中,依然惦记着故园热土。老家偶有来客,必是先生最开心的时刻,听着乡音,聊着家乡事桑梓情,他无比开怀,那份惬意,胜于干。他把童年往事、对福泉的祝福写进他的作品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福泉深深的爱、浓浓的情,那些章节让福泉人一览不忘。先生在《文峰塔怀想》里对故乡福泉是这样评价的:“故乡人是能够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创业的”,“故乡人也是好学的”,“故乡人因此也是开放的”,“故乡人因为传统文化的厚重、秉性诚朴善良,不爱拉帮结伙,却喜欢个人奋斗,……福泉人也不是不善从政,只是一旦做了官就想做好官;也不是不会经商,只是一旦找了钱却不喜存钱。……而这一切就是福泉的文风,换言之,是足以提高乡人灵魂的真、善、美,它们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文峰塔的塔尖上,成为一种标志,一个楷模,在我故乡的山原上扎根,世代芬芳流传……”;在《万福墙碑记》里,他赞美“吾乡福泉有磷矿之富,更有竹王城等夜郎文化旅游资源。山川雄奇,地灵人杰,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深深祝福“福泉福泉,福祉之泉;幸福流布,源源不绝。”关注家乡的各项发展,特别是家乡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鸿儒先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不断呼吁、出谋划策、亲自奔走。作为一名学者和作家,他多次到竹王城、竹王园考察调研,写出了《依托竹王城,打好夜郎牌》的调研报告,就夜郎文化资源的描述、开发的意义与价值、贵州及周边各省开发夜郎文化的现状、福泉市开发夜郎文化资源的优势分析、福泉市开发夜郎文化资源的步骤与设想等进行论证并提出建议。作为福泉竹王文化开发研究学会名誉会长,他经常关心福泉竹王文化开发研究工作,利用在省城居住之便以及他的名人效应,邀请客商到福泉考察投资开发事宜……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鸿儒先生总是倾尽全力,不求回报,以一腔赤子情怀,奉献给故乡福泉。
&&& 鸿儒先生是儒雅之人,源自于故乡深厚浓郁的文化浸染,又得益于数十载的潜心苦读,加之他心性聪慧通灵,造就了博学儒雅、行云流水的气韵,又时时透露出温和谦逊的品性。那是智者的精髓所在,同时又折射着仁者的宽厚魅力。
&&& 福泉的山川历史,人文自然,滋养的是一颗仁智之心。
&&& 当年母亲送儿子来到城墙之下,忍受着离别的痛苦,一心期待儿子走得更远。如今,鸿儒先生完成了母亲的夙愿,带着古老城垣承载的历史之重,走到了让福泉为之骄傲的高度。
&&& 夜静时,蓦然回首,乡思最浓,福泉赤子,情深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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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鸿儒,贵州福泉市人,生于1943年10月,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 生平简介: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1979年考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文艺学专业,曾任该所副所长、所长,贵州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贵州中华文化学会理事、贵州省夜郎研究会会长等。多年来,王鸿儒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传统文化研究,兼及历史小说创作,特别是在夜郎文化的研究方面有突出性的贡献。
&&& 主要著作有《蹇先艾评传》(1986年)、《贵州当代文学概观》(1989年,合著)、《风雨征程:红军作家陈靖传》(1992年)、《黄齐生传》(1995年)、《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1990年)、《乐黛云传》(2007年)、《夜郎之谜》(2007年)、《纵横夜郎文化》(2007年)、《追魂:老红军陈靖重征访谈录》(2007年)、《人文夜郎》(2009年)、《夜郎文化史》(2009年)等;另有自传体随笔《福泉往事》及长篇历史小说《盛唐遗恨》(1991年)、《天宝遗恨》(1994年,台湾版)、《大唐歌妓》(1993年)、《日落长安》(1996年)、《唐风晚唱》(三卷集,1994年)及《悬崖之舞――张居正》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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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夜郎文化研究开发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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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  这还需要长时期的探索。  被誉为“湘西明珠”的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苗岭余脉东端,西、南、北均与贵州为邻。2010年10月,新晃宣布50亿元打造古夜郎国计划。此后不久,贵州省委宣传部协同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专家召开研讨会予以回应,再次重申“夜郎是贵州當仁不让的品牌”。至此,湘黔两省近10年的夜郎之争浮出水面。  记者发现以来,特别是近20来年的夜郎学术研究史,几乎就是一部夜郎文化品牌争夺史。  早在1999年于贵阳召开的夜郎学术研讨会上,有关夜郎古国的民族构成及中心区域所在地就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云南专家以當时出土的“辅汗王印”为据提出,夜郎国国都在云南沾益;湖南学者以夜郎文化的核心是楚文化为由,认为其国都应在楚地;广者则认为,夜郎古国的活动中心在广西凌云。除了省际“争夺”,东道主贵州所属的兴仁、赫章、岑巩等10多个县市也参与进来。其中,六枝特区提交了6篇论证夜郎应在六枝的论文,六枝特区旅游局还作了“以夜郎都邑文化为主题的六枝旅游”的专题报告。  此次湘黔两省的夜郎之争只不过是掀起了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重庆等地夜郎之争的一个小。  急于打造“夜郎古国”的新晃  2月24日,记者列席2011年新晃县委經濟工作会议暨全县干部大会。年过五旬的新晃县委曹成华在台上意气风发,提出“旅游大突破”的目标,推动“夜郎古国”文化创意项目建设。按照1.5亿元的投资计划,新晃将在一定时期内完成200亩、2万平方米拆迁、安置区规划建设以及夜郎十里长街部分的建设任务。他,在年底以前完成夜郎大峡谷部分景观景点建设。加快实施投资8000万元的八江口夜郎王温泉开发,力争今年底以前完成一期工程并正式营业。  新晃为何要以夜郎为发展突破口?新晃自治县县委党校校长、县夜郎开发利用办公室主任黄麒华告诉记者,2002年,因体制转轨、經濟转型,支撑新晃地方财政和县域經濟的两大企业先后强制关闭和破产倒闭,新晃經濟开始出现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县领导将新晃的未来集中到旅游业上。  至于为何会以夜郎为发展旅游业的核心,黄麒华說,这还要追溯到他在新晃县工商局工作时的一段经历。當时,喜欢研究商标文化的他发现,新晃是夜郎国的属地,据《旧唐书·地理志》及《辞源》记载,唐、宋两朝都曾在新晃设置过夜郎县。清道光五年编的《晃州直隶厅志·序》中也有“晃州古夜郎国,在楚为边陲地,在黔为接壤区”的记载。費孝通先生还曾为新晃题词:发饰【】“楚尾黔首夜郎根”。不过,夜郎古国计划的真正推手是现任怀化市副市长、时任新晃自治县县委的王行水。王行水曾對表示,一走来是“风雨作伴、日夜兼程”。2002年,新晃县第九次党代会作出决策:开发夜郎文化资源、创建夜郎文化国际品牌、促进县域經濟快速发展。自此,新晃打造“夜郎古国”的序幕正式拉开。  2003年新晃县向湖南省民政厅提出申请,将新晃改名夜郎县。更名事件在當时掀起轩然大波,特别引起了本来在夜郎归属问题上认为有争议的贵州的强烈反對。后来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但新晃县的相关开发计划并未停止。  据新晃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为记者展示的“夜郎古国”规划图,“夜郎古国”项目是一个包括侗寨、夜郎宫、豪华酒店、峡谷溪流等在内的综合旅游场所。新晃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夜郎开发计划刚刚推出时,大街上到处可见“夜郎”二字,连发廊都以“夜郎”命名。经过近10年的发展,新晃在旅游开发方面已先后投资了“夜郎故地——湖南新晃”牌坊、夜郎广场、夜郎古都大前门景区——“夜郎古乐城”、夜郎寨、动物奥运村、环城湖泊、竹王大道等景点;夜郎大峡谷、燕来寺、龙溪古镇、双狮峰古战场等项目的开发已初具规模。  在新晃的大街小巷一遭,记者立即被诸多以“夜郎”命名的产品所吸引。“古夜郎风情”服饰、“夜郎四宴”、“夜郎珍馐”、“夜郎丹”、“夜郎春”酒,还有数不清的“夜郎”竹器。新晃人热切期待着,未来将开通的上瑞高速及沪昆高铁将给正在建设的“夜郎古国”带来更大商机。  仍在找寻文化符號的贵州  谈到1999年夜郎学术研讨会,當时的组织者之一、贵州省史学会会长、时任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熊仁告诉记者,“这次研讨会對夜郎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在的推波助澜下,夜郎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随后,贵州即参与到有关夜郎文化开发的争夺中。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黔北的桐梓县古夜郎旅游责任有限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报注册了“古夜郎王朝”商标。此后,桐梓县多次提出打夜郎文化牌。计划修建的渝黔高速铁途经桐梓县夜郎镇,也将该站名定为“夜郎站”,该站名后被改为“夜郎镇站”。  2007年10月,夜郎王印落定镇宁资讯发布会暨专家研讨会在贵阳召开。2007年11月,中国·贵州夜郎古都与可乐论证会在赫章县城举办,形成的《中国·贵州夜郎古都与可乐论证会报告》认为:“可乐就是夜郎古都。”  此后,赫章县开始抓紧建设夜郎陈列馆和考古遗址公园,日,赫章县可乐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10月14日,赫章夜郎陈列馆开馆。  除了赫章、六枝、桐梓、福泉、威宁、镇宁、水城、黄平,贵州的很多地方都在寻求通过夜郎文化发展當地旅游产业。不过,与湖南新晃不同,贵州在夜郎文化的开发利用方面显然落后了。  贵州省政协原龙志毅告诉记者,在旅游规划上,贵州之所以采用了“多彩贵州”的品牌,主要是顾虑夜郎古国的中心、地缘、民族、文化特征等问题没有。这些年来,贵州主要考虑的是扶贫、修等大问题,尚未顾及到夜郎研究与开发利用问题。  不过,有关专家学者尽管對哪里是夜郎古国的中心存在争议,但就用夜郎文化来代表贵州文化这一问题,意见还是比较一致。贵州省史学会会长熊仁就提出,用夜郎文化作为古代贵州的文化符號是最合適的。2005年,熊仁发起成立“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湖南新晃即成立了它的第一个分院。第二年,熊仁向贵州省旅游局递交了专题报告,提议启动贵州省夜郎文化的专项规划,随后又成立课题對“泛珠三角夜郎文化旅游圈”展开研究,以整合以贵州为中心,涵盖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西毗邻区域的文化资源。直到现在,熊仁仍然认为,“七南”因滇文化的注入而神采奕奕,如果将夜郎文化注入“多彩贵州”,可以使之更具有丰富内涵和差异化的竞争力。  总体上看,在夜郎文化开发方面启动较早的是贵州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县政协原杨文金告诉记者,以镇宁自治县革利乡为中心,在方圆600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居住着的2.5万多“蒙正苗族”。基于独特的服装、发饰、音乐、文字及传說,这个民族认为自己就是夜郎王的,的老祖就是“夜郎竹王”。“竹王节”是蒙正苗族的传统“祭祖”节日,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竹王”都自发地聚集到镇宁县江龙镇猫猫冲村来祭拜祖先竹王。不过,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王鸿儒认为,夜郎故地的不同民族中流传着大致相同的洪水、竹王传說,存在着丰富而独特的铜鼓文化,这不但是夜郎文化的遗存,而且构成了夜郎文化的三大公共符號。在广西等地也有类似的祭拜竹王的活动。  夜郎在哪没有  与热热闹闹的夜郎之争形成鲜明對比的是,除了1999年的一次研讨会,夜郎学术研究缓慢推进。有关夜郎古国的地理范围、民族构成、存在時間等问题始终没有。面對记者的采访,贵州省文联副何光渝說:“也许正因为这些实题未解决,才给现在的人们提供了无限商机,谁都可以称自己为夜郎。”  从现有的研究看,古夜郎到底在哪里?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耕田有邑聚”、“随畜迁徙毋长处”、“或土著或迁徙”、“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数里,足以行船,沿江可出番禹城下”,这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夜郎的描述,也是目前发现的有关夜郎最早的文献记载。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史学会原会长林超民撰文认为,《史记》所载“西南夷”的“西南”不是中国的西南,而是“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作为南夷的夜郎,其方位不是在中国的南方,而是在巴(今重庆)的南方。《史记·西南夷列传》說,夜郎在滇(靡莫)之东。《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有夜郎国,东(南)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夷,在夜郎故地设置牂牁郡以后,夜郎国就纳入汉王朝的郡县体制,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夜郎侯降服汉王朝以后,曾被汉王朝授印封为夜郎王。不久,被汉王朝诛杀。从此,夜郎就在历史上消逝了。而牂牁郡的范围基本上等于夜郎人的分布区域,约相當于今贵州西部和曲靖以东的云南东部地區。  但是,凭借仅有的不足千字的文献资料,很难给古夜郎的中心区域下。目前相关說法有10多种。贵州、云南、广西、湖南等省诸多县市都引经据典地提出了自己的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告诉记者,古夜郎的范围大体在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時間上是公元前四五世纪,从战国时期到西汉。目前在很多地區发现了有关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如赫章可乐、中水、铜鼓山。但究竟哪里是夜郎,还不能下。从研究结果来看,一部分人认为以赫章可乐为代表的可能是夜郎文化遗存,一部分人认为云南东部、贵州西南部是夜郎文化地區。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文献资料的研究已經很难深入下去,夜郎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希望在考古。  至于古夜郎的主体民族,目前也存在仡佬族說、彝族說、布依族說、苗族說等多种說法。著名社会学家、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方国渝曾提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西汉王朝斩杀夜郎侯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濮”即布依族的“布”,即今布依族的先民。但也有学者提出,夜郎古国的范围与越人多有接触,其主体民族可能是仡佬族的先民。另外,彝族、苗族等民族也都在求证本民族与古夜郎的关系。  夜郎研究的未来在考古  目前,有关夜郎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贵州。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贵州省相继发掘过一批相當于夜郎国时期的古代遗址与墓葬。熊仁也告诉记者:“贵州出土的国宝级汉代文物,最早和最多出土于黔西南,其中兴仁交乐汉墓群堪称贵州的骄傲。”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梁太鹤认为,其中以赫章可乐遗址与墓群、威宁中水墓群及普安铜鼓山遗址最为重要。赫章可乐墓葬遗址还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记者在黔西南州州府所在地兴义市见到了黔西南州文化局文物科原科长黄理中。他向记者展示了几张珍存的交乐6號汉墓出土的文物照片。其中一张照的就是贵州省出土的最大铜车马,是国宝级汉代文物。  3月1日,记者又从兴义市出发前往普安县的铜鼓山遗址。陪同记者前往的是多次为考古队担任向导的年逾古稀的普安县青山小学退休教师金以光。他告诉记者,“铜鼓山很早就发现青铜文物,但當地农民不懂,九毛三一斤卖给废品收购站,或重新回炉冶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据普安县文化馆原馆长介绍,1977年,贵州省博物馆熊水富、万光云两人从废品收购站中发现铜钺等古兵器这一线索,辗转黔西南,追根溯源到普安县青山镇,遍访铜鼓山周边的村寨,终于找到将铜钺出售给青山供销社的常英昌。常英昌對他们說,“这是我在铜鼓山犁地时发现的,我儿子手头还有一件。”當见到常英昌儿子时,熊水富惊讶地发现,儿童手上的“玩具”竟然是两千多年后才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一字格曲刃铜剑。至此铜鼓山遗址考古发掘拉开序幕。  记者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辗转找到了當年的两份考古发掘报告,页面已經泛黄的一份是由程学忠撰写的3700字的《普安铜鼓山遗址首次试掘》,另一份是由贵州省博物馆刘恩元、熊水富两人1980年撰写的《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刘、熊等人认为,“铜鼓山上限在春秋时期,下限在西汉元帝或成帝时期”,“是一处有铸造兵器、烧陶的新兴工业项目”的场所。经考古学界反复论证,普安铜鼓山遗址为“夜郎遗址”。  200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所梁太鹤、宋世坤、李飞等人再次對铜鼓山遗址进行发掘。金以光至今仍记得梁太鹤在當年6月的青山干部会议上說,贵州田野考古队在青山坝子先后发现11处重要夜郎遗址,占全省同类遗址一半多,說明青山地區是古夜郎先民聚居区,在夜郎国、军事、經濟、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此后,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中提到,“出土各类器物500件,陶器碎片万余片”,“說明过去在贵州兴义、赫章可乐出土的同类铜戈,应是夜郎民族自己生産制造的,为夜郎地區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我们初步推断铜鼓山遗址是一处铸造铜器(以兵器为主)的手工作坊遗址,遗址时代上限可早到战国或稍早,下限为西汉晚期。”但要凭借现有考古发现确认今黔西南自治州就是古夜郎国都所在地,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基于现状,白云翔指出,夜郎研究的未来寄希望于贵州西部地區更大更深入的考古研究,看能不能找到說明是夜郎的东西。因此,考古学的基础性研究还要加强,特别是贵州西部地區和云南东部的全面考古调查和研究。这还需要长时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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