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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小编有幸拜读了俞敏洪写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中学和大学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读完文章后，小编我也深有感触，于是就写文一篇和大家说说自己的一些所观所感。犹记得高考前一周的情景，教室外树影婆娑，气温已经明显升高。教室里面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学生。做完已经做过678遍的试卷，很多学生都卧倒在桌子上，气压低得让人只想睡觉。高中3年，我们周围的所有人都在说“现在辛苦一点，上了名牌大学就会轻松了。”令人难熬的2天“高考”过后，一切都结束了，就好像所有重担在那一瞬间化为乌有，心中只剩下无限虚无。在所谓的“万人齐走独木桥”的高考面前，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考定终身”捆绑着前行，至于未来如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在这样一种迷茫情绪的裹挟下，很多大学生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4年时光，大学毕业后，开始焦虑“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工作？”这种情形很像俞敏洪在文章中说的一种现象，他说“中学生和大学生，始终处在某种狭隘的眼界内，能够进名校就是巨大的成功，至于为什么进名校，进了之后要干什么，却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这也就直接造成了很多学生对自己的未来茫然无措，渐渐成为了一群只会听从老师与家长意见的“可爱绵羊”。“绵羊”这个概念，小编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万维钢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中看过，题目就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文章详细对比了中美两国名校高中生和名校大学生的不同之处，并由此得出“名校学生只是一群好得像绵羊的人”，“别人对他们有什么期待，他们就做什么事情，而且一定能做好。层层过关的选拔制度，确保这些学生都是习惯性的成功者，他们从未遇到挫折，所以他们特别害怕失败。”你可能听过这样一则新闻，某名校大学生在宿舍内烧炭自杀，留下遗书，疑因“学业压力过大所致”。细心的朋友也许还听过这样一则新闻报道，有位华裔学生SAT成绩非常优秀，还参加了很多国家级的比赛项目，她申请了7所常青藤大学，结果却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很多人认为这是常青藤院校的“不公平对待”，却很少有人思考什么才是“常青藤大学”？相较于学习成绩，学生的品格修养可能更为重要，选择一所学校的真正意义不只是为了未来有更好的文凭，还在于这所大学能教会你什么？可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为了成绩，学生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老师布置什么就做什么，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全然不顾，他们很像某种生产线上的组装机器，唯一需要的是学科成绩要比别人好。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曾在演讲中说：“我真的很害怕，因为学生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对于学生来说，上学不是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不是为了更加成熟的自己，而是为了成为天之骄子，为了得到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一切有利于自己的都是对的，一切不利于自己的都是糟粕，从什么时候开始，哲学成了人们的笑料，超凡脱俗被人认为是矫揉造作。受尊重的不再是那些潜心研究的学生，反而是那些穿名牌，开跑车的“大爷”，没想到，我们慢慢变成了一群没有思想高度，只顾眼前利益的钱理群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难怪会有学者呼吁社会“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因为在这个充满怀疑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信仰。---- END----长按关注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誉仁公众号微信号 :&Edurenglobal了解更多、更新、更全面的教育资讯咨询电话：021-全国热线：400-876-8005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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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今日的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对进入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拷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拷问？是因为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遭遇了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数量上的，高校招生规模突然“提速”带来就业压力空前巨大；二是质量上的，现在的大学生普遍素质不高，“高份低能”、“眼高手低”、“高智商，低情商”、“考场英雄，职场狗熊”、“知识的富有者，素质的穷光蛋”。数量多而素质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遂成为今日中国大学高居榜首的问题。
当下，面对中国大学教育，很多人怀念过去的大学。但“史境”已迁，话语也得转换。
中国古代的教育实际上是“贵族化”教育，尽管上学的人未必就是贵族，但学校进行的是“贵族化”“精英式”教育，培养的是“精英中的精英”。古代，学校少，读书人自然也是凤毛麟角，并且，社会分工不发达，职业还没有怎么分化，加上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官本位”社会，所以，读书——当官，就成了读书人人生奋斗的基本轨迹。“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成了中国读书人的人生信条。实际上，这里的“优”，原来主要指时间精力的优裕，即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到了后来，读书人把做官当作读书的最现实目的、人生的终极理想，所以，“优”的含义悄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了“优秀”、“优越”、“优先”，于是，“学而优则仕”便可以被诠释成学习优秀就去做官、学习而做官可以得到优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优先的选择是做官。读书人也就高高在上，万人瞩目，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读书人在实践方面也成了“低能儿”，所谓“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级差别、阶级区分随之产生了，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为了改变身份、地位，读书人千军万马挤向科考的“独木桥”。
现代大学的滥觞，动力之一是学科的分化、社会分工和职业的分化，当官不再是读书人唯一的人生选择，相反，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更多地选择自由职业、教师等，因此，尽管那时制度腐败、政治龌龊，但知识分子心灵的自由追求却十分奔放。那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即有宽广的知识面，也有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学数学的可以写出华丽的诗篇，学工程的照样有深邃的哲学思辨，不像今日的教授甚至大学校长，话说不成句，字写得像涂鸦，诗词对联胡读乱解。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培养职业革命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这是“学而优则仕”观念在新的“革命”氛围下的话语转换。在计划经济年代，高等教育被赋予最为深刻的计划性意义，国家不仅对大学的规模、规格进行严格的计划掌控，而且对其特殊的“产品”即大学毕业生的人生道路、定位都进行严格的安排。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方面限制了大学生职业的自主选择性和才干发挥的自我能动性，但另一方面大学生也不用为工作、生活等人生最现实的问题而殚精竭虑。因此，实践能力、创新素质在大学生的生涯中尚未凸显其重要性和急迫性，反正只要毕业了（甚至肄业），就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再说，那时候真是人才奇缺啊。再加上我们对社会主义“公正性”、“优越性”的片面理解，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人人有饭吃、社会主义不能有失业（事实上当时把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只有“待业”没有失业）等等，所以，大学生更不用去担心自己有无工作的问题，至多关心工作性质、种类的问题。“天之轿子”、“时代的宠儿”们备受关爱和青睐。
但也就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学生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表示为“骄——娇——焦”。主要由两种因素生成的：一是独生子女适龄上大学的时代开始了，骄——娇；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开始了，作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普通人，娇——焦。
而大学却似乎无视这个社会现实，或者说看见了也知道了却并没有真正应对社会现实。当下各大学都在什么呢？一是争着扩张，争夺生源，扩大招生，很多办学条件不具备的学校或者市场相对饱和的专业也在拼命上规模，只管“进口”（招生），不管“出口”（就业）；二是扩张校园，争着圈地，争着贷款，校园建筑豪华气派，只要大楼，不要大师，重视硬件，忽视软件，更谈不上对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甚至学生的培养经费特别是实习经费捉襟见肘；二是争创一流，追求“高”（水平）、“大”（规模）、“全”（学科专业齐全），忙于搞科研拿大奖，强调文章被检索，荒了主业（人才培养），实际上是新的“大跃进”、“洋冒进”，是办学指导思想上的模糊、办学定位上的错位、办学规格上的无序、人才培养目标上的迷失。这既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更与目前大学生的诉求相背离。高等教育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但高等教育也绝不能紧闭围墙无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大学是生产特殊产品（人才）的地方，既然生产出产品，就要与社会发生关系，就要推向市场。无视这一点，必然出现因要么产品因质量、规格问题销售不畅，要么因市场饱和产品过剩。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最终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危机。再说，现在学生是缴费上学，有权利要求学校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有权利要求学校教会自己就业的本领。再想想哪些经济十分困难的学生家庭，他们省吃俭用卖房卖地或者告帮借贷送学生上大学，为的是什么？还不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能多挣点钱，能改变贫困的现状吗？什么是高等教育以人为本？今天能教给学生就业甚至创业的能力就是以人为本。什么是高等教育教育科学发展？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就是科学发展。
1984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我工作的大学为学生作了这样的题词：“学而优则用，学而优则创”。“优”，一是优裕，也就是说，读书学习而时间经历有余，才能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实际应用；读书学习而时间经历有余，才能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创新创造。这里，一个人能否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能否有所创新，必备条件在于是否有充裕的时间、充沛的精力。二是优秀，也就是说，要想学习优秀，就必须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实际应用；要想学习优秀，就必须将所学知识付诸于创新创造。这里，学习是否优秀的衡量标准就在于实践和创新。
创新教育实际上就是素质教育，或者说是通过进行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早1980年代，国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陆续出台了很多关于素质教育的文件，在全国许多大学建立了素质教育基地。现在，中央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多大学也都把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作为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的新的理念。但纵观这20多年素质教育的实际，可以说是心动大于行动，“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湿，船过水无痕”。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想，这是一果多因的命题。
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对人才的指令性安排，高校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后，大学生不再拥有“铁饭碗”，被推上了人才竞争的大舞台。而现实的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产业化程度低，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满足不了年复一年的就业人群的要求；再有，与发达国家相比，尽管我国还有许多行业、地区人才严重短缺，尽管大学生在我国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由于大学生对职业的期望值居高不下，在择业过程中对自身的价值定位过高。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就业市场竞争的剧烈程度，并且这种竞争集中于大中城市、发达地区、管理部门和高薪行业，反映到教育领域，就是追求上名校，追求高学历。这样，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教育的应试色彩，就业市场的竞争性与高等教育的应试性相互促进。
原因之二，是社会环境。当下，要说进行素质教育，恐怕没有多少人持反对意见的。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孩子的书包，家长的心理要比书包更沉重。但要真正把素质教育付诸实践，反对得最起劲的也是学生家长，包括从事素质教育的学生家长。这是为什么？社会环境使然。从学校来讲，升学率已经成了衡量办学水平高低（或者叫“教育GDP”）的惟一指标，任何一个学校要想生存发展下去，都必须以提高升学率而不是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从家庭来讲，孩子能否上名校读大学、大学毕业能否有体面的职业，是每一个家长最大的心事。在激烈的升学竞争、就业竞争面前，任何一位家长都不会漠然视之、无动于衷的。在家长们看来，让孩子好好学习、考取高分，是对孩子的未来进行投资，既然国家已经不再为孩子的人生进行安排，家庭就承担起安排孩子人生的重担。为此，家长不仅督促学生的学习，而且督促学校的教育，这种督促是对学生学习任务的层层加码，如果学校要推行素质教育，往往会遭到家长的极力抵制。
原因之三，是学校教育。一是人才“被格式化”。从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方针到每个大学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培养“全才”，也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样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是没有“天才”、“偏才”、“怪才”发展空间的，最后培养出来的都是“庸才”，“全面发展”成了“全面低能”。二是应试教育。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就不必说了，实际上，大学照样是应试教育。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试后扔笔记，分数成了学生的命根子。三是素质教育形式化，课程设置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往往是因人设课，即有什么样的教师，就开设什么样的课程；素质教育一般都为任选课，学生纯粹是为了学校规定的“学分”，就像1970年代在生产队“挣工分”；学校对素质类选修课基本是“放羊”，缺乏考查机制。四是工具主义。教师的授课、学生的上课，都是工具主义的。教师是为了完成工作量。学生是为了应付毕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考证上，因为这些是将来在就业市场上的“硬通货”。而整个学校似乎不再把育人作为第一要务，而把争取项目、获奖、学科点、经费等所谓“标志性”成果作为牵动学校神经中枢的重中之重，素质教育则是“弹性的”、“隐性的”、“立杆不见影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落实起来不要。
尽管如此，作为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还是要呼吁，而且越是忽视素质教育越是要呼吁素质教育。
在今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极端严峻的情况下，大学必须强化以创新意识核心的素质教育，同时，强化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就业能力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创新意识、就业能力的要求将越来越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9月5日召开的“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指出，人口三大高峰在未来的30年到40年将相继来临，即人口总量现在已经达到13亿，在未来20多年当中，新生人口还会以平均每年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劳动就业人口的总量在一步一步地逼近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台阶。”牛文元说。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急速递增的求职大军，日复一日的求职压力，相信大部分求职者都深有感触。有数据显示，50年前，一份工作的平均寿命是23.5年，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降低为3.5年。也就是说，如果你20岁开始工作，等你32岁的时候，你大概已经换了8份工作，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能换过不少于20份工作。每份工作时间的缩短，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求职的压力也相应增加。
所以，我认为，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就业能力＋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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