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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
2016年13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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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职业教育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也形成了一批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相似的国情，所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也就显得更有参考与推广价值。 中国论文网 /9/view-7441629.htm　　关键词：改革开放；职业教育；发展概况；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05 　　作为早发型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经济起步依靠的主要是物质资源的大规模投资，对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要求较低，而在经济起飞之后，才逐渐提高了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与此不同，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时期就面临着激烈的世界竞争与巨大的人才压力，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才的技术技能水平要求也不断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技能人才的缺乏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任务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为了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如何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就成为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盲目地学习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并不一定适合本国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也得到了巨大提升，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相似，因此，中国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而言就显得更具借鉴意义。如今，在“走出去”战略指引下，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理应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样不但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教育援助，从而帮助其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而且可以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进而起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一、三十多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成绩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我国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基础性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坚持走职业教育特色发展道路，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学者认为，对教育评判的依据就是根据教育规模的大小（能否满足我的需要）、教育构成的合理性（是否符合我的选择）、教育的质量水平（能否如我所愿）、教育的功能发挥（是否能为社会集团或个人带来收益），即从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个方面对其作出评判[1]。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概况进行评判，也不外乎以上四个方面。回顾三十多年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国职业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从规模上来看，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职业教育需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十分有限，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数据表明，1978年我国仅有中等职业学校4700多所，当年招生70.4万人，仅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6.1%，在校生仅有130万人[2]。而到了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共有1.19万所，招生619.76万人，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3.8%，在校生1755.28万人，毕业生622.95万人；全国高职院校数量也已达1327所，招生人数达300余万人，在校生平均规模达6057人。就数量而言，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规模已经十分庞大，而且职业教育的规模与普通教育相比已旗鼓相当，初步实现了普职比例大体相当的目标，也大大加快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除此之外，依托学校、行业、企业等开展的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每年累计培训达1.6亿人次之多。 　　从结构上看，职业教育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其中，学历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主流，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层次，分别由初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承担人才培养任务。长期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仅限于专科层次，但这一尴尬局面终将被打破，国务院已经下发文件引导一批普通本科转型发展应用型本科，实质上就是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在不久的将来，职业教育有望拓展到研究生层次，最终架构起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从质量上来看，职业教育质量不断提升，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线”，也是职业教育能否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准。三十多年来，我国不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尤其是最近一些年来，职业教育质量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以近四年高职毕业生发展状况为例，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稳中有升，从2011届的89.6%上升到2014届的91.5%；高职毕业生三年后月收入明显增长，2011届高职毕业生毕业三年后月收入为4812元，比毕业半年时月收入增加了2330元，增幅达94%，而且，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与本科毕业生的差距在逐渐缩小，2011届到2014届高职毕业生与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差距分别为19%、19%、17%、15%；高职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不断增加，2011届高职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仅为2.2%，而2014届高职毕业生创业比例已经达到3.8%，整整增长了1.6个百分点。 　　从效益上来看，职业教育不仅给受教育者带来了一定的个人收益，而且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研究表明，接受高职教育者比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人力资本要高11821.9元，这使得平均寿命为70岁的人持久收入（19～70岁）提高4517.73元；初中毕业生接受中职教育比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人力资本要高6634.53元，这使得平均寿命为70岁的人持久收入提高2477.16元[3]。另外，由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多来自相对贫困的家庭，各种资助政策不但减轻了受资助者的经济负担，而且促进了社会公平。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实施了中职学生免学费政策，中职学生助学金资助标准已达到生均2000元，累计已向中职学生投入962亿元，资助中职学生6820万余人次；高职学生的助学金资助标准则为生均3000元，而且，财政部已经明确指出，到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与本科院校标准一致，原则上不低于12000元。
　　二、三十多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 　　（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调运作，提高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效率 　　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始终是两股重要的力量，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关乎到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效率。对于政府与市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一方观点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政府应尽的责任，政府应该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扮演主要角色；另一方观点则认为由市场主导职业教育发展会更加有利，应该完全实现职业教育发展的市场化。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职业教育发展而言，政府与市场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二选一问题，而是在某种发展条件下对政府与市场不同组合形式的选择，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都是有可能失灵的。因此，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孰优孰劣之分，要根据具体情况合理使用政府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就此而言，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模式主要分为两种，即市场主导型的政府干预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调节。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其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且有现代化的国家政治制度作保障，所以其职业教育发展大多采用市场主导型的政府干预模式。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市场机制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所以，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主要采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调节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理念就在于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多样性聚合”，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调运作。所谓有为政府，就是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加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领导与统筹，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根本保障，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然要求[4]。所谓有效市场，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根据市场需要改革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招生体制与管理体制等。由于政府主要在宏观层面对资源进行配置，而市场在微观层面对资源进行配置，二者并非作用于同一个领域、同一个层面，因此并不会发生冲突[5]。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实践证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调运作，有力地消除了经济转型、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各种瓶颈限制，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营成本与制度损耗，进而提高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效率。 　　（二）立足实际的渐进式职业教育改革路线，保证了职业教育的平稳有序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所采取的主要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渐进式改革原本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与激进式改革相对，主要用来描述中国各领域改革的总体特征。渐进式改革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正如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中国发展最具吸引力、最具示范意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试验性。任何重大的改变通常都是先以地方性的创见出现，之后会得到较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觉得它们真的行之有效，才会向全国推广。”此外，渐进式改革这种逐步推进、分步到位的改革方式，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性，避免因改革带来社会的过度震动或者混乱，同时有利于将利益冲突控制在社会大多数公众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改革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涉及到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职业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具体而言，渐进式职业教育改革路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体制外改革的方式实现职业教育的多元办学格局。所谓体制外改革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大力发展公办职业教育的同时，引导社会各类办学主体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允许以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职业院校。这种坚实基础、拓宽外围的实用型职业教育改革策略，有利于实现职业教育改革总体控制下的有序演进。 　　二是采取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方式，以减少职业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制度阻力。这种改革方式主要是指在保持原有职业教育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先通过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新型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随着增量改革的不断推进，新型职业教育制度在整个制度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后再进行存量改革，即改革旧有的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职业教育制度，最终达到优化整个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目的。 　　三是全面贯彻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理念，以有效规避或降低职业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这种改革理念主要是指，将改革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区域或领域之内，采取建设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或者试点学校的方式践行改革的相关内容，在取得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根据试点的实际效果再决定是否在更大范围或者全国范围内推广。如此一来，即使职业教育改革试点不成功，也不会带来太多负面的影响，反而可以为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改革提供经验教训。 　　（三）职业教育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融合，探索出适合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就世界范围来看，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两种互补的发展趋势，即教育全球化和本土化[6]。对职业教育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各个国家可以相互借鉴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而本土化意味着各个国家要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大多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之后，发达国家多数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由于起步晚、底子薄等原因，发展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就很有可能将弱势转化为后发优势。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地借鉴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否则就会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因为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或适用条件，而且通常需要相应的支持系统来保持其体系的正常运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充分结合本国的国情，将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与本土特色融合在一起，即将国际经验“化入”本土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中去，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也曾走了不少弯路，可以发现，盲目照搬西方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经过不懈地探索，中国最终形成了既有国际化色彩又有本土化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职业教育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要经历输入、转化与输出三个环节。在输入环节，主要任务是对浩如烟海的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经验进行梳理与选择，并将其与我国相似条件下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找到其中值得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借鉴的地方；在转化环节，主要任务是试验性地将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些具体做法应用到我国特定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中，反复检验其是否具有一定的效果，以及检查其是否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输出环节，主要任务是重新审视职业教育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融合效果，生发出一种新型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式，从而最终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事实上，我国在国际经验的本土化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比如，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经验而开发出的“重庆模式”、“温州模式”，都是一些成功的本土化案例。
　　（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双向互动，提供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持久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经历着快速而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也来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即加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进程；同时也找到了自身新的发展方向，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其中，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是职业教育的外在功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是职业教育的内在属性[7]，二者可以被看作是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这是经济社会转型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正是根据这样一条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开展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大大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此后，党和政府多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新的方向。为了适应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亟需职业教育培养大批的高技能人才，同时培养具有智能化操作技术的新型知识工人，以及具有先进技术与知识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年）》等文件，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政策保障。一般来说，为了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在办学路径上，要充分发挥多元办学主体的作用，尤其要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上，要依据市场的变化与要求，调整专业结构，使其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在课堂教学上，要注重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培养学生的职业迁移能力，善于营造真实的教学情境；在价值观念上，要以培养“完满的职业人”为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并形成完善的人格品质。根据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改革。近年来，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信息技术类、加工制造类、农林牧渔类和财经商贸类专业所对应的行业均为我国人力资源需求旺盛的领域，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已经有较高的吻合度[8]。 　　（五）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促进了职业教育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条件、社会背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在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职业教育体系中，根据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所占比例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将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分为企业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学校―企业”综合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根据这一分类标准，日本是典型的企业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代表，德国是典型的“学校―企业”综合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代表，而我国则是典型的学校本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代表。日本以企业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形成于二战以后，参照美国进行了教育体系的改革，在高中阶段增设了大批综合高中，而减少了职业高中的数量，企业开始在学校教育之后承担起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任务，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对德国而言，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其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意味着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着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任务，这是德国“学校―企业”综合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形成的根源所在。对我国而言，之所以选择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有着诸多考虑，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国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这离不开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规划，所以由政府出资发展职业教育也就成为必然之举。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有很大差异，导致完全根据市场机制调控职业教育的发展几无可能，这就要求政府在其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给予学校职业教育更多的政策保障与经费支持等。除此之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建设的积极性仍然比较低，也有不少企业并不具备从事职业教育的条件，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用工准入制度，但其实施环节并不规范，现有的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也未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作出详实具体的规定，以上种种因素造成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在学校本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保障之下，我国职业教育在短时间内获得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世界所瞩目。如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也发生了细微变化，更加强调政府、学校、企业等多元办学主体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是把先发国家经验和自己国家的国情、发展阶段有机结合的产物，对于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尤其是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教育类型，在一个国家和地区适合的发展方式未必适合别的国家和地区，这不是否定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的互鉴，而是鼓励在“拿来”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本国、本地区的发展职业教育之路。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的精髓，也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应该遵循的准则。 　　参考文献： 　　[1]陈明昆.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D].天津大学，2010（3）：41. 　　[2]齐爱平，窦秀明.论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J].职教论坛，2009（9）：7. 　　[3]谢海琼.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成本效益分析[J].职教论坛，2009（2）：47. 　　[4]黄尧.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将更加关注的若干问题[J].职业技术教育，2010（22）：12. 　　[5]郝天聪.市场发挥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路径探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5（10）：17. 　　[6]刘春生，马振华.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问题[J].教育研究，2006（5）：75. 　　[7]林克松，石伟平.改革语境下的职业教育研究――近年中国职业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分析[J].教育研究，2015（5）：89. 　　[8]石伟平.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1[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责任编辑 肖称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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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责任编辑：李平沙
　　【中国高校走出去】
　　境外办学，如何更有底气
　　——专家建言中国教育“走出去”
　　光明日报记者 陈鹏 光明日报通讯员 张红涛
　　随着老挝苏州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相继办学招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逐步深入推进。走出国门的中国高校会面临哪些困难？该如何提高办学质量吸引更多外国学子，树立高等教育的“中国样板”？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家永、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熊建辉。
　　记者：当前，各国在境外办学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如何看待中国高校到境外办学？
　　 李家永：大学本身就具备国际化和开放性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法国、德国等国高校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境外办学，也正在成为中国教育“走出去”的最新一步，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实力增长的表现，更是国家实力增长的表现。
　　熊建辉：截至2014年12月，我国高校已在境外成立了3个机构和97个办学项目，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开设的专业主要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医药、中医针灸、中国传统武术、学前及特殊教育、航海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新闻传播学等。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高校发出了办学邀请。已发出办学邀请或表露相关意愿的国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10多个国家。这证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已初步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记者：中国高校走出去后遇到了哪些困难？怎样从学校定位、专业设置等方面适应当地情况，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
　　李家永：从国内外大学设立境外分校的实践效果看，境外分校是否能够良好运行发展，与校方对境外分校的定位是否清晰密切相关。因此，我国高校要制定科学的境外办学规划，对本校境外办学的定位要有清晰的认识。解决中国高校“走出去”的适应性问题，还应该从文化的视角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开设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
　　 熊建辉：传播中华文化是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任务，老挝苏州大学和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都不约而同地开设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专业。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汉语也越来越受到外国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和广大民众的重视。很多学校把汉语教学作为办学重点。但是，这一定位与孔子学院承担的任务有较多的重叠。境外办学的高校迫切需要重新调整“汉语教学”在办学中所占的比重，将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习的基本课程，而不是一门专业来设置。
　　 记者：除了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色之外，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该如何作为，有力推动中国高校“走出去”？
　　熊建辉：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是境外办学的生命线。目前，我国高校无论是境外办学机构还是项目，在办学定位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宣传中国文化的同时，还要坚持服务当地，更不能忽视专业的适应性。要稳妥推进境外办学，还要避免地方政府和部分院校追求“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盲目“走出去”办学。
　　李家永：我国高校开展境外办学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急需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统一规划。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政府需要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质量保证署的独立质量保障机构，专门负责跨国高等教育的外部质量保障，同时，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境外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与境外的学位认证组织机构进行合作，加强对境外办学学历学位的认证，以保障我国境外办学的学位质量和国际声誉。
　　《光明日报》（ 日 05版）[责任编辑:李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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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年伦敦书展第一天上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毛文涛和Collins Learning 总经理科林&休斯签署合作协议。摄影：苏贻鸣
　　英国部分小学将从今年秋天开始陆续使用上海一至六年级数学课本、课本练习部分和教师用书，共计36个品种。同时，这套教材也已被英国卓越数学教学中心列为范本教材，供师生使用。
　　3月14日，2017年伦敦书展开幕。在书展首日上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Collins Publishers)签订协议，将翻译出版上海基础教育的数学教材。记者获悉，这套上海学生使用的数学教材将被直译成英语，为英国的学校提供一套完整的数学课程教材。
　　作为出版教育类和资讯类书籍近200年的出版商，哈珀&柯林斯计划2017年9月出版上海数学教材，并推广“上海掌握教学模式”（Teaching for Mastery Programme）。
　　上海基础教育引发世界瞩目
　　2009年和2012年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上海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大领域连续两次取得全球佳绩；初中教师在TALIS（教师教学国际调查）的多个维度上，也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备受世界瞩目。
　　自2009年上海参加PISA测试以来，上海基础教育的全球影响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各种渠道“探秘”上海基础教育，对基础教育高度重视的英国正是其中之一。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启动仪式现场。摄影: 孟群
　　据了解，2014年，英国与上海正式启动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自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英国和上海共互派400多名教师、教育管理人员、专家及研究人员等进行交流。
　　探寻上海数学教育的“奥秘”
　　上海数学教育的吸引力不仅在于教材本身，更在于数学教育的科学性，注重挖掘学生的兴趣，因材施教。
　　上海教育学会数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数学特级教师顾泠沅认为，上海的数学课堂的最大亮点在于：关注全体学生的发展，因材施教。教师面向全体学生开展直接教学，不过度强调外显的教学组织形式，而是强调负责任的、有效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教师经常开展个别化的及时指导，不止于对后进生“查漏补缺”，也会对优秀生“点拨提高”、鼓励钻研。
　　▲上海市福山外国语小学的学生正在通过“二十四点”游戏学习数学。摄影：顾超
　　中英双方就出版发行上海数学教材英文版达成一致，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中小学教材将第一次成系统、大规模地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
　　在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民选看来，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基础教育水平得到国际认可，更是中国教育“走出去”的一件大事，不仅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可喜体现。
　　推广“上海掌握教学模式”
　　英国教育部学校事务部长Nick Gibb去年表示，“东亚数学教育的重要推广会带来积极的势头，让更多年轻人能接触到专业的教师和高质量的教材。”
　　签约中，英国合作方表示十分高兴与上海世纪出版社的团队合作，“为英国学生翻译世界领先的课程”，“让我们的数学老师和学生能够接触到这些缜密、严谨的教学资源”。
　　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间，61位上海数学老师和研究人员访问了48所英国小学并示范教学。英国教育部委托谢菲尔德汉勒姆大学评估这项交流并发现，在48所学校中，大多数老师汇报上海教师们的访问为学生们带来积极影响，也表明这个项目将为英国数学教育带来重要影响。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照片由上海师范大学提供
　　谢菲尔德汉勒姆大学的第三方评估报告将上海数学教育经验总结为“上海掌握教学模式”。在英国专家看来，在课内，上海教师通过“变式教学”和紧扣数学学习关键的练习，确保学生“掌握”所教内容目标的达成；在课后，上海教师还通过因人而异的作业，进行“小步前进”式的指导，加深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学会“流畅”运算的方法。
　　为了让英格兰8000所中小学参与学习优秀的数学教育经验，2016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未来几年中将投入4100万英磅用于提高英国数学教育教学质量，其中，推广“上海掌握教学模式”、资助中英数学教师交流是重要内容。
　　在近几年的项目交流中，英国老师和学生发现，上海数学教育的魅力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和教师素质上，而且数学教材也很有用，由此对上海数学教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教材输出英国也就水到渠成了。
　　作者 | 洪卫林 许沁 徐瑞哲 樊丽萍
　　来源 | 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文汇教育”微信号、东方教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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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
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评论部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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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