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要来了，小辈子们来家拜年，无意中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生活，也引发了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不仅在物质上非常的贫困，在精神文化生活上，也是十分的匮乏。就说物质生活吧，那时物资供应相当紧张，缺吃少穿的家庭比比皆是。因此，每个家庭都有做不完的家务事。因为许多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即所谓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年轻人一旦结婚成家，男主人就是全能冠军，什么都干，除了生孩子不能干，没有什么不能干的。哪像现在这样，什么东西，应有尽有，只要出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可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并没有带来“丰衣足食”。再说精神文化生活。虽然七十年代物质上贫困，但是精神文化生活，还是不能缺失的。可是，由于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后半期，“文革”封杀的许多影片不能放映。精神文化生活非常的单调枯燥，吹牛聊天，打扑克下象棋，偶尔看点电影，为数不多的业余时间，还不够打发。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即便后来有了，许多家庭还买不起电视机。那时也没有麻将卖。再说打麻将被视为赌博犯罪，谁要是犯了罪，就会被开除公职，所谓的“铁饭碗”就没了。就说吹牛聊天吧，“文革”中祸从口出、当反革命的教训已经不少。那时候的人，极左思想严重，打小报告的人多，无意中说的一句话，被上纲上线，就成了反动言论。所以还是少说为佳的好。再说打扑克吧，君不见，那时打扑克的人，输一次，贴一张纸条，不一会儿脸上就贴满了纸条。还有输了钻桌子的。你说无聊不无聊？这就是所谓的娱乐，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生活。又说下象棋的事吧。下棋人是两个，可围观的人不少。不仅是两个下棋的，经常为悔棋而争吵，且旁边围观的人激动起来，竟然自己动手去棋盘上走棋子。因此，下棋的，看下棋的，常常是争得脸红脖粗，吵得翻了天。最后说说看电影的事。由于“文革”前的许多好影片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遭到了封杀，除了看8部革命样板戏之外，就是反复地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奇袭白虎团》等少得可怜的国产片，和《卖花姑娘》、《第八个是铜像》、《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几部进口片。记得在夏天，由于天气太热，俱乐部又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所以只有在露天看“坝坝电影”。为了争得看电影的一席之地，各家各户的孩子，都提前拿着椅子、凳子去球场占位子。电影开映之前，我那天真幼稚的小女儿，居然跳起了舞蹈，倒也不乏是个乐趣，引发职工、家属哈哈大笑。寒冷的冬天，在俱乐部看电影。那时候看样板戏，常常是许多单位串片放电影。有时候要到半夜三更才能看到。大家只好耐着性子等待。没办法，那时的精神文化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岁月如梭，斗转星移。如今，那40多年前的一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年的俱乐部早已拆除，盖上了电梯公寓；看“坝坝电影”地方，也是盖起了单元式楼房。即便是保持原貌，也不会再去那里看电影了。因为共和国经过40多年的变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人们能够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还能够通过电脑、手机看节目，打游戏等等。再说，现代人，思想观念已经与40多年前大不一样。大家都不会在所谓的政治上狂热了，都懂得享受了，都会过日子了，都会善待自己，生活得多姿多彩，有滋有味。不过，日子好过了，时不时回忆一下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不是没有好处。不知道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日的甜。像有那么一些年轻人，由于对过去一无所知，所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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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上面帖子讨论
发表于：16-01-31 21:46
现在的生活比蜜甜。
发表于：16-01-31 22:38
现在年轻人体会不到那个年代物质生活
给我点爱,我会给您带来快乐!
发表于：16-02-01 08:35
往事不堪回首，一代人的记忆……
发表于：16-02-01 09:51
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即将消失的记忆
发表于：16-02-01 12:46
我们是从那个物资生活、精神文化双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
简单&健康&快乐
发表于：16-02-01 13:53
那个年代精神生活匮乏，物质生活也不丰富，我小时候经历过吃不饱，饿肚子。
发表于：16-02-01 23:14
马上就要过年了，要在早年，就应该购置年货了，但我到现在也没有行动。即使啥有不预备，到时候也不会没吃的，想吃什么直接去超市就可以了。
发表于：16-02-02 10:11
发表于：16-02-03 13:38
但奇怪的是，那时候清贫的生活，倒最是有滋有味的。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发表于：16-03-19 16:42
发表于：16-03-19 23:36
现在社会比较浮躁，人都比较势力，比较现实。曾经的三转一响，现在的一动一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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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人民日报：物质幸福时代已经结束，新时代来临
Less is more.（“少即是多”）
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不断做物质加法——为家里添置冰箱，买回电视机，配齐洗衣机，再买辆车……从一无所有的状态到“全副武装”的过程，确实能给人幸福的感觉。但现在，物质空前丰富。
在一个万物俱备、什么都不缺的年代，占有物质很难再刺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获得长久的满足。在新的时代，比起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感。从实物中获得的满足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宝贵的经历以及从中获得的知识，将永久地入驻我们的生命。
如果一个人清楚了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最为重要的，就可以干净利落地砍掉那些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与其说是“化繁为简”，不如说是“刻意放手”更为贴切。
达成自由生活“新幸福”的十个条件
一、 享受工作
这和工资高低没有关系，而关乎工作是否开心，是否觉得有挑战性和成就感，能不能让你学到东西；不断成长、进步，并能为之感到满足。
二、 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
如果工作顺利，却没有可以亲密分享的家人和朋友，这谈不上愉快，更没有幸福可言。
三、 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这并不是说你必须拥有多么庞大的资产，或是必须有相当高的收入，只要可以满足自己安定的生活就可以了。
四、 身心健康
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才能全心全力地去工作、去生活、去奋斗、去进取。
五、 拥有富于刺激性的兴趣和生活方式
成年进入社会后，又习惯将人脉圈与利益圈捆绑在一起，但如果没有一两个让自己充分享受的兴趣，就无法拥有纯粹而不带功利色彩的社交圈。
六、 拥有一定的时间自由
拥有可以完全自行支配的时间，可以陪伴重要的朋友和家人。
七、 选择适合自己的居住环境
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有着怎样的活法，用心挑一个适合自己的居住环境，关乎幸福。
八、 具备有效的思维习惯
总是推卸责任充当受害者的人、经常处于消极状态的人、习惯性寻找借口的人、被固有常识局限并难以突破的人，都很难邂逅幸福。
九、 能够放眼未来
幸福指数下降的第一原因，就在于人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继而心生不安。
十、 感觉自己正在向目标迈进
循序渐进而又充满目标感的生活是踏实的，最幸福的感觉是永远在路上。
如何获得新时代的幸福？
所谓新幸福，就是摆脱金钱、时间、场所等外物的束缚，让我们重新拥有自由。
一、 从“厉行节约”到“主动选择简朴”
从北欧国家的富裕阶层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就可以看出，这属于他们的“主动选择”。他们在物质上虽然简单，精神上却非常富足。将时间与金钱投入到积累人生体验和感受上，而不是消耗在对物质的追求里，就会收获精神层面的富足。而一旦养成简单的生活习惯，就会享受其中。
二、 从“拥有金钱”变成“拥有时间”
无论是渴望金钱还是时间，都要弄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想要”，并能轻松驾驭；如果不知道追求、拥有他们的目的，得到再多也没有意义。
三、 与其追逐地位的提升，不如追求自由
如果一个人在公司得到提升，我们一般会认为他拥有了更高的地位，在一个充满竞争性的环境成为最后的赢家，但同时你要知道，他也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工作时间、更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大的业绩压力。如果你换一种思路，只要你的工作能够令你充满成就感，并且可以让你在自己的专业上不断成长，那就是正确的选择。
四、与其在一流企业就职，不如从事自由职业
做一名自由职业者不但在收入上有很好的回报，工作方式还很自由，比上班族要幸福得多。在美国，有四分之一劳动人口属于自由从业者。想要获得幸福，就要贴近工作的本质，从专注于工作本身的投入感和成就感中去寻找满足与自由。我们不是鼓吹大家都辞去公职从事自由职业，而是主张即便是一名上班族，我们也应该尽力创造一种可以自由发挥、决断的弹性工作方式。
五、与其一味推销自己，不如提供帮助
如果在工作中低人一等，想要与更高级别的人平起平坐，就要学会不卑不亢、自爱自信。与其花力气自我推销，不如把精力投放在自我精进上，当自己能够为他人提供帮助时，就意味着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六、 做不依赖任何平台、靠实力说话的人
在名企身居高位，自然会让各界人士趋之若鹜，就连邻居都会心生羡慕：“你的工作真不错呢。”但是不是你一旦离开公司，你的光环就会褪去？在当今互联网时代里，如果你能坚持学习，运用新媒体，那么过去你是否拥有地位和名声就变得不重要了。最后能够持续发光发热的人，一定是那些不依赖于任何平台、靠实力说话的人。
七、 以愉悦的心态面对辛苦
辛苦的感觉来自“被迫而为”，而愉悦则来自于“主动想做”。只要我们具备调整心态的意识，就可能把他人眼中的辛苦变成我们全新的幸福。
八、 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如果我们被固有的常识束缚，就不可能获得新的幸福。因为常识是过去的人所总结的经验，相信常识，自然也就很难从旧式价值观里脱身。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去想想“幸福到底是什么”，不要让那些物质主义影响到你。
九、 小众市场更具消费力
无论是打工还是创业，都应该瞄准小众。小众更能汇聚力量，也更容易感受到品牌的热忱，销售成果当然也更加显著。
十、 比起短视的加薪，更应重视个人品牌的积累
不要一味追着眼前的东西跑，而要珍惜随之而来的际遇。在这个缺乏持续性的年代，唯一能够保证持续发展的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促进个人口碑的提升。
十一、在咖啡馆、公园、健身房等场所办公
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并非一定要局限于具象的办公室，成天关在里面做事。只要能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尝试移动办公未尝不可。不要拘泥于办公室的具体形式，可以把所有的场所都当成是自己的办公室！
十二、借助生活方式这个共同语言拓展自己的世界
掌握一门任何人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非常重要，比如运动、红酒、美食、文化或是历史方面的话题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标榜的是你的生活方式。
十三、比起短暂的大幸福，长久且可持续性的“小确幸”更令人感动
“小确幸”是这样一种幸福——虽然欲望本身并不庞大，但只要能让人确确实实感受到，哪怕真的是微不足道，也足以让人把日子好好过下去。真正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体验，它是由寻常度日间一点一滴不经意的喜悦感堆积而来。
十四、在方便快捷的时代，刻意追求一些“不便”
在这个方便快捷的时代，人需要刻意去追求一些“不便”。“不便”如果是被迫的，就会非常痛苦；而如果是主动选择，就可能乐趣多多，利于形成新的刺激，让满足感的阈值下降。
十五、比起金钱，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感
不管是从团队合作中获得成就感，还是拿着很低的薪水却能不断学习成长，只要工作这件事变得令人愉悦、充实，压力就会被逐渐化解。通过工作来让自己成长，就会不断发现新的挑战，使得工作意趣盎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十六、提高工作效率，改变“重量不重质”的习惯
高效工作能够带来成就感，而持续的成就感能够造就一个高满意度的生活状态。
十七、从“以他人为中心”转变为“以自己为中心”
在体验人生的过程中，如果缺乏足够的自我判断训练，就很容易被其他人影响。记得在漫长的时光里坚守自己想要的。
十八、改变每天既定的生活模式，享受变化
去寻求变化，喜欢变化，享受变化吧！一定会给你带来无数新的邂逅和全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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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上):物质短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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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上):物质短缺时期
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上):物质短缺时期
07:37:18　来源: 　
图文来自 作者：陈煜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社授权提供，请勿转载。
网易历史编辑部将陆续刊出其他时期的生活记忆。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60年代生活关键词：
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绿军装，雷锋，红卫兵，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红宝书，反修防修。
代食品运动：人造肉精和小球藻用来充饥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中国人民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水稻专家袁隆平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参考日《广州日报》A19版）
进入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上旬，在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会后不久，广西柳州地区在大力推广“增量做饭法”时，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如所谓的双蒸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进罐内干蒸20分钟，然后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两，用猛火蒸40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能增加40％以上，且饭粒不烂，味道好。
“粮食增量法”或“增饭法”，辽宁黑山县可谓是发源地。1959年5月，该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但黑山在推广这一“先进经验”之初，有些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怀疑：“无土不砌墙，加水不能顶粮，出的最多，也不过是多加点水而已。”有的甚至讽刺说：“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但黑山县“苞米食用增量法”还是被要求推向全国各地。
同时，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当时，一些地方规定，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疗效还行”。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最初是用来当猪饲料的，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也被推广，而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熊新文：《共和国史上的代食品运动》，2006 年7 月3 日《新闻午报》）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1962年2月北京市菜票（拾天）票样（右）。——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特需供应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
一、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十一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照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外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级、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党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二斤。
以上三类，鸡蛋一项均看货源情况，少的时候少供应，没有的时候不供应。
经济困难时期，各地政府对部分特需人员的副食品供应，都给予了特殊照顾。比如对运动员，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特需供应，是特殊困难时期的无奈之举。
日，贾星五、廖沫沙关于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特需供应情况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1963年4月，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两周岁以下儿童食品补助票票样。——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1963年3月北京市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香油、食油购买票票样。——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
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市公共卫生局发出《关于修订对病人肉食、鸡蛋、蔬菜供应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肉2斤、红糖2斤。日起，对献血人员每次输血200cc以上一次性补助肉食1斤、400cc以上一次补助肉食2斤。对托儿所、幼儿园、街道儿童每人每月补助食糖1斤、鸡蛋0.25市斤、糕点、饼干1.5斤、奶制品2斤。从1961年1月起，对浮肿病人每人补助鲜鱼2斤。
1960年副食品货源进一步紧张，如在北京，猪、牛羊肉到4月15日的全部库存只有361万斤，仅能维持1个月的定量供应（居民每人每月4两）。针对这一情况，在主要副食品实行凭证（票）按人（户）定量供应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达到了21种。除肉、蛋、食糖以外，又增加了肉罐头、熟肉及干货制品（折合顶肉量凭肉票供应）、糖果、糕点、饼干、奶制品、露酒、干菜、鲜菜、鱼、海味、干鲜果、酱、调料、食盐、豆制品、淀粉、粉条、粉丝等。这一年凭证凭票商品销售额已占副食品零售额的29.3％。
1961年肉、禽、蛋库存急剧下降，紧张达到极点。如肉食货源，只能保持特需供应，对居民所发肉票无货兑现，从4月起，用生、熟肉、鸡鸭、鱼及其罐头制品等折合顶肉量供应。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6月至1962年2月，对居民平日不得不停发肉票。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等，对居民的平日定量亦无法保持，基本上停止了供应。
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对这一段困难时期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作了详细的回忆：
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粮票自然炙手可热。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2年的北京市西城区居民购菜卡片
1963年的北京市居民购菜证——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蔬菜和葱、姜、蒜都要凭票限量供应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但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以上内容参考《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
1966年1月，轻工业出版社（今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了14万字的图书《大众菜谱》。本书选编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苏州、杭州、成都、重庆以及山东、东北等地经济实惠、富于营养的大众化菜肴共264种。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供各地餐饮业工作者、各单位集体食堂工作人员阅读；广大职工家庭做菜亦可参考。
此书出版后多年反复重印（截至1981年8月，合计印刷190多万册），此书也确立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以美食图书为基础的生活图书强社的地位。
1963年3月北京市集体使用菜票（伍天）票样。——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1962年菜票，1963糕点、饼干票，1964年补助油票和大麦面票。——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大众菜谱》书影，那时的图书扉页前一般都要有一插页，印着某一段“毛主席语录”。
雨伞和闹钟凭券供应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北京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北京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什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由于票证太多，什么票买什么，很难完全记得住。
有时临时公布几号票证买什么，复杂得很，老百姓要花很多精力打听。
商品短缺，票证奇多，造成当年中国市场一大特色——排队。人们上街，只要见到排队，先不问卖什么，赶紧先排上队再说。
白排一通也是常有的事，眼看快排到了，突然东西卖完了，只好沮丧回家。只好再等下一次排队的机会，怕再也买不到，浪费了票证。
后来，人们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词，改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原歌词中的“就是好”，改为谐音“九十号”，这真是苦涩的幽默。
1961年北京市衣着购买票
1960年北京市胶鞋票
1964年北京市新年肉票。——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总理指示各地宴会不要供应花生米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下发的一份正式文件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委：
近来对外宴会上吃花生米的现象相当普遍，北京吃，其他地方也吃。……根据总理指示，请各地今后举行对内对外宴会及其他特殊供应时一律不要供应花生米。”（日《北京青年报》）
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提出：“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
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是从高级糕点、糖果开始的，扩大到饭馆、商店等许多方面。
1961年2月，国务院确定，在3月底以前，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把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高价糕点和高价糖果，一律不凭证，不限量，充分供应。实行结果，全年销售高价糖果4.1亿斤，糕点3.9亿斤，共回笼货币33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高级饭馆”出台之前，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专门组织人到北京王府井著名的老字号“萃华楼”饭庄，调查炒肉片的成本和价格。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实行高价销售，高价菜肴，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华楼饭庄、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北京市人委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对外对内宴会及特殊供应一律不供应花生米的通知的通知。——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高价商品政策：贵州茅台从每斤2.97元提高为16元
日、20日、5月15日，国家先后对茶叶、自行车、酒、手表、砂糖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1962年的高价商品，扩大品种。除了西藏云南外，全国都推开。2月推出高价自行车。当时的平价车，每辆约160元；河北定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因此中央决定从4月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同时在城市停止平价销售。从6月起城乡均销售高价自行车。
3月推出高价钟表。钟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5倍，表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73倍。
4月推出了以下品种：高价茶叶，比平价提高3倍左右。高价针织品，比平价高3.09倍。提高酒类销售价格，目的在于回笼货币和促进节约粮食酿酒。从4月2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对外宾、外侨设专门商品议价供应。提价的幅度，名酒（包括全国名酒和地方名酒）提得高些，大体比平价增加4~5.7倍，如贵州茅台，原价每斤2.97元，提高为16元，增加4.4倍；辽宁千山白酒，原价每斤1.2元，提高为8元，增加5.7倍。露酒次之，大体提高1.6~3.3倍，如山东金奖白兰地，原价每瓶3.53元，提高为15元，增加3.2倍；吉林通化葡萄酒，原价每瓶1.14元，提高为3元，增加1.6倍；啤酒再次之，大体提高0.8倍，如青岛熟啤酒，原价每瓶0.38元，提高为0.69元。高价卷烟，比平价高约4倍。
5月推出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照相提价50% ，印照片提价100% ，胶卷提价75%~125% ，胶片提价150%；不分城乡一律按此价格执行。
从1962年下半年起，国家的高价政策逐步回落。（以上内容参考陈明远：《年的高价商品出台》）
另据上海吴淞区志记载，1964年高价商品从16种减少为13种，物价普遍下降，上海牌半钢手表每只从100元降为80元，永久牌自行车每辆从185元降为173元。1965年市场价格继续稳中有降，至年底取消高价供应，与1963年相比零售物价总水平下降3.85%。
此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集市价格的回落，又陆续调低了高价商品的价格。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只有高级针织品一种，1969年退出高价。
地方国营茅台酒厂出品的茅台酒。国酒茅台有“五星”和“飞天”两种商标，本图为五星商标，商标图案由金色麦穗和红色五星组成。麦穗在外，五星居中。为有利于外销，经原国家轻工部批准，茅台酒商标于1958年改为“飞天”商标，图案借用在西方社会影响很大的敦煌“飞天”形象，寓意茅台酒是外交友谊的使者。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60年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体现在衣着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家里小孩子多的，没有那么多新衣服，“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那时穿补丁的衣服，随处可见，即使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也被用来拆了当补丁、纳鞋底。
艰苦自有艰苦的办法。上海服装鞋帽公司寿吉生，介绍拆洗缝补整旧如新。
大改小、旧翻新，比如退色的卡其衣裤、棉袄，翻一个面，又是一件很好的衣服；衬衫领子、袖口破了，换一条新领子，补一补袖口，又可穿一个时期；裤脚破了改短裤，长袖破了改短袖；裤脚嫌短，可以加长；裤后磨破可以补丁翻新，也可以改制成裙子、拉链衫或者两用衫。
在很多人家的箱底里，都积压了一些式样古老的衣服，这也可以拿出来加以利用。一件男式呢绒长衫可改一套中山装，也可以改制一件长大衣、二件两用衫、二条男式西裤或者一件派克大衣等59种服装。一件绸的或者夏布长衫，可改男女西裤各一条。一件老式马褂，可改一条男式裤子。一件中式裤子，可改成一件香港衫，旗袍裙或男女西裤。一件旗袍可改拉链衫、裙子、男女西裤、小孩连衫裙等几十种服装。一件小腰身短大衣，也可改成一件两用衫，等等。（日上海《青年报》）
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4尺5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小孩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日，中央就1969年城乡居民棉布分配问题发出通知，规定按人口平均的棉布基本定量为16尺1寸，比上年增加7尺1寸；各省、市、自治区的调剂用布，规定平均每人1尺，比上年增加5寸。买蚊帐布减收布票。这一年，全国居民每人平均棉布消费量达到21尺6寸，比上年增加6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五六十年代，衣料多用平阳布、劳动布、斜纹、咔叽、灯芯绒、府绸。
只有过年，才会有新衣裳。
一开始，是大人拿布票去商店剪布，然后送到裁缝店里让师傅去做。在商店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木头做成的高高的台子，是那时的“收银处”，高台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线，这些线连接到商店店堂里的各个柜台，顾客买了东西后，售货员就把票证、钞票什么的一起夹在挂在线上的铁夹子里，铁夹子就“嗖”的一下滑到“收银处”去，等那边结算好了，再“嗖”的一下子滑回来，整个交易过程就是这样。过年前，乡下的人进镇置办年货，那些铁家伙更是“嗖—嗖”地在头顶飞来飞去，场面异常壮观。
做好或买回家的新衣裳，一般是在大年三十晚上拿出来，挂在床顶的木架子上。小孩子常常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无限遐想地看着它，有时候还坐起来就近地细细地瞧，忘了外面是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心里就想着明天一早能穿上它走亲串户，几乎是一夜无眠，舍不得睡觉，就盼望着天快快地亮起来。第二天，也不再死命地赖床了，赶紧穿上新衣裳，吃上一碗奶奶和妈妈三十晚上做的汤团，跑到外面去和小伙伴玩去，其中一个大的竞争项目就是：比谁的衣裳好看。
蓝制服样式源于中山装，是60年代最常见的男子服饰。——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
60年代身着工装的女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
偌大京城竟找不到配白色西服的白色扣子
1960年的春天，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结束了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访问之后，准备去柬埔寨。可是，就在这期间，西哈努克亲王的父亲，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了。唁电发出了。周恩来和陈毅商讨之后，决定按原计划访柬：不仅仅是友好访问，首先是去吊唁国王。
周恩来向北京发出紧急指示：为代表团全体成员紧急赶制一身白色西服送到昆明，以便及时更换这种表示吊丧的服色去柬埔寨。
赶制服装虽然快，麻烦却也不小。那时，举国一片蓝灰服色，单调惯了，工作人员联系遍北京市所有大小商店，竟买不到配白色西服用的白扣子。
各种办法想尽，或不合适，或来不及。白西服上总不能配个蓝色或灰色或黑色的纽扣。
幸亏王府井百货大楼的营业员急中生智，目光落在那乳白色香皂盒上。那香皂盒现在叫塑料盒，当年人们不这样叫，而是习惯叫“化学”。化学梳子，化学皂盒，等等。
“有办法了。”营业员拿出那乳白色的化学皂盒，“咱们自己赶制些白扣子行不行？”
也只好这样试试了。将乳白色的皂盒压切成圆扣子，试着缝到白西服上。还蛮般配！于是，工作人员买了几十个皂盒。压切成扣子，应急代用，赶制出了全套白西服，用专机送到昆明。（权延赤：《共和国密使》，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
“迎宾服”其实很土气
60年代，孩子们冬天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为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倘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称为“耍单儿”。
还有一种叫“懒汉鞋”的布鞋，后来又称“片儿鞋”，十分流行。这种鞋廉价、方便，松紧口，提上就走。最流行的，是黑布面、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白边儿懒”，以天津产的“天津便”为最好。上了中学，萌发了点招摇心劲的孩子，将这种鞋视为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
冬天都穿条绒面的五眼棉鞋，俗称“北京棉”，区别在于鞋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最流行，下雪时孩子走路爱打“出溜滑”，这种鞋脚感特滑溜。
口罩是当年的重要装饰。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口罩带子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点缀，反衬出孩子穿着上的单调和苍白。
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已改罩一种前翻一字领、小西服领、上肩、五个扣的布上衣了。这种衣服曾被称为“迎宾服”，大约是因为它可以用作接待外宾等重要场合，与当年男人的布面中山服相比只有领式和口袋儿上的变化。这种所谓的“迎宾服”，不罩棉袄时也可作春秋两季的外衣，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中非常普遍，后来已显得土气，但在中老年妇女（特别是部分普教女教师、女干部）中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
中青年女装——春秋两用衫，配深蓝色女裤，这是60年代极为普遍的女装。——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
营业员拒绝给女顾客做“小裤管”
日，在南京西路高美服装店，一位顾客同营业员发生了争执。
争吵的起因是女顾客要求把一条灰色的华达呢裤子做成“小裤管”——类似于今天的所谓“西裤”，在那个年代属于典型的“奇装异服”。
营业员拒绝了她的特殊要求，并申明：裤脚过窄的裤子我们是不能做的。女顾客试样时发现，果然没有按照她的意图改裤脚，便再次要求改小。营业员说：“再改小就要形成包屁股、小裤脚了，这种奇装异服是不受欢迎的。”“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顾客很生气：“给我做的裤子式样不称心，你们没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反正我付钱你交货，定做就是为了称心如意，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难道我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影响社会风尚吗？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
全民穿军用服装：“狂不狂，看米黄”
整个60年代，大体是军用服装在领导时尚的潮流，当年一度流行的顺口溜中，有一句为“狂不狂，看米黄”，指的也是军装。
军帽、“国防绿”上衣或一身“国防绿”、“片鞋儿”，背“军挎”（一种军用书包），把车座拔到顶的 “二六燕把”链套转铃八成新的自行车，手挂钢丝锁，这副打扮，今天叫“酷”、“潮”，用那个年代的词来形容，叫“份”或“狂”。
现在的影视作品，涉及那个年代的孩子时，人人一身军装。其实“文革”前期，孩子的穿戴并非独以军上衣能领风骚。院子里的半大孩子结伙骑车出行时，部队大院是一身绿，地方大院是一身蓝。倘是两类院子相邻或相对，这种对比尤其分明。孰优孰劣，没有公认的判断。后来，从军成为时髦的就业方式，不独军队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参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装这才跟着走红，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生装”。
当“文化大革命”战鼓擂响的时候，人们认为解放军战士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的，解放军服饰形象成了最革命、最纯洁、最可信任的象征，可以想见当年军服的感染力是惊人的。
先是军人子弟翻出父辈的军服，一身绿军装加褐色皮腰带，显得格外神气。在他们的倡导下，全国各大专院校乃至所有的中等学校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小学也不甘示弱，纷纷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工人、农民开始成立“赤卫队”，一时“全民皆兵”。
这种人人穿军装的时代，随着“四人帮”垮台及改革开放的到来才逐渐淡化。（参考华梅：《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红卫兵”绿军装，是“文革时期”青年人特有的时装，当时的青年男女均以穿军便装为荣。穿着时腰扎腰带，左臂戴红袖章，胸前别毛主席像章，配军帽、解放鞋和军挎包。——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荡马路看橱窗也有阶级斗争？
荡马路看橱窗，与阶级斗争也有关系？
1964年七八月份，有人写信给上海《青年报》，反映有市民喜欢荡马路看橱窗，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活动，但也有人觉得，荡马路看橱窗，也有阶级斗争。一位叫“林宜”的来信说，闲荡马路，看橱窗，谈吃穿，不仅浪费大量时间，更重要的是会消磨我们的革命意志，为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大开方便之门。
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陈伟高”的文章说：
橱窗布置，这是百花齐放的艺术文化的一种，我们许多商店的橱窗布置也都是社会主义式的。荡荡马路，看看橱窗，怎么能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呢？
无独有偶，北京的橱窗也引发了关注。
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中国照相馆橱窗前，最近经常挤满了人，十分热闹，原来那里陈列出了一批新的肖像照。这些照片里的人物不是过去那些涂脂抹粉的美女和西装革履的“绅士”，而是北京市劳动模范；橱窗里还挂着大字标语：学习五好，争当五好。照相馆能突破常例地这样布置陈列品，方向是走对了。（杨恩璞：《面目一新》，日《人民日报》）
“红卫兵头”
日，《天津晚报》发表了署名“董春燕”的群众来信《我烫“新式”发型为何被人议论》，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青年女工，平时喜欢打扮打扮，烫个“新式”发型，或做一件时装，可是有些人背后对我冷言冷语，说什么怪模怪样，看着不顺眼，等等。我认为发型的多样性，是人民生活提高的具体表现。我想，爱美之心人人都有，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总不能都梳辫子或剪短发吧。
同日的《天津晚报》发表了另一篇天津钢厂共青团干部马金安的来信《我们要什么样的美？》，他说：
“我们厂有的青年，留着油光光的‘燕尾式’大背头，也有的青年人留着小黑胡，穿着打扮怪模怪样的。……上述情况虽然是少数的，但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文化大革命”开始，稍微时髦的发型就被指责为“封资修”、“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走在大街上，会被红卫兵强行剃头剪发，稍有不服，就会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红卫兵，男生大多剃成一寸长的短发平头（简称“寸头”），显得勇猛威武。女生大多短发或小辫，显得“英姿飒爽”。
女红卫兵的“红卫兵头”，一般是将辫子剪短至颈部，用织毛巾的竹针在头顶把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划线分出刘海，再用尺子划一道整整齐齐的横线，剪刀沿横线剪过，刘海便齐刷刷挂在脑门儿。接下来将一分为二的头发，一遍遍分别梳至头顶，最后用橡皮筋将头发紧紧箍成两把坚挺的刷子，再把两根“刷子”辫底部剪齐。
这种“刷子”发型的流行，源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毛泽东对她说，不要文质彬彬嘛，要武嘛。她随即改名为宋要武。她的“刷子”发型被称为“红卫兵头”，也流行全国了。
红卫兵宣传队。女孩的发型均为铁姑娘造型，有的梳着辫子，有的剪成齐耳短发。男孩则为平头短发。
国务院规定不要在国内销售口红
北京西单商场化妆品组的李淑琴，熟悉化妆品知识，热心帮助顾客挑选，像胭脂，她就介绍母亲们给孩子买朱红的；当肤色红黑的少数民族姑娘来了，就介绍她们使紫红的，以便显得更加健美。对于夏天要买“雪花”的男顾客，她就介绍买“杏仁蜜”，说这种雪花浆，里边有点杏仁油，擦起来不太白也不太香。
地安门百货商场化妆品柜台售货员郭晴霄，受到李淑琴的影响。日《人民日报》介绍郭晴霄：
看见演员来买货，她就询问口红、眉笔之类的优劣。只几个月工夫，她就学习了二百多种化妆品的特性、功用和使用方法。有了本领，服务质量也就提高了，受到了顾客的欢迎。地安门百货商场的售货员们都公认她是“服务标兵”。可是，她却说：“群众要求生活越来越美，化妆品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我还要不断学习哩！”
60年代，口红、化妆，渐渐为“革命”所不容。
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规定：呢绒、绸缎、烟、酒以及劳动人民的舞台、银幕需用的化妆品，还要继续生产和销售。商品的品种不要轻易取消。口红这类高级化妆品，不要在国内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链接：“文化大革命”初著名的“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摘录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像，可恶，可憎，可气！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
还有那些商店，你们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以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现在，“飞机头”、“牛仔裤”、下流照片和黄色书籍统治一些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和旧书摊……的现象，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我们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日《人民日报》）&
改造蕃瓜弄
60年代，不少农户开始翻建新居。但总的来看，变化不大，仍然以草房为主，条件稍好些的，盖上了简单的瓦房。瓦房的地基亦用砖或石头砌成，墙壁次者用土坯垒就，稍好者采用双层，即里边是土坯，外面用砖砌，俗称“里生外熟”，最好者是全部用砖砌成，民间称之为“混砖到顶”。墙壁之上是房架，其基本组成沿袭了50年代，亦是梁上架檩，檩上架椽，椽上铺笆。而有钱人家的大瓦房，一般不是用笆，而是用专门烧制的方形薄片砖。
日，建筑工程部向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报告，提出，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住宅面积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各地都有无房不能结婚、婚后不能同住、几户同住一屋的现象。要调动国家的、地方的、工矿企业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分期分批地建设住宅，力争三五年内基本缓解居住紧张的局面。
上海中心城区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旧住房、棚户简屋较多。从60年代起，以街坊为范围的旧房改造规划展开，1962年改造蕃瓜弄，1972年改造明园村，1975年改造万体馆对面漕溪路西侧街坊，旧房改造较为成功的是蕃瓜弄改造。
蕃瓜弄改造前总用地面积4.45公顷，拆除棚户、简屋面积2.69万平方米，公共建筑面积340平方米，居民户数1964户，居住人口8771人。改造后人均建筑面积由原来的3.06平方米，提高到7.27平方米，街坊环境由原来的棚户密集、地势低洼积水区，变成街坊外绿带环绕、街坊内建筑整齐、环境优美的新型住宅街坊。
上海蕃瓜弄成功改造后，人们欢天喜地搬向新居。 ——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城市郊区或农村，一些房子都是这种简单的瓦房——房子的建筑材料以土坯为主，在外墙有一层砖；也有一些房子更简陋，外墙只有前墙有砖，其他三个面都是土坯。
九层大楼安化楼被称为“高干楼”
北京曾经有三座“人民公社”楼，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北官厅大楼、还有就是崇文区的安化楼。
安化楼——因建于拆毁的安化寺之上而得名。1960年5月竣工入住，曾经是北京最著名的“楼盘”，也曾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酒店式公寓”，还拥有北京最早的社区会所……
安化楼的主体有9层，附属楼8层，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属于相当大规模的建筑物，大楼竣工时曾经轰动一时，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公社大楼的。
刚建成的安化楼中，每层都有5盏大型玻璃吊灯，4扇玻璃大门，把长长的走廊空间进行了有机分割。将近3米宽的楼道，转角处的一些大空间除了用来堆放一些杂物之外，就是晾衣服的好地方，因为宽敞，能直接通风采光。
安化楼当年的结构充分体现了“公社化”的原则，房间里没有厨房等生活设施，所有的服务设施都在大楼的一层，那里是公共大食堂和开水间。平时居民们工作日都在单位就餐，孩子也都送到托儿所，所以很少有人到楼下食堂就餐。
食堂的工作人员都会在周六晚上挨家询问居民们晚餐和第二天是否订餐。订餐者想吃什么就在食堂准备的小本本上写下来，然后食堂的服务员会把饭菜送上门去，再把各家空的暖水瓶取走，打满开水再送上来。
入住安化楼，不仅要有身份，还要有足够高的收入。1962年入住大楼的居民中，大部分的月收入都有差不多200元，而分给他们的两居室当时的房租是10多元，相当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因此被称为当时的“高干楼 ”。
在北京的历史上，安化楼是第一座安装了电梯的居民楼，在大楼中心的电梯间，有两部电梯，最早的电梯，是有拉手的单开门。在大楼东侧的楼梯旁，原本设计预留了另两部电梯的位置，但是后来为了节约经费，就没再安装。
那时候附近的孩子都到安化楼乘电梯，电梯内部空间不到3平方米，除去电梯管理员和她的桌椅、电暖气的空间，最多也就能容纳五六个人。于是远近的大人小孩儿都会来看看，小孩们更是把这儿的电梯当玩具了，刚上了9层，就又跑到8 层等着往下坐。当时，很多人觉得安化楼就像是出差时候住的宾馆一样高级。
虽然当年在楼的设计中不包括厨房，但都有比较宽敞的卫生间，还设计给家家户户都装上浴缸，虽然后来因为没有钱被放弃了，但还留了浴缸的位置。
1964年，各楼层尘封已久的食堂被装上了煤气，变成公共大厨房，住户集中在这里做饭。厨房里面靠墙是一排炉灶，可以想象家家户户挨着做饭炒菜，肯定是很热闹的景象。（参考方璐：《北京最后的公社大楼》，日《新世纪周刊》） 从蜂窝煤到煤气罐
60年代，农村烧草烧柴火，城市，则烧蜂窝煤。冬天，没有暖气，要生炉子取暖。快入冬，先要去买那种铁皮烟筒，然后自己装烟筒，装炉子。
生炉子取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点火，要先拿一张报纸塞在炉膛里面，报纸要揉皱，上面放一块引火的草炭，在草炭上面再放蜂窝煤块。然后用火柴在下面点着报纸，报纸快烧完的时候引着草炭，草炭再引着煤，这样一步一步把炉子点着。这个过程烟雾很大，往往弄得满屋都是浓烟。
点火不是很难，所以学会并不难。难的是，炉子生着之后保持它不灭，还要达到取暖的目的。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天从早上开始的顺序是，（1）起床打开炉子，撤炉灰，把煤添上，15~20分钟后封炉子；（2）下班回来，打开炉子撤灰，加煤，等新加的煤燃烧旺盛时，就大概到了晚上8点了；（3）享受2小时稍微暖和的时刻，就要封炉睡觉了。这样，室内晚上最高的温度，也就在10℃~13℃。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炉子灭了的时候经常发生。
使用蜂窝煤，最担心的是一氧化碳中毒，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煤气中毒”。
每到送煤的师傅给各家各户送煤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客气的倒茶送烟的，为的就是希望能够给自家送一些干的蜂窝煤，因为刚做出来的煤很湿，很不好点燃，而且还容易产生煤气（一氧化碳），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对送煤的师傅都很客气。当然，街坊们也都很体谅那些送煤师傅，一车煤几百斤重，一个人又要拉又要搬的，要是赶上几个院子深的就更累了，搬完煤往往是深秋的天气，却出了一身的透汗。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大家能送点什么也就送点什么了。
一般这蜂窝煤被送到家之后还需要在院子里面吹上几天，直到差不多干透了才会全家总动员的一起搬到自家盖的小煤池或者窗台底下，再在上面盖上一层塑料布并压上几块砖或者瓦什么的，才算大功告成。因为这一冬天就靠这些煤了。谁也不希望下雨的时候给淋湿了。
1965年11月，第一座供应民用液化石油气的灌瓶站在北京西郊建成，并率先向北京一些居民区域发展用户。有人回忆，当时一罐煤气是2.7元，议价是每罐3.2元。
60年代，液化石油气进入寻常百姓家。（选自《气贯京华》上卷）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永久”、“凤凰”、“飞鸽”
新中国的自行车，起步于50年代，只不过那时还是初级阶段。
“车灯”这种在现今自行车上并不常见的零件，却曾是50年代自行车夜行的“通行证”。那个时候，很多地方晚上没有路灯，为了安全起见，自行车没有“车灯”照明，晚上是不让上路的。自行车灯的关键零件是“摩电管”，在与车轮胎的摩擦中，“摩电管”把摩擦力转换成电力，产生照明。“摩电管”在当时很贵，有一些人买不起，于是，专门给自行车配备的手电应运而生。手电是方形的，需要两个1号电池，插在安装车筐的前叉上，一样起到照明作用。更没钱的人，只能买纸糊的灯笼代替。
侯宝林的相声段子里，对此有过描述：有人喊，“着啦！着啦！”骑车人说，“废话！不着能叫灯吗？！”结果一看，连袖子都着了！
60年代，“永久”、“凤凰”、“飞鸽”，逐渐创出了品牌，在全国自行车评比中名列前三位。
那个时代，自行车不仅是人们基本的代步工具，也是百姓重要的家当之一。以北京为例，1965年是94万辆，1970年是144万辆，1975年则达到了223万辆。（《北京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北京市统计局1979年编）
当时拥有这三大品牌自行车的人并不多，一旦拥有，就像现今开奔驰、宝马一样让人羡慕。6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自行车曾作为结婚“四大件”之一，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拥有一辆“名牌”自行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
北京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很神秘
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市长彭真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了开工典礼。杨勇讲话，提出了地铁建设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会后，年近八旬的朱德拿起扎着红绸的铁锹，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破土。
不过，出于战备工程的保密考虑，开工典礼当天，组委会只邀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少数几个新闻单位参加，并明确表示地铁开工典礼的消息不登报，只作为内参保留。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
当时路上车辆很少，施工并没有对交通造成多大影响。
日，第一辆地铁机车从古城站呼啸驶出。经过四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了。虽然比原计划晚了一年多，但总算赶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时候完成了。
1971年，地铁开始售票，票价只要一角钱。（参考黄加佳：《北京地铁诞生记》，日《北京日报》）
由于是战备工程，并且在设备调试和管理调度上都缺乏经验，在1969年10月通车以后，地铁只是小范围接受参观性质的乘客。想乘坐或参观地铁，都需要持单位统一领取的参观券。当时地铁是北京一景儿，不少外地单位都组织人来参观，一队一队的人马，前面还专门有人解说。而且地铁站还划分了级别：北京站、前门站都是甲级站；古城、苹果园站则是丙级站；剩下的大都是乙级站了。
1969年10月，北京第一条地铁基本建成，总长23.6公里，设计日运量150万人次。图为地铁列车。——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北京第一条地铁缓缓驶入八角村地铁站（今北京地铁1号线八角游乐园站）。——北京市档案馆提供
“我们这里不收小费”
60年代，人民生活很艰苦，很少有什么旅游。旅游的概念，基本上局限在接待外面的客人。
早在1956年，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旅行的人数日益增多，全国各主要城市相继成立华侨旅行服务社。随着中国外交活动的开展，1956年、1957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先后与苏联、东欧、蒙古各国以及23个西方国家的旅游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开始接待自费的外国旅游者。在前期，如1957年，苏联、东欧各国的旅游者占总数95%，直到60年代中期，如1965年，才转变为西方游客为主，占总数80%以上，然而每年外国旅游者入境总数仅在四五千人。
日，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召开第一次旅游工作会议，确定：1965年接待8000人，到1969年达到4.5万人。五年可收入4300万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60年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上海华侨饭店来了两位老太太，她们是从新加坡回国的，服务员刘丽蓉走过去热情招待。临走，她们便把找的零头2元多送给刘丽蓉，说：“大姐，这是点小意思。”刘丽蓉告诉她们，如今国内早已不收小账了，请她们收回。不料这一来，引起了老太太好多话。她说：“在新加坡，在香港，是什么都要小账的，饭店收小账，旅馆收小账……连上厕所也要给小账。”她又说：“记得国内过去也是收小账的啊！”
刘丽蓉说：“那是解放以前的事了。”
“是啊，是解放以前。”老太太说：“可你们现在招待得这样好，又连这点‘小意思’都不肯收，倒真使我们过意不去呢。祖国真是变了样！”
确如老太太所说，小费在中国也有着一段历史，在过去，小费也叫“打赏”。但在新中国，特别是在反修防修、兴无灭资的60年代，即使有人给，但谁肯收小费呢？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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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吉林省四平市网友 ip：122.142.*.*
那几年，妈每到春天换季都会把我和妹妹换下来的棉衣拆开拿到河边洗净，然后再买点染布的染料染一染，把袖口和裤脚接一接再做上。哈哈，到冬天我们就又有“新棉衣”穿了。可现在一想起妈染布染黑的好几天洗不净的手，鼻子就酸眼泪就止不住。当妈的艰辛谁知道哇？！......
& [网易浙江省杭州市网友]：
我经历过那个时代,父亲排队买了2斤半青菜(我家7口人,在杭州是大户),好象是5分还是1毛?我排队买豆腐一块,4分一张票.我记得有一次买到了盆菜,就是已经搭配好的生菜,里面有用放大镜能找到的肉丁,回到家做了,母亲吃了一口,说:有肉啊,留下晚上再吃,回想起来我就想落泪.
网易辽宁网友(218.60.*.*) 的原贴： 1
"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这些东西今天看来都是有利于健康的绿色原生态食品，怎么人吃了还会浮肿？
[网易辽宁省大连市网友]：
如今国内早已不收小账了，请她们收回。不料这一来，引起了老太太好多话。她说：“在新加坡，在香港，是什么都要小账的，饭店收小账，旅馆收小账……连上厕所也要给小账。”她又说：“记得国内过去也是收小账的啊！”刘丽蓉说：“那是解放以前的事了。”
那几年，妈每到春天换季都会把我和妹妹换下来的棉衣拆开拿到河边洗净，然后再买点染布的染料染一染，把袖口和裤脚接一接再做上。哈哈，到冬天我们就又有“新棉衣”穿了。可现在一想起妈染布染黑的好几天洗不净的手，鼻子就酸眼泪就止不住。当妈的艰辛谁知道哇？！......
易湖南郴州网友(222.242.*.*) 的原贴： 2
我70年出生，小时一个月只有一餐肉吃，经常是等到家里来客时才敢吃，每次来了客人，我和妹妹要撑得肚子老大，站都站不直。17岁前只穿过一次新衣，每件衣都是爸妈穿旧的，然后改一改，往往身上的衣服有几十个补丁，最惨的是打补丁都找不到布料，有条裤子有5。60十个洞，有双解放鞋从六岁穿到九岁，冬天没有袜子，脚趾头直接从鞋洞里伸出来与冰雪亲吻。
网易辽宁省网友 ip：218.60.*.*
"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这些东西今天看来都是有利于健康的绿色原生态食品，怎么人吃了还会浮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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