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强占土地天理何在【临沂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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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占土地天理何在收藏
依法依规征收土地修建学校，本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但山东省兰陵县教育体育局则故意违法，在没有办理土地征用使用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圈占农民耕地近205亩，抢建东城实验学校项目，而该县国土资源局连续两次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共计罚款360多万元，责令其退还耕地，并没收其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然而，兰陵县教育体育局并不怕罚，“慷慨”支付巨额罚金之后，也不归还耕地，仍然继续建校。兰陵县教育体育局缘何如此大胆公然违法，巨额罚款又是从何而来?有知情人士指称，兰陵县教育体育局胆敢违法圈地，有能力支付巨额“罚款”，只不过是兰陵县委、县政府把左口袋的钱放进右口袋罢了，其目的是为了少付农民征地补偿款。而在非法征收农民土地过程，与其签订征地合同者，许诺其可得计划生育指标或免除违章建筑罚款等。　　违法圈占耕地，强行修建学校　　磨山镇西三峰村与兰陵县城相交，区位优势明显，全村3000多人，以耕种为业。　　“我们村民都支持修建兰陵县东城实验学校，方便自家小孩上学，就读好得学校。但修建学校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西三峰村村民张自洁说，“耕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一旦被征用了，大家今后的生活就没有了保障。因此，在修建学校之前，应该依法依规征收我们农民的耕地，至少给我们农民一个妥善的安置和合理的赔偿，像现在非法抢占我们的土地，谁的心里愿意?”　　该村农民张伟华说，他家一共被强占了4亩多耕地，其中建东城实验学校占用了2亩多，建兰陵县职业教育中心又被占了2亩多，现在全家已无地可以耕种了，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介绍，他们承包本村的耕地是30年不变的，于2029年3月才能到期。日，当时地里已经种上了小麦和大蒜，并且还长出了幼苗，但兰陵县教育文体局在没办理土地征用使用手续，也未经任何村民同意的情况下，便伙同东城实验学校施工单位，开挖掘机强行占用了23户农民耕地共计82.19亩，在村民与之理论的过程中，一名妇女被一群不名身份的人打伤住院，而该妇女在住院期间，兰陵县教育文体局相关人员从未前往医院探视。基本建成10栋教学楼、办公楼之后，兰陵县教育文体局又非法占用121.17亩终止耕地续建学校运动场，其非法占耕地面积共计203.36亩。　　东城实验学校外景　　正在圈占耕地　　被蹂躏的玉米地　　国土局责令叫停，教育局有钱任性　　针对兰陵县教育文体局上述违法用地修建东城实验学校项目事宜，西三峰村二十三户村民集体向兰陵县、临沂市国土资源局反映了该庄违法用地情况。　　兰陵县国土资源局于日认定兰陵县教育文体局非法所占建校土地为一般耕地，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兰陵国土资罚字[2014]第575号)：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82.19亩土地;没收其非法占用土地上的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对该单位的非法行为，处以每平方米30元的罚款，共计164.376万元，全额上缴国库。　　同年8月6日，兰陵县国土资源局向兰陵县监察局提出行政处分建议书，兰陵县监察局给予兰陵县教育文体局局长张同峰行政记过处分。　　日，兰陵县教育文体局全额缴纳了罚款后，其他处罚并没有履行，即未退还非法占用耕地及未没收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11月4日，兰陵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兰陵国土资强申字[2014]第768号)，但至今未果。　　而兰陵县教育文体局面对兰陵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非但不完全履行，还继续非法占用农民121.17耕地修建该校运动场。日，兰陵县国土资源局再次立案查处兰陵县教育文体局非法占地行为，并于7月7日向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兰陵国土资罚字[2015]第575号)：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其在非法占用121.17亩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并处以201.9575万元的罚款，全额上缴国库。　　至于兰陵县教育文体局为何不退还耕地，还继续施工建校，兰陵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室一姓冯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作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依法该做的都做了，有些事情落实不了，他们也没有办法。　　令人玩味的是，日，兰陵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兰陵政复字[2014]第768号30-52号)：维持兰陵县国土资源局对兰陵县教育文体局作出的兰陵国土资罚字[2014]第5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兰陵县教育文体局还是拒不履行。　　“罚款”系左手罚给右手?　　兰陵县国土资源局给张自洁、张伟华等人信访的答复意见书(兰陵国土资复字[2015]第26号)上表述，为了提高兰陵教育质量，缓解城区教育压力，解决县城东部就学需求，促进兰陵教育事业发展，县教育文体局决定在县城东部建设一所东城实验学校，包括初中、小学和幼儿园114个教学班，规划占地205亩。该项目于月办理了环评、水土保持、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立项等手续，但并没有办理土地征用使用手续，县教育文体局属于违法圈占西三峰村农民耕地。　　针对兰陵县教育文体局违法圈地行为，作为“地主”的磨山镇人民政府则称是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配合规划、土地、教育等部门，对建设区内的土地按政策规定进行流转。每亩补偿4.5万元给农民，是按照鲁政字[号和《苍山县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表》(苍山县即为兰陵县)规定的标准执行，而西三峰村属于二级地，补偿标准应为每亩4万元，目前补偿已高出征地补偿标准。　　事实上，鲁政字[号文件规定(日执行)：一、本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是指征收一般农用地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之和，其他地类以综合地价标准为基础按以下系数调整：农用地中的基本农田1.2;建设用地 1.0;未利用地0.8，并没有规定每亩土地的价格。而《苍山县征地片区综合地价表》(预测时间：2012年9月)中的二类地为3.9万元/亩。　　而日，兰陵县人民政府出台各乡镇基准地价表(表7)，无论是商业、住宅、工业用地，磨山镇每亩地的基准价都没有低于9万元!　　据知情者透露，兰陵县教育文体局和磨山镇人民政府之所以敢抢在日违法圈地，就是为了给政府财政省钱，短短30几天的时间为政府财政节省4.5万元/亩!而兰陵县国土资源局对兰陵县教育文体局行政处罚，那只是象征意义罢了。兰陵县教育文体局被罚款的钱从何而来?他们是行政单位，靠财政吃饭的，他们的钱也是兰陵县财政划拨，总不可能他们自己掏腰包凑罚款吧。罚教育文体局的款，本质上是县委、县政府把左口袋的钱放进右口袋，这也是教育文体局为什么只能“被罚款”，而不会被强制执行退还违法耕地的真实原因。　　签征地合同可得生育指标?　　就在兰陵县教育文体局一边建校一边违法圈地的同时，磨山镇人民政府也积极配合，也忙着向农民“征地”了，因为没有合法的征地手续，再加上偏低的补偿价格，起初多数农民并不配合。　　“既然县委、县政府早有规划修建东城实验学校，为什么不等到办理了完备的征地手续才开工呢?不公式、不开听证会，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自家的耕地突然就被违法圈占了，教育文体局明显是知法犯法。”张自洁对记者说。　　“我们做老百姓的胳膊扭不过大腿，但耕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张伟华认为，既然兰陵县国土资源局认定县教育文体局属于违法圈地，就应该把土地退还给他们，并赔偿相应的损失，对县教育文体局巨额处罚，对他们农民来说毫无意义。　　“没有办法呀，我不得不签定征地合同，因为小孩将来还要在这儿上学，同时，村干部许诺我可以再生一胎，还可以免罚超生款。”一村民满脸无奈的样子。　　而另村民也说，如果他不同意签订征地合同的话，有关部门就叫他在县城某单位上班的儿子回家，让儿子来做他的征地工作，他什么时候签定了合同，他的儿子就什么可以回单位上班。　　另据村里的消息人事透露，被兰陵县教育文体局违法圈地的农民将近100户。目前，兰陵县教育文体局尽管没有征地的合法手续，但大部分农户已经与其签定了征地合同，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只要签定了征地合同，以前违章建房的不罚款，想要还生孩子可得生育指标，孩子上学优先安排等。现已有30多户农民得到这些口头“实惠”，而这些实惠的承诺，都是由东城实验学校指挥部和村干部来谈判完成。　　就此，记者致电东城实验学校指挥部负责人宋剑(磨山镇副书记)，但电话一通就被挂断。而兰陵县教育文体局办公室一姓高的工作人员则称，有关东城实验学校项目的一切事项都由该局监察科负责，但监察科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记者登陆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官网，在其内网检索也无“苍山东城实验学校项目”的任何信息。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征地管理处一负责人称，建设需要用地的，只要涉及到农民耕地，哪怕是一分土地，都需要山东省人民政府审批。用地单位没有办理土地征用使用手续的，都是非法使用土地;非法使用土地者必须恢复原状，把土地退还给合法使用者。　　山东省卫计委政策法规处称，生育要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不符合政策的，谁承诺都没有用，都要依法惩处。　　另据了解，兰陵县职业教育中心也违法圈占磨山镇西三峰村土地145.4865亩，兰陵县国土资源局也于日给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兰陵国土资罚字[2015]第18号)：责令其退还土地给西三峰村村委，共计罚款429万多元，全额上缴国库。　　兰陵县教育系统真有钱，违法不怕罚，真的有办法。(记者 周寒)　　图片兰陵县职业教育中心，也是违法圈占耕地的。　　法律解读：　　日施行的《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的标准，按照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每3年调整公布一次。　　第二十四条　建立被征收土地农民就业保障制度，将被征收土地农民纳入失业登记范围和就业服务体系。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从当地的土地出让收入中一次性安排适当数额的资金，扶持被征收土地农民就业。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向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免费提供劳动技能培训;具备条件的，应当安排一定的公益岗位，扶持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就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十八条 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土地整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推进土地整理。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的60%可以用作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七条 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新闻纠错：010-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广告服务|版权声明|网站地图 消费日报社主办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定安东里20号 邮编：100075监督电话：010- 传真：010- Email: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铭泰律师事务所 刘清岩 律师 京ICP备号国新办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号 Copyright[em]e257934[/ All Rights Reserved[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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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打主意，欺骗农民，低价补偿，违法口头承诺，希望临沂市政府能为民做主。
登录百度帐号推荐应用　　临高县临城镇大波村属城中村，土地弥足珍贵。2012年海南省财政厅拨付300万元专项资金给临高县政府建设特殊学校，县政府下文件要求把特殊学校建在县第三小学，可是县教育局长却以建特殊学校为名，无视数百号大波村民的强烈反对，雇佣数十名不明身份人员，用流氓与暴力手段，擅自非法侵占大波村集体的土地，自称建特殊学校，与村民发生流血冲突与规模性群体事件。至今教育局已投入100多万元强行占地建房（已竣工正在装修），但从未办规划、设计、审计、报批报建等手续。省财政厅拨给的300万元专项资金不排除有部分已被非法挪用的可能。
　　2013年底，大波村民把县教育局非法侵占土地行为告上临高县法院，日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的被告县教育局仅口头辩称是县政府公益事业建设特殊学校，却拿不出任何属政府行为的证据。如果属政府行为必须有县政府的批准文件和办理规划、设计、审计、报批报建、招投标、建设施工合同、监理合同等一系列文件手续证据，可是被告一无所有，不排除是某个县领导假公济私，借政府行为之名行个人行为之实。即使是政府行为，未经审批，县教育局长已明显渎职！
　　我大波村民质问县教育局长谢某侵占土地是否有县政府批准文件时，谢某答称：“我就是政府，我说的话就是文件”（有录音为凭）。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竟然如此牛逼轰轰，其后台究竟来自何方？
　　有县国土局出示的《大波经济社宗地图》证实县教育局非法侵占的土地权属我大波村集体所有。
　　我大波村把县教育局非法侵占土地建房行为向县住建局和县城监大队反映，按《城市规划法》和《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违章建筑应限期拆除并退出违法用地，可是有关职能部门却置若罔闻，同样渎职！
　　法院开庭审理后，县个别领导干预法院对此案的正常审判工作，致使法院超期3个月未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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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到海南省政府网http://www./code/V3/szxx/post.php里面，要不然又被版主删掉了
　　@lidong4 1楼
19:36　　贴到海南省政府网http://www./code/V3/szxx/post.php里面，要不然又被版主删掉了　　------------------------------　　污蔑版主　　我删掉你脑壳
　　@lidong4
19:36　　贴到海南省政府网http://www./code/V3/szxx/post.php里面，要不然又被版主删掉了　　------------------------------　　@北伐之军 2楼
20:16:00　　污蔑版主　　我删掉你脑壳　　-----------------------------　　记得25日晚上见过这帖子的，26日白天就不见了，到了晚上又冒出来啦......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啊！如果这帖子有命活到法院判决的那一天，不管输赢结果如何，楼主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新，向大家普及一下法律知识哦！谢谢啦！
　　教育局长真牛！！听说现在的校长，副校长都是他的亲戚。
　　说错了，应该是教育局长的亲戚都当校长或副校长了。
　　据楼主之前的帖子所述，谢局长所“强占”的土地就是原来大波小学的旧址，如果该小学原来就是公办学校，历史上早已“划归”教育局所有，而大波村的先民几十年来并未对该宗土主张过权利，而如今教育局在该地块上兴建特殊教育学校又引发了权属之争.......　　咱们还是理智地等待法律的判决吧！
　　@寂寞高山岭 6楼
09:30:00　　据楼主之前的帖子所述，谢局长所“强占”的土地就是原来大波小学的旧址，如果该小学原来就是公办学校，
上早已“划归”教育局所有，而大波村的先民几十年来并未对该宗土主张过权利，而如今教育局在该地块上兴建特殊教育学校又引发了权属之争.......　　咱们还是理智地等待法律的判决吧！　　-----------------------------　　言之有理，任何事件爆发，需要对其表面与背后的原因加以思考，现在作为看客不敢妄加评论谁的对与错。
　　搞特殊教育学校，为老百姓的残疾儿童读书，村民应该支持才对啊。现在的人不知道怎么了。
　　@淡然面对世间 8楼
11:37:00　　搞特殊教育学校，为老百姓的残疾儿童读书，村民应该支持才对啊。现在的人不知道怎么了。　　-----------------------------　　据悉，（1）、县教育局长谢某指示不明身份人员采用暴力手段侵占的土地的确是原大波小学的旧址，但大波小学原属村办小学，八十年代中期教育局才委派个别公办教师到该校任教，无任何证据证明该土地已划归教育局所有这回事，大波村集体的土地凭啥划归教育局所有？（2）、大波村民几十年来进出村庄的唯一出入道路途径大波小学操场，此外2009年大波小学搬迁后，个别大波村民侵占该小学旧址一小部分土地建房居住，以上事实都表明大波村民从未停止过主张土地权利的表现。（3）、既然是县政府公益事业承建特殊学校，并且已经投入了100多万元，为何没有任何可反映出属政府行为的证据呢？未经规划、设计、审计、报建审批、招投标、监理等，教育局长明显是乱来，有关部门应该查处省财政厅拨付300万元的真正去向给全县人民一个交代。
　　淡然面对时间同志，如果县教育局强拆你家祖屋来建特殊学校，你会同意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呀？
　　@临高大波村民 10楼
12:33:00　　淡然面对时间同志，如果县教育局强拆你家祖屋来建特殊学校，你会同意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呀？　　-----------------------------　　大波村民应应该把临高县教育局长谢某的行为向中央巡视组反映一下。
　　@淡然面对世间 8楼
11:37:00　　搞特殊教育学校，为老百姓的残疾儿童读书，村民应该支持才对啊。现在的人不知道怎么了。　　-----------------------------　　搞公益事业也不能侵害其它人的合法权益！　　教育局建设校舍的相关报建、规划许可等手续问题可由城建监察大队管辖、处理。若城监大队不作为可投诉、有违法线索可举报！　　若原大波小学为村办学校，其校舍为村民自筹资金建设，教育局只是委派教师进行教学和日常管理的话，显然，该学校的产权应该还是属于村集体的！　　但是，如果原来那些校舍都是教育局长期、屡次投资兴建的，几十年来历辈村民都对教育局的“强占”、管理没有异议的话，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历史变迁然后慢慢就“变”成教育局所有了，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还是期待法官的高见吧！
　　妥妥的解决！　　
　　根据《土地管理法》及相关规定，在农村经济组织土地界线范围内的土地，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国家所有的，该土地所有权归属农村经济组织所有。
　　@临高大波村民 14楼
16:17:00　　根据《土地管理法》及相关规定，在农村经济组织土地界线范围内的土地，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国家所有的，该土地所有权归属农村经济组织所有。　　-----------------------------　　楼主：在原大波小学建起一所特殊学校，是件好事、实事！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理应支持才对，教育局是在建学校，不是进行土地开发，不是搞房地产，土地还是政府的。是什么利益驱使楼主借村民之口在此胡乱叫嚣、出口伤人呢？！
　　为本村集体利益说句话不可以呀？公益事业是好事，但你教育局拿出是搞公益事业的证据来应该可以吧？为啥什么证据都拿不出呢？
　　教育局强拆你家房子建公益事业，你也不同意吧？搞公益事业也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吧？我陈述的都是客观事实，并非“胡乱叫嚣、出口伤人”，请注意您的口德好吗？
　　不要吵,交给巡视组处理
　　上报巡视组，谢某的日子到头了！嘿嘿
　　楼主：临高大波村民 时间： 17:25:00 　　为本村集体利益说句话不可以呀？公益事业是好事，但你教育局拿出是搞公益事业的证据来应该可以吧？为啥什么证据都拿不出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原大波小学建起一所特殊学校,这不是搞公益事业的证据吗?
　　此事不敢下品论：但是有点确定的是 交予巡视组一定有水落石出一天、结果一定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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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明一下不是版主封的口，是社区编辑047封。
<span class="count" title="万在土地法中对非法占用土地的罚款标准_百度知道
色情、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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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法中对非法占用土地的罚款标准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方式主要包括：　　①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即将非法占用的土地恢复到占用以前的状态，如果非法占用的土地是公共用地或未确定给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国有土地的，要恢复到占用以前的原貌；如果非法占用的土地是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国有土地的，要将非法占用的土地退还原使用者，由此而给原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可以依法追究违法使用者的民事责任；如果非法占用的土地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交还原农民集体经济组织。　　 　　②限期拆除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如果在非法占用的农用地上新建了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并且这些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是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违法者在一定期限内予以拆除，恢复土地原状。　　 　　③没收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如果在非法占用的土地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没收。　　 　　④罚款。　　对非法占用土地的，除采取上述处罚措施以外，还可以对当事人处以罚款，但罚款是选择性适用条款，是否给予罚款，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违法情节而定，至于罚款的具体幅度和标准，应由《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作出明确规定。对非法占用土地的，对当事人处以罚款，《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罚款额为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30元以下。　　⑤行政处分。　　给予行政处分的对象是非法占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的依据是《国务院关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规定》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行使行政处分的机关是有关责任人员的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　　 　　⑥刑事责任。　　主要是指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情节严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时，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法律责仃，包括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处或者并处罚金等。需要说明的是，构成此罪，必须是非法占用耕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非法占用土地行政处罚罚款额为每平方米3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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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调查报告】土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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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经济半小时》&&日 土地是农民的立足之本，如果失去土地，很多农民就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基本手段。但是，由于目前一些地区土地市场秩序混乱，非法占地相当严重，迫使不少农民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辛勤耕种的土地。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曾作出批示，对各地以各种名目非法占用、转让土地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对违规建立的各类园区要清理，对土地执法中的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今年6月25日第13次全国土地日所确定的主题也被确定为规范土地市场, 促进可持续发展。而我们的记者就在全国土地日之前，对四川省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的违规操作行为进行了调查。 自贡位于四川南部。1993年，自贡市开始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当时计划征用土地10平方公里。如今十年时间过去，自贡高新区已经完成了50%的土地征用计划。其中紧邻自贡城区的红旗乡的上千户农民因此离开了生养了几代人的土地。面对高新区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档住宅，这些农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他们靠什么谋生呢？我们的记者宿琪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在高档住宅蓝鹰花园的建设工地上，黄永农和村里的几个人正埋头拣着垃圾，一整天只能挣五六块钱，主要靠拾破烂为生。 四川自贡市原红旗乡农民黄永农说："现在基本上一个多月吃一次肉。" 稀饭就着桌上的豆干和酸菜是黄永农的一日三餐。征地之前，他有一亩土地种着水稻和蔬菜，衣食无忧。再加上养猪养鸡每年能有两千元的纯收入。但从土地被占用之后，他每个月只能领到80元生活费。这比自贡市最低生活保障线143元还相差很远。黄永农："现在我个人的生活开支也要二百多元。" 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始建与1993年，计划征用红旗乡、凤凰乡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地处城乡结合部，农民较为富足。以白果村八组为例，全村280人拥有土地303亩，主要种粮食和蔬菜，再加上一些副业，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两千元。但是1995年他们的土地被征用，按照当时的补偿标准：18岁至40岁的农民一次性领取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8年过去了，很多农民领取的8000元安置费早就用完，他们只有自谋生路。 原红旗乡一位农民说："一分钱生活费没有，就靠大街上补点鞋子，擦皮鞋，一个月才能得到一两百元生活费，现在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加上我的娃娃，读书也没钱，都去借钱。" 从1997年开始，失去土地的村民又要失去住了几代人的房子。几百户农民与高新技术开发区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暂时搬进了周转房。但记者看到周转房里阴暗潮湿。住在这里的农民最害怕的就是下雨，不仅屋顶漏雨很厉害，而且门口的路成了一条烂泥路，根本走不了。很多农民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王德芳的老伴到去世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新房子。 原红旗乡农民王德芳说：" 我住在此一年拖一年，去年上面就说，过了年就修，这都好几个月了，没有音信。" 按照当时与自贡高新技术开发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他们一家从1998年到2000年4月住在周转房。日，就已搬进新房了。但记者调查了上百户农民，他们在这样的临时住宅里已四五年，至今也没有说法。 既然高新技术开发区违背了拆迁合同，它有没有补偿给农民呢？当记者逐条研究了协议的内容，吃惊地发现：在关键的违约责任一栏中，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甲方违约时应付给农民违约金处被划成了空白。 王德芳说："它（开发区拆迁办公室）咋子说，它说会给你修，但现在它（开发区拆迁办公室）已经违约了，它现在违约，但它又没有违约协议书，违约责任也没有写。" 黄永农住的这片周转房与高档住宅蓝鹰花园遥相对应，王德芳老人抬眼就能看见拔地而起的商品房。然而，失去土地和房子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家究竟在哪里？失去了土地，红旗乡很多农民曾经把富裕的希望，寄托到高新区的工厂身上，盼着能进厂打工挣钱。可是，土地被征用了好几年，他们却发现，这里并没有建起期盼已久的工厂，反倒盖上了成片成片的商品房。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究竟在搞什么开发？那里的土地征用有没有遵循法定的审批程序？对这片土地的用途，农民自己有什么看法呢？ 这一天，红旗乡大岩村二组的农民又聚在一起开会，会议的发起人是被大家选举上来的组长黄显山。上任之后的他却显得忧心忡忡。原来在工作的交接中他遇到了麻烦，原任组长吴应鑫拒绝交出所有的资料。 黄显山说："向吴应鑫索要过去的资料，他就没有交这些东西。就是生产队所有的一些文件，资料呀，这些都没有交，包括历年的财务账目。" 过去吴应鑫做了十几年的组长，管理大岩村二组322个村民。大家反映，历年来全组的账目从来就没有公布过，一直到2002年土地被征用。去年，全组人罢免了吴应鑫的职务，选出了新组长。在新组长的带领下农民多次与吴应鑫交涉，最后得到了一份土地出让协议的原件。这已经是征地结束的半年以后。 原红旗乡大岩村二组农民告诉记者："我们不知道土地出让协议是在什么时候签的，一点都不知道，没人对我们说起。" 看到了这样一份土地出让协议，农民的疑虑不仅没有打消反而加重了。其中，在批地的审查意见中，红旗乡政府，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自贡市国土局都是在2002年的5月27日签字盖章。但全队的土地在2月份就被大面积地征用了，第一笔赔偿金也在2月8日拨到了农民手里。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民的意见。同时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成员公布，接受监督。大岩村二组的农民只知道他们每人能拿到一万三千余元的补偿费，但这笔补偿费究竟按什么标准来计算，他们一概不知。 一位农民告诉记者："（我们农民）是在2002年的2月8日拿的钱，头笔安置费（征地协议）还没经过审批，（安置费）这个票子已经先到我们社员群众当中，他就先斩后奏。" 征地在先批准在后这只是问题之一，记者在这份征用土地协议中还发现，很多项关键性条款都是空白，比如建设项目总投资，项目总占地面积等等。甚至在赔偿的数字上进行了涂改。这样一份土地出让协议是如何通过几个部门的层层审批呢？ 通过调查还发现，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征用红旗乡土地的过程中，存在的违规操作还不止这几个环节。从1993年开始，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红旗乡的农民陆续签定了土地征用协议。按照程序，这样的协议应该在征集农民意见的基础上，由村组长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代表签字盖章，经过红旗乡政府、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土处、自贡市国土局层层把关才可以生效执行。但在前面的调查中，我们看到，土地协议生效之前，农民的土地已经被征用，并且还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怪现象不仅仅是这些。 记者随后来到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查。征地办公室副主任郑和平拿出了从1993年开始的土地征用合同。记者特意挑选了大岩二组的协议，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甲方高新区管委会的下面，负责人罗文使用的是印章。请注意它与村民们手里的那份协议有细微的差距。这份使用的印章，而那一份却是罗文的手写签名。同时签订的协议，为什么会出现两个版本？蹊跷的事情还在后面，在很多1993年到1996年的协议中，建设项目批准机关一栏中都没有填。 郑和平副主任说："一般的规范是不是包括这个批准机关，批准文号都是应该很明确的，（批准机关）应该是四川省级别的，就是省市一级的，因为1995年我不在，我是1998年才过来的，前头的事情，我就不能说清楚，这大概可能是一种疏忽，可能没填上去。" 按照规定，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征地必须经过四川省政府的批准。但在数十份协议中，都找不到批准文件和批准机关的影子。记者要求看一看从1993年到1996年的审批文件，但多次争取也没有看到。白果村二组的土地先后被征用了好几次，而签订的协议也是漏洞百出。其中的一份协议上面，甲乙双方的签字是1997年，而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自贡市国土局早在一年前就审批通过了。另外一份协议中，连最起码的甲方乙方单位都省略掉了。对于这些疑问，拆迁办公室主任以说不清楚给以答复。记者在采访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要领导时，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四川自贡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成炳告诉记者："过去就是边征边用，过去还没有批就用，这种情况都有，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逐步地清理整顿，该补办手续的就补办手续。" 按照这位副主任的说法，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土地征用已经越来越规范了。大岩村二组的土地就是去年被征用的，但农民的反应为什么还是比较强烈呢？记者要求看一看征用大岩村二组的批准文件--四川省政府1996年发第347号文。 李成炳副主任说："我也没看到这个文件，因为我只负责拆迁，负责组织资金准备补偿，这个具体内容我没有看到，因为我来的时间短。" 记者往返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自贡市国土局要求看这个文件，几经周折都被种种理由拒绝了。最后记者来到四川省政府的档案室里，见到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原来这是一份补办的征用土地的批复。其中这样几句话格外显眼：自贡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未批先用土地是错误的，要认真吸取教训，增强法制观念。这份文件主要明确规定了征用大岩村的土地用于一个经济园区的建设，并明细了23个项目的名称。被征用土地的80%用于厂房建设。但在现实中经过记者的调查，这里修建的却是四川理工学院。 一位农民对记者说："地被征用建理工学院，说小一点，是为我们子孙后代，说大一点是为了国家多招人才对不对，我们应该做出牺牲，但是我们应得的东西确实得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善良的农民对修建学校表示支持。但他们并不知道在《土地管理法》中，对土地用途的变更做了明确的规定：建设单位确需改变土地建设用途的，应经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但是记者并没有看到有关重新报批的手续，四川省政府也没有重新批准的文件。开发区还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发现，在他们的家园上，并没有矗立起厂房和车间，而是越来越多的商品房。在眼花缭乱的售房广告背后，几百户农民还在苦苦地盼着自己的新家。 到２００１年底，我国耕地实际保有量下降到１９．１４亿亩，已经低于国家"十五"计划确定的到２００５年耕地保有量为１９．２亿亩的目标。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将使得城市开发建设和保护农民土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但无论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也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国土资源部就发出紧急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商品房开发。严禁任何单位、个人与乡村签订协议圈占土地。对于签订这种协议，要求办理用地手续的，要进行认真清理，所签协议一律无效。 《经济半小时》记者：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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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三农”调查报告――上学篇央视国际 日 22:54 　　很多城里的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学习，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而一些乡村里的孩子，他们有时甚至连站在起跑线的机会都没有。目前，农村中小学生占我们国家中小学生的75％，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却不足全国教育投入的30％。近5年来，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增幅为72.69％，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增长只有50.49％，相差22个百分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投入严重不均，让一些农村地区的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基本权力。穷国办大教育的基本国情，依然使教育特别是农村的教育面临许多困难。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1个少数民族，素有歌海的美誉、山水甲天下的美名，位于黔桂交界的融水县是广西唯一的苗族自治县，就是在这块美丽的地方，上学难依然是许多孩子首先面临的困难。《六省三农调查报告》的第五路记者，来到这里调查农村教育问题。 　　2003年4月，记者来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大山深处的白云乡高孝村教学点，刚下车，就被从未见过摄像机的孩子们围住。 　　 清脆的童声不知道即将失学 　　来这里上课的孩子年龄在6――9岁之间，尽管教室十分简陋，但孩子们读书却非常认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教学点不久就要被撤消了。 　　当地主管教育的领导说，所谓教学点就是为解决山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以村为单位，就近建起的临时学校。融水县共有教学点303个。不久前，县里接到通知，要求他们按照23名学生一个老师的比例，核定教师编制。这个政策出台后，就意味着：303个教学点中，每个教学点达不到23个学生的将要全部撤掉。这样的教学点在融水县共有262个，如果每个教学点平均按18个学生计算，到那时，就有四千七百多个孩子不知要到哪里上学？ 　　刚满6岁的贾晁是融水县白云乡高孝村教学点一年级的学生，高孝村有4个村民小组，但村小学距离贾晁家，往返要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所以贾晁只能在教学点读书。 　　其实，在教学点上学，对这个6岁的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每天，天还没亮，贾晁就得起床，一个人翻山过河一个半小时才能来到教学点。 　　贾晁上课的教学点有两个老师，一、二年级各一个班，共有21名学生。教学点的房子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一直是生产队办公的地方，十几年前，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多，就改成了教学点。仅有的两间教室，窗户没有玻璃，四面透风，房顶四处是洞，可以看到天。算盘是学校唯一的教具，院里的篮球架也只是个摆设，除了孩子们手中的这些玻璃球外，其它的球他们见也没见过。 　　高孝村教学点的韦志雄老师告诉记者，孩子们的音乐课就是老师先唱，同学们跟着后面唱，而体育课，也就跟孩子们平时玩的游戏差不多。 　　贾晁家所在的村民小组，共有70多户，600多人，平均每人不到三分田。贾晁家有四口人，全家可耕地只有一亩半，去年全家纯收入只有8百多元，在高孝村里，贾晁家属于中上等水平。贾晁的妈妈用苗语告诉我们：“尽管我们现在很困难也要孩子读书，不要像我们这样，一个字也不认识。” 　　在融水县，贾晁家的这种情况很普遍，这里由于山高路陡，经济一直发展的不乐观。去年全县财政收入仅有741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1380元。全县有1所高中，22所初中，九年制学校4所，213所小学以及303个教学点，在校生共有63848人。 　　融水县教育局副局长吴学宁对我们说，她干教育十年，地方财政真正拿钱来投入教育的事是没有的，都是上面的资金。95年开始就拿到了世界银行的贷款97万美元，到98年拿到了义教工程款1300多万元，2000年的二期义教工程是1900多万元。融水县的教育部门按照国家的要求，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包括初中、村完小和中心校中分配这笔资金，这个投资的原则目的就是撤教学点。吴局长说，从95年至今，共收到各种款大约近4000万人民币，但这些资金被指定专款专用，所以教学点的投入几乎为零。但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教学点也同样重要。如今由于根本没有资金投入，它就像这个年久失修的房子一样摇摇欲坠。 　　教室外的墙上隐约可以看见“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字样，教室里，贾晁用清脆的童声大声朗诵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贾晁不知道，他上学的教学点也在将被撤消之列。 　　吴局长告诉我们，如果三百一十多个教学点全部撤除，像贾晁这样的小学生就要到寄宿制的学校去读书了，也就是村完小。我们给贾晁算了一笔帐，如果上寄宿小学，除了每年166元的学费，80元的住宿费，还至少需要100元的伙食费。这样贾晁读小学的费用每年就需要近350元，比在教学点一年多出200元，占到贾晁全家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到那时贾晁将要面对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而像贾晁这样的孩子在融水县大约4700名。 　　中午放学了，贾晁和同学们站在田地里吃中午饭，下午他们还要继续上课。 　　第二天，我们来到贾晁家，带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和一个足球，一直在镜头前沉默不语的贾晁，第一次露出了微笑，对我们说出了他的两个心愿：“我想当司机，上学的路太远，我要走一个多小时。上学的路上，下雨打雷很害怕，吓得我背上的毛都竖起来了；我还想当解~放~军。” 　　小贾晁今后会面临什么呢？长期进行三农问题调查研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博士说：“我们听过非常多这样的故事， 确实，在教育的投资上我们过多地是在向城市倾斜，或者是向高校倾斜，农村义务教育得到的投资寥剩余无，因此实际上农村义务教育的开支主要是农村拿钱，最穷的人其实享受不到教育公共品这项投资，得不到这个好处。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大家都受到鼓舞，为什么呢？是今年一月份党中央拍板，今后新增的财政用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这四个方面投资，重点向农村基层倾斜。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贾晁他将来应该能够享受到这项新政策带来的好处。我们有这个希望。” 　　 教育投入的缺口很大 　　离开融水县，我们的记者又来到与之相邻的三江县，这里是广西唯一的洞族自治县。在这里，给我们记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随便站在哪个高地，向远处放眼望去，最漂亮的建筑一定是学校，然而，走近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4月2日，记者来到八江乡中学，当时正值上课时间，我们一进学校，就看见一些十三、四岁的孩子，抬着钢筋进进出出。一打听才知道，学校建的教学楼资金投入不够，为了省钱，只好把体育课改成搬运钢筋。看到有记者来采访，校领导把我们带到办公室，告诉我们，他们正在为信用社的这张2万元的催款单发愁。校长莫自勇说：“4月24日就到期了，现在没办法还啊！” 　　发愁的不仅仅是这位校长，还有三江县教育局的老局长。初见伍局长时，我们还以为他已年过花甲，一问才知道，他今年才49岁。十年前，伍天庆当上三江县教育局局长，十年间，三江县书记、县长换了三任，惟独这个教育局局长从未更换。伍天庆自己说，可能这个位置太难坐了。伍局长说，八江乡中学已经非常不错了，至少他们还可以动工开始建校舍，其他的学校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入学率低，可辍学率却非常高。按照有关规定，三江县初中生的入学率应达到93％左右，可实际情况是初中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七点多。 　　三江县初中入学率为什么如此低呢？伍局长告诉我们，全县16个乡镇，初中才有19所，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路远难走，所以，中学从两年前全部改成了寄宿制。但随之而来又有了新问题，因为学生除必交的每年280元的学费外，还要交100元的住宿费和三餐伙食费，而三江县年人均纯收入才1350元。伍局长说，现在一个学生一年下来要1000元左右。 　　林溪乡中学是一所寄宿制学校，中午放学时，我们跟着学生走进了食堂，黑糊糊的房子里摆放着 6个菜盆，有溜豆腐、豆腐干、青菜和一个荤菜。青菜和豆腐干是学生们的首选，我们在食堂站了近20分钟，只看到一个学生花5毛钱买了一份荤菜。学生告诉我们，吃这一顿饭，2角钱、3角5角都有。随后，我们又来到学生宿舍，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里分成上下铺，分成里、外屋，这间屋子住了13个学生，一个宽不到1米的过道上站满了人。这个房子一个学期要交50块，一间房子里总共要20个人。 　　伍局长说，三江县因交不起住宿费和伙食费而辍学的初中生，每年就有近900名。而同时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学校太少小学毕业生太多而无法上学。伍局长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三江县共有小学186所，去年全县小学毕业生近7000人，但全县仅有的19所初中只能招收5000名左右，也就是说大约2000名小学毕业生因为没教室，根本就无法读初中。到了高中，情况比初中还要糟糕，由于全县只有一所高中，所以，学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就是进不了学校的门。现在全县一年毕业的初中生4500人到 5000人，能够升入普通高中的一年也就是500人，才1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去年，三江县的财政收入4500万元，可用的财力3700万元左右，而对教育的投入仅有200万元。主要是用于国家实施的各种项目的配套，以及学校的修修补补，教育投入还有很大的缺口。 　　三江县全县的初中在校学生要达到18000多人，这样就意味着还缺少三万多平米的校舍。初中也要投入2000多万。 　　 龙素双：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每到星期五，我都会在这看同学们回家。每个星期天，都会在这看他们远远离去的身影，看他们去中学读书。”家住水团村，刚满14岁的龙素双，是林溪乡中学初一尖子班的学生，一到她家，我们就被这满墙的奖状所吸引。但是现在她失学了。龙素双对我们说：“刚开始得到第一张奖状时，我很激动，路上遇到别人我总是说：‘今年我得奖了’，我特别地高兴。后来我渐渐地长大，懂事了，我知道家里没钱，或许我也有一天会失学。” 　　记者了解到，龙素双全家只有不到两亩的水田，由于父亲常年生病在床，家里的吃穿只能靠妈妈上山挖草药来维持。龙素双告诉我们，如果仅交学费就不会失学了，可一年还要交近700元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样一来，上半学期还没过半，就已经支撑不住了。当我们问及她休学在家后每天都做什么时，龙素双说：“早上就是做饭，吃完饭之后去拿猪菜，然后我就到外面玩一下，看看那些小学生读书，然后就回家了。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你以后想怎么办？”记者问。“只想出去打工，多挣点钱。让自己的父母也享受一下温馨快乐的家庭。”“可你今年刚刚14岁，你到哪里去打工？”说到这里，龙素双哽住了，再没说话。 　　每天干完活，龙素双都要在这儿站很久，在我们的镜头前，这个14岁的孩子尽管眼里含着泪水，却始终没有让它流下来。这个风铃是她离开学校那天，同学们送给她的。她告诉我们，她想老师、想同学、想学校。 　　 还农村孩子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 　　看完了龙素双的遭遇，温铁军博士说：“其实我想龙素双的确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可是按照他这样一种方式在家里，实际上一方面他不能给家里创造更多的财富，另外一方面他也不能够有时间去学到一些未来能创造财富的本事，目前这种情况在农村是很普遍的情况，如果他辍学了，实际上意味着将来这个家庭、这个农村所在的这个地区，未来发展经济的能力丧失了很多。看到这样的情况，孩子不流泪，我们难道不应该流泪？教育是给人以公平权利的一个重要工具， 但我们却往往首先把它变成了垄断，全民的税收投资办教育，为什么最应该得到的人得不到。那我们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呢？我觉得第一在财政开支上要公平，第二，即使是财政拿了钱，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种公平的机会，真正把教育经费落实到每一个应该受教育孩子的头上。落实到人嘛！”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在很多乡村，都能看到墙头刷着这样的标语。上学是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但是，我们国家义务教育投入的严重失衡，城乡之间教育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很多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质量下滑，让许多农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更让农村经济难以得到持续发展的动力。还农村孩子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我们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经济半小时》记者 王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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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三农”调查报告――种粮篇央视国际 日 09:39 　　说起农民，曾经有一幅油画给我的感触最深。这幅油画的标题叫《父亲》，画面上一位满脸沧桑的农民捧着一个大碗，直视前方。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手中捧的饭碗就是土地，他们一年的吃穿用大都来自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也最为深厚。 　　福建虽地处东南沿海，但山地占了大部分面积。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1％， 居全国首位。在当地，向来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特别是北部和东部山区，农业耕地十分宝贵。但是《经济半小时――六省“三农”调查报告》的第四路记者却在福建的全国商品粮基地建阳市发现了大片的撂荒土地，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那里的农民放弃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呢？ 　　（一）种粮 种粮 为啥不赚钱 　　这些荒芜的土地是记者在全国商品粮基地建阳农村看到的。在公路两旁，在山地梯田，曾经造就了福建粮仓的土地现在长满了青草。 　　“像山上的田，山上那些绿绿的田，不要租钱人家都不种。没办法，都放在那里荒了，没人要了。那怎么办，种不来吃的。不是不种，我们也很勤劳的，不知怎么搞的就是挣不来钱。种这田就亏本呀，年年都亏本。”53岁的叶木荣，是建阳市小湖镇马坑村村民，常年务农。种田为什么会亏本？叶木荣给我们算了这么一笔帐，去年他们家每亩稻田投入的成本大约有178元，其中谷种2斤19元，底肥10元，化肥170斤60元，农药3次30元，雇牛耕地50元，运谷子运费10元。去年他们家的5亩早稻一共支出900元，总收成是3000多斤，卖给粮贩子的价格是每斤0.47元，算下来，这5亩地的收入是1400多元，除掉近900元的支出，只剩下了500元。叶木荣还告诉记者，村里50％的人都是像他这样的情况，另外20％的人做生意，剩下30％的人，有的会开拖拉机，有的会搞其它副业。 　　记者看到，一个上午叶木荣只翻了三分地，要翻完自家的这10亩水稻田得花上一个月的时间，这10亩田就靠他一个人。叶木荣告诉我们，一亩田大约要花费14、5个工，按照当地的打工工资，一天25元的水平，如果他雇人一天就要倒贴10元钱。也就是说，如果10亩地都雇人的话，叶木荣不但一分钱赚不到，还要赔上1500元钱。他无奈地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在这里种田，年轻人都跑掉了，做不来吃的，都出去打工了。” 　　马坑村共有1400多人，耕地2000亩左右，其中1500亩是水稻田。作为商品粮基地，叶木荣和他的乡亲们一直靠种粮为生。1996年以后，国家粮食价格逐步放开，粮价也开始逐年下降。据叶木荣说，过去他的粮食最高卖过100斤95块钱，现在却已跌到45块。粮价下滑让农民对种粮越来越没有信心，马坑村大多数农民的做法是少种甚至不种。记者看到叶木荣在20年前建的一个粮仓，门前的空地曾经是晒粮食用的，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了。打开粮仓，记者发现晒稻谷的席子堆放在角落里，粮仓成了杂物间，打谷机也布满灰尘。叶木荣说，这个粮仓最多那年装过4万多斤粮食，然而现在他们家就只有刚刚够自己吃的口粮了。 　　现在农民种粮为什么会这么亏本？农民种粮还有多大的出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博士认为，农民未必一定就是种粮的。假定种粮的人少了，粮食价格就应该上去，也就是说还会有人回来种粮，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可以调整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有特殊性的，其一是因为这个现象大约是发生在97年以后。96年我们达到了历史最高产量，而这个历史最高产量的原定目标应该是在2000年实现。那么提前四到五年实现历史最高产量，就意味着人口没有每年一千多万的增长。没有增长上去也就意味着少了五千多万人消费这些粮食，因此就造成粮食积压，粮食积压便会价格下降。所以粮食价格的下降，是种粮农民收益下降的一个重大原因。再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因为进口。95年到96年我们有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进口，进口了三千万吨，大约六百亿斤的粮食。这六百亿斤的粮食等于顶掉了议购量，因为常年的议购量大概就是六百亿斤。大进口加之96年又是大丰收，就把整个粮食压在这里了。然而，在结构调整过程中间可能会逐渐造成粮食产量相对下降，粮食的价格相对上升。但这是在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可能发生的，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还要考虑国内的粮食价格和国际粮食价格哪个更高，假如国际粮食价格低于国内粮食价格，那人们就会进口，因此还会压抑粮农。所以客观地来说，这个尽管是阶段性的现象，但是因为农业要国际化，又是在小农经济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国际化，因此粮价长期低的问题，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采取补贴的办法。但是，补贴是给出口的，还是补贴给国家大贸――国家的粮食贸易公司，而没有补贴到农民头上。客观地看，我们现在70％左右的人口仍然是农民，所以确实有一个很难补贴得起而且补贴难以到位的问题。 　　一方面是粮食的价格问题，另一方面还有种粮的费用，它的成本是怎么样的？农民自己也在算帐。 　　（二）农资咋就这么贵 　　和大多数村民一样，叶木荣家的老房子已经年久失修，除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叶木荣两口子就睡在一张破旧的床上。因为没有别的收入，叶木荣一家每天吃的青菜、竹笋都是自己种的，这样家里的开销还能少一点。只有到过节的时候家里才会改善生活，因为不赚钱很少吃鱼肉，尽管一省再省，但每年开春，叶木荣仍然要为化肥钱发愁。今年又要下化肥了，这个时候没有钱买，也不知道去哪借，叶木荣现在还在发愁，家里的10亩地要800块钱左右的化肥，叶木荣说：“（家里）拿不出来，没有钱拿。我还想去借，但不知道去哪里借，以前还有贷款，现在没有了。”更让叶木荣想不明白的是，粮价年年落，而化肥价却是年年涨，起初一包7块的碳氨，后来涨到12块多，现在已经提到23、24块了，他听说今年可能还要高一点。 　　粮食价格一直在下降，但是作为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却一直在涨，对此马坑村的村委会主任说，粮食是放开在市场卖，肥料却是有专营的，且只有几个部门这样卖，没有放开。所以，价格就这样一直往上涨。温铁军博士也认为，马坑村村委会主任的话把这个问题点到位了。 　　温铁军博士记得，大概是1988年在讨论化肥专营的时候就说，要防止假冒伪劣只有通过专营才能解决。而且只有专营，才能把价格平抑下来。但如果化肥专营，按目前的情况看，以温博士的调查，不仅不可能降，肯定还会升。因为只有专营这一块可以产生垄断收益，而专营部门本身相对来讲负担又比较大。假如其它方面不能赚钱，只能把它的经营成本打入专营，因此就会导致专营的产品，像化肥农药的价格不断上升，这是个必然结果。客观的来说，现在化肥是过剩的，全世界范围都如此。过剩的情况下，价格本来应该是下来，但就因为是垄断的，所以就降不下来。所以我们一再强烈地呼吁，应该把这些垄断部门的那块垄断收益把打掉，应该允许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合作，进入生产资料购销，那样才能够真正帮助农民从这些可以产生收益的领域中， 通过规模化的合作经营去产生收益，反补不赚钱的粮食生产。这次中央在十~六~大和今年一月份召开的农工会都强调了一句叫加强或者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那就要有硬措施，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成规模的进入产前产中产后各个领域，才能够真正把农民的利益用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方式得到保护。 　　（三）奈何粮站都萧条 　　1999年，国务院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求各地要按照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然而，记者看到，在福建农村很多地方的粮站却已经是名存实亡，指望这些粮站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记者在闽北产粮区和闽东山区分别进行了调查。 　　叶木荣家的粮仓成了堆放杂物的摆设，建阳市粮食局设在马坑村的粮站也显得很萧条，粮库里只看见一些老年人聚在一起打扑克。粮库大门紧锁，里面有多少粮食不得而知，墙上的奖状表明这里曾经有过的荣誉，我们注意到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表只贴到了99年。整个粮站，我们只见到了一位退休职工，他告诉我们，现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而且早已没有人来送粮了。粮站名存实亡的状况让农民有粮卖不出去，农民只好把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好多农民告诉我们，谷子价格不稳定，谷贩子来买，他讲多少就多少，农民没有办法。 　　在马坑村这个全国商品粮基地，是种粮难，卖粮也难，而在人多地少的闽东记者调查了解到，公粮基本上都是以钱代缴了。在福安县穆阳粮油管理站，除去公粮，没有人到粮站卖粮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公粮收的不多，交粮的不多，夏粮收了三十几吨。而以前，这里的两个仓库是满满的，能装一万多吨。现在，农民不来这里卖粮食，根本就没有粮食。 　　郭光龙曾经是这个粮站的职工，现在和其他的70多名同事一样下岗在家。剩下的职工有20多人，但是除了郭光龙，我们没有看到粮站的职工。在福安，大多数粮站都处在这么一种半停顿状态。温铁军先生认为，一方面是粮食购销体制，也就是粮食流通体系的改革的一些问题，同时还有另外一方面问题，就是它跟农民的种粮有什么样的关系。一方面是他们也收不到粮，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收粮的话，他们也不能够给农民提供一个满意的价格。这个片子所反映的情况，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从农村家庭承包制推行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话题。从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改变为1984年卖粮难，以后出现双轨制（就是计划一轨、市场一轨，允许农民走市场）这是1985年，当时的中央一号文件决定的。从那开始，就是收收放放十几年。到现在为止，真就出现了像我们画面中所反映的这样一批惨淡经营甚至是半关门的状况。这就说明，可能越是晚改革，就越是这样。所以这个画面本身，我们倒是值得深思一下以往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粮改所走过的路。 　　（四）农村的明天在哪里 　　在人多地少的闽东山区，记者还认识了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当地女孩，她告诉记者，他们村的农民已经对种粮致富不抱什么希望了，土地撂荒的情况同样严重，大部分老乡只有靠拉面条等手工业维持生计，否则就得离开农村，进城打工。采访中，她说自己努力学习，目的就是要离开农村，说这话的时候，她态度特别坚决。她的态度能反映出目前很多农村青年的想法。 　　缪凤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全家的收入就靠上山摘点茶叶，一年有五六百元的收入。家里只有五分田，每年收的稻谷只够自己家里吃的。明年她就要参加高考，对于她来说，离开农村是最大的奋斗目标。缪凤英说：“我把考大学作为我学习的动力。如果考上大学的话，我就很愿意留在城市里面。至少在城市里面谋生的出路很多，而在农村就根本没有什么谋生的方法。” 　　比起叶木荣的女儿，缪凤英是幸运的，因为她从小就受人资助。而叶木荣的小女儿只念到了初二上半年，就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女儿还想上学，但做父亲的却无能为力。叶木荣说：“她（女儿）说爸爸我真想念书啊，我说我没有办法。”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温博士认为，这个趋势无所谓用好和不好来评价。因为我们未必能够完全依赖让农民进城打工这种方式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过剩问题，或者说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是人们寄希望于它有利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那么农民挣到的现金收入增加，也确实有助于缓解贫困。实际上民工的收入在这些年增长得也并不是太高，有一个比较资深的研究人员有过调查，他曾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是一直到新疆，去做民工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民工的工资收入十年没涨。但是十年城市的收入，可是涨了很多。就是因为民工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所以工价必然是上不去的。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个长期的现象，城市人口大了，农村人口小了，这时候缓解农村现在面临的种种困境的希望才真的出现。 　　农民收入长期偏低，这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障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曾一度增长很快。可是，仅仅依靠土地和生产积极性，增长潜力毕竟有限。1985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靠向城市转移劳动力。但对大多数没有离乡离土的农民来说，摆脱贫困，还得要从土地上寻找途径。 　　大事记： 　　1985年初，我国宣布取消取消实行30多年的粮食统一收购，实行合同定购。 　　1988年，我国宣布实行化肥专营。 　　1990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 　　1999年，国务院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 　　2001年，对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粮改。 　　2002年，在安徽省和吉林省进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在河南、湖南、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也开始了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工作。 《经济半小时》记者 孙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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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三农”调查报告之――看病难央视国际 日 22:36 　　历史上就有一种说法，湖广熟，天下足。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湖北是我们国家的农业大省，而地处江汉平原的监利县又是湖北省乃至全国有名的产粮大县。可就是在这样一个物产丰饶的地方，不少农民却谈病色变，《经济半小时》六省三农调查报告的第三路记者，来到位于湖北省南部的监利县就此进行了调查。 　　 没钱怎么看病 　　湖北省监利县是江汉平原中部的一个农业县。在龚场镇秦场村，一对年轻的夫妇因为掏不起2000元治疗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离开了人世。记者来到这个村子时正是清明时节，不时有人来为因病去世的周大槐扫墓。老伴一提起周大槐的死，就激动起来：“他死了，他在屋里放了20天，我20天没合眼。他死了，我胸前都刨了一层皮。”当问及周大槐得的究竟是什么病时，杨万珍告诉记者：“大家说，是阑尾炎。” 　　2002年8月中旬的一天，杨万珍的老伴58岁的周大槐突然肚子疼。起初没有当回事儿，想忍一忍扛过去。然而两天后，家里人看到周大槐肚子疼得直冒汗，只好将他送到了龚场镇卫生院。经诊断，周大槐患阑尾炎穿孔肠梗阻，医生建议立即住院进行开刀手术治疗，治疗费大约需要2000元。然而，就是因为这2000元的医疗费，周大槐只在医院住了一天，还没有做开刀手术就被他的儿子儿媳用车拉回了家。10多天之后，周大槐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儿媳因此在村子里背上了不肖的骂名。 　　“我当时拿不出来（钱）的，我肯定是后悔的。可能借是借得到，但肯定还不清的。”周大槐的儿媳丁小双告诉记者，她家主要靠种田为生，总共种了9亩田。去年收成好打了11000斤稻谷。家里留了1000斤口粮后，其它10000斤稻谷都卖了也就4000元。其中2000多元交了农业税费，1000多元给孩子交了学费。剩下也就几百元钱作为日常开支。周大槐去世后，老伴说她不怪孩子，只怪周大槐病得不是时候，当时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可卖，晚稻谷还长在田里没有收。 　　老人说，丈夫死后，儿子周新强因为自责经常情绪失控。记者采访时，周新强正在村子里给人帮工盖房子。记者没有惊动他，只是在远处拍摄了几个镜头。我们不知道，周新强在自责的阴影中还要煎熬多久。 　　而在50公里外，位于湖北省著名的洪湖之滨的兴旺村，曾经是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拍摄地，这里的村民世代打渔为生。记者来到这里时，一切看起来安宁祥和，然而，这里却有不少村民正在经受着疾病所带来的种种折磨。一位名叫吕又平的村民，1995年被查出患了乙肝小三阳，几年来为治病连房子也卖了。吕又平：“我家就在这里，没有钱治病，卖了房之后就剩这个空地。卖了有3年了，我现在住在一条船上，没有家了，就住在水里边的一条船上。” 　　然而，吕又平的房子只卖了3000元，但看病却花了近3万元。他说，他本来在县医院住院治疗，但费用太高就出院自己在家吃药。与吕又平一样，何红美为给丈夫吕海平看肝病也借过高利贷，总共七八万元，后来因为利息高还不起就中断了住院治疗，最后吕海平于2002年9月去世。 　　在兴旺村调查时记者发现，这里的村民借高利贷看病的不在少数。据村党支部书记讲，本地是血吸虫疫区，在前些年，村子的生活用水就是这条河里的死水，污染严重。所以村民患病的比较多。村民患了大病，一般是先卖粮食筹钱，如果不够，再找亲戚朋友借钱，实在没有办法就借高利贷。然而，高利贷又还不起，许多村民患了重病以后或者中途停止治疗或者根本不去医院造成病情不断恶化。因而，这些年来，不少村民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兴旺村的支部书记徐祖善告诉记者，最近3年来，就这个只有235人的组，因乙肝和血吸虫去世的已有13人。他还说，在兴旺村，只要有重病患者的农户，都至少有两三万元的外债。但是对于他们这个1709人、人均纯收入每年不到800元的村来说，实是无能为力。而且村级负债已经达到172万元。 村民收入少，村子也无法提供医疗保障。 　　那么，在其它村子，农民看病是怎样的情况，他们有没有医疗保障呢？记者与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中心一起，在湖北省监利县汴河与龚场两个乡镇选取包括兴旺村在内的三个行政村4个组，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总共发出8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60份。根据问卷统计结果：被调查农户人均年收入集中在500－2000元之间，共有45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75％。在过去的一年里，所有的农户家里都有人患过病。其中患过肝病、胃病等大病重病的有21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35％。而这些大病重病患者家庭过去一年医疗费平均支出为3876元，占了他们家庭总支出的60―80％，但超过了家庭收入。在被调查的农户中，负债看病的共有31户，其中有7户还借过高利贷。调查还显示，患病之后不去医院卫生室而是采取忍一忍或在家里用土方子治的占52.7％。一般是“小病拖，大病捱，重病再往医院抬。”所有被调查村庄都没有医疗保障也没人买过商业保险。 　　“小病拖，大病捱，重病才往医院抬。”对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博士说，“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都是三项收费最高的，这种所谓公共服务。他说，保险业早就退出农村了。9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兴起保险业的时候，有人尝试过在农村的保险，但没法正常运转。因为确实一方面，农民收入低；另外一方面呢，它的风险太大。就像记者调查的这个村，30％左右的人得病，卫生条件又不好，对保险公司来说就不合算。所以期望着用一般的商业保险来解决这种环境条件比较差、风险又比较高的农村问题，是不现实的。我国的社会保障目前不涵盖农村人口。我们的社保实际上是由国家来补贴的，这样四项基本保险现在只覆盖了1亿多人口。而中~国将近13亿人口，也就是说农民基本上不在社会保险里。因此，温博士认为，我们真正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恐怕要靠中~国的土办法，那就是合作医疗。一方面，我们要靠政~府财政增加用于农村公共医疗这方面的投资；另一方面，还得尽可能地去发展农民的组织，形成互助性的合作医疗，这个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做法。 　　 医院为何叫苦 　　监利县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没健康就没小康。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得疾病成为阻碍农民摆脱贫困的一大障碍。可是，农民为了看病倾家荡产、债台高筑的同时，农村基层医院的日子却也并不好过。我们的记者在监利县就发现了一家人去楼空的乡级医院。 　　在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家医院。当地人告诉记者，这所医院之所以取名红军总医院，是因为这里曾经是有名的洪湖老苏区，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国家为了方便老区人民看病，专门拨款修建了这所医院。然而，记者在这里看不到一个患者和医生。相反，医院门口却满是沙堆。 　　沙石厂老板告诉记者，原来这里是一个红军总医院，但现在在办一个私人合伙经营的砂场。是以一年5000的价格承包给他们的，承包期是10年。 　　记者看到，这所医院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原来的挂号室被改成了水泥仓库，而上了二楼之后，眼前的景象更加破败不堪。整个楼层已经空空如也，原来各科室的标牌，散落一地。让人无法相信，这里在两年前还是一所为几万村民服务的乡级卫生院。 　　原监利县周河乡红军总医院院长李秉育感叹说：“很可惜。我们原来红红火火，现在已经成了砂石场，地方还有很多人非常感慨。就说这个位置，现在有病不能看了，还要跑很远的地方。”村支书徐祖善也说：“现在医院撤消以后，要到镇医院里去。白天还好说，白天通过麻木（三轮车）到镇医院15元钱。晚上叫车没有50元根本不行，再加上这里车也很少，晚上根本没有车。” 　　红军总医院为什么会被撤销呢？湖北省监利县汴河镇卫生院院长杨新国告诉记者，由于2001年周河（红军）总医院并到汴河以后，当时医院的经济条件相当差，所以一些医生都到外边流失了。 　　杨院长介绍说，红军总医院合并到汴河镇医院后，原来的医生有的在镇上开了私人诊所，有的出外打工，但另有十名退休职工的工资没有着落，镇上不得不把医院租了出去。那么合并后的汴河镇卫生院的经营状况又怎样呢？湖北省监利县汴河镇卫生院财务组长杨柏清告诉我们，每年收入与支出都有亏空，现在累计亏空大概已是三十几万元。 　　记者看到，这家医院冷冷清清，住院部很多床位都空着。一位副院长告诉记者，按照编制医院应该有五十张床位，但实际只配置了三十张，即使这样病床的全年平均使用率还不到30％。虽然很多新病床闲着，但很多老设备却还在超期服役。汴河镇卫生院副院长何新红说，一个透视和拍片两用的放射X机，听我们院里的老领导说，是70年代的老设备。也就是说，这台正常使用期限八年的设备，而现在却已使用30年了。 　　何副院长告诉我们，医院只有五台医疗设备，全都是超期服役，除了放射机之外，还有两台是上世纪80年代购置，另两台是90年代初期购置。没有更换的因为，是资金困难。 　　据会计估算，如果五台设备全部更换，需要资金一百万元。而医院的资金来源有三个渠道，一个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每年9.5万元一次拨付到位，全部用于防疫等公共卫生事业；另一个是地方财政拨款，由于当地财政困难，这家医院已经被私人承包，地方不再拨款；第三个是经营收入，但这家医院每年亏损二十万左右。这样一来，更新设备力不从心，此外由于经营困难，每年都有医生流失。汴河镇医院在编医生68人，近三年来，已流失11人。与汴河镇医院相比，龚埸镇卫生院条件要好得多，是监利县四个中心卫生院之一，但这里的医疗条件依然让人担忧。 　　象汴河镇和龚埸镇这种情况，在监利县21个乡镇医院中普遍存在。据初步估算，如果要更新全县所有的过期医疗设备，至少需要上千万元资金，而在2002年，监利县财政对全县乡镇医院的总投入仅有350万元，乡镇财政总计投入140万元，两项合计不到500万元，这些资金仅能勉强维持全县医院的日常运转，根本无力改善目前的医疗条件。一方面是农民没有钱看病，嫌看病贵，另外一方面却是乡镇的医院也在叫穷，经营不下去。对于这样的矛盾，温铁军博士分析说，首先是基层没有医疗卫生网，过去每个村都有合作医疗。因此乡卫生院跟合作医疗之间可以构成网络，一般的病合作医疗可以解决的就不必再往上级转。因为现在整个基层的合作医疗网络彻底没有，那么农民一般的小病忍，等到有大病送到乡镇级卫生院的时候也看不起了。看不了所以迫使农民就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到县、省甚至上北京、上大城市医院，这样便更看不起了。 　　目前卫生系统只解决自己的问题，农村基层卫生事业的开支不归现在的部门来负责，这个部门实际上主要负责城市医院，只要是农村以下的都不管。那农村以上的这一块儿就管到乡镇，所以乡镇这一块没有病源，也就没有产生收益的来源，于是这一块就衰落了。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有相当高百分比的农民死是死在家里，同样相当高百分比的农民生孩子是生在家里。而这个比例在城市则是90％以上的人死在医院，95％以上的人生孩子生在医院。由此可见，城乡之间的卫生的差别非常显著。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单纯说要加强乡镇医院的投资或是加强乡镇系统的卫生系统的建设，如果不把基层的事情搞好，不把第一等的工作，就是基层农民的工作做好，即便投资了，仍然不能运转。 　　实际上就是通过构造一种网络，来联结农民和这个基层的乡镇医院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之间能产生一种服务或者消费的关系，这样实际上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批评了，批评我们的主管部门是当年被毛~泽~东批评过的城市老爷卫生部，它不为广大农民服务，而是把有限的资金堆到那些大医院里去，因此才造成这个局面。所以，医疗卫生的严重不公应该说是一件激起公愤的事情。现在中央已经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就是十~六~大以后第四代党的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决定新增的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等开支，要主要倾斜地投入农民基层。这就是亲民的一种新政，是值得我们大家都感到鼓舞的。 　　要让农民走出因病而贫、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他们独自承担疾病风险的状况。目前，国家已经开始在全国开展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每个省都有2到3 个县参与。具体办法是，在试点地区，国家、地方财政和农民个人，三方各出一部分资金形成医疗保障基金，保证农民能够得到基本医疗服务，减轻农民看病的经济负担。按照改革的目标，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基本覆盖全国的农村居民。 　　大事记： 　　● 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合作医疗体系。　　●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合作医疗”写入宪法。 　　● 20世纪80年代后期，合作医疗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消失。 　　● 1994年，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全国27个省开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 　　● 日电：国家酝酿在全国推广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经济半小时》记者 刘煜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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