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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80后和90后消费者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一个帖子引发的世代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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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80后和90后消费者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一个
关注微信公众号“80后”离婚率不断上升，原因何在？
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离婚率都有迅速上升的趋势，欧美国家的离婚率长期居高不下，亚洲许多国家的离婚率已接近欧美世界离婚趋势，韩国离婚率已经飙升至世界第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变迁，婚姻家庭结构也随之出现明显变化，伴随着现代力量不断给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带来冲击，我国婚姻家庭结构也面临着严峻考验，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离婚率的上升。
据民政部统计，我国离婚对数已经从1980年的34.1万对，增至2011年的287.4万对，2011年的粗离婚率从1979年的0.33‰上升到2.13‰，约增长了6.5倍。离婚率的持续升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那些生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之下、成长于中国经济爆炸式发展的“80后”年轻一代的婚姻问题更值得深思。据不完全统计，从年龄结构看，22～35岁人群已经成为离婚主力军，也就是说，“70后”、“80后”成为离婚高发人群。
“80后”离婚率趋高一方面折射出这一社会群体婚恋观的变迁，同时高离婚率也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潜在威胁。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对“80后”离婚率趋高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转型社会时期“80后”青年一代出现“闪婚”、“闪离”现象的各种原因。
1.社会变迁与婚姻观变化
进入社会转型期以后，我国社会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都发生着急剧的变迁，社会结构的突变和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加之现代性文化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冲击，导致“80后”青年一代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转变。有学者研究表明，现阶段农村青年的婚姻观念已由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发展到自由恋爱、自主选择的多元化婚姻观，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青年一代对社会认识的逐步成熟，“80后”青年逐渐在社会运行的脉络中形成一种兼具传统精华和现代理性的新型婚姻家庭伦理观念。
择偶方式崇尚自主，但父母之命仍作参考；同时“80后”青年婚恋选择呈现出日趋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特点，经济条件在婚恋选择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80后”青年是生长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特殊群体，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培育了“80后”青年婚恋观的自主自觉性，但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群体利益分配和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对青年的婚恋价值观形成冲击，择偶过程中感情和缘分地位逐渐弱化，恋爱和婚姻中的“等价交换”意识不断凸显，甚至部分青年希望通过婚姻和家庭的途径为自己的物质生活和工作事业获得捷径，比如社会当下流行的“找老公要找高富帅”、“娶老婆要娶白富美”等青年流行语就很好地解释着现代物质文明催生下婚恋观的世俗化和功利化。
择偶是婚姻建构的起始阶段，一旦“80后”青年的择偶观出现扭曲或偏差，势必会对以后的婚姻生活以及夫妻感情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为离婚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2.人口性别比与婚姻挤压
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反映一国人口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人口性别比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婚姻结构和家庭结构，甚至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自1982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就一直偏高于正常值，2000年人口出生性别比高至118.59，2005年这一数字继续维持，而2010年“六普”的数据资料显示，人口出生性别比虽较之“五普”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18，达118.06。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依然严重。
人口性别比失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婚姻挤压状况的出现。伴随着婚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青年一代特别是“80后”青年群体的婚恋观难免不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严重的婚姻挤压之下，农村“80后”青年的婚姻多受父母控制，且初婚年龄较低，“闪婚”现象十分突出。同时，当代青年对婚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却相对比较淡薄，这就导致他们婚姻的稳定性在不断下降，使得一些由生活琐事引发的“婚姻死亡”现象越来越多。
3.自我意识增强和家业分离
“80后”群体是改革开放时代宽松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在其成长过程中交织着传统集体主义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个性张扬。同时，随着“80后”群体社会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其个性独立和自我意识迅速增强，为人处世技巧和策略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代际群体存在鲜明差别。有研究指出，“80后”离婚率高与其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80后”多为独生子女，集体生活经历少，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对婚姻的期待高，婚姻生活稍有不顺，便会用离婚来解决，并且“80后”小夫妻离婚多属于冲动型离婚。
4.婚姻替代资源增多
替代选择假说最早由莱文奇提出，他认为婚姻稳定性是婚姻本身的吸引力，是婚姻以外其他选择的诱惑（也称配偶替代）和离婚障碍平衡的结果。
“80后”群体的性观念和性开放程度高于以前的代际群体，而且他们对于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根据《2010年中国青年网民婚恋观报告》显示，关于离婚原因的调查，其中32.8%的家庭因对方出轨而破裂，选择这一原因的比例最高；而在对待婚外情的态度上，大部分青年群体认为婚外情是一种道德败坏行为，是对于夫妻双方和家庭成员不忠的表现，但是也有6%的人承认“自己有婚外恋情况”，10%的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13%的人觉得“只要为了真情就可以理解和宽容”，5%的人“无所谓”。可见青年一代对婚外情观念的开放。
“2012中国人婚恋幸福感”调查显示，7至10年婚龄幸福感最低；婚姻“头号杀手”是出轨，而且仅有57.5%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肯定不会发生婚外恋。婚外恋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持续走高的最大“杀手”，也逐渐成为威胁“80后”婚姻质量的一大“毒瘤”。
5.父母对婚姻的干预促使矛盾升级
虽然目前我国的婚姻自由已经得到实现，但是一些传统的、封建的婚姻观念仍然在部分农村地区甚至是城市地区根深蒂固，尽管“包办婚姻”已经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但“门当户对”等传统婚姻观念还在对“80后”群体的婚姻选择和婚后生活起着影响作用。而促使这些观念继续影响青年一代婚恋观的根源在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父母对于儿女婚姻形式的安排和建构。
一部分“80后”群体的婚恋观更多体现着父母的意愿，有的青年则愿意听从长辈的意见与安排。有的“80后”女性在谈到她们的择偶标准时，会说到“我妈跟我讲不要嫁农村的”；“女方父母还没见面前，不要见男方的父母”；“要找个有经济条件的，至少也要有稳定工作的”，有的还考虑到了将来的生育与遗传问题，对外表尤其是身高也提出了要求。这是婚前父母对儿女在择偶标准上的影响。
此外，在“80后”青年婚后的生活中，父母凭借其“自我经验”的权威性继续影响着儿女的婚姻生活，并且在一些家庭事务上享有参与权甚至决定权。如果说“70后”离婚率高的原因是经济能力分化，那么“80后”离婚率高的原因则是父母插手多。“80后”群体是父母宠爱的青年一代，婚前父母对儿女的爱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而婚后则更多地体现在让“80后”小夫妻对父母感情上的继续依恋和婚姻问题处理能力上的依赖。“80后”小夫妻在遇到婚内矛盾的时候，大部分人会把父母作为解决自己婚姻问题的“智囊团”。而此时父母因其对儿女婚姻控制力变强从而对儿女的婚姻加以干预，当然这种干预更多的是从他们的经验出发，把他们处理婚姻问题的方式强加到儿女婚姻问题的处理上。由于婚姻家庭结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解构和重塑，使得父辈一代婚姻问题处理的方式在“80后”青年一代婚姻问题的解决上难免会出现“吃不消”的现象，不但婚姻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会促使夫妻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达到难以调解的程度，从而给“80后”婚姻生活造成严重威胁。
6.离婚成本降低，离婚程序简易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离婚观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过去的“家丑不可外扬”到如今青年一代婚姻解体速度加快，离婚给夫妻双方及其家庭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不断降低。在现代社会，离婚已经不再是一种家庭丑闻，它正逐步成为男女两性争取婚姻自由和实现婚姻权利的重要途径。
“80后”离婚率趋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婚姻约束的社会文化基础正逐步弱化。在传统社会，缔结婚姻是家族血脉延续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从以前到现在的婚礼规模和婚庆花费就足以证明婚姻的巨大影响力。而离婚则会给家庭成员以及整个族群的威望甚至生命延续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在传统社会离婚率较低，主要是由于离婚的社会成本过高。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婚姻自主成为青年一代婚姻缔结和发展过程中的主流观念，这一婚姻自主既包括结婚自由，当然也包含离婚自由。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婚姻观念不断开放，其包容性较之传统社会有了明显提高，因此现代社会，离婚给夫妻双方及其家庭成员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不断减小，离婚的社会成本也在不断降低。
除此之外，法律程序的简单化也让离婚的现实可能性变得更大。
总之，“80后”群体大多数已经进入婚姻家庭，其婚恋观将继续发生变化。随着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以及婚姻市场挤压状况的日益严重，“80后”群体的婚姻生活和婚姻质量如何在社会变迁以及在与家庭成员互动过程中建构，高离婚率趋势何时得以降低，将成为全社会必须关注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来源：《青年探索》作者：常进锋，陆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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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70后作家，夹缝中的一代集体井喷？
[摘要]徐则臣：我愿意承认至少目前为止，70后是“沉寂的一代”，这“沉寂”不是因为这一代作家缺少必要的文学才华和上升空间，而是他们的成长之路决定了他们只能是“沉寂的一代”。他们生于70年代，他们活在60后的阴影中，又难以抗衡80后的市场影响力，他们被称为夹缝中的一代近日，他们作品扎堆涌现，比如阿乙的《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任晓雯的《生活，如此而已》、冯唐的《女神一号》、徐则臣的《我的朋友堂吉诃德》等“沉寂的一代”呈集体井喷之势，北青艺评邀请8位70后作家共同探讨这一代人的文学与写作主持人 罗皓菱答题人冯唐（1971年，新作《女神一号》，代表作《万物生长》《北京，北京》等）路内（1973年，新作《慈悲》，代表作《少年巴比伦》《花街往事》等） 张楚（1974年，新作，代表作《夜是怎样黑下来的》等）阿乙（1976年，新作《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代表作《鸟，看见我了》《灰故事》等）张定浩（1976年，新作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代表作《既见君子》等）徐则臣（1978年，新作《午夜之门》代表作《耶路撒冷》《跑步穿过中关村》等）任晓雯（1978年，新作《生活，如此而已》，代表作《岛上》《阳台上》等）李宏伟（1978年，新作《假时间聚会》，代表作诗集《有关可能生活的十种想象》等）问题1：相对于80后，70后是一个比较晚才提出的概念，讨论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大部分的评论家把70后定义于这样的一代人——“他们活在60后的阴影中，又难以抗衡80后的市场影响力。他们被认为是沉寂的一代，夹缝中的一代。”你们自己是怎么看的？冯唐：在文学上，没觉得60后对于我有巨大的阴影，60后形成的阴影小于50后、小于民国一代。在市场影响力上，80后也没太持久的长销。至于80后的类型小说，商品属性大于文学属性，和我自己的写作没有可比性。任晓雯：80后概念是从“新概念”起来的吧。我早年也参加过“新概念”。那时已上大学，归在成人组，连拿四届奖。但是媒体和评论不搭理成人组，焦点都在80后上。有朋友说：你真不走运，早生了两年。当时觉得有道理，如今我却认为：对我而言，“沉寂”实在是一桩上帝赐予的大好事。马丁·路德提出天职（calling）的概念，韦伯认为这是新教的核心伦理。我现在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概念，也更明确地知道，写作就是我的天职。上帝同时把两样东西给了我，一是写作的才能，二是对写作的渴望。多年“沉寂”打掉我的浮躁虚荣。更重要的是，让我能够确认，我对写作的渴望是无法磨灭的。我热爱的是写作本身，而非写作带来的光环。写作是我所受的呼召，是我理应奉献时间的毕生工作。阿乙：从纯文化的演进来说，70后是稍显颓势的一代，80后紧随其后（境遇甚至不如70后）。社会对纯文化的认可和推崇不像以前。和足球有点像。足球也有年景好不好的时候。有时全国就那么些苗子，选材面不广。从青春文学、校园文学、情感文学来说，80后又走出一条较为开阔的路。取决于一名作者要什么。或者说他对当前的贫乏是否具有耐心。张楚：我觉得70后的作家普遍比较沉默，可能跟他们从小受的教育有关系。三好学生、共产主义接班人、雷锋精神、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这些词汇从小就烙在他们的血液里，让他们成了个性不突出，或说是温和的一代人。尽管他们成年后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大，但骨子里面他们还是曾经的他们。这可能决定了这代人的写作特质。他们很少去争抢什么，世界给了他们什么，他们就坦诚地接受什么。张定浩：我更倾向于表述成过渡时期的一代。倘若真的有所谓时代的夹缝，抑或断裂，那么好的70后写作者，恰恰也应该是这样夹缝和断裂的填补者，而非受害者。至于沉寂，或者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成熟方式。李宏伟：我没觉得有“70后”这回事。所谓“70后”不过是评论界便于言说的产物，所有的特征与归纳都是他们自说自话而已。路内：过去我觉得这说法不对，后来在出版和发表的领域内看多了又觉得是对的。但它也许指称的并非70后作家，而是某一种类型的作家。这种作家活在文学权威的阴影中，又难以抗衡商业写作的影响力。前者是文学秩序问题（全世界的文学界都有这个问题），后者是资本，商业写作在当下已经不是卖稿子的事情了，渠道上可以和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直接对接起来。这两者不但是压力，也是诱惑力。其实夹缝和压力不一定是坏事，但沉寂不好，说明文学缺乏活力。徐则臣：尴尬的首先是这种怪异的比较。与60后比创作成就和文学上积累的象征资本，与80后比的却是市场影响力，标准前后不一，由此得出“沉寂”、“夹缝”等结论，不那么有说服力。在创作成就上，比不上60后很正常，你现在拿60后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与50后比，60后也同样“沉寂”；让60后和80后比市场，赢面也未必就有多大。可见这种比较是有问题的。但我愿意承认至少目前为止，70后是“沉寂的一代”，这“沉寂”不是因为这一代作家缺少必要的文学才华和上升空间，而是他们的成长之路决定了他们只能是“沉寂的一代”。60后出道赶上了一个合适的文学环境，上个世纪80年代，决定了他们出道即可以成名，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80后上来就用长篇小说占据了市场，明星化、娱乐化的市场造星运动让他们迅速赢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些70后都不能比，70后多半经由期刊主导的文学体制一点点中短篇地写出来，既不可能迅速产生文学效应，也没法产生市场效应，“沉寂”是必然。沉寂也有沉寂的好处，可以潜心下来认真琢磨文学这门艺术，从中短篇小说开始训练出可资持续发展的童子功。70后的未来肯定值得期待。问题2：有关70后这批作家在公共领域内讨论在我印象中是卫慧、棉棉等所谓“美女作家”，遭遇巨大的争议后，讨论就戛然而止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讨论，你们觉得是有意义的吗？现在再去看，应该如何评价这批人的创作？冯唐：热点是一时还是一世还是几世，要看热的是什么、为什么热、争议的是什么。即使在争议的当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值得争议的。读书无禁区，写作无禁区，写作主题从来就不该成为争议点。现在看，想起一首宋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漫腾腾地暖烘烘。徐则臣：关于“美女作家”的讨论，刚起了头就滑出了文学的轨道，现在看来，对70后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意义不大。那批作家中不少人都走丢了，但坚持下来的，大多都值得钦佩，对随后出现的70后写作，有一定的引导和典范作用。任晓雯：网上曾热转一篇《大作家批评大作家》，摘录了作家们的互相毒舌。比如福克纳论海明威：“人们不知道他使用过一个需要读者去查词典的字。”海明威论福克纳：“可怜的福克纳。他真的以为巨大的感情需要巨大的字？”从两位大师的旨趣出发，各有合理性。但对文学史和读者而言，如此互评没什么实质意义。大师尚且如此，何况我呢。写作是私人化事件。有风格的写作者，趣味必然是偏执的。大家各自一条道走到黑就好。现在我尽量克制自己，避免对道路不同的作家评头论足。阿乙：我仅仅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和书名。也许这里面，他们背负了炒作的恶名。我在出版公司就业过，知道作者有时候迫不得已。出版方有时也迫不得已。人分三类，不愿炒作者、不反对（但也不同意）炒作者及故意炒作者。这个分类不很重要，因为人都是骨灰，留下去比较的是文字。张楚：我觉得关于卫慧、棉棉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棉棉还是真诚的，但是卫慧的写作完全是虚假的。李宏伟：卫慧、棉棉的意义在于，她们在新时期第一次无负担地叙述了个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叙事并不与集体叙事构成关系，无论正面的阐释或者反面的逆反。因此从否定的意义来说，她们的写作既具备了初期的跑马圈地意义，又更强烈地向后来者指出，单纯的欲望叙事并不具有文学的纵深。张定浩：卫慧和棉棉还不太一样，棉棉可能更接近一点文学吧，后劲也更足一点。她们不会比现在一些特别畅销的比如说某些所谓网络大神级作品要更差。我觉得现在有些作家通过打政治敏感擦边球博取国际声名，这和卫慧靠身体写作博取西方人的性好奇，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路内：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其实过来人也都知道。这一批作家也没有停止写作，只是写得少了。我今年和棉棉、周洁茹见过一次，觉得她们还是很骄傲的，没有对自己的写作持怀疑态度。现当代文学中的每一次讨论，都有递进的意义，也会产生一些公案。我想，持有谨慎的态度，还是不要评价他们的创作了，他们都还在写，一切尚未终结。问题3：最近80后的年轻批评家杨庆祥写了一本《80后，怎么办》，提出80后是失败的一代，你们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观点？70后这一代人似乎没有这种整体性的焦虑？是不是说极端的个人主义对这一代人的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有评论家就说过，“文学除了写人，也要写社会和历史。”冯唐：我年轻时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文学理想：文字打败时间。我又不是纯傻，知道没什么能打败时间，只是争取能败得不太惨，败得虽败犹荣。我没想过80后是如何失败的，而且觉得现在盖棺定论还太早。文学本来就该是一个人的战斗，就是个性远远大于整体性的领域。司马迁和他的同时代文人有什么相似？HenryMiller和他的同时代文人有什么相似？写人怎么可能不涉及社会和历史？又不是写解剖学。徐则臣：尽管每一代人可能都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但我依然在庆祥的意义上认同他的“失败一代”的说法。“失败”只是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具体考察每一代人失败感的确切来源，这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代人。70后肯定有他们相对整体性的焦虑，年过而立，进而不惑，如何在现实和文学中处理好个体与现实、历史的关系，越来越显要地成为他们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每一代人都躲不掉，到时候了。任晓雯：个人主义是个好词。任何时间和空间，脱离了人的存在，都将变得没有意义。时空的纵横轴，只有一个交叉点，那就是人。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历史在个体的生命之中。历史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如果说，在非虚构写作盛行的今天，在现实仿佛超现实的今天，虚构性质的文学还有什么存在价值，那我认为，把人当作“我”——而非“我们”来书写，就是最重要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的写作中，个人主义还不够彻底。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把个人与集体紧紧捆绑的年代走过来的。我们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更新和自我学习，才能把一个错误概念从潜意识里剔除干净，那就是：底层、人民、国家、社会、全人类等宏大的集体概念是有价值的，而作为对立面的个人，却几乎等同于渺小、浅薄和没有意义。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写道：“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他的写作就是处于“小于一”状态。“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从一个人、一个小男孩开始，而非从全人类、全世界开始。米沃什评价布罗茨基，“他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疏离状态。”布罗茨基自己则说，他所追求的不过是“个人主义精神（spiritofindividualism）”。阿乙：文学首先是脆弱的工艺品，其次是其所承担的。换言之，取走这个器皿里所承载的它仍然成立。我常想抚摸那些精致、美丽的工艺品，也仰视托尔斯泰那种关注于民族与人生的巨著。但就自己的才力而言，我只能局限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范畴。现在的时代看起来大，但碎而无意义，我怎么都把握不了。需要有作家杀出血路。但我束手无策。张楚：我觉得80后并不是失败的一代，庆祥在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具有普适性，每个年代的人都经历过。70后这代人没有这种整体性的焦虑，他们身上有种奇特的安静，规规矩矩做事，规规矩矩走路，算是踏实的一代人，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他们气质里没有极端的个人主义，也没有伪浪漫主义。他们很少关注宏大叙事，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甚至是卑微的生活反而更多地被他们关注。他们基本上写的都是小人物。（下转B2版）张定浩：失败，在庆祥那里似乎首先基于一种个体生命的体认，那么从这样的个体概念如何快速地归纳出一个整体判断，我是觉得欠缺一点理据。当然，庆祥会重新定义80后，他定义的80后就是失败的那一部分80后，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整个论断就是同义反复，意义也不是很大。至于这种整体性的焦虑，其实更多只是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责任感，只不过，很奇怪地，以前的责任感是对于天下和国族兴亡的；现在，却变成了对同龄人的责任感。这种新的归类方法我总觉得有点什么地方不对。打个比方，我们可不可以问：“射手座，怎么办？”再者，类似80后这样的概念，早先是媒体的话题生长点，如今，会不会变成学院新开辟的论文生长点？这是需要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所警惕的。李宏伟：据我所知，假如强行归纳，;1980年出生的这些人，各自有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有共性，也更多指向普遍性问题，如如何把个人的命运与一个国家的运转和运势相结合。换句话说，如何找准个人在大时代中的定位，这是这些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文学也不过是他们定位的方式之一。路内：世俗角度来看，80后是中国素质很高的一代人，但是失败感也许正是体现在这里，我们很少会说失败的一代工农，但会说失败的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先领受到失败感，也可能是压阵，在“喜大普奔”的语境里成为最后一个失败的人。无论如何，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是当下中国急需的。如果不同意，可以辩论，不要害怕辩论。在我个人来说，我似乎很难替一代70后来回答整体焦虑的问题，这代人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自我教育和社会经验占比很大，他们的青年时代恰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20年，很容易形成土豪心理机制。你谈到创作，这可能又形成了一个反向的镜像，一代创作者在同代人面前是倒置的、犹疑的。我觉得不建立在财富机制上的个人主义，仅仅是精神上的讨论，会不会显得空洞？极端个人主义是有政治诉求的，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一代创作大体上是在个人主义之中找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框架，少有极端者出现。问题4：如果说80后一代的创作有点“早衰”的意思，70后一代则是“晚熟”，一大批的写作者直到这几年才开始显山露水，你们觉得原因是什么呢？冯唐：多数70后先去解决生计问题了，然后再来解决性灵问题。多数80后被“成名要趁早”忽悠了，太着急了。徐则臣：70后的“晚熟”更多是在声名和社会影响力的意义上来定义的，从艺术的角度，我不认为他们就晚熟，因为期刊体制和自身等原因，他们不过是拉长了学徒期而已。磨刀不误砍柴工，他们创作力之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没准儿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任晓雯：“文革”后一代的中国作家，是从废墟上立起来的，他们的出现，是从无到有的变化。他们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花费时间比后来者要少。60后一代，如毕飞宇、李洱等，是经过多年锤炼的前辈作家，在小说上有精湛的技艺与领悟。70后一代要想让别人看到，必须有足够的成熟度和风格。这需要时间，需要自我训练和生命体验。从某种意义而言，写小说是一项中年人事业。四五十岁开始显山露水也很正常。阿乙：60后还没消化完。60后从实力、机遇和同代呼应上，都好过后辈，也超越前辈。60后还出批评家。整体而言，文学像淡水湖，在60后之后，萎缩了一圈。文学不景气是事实。最可怜的不是我们这些晚出的，而是那些因为绝望而离走的。国外似乎更糟。我听阿根廷作家说他们更难，有时是谋生的艰难。但是文学的荣耀是如此迷人，我想我们应该为此付出点什么，包括贫穷和寂寞，有时是健康上的霉运。张楚：70后作家确实晚熟。他们由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用了很长时间。在这个漫长的阶段里，他们感知世界，被世界伤害，重新信任世界……步骤清晰，姿势模糊。在处理生活和写作的关系上他们是谨慎的、犹疑的甚至是不自信的。这浪费了他们很长时间。不过，可能正是这种没有意义的心虚，让他们的作品有种闪亮的真诚。张定浩：写作本来就是漫长的事情。每一代人都会有几个少年天才，但大多数总是要靠时日慢慢养育。80后早衰的，只是被拔苗助长的那部分而已，80后还有很多好的作家一直在往上走。至于70后，所谓显山露水，其实山水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我们的眼睛是否注意到了罢了。李宏伟：“早衰”或者“晚熟”起初都是因应出版方的商业包装与推销而言，但好在70后出生的这些人见识足够，在时间中的耐心也足够。因此，当他们呈现一种整体的攻城掠寨态势时，或许没有那么喧哗，但绝对卓有成效、步步为营，现在是中短篇，很快就会进入长篇。这些人并不着急，他们需要稳健地确定某种碾压式的姿势。路内：毕飞宇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作家不是十年一代，而是五年甚或三年一代，在十年里可能会出现两到三次波潮。我非常认同这个看法，因此将其认为是一个常规，而不是70后的特例。究其原因，大概就在20岁到35岁之间的十五年，人的变化会非常大，观念和经验，时代环境，技术变化，有各种因素。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写长篇，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了电脑，但这事儿说出来没有一点文学意义。有一次和周嘉宁聊，她竟然不承认自己二十岁时写的小说，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从二十八九岁才开始的作家，非常有意思。今年是2015年，如果参照毕飞宇老师的观点，我想80后的写作者也会有一批新的将出现吧。问题5：在文学观念上，有评论家认为70后这一代是“传统文学的最后一代传人”，这种说法其实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传承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不是说这一代人太“乖”了？在文学观念上没有新的贡献？你们是如何看待上一辈的创作的？冯唐：传统文学是个伪概念。文学就是研究其他学科不容易研究的那部分人性的学问，只存在内容和形式有否创新的问题，不存在传统和不传统的问题。徐泽臣：“传统文学的最后一代传人”我更倾向于理解为，是这一代作家对一种纯正的文学观念的坚守。从形式上看，70后似乎先锋的迹象不是很明显，但从内容上，从作品中呈现出的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上看，他们其实跟前辈作家还是有相当的差异的。也许这不是一个“形式”上大有可为的文学时代，他们的关注重心在文学的内里。我的感觉是，70后的一部分先觉者正在沉默地探索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文学路径，他们清楚“弑父”之类的口号和姿态意义不大，此类的形式主义也没什么必要。任晓雯：什么叫传统文学呢，是指《红楼梦》吗?80年代以降，中国作家在文学观念上整体确实没有新贡献，主要的工作是学习，是短时间内追着赶着走完西方文学几十年的路。但这也没什么。在全民谈“创新”的年代，我看到“创新”发怵。我更喜爱“学习”这个词。人类总体是无知的，学习是一个恒久状态。而学习本身，就能带来“新”。这种新不是指文学史上的前无古人。太阳底下无新事。再伟大的作家身上，都有学习和传承的痕迹，没有人是凭空出世的“新”。我所理解的“新”，是中国作家个体意义上的。是生命的更新，价值观的改变，以及因此呈现出来的文本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恰恰体现在与《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传统的疏离上面。阿乙：上一辈是银河战舰、皇马。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韩东、毕飞宇、朱文、北村、马原、孙甘露、残雪、李洱、邱华栋、吕新、吴玄，等等等等，拿得出手的太多。应该说最惨的是身为60后实力很强然而又没有及时出来的人。我在作文青时，对两个人最难忘怀，一是贾樟柯，一是余华。这一代太过璀璨，包括以评论见长的李敬泽，其实也写出了杰出的短篇小说。70后暂时还没出现集体性的井喷。张楚：“传统文学的最后一代传人”，这种说法我赞同。80后、90后的写作者和我们这代人对文学的认识确实不一样了。他们视野更开阔，文本也更丰富。另外，我觉得“乖”与“不乖”其实无所谓，文学还是有一个恒定的审美标准的，现在这个标准可能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基本上还是写复杂斑驳的人性。关于上一辈的写作，我个人充满了敬意。我希望自己写出他们那种气质的小说。张定浩：我不知道这个传统文学指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古典文学的传统，那么是五四的传统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传统？70后这一代（姑且这么用代际的方式表述吧），是过渡也好，转折期也好，都自认会指向某种双重性，那么对文学，这种双重性可能反倒会成为很好的滋养和动力。就像“乖”这个词，就有乖张和乖顺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我尽量不去按照年龄去看待创作，而是按照文本自身的活力。比如说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你说这是属于哪一辈子的创作？文学不是花开花谢和浪奔浪流的事，而是历久弥新。李宏伟：不，不是太乖了，是我们深切地知道之前的那些写作者过于叶公好龙了。他们从外面的文学世界沿袭了种种手法，却无能为中国过去一百来年的历史进行整体化文学化的清点，这个任务只能留给我们和更年轻的写作者了。在此之前，汉语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有一大批出色的足够对后来写作者构成压力的作家，如刘震云、阎连科、贾平凹、莫言、阿来、余华等等，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后续写作者构成碾压式的阴影式的笼罩性压力，这当然是后来的汉语写作者的幸运，也是我们的不幸。路内：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充满了吵闹、反叛、纠结，一百年里中国贡献出了一份长长的非正常死亡的文学家名单。文学观念上也不全然保守，有很激进很革命的一面，只是在对接世界范围内的当代文学观念时产生了障碍，而且似乎是文化上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里所说两个方面其实是矛盾的，如果真的传承延续，就不会显得很乖啊。我承认，确实对文学观念的贡献甚微。但是要看到，中国自身原创的文学观念很少，从白话文运动以来就深受欧美、苏俄的影响，文学观念也不是搬来就能用的，它和现实写作得要有一个对接过程，是考验作家的过程。一旦对接，又会形成一个大体上独立运转的话语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贡献和反叛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比如中国当代的诗歌，是拿得出手的，因为反叛机制和传承机制同时在起效。我有时候看看当代文学史，上一代作家，也是备受考验，有一些相对比较先进的理念，至今还在他们手里，但是反过来说，让他们颠覆自己，这又是困难的事。问题6：最近，70后一批作家作品开始集体涌现，但是也有评论家指出与前辈作家相比至今没有看到一部足以让人惊艳的经典之作。你们觉得是评价机制出了问题，还是写作本身的问题。你们觉得同代人中已经出现这样的经典之作了吗？冯唐：70后作家大致都40岁左右了，我很多的文学英雄在这个岁数都挂了或者快挂了。70后作家的代表作应该都已经写出来了，剩下的就是70后作家能否继续产生金线以上的作品、是否能衰年变法有更大的突破。至于这些代表作是否能成为经典，需要时间的发现和考验。我坚信有些代表作必然成为经典。徐则臣：一部作品的经典化需要足够的时间，阐释和丰富是个缓慢的过程。尤其是一部年轻人的作品，我们习惯性地对其保持着想当然的、年龄上的傲慢，缺少必要和真诚的解读，更不要说果断地为其加冕的胆识和气度。但事实上，文学史屡次为我们证明，每一代人在这个年龄段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经典，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加缪、君特·格拉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大师，在这个年龄都已经写出了他们最重要的作品。我们的50后、60后很多作家也如此。在他们三四十岁时，作品不但也没能及时享受经典的荣耀，还和70后一样，遭受同等的轻视和批驳，被认为辜负了有识之士的厚望。但假以时日，还是这批有识之士，突然一转身，发现新大陆一般，对同一部作品高调地献上了礼赞，好像当年连篇累牍的挑剔和质疑都不曾有过。当他们在迫切地追认上一代作家为经典的同时，也正自信地开启对新一代作家的质疑和否定。历史就这么轮回。至于同代人中是否已有经典之作，如果我说有，是否会被认为是急功近利或者头脑出了问题？任晓雯：是不是经典，作家说了不算，评论家说了未必算，唯独时间说了肯定算。只有一件事情，我现在就能确定：若真出现了经典之作，那么这部作品上面，必然没有70后、80后之类的标签。阿乙：我看到有同辈推出了接近经典之作，但尚未获取足够的承认。需要更多的耐心。不仅70后，所有年龄段都未在最近拿出足够经典的作品。或者说，即使他们拿出按过去标准说是经典的作品，也难以抵挡新时代下评价系统变化所带来的摧毁。张楚：可能和这个时代有关系吧。读纯文学的少了，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娱乐至死”的精神，网络游戏、电视剧、电影、没有下限的娱乐节目成为时代的文化标签。不过，70后这代作家是有耐心的一代作家，不管以后他们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我也不会吃惊。张定浩：弗朗西斯·培根有言，真相是时间的女儿，而非权力的女儿。经典，也是如此吧，它是文学最终在时间中呈现的某种真相，而非几个批评家的保证。每一代作品都是如此。太急于指认或自认经典，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李宏伟：至少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阿乙、李浩、弋舟、陈集益等人的中短篇写作已经呈现出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其作品至少不亚于前辈的写作者，繁荣而强盛。从形态多样化、旨趣鲜明化来说，他们有着足堪与前辈抗衡的经典雏形；至于长篇，我们不着急，可以先进行充分的准备。路内：大体上比前辈作家要差一点，不一定是评价机制的问题。前辈作家的经典作品，或者还有一些被遮蔽的好作品，大家也都读到了，这些作品也不全然依赖评价机制。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过多地做比较也不大好。问题7：有评论家认为，文学确实也是存在历史机遇的，个人创作通常和一个文学浪潮相互成就，70后这批作者还会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吗？能从“中间代”成长为“中坚代”吗？冯唐：对于一个作家，存在造化弄人：天生敏感、天生善写、天生肿胀。对于文学，不存在文学浪潮决定一个作家的成就。好的作家，和其他作家关系不大，一个人、一部作品就可以是个浪潮，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李渔的《肉蒲团》、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徐则臣：当我们众口一词在对70后怒其不争时，已经证明了他们正面临着绝佳的历史机遇。那么，不要轻易地怀疑任何一代人，尤其是一群沉默着前行的人。一切皆有可能。任晓雯：我不关心浪潮、历史机遇、什么什么代。成就与埋没，不是作家自己能掌控的。能掌控的只有：不停歇地阅读、沉思、写作。文本之外的问题，留给评论家去讨论吧。阿乙：受60后精英的挤压仍然存在。但以后终会有70后的大家，除开受访的这些如路内、徐则臣等等，70后里比较隐蔽然而有大家气象的还有小白、朱岳，以及在散文一块的李娟、诗歌一块的徐芜城。70后、80后似乎还要再梳理一遍，虽然从事纯文学的这么少。张楚：我觉得，这样的历史机遇还有，但是很少了。张定浩：很多人想做弄潮儿，但我希望能够做那海水，成为海洋的一分子，并随它流转。李宏伟：时间稍微拉得开一点，我们就会看到，所谓50后、60后、70后、80后，再到90后，这五六十年内的写作者，其实在一个时代里面，他们的历史机遇并无太大差别。唐朝近三百年，唐代的诗人最多也就分为初唐、盛唐、晚唐而已，因此，没有必要把短时间作家们的出生年代差扩大化，大家面临一样的困境与机遇，有些人的写作已经停止，有些人的写作才刚刚开始，就让作品说话吧。用加缪在《卡利古拉》里面的话说，大家历史上见吧。当然，首要的是，争取能在历史上见得着。路内：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有历史机遇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好像是巴菲特那句话，浪潮退去之后如何如何。这话用在文学上当然很势利，因为一个作家的一生，只要完成一部经典作品就够了，管我此后裸不裸呢。但是裸不裸仍然重要。这构成了文学史的两种轨迹，以作品而论的，以作家而论的。我觉得70后的作家还是不要去指望历史机遇了，应该不会有了，即使有的话这个机遇也是给90后或者00后的。不可能像先知一样预设一个文学浪潮，预设自己在此中的地位，也许当这个浪潮来时，自己恰恰是被推翻的那一个呢？保持自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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