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躲起来看世界杯
“什么都是违法的，但我们什么都做。”米夏说，本着这条伊朗民间智慧，一定能找到大家一起看球的地方。今年世界杯，伊朗政府颁令，不准在公共场合“聚众围观”。“但是，大伙儿看球才带劲啊……”他一声叹息。
禁令也不算新鲜。伊朗政府一向强调公共场所纯洁，严防男女混杂。这次禁止围观世界杯，公开的理由是 “男人看球会讲脏话”。一个女孩忿忿说：“为什么不禁止男人讲脏话，而是不准女孩看球呢？” 足球在伊朗极受欢迎，但女人不得踏足体育场。2006年柏林银熊奖电影《越位女球迷》，讲的就是伊朗女孩穿男装混入看台的故事。
光是男的一起看球也不行。因为政府还担心聚众。 伊朗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不违反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情况下，公民享有和平集会和游行自由”，但事实上，只有反美或亲政府游行才获得许可。2009年“绿色革命”，400万人突然涌上街头，内贾德政府恐慌失措。欢庆时刻也要严防死守，本届世界杯伊朗队表现卖力，球迷上街庆祝，个别女孩突然扯掉头巾。
我投宿的朋友家，在德黑兰相对富裕的北区。有赛事的晚上，对面居民楼几乎每扇窗户都亮灯，但窗帘捂得严严实实。他们可能邀请了朋友，可能一大家子守在电视机前，甚至可能有酒。是的，在伊斯兰共和国能找到酒，不止一个伊朗人给我看过自酿伏特加或红酒，至少闻起来像那么回事。禁止什么，什么就越有吸引力，伊朗人把自酿酒比作美国禁酒时期的“月光威士忌”。
米夏是朋友的同事，通晓德黑兰地下生活。那天四分之一决赛，等他终于找到“秘密地点”，德国对法国赛事已经结束。米夏侦查了三个地方，才确认我们在市中心Avantscene caf&看荷兰对阵哥斯达黎加。
从城北搭车一路向南，首堵德黑兰大路空荡，四下寂静。快到咖啡馆的时候，街上出现成队摩托车骑警。 原来咖啡馆门前，正是2009年抗议内贾德选举舞弊、爆发“绿色革命”的主要街道之一。
（关闭三十多年的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作者供图）
Avantscene caf&，小型电影院兼咖啡厅。名字体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伊朗禁用英文名，媒体上也不准使用英文单词，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怎样翻译外来词。比如，“Pizza”改叫“有韧性的、有馅儿的饼”。可是拉丁字母对时髦小青年来说，意味着“洋气”，傲视土包。政府禁英文，这家咖啡馆就用法文，曲线救国。有家冰淇淋店，名叫Ice Pack，被斥“过分西化”勒令改名。店主居然从故纸堆中，翻出证据，Ice Pack谐音古波斯文“忧伤的青蛙”，保全了名字，还真用一只流泪青蛙做了商标。
（街头夜游的伊朗年轻人。作者供图）
从裹得严实、盯得紧密的街头，走进咖啡厅，眼前的情景，吓了我一跳：四、五张长桌，火车厢式座位，男男女女紧挨着坐，少数勾肩搭臂。每一个都是可能被拖出去鞭挞，最轻坐监的啊！
我和米夏在靠窗小桌前坐下。两场比赛间隙，投影大屏幕正转播排球比赛。伊朗男排这两年势头强劲，迅速成为全国骄傲。开赛前，都要插播“国际地图上的伊朗”小片头。不幸，这一场 0比2负于葡萄牙。伊朗也有女排，但得不到任何企业赞助。
环顾左右，无人认真看球。玩手机，玩猜字游戏，我身后，一对情侣互喂意粉。女孩们的头巾，显然比街上又后退了几厘米。伊朗政府推广的标准头巾戴法，完全盖住头发，包括脖子和胸部。但年轻人常常额前多露一缕，染成金黄或棕红，从黑头巾底下夺目跃出，撩拨风纪警察的底线。最近，又出新花招，马尾扎到头顶，发卡垫高，头巾几乎就挂在马尾上，前边的头发空门大露，但“你不能说我没戴头巾”。警察不管，就流行开来，警察发威，往前拉一拉。姑娘们的日常抗争，就在两三厘米的头发上。
斜对面桌上的女孩，头巾歪到一边，露出发髻边一朵白花。她背对屏幕，跟三个男生坐在一起，调笑打闹。“我朋友圈里也有这样男孩气的女孩，久了忘记性别，不过，漂亮女孩总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打量着那个女孩，微微有些脸红。
中间长桌，面对面坐的两个女孩，显然是谈话中心。两边男生也是造型各异：一个顶着非洲式爆炸头，茂盛得若无旁人。另一个留长发扎起小辫，在中国属于过时了的艺术家范儿。伊斯兰共和国对男生的禁忌是不准穿短裤，谢绝奇装异服，刺青要遮起来。这些发型，严格追究起来，也是政府眼里容不得的。
荷兰对哥斯达黎加终于开始。 不一会儿，插播巴西风景——山顶巨型耶稣像。米夏笑着说，一定又是哪个疯狂女球迷。伊朗广电局延迟直播，审查每一个镜头，确保没有打扮出格或举止狂野的女球迷，污染伊朗观众纯真的眼睛和心灵。这一做法在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遭外国媒体广泛耻笑。伊朗广电局闻之足戒，每次转播留下一个女球迷镜头，呆坐或静思型的，堵住外媒之口。米夏是学电影的，说过去延迟直播5分钟才能掐画面，现在伊朗审查机构越来越娴熟，十秒足够把坦胸美女换成石雕耶稣。
上半场险象环生。人们放下手机，停了游戏，纷纷抬头，齐齐发出“哎呀——”、“哦——”。惊叹声像只气球，在人们头顶掂来掂去，此起彼伏。虽然伊朗队已经回家，伊朗人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球迷一样，仍有自己的心水。米夏自称“阿森纳脑残”，街上看见一个捡垃圾的孩子穿盗版阿森纳球衣，即刻冲上去掏钱。今晚他支持荷兰。
绿茵场上越来越紧张， 屡屡射门不中。有人拍桌子，有人跺脚。投影屏幕照亮了所有仰起的脸，人们隔空搭腔：“不进吗？”“球门是不是太小了？”米夏和非洲头发现两人都支持荷兰，相互击掌。
中场休息，阿訇立刻接管屏幕，悠扬诵经。不相识的人们热络起来，头上带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过去坐。她叫达拉，从美国回来休假。咖啡馆是她朋友光头开的。问光头为什么敢“聚众观球”，他指指屏幕背后，角落里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头：“他负责跟警察搞关系。”咖啡馆惹过很多次麻烦，关门，抓人，久了，却打通警民关系，缴点保护费，互守默契。只要不太大声，不打开窗子，楼下警察装耳聋。但也不能太过分，比如女孩们头巾可以歪，但不能不戴。光头说这样的咖啡馆在德黑兰有上百家，但不是每一家都敢播世界杯。跟禁忌周旋，底线都是相互试探出来的。
座中许多人，特别是女孩，看起来不象球迷，干嘛冒着风险来看球？光头说，这是一年之中，唯一能够半夜不回家的时间，年轻人想尽办法在外头晃荡。前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讨好民众，斋月里两点就下班，也不搞夏令时，国家经济受损。现任总统鲁哈尼务实，照常五点下班，但允许营业场所开到凌晨四点，弥补斋月白天无生意的损失。“四点，刚好球赛结束，”光头挤挤眼睛， “明年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逢伊朗与六国核谈判关键期，若鲁哈尼失败，强硬派又会占上风。
伊朗奉行经最高领袖“筛选”的民主选举，借此调整内外政策。狂人内贾德执政八年后，哈梅内伊允许保守派中相对温和的鲁哈尼参选。人们在同系保守阵营的三个候选人中选中了他。上台后，鲁哈尼释放与民间和解信号，比如恢复 2009年示威学生的毕业证书，平复前任内贾德留下的伤害。
第三桌是德黑兰大学学生，学艺术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工商管理的，无一例外参加了2009年抗议。有的被抓被打，有的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他们说革命平息后，人心疲累，现在不大谈政治。萨满现在专注观念摄影，明天他的个人摄影展，就要在这个小电影院开幕。宣传单上的照片，关于防毒面具、断裂的身体、沼泽中的手臂，逼人的隔离与困惑。萨满说，在伊朗，“我们不说，只秀出来。”（we don’t say it, but show it)
中间戴绿头巾的女孩，把手机推到我面前：“这些更好”。一组人像艺术摄影，朦胧的，人体的，月光花瓣的。主角正是撒满身边披黑纱的女孩。她一点也不尴尬，说这些不能公开展出，也许私人展览上可以。她站起来的时候，衬衣塞在牛仔裤里面，完全不符合衣着“掩盖曲线”的最高指示。
（伊朗街头音乐人。公开演奏西方音乐也是非法的，音乐人常常跟警察猫捉老鼠。作者供图）
在一个处处禁忌的社会，年轻人怎样相互结识？“像这样的聚会，还有Facebook，”绿头巾女孩说。太多网站被屏蔽，但每个人都用VPN，每个人都会翻墙。年轻人也愿意到这家咖啡馆上网，因为普通人家里只能用拨号，政府限制网速在128kb 。
爆炸头也坐过来。他不止一次被警察拦下，以至发明标准回答。警察问：“干什么的？”答：“话剧演员。”“演什么？”“一棵树。”有次一个年轻警察跟他聊天，说不喜欢这份工作，一个月收入不到100美金。他也喜欢爆炸头。
扎小辫的是舞台剧导演。为这过时的艺术家发型，也蹲过几天监狱。这一年多气氛宽松，大家探头探脑，又不安分起来。最近他排了一出剧，按达拉的说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为伊斯兰政府严禁跳舞。小辫改了名字叫“韵律活动”，希望掩耳盗铃能通过审查。
伊朗改革派经济学家雷拉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政府什么都管，权威就越来越弱。当人们发现，怎么戴头巾是反抗，上网翻墙是反抗，给女孩子拍照片是反抗，头发长一点是反抗，甚至看世界杯都是反抗，而反抗的代价，无非是罚钱、签字、一两天监狱，那么他们就习惯了反抗，越来越敢于挑衅权威。但等到政府察觉，也会猛然出手，重塑权威，就像2009年发生的那样：数十人被杀，几千人被捕。雷拉自己就参加了2009年抗争，鲁哈尼上台后刚刚获释。而运动领导人穆萨维，至今还在狱中。
像头巾、发型、聚众这些“秀出来”的反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刚刚完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那是一个全然封闭、严控的社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担任总统的拉夫桑加尼，被视为“伊朗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继任者哈塔米尝试政治改革，给民众更多自由。无奈美国压制政策不变，定义伊朗为“邪恶轴心”，对抗气氛中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内贾德执政头四年，伊朗人渐渐醒悟，这位总统对外骂骂咧咧，对内拿石油收入取悦穷人，破坏经济结构，通货膨胀严重。2009年很多人把票投给内贾德的对手穆萨维，但内贾德抢先宣布获胜，草率的选举结果激怒大众。
达拉游行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距离她五十米远的地方，脑袋被子弹射开花。她自己服刑六个月，出狱后远赴美国。在美国她竟怀念伊朗，“有时我甚至想戴头巾，毕竟我是这样长大的。”
不知谁提到1998年世界杯伊朗2比1踢赢美国，咖啡厅里热闹议论。米夏说：“我还记得第一个射门得分的家伙，跑向镜头，眼泪狂飙……”然后又说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员上场，手腕上缠着绿丝带，象征支持总统候选人穆萨维。为什么伊朗的足球如此政治？应该说，政治高压锅里，一举一动无不政治。
下半场仍然激烈，互射点球的时候，咖啡厅里座位打乱，爆炸头挡在我前面， 米夏跟绿头巾的女孩为邻。小辫坐在地上。达拉站着抽烟。光头穿梭送咖啡。管得松些，生意也会好些。问萨满，看球会讲脏话吗？“不，有女士在身边，我自然会注意语言。”
聪明的管治，退出个人生活，但仍牢牢抓住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民怨。但问题是，私人与公共事务的领域，越来越交织，没有充分的自由，一切仍然无不政治。
（伊朗当代艺术馆罕见展出国王时期收藏的西方艺术。图为伊朗女性经过摄影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创作的玛莉莲&梦露画像前。作者供图）
比赛结束，荷兰支持者们高举双臂唱起歌来，光头提醒他们小声点。本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道别。达拉问我和米夏，你们明天有什么打算吗？听说当代艺术馆展出国王时期收藏，有梵高夏加尔达利，那是伊朗跟西方亲密的时代，王室买了许多西方艺术品。米夏一言不发，掏出手机，交给达拉按下号码。
到门口，女孩们各自整理头巾。街上的车，似乎比我来的时候更多了。（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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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谁说了算?
当地时间5月12日，欧洲议会在斯特拉斯堡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拒绝“单边向中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让步”，并呼吁欧盟采取反倾销措施。按照西方媒体早些时候的报道，围绕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欧盟与美国在今年年初时候还是有分歧的。一些欧盟成员国主张同意，但美国表示了反对。如今，美欧实现“殊途同归”，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景又将如何?
了解这个话题，有必要先看看“市场经济地位”的内涵和外延。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中，对其成员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并没有明文表述。作为其前身，成立于1947年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的第6条补充规定的第二项中提到一种情形：“全部或是实质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一般认为，这个表述虽比较笼统，但对一个成员国是否认定另外一个成员国为“市场经济”有约束性作用。
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基本决定因素是该国的国内政治和法律机制。具体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纠纷解决，当一个国家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其出口产品的报价形成机制就被认为是符合市场经济理念，双方自动接受对方的报价并在此基础上处理企业提起的倾销诉讼。当一个国家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在应对倾销诉讼时，它的报价形成机制则不被采纳;提起诉讼的一方有自由选用一个它认为可以类比的其他国家的价格水平。这样一来，应诉一方则增加了纠纷处理成本，因为不得不花费更多精力去证明其出口产品的定价符合国际规则。
所以，中国是否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其实质的影响在那些被提起反倾销、反补贴出口企业应诉的法律成本。中国在加入WTO时，“在市场经济地位”议题上，采取的是过渡性安排。根据相关条款，在日，我们将自动获得这个地位。
那么，在欧洲和美国眼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什么就成了一个话题?不妨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国加入WTO时与其他成员国的相关约定，欧盟成员国和美国都有义务遵守。而另一方面，欧洲和美国对如何规范它们未来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纠纷解决上，出现了分歧。
就时下的中美经贸往来态势看，一些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非常关切中国钢铁等行业过剩产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市场价格产生的下行压力。美方认为，由于这些行业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它们的出口产品定价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补贴，所以在全球贸易中，中方企业占了不应有的优势。由于今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而在俄亥俄、密西根等能够决定哪一个党派胜出的“摇摆州”，钢铁业集中，受到的冲击最为直接。基于此，在美方出现了某种希望欧盟一致行动的声音。事实上，欧盟最终也遵循了美国的“意图”。
针对相关情形，中国要做的还是脚踏实地办好自己的事，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挤出过剩产能。同时，在WTO机制下，与所有成员国努力沟通，以实现我方应诉反倾销不利的“入世”有关条款的自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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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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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下)
―― 土耳其观察之二
注：本文系《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下篇，阅读前文可移步：周轶君：《》（一）回看整个盖齐抗议，艾明非常失望，除了保住几棵树，“什么都没有改变”。问到在公园里呆了多久，他吐吐舌头，说只去了两三次，没有过夜，“我不是英雄”。公园抗议的主体异常年轻，年龄介于15-30岁之间。艾明让我想起，另外两个抗议青年。一个是四年前陪我去土耳其最东边卡尔斯的翻译穆斯塔法。当时他即将大学毕业，无拘无束表达对国家崛起的亢奋。这有时让我们之间的对话陷入尴尬，因为每次都要顾及“土耳其至大”。他说话行事又有些自负。在卡尔斯，我们去库尔德和平民主党办公室。穆斯塔法从进门开始，就梗着脖子。土耳其政府为了加入欧盟，改善与库尔德族关系，允许一些小型党派存在。但是，大多数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暴力袭击念念难忘。采访中，和平民主党发言人滔滔不绝，攻击政府刚刚展开的和解计划缺乏诚意――我正暗想，这是害怕政府改善民生，瓦解库尔德人对他们的拥戴吧――突然，穆斯塔法站起，速记本往地下一扔：“我不翻了！这人是骗子！全是谎话！”冲出房间。他不给反政府的人传声。四年后见面，得知他参加了抗议，我非常惊讶。穆斯塔法长得更壮实了，蓄起络腮胡，声音更低沉。他在网上做进出口贸易，置了房买了车，衣着也更加精致时尚。工作经历令他自信十足，举手投足，表现出他知道自己是少有的聪明人。“当时我正跟朋友喝酒，看到有人在网上说盖齐要砍树，需要人手阻挡，我马上在街上登高一呼，召集了五千人一起去。”我对他讲的数字不敢确定，但可信的事实是，他最反感埃尔多安的就是禁酒令。还有，毕业时同班同学有个正义发展党的“好爸爸”，免试进入外交部，穆斯塔法中文更流利却落选。穆斯塔法自称共产主义者，一到盖齐就施展领导才能，研究地形，策划如何阻挡警察。他上推特发布图片，指导其他街区的人设置路障――我不敢确定他的“孤胆英雄”形象，但可信的事实是，抗议者相互不认识，在公共信息平台上沟通。作为无畏的共产主义者，穆斯塔法率先使用了最高程度的暴力――朝警察扔石头。“抗议的目标不是内战，不是搞坏经济，甚至不是拉倒执政党，但是理想的社会应该有自由和平等，”穆斯塔法的行动不乏理论指导，再具体一点，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埃尔多安别管那么多，医院不用排队，普及免费教育”。眼前的他，更愿意谈论个人，而不是国家。两个钟头之后，我抱歉说还要见一个人，第一个“读书抗议者”。盖齐公园展示了和平抗争的丰富形式，呆站、哑剧还有读书。穆斯塔法没什么兴趣，但还是陪我走向跟哈桑的见面地点。当哈桑走来――他瘦得像一根竹竿，背心垂在身上晃荡。满头小辫，耳钉鼻环，刺青从脖子一路沿伸。我感到穆斯塔法射过来狐疑的眼光。哈桑对于我还带来一个人，也有些惊讶。我赶紧向这两位抗议者解释，是分头聊天。哈桑带我去后街一个咖啡馆。不明白为什么要绕这么远，直到他说：“我是同性恋，很多地方不欢迎我，这家是熟客。”怎么能从外表看出性取向呢？他的打扮已经让大多数同胞觉得不正经。咖啡厅大麻味萦绕，呛得我想吐，搬到门外临街的桌前。《古兰经》说同性恋者“确是过分的人”。但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对同性恋展现罕见的宽容，每年六七月间默许游行。如果哈桑出生在周边邻国，等待他的命运大多是绞刑。因为有一线空间，土耳其同性恋群体，遇到抗议都会去展示自己，操练队伍。哈桑朝警察喊口号累了，坐在树下休息，包里正好有一本高尔基的《在人间》。“只想逗逗他们，”他走上去，冲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大声朗读，很快成为一景。盖齐抗议发生一个月后，伊斯坦布尔举行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行，十万人出席，其中很多来自盖齐公园。抗议者互不相识，未必相互喜欢，但也会做短暂聚合。艾明、穆斯塔法、哈桑，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离开了盖齐：各大反对党打着旗帜姗姗而来。以个人名义参加抗议的青年，不想被反对党的政治意图劫持。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主席来到盖齐，青年们嘘声相迎。艾明传统上是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但在这个时候，他担心反对党加入颠倒了抗议目的：“我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只是想问埃尔多安讨得尊重。”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让曾经的抗议者更加为难。除了埃尔多安，其他两名主要候选人一个出自库尔德党，另一个是共和人民党和另外两党联合推选的宗教学者。为了“阻击”埃尔多安在保守人士中的受欢迎程度，反对党把伊赫萨诺卢的宗教色彩宣传得比埃尔多安更加浓重。艾明很不满意这个候选人，但还是会做无奈之选。穆斯塔法和哈桑拒绝投票。反对党同样为了“赢”，而设计自己的候选人。他们知道宗教保守人士仍然在选民中占大多数，而不是盖齐的抗议者。抗议者不想让反对党染指盖齐公园纯洁的诉求，但是选举临近，他们又必须附属某个政党来表达意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党名目纷繁复杂，但权力本质上还是在凯末尔政党和宗教保守两派间轮替。这是抗议蔓延全球中的普遍规律了：代议制民主框架内，一部分人――姑且称之为“中产”，经济地位改善，思想日渐自由――有了诉求，却很难组织起来实现目标。如果埃尔多安面前摆着这样的数字，就不会放下身段，给予抗议者“尊重”，反会更加强硬地“说了算”：示威人数占总人口4%。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仍有近17%。宗教保守人士占全国一半。而那“4%”缺乏政党领导，甚至互不相识，拿什么与传统势力抗衡，更何况，面对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怒火尚不足以燎原。道别艾明一家，我深感不安，外婆可能会反感这个外来者，挑起家庭争论。没想到，合影的时候，她一只手暖暖圈住我后腰，欢迎我下次再来。爸爸说，家里经常争论，“才是民主”。“看来你家里，外婆是唯一会投票给埃尔多安当总统的人了？”我问艾明。他开“爸爸公司的车”送我回酒店。“不见得，”小伙子狡黠一笑。上次地方选举时，他身在外地不能投票，外婆替他去了票站，以自己的名义投给反对党。外婆说，未来不是她的，是外孙的，要听从他的选择。（二）希腊地产开发商亚尼斯，十年前来到土耳其，第一天就找到了家的感觉。“我们管相同的食物叫不同的名字，还为此打口水仗，当我在这里吃到熟悉的东西，才明白‘管他妈叫什么呢’――”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事先告知，亚尼斯卷发深目，非常帅气，很容易认出来。而当我们迎面走来，还是他从土耳其人中挑出一个中国人，比我从土耳其人中找出一个希腊人快捷得多。雅尼斯最好的朋友都是土耳其人，顺理成章在伊斯坦布尔找了一名土耳其妻子。希腊跟土耳其隔地中海相望，历史纠缠不清，人民行事方式也有很多共性，外人评价两者都是天生商人。亚尼斯觉得土耳其人比希腊人“勤快得多”，是中东穆斯林中少有不把迟到当美德的，欧洲人来这里做生意没有隔阂。土耳其劳动力质优价廉，建筑队伍出名，在欧洲很受欢迎。他说俄罗斯80%的工程都由土耳其施工队包揽。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是埃尔多安政府拉动国内经济的最重要动力。雅尼斯的德国母公司――他要求不公开名字――在土耳其投资这一行可真是有眼光。我去官方网站一查，这家公司在土耳其兴建27个项目，大部分已经完工。2008年全球一片愁云惨雾，工地纷纷烂尾，他们在土耳其新开四项工程，“最多延迟五六个月，从没取消”。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雅尼斯又承接一座大型商场。看看土耳其这些年的发展，回到深陷危机的希腊，“我的妈呀”，他说，太民主的地方不好做生意，外商欢迎埃尔多安这样能拍板的政府。我跟雅尼斯在伊斯坦布尔欧洲区Zorlu购物中心见面。这个庞大的建筑群汇集写字楼酒店，世界名牌商店，欧洲美食玲琅光鲜。意大利食品专区整整有三层，我们在里面举着电话相互找了半天。商场地下直通地铁，周围房产兴旺。雅尼斯说，伊斯坦布尔市场“已经饱和”，生意要向二三线城市扩张。我趁机问，这是不是说明盖齐公园真的没有必要改建成商场？他低头喝咖啡：“要看谁在做。”传言盖齐那一区的开发承包给了埃尔多安女婿的公司，雅尼斯说全然不知情。“不过，这种事情，不止土耳其有吧？”作为外国人，雅尼斯抽身旁观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复杂心情。他说自己有个做工程的当地朋友，“我看见他敲着脸盆上街抗议，但这次又打算投票给埃尔多安。”原因是，土耳其人有一句谚语“比赛中途不换马”。埃尔多安已经带领土耳其冲出去，谁也不想摔下来。对于一年多前发生的盖齐公园抗议，雅尼斯感觉久远。那不算什么大事，没有外商因此撤资。他仍然相信，穷过乱过的国家，需要埃尔多安这样的人物。或者说，普京那样的人物。有人总结普京的管治模式“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价值观＋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媒体”。普京和埃尔多安都喜欢选票箱，都对走上街头的反对者嗤之以鼻。普京在叙利亚、乌克兰局势中树立强人形象，国内支持度暴增。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在一篇分析中写道：“当西方记者嘲笑普京的时候，埃尔多安却在认真做笔记。”是的，连交替出任总理总统都学会了，埃尔多安已经指定一名心腹总理。也许，埃尔多安不会愿意当谁的学生，他对自己的执政成功自有说法。访问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后阿拉伯之春”国家时，他在公开讲话中给同行们上课：“管好你的人民，管好科技，管好经济，那你做什么都行了。”这种经过投票箱的专制，对统治者越来越有吸引力。雅尼斯在一个商场揭幕式上见过埃尔多安，“很高，很有魅力”，可惜没说上话。他不担心埃尔多安政府对“民主选举”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发现他们对于民意，越来越不敏感，以至愚蠢决策。比如在夏天快到的五月末，宣布铲除盖齐公园的树。又如抗议刚起时，埃尔多安不以为然，离开土耳其按计划访问非洲，更加激怒了抗议者。这种“不敏感”，也引来土耳其各地对建设工程的抗议：垃圾处理站、核电厂、煤电站、水坝。政府推进工程很少咨询民意，公开的信息有时语焉不详。一次，政府公布伊斯坦布尔某城区“改建计划”，两年后快开工的时候，居民才明白自己的住房将被推倒。“这可真把我吓到了，”雅尼斯庆幸自己不是那个可怜的开发商，面对怒不可遏的居民。土耳其经济也不能永远高速向前。2011年增长8.8%，2012年迅速滑落到2.2%。埃尔多安暗中支持ISIS，但这个激进组织很快失控，搅得天下大乱，搅丢了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伊拉克。埃尔多安支持宗教色彩浓重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跟新任军人总统闹僵。等到伊拉克通道封闭，土耳其需要借用埃及与以色列的港口向外运输，才发现那些风波都是“要还的”。土耳其无法成为中东问题的解决者，因为它本身是中东的一部分。雅尼斯问我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土耳其外交“安静多了”，“希望埃尔多安赢了总统选举以后，能放松些，别搞得大家太紧张。”埃尔多安的经济神话，还掩盖着一个巨大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土耳其人均收入已临近发达国家，但经济下一步发展，需要释放生产力，需要更先进的技术，这些只能来自真正自由的思想环境，来自更多妇女投入生产力，而不是呆在家里――也就是埃尔多安常常出来管的“小事”。埃尔多安对“工地”的热情仍然没有减退，尽管有人批评他上马不必要的项目，而一些城市的住房空置率超过一半。在可能的经济痛楚来临前，雅尼斯说，真正叫他紧张的，是商人卷入政治斗争。他清楚说出，“日”，也就是网上披露埃尔多安与儿子电话录音的日子。警察突然逮捕47名官员、部长的儿子、建筑承包商，搜出千万现钞，指控他们行贿、洗钱。埃尔多安迅速反扑，撤换几百名警察，包括伊斯坦布尔警长。法制缺席，这样的权斗，用雅尼斯的话说“惊心动魄”，他只能庆幸自己的老板没站错队。雅尼斯的妻子本来要一起见面。她来自土耳其少数派别阿拉维，更加世俗开放。妻子反对埃尔多安，打算投票给同属少数族裔的库尔德候选人。可惜她最终无法前来，电话里连声抱歉，说不然我会听到“完全不同的评论”，还笑着提醒我“雅尼斯没有投票权”。雅尼斯对这样家庭“内部矛盾”习以为常。他说自己也不喜欢埃尔多安对大众的钳制，不想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可是跟卡扎菲萨达姆比，埃尔多安不是个独裁者，他没有踩到我的底线。”“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踩到底线了呢？”我问。“直到我的妻子必须戴头巾，”雅尼斯掐灭了烟头，“那时候我就搬回希腊住。”（三）黄昏的塔克希姆广场人头攒动。从盖齐公园高处一望，广场中心支起几十张圆桌，铺好白色桌布，舞台上有人调试麦克风，似乎马上有演出。外围一圈拒马，印着“贝医奥卢区政府”字样，两头入口拉起绳子，绳子外挤满了人。舞台上的横幅，我认出两个单词“斋月吉祥”，想来圆桌是要上开斋饭。走到人群中，这些人的装束、面貌跟我这几天在伊斯坦布尔采访过的人，甚至街头所见的人都不一样，好像突然从城市某个角落聚拢到市中心。妇女们包裹严密，很多人穿黑罩袍，表示她们来自极端保守的群体。男子们有的衣衫褴褛。当中还挤着一名叙利亚难民。他一边惊喜地跟我讲阿拉伯语，一边提防着有人插到他前面去。他不知道谁筹备的开斋饭，看到街上有横幅广告就来了。我向几个包头巾的女孩子打听，知不知道谁办的斋饭。“AKP，”她们说出正义发展党的名字，又指指不远处埃尔多安的巨幅海报。这时我想起来，下午一直给正义发展党总部打电话，希望过去采访，通过翻译对方说忙着安排开斋饭，没空接待。原来斋饭就在眼前。贝医奥卢区区长，是埃尔多安的党内密友。隔着绳索，我看见两个衣着光鲜的人指指点点。男的穿米色西服套装，女的一身白色套裙，挎白色皮包。会不会是正义发展党的人？守卫见一个外国人比划着要进去，就放我钻过绳索。回头看，仍然被绳子拦住的人，无不焦急望向圆桌。最前排有老人、少年，双手交叉在胸前。一个婴儿骑在大人脖子上，眼睛也随人群盯着圆桌。现在，他们眼神忿忿，注视我提前入内。（资料图：等待免费开斋饭的人们；图片由作者提供）打扮光鲜的男女，不愿说话，把我交给一名粗通英文的侍者。侍者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容下2000人，斋月里每天都办免费晚餐。每张座位前都有一个四方纸盒。他打开盒子叫我看：面包，蛋糕，果汁。没有肉。像大一号的廉价航空飞机餐。“你要来一份吗？”想想外面还在等待的人，我坚决摇头。突然，侍者一把拉住我后退，惊喝一声：“他们来了！”开斋时间到，绳子松开，人群潮水般冲泻进来。男子甩开大步，争抢座位。黑袍女性跑不快，其中一个手里抱着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差点摔倒，幸好被人扶住。（资料图：开斋时间一到，冲向餐桌的人；图片由作者提供）侍者拉我退后，眼前的圆桌瞬间坐满了人。只消十分钟，大部分人就吃完了。光鲜男女不见了。舞台上，歌舞表演开始。吃饱的人们露出笑容。十几米开外，就是盖齐公园。如果那里代表愤怒的中产，我眼前就是饥饿的大多数。十三层楼高的埃尔多安，注视着这一切，微笑而坚毅。（资料图：十三层高的埃尔多安像；图片由作者提供）……………………………………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责任编辑：赵琼）
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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