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自由执业医生集团,辞职创业的一批人:创业之路好走吗

《新闻1+1》
医生想自由执业,路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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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导视)
  解说:
  建一个自己的诊所,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朱岩:
  其实好多方面还是受医院的限制。
  解说:
  从先驱变成先烈,但他仍然在为自己的理想努力。
  周乐今:
  我今年当医生已经整整30年,我希望打造中国大陆第一个慢性心血管病管理机构。
  解说:
  行政职务 学术权威,他为什么要在近50岁放弃这一切?
  张强:
  一些自由执业的医生,在微博上的认证,很多跟我一样,就是一个医生,我觉得医生就是最高荣誉。
  解说:
  辞职、辞职、辞职,他们是杂志上的酷医生,他们是现实中的先行者
  《新闻1+1》今日关注&医生想自由执业,路通吗?
  评论员 白岩松: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首先,通过背后的大屏幕,咱认识几个人。这几人看着非常酷吧,是男模?还是IT精英?还是影视明星?其实仔细看细节,他们手里拿着听诊器,还有一位在戴手术手套。没错,他们的职业是医生。但是这几个医生在近几年可是格外让媒体和他们的同行关注,为什么呢?中国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单位&人,都在医院里头,他们这几位曾经也是,但是却辞职下海了,成为了自由执业的医生。这一切容易吗?他们是先驱?还是有可能变成先烈?在中国医改的这种呼吁和推进越来越强化的同时,他们是不是在这股方向之中呢?我们的健康和这些自由执业的越来越多的医生会有关系吗?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解说:
  他曾经是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是中国知名的静脉曲张微创手术专家。他创新的多项血管微创手术曾经填补了亚洲血管外科领域的的空白。从医近20年,他已经站上了职业的高点,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样一个成功的医生,为什么要选择离开,而且离开后依然从事医生工作。
  医生 张强:
  我听了大概十来年张主任这个称号,出来以后慢慢大家都接受叫我张强医生,叫我张医生,我觉得很自然。
  解说:
  2012年对于张强的突然离职,有业内人士甚至这样评价说,&张强医生的选择,会成为医疗界的标志性的事件&,而更多人则把他的行为看作是下海,并且不断提醒他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和风险。但在张强看来自己的选择更像是一次上岸。
  张强:
  我在想,我作为高年资的医生,而且体力上还不错的时候,能不能为我们的医改做点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我的一个成长。
  解说:
  选择离开后,张强先做了一次全面体检,结果显示46岁的他达到了28岁的健康体征。喜爱拳击,从小习武,力量似乎是张强从不缺少的东西。而这一次他希望的是找回被之前行政工作占用的精力,在服务患者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回归专科医生的本色。
  张强:
  中国的医疗,它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所以政府一定是会鼓励多元化的办医,所以作为医生来讲,我可以在体制里面过自己的小日子,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发展。
  解说:
  在2012年最后一天拿到执业更改证,一切都在计划中。带这三本证,上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也做好最坏的打算。在微博上吐露心声的还有协和医院肾脏内科主治医生朱岩。2012年7月,经历了长时间的观察和纠结朱岩也决定辞职。
  空旷的舞台上席地而坐,媒体拍摄的这张照片中,周乐今显得有些孤傲落寞。应该说他比张强和朱岩更早的吃了螃蟹,他的辞职发生在2006年。性格桀骜、理想主义,是媒体在了解了他的经历后给他贴上的标签。开办国内第一家专业化慢性心血管病康复管理机构,为患者制定全套治疗与康复规划,这是他仍在坚持的理想。
  近年,越来越多选择出走的医生们引起了舆论的注意,他们为什么辞职?为什么要放弃成功稳定的状态而选择自主执业?他们的行动代表了医改的什么方向,他们能成功吗?心有情怀,但未来一切还不那么确定。
  白岩松:
  经过改革35年这样一个历程,其实辞职的这个词已经越来越稀松平常了。在很多的行业里头这简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甚至一个人一年两次三次的辞职,都变得很正常,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他要选择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医生这个行当来说,在公立医院里头辞职,然后去成为自由执业者,难之又难,少之又少,所以冒出来这几个,马上大家就觉得他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变得更多?
  我们来看看,医生为何出走?当然首先要有吸引他们的东西。比公历医院更加宽松的职业环境,收入有可能改善和增加,工作更加自由,少了往上升的压力,可以参与医疗机构的管理,追求自己的理念和理想,但是这是正向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出走,这里有条件的。
  都需要哪些条件?第一个意味着不能因为情绪走,这样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好果吃。热爱医疗事业,执著,不会在公立医院呆着不舒心就改行,是一个原因造成的。第二个临床能力过硬,能接受市场考验。如果水平不高,在公立医院医院不太好混,可能到市场上就没法混,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力不高的,可能在单位里面有点生存空间,真到市场里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关系,也不相信阿谀奉承。第三个综合能力强,包括整合资源、选平台、开展项目、运营自媒体、塑造品牌等等能力,一切都要靠自己,很多的事情都要自己去打拼趟出一条路来,尤其作为先驱、先行者这一点更是这样。接下来,内心无比强大,能扛住市场压力,也能扛住被一些同行边缘化。其实这句话里头含义非常深,不光是这个门槛。如果一个医生从一个医院里辞职了,大部分的百分之九十几全是在医院里头一离开,首先职称评定吹了,想加入各种医师协会等协会吹了,如果想继续培训,除非自己找辄去,三险、医疗保险等等也没有戏了,都要靠市场上去打拼。但是这一切障碍依然阻拦不住很多人要选择成为自由执业的医生。
  我也专门查看了刚刚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样一个《决定》。在涉及医改里,有这样几句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的话,&鼓励社会办医&,也就是大部分是单位体制,公立医院,但是鼓励社会办医,&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这和自由执业还不是一回事,&允许民办的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如果民办的医疗机构能纳入定点的医保定点范围,会吸引相当多的医生选择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因为过去门槛是患者不敢来,因为你这不是医保的定点。但是,这一切就足够吸引更多的医生会离开公立医院吗?它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开心吗?来,我们接着看他们的故事。
  解说:
  选择离开最难迈出这一步的,不是那些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也不是功成名就的医生,而是夹在中间30岁、40岁的那一批人,朱岩刚好就是其中的一个。
  朱岩:
  医生还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人,其实好多方面其是受医院的限制。比如他的薪酬、他的奖金、他的晋升,他的学术地位都是和医院息息相关的。
  解说:
  现在的朱岩依旧每天坐诊,只不过是在自己开的诊所里。24岁进入北京协和医院,7年后成为一名肾脏内科主治医生。如果按步就班沿着主治医师、主任医师、专家教授的道路前行,未来的朱岩也应有一个好的前途,然而在第九年他选择离开。&我既不年轻,也不优秀,还是要辞职了,经过3个月的努力,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呼吸到到自由的空气&。
  日在微博上朱岩宣布自己辞职,这一年他33岁。出走之后选择南下深圳和另外两个创业合伙人引入投资创办起了自己的诊所。2012年7月离开,2013年1月朱岩的三家诊所在深圳同时营业。诊所都位于高档写字楼内,因为这里距离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更近,诊所模式借鉴了最容易被深圳市民接受的香港模式。这种模式也被朱岩称为&包药&模式。诊疗费380元,包括了诊费、常规检查和三天量的常规用药。同一疾病在一周之内复诊,每次收费100元,目前的服务项目包括内科、妇科和儿科,这样的收费高于普通公立医院,但是在前来就诊的一些患者那里,却有另外的吸引力。
  患儿家长A:
  他给你看好以后,他还回访,就是你什么毛病,他一直看好了为止。
  患儿家长B:
  医护人员态度也非常好,小朋友在这里不会很压抑。
  解说:
  要想立足于市场,必须依靠自己的优势。
  儿科医生 陈英:
  我们每个患者就保证二十分钟以上的沟通时间,以前我们在公立医院看病可能一天的接诊量非常大,甚至有些时候,每个病人只有三到五分钟的沟通时间。
  解说:
  陈英是较早加入诊所的儿科医生。在诊所开业近两个月的时候,她曾写过一篇文章,从中我们可以读出这些创业者的焦灼。&自由执业的医疗界前辈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医疗机构获得大家的认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确实如此,前一个月每天只有零星的一两个、两三个宝宝前来就诊或者咨询&&&。在拍摄过程中朱岩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他说&自己还没有强大的个人品牌,诊所也还只是江上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翻船&。而将来最理想的状态,并不完全是现在这样开在高档写字楼里的诊所,也并非仅仅限于现在的儿科、内科、妇科,他更希望走进社区向&家庭医生&的全科模式努力。
  白岩松:
  从朱岩说&可以拍摄,但是不想接受采访&也能感触他内心的这种矛盾而且压力应该也是非常大。我们看看他诊所情况。现在数量已经4家了,日门诊30多个,医护人员8名医生,9名护士。医生都是知名医学院硕士毕业,并且是在全国知名医院有相当年资的工作经验。服务科目:儿科、内科、妇科。将来的方向逐渐向全科&家庭医生&方向发展。那么现在自由执业的医生当他辞职之后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也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好奇,因此在向前走,那么究竟是否意味着一种方向?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位嘉宾是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就是原广东省卫生厅的廖新波,很多熟悉医疗界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熟悉他,廖主任您好。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廖新波:
  您好;
  主持人:
  首先我们先说具体的,从朱岩的这一个案例来说应该您也是很熟悉的,您怎么看待他从北京辞职,选择去深圳去看这样的一种诊所这样的一种选择?
  廖新波:
  像朱岩这样的专家从大医院走出来,其实我并不认为是很突然,因为医生本来就应该是一种流动状态,不应该禁锢在一个单位一辈子,但是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医改的一个开好的开端,有更广阔的空间、更能体现医生自己的一种价值,更有能力的医生流向社会也是为市场提供的一个更好的选择,使患者有更多的选择看病的机会。
  主持人:
  廖主任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未来的医改,那么,自由执业的医生其实过去少之又少,现在陆续有一些人开始辞职,进入到市场当中,您觉得它是否会扮演像鲶鱼一样反过来,倒逼我们的医改会有一个更快更好的的这种选择。
  廖新波:
  我认为绝对有可能,因为我们医生实现多点执业,或者逐渐过渡到一个社会人的时候,使医生的价值或者说医生他将来的发展有一个定向的选择,我是从事研究的,研究型的,还是从事临床的,临床型的,因此他不一定是在大医院里面去发展,而在社会有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主持人:
  如果说有一些医生开始辞职进入到自由执业医生状态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如果只选择一个的话,这个好处您会选择什么?
  廖新波:
  这个好处我认为是更好的体现了医生的劳动价值,同时为病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廖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也会进行更加详细的探讨。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个例和故事去感受,这是不是我们期待的一种方向呢?
  张强演讲视频:
  这是一个组织增生,软组织的增生,这是我长期用血管钳磨出来的,所以你们周围外科医生看看大家的手,如果没有磨出来,说明这个外科医生还不够格。
  解说:
  其实不用看手指,很多人已经知道张强这个名字,他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到高校讲课、参加这种座谈会、接受采访,今年一月辞职了之后,自由了的张强反倒比以前更加忙碌,离开公立医院,张强已经被外界看成是一个自由执业医生中的典型,而他接下来的经历无疑更会被同行所关注,成为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样本。
  医生 张强:
  (因为)如果我这样年资的医生、我这样的资历、我这么自信的技术水平,对病人又那么热爱,去关心他们,如果我都失败了,那改革可能更多的人就缩回去了。
  解说:
  公立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业界知名的静脉曲张微创手术专家,在专业医生网站上总访问量超过了380万次,张强的资历足够分量,但即便如此,在辞职之后他仍然充满了忐忑。
  张强:
  你出来(公立医院)以后,病人到底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你签约的私立机构。
  解说:
  走出体制10个月来,张强一直在微博上直播着自己的每一步变化,现在他已经渡过了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阶段。
  张强:
  在我们老百姓看病习惯于公立医院的这个时候,还有我们(私立医院)商业保险并不是很充分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私立医院整个平台建设还是刚刚启动的时候,所以对自由执业医生来讲,你得有十倍的努力、十倍的质量,你才可以获得市场。现在所有我的医疗行为,就是跟我个人跟团队的口碑,病人对我们的信任全部是挂钩的,所以这就使我们工作可能更忙了。
  解说:
  离开公立医院,张强的第一执业地点选择了上海某高端医疗中心,如今的张强需要自负盈亏,需要靠技术和团队的能力接受患者检验,需要直面治疗服务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纠纷与风险,这些都没有参照的范本,张强都还需要摸索,但至少他在路上。而比张强更早获得自由的周乐今,却被媒体评论已经从先驱变成了先烈。
  周乐今:
  我今年当医生已经整整30年,在别人看来我们是一些怪物和另类的,好好安生日子不过,我已经51岁了,还要出来蹦跶。
  解说:
  2010年10月,离开了供职27年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周乐今前往昆明一家医院,去年3月因治疗理念不同,他与院方产生激烈冲突,最终被医院辞退。39岁就当上了主任医师,在国内心血管内科专业领域绝对算得上权威,由于行医理念周乐今很难找到一家可以实现他理想的医院。
  周乐今:
  我一直就在多方努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一些合伙人,大家来集资,我希望打造中国第一个慢性心血管病管理机构。  
  解说:
  选择离开张强、朱岩、周乐今,他们正在各自的方向上寻求突破,我们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可以更加通畅。
  周乐今:
  在审批(开诊所)当地卫生厅能够给到我们这些医生给到我们这些医生多一点方便。
  朱岩:
  尤其是对这种小型的诊所,社保基本上还是没有接入。
  张强:
  不管我成功了,或者是失败了,我觉得这些经验其实对医改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借鉴的东西。
  白岩松:
  其实刚才看张强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特别深,就是他始终的这种笑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自由执业之后,在面对市场必须拥有的一种表情。另外当他成为自由执业医生之后,当他学习世界的最前沿,结果把静脉曲张的手术微创化,而且几乎不干扰你的生活和工作,一下子吸引的很多的患者,这是不是也是跳入了市场,自由执业之后由于压力倒逼所产生的一种前行呢,不过还是要关注的是同行,包括权威的机构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探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郑雪倩,郑秘书长您好。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郑雪倩:
  您好,主持人。
  主持人:
  首先可能大家也会去关注,开始出现了一些辞职的自由职业的这种医师,您怎么看待对于中国医改,或者未来的这种探索之路他们的价值和意义?
  郑雪倩:
  我觉得他们这几个人现在能够走出来,是有利于推动我们医疗体制改革的,因为现在咱们国家提倡要社会办医,而社会办医,如果医生不流动起来,那么就实现不了国家的这个政策,尤其是现在国家的这个发展政策讲,希望把特区医疗服务引出公立医疗机构,就需要就有一些私立的医生、私立的医疗机构去承担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就要促进人才流动和人士制度的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方便病人看病,所以我觉得他们这几个人的行为,应当说是走在改革的前列,所以给我们这个过渡,从医生职业的过渡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主持人:
  秘书长,您当然也关注,可能从理念上我们都在支持他,但是现实中依然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过去很多社会办的医,它不纳入医保这样的一种范畴。因此,很多的患者他就不会来,但是我们注意到这回十八届三中全会里特别强调&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是否因此会吸引更多的医生可能辞职走向市场去自由执业。
  郑雪倩:
  我觉得这个是国家开放的一个政策,就是要促进社会办医,来促进我们医生的职业化的一个改变、身份的一个改变,因为现在大家习惯于在事业单位公立医院,但是如果这些医生不走出来,人才不流动起来,我们水社会办医就成了一个空话,因为人们都觉得医生,他如果长期在医院里头、事业单位里头,那他的社会养老问题不能解决,他的社会医疗保险问题、还有他的职称的评定、还有国家的科研教学,如果国家政策不能够对这些医生流动出去采用一视同仁的方式的话,那么这种社会办医可能就实现不了。
  主持人:
  秘书长,还有一个问题,从患者的角度来说也在关心,你是自由执业了我可能支持你,但是你作为社会办的医如果出现了医疗纠纷,或者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权益不像公立医院那样更容易得到保障。
  郑雪倩:
  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两方面,一个是个人出来行医以后,卫生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还要对这种个人的诊所,或者是医生有一个综合的考评和质量的监管,其次的话,政府应该要求医生自由执业者的话,他应该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来分担他的医疗风险,从而来保证患者的权益。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秘书长,其实是出差在意大利,来接受我们这个采访,非常感谢,谢谢。
  其实从张强医生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来说也能看出来,一方面他说当我成为自由执业的医生的之后,我会格外的谨慎,尽量避免相关的纠纷和问题的出现,另外他也购买的相关的这样一个保险,也使患者和他自己都可以更轻松的去面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一切都刚刚开始,我们也是带着一个又一个问号去面对这些故事,在明天我们还想讲几个故事。
编辑:刘一 创业医生万峰——心外科先锋的自由执业开拓之路
一位医疗圈的年轻女记者,在微信朋友圈晒了一张与他的合影,她说“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就不要说自己在医疗圈儿混过”,我因此记住了他,因为我的确不知道他是谁。
巧合的是,之后不久,在一次小型医疗人聚会上,遇见了他。
他是全国心脏病手术病例最多的专家,已完成了以冠状动脉搭桥术为主的各类心脏手术10000余例,他创造了9项“中国首例”:中国首例激光心肌血管重建、微创非体外跳动心脏冠脉搭桥术;中国首例双心室人工心脏辅助装置(Bi-VAD)植入术;中国首例冠脉搭桥+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植入术;中国首例局麻清醒微创非体外冠脉搭桥术……
他的头衔很多:法兰西国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心血管外科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主任、教授、博导,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第一、二任会长兼总干事,《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主编,神州海德医疗集团董事长,青岛思达国际心脏医院董事长,中国燕达国际医院董事,神州万峰心血管专家联盟理事长,长沙泰和医院万峰心脏中心主任,美国Starr-wood心脏集团中国部主任,Chairman of StarrInternational Group, Ltd.(USA)等等。
我问他在这么多头衔中最在意的是哪一个?他说“我想做的事情很多,我都曾努力过、争取过,结果无论成功与否都没关系,我至少是一个好外科医生,这是我最看重的”。
他是万峰——中国最著名的心外科专家,医生自由执业的最早探索者。
他是很多媒体追逐的对象,新华通讯社、CCTV-1-东方之子、CCTV-10-人物专访、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健康报》、《人民邮电报》、香港《大公报》、《紫光阁》等等媒体曾多次报道过他。十几年前,作为一名“海归”医生,他不仅被《华尔街日报》誉为“跳动心脏外科的先锋”,更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封面人物。
经历过外籍助理、主刀医师、归侨、民营医院创始人、商业公司投资者、博士生导师;多次进出公立医院,组建医生集团,探索自由执业之路,而“建立最好的私立心血管专科医院”始终是他的梦想。
万峰出身于三代从医的家庭,“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做医生,后来又随军起义加入解放军,解放后又抗美援朝跨过了鸭绿江,回来后转业到新疆克拉玛依矿务局医院,因此我出生在新疆。文革期间一家人回湖南老家,父母重新找工作,相当于自谋职业。”
恢复高考第二年,他考取湖南医科大学,志向就是学医,因为“我太熟悉医院的生活了,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查房,脖子上也挂着听诊器,患者会开玩笑地称我为小万医生”。毕业时,他立志要来北京,报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配工作时,“因为阜外医院听着比较熟悉,有位知名的吴英凯教授,我就选择了阜外并进入了心脏外科”,从此开始心脏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
在北京阜外医院工作5年后,正值留学潮的兴起,1988年他开始留学欧美,先后任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医学院心外科外籍临床医生、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心脏外科研究室访问教授、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医院心肺移植临床研究员、美国圣·文森特医学中心心脏研究所客座教授和心脏外科临床研究员。师从国际著名心外科专家、享有“心脏瓣膜外科之父"美誉的Starr教授,从事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以及参与人工心脏辅助装置和心脏移植的临床和研究工作。
留学六年后,他作为翻译和助手,陪着导师Starr来中国做学术访问,“那次回来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感受和冲击”,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最终让他决定回国。
1996年回国后,受当时阜外医院原院长郭加强的推荐,他到邮电医院(阜外技术合作医院)担任心外科主任。那时万峰还是主治医师,同年底参加职称晋升答辩中他的综合评估已达到主任医师的标准,所以破格直接晋升到主任医师,那时他还不到36岁。
邮电医院只是一个三级职工医院,他担任心外科主任后,心脏手术每年能做到200余例,应用的某些技术比阜外和安贞医院开展得更早,他也因此引起了同行的关注。
在公立医院期间,他没有停止医生自由执业的探索。
1998 年,他和同样在美国思达心脏集团受训回国的上海中山医院赵强教授一拍即合,组建了“万兆开心公司”,正式成立时“只有我们两个医生,有一个管理团队”,这应该是中国医疗业内出现的第一家“医生公司”。
他组织起一批医生,利用业余时间与其它医院建立合作关系,“我们不是做一台手术就拿钱走人,而是长期合作,把技术带到签约医院,培养当地医生,让病人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务,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要去探索。”
当时政策所限,如果执业医院不同意就无法外出行医,但是“虽然大部分医院都不同意,一旦你有名了,医院至少也不反对,我们就在夹缝中生存,先后与全国几十家医院签了约。”
万峰创建第一家真正的专科医院是在1999年末,原青岛第二人民医院是他们的签约医院之一,“院长李奠基是一位非常有开拓精神的人,他把医院的一栋小楼改造装修后提供给我们建立股份制医院,参照《公司法》,青岛思达国际心脏医院就这样成立了”,像国外的小型私人医院一样,当时只有26张床,一千多平米病房。
同年,他应邀加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出任心外科主任,“这是我真正在国内大型三甲医院的平台上,把心外科的技术、团队、管理机制建立起来,同时也基于这个平台,建立了很多学术合作关系”。
2005年,为了实现建立心脏专科医院的梦想,万峰辞去北大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一职,正式离开公立医疗体系,加入凤凰医疗集团,出任凤凰医疗北京地区总院长兼北京健宫医院院长和凤凰万峰心脏中心主任。
2009年,凤凰集团因筹备上市,资本运作转向,与他“建设心血管专科医院的梦想”有出入,万峰无奈撤出凤凰。
但梦想并未就此停止,当时在北京万丰路有个万丰公园,公园里有一栋建筑,“这个公园正好与我的名字谐音,周围环境也相当理想”,于是他卖掉了自家两套房子,租下那栋建筑筹建“万丰心脏医院”。不曾想,在完成装修改造后不久,因合作者的理念差异和政策限制,最终不得不转让他人。“当时燕郊有个燕达医院,北京有个电力医院,我就又去帮他们建设医院。”
2010年,他再次应邀回到公立医疗体制,加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出任心外科主任,“当时陈仲强院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怎么可能在公立体制下要求高薪呢?我说我只要两个字:自由”。万峰要的自由,是他不想受限于医院的考勤制度,但完成医教研工作指标,管理好团队和科室是他的原则和底线。最终,院长“非常开明和开放地”接受了他的条件。
同时,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联合发展大学科的需要,万峰应邀筹备并担任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系主任,“受益于大学医疗体系平台,我可以进行学术研究、技术推广、多层面培养后备人才,即便今后可能被迫离开北医体系,我也希望能和大学医院有合作,通过这个平台互补互利共赢。”
2013年初,因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和留学法国的背景,万峰荣获法国国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成为30年来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学者。
【宁静】作为一位心脏外科医生,您在探索医生自由执业的路上已经走过了18年。我看过采访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人的长征》,可以想象您十几年来探索的艰辛。我很想知道,您坚持探索医生协作自由执业的初衷是什么?是什么动力让您如此坚定?
【万峰】我父母都是医生,从小到大我填过无数表格,家庭成分那一项我一直写“自由职业”,在我心目中,医生就应当是自由执业。在西方国家,甚至在亚洲的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医生都是自由执业的,就像律师一样,有律师资格证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工作。
我在美国的大学医院、私人医院都工作过。美国大部分好医院都是私立的,医生和医院是合作关系,没有任何经济和雇佣关系,保险公司给医生付钱,所以医生是独立的,每个专科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医生公司。我的老师Starr教授,在美国3个州、10家医院行医,都是医生公司与医院独立签约。
对于医生的自由执业,我耳濡目染,这是个非常好的体系,我觉得应该带到中国来。
另外,那时我就发现,国内心外科技术和设施虽然落后但与国外差距不大,但理念的落后,包括环境、服务流程等方面与最先进的模式相去甚远。
比如做瓣膜手术,与欧美人正相反,中国人大部分都选择金属瓣膜,很少有人换生物瓣膜,因为生物瓣膜只能用10年左右,坏了以后要再做一次手术,而金属瓣膜可以用一辈子。但是换了金属瓣膜需要长期吃抗凝药,经常化验,严重影响正常生活,而生物瓣膜不影响生活质量。因为就医体验不同,中国人宁愿牺牲部分生活质量,也不肯多做一次手术。
这一系列问题也是激发我的动力。
再者,医生联盟自由执业与走穴完全不同,医生走穴不规范,医疗质量无法保证,但是医生联盟带来的是患者不出远门就可以享受顶级医疗技术服务,还可以把高新技术带到当地的合作医院。
所以,我想做自己的专科医院,实行最好的医护模式,建立成熟先进的医疗体系,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合作,做更多的事情。
但我国的现状是,医生是一个单位人。中国医师法规定,医生的执业地点是受聘的某医院,而不是某地区,医生必须有医疗机构的邀请和相关单位的同意才可以外出会诊行医。为什么在火车、飞机或外地遇到病人,医生都逐渐不敢出手相助,因为可能被认为是非法行医。
国家医改希望病人能就近得到最好的诊疗服务,我们就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陈旧观念导致我们被说成追逐医疗商业化,所以压力也很大。
好在,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
【宁静】去年夏天,张强组建医生集团的新闻引起业内躁动,因为“医生集团”概念似乎为医生自由执业开创了新模式。早在1998年您就做了第一个“医生公司”,并因此成为海外主流媒体的焦点,甚至被DISCOVER频道报道。相对而言,今天的张强“医生集团”比您十几年来探索的“医生公司”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对此,您有何看法?
【万峰】所谓“医生公司”就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医生组成医疗小组向医院提供专门的医疗技术服务,并根据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获得相应收益。
当时我想把美国的模式搬到中国,做这个事情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做医疗服务和手术需要一个团队,所以回国后就找阜外的领导谈组建“医生公司”的事。但在国内,人们觉得医生就该救死扶伤、两袖清风,如果医生开公司经商的话就是为富不仁,所以当时被传为笑谈,大家不能接受我的观点。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医疗服务真的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做得更好。
在美国,医生外出行医需要服务签约和资质认证,而在国内,大医院往往不会同意医生外出行医,多数医生都是私下外出会诊,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在公立医院,很多事情要搞平衡,比如薪酬,也许干得多还拿得少呢。旧有体制的危害,不单是体现在业务、组织层面上,还有对病人的管理流程、护理和医疗安全等等问题,所以,我想按照国际化、标准化、人性化的模式,做一家医生自己的医院。
机缘巧合的是,在97年北京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后,青岛一家医院希望合作,后来就诞生了青岛思达国际心脏中心。我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与美国思达吾德心脏集团联合建立的心脏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由医生自己组织创办的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心脏专科医院。
我希望建成国内一流的心脏外科技术服务体系,同时培训更多的医生并建立全国性的合作网络。由医生、企业管理者和投资人组成的医生服务组织应该是未来医疗体制结构的组成之一,它代表了一个方向,虽然可能不一定是主流。
海外媒体说我“在非赢利医院里实行半私有化的运作机制,为中国医疗界和中国医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其实,当时没有相应的国家政策,如何操作是个难题。
目前,我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合作成立了十几家心脏合作中心和专科医院,心内外科的负责人都是我们团队派过去的国家级医生团队成员。以团队签约的形式去做,在交流实施、合作运营中才能规范、高效和安全。
说到品牌,我们很惭愧,前十年用的是我导师Starr(思达)教授的名字,如青岛思达国际心脏医院,现在用的是神州海德(Sino-Heart,“中国心脏”的译音),有时候也用我的名字,比如长沙泰和医院万峰心脏中心,但我总觉得不合国情,因为用我个人名字容易搞得像别的知名医生要来给我万峰打工一样。也正因如此,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统一的品牌形象。
我们有全国顶级的心内外专家团队,社会资本也不缺,但阴差阳错就是没做好,与当时体制、时机都有关系。
现在互联网和自媒体爆炸性的传播和影响,正恰天时地利,我希望出现更多的像“张强医生集团”的机构,那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氛围,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人才交流,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推广,有可能带动一个时代的发展。
【宁静】如您所说“医生服务组织不一定是主流,但一定代表了一个方向”,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和引导,有很多类似的医生联盟正在各方酝酿。对于后来者,您是否有一些建议或者忠告?
【万峰】跳出公立医疗体系,我最大的困惑在于:由于私立医院制度稳定性的欠缺,很难招到好医生和护士,常规工作收入有限,商业运作模式又会给工作者带来很大压力;作为医务工作者,学术影响和地位也在下降,科研学术成果日渐稀薄,也导致了人才培养的流失。
所以,首先要把团队的基本技术框架搭起来,进行技术普及和标准化培训,有了人才梯队,对外合作和科研都可以做。现在是极好的时代,我们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服务管理模式引进来,做整个项目的签约、托管、或股份制医院,可以与各种机构合作。正式签约的医生团队技术培训成功后,既能独立存在又能为其他医院提供服务。
第二,要有专业经营管理团队,管理多个项目、多家医疗机构,资金设备的投入等等,都需要商业化运作来解决。
第三,注重医疗流程和医疗质量控制。国家各级部门都在努力管理医疗责任,日常工作中要帮助医生管理协调,但医疗纠纷这个事,当医生的都会遇到,也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
【宁静】过去十几年的医疗政策体制所限,您的探索经历充满坎坷,您后悔选择回国吗?对于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
【万峰】虽然各种坎坷都经历过,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如果中国不改革开放,我就不会回来了。我做过科主任、院长、企业创始人,如果能成功当然好,不成功也没关系,至少我尝试过了,至少我还是一个好医生。我现在得到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对于未来,按照国际化模式做中国最好的民营心血管专科连锁医院,一直是我的梦想。这十多年,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碰了很多壁,但始终在坚持,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现在离梦想越来越近。
我很喜欢一句格言——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我知道,生活越接近平淡,内心越接近绚烂……太过用力太过张扬的东西,一定是虚张声势的。内心的安宁才是真正的安宁,它更干净、更纯粹,更接近那叫灵魂的地方。
——选自万峰的微信朋友圈
采访那天,我迟到了,因为北医三院的停车难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见面时我满怀歉意,他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今天下午我没有手术,也没有其他安排,时间很充裕”,迟到的内疚因此减轻了许多。
我曾看到一篇报道,万峰曾被人民医院老主任戏称为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没有生活情趣的“铁人”,我问他“铁人”的由来,他说“年轻时确实整天忙于工作,几乎没有休息日之说”,不过现在,“我在学习生活,享受工作之外的乐趣”。
在自己学生的影响下,他甚至买了十几万元的镜头,成为彻底的业余摄影爱好者。
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在相机的镜头里,聚焦着完全不同的景象,也许相同的是,都需要一双善于发现和充满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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