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骏:“感恩”与“90后不上班啃老一辈子”是怎样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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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是怎样练成的
来源: 由用户
编辑:李利平
原创]“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熊飞骏
人类世界古往今来都不能做到消灭“疯子”。一个世纪以前“疯子”在任何国家地区都是个别现象。整个国家都堕落成“疯子”则是近百年现代极权专制的产物。
二十世纪产生了几个著名的“疯子国家”:
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毛中国、红色高棉柬埔寨、萨达姆伊拉克、金二世北朝鲜。
毛中国的“疯子景观”年长的国民应该不会健忘。
大跃进时期,一个又一个的“高产卫星”让中国的粮食“统计产量”一夜间翻了几十倍。主流媒体报导的稻谷亩产量高达十七万斤,蔬菜亩产五百万斤……连中国的科学泰斗钱学森教授也在报纸上言之凿凿的进行“科学论断”:粮食亩产量可达五万斤?
连科学泰斗都成了“疯子”,就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
“疯病”是能够传染的,毛领袖被各地上报的“高产卫星”兴奋的头脑发热,也出现了间歇性的“疯子症状”,居然号召国民“每天吃五餐”。
“每天吃五餐”没有持续多久,随后全国陷入了亘古未有的可怕大饥荒,中国人活活饿死了三千七百多万!
要命的饥饿也没有治好人民的“疯病”。河南信阳地区饥饿使人相食,很多村庄十室九空,一个冬天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可“干部们”却在沿路设立关卡,把出外逃荒要饭的农民打成“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抓回去施加令人发指的恐怖刑罚……
随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成了标准的“疯子国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加入了“疯子队伍”。
兄弟互相告发;妻子揭发丈夫的“反革命言论”把丈夫送上监狱刑场;儿子和老子“划清界线”,通过当众残酷鞭打侮辱亲生父亲来表明自己的“一颗红心”;全民对“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唱完《东方红》之后再唱《国际歌》,一边讴歌“他是人民大救星”一边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斯大林在巩固政权后,居然向自己的军队开刀?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日两国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红色高棉在夺取柬埔寨的政权后,居然疯狂到在这个国家进行“消灭城市”的革命,号称“东方巴黎”的首都金边三天之内成了空城。短短三年时间,柬埔寨四分之一的国民(近200万)被屠杀虐待致死;全国知识分子屠杀得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
金二世北朝鲜的“疯子景观”还没机会对外曝光,但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亲身体验过金二世子民的“疯症”。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西方医生免费让几百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可那些刚恢复视力的患者却泪流满面地向“敬爱的伟大领袖金将军”磕头谢恩,举拳发誓“永远忠于”;同时对治好他们眼病的“帝国主义医生”投来仇恨的目光……这个国家的“人民”确然疯得很厉害。
“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二十世纪最早的“疯子国家”是纳粹德国。
德国一直是一个“理性务实”的国家,这个国家能成为“疯子”,足以说明“训练疯子”手段的巨大破坏力。
训练疯子的手段主要是“新闻管制”和“谎言轰炸”!
百年前的世界没有普及率极高的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所以只能出现“疯子个体”和“政治恶棍”,却不可能出现“疯子国家”。
下面以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为例,来说明“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首先得征服宣传者。
征服宣传者的主要手段是“新闻管制”。
1933年9月22日, 德国成立文化协会,戈培尔任主席,下设七个分部: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 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或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训练”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充当纳粹政权的宣传主力军和谎言事业先锋队。
于是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情妇。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魁的好恶……
极权专制国家通过垄断宣传媒体来垄断话语权。斯大林苏联、毛中国、金二世北朝鲜的报刊杂志、电台电影都由政府主办。纳粹德国的手段似乎棋高一着,允许私营媒体存在,但通过书报审查来达到政府操办的效果,不用自己掏钱就能“纯洁”宣传媒体。
如私营电影公司的一切投资来自民间,但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
至于私人创办的报刊杂志,纳粹集团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达到有效操控目的。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开饭权”和“生命权”捏在纳粹当局手里,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主办的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些充当政治点缀品的“恩准民主党派”往往比独裁党更“忠顺”。独裁党内也许有个别勇于说真话的党员;但“民主党派”内极少“坚守良知者”。
通过“新闻审查”,纳粹党不用一手包办就把所有的报刊都统制到自己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刊亏盈付费,就能让所有的编辑记者充当纳粹党的文化太监。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高度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混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其次是宣传征服广大民众。
宣传征服民众的主要方式是“谎言轰炸”。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并不高,短期内也没法让家家户户拥有一台收音机。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民众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民众自此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许多重要广播节目如“元首训话”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认真”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一样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魁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宣传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完事的,希特勒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就算是两三个小时,每个正在工作的德国人都得放下手头的工作,造成巨大的时间浪费。
谎言当局通常都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戈培尔说过,“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德国即使财富再多,人民生活再幸福,只要跟纳粹党魁的政治不相干,对戈培尔这些纳粹政要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柏林人一样可以收听到。为此,纳粹帝国就把“收听敌台”视为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
纳粹德国的宣传把戏是不是和文革中国很相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哪个国民能够避开高音喇叭和广播筒的吼叫。因“收听敌台”罪而打为“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者比比皆是。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样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随意操纵舆论,而他的“谎言工程”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揭穿。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美国人是怎么看待希特勒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谎言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在纳粹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戈培尔有次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话说回来,听众何尝不在心里讥笑戈培尔: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表现出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
为了把“谎言工程”科学化逻辑化,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真相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敌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为一些不爱思考经常把“政府”和“国家”混为一团的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很“爱国”?
在这种舆论环境和谎言空气下,有几个国民能够不疯不狂?
反正本人是疯定了!童年时期的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寻求与好发牢骚的“红军爷爷”“划清界线”的机会,渴望在批斗会上打他骂他以显示革命英雄气概。因此我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爷爷的一言一行,一有“反动言论”就会添油加醋向老师报告。天老爷保佑我始终没有发现爷爷的“反动言论”,没有机会在批斗会上展示疯子兽性,否则日后从疯狂中清醒过来,我就只有自杀来向“良心”谢罪了。
在实行“新闻管制”当局“垄断话语权”的国家,多数国民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精神症状”。
一个只有“伟大成就”的国家比“丑闻不断”的国家更可怕。
今天的中国虽然“丑闻不断”,但比“形势一片大好”的北朝鲜要进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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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界古往今来都不能做到消灭疯子。一个世纪以前疯子在任何国家地区都是个别现象。整个国家都堕落成疯子则是近百年现代极权专制的产物。
二十世纪产生了几个著名的疯子国家:
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毛中国、红色高棉柬埔寨、萨达姆伊拉克、金二世北朝鲜。毛中国的疯子景观年长的国民应该不会健忘。大跃进时期,一个又一个的高产卫星让中国的粮食统计产量一夜间翻了几十倍。主流媒体报导的稻谷亩产量高达十三万斤(广西环江县),蔬菜亩产五百万斤连中国的科学泰斗钱学森教授也在报纸上言之凿凿的进行科学论断:粮食亩产量可达五万斤?连科学泰斗都成了疯子,就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疯病是能够传染的,毛领袖被各地上报的高产卫星兴奋的头脑发热,也出现了间歇性的疯子症状,居然号召国民每天吃五餐。每天吃五餐没有持续多久,随后全国陷入了亘古未有的可怕大饥荒,中国人活活饿死了三千七百多万!要命的饥饿也没有治好人民的疯病。河南信阳地区饥饿使人相食,很多村庄十室九空,一个冬天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可干部们却在沿路设立关卡,把出外逃荒要饭的农民打成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抓回去施加令人发指的恐怖刑罚随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成了标准的疯子国家90%以上的国民加入了疯子队伍。
兄弟互相告发;妻子揭发丈夫的反革命言论把丈夫送上监狱刑场;儿子和老子划清界线,通过当众残酷鞭打侮辱亲生父亲来表明自己的一颗红心;全民对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唱完《东方红》之后再唱《国际歌》,一边讴歌他是人民大救星一边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斯大林在巩固政权后,居然向自己的军队开刀?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日两国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红色高棉在夺取柬埔寨的政权后,居然疯狂到在这个国家进行消灭城市的革命,号称东方巴黎的首都金边三天之内成了空城。短短三年时间,柬埔寨四分之一的国民(近200万)被屠杀虐待致死;全国知识分子屠杀得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
金二世北朝鲜的疯子景观还没机会对外曝光,但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亲身体验过金二世子民的疯症。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西方医生免费让几百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可那些刚恢复视力的患者却泪流满面地向敬爱的伟大领袖金将军磕头谢恩,举拳发誓永远忠于;同时对治好他们眼病的帝国主义医生投来仇恨的目光这个国家的人民确然疯得很厉害。
二十世纪最早的疯子国家是纳粹德国。德国一直是一个理性务实的国家,这个国家能成为疯子,足以说明训练疯子手段的巨大破坏力。训练疯子的手段主要是新闻管制和谎言轰炸!百年前的世界没有普及率极高的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所以只能出现疯子个体和政治恶棍,却不可能出现疯子国家。
下面以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为例,来说明疯子国家是怎样练成的。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首先得征服宣传者。征服宣传者的主要手段是新闻管制。
1933年9月22日,&德国成立文化协会,戈培尔任主席,下设七个分部: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或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训练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充当纳粹政权的宣传主力军和谎言事业先锋队。
于是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情妇。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魁的好恶
极权专制国家通过垄断宣传媒体来垄断话语权。斯大林苏联、毛中国、金二世北朝鲜的报刊杂志、电台电影都由政府主办。纳粹德国的手段似乎棋高一着,允许私营媒体存在,但通过书报审查来达到政府操办的效果,不用自己掏钱就能纯洁宣传媒体。如私营电影公司的一切投资来自民间,但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至于私人创办的报刊杂志,纳粹集团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达到有效操控目的。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开饭权和生命权捏在纳粹当局手里,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主办的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些充当政治点缀品的恩准民主党派往往比独裁党更忠顺。独裁党内也许有个别勇于说真话的党员;但民主党派内极少坚守良知者。通过新闻审查,纳粹党不用一手包办就把所有的报刊都统制到自己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刊亏盈付费,就能让所有的编辑记者充当纳粹党的文化太监。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高度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混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其次是宣传征服广大民众。宣传征服民众的主要方式是谎言轰炸。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并不高,短期内也没法让家家户户拥有一台收音机。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民众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民众自此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许多重要广播节目如元首训话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认真收听广播。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一样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魁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粹宣传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完事的,希特勒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就算是两三个小时,每个正在工作的德国人都得放下手头的工作,造成巨大的时间浪费。谎言当局通常都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戈培尔说过,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德国即使财富再多,人民生活再幸福,只要跟纳粹党魁的政治不相干,对戈培尔这些纳粹政要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柏林人一样可以收听到。为此,纳粹帝国就把收听敌台视为一项严重的刑事犯罪。
纳粹德国的宣传把戏是不是和文革中国很相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哪个国民能够避开高音喇叭和广播筒的吼叫。因收听敌台罪而打为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者比比皆是。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样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随意操纵舆论,而他的谎言工程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揭穿。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美国人是怎么看待希特勒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谎言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在纳粹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戈培尔有次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话说回来,听众何尝不在心里讥笑戈培尔: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表现出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为了把谎言工程科学化逻辑化,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真相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敌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为一些不爱思考经常把政府和国家混为一团的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很爱国?在这种舆论环境和谎言空气下,有几个国民能够不疯不狂?
反正本人是疯定了!童年时期的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寻求与好发牢骚的红军爷爷划清界线的机会,渴望在批斗会上打他骂他以显示革命英雄气概。因此我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爷爷的一言一行,一有反动言论就会添油加醋向老师报告。天老爷保佑我始终没有发现爷爷的反动言论,没有机会在批斗会上展示疯子兽性,否则日后从疯狂中清醒过来,我就只有自杀来向良心谢罪了。在实行新闻管制当局垄断话语权的国家,多数国民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精神症状。
一个只有伟大成就的国家比丑闻不断的国家更可怕。
今天的中国虽然丑闻不断,但比形势一片大好的北朝鲜要进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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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与“啃老”是怎样练成的?(《关爱下一代》之五)——熊飞骏中国父母普遍抱怨今天的孩子不知道“感恩”。90后中国青年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啃老”族群。“啃老族”是大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上别无其他分店。感恩与啃老是永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感恩的青年不啃老。习惯“啃老”的孩子也绝不会“感恩”!“啃老”是怎样练成的?绝大多数中国父母陷入了一个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尽可能给孩子好吃好喝好穿好玩,家长因此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委屈也无怨无悔。所有的劳务都由父母承担,孩子除了读书考试外啥也不用干,连家务也不肯让儿女分担一点,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收拾杂物全由父母包办。久而久之孩子必形成一种错觉:好处都应该归自己,操劳和责任都是父母的,代价也由父母承担;自己唯一的职责就是上学考个好成绩。父母对自己的要求无论合理与否,都应该有求必应,这是上天安排命中注定。如果哪天父母对自己没有予取予求,儿女反而会觉得大逆不道。这种方式养大的孩子怎么可能知道“感恩”!父母在家没日没夜操劳,餐餐啃馒头+咸菜甚至周期性卖血供儿子读书;儿子则在大学穿名牌泡吧玩6S苹果出门就喊出租车并不是个别现象。越是这样的孩子,越是对父母怀有一大堆不满,抱怨父母没用不能给他提供好一点的生活条件,使他在大学感到处处不如人。这样的孩子走向社会后,想到的不是努力工作挣钱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而是向父母继续无节制索求,要钱买房买车娶媳妇。在城市房子涨成天价的情况下,多数平民家长对孩子的索求难以承受。当超限索求得不到满足时,不知感恩的孩子要么走极端,要么对父母满腔怨怼。昨天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儿子要求家长马上筹足60万元购房费。60万元对无任何灰色收入的平民家长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可父母仍拼老命东挪西借求爹告奶筹措了60万。但一切已经迟了,父母的给予迟到了,儿子一气之下自杀了。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儿子太过份,父母好可怜。没有人想到这对父母更“过份”,是他们的无节制溺爱毁了自己的儿子,他们才是害死儿子的第一凶手!至于网上披露的诸多儿女索钱未果转而逞凶伤害父母的悲剧,对禽兽儿女的憎恨和对父母的同情汹涌如潮,少有人想到这些父母都是“罪有应得”!养育出如此禽兽儿女的父母本身就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恶!这样的禽兽儿女今天不伤害父母,明天必加倍伤害社会。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看一个人是否自私,对儿女的态度就是试金石。无原则溺爱儿女的父母都自私没有例外!所以那些表面看上去老实本份的“溺爱一族”,内心深处都是绝顶自私的。当然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多数还误认为自己的“付出”很无私很高大上。等到儿女恩将仇报时,就一味抱怨儿女不成器自己命不好。在“溺爱一族”里,当儿女成年走向社会后,也会把当初对“父母”的错觉延伸到“他人”身上,误以为“他人”都应该无原则对自己好,无论自己的言行举止自私“过份”也应该理解包容。如果“他人”的表现不如自己的“父母”就会愤愤然,并进而仇恨整个社会。这些被宠坏的孩子人生无疑很被动很失败,既仇视社会也不容于世,他人没义务象乃父阿母一样对他养痈遗患。在社会找不到希望的出路时,溺爱族要么走向暴力为害一方;要么孤僻怪戾退出社会,回到父母世界“啃老”。因为父母的溺爱怂恿,啃老族对自己没有正确认识,普遍傲慢自负目空一切,工作上好高骛远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就算碰上机会也不知把握珍惜;一旦在工作人生上遇到挫折,啃老族又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自怨自艾自抱自弃,为了逃避现实找父母啃老去。“啃老族”的极端是“巨婴族”,因为学生时代生活上过份依赖父母,根本不敢走出家门去社会讨生活,青春老大仍窝在家里饭来张口依来伸手。有些“啃老族”的抱怨也不是全无道理,在一个等级盛行的特权社会,好机会好职业多被官二代富二代“世袭”了,留给他们的体面机会实在少之又少,社会对他们这一族不公平……但“啃老族”很少想过:他们为这些不合理现象抗争没有?勇敢站出来争取过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如果他们怯懦不敢担当,只知在《包青天》和《侠客行》里去寻求虚拟希望,他们的合理抱怨就只能成为“武大郎借口”。有一类“啃老族”有过人的小聪明,舍得拿父母钱往父母身上贴,成家立业后还能哄着父母心甘情愿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为他的小家无上限输血。飞骏先前的一个同事,儿子在省城买房买车不但全是小镇父母买单,成家生子后仍什么也不干,找了几个工作都没干上半年,一家三口全靠父母给钱养活。但这个儿子对父母却表现得很“孝敬”,每次回家都给父母买上一堆“亮眼”的营养品,让父母在邻里面前很有面子。但邻里哪里知道:那些高档营养品都是父母给的钱。一家三口浩浩荡荡回家过春节,除了几盒营养品外一分钱也不出,春节期间吃喝显摆的几千上万块开销全由父母买单。不要把“啃老”归咎于“时代病”;父母“不差钱”更不是儿女啃老的理由。飞骏的一些好友都“不差钱”,儿女也都是九零后,但他们的孩子都不“啃老”!…………欧美的父母几乎都“不差钱”,比中国父母富裕几十倍;但欧美青春族鲜有“啃老”的。欧美青春族不但不“啃老”;还普遍懂得“感恩”。“感恩”对中国青春族是奢侈品;但欧美青春族却是人生“必须品”。“房价高”也许是中国青春族“啃老”的理由。但欧美青春族多数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多是租房族。欧美青春族从没想过拿父母的钱买房子。如果他们哪天想要买房子的话,那一定是自己工作挣来的钱。没有钱他们就只租房不买房,道理就这么简单!欧美青春族不但不买房,连衣服也多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便宜货,但穿上身一样很青春活力。欧美青春族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不是中国式农民工。中国大学毕业生第一是买房,自己没钱就由父母掏钱。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购房率”远高于欧美青春族。鞋帽穿戴“能品牌就品牌”也是中国青春族的时尚。欧美青春族多数买了车,但不会买豪车,代价只需要一两个月的工薪。如果买车的代价象中国一样需要年轻上班族一年甚至几年的工薪,我相信欧美青春族多数也会不买。中国“啃老族”对上述对比一定不以为然:中国大学毕业生若是不,哪个丈母娘肯把女儿嫁给他?这个反驳很有力,现实确实如此。这个现象很悲剧,但悲剧原因一样是“溺爱一族”造的孽。“溺爱一族”不但伤害了自己的儿子,也扭曲了绝大多数女儿的价值观。欧美帅哥若是拿父母的钱买房子,没有哪个靓女肯嫁给他,因为啃老的男人在她们眼中没出息。中国帅哥若是自己买不起房子又不肯拿父母的钱买,也很难找到一个靓女肯嫁给他。女儿们很少想过啃老的男人没出息。结果多数九0后婚姻质量很低。当初为了房子放弃上眼的嫁给不上眼的,婚后自然很难夫唱妇随,又无宗教信仰约束心中没敬畏,旧情复燃见异思迁,“啃老族”婚外情成普遍现象。…………欧美青春族为何“感恩”不“啃老”?因为欧美父母极少溺爱儿女!欧美父母不但不会对未成年儿女予取予求,不能挣钱的儿女连必要费用也不“白给”,得靠“做家务”来换取。儿子想买部廉价手机,可以,院子里的铁栅栏去用油漆刷一遍,这劳务又脏又累且要花上一整天,你才能拿到买手机的钱。院子的油漆上半年不是由大哥刷过一遍吗?当初他要添件衣服让干的,看上去还鲜亮着呢,干吗还要多此一举呢?实在找不到其它的活可以干,院子里的草前几天老二因为要换双鞋已经修剪过了,你就只有把栅栏再刷一遍。别以为买手机的钱是你该得的!刷一遍栅栏的劳务费也换不来一部手机啊?不是要让你挣钱买手机,而是要让你知道:你的所需所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必须靠自己的劳动去挣;父母也不是你的奴隶。在很多中国父母眼中,这位欧美父母不但铁石心肠而且瞎胡闹。智商低N个层级的人,很难理解高层级者的远见卓识。欧美中小学生无论学习任务有多重,回家都要帮父母分担家务,洗碗擦地板扫院子剪草坪。自己的衣服更是自己动手。在这种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能不“感恩”吗?有可能“啃老”吗?以色列的孩子是最懂得“感恩”的。中国有位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移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在一条街上开了个小商店。这位母亲信奉中国式逻辑:再苦不能苦孩子,一人起草贪黑操劳商店家务也全包。她的三个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知道玩耍胡闹,不出三个月就为邻里所不容,在孩子世界更是高度孤立。一位邻居老太很认真地告诉她:这样下去她会毁了自己的孩子,你难道和儿女有仇吗?这位中国母亲自然和儿女没仇,爱子之心不下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所以对老太的话很是诧异。好在她的智商不低,通过冷静思考观察后,她终于想通了,并且改变了。家务全交给三个孩子分担,每天由一个孩子轮值。这样她每天早上可以好好睡一觉。周末孩子不用上学时,得在店里帮她做买卖,她自己得放松一下身心。结果不出三月,她的孩子就出息了,不但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还让中国亲友羡慕得一塌糊涂:你是用什么法子把孩子教育得这么懂事???…………二0一七年三月十七日文章打赏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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