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艾滋”这七年—— 一个被误诊的“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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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那种滋味，比蹲监狱难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觉”。　　有些时候，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我蹲监狱，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头，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2008年，钟啸伟被疾控中心诊断感染了艾滋病毒，2015年，他在医院复查时发现7年前被误诊了。他决定要为失去的7年“讨个说法”。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　　文｜新京报记者罗芊 编辑｜胡杰　　钟啸伟当了7年艾滋病人。　　2008年，婚前体检时，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的检测报告单显示，他的血液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后，钟啸伟失去了未婚妻，开始逃离人群，过着穴居动物一般的生活。他几度想死，被母亲劝住，“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　　没敢死，又不想活，这个成都男人过上了“等死”的日子。　　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检测报告显示，钟啸伟的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金牛区疾控中心复查后，结果仍为阴性。　　七年，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过了近2600天“生不如死”的生活，他决定要为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等待开庭的日子　　54岁的钟啸伟仍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艾滋病人。　　刚“被”患上艾滋时，他不太懂得保护自己，别人问起，他都老实承认“我得了艾滋病”。　　尽管他多次解释，艾滋病不会因为吃饭握手这些途径传染，身边人依然疏远了他。那些常常走动的朋友们变得很忙，总是“没得空”，仅有的两个哥哥也和他断绝了往来，有一回，他填完一张表格递给工作人员，对方没说什么，用餐巾纸隔着，才敢拿他写过字的纸。　　如今，他住在成都市北边的一处廉租房里，窗帘从来不拉开，没有记者来访时，便蜷在客厅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仍保有那七年间养成的习惯——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不敢进商店，也不敢和人打招呼，等到天暗下来，搭四十分钟公交车，去母亲那里取一些日用品。　　母亲王素珍83岁了，心里放不下这个最小的儿子，常常拿两个口袋，让店老板一个口袋装5斤米，“一份给自己，一份给幺儿”。　　12月10日，钟啸伟九年来第一次踏入了家门口的小吃店，他想尝尝老麻抄手的味道。　　中午，临近饭点的小店吵吵嚷嚷，热气蒸腾，他有些不适应，溜进去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下，有人过来拼桌，他赶忙挪动椅子，退到桌子另一头，半个身子悬在桌外。　　一碗抄手上桌，拼桌的食客请他帮忙拿下筷子，他下意识伸出手去，指尖还没碰到筷子，又想缩回来，尴尬地滞在空中几秒后，虚握了握拳，抱歉地把筷筒推到别人面前，让人自己拿。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低人一等，“怕碰脏了别人的东西，被人嫌弃”。　　长时间的离群索居，钟啸伟有些和现代社会脱节了。　　他用上智能手机不久，总共48个微信好友，大多都是记者。记者们在微信上发来各种问题，他不会用微信语音，便慢慢打字回复，中间夹杂着许多错别字。　　太多媒体找来，电话一天到晚地响，他听说有个功能叫“屏蔽”，专门打电话问人，“啷个叫屏蔽，我不会弄”。　　最近，他还想让记者教他怎么搭地铁。　　去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通到他家附近，他鼓起勇气想去试试，发现要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地铁卡，瞅了半天没学会，又不敢问别人，还是老老实实上来坐公交，“你说笑人不笑人”。　　　　钟啸伟年轻时的照片。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好日子刚要开始”　　“被艾滋”之前，钟啸伟过得曲折。　　他七岁丧父，家里五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养活。天蒙蒙亮，母亲连脸都看不清楚，就去上班了，钟啸伟跟着哥哥长大，晚上下班回来，远远的就有人喊母亲，“王大姐，快些走，你娃儿坐在街边哭圆了”。　　“穷”是孩童时代最深的记忆。　　钟啸伟记忆中，母亲每年会做40斤豆瓣酱，每到晚饭前，跑去菜场买回一堆别人不要的蔬菜，放上豆瓣酱炒着吃，他和哥哥们一个个排着队，身上灰扑扑的，母亲举着鞋刷，一个个给他们刷干净再吃饭。　　贫穷的家境，使他自卑又敏感，念书的时候，他也调皮，会把女孩子的辫子绑在椅子上，初中老师形容他，“好面子，又重义气，很容易相信别人”。　　成年后，王素珍供职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里实在困难，帮忙把五个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被分到了修轮胎的部门，身边有些人开他玩笑，喊他“胎儿”（成都方言，有神经病之意）。　　他气极，觉得丢脸，说什么都不肯去上班，1987年，钟啸伟离开公交公司，去城隍庙摆起了小摊，卖电子产品。　　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消费不高，钟啸伟脑子灵活，手里常有闲钱，由于好奇，他学人家吸海洛因，“那时候傻，觉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钱，不晓得海洛因那么吓人。”　　很长一段时间，钟啸伟沉迷毒品，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吃药的时候已经不是人了，满脑子只想着一定要把吃药的钱搞到”，从烫吸到注射，钟啸伟手上和脚上，密密麻麻都是针眼。　　后来，他在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女友何涵（化名），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想摆脱毒品，借助美沙酮等药品的帮助，开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检查前，是钟啸伟前半生最快乐的时光。　　那是2008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他45岁了，在戒毒，开了一家名叫“食味鲜饭馆”的川菜馆子，恋爱近6年了，想结婚，好好过日子。　　用母亲王素珍的话来说，“娃儿走正路了，有盼头了，好日子刚要开始”。　　为了对何涵负责，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检查。日，拿报告单那天，医生问了钟啸伟许多问题，包括有无吸毒史，“问得特别详细，我就晓得，完了，我多半糟了”。　　　　2008年，钟啸伟收到的检测报告单上写着：HIV-1抗体阳性。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检测报告单显示，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被诊断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了接受。他觉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还有，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　　钟啸伟告诉母亲自己得了艾滋病，得了这个病就要死，母亲不能理解，“艾滋病是个啥，我只晓得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就要死”。　　那天晚上，王素珍哭了，她指着儿子命令，“钟啸伟，你不可以死，如果你要死，那我就和你一起死”。　　　　钟啸伟的母亲83岁了，前段时间母亲腿受伤了，他每天为母亲做饭。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等死”　　钟啸伟不敢死，却也不想好好活。　　他知道，现阶段医院免费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药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只能起抑制作用，便根本不吃，一心等死。　　不久，他的女友不辞而别，留了一封诀别信，还留下了一笔钱，让他“好好照顾自己，来世再见”，从此杳无音讯，　　钟啸伟崩溃了。他和女友在一起近六年，不出意外，女友应该也感染了艾滋病，自责和内疚笼罩着这个中年男子，他非常担心“涵涵会不会想不开做傻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为了宣泄情绪，他把母亲赠予他开餐馆的房产低价处理了，搬去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将房款挥霍一空后，等待死亡。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普通工人，有自己的小家庭，多年来一直帮衬着他，盼着他走正道，“现在我们负担也好重，他得了艾滋病，扶不上墙”，两个哥哥彻底与他断了关系。　　钟啸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只有母亲。　　王素珍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定他还活着。一次，王素珍连续三天都没打通他的电话，以为出事了，蹒跚着过来找他，发现他躺在沙发上，手机没电了。　　那次，母亲哭了，他也哭了，母亲说，“我一定要多活几年，可以帮你收一下尸”。　　七年的时光，钟啸伟用“等死”两个字来概括。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一年年过去，钟啸伟也纳闷，“也没好好吃药，怎么还没死”。　　他只有小学文化，对官方机构给出的检测报告深信不疑。　　在疾控中心的宣传贴画上，他看到过艾滋病患者会有的一些基本症状，比如淋巴结肿大、肌肉疼痛、周期性低烧等，便先入为主，产生联想：有些感冒发烧，就告诉自己，开始低烧了，发病了，天气冷了关节疼痛，便觉得自己是肌肉疼痛，快进入晚期了。　　事实上，钟啸伟有很多机会，可以早点知道自己并未患上艾滋病。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　　2008年至2015年期间，钟啸伟在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共进行了13次医学随访，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注射毒品，导致血管萎缩，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七年来都没能成功采集钟啸伟的血样，这七年来，他一次CD4细胞检测都没做过。　　CD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可能会出现进行性或不规则性下降，通过观察CD4细胞检测结果，可以很快判断出被检测者是否患有艾滋病。　　因为规定只有CD4检测证明是艾滋病才能吃低保，所以钟啸伟每次医学随访都去了，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发现什么异常，但还是给他开了低保需要的证明。　　而这个艾滋感染证明，他也一次次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检查，哪还能弄错”。　　但他还是心里起了嘀咕。2015年圣诞节，钟啸伟早早起来，去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抽血化验，那里的医生也是抽的手臂的血，在手臂靠近内侧的位置，扎下去，血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第二天，他去拿检测报告，结果显示，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他走到吊灯下面，仔仔细细又看了两遍，还是“阴性”。　　这个52岁的中年男人感觉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得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邓的医生也乐了，哪有人没病说自己有病，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钟啸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在他的认知里，疾控中心和华西医院，都是“权威的、大单位”，他们开具的报告，怎么能不一样呢。　　他把那张薄薄的A4纸小心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出了医院们，连公交都忘了坐，满脑子想着，“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暴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了家门口。　　　　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开具的检测结果显示，钟啸伟HIV抗体阴性。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钟啸伟怎么想都想不通，跑去金牛区疾控中心咨询，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也不信，“我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　　日，金牛区疾控中心按照华西医院的抽血位置，对钟啸伟进行抽血送检，采血成功了，结果显示，HIV抗体仍为阴性。　　至此，钟啸伟彻底相信，自己没有患艾滋病。他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把自己的血搞错了，让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找出2008年那张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上面的送检单位写的是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单位写的是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钟啸伟找到四川省疾控中心，他们对样本库中钟啸伟2008年的血样进行了复查，检测结果仍为阳性。　　对这个检验结果，成都市疾控中心不愿意接受采访，相关人员表示，一切都将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此前，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曾接受过澎湃新闻的采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检测结果依然为阳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检的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这和信息登记存在漏洞有关”。　　至于具体是哪个环节导致了送检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市疾控中心表示，需要等到案件开庭后才能有答案。　　一些医疗界人士建议，疾控中心有必要对钟啸伟2008年送检的血样做一份DNA鉴定，事情会更加明朗，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那份血样到底是谁的，以及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钟啸伟感觉愤怒，他猜想：“如果是我的血样和别人的血样搞错了，那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一个艾滋病患者拿了我的检测结果，以为自己没有患艾滋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还传染了很多人”。　　　　钟啸伟五兄妹和堂姐的合影，左下为钟啸伟。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讨个说法”　　从2016年年初至今，钟啸伟都在为自己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给他一个道歉。他告诉记者，事情过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收到，“有一句安慰的话我都巴适（成都方言，舒服的意思）些”。　　他找过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不属于医疗事故”。去得多了，有律师私下和他说，“你让我给你代理这件事，不过你要给我付费，先拿出一万块钱来，我帮你打官司”。　　他没有钱，唯一能帮衬他的母亲也拿不出一万块钱。一次，母亲在四川电视台看到有求助热线，记下来，让他打电话试试。　　今年2月，四川电视台《黄金三十分》栏目播放了钟啸伟的事情，他盼了很久，等疾控中心的人来找他，却也没了下文。　　王素珍觉得，钟啸伟现在的模样，像极了小时候，“我下班回来，看他佝着脖子，把头埋进衣领里，缩在那里，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我就知道，肯定是在外面受欺负了”。　　12月初，许多媒体注意到了钟啸伟，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佘勇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按照钟啸伟的意愿，他们提起了民事诉讼，将成都市疾控中心列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列为第二被告。　　在起诉书里，钟啸伟想要的“说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改错误登记信息；第二，一份书面的道歉；第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欧阳九律师表示，这个案件证据过硬，胜诉的可能性很大。　　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开庭时间尚未确定。　　王素珍岁数大了，很难下楼走动，听到这个消息，逢人就说，“我幺儿的事情立案了，他是被冤枉的，没有艾滋病”。　　她曾经问过儿子，案子判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钟啸伟低着头，“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要结婚吗”，“不结了”。　　王素珍心里都盘算好了，“希望他能拿到一些赔偿，把医保和社保补上，然后开个饭馆”，她顿了顿，“和他两个哥哥和好”。　　洋葱话题　　▼　　你怎么看钟啸伟的遭遇？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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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7位HIV携带者吃了一顿晚餐
来自：凤凰青年
来源：（ID:SidaPart)作者：姜思达11月16号，我推了一条文字&&&想找到6-8个艾滋病人，有意一起吃个饭加闲聊天。地点北京，时间在本周。ok的话可以给我发一封邮件，不必署名不必贴照。邮箱。需要你在邮件里尽可能提供年龄、性别、性取向、大致职业、病情、本周何时有空。我会保证你的隐私，请放心。&首先为我不当的措辞道歉，比较合理的说法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感染者而非艾滋病人。HIV携带者和AIDS发病人群不是同一个群体。推送文字的时候没有注意用词，是我的过失。推出这条文字后，我一直在收件箱里刷新。五分钟内，收到十余封来信。此后的三天，我和同事一直在检索信件，并望寻求联系。这些信件中，有讲述自己的病情和个人情况的，也有人跑来凑些热闹的。更多人在后台回复消息。这些消息，有表示关注和支持，有表达困惑的。实话讲，有两种常见的回复我特别的不解&&一种是：&大美玲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这些人把HIV携带者妖魔了，仿佛我和他们吃了饭，我就被感染了。另一种是：&哇我从来没有这么想得艾滋病！&&&这些人固然在表达浓浓爱意，可是又把艾滋病随意化了，开些并不好笑的玩笑。正如昨天那则广场舞大爷传播了艾滋病的新闻&&如何提高中老年群体对艾滋病防范知识的议题迅速被&哈哈哈炮王&这类的调笑取代。HIV携带者从来不应该被当作怪物去恐惧，这不意味着艾滋病是一件能来开玩笑的事情。严肃的时候不该活泼，轻松的时候不该紧张。这仍然是本文想要传达的观点。在征得各位同意后，同事拉了一个微信群&&这群里有七位HIV携带者、一位AIDS病患家属。19号，我们共十人，一起吃了这顿饭。在走去餐厅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吃饭的时候我该说些什么。我不想充当记者，去做深度访谈，去调查，这些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努力在做了。有大把大把的数据和报道，在艾滋病日这个档口你无法无视。我希望我能浸透地参与进去，闲聊，不带有任何设定和节奏，想到哪里聊到哪里，即便给后期成文增添了一些难度。因此我只能尽力呈现。餐厅在朝阳门附近。6点的时候，我到了三楼的包厢，一开门，看到已经有两位坐好，还有我的同事。两个男生，他们看到我，惊了。是那种，&哇塞见到本人&的那种惊。事实上在前一天晚上，收到群通知的他们，就在说，哇又兴奋又紧张。其中一位在事业单位工作，理工男；另一位是河南过来的学生。说实话，刚开始的气压有一点低，我不太知道该说些什么，可能也是因为餐厅没什么背景音乐，服务生脸还怪臭的。其他几位陆续来了，我们就一起看菜单，等人。一群陌生人吃饭，真的不好开头；而这顿饭又有一个难以隐藏的话题，且这个话题无法让人喜笑颜开。40分钟后，最后一位女生到进来了。她进门的时候戴着口罩，说刚下班，堵车。除了那位病患家属，其他人都是携带者，6个男生1个女生。因为我的受众差异，关注我的直男比较少，所以这6个男生也都是gay。他们的年龄从18到28，这意味着理工男要比学生男大10岁。有即将出国读大学的，有硕士在读的，有工作的。共同点除却感染外，就只有都是我的粉丝，一般进门之后第一件事是和我怒拥抱一发。我们点的菜，避开了所有的&发物&和酒水。河海鲜居多的菜单上，我们能点的并不多。朋友跟我讲一个故事，他本身很排斥中医，有一天他一位患艾滋的朋友告诉他不能吃发物的时候，他调笑了一番中医理论。他的朋友说：&那是你他妈没得艾滋。&&我性生活那么少，怎么也没想到我感染了&得知阳性，换谁都不会好过。但确诊阳性的时候，他除了难过还有纳闷&&&我性生活这么少一人，我怎么感染的？&事实上吃饭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还在推算是因为那次对方牙龈出血还是别的。&别说了，估计就那次。&我说。&嗯！应该是。&有人比较清楚自己的感染来源&&他认为另一方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知情，而他提出相约检测后，对方在一阵激动后把他删除了。而除此之外，饭桌上的大家，都没法说清是谁把HIV传递给他们的，如果一定要用&罪责&去形容这件事，他们一定是受害者。但罪责说来也不妥当，这件事里，没有坑害，只有不幸&&除非是对方明知自己阳性却不跟你讲甚至在套上动手脚。年龄最小的一位，是今年查出来的，但是几年来身体一直都不好，以肺炎的病症住院。查出来的时候，他的CD4（表面抗原分化簇4受体，通常身体素质较好的人CD4在500以上）低到了个位数，医生推断，应该感染三年了。&但也没什么别的表现。&而其他人，也多是近期查出来的&&最近的一位是饭局前五天，他也因此正好吃了五天药。换句话说，若我在11月10号发布这则文字，他都不会参与进来。&我也挺纳闷的，我认识的人，嘿，比我&乱&多了。人家都没事儿，我有事儿。&他说这话的时候，调笑中带点气。他得知阳性后，几晚上睡不着觉，一直在网上搜索治疗的相关信息。&有条件应该去泰国，有些最新的药是美国发明的，但是世卫组织应该有一种特许，默认事关重大的医疗药剂不受专利限制。泰国有百万感染人群，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研究美国的配方&&但是请假是个麻烦事。&他是这个局里年纪最大的那位，期间一直给大家普及信息。如果说久病成医，那么被检出HIV，可以让一个普通人在两天内成为专家&&用尽一切精力去获得信息。有人查出来也因为偶然&&献血。学长让他陪去献，虽然他心里还比较抵触献血这件事，但最终还是去了。正在上课的时候，医院打电话通知了他的化验结果，称血液中检测出HIV&&那是他生日的第二天。回到教室的下一堂课上，他努力向同桌讲着一则饭局中全桌人并不觉得好笑的笑话，用以平复心情与故作镇定。&真的不好笑吗？&&真的不好笑诶。&我说。&哈哈哈好吧。&被检测出HIV的他们，有人相对乐观些，也有的更加冷静理智，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大多数人都难以&真正地相信&自己感染的现实，那个女生，对谁传染给她也闭口不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问题。在局里她的话非常的少，表情又很严肃。&&没有人是注定要来这个局的。一周前、一个月前、一年前的他们，本都不必来。&觉得不是真的。&这是那女生说的为数不多的话之一。餐桌转盘在徐徐转动。&这个发的药盒，比自己买的还好&这几位基本都开始用药，聊到药的时候，像是粉丝们拿出一模一样的应援板&&他们拿出一模一样的药盒，整个包厢哗啦啦地响。药盒都会随身带在身上，圆形的几粒、椭圆形的几粒。这些看不出任何门道的药片，按照目前的医学进展，将会陪伴他们可预见的一生，帮助他们把HIV数量控制在某个水平下，以&HIV带原者&生活，不致艾滋病发作。每月领药，一天一次按时吃。&绝对不能停，药一停，HIV就有变异的机会，这款药对它来说就失效了，就不得不换药。&目前他们领的药，都是国家免费发放的，采取主流的鸡尾酒疗法。&我定的是每天十点吃，绝对不能错过或忘了。&人可以一天不睡觉或一天不吃饭，但是他们不可以一天不吃药。我们用肉眼看自己的身体时，看不出任何一枚HIV病毒都在做些什么，起一些什么变化。我们能做的除了定期检查，就只有吃药、吃药、吃药。&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看到河南的那些一家子一家子在医院领药。&之前有一篇文章提到过这些人卖血感染的事情。&但我还没有开始领，我怕过年回家拿着一大堆药父母发现。&&那不行，我建议你要早点上药。&其他人开始劝这一位。&嗯，医生说勉强还可以先不用药一个月，我也在等第三次检查结果。如果必须用，那就用。&目前，他们CD4水平良好。关于药的副作用，他们说刚吃药的时候会晕沉沉的。&我明显感觉到记忆力不行。&但还是要吃的，除了怕父母发现的那位，其他人都开启了自己的用药史。他拿着手中的药盒说：&这个发的药盒，比自己买的还好。&&有个新闻是说，一个人被一条狗给咬了，结果发现自己的HIV病毒消失了。&&对，还有一个人，接受了骨髓捐献。捐献者拥有一种不会感染HIV的基因缺陷，然后患者就神奇地痊愈了。&这些新闻里的小概率事件，成为偶尔爬上他们心头的一道阳光&&倒也不知道哪条狗咬了自己就好了。&大家放轻松啦，我们还年轻，我们肯定能等到痊愈疗法出现的那一天。&我是真的这样相信着，才这样说的。我不是在冠冕堂皇地打气。&坚决不能让他们知道&在饭局筹备时，同事收到最多的问题是&&这个饭局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保密？甚至女生提出，能不能戴口罩去？我说，我们是吃饭诶，怎么戴口罩。为了保护他们的秘密，我保证不会在文章中涉及任何指向性线索，也为了让他们相对自在地聊天，除非自己说出来，否则我不会问及他们的姓名。这些人都叫做什么，我目前也不知道。这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最大的苦衷，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人去讲。偶有交流，也限于极亲密关系的朋友、关怀小组的病友。年纪最小的那位，父母离异，他的母亲知道，但是父亲不知道。&坚决不能让他们知道&&没必要。&今年有一则新闻加深了他们的恐慌。有报道称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接到了诈骗电话，不能满足对方条件就会把他的个人信息暴露出去。事实上信息已经暴露了，且暴露给这些图谋不轨又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官方语境中，国家艾滋病感染者相关信息系统被列为国家网络信息重点安全保护对象，并且按信息安全三级等级保护进行管理。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信息暴露仍存在巨大隐患。隐私只是表象，隐私之所以成为难言之隐，其根源仍在于社会的恐慌。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很有可能被拒绝上岗，很有可能失去朋友，很有可能在学校、社区、工作环境中遭受各种非议、诽谤和排挤。&艾滋病感染者肯定不检点。&&他会把艾滋病传染给我。&但即便拥有相关的知识&&比如了解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只要不发生，就不会感染&&也难以让一个普通人泰然所素地与艾滋病感染者共餐与共游。因此它固然是一种生理疾病，但它也全然是社会的心理疾病&&这是所有人的心理疾病。&大学开学的时候，有一节卫生课普及艾滋病知识。但是开始没多久，就变成了同性恋批斗大会。老师始终讲同性恋怎样怎样的，下面的人也跟着起哄。&来自杭州的大学生说。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关联带来的不恰当的传达，是一种传播手法的问题。你可以在数据中发现同性恋中HIV携带比例确实比较高，但你不能因此认为&同性恋是艾滋病传播主体&，这是相对比例和绝对比例的差异；也不能轻易地表达&同性恋是艾滋病高危人群&&&这种传播极易带来污名化的误导。&其实我比较建议说&&把高危人群改成高危行为，我们只说行为，不指向任何一群人。&另一位拿着筷子，郑重其事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早已进入艾滋病知识普及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普及中恰当地、有节制地传达。不应该有哪个人是高危的，只应该有哪个行为是高危的。事实上我所能接触到的同性恋人群，都对AIDS有高度的重视，他们对HIV检测的频率远远高于我身边的异性恋人群&&不是相比谁高谁低，而是想让所有人都将一部分生活精力，分配给与自己生计密切相关的身体检查。艾滋病作为心理疾病存在时，伤害的是那些已然不幸的HIV携带者&&他们的工作，不会让他们传播病毒；而让他们失去工作，却是你心理病带来的后果。他们的性取向，不会让他们传播病毒；而从人群中圈出他们，标红加粗，却是你心理病毒的大肆传播。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分享欲&&事关自己的喜怒哀乐的重大事件，一个人扛太难&&但在这个时代的思维中，他们不得不继续扛下去。&没感染的时候，有一个HIV携带者喜欢我，被我拒绝了&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爱恋，拥有和众人一样属于年轻人的热络的私密的交往。但比较可惜的是，这将成为另一桩难事。&我还没想过。&&嗯，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办。&另一个女生，父亲因艾滋病去世，她分享了自己和母亲都没有受影响的现状。而这样的事也频现报端，夫妻二人同居几十年一方没被另一方感染这样的事。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到北大参与了一场世卫组织的辩论赛&&关于安全套的发放。组织者一直非常郑重地提醒我们，不应该叫它们避孕套，要叫安全套&&因为Condom这个东西，不应该在第一时间内和避孕联系起来，而应该是安全&&它以极高的概率保证我们发生性行为而不受病毒传染。但你真的很难解释，我们只要带套，就可以相爱&&甚至很难实践。桌上几位应该都是单身。其中一位提到了谈恋爱这件事，说曾经有一个人追他，那时候自己还没有感染，但对方坦白了自己的病情后，就没有接受。他未曾想到自己也会进入这种非常被动的情感状态。一位携带者从杭州赶来，他正在报考阶段，想读传媒类专业。&我可能发育比较早，8岁的时候有了性意识，初中搞对象&&后来接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这些&年龄比较大&的男人似乎没有给年轻的他施以足够的保护，而曾经的他也许数次掉以轻心。&啊！你那么小，我比你大十岁。我身边都没接触你这么小的。&&但我接触过大的啊。嘿嘿。&台湾地区的手天使拯救的是残障人士的生理需求，因为后者不能自己解决；而HIV携带者，阻碍他们正常性生活的是复杂的心理情绪。但这里面有人仍保持着安全措施下的性行为，发生的对象是否是携带者，我也没多加追问。我又问到身旁的大哥，&嗨，你检测出来后做过没？&&我五天前刚查出来的，怎么可能做过。&我们闲聊了各自的出柜史，也基本吃得差不多了。结束之后我没想到他们还想一个一个和我合照。那一刻我像是回归了一种常见的身份&&我重新变成了kol也好艺人也罢，他们重新变成了粉丝。但与被喜爱相比，我更喜爱了解别人的过程，和传递的过程。他们似乎也不需要格外的汹涌的关怀，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不需要类似AA互助那样的场合，不知道说啥。&我能想到的是，不要给他们添乱就好了。因此这篇文章不是写给他们的，更像是写给屏幕前的你的。九点来钟的时候，我们十个人挤在同一部电梯里，有人搭地铁，有人启动自己的车，有人回郑州有人回杭州，同事回去忙工作，我去和别的朋友喝酒。&&这是一顿平静的饭，这顿饭，和其它一顿饭，真的没什么两样。获取更多有趣又有料的内容，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订阅&青年&；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青年制氧机（ID：qingnianzhiya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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