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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为何要痛斥“民主”？
苏格拉底为何要痛斥“民主”？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胡一帆
苏格拉底为何要痛斥“民主”？　　
民主，通行词典的解释，
民主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
维基百科的解释，民主，代表着由人民统治，即“人（全）民做主”。
概念不一的背后，反映的是自身追求的或者是欲加之人的价值取向。正确认知和实践“民主”的方式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是要回顾古今中外典型的对待民主之实的思想，才能获得关于“民主”的精神实质及其落实到社会实践中恰适的方法论。
《申辩篇》，由柏拉图记录的，年届七十生平第一次走上法庭面对生死指控的苏格拉底，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传道，与其说是法庭上的自辩辞，倒不如说是苏式风格或其思维方式的再一次突出并全面系统的展现。
其中，苏格拉底申辩时，有这么一段有关“民主”的言辞：
“……我到处奔走，劝人从善，为人效力，然而我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讲演，从不对国事冒险进言。这种举动看来可能很奇怪。
我这样做的原因，你们以前在很多场合已经听我说起过，墨勒图斯在他的起诉里也竭力讥讽过，那就是：我服从神奇的感受。这种神奇的感受在我童年时代就产生了，我时常感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每当这种声音降临时，它总是劝阻我不要做我打算做的事，而从不驱策我。正是这种声音劝阻我涉足公共生活。
在我看来，这是件大好事，因为你们可能很清楚，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试图从政，我想我早就性命难保了，这对你们和对我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我说的是实情，请不要动怒。
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如果他反对你们或反对任何其他的民主政体，试图坚决阻止他所属的国家里很多错误行动和非法活动的发生，都难逃一死。
富有正义感的人如果打算生存下去，哪怕是让生命延续很短的时间，就必须过一种平民的生活而不从政。
我将对我所言提出可靠的证明，这一证明不是理论性的，而是你们更为重视的事实。请你们注意听我讲述我的亲身经历，这样，你们就会了解到，我从不由于怕死而违心地服从任何权威，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我所要讲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如同你们在法庭上经常听到的那样，但它是真实的。……”
民主或体现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指雅典当时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十将军委员会这些制度，现代欧美以及一些“被欧美”的国家采取的制度大都脱胎于此，流转到现在演变为“一人一票制”。
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把现实中可能的政体分成六种，由最坏到最好分别是没法律的君主制，没法律的少数人统治，没法律的多数人统治，有法律的多数人统治，有法律的少数人统治，有法律的君主制。而实现“哲人国王”统治社会，才是柏拉图的理想政体，但“须与所有其他形式分开，正像神要与人分开一样”。——当人们读到这句话时，大多悻悻然，至少在西方文化的长期濡染下，“神”是高不可攀的，因此对柏拉图的“理想”敬而远之，留下柏拉图孤独地守候在“理想”里。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政体分为三大类共计六种，每类两种，分优劣：“政体分为三类：君主制、贵族制和富豪制，蜕化的形态也与之相等。在这里君主制是最好的。君主是自主的，专门为臣属谋福利。暴君制是君主制的蜕化，专门给自己谋福利。贵族制蜕化为寡头制，他们违反各得其所值的原则来分配城邦事务，把全部或大部分好东西归于自己，长期占据着主宰地位。富豪制蜕化为民主制，凡有产者人人平等，以多数人的决议而行。在这些蜕化的形态中，民主制是坏处最少的。”——当人们读到这句话时，大多愤愤然，因为历史的残酷性似乎总在这六种预设的游戏里频频出现，很多人死抓住“民主制是坏处最少的”评判，在近现代民主宪政的残酷里寻找着自以为是的凄美。
然而，从上述一国治理之体制的设想与安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非常清楚民主宪政的弊端的，但也绝没有推崇民主宪政的倾向。而且亚里士多德明确表明“君主制是最好的”，而次优的民主制背后源于富豪制的蜕变。也即是说，对于民主宪政，无论如何包装或打扮，无论言说现在的比之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无论自诩多么的“公平公开公正”，都改变不了其由金钱多寡起最终作用、无产者在民主制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票数愈多越掌握决议权……的本质——“富豪制蜕化为民主制，凡有产者人人平等，以多数人的决议而行。”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如若再发现民主宪政体制下，出现诸如贿选、拉金主助选、权钱交易、有些民众没有选举权的所谓普选、决议不合情理甚至选出个脑残领导等状况时，毋作愤青状，毋以为国情差民主成熟度待培养，毋以为制度还有待完善，毋以为民智还有待启蒙……因为蜕化自富豪制的民主宪政，其背后起作用的根本逻辑人家亚里士多德已经揭示总结得非常明白了。想想看，为什么在阿拉伯国家中还有那么多不被民主宪政的君主制国家存在呢？这好像不符合传播民主的一向做派吧，其实人家是严格遵循了民主宪政的底层逻辑的——那些君主制国家有石油有钱呐，要是这帮君主制国家没了石油或者钱，或者妨碍了某些国家或资本获取石油或者回流钱，或许早被“颜色”革几遍都不止了。现如今高举“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旗帜者，倒是非常严格地原汁原味地遵循着民主宪政的底层逻辑，因为，“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最直接导向的结果就是崇尚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下竭力推行资本利益最大化，以此产生有产者直至富豪，那么在以金钱多寡为最终决策导向下的民主宪政之选举也好、施政也罢及其对外政策，受资本摆布或被资本误导的局面将是应声而至的，这跟选举出来站在前台的某个个体究竟是谁、肤色黑白、既往传承、宗教信仰……的关系不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几乎是一语成谶！
何新说：“在文革结束后，民主派主导了中国的政治方向。但是，面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人们看到，在毛时代被认为不会发生和可以避免的一系列警告，在当今都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
至于亚里士多德说“在这些蜕化的形态中，民主制是坏处最少的”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亚里士多德的所谓传承已经是隔代且失真颇多的传承了（结论先置于此，后续将详细论证）。问题的关键是，六种政体当中，所谓的民主制仅仅位列其一，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名列前茅的啊？那么，如今的有些人为何热衷“民主”？某些势力为何动辄祭起“民主宪政”高呼“先进”“正义”“公正”？动机是啥？意欲何为？而反击这些貌似强势优势先进文化的恣意妄为时，却处处显得束手无策、被动隐忍、进退失踞，全然没了大义凌然、义正词严的气势。
在苏格拉底看来，那些至高无上的公民大会、公正的法律、经选举的独立陪审团……会使“试图坚决阻止他所属的国家里很多错误行动和非法活动的发生”的“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难逃一死”，而“富有正义感的人”只能苟延残喘。而伟大的苏格拉底就是无所畏惧地“试图坚决阻止他所属的国家里很多错误行动和非法活动的发生”时，而死在“滥用神所给予的权力”的“民主政体”下的。如果是“寡头政体执政时”，“他们的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人置于他们的淫威之下”则更为可怕。即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设想了这么多的政体方案，但两位后生始终也没能解决苏格拉底所关心的两大核心问题：
一是、如何保障“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能够活下来。
二是、如何能使“富有正义感的人”不至于碌碌无为。
天理昭昭，居然还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地对“民主”如此孜孜以求，何其怪哉！
天心可鉴，言必称希腊之徒依然对“理性、科学、民主、自由”做选择性失明（后续将一个个揭示“理性、科学、自由、人权、启蒙”等的真实面目）！——至于气势汹汹、目空一切、救世主似的整天价打着“民主”幌子输出“民主”价值观的某些国家或势力，这不是明目张胆、明火执仗地要置“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于死地，并迫使“富有正义感的人”陷于碌碌无为吗？
那么，如何规避“民主”的天然缺陷？
看看东方文化传统下，是如何对“民主”及其操作方法进行定义和描述的。
《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
《左传·文公十七年》：“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对“民主”的定义，是指各级从政、主政者及其角色担当。若“民主”行欺瞒之实，其下场可想而知；而“以法率下”则需考察“法”之适用边界，否则一味地照本宣科的依据法之教条，非行“民主”之实。
现代社会，通常所讲的民主，撇开其具体形式，其核心作用是如何沟通民意、服务民生、预防主观独断并引入民众参与或监督而促进决策的一种机制。这个结论来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7000人会议）》：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领导公社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争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掌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党，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查。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民主或集中或“集体领导”，是一个获得相对客观准确的认知以便做出正确判断和方针政策的工作方法论（问题的核心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此方法论是唯一的吗？有没有更彻底更系统的方法论？），而非传说中的一人一票等所谓民主程序甚至拉选票的选主制度，更不是大多数举手赞同通过或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想当然行了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之实。
若缺失了上述方法论的有效贯彻或者民主（民之主）不像个民之主，那么所谓“民主”最多能至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的一个硬伤就是找不到或无从追究对最终结果负责任的主体，毕竟法不责众嘛。如若被固化执着或者陷入程序正义，“民主”这种形式必定将使“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难逃一死和“富有正义感的人”陷于碌碌无为。而所谓的票数高低之对比并不能真正反映或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是非判断，“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和“富有正义感的人”恰恰就是那些票数不多但掌握实质正义的人，但往往在票数高低的制度设定下被“民主”或被“代表”了，如果“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和“富有正义感的人”反对这种制度设定，则很可能“被消失”了，这种情况在近现代政治生活中更是不鲜见，可偏偏苏格拉底关于“正直的人、富有正义感的人”的遭遇言辞在那一直回响了数千年，而执着于民主宪政之流却对古圣先贤言之凿凿的劝诫警示始终掩耳盗铃般地视之如敝履，居然还“光屁股上战场——胆大不害臊”地鼓噪喧嚣摇旗呐喊所谓的“民主”，何其怪哉！
“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如果他反对你们或反对任何其他的民主政体，试图坚决阻止他所属的国家里很多错误行动和非法活动的发生，都难逃一死。富有正义感的人如果打算生存下去，哪怕是让生命延续很短的时间，就必须过一种平民的生活而不从政。”
民主政体显现出的这两个极大负面效果是人类社会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更是西方哲学鼻祖苏格拉底要无情揭露和强烈反对的。当然，如此在故纸堆里徘徊，现今的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作者要“复辟”什么，其实这些人自觉不自觉中隐含了一个想当然的假设：现代比古代先进，或者现当代的人比古人的思想更具高度和更有深度。问题是，除了极个别物态具相的东西，实在看不出现代以及现代的人究竟先进高深在哪里，毕竟现今的文化那一点不是来自那些源文化？有超越或者达到那些源文化——儒、释、道、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希腊哲学……之思想高度或深度的么？
那么，留给人们思考的是：
1、苏格拉底能够痛斥“民主”的弊端而且其弟子柏拉图和徒孙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认知是如此深入骨髓，那么苏格拉底当然也就有相应解决之道，如何或能否整合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代师生的思想，回归苏格拉底的原始高度？
2、为何在西方文化下宁愿满足于“程序正义”而不去触碰“实质正义”？现今的人们，如何既体现“程序正义”又能实现“实质正义”？
3、东方传统文化下，“民主”（民之主）如何担待自己的角色才是真“民主”？具备什么素质或能力才能担当起“为政”之职？超越左左右右的、彻底系统的方法论是什么？
备注：本文摘自《人之道》（研览儒、释、道、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希腊哲学……的共性、差异及其流变），胡一帆著，线装书局二〇一二年五月版，并做了一些局部的修订和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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