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前，中国的瓷器把欧洲人都搞疯了
我的图书馆
300年前，中国的瓷器把欧洲人都搞疯了
最近开始看2014年央视纪录片频道制作的《瓷路》，第一集的开头，提到300多年前中国瓷器刚进入欧洲那会儿，把欧洲很多宫廷上上下下迷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不要不要的。其中有个细节，原台词是这样说的：1717年，住在茨温格宫的萨克森君主奥古斯特二世（注：萨克森在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现为德国一联邦州），和普鲁士国王，作了一场令人大跌眼镜的交易，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叫“为爱痴狂”。他用600名全副武装的龙骑兵——这只曾经为他建功立业的精锐部队，交换151件康熙年制的瓷器！看来当时在欧洲，中国产的瓷器比人命还值钱。▲2014年央视重点纪录片《瓷路》我有个习惯，凡看到一个有趣的素材，就很想掀开它背后的整段历史。这段在片子里被导演轻描淡写的史实，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我得去深挖一下。掐指一算，如果想了解这段历史，得从以下4方面挖起：1、背景：中国瓷器是怎么进入欧洲的？欧洲人又是如何疯狂爱上中国瓷器的？2、人：奥古斯特二世和普鲁士国王是何许人也？3、物：那批用来被交换的龙骑兵团和中国瓷器后来怎么样了？来，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挖。1走进欧洲万年前，全球各地的人类，陆陆续续都发明了陶器，但是不知道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还是地理条件的原因，欧洲人生产瓷器的时间，却比中国整整晚了1500多年，而且还是通过钻研模仿中国瓷器而来的。迷之微笑中国第一件进入欧洲的瓷器，据记载是在13世纪由环球旅行的鼻祖马可波罗，通过马背带过去的一个小小的香料瓶子，价格特昂贵，当时并没引起多大轰。此时，距离中国东汉时期烧出第一件瓷器，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突然有点同情欧洲人。在中国的瓷器大规模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人一直使用的是陶器，陶器除了外观粗糙外，使用起来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比如会渗水、储存食物会变质，而且烧饭时容易崩盘。当时的欧洲人很苦恼，但也无能为力，只能凑合着用呗，心疼。直到17-18世纪，因为那股不知从欧洲哪个宫廷刮起来的“中国热”风，加上全球海上贸易的成熟便捷，一切开始变得不得了了！2非常疯狂当时自东方的白色瓷器，因为稀有价高，被欧洲人称为“白色金子”，简称“白金”。它们在欧洲的王公贵族间作为礼物相互赠送，把很多人搅得心神不宁，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我猜估计是因为太想要却得不到，心情抑郁导致的）在当时，能得到一个中国产的瓷瓶，是一件倍有面子的事，用它们作为餐盘、咖啡杯成了品位和格调的象征。西班牙、葡萄牙两个海上大国，可以说是欧洲瓷器“批发商”的先驱，他们甚至不惜以行政手段插手市场，规定从东印度归来的商船，货物的三分之一必须得是中国的瓷器。实在是太疯狂啦。▲当时的欧洲人，根本不考虑瓷器的实用性，镶金带银，先裱起来再说特别是开篇提到的那位萨克森君主奥古斯特二世，如果说他是最狂热的中国瓷器收藏家，没人敢说第二。一个不惜拿出600名曾帮他建功立业的精锐骑士，交换151件中国瓷器的国王，实在是太任性了！3任性君主这位任性的奥古斯特二世，有点像中国唐朝的李煜和北宋的宋徽宗，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比政治上多很多。比如今天德国的德累斯顿市，在建筑和艺术上享有'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雅号，完全归功于奥古斯特二世当年的追求。▲位于德累斯顿市中心的茨温格宫，是一件举世闻名的巴洛克式建筑艺术作品这位君主，一生开支最大的两项，一是为了国家战争，二是购买东方瓷器。据统计，奥古斯特二世一生共收藏了35098件瓷器珍品，他还特意购置了一座官邸，翻修、扩建，专门用来陈列这些瓷器，当之无愧成为历史上东方瓷器最大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估计至今还没人打破这个记录。▲奥古斯特二世为了仿制中国的瓷器，他还不惜将他的祖宅改造成瓷器工厂，然后请来当时欧洲最有名的炼金术大师伯特格尔来当技术顾问，探索中国瓷器的烧制方法，把试制瓷器的工作当作一件国家大事来抓。但是面对中国的“神物”，这位大师也挺抓狂，甚至出现了臆想症。听说有次被逼到不行，竟然脑洞大开，编了个“瓷器是由一种深埋在东方土地下的果汁制成”的传说，硬是把大boss给蒙过去了。就这样边蒙边尝试各种配方，伯特格尔终于在1710年成功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硬质瓷器，一举成品，从此被当成欧洲瓷器的祖师爷供了起来。▲伯特格尔烧制的瓷瓶4暴躁国王再来说说那位拿瓷器跟奥古斯特二世换骑兵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这两位基友，性情完全相反。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个脾气粗暴的军事家，一言不合，就抄起棍子，打大臣、敲士兵，揍儿子，甚至连平民百姓也都捶过。他是欧洲第一个装军装的君主，一辈子坚定军事是最美好的，认为书籍是废纸，文人是垃圾。因为厌恶法国文学和音乐，竟然全面禁止法国的文艺作品入境。什么仇什么怨？▲腓特烈·威廉一世，看着挺面善的啊所以不难想像，当时奥古斯特二世提出拿600名精英骑兵团跟他换那堆祖传的中国瓷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心里不知偷偷乐了多少个晚上。作为暴君的邻国好基友，奥古斯特二世经常对自己的高尚风雅与文化建设沾沾自喜，自诩其都城德雷斯顿是德意志的雅典（19世纪70年代以前，“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称而已，当时整个德意志地区，诸国林立，乱七八糟，像是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把腓特烈·威廉一世的都城柏林比作德意志的斯巴达。文艺男损起人来，也那么文文绉绉，说白了，就是我是仙女，你是粗汉子，我不想跟你玩的意思。然而，损人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位暴君的儿子，虽然从小被父亲万般摧残，但是后来还是替父亲出了这口气，把邻国那位文艺范叔叔的国土给瓜分了，从此建立了北德地区的霸权。他就是那位打败过奥地利、法国和俄国，可以和拿破仑齐名的军事天才——大名鼎鼎的腓特烈大帝。棒子底下出英雄啊，厉害了我的哥。▲腓特烈大帝4龙骑兵团的命运那支被拿来“人物交换”的龙骑兵团后来怎么样了呢？他们逆袭了！不管是带着光荣的使命去的也好，忍辱负重被贩卖过去的也罢，毕竟也是替人打过江山的，个个再怎么也是部队中万里挑一选出来的精英，自然不会计较自己的命运。毕竟是金子，到哪儿都是会发光的嘛。▲战场上的龙骑兵团▲标准龙骑兵装备，酷到爆有没有他们在异国他乡，再次自成一只精锐部队，奋发图强，越发强大。后来跟着腓特烈大帝的铁蹄，把当初遗弃他们的故国，杀得片甲不留，连后来拿破仑提到他们，也会敬畏三分。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曾经的你对我爱理不理，如今的我让你高攀不起。4瓷器的归宿那批价值600名龙骑兵的中国瓷器，后来怎么样了呢？比人命还昂贵，自然被小心翼翼保存了下来。不管国家如何动荡，朝代如何更迭，它们一直住在熟悉的茨温格宫里（现已改名为德国国家艺术博物馆），供世人流连观赏，述说那段略带奇葩色彩的传奇故事。▲用600名龙骑兵换来的中国瓷器（部分）它们经历了欧洲数百年的历史沧桑，见证了无数场人类的战争杀戮。而今物是人非，传奇依旧，奥古斯特二世、腓特烈·威廉一世和那些龙骑兵战士们，早已被时间的风沙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而它们，一直屹立在那里，好像在说——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啊！—————————END——————————文中图片、相关资料素材，整理自网、记录片《瓷路》。平时关于建盏的故事、宋朝的文化写得比较多，偶尔也会来八卦一下陶瓷的周边故事，如果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素材，可以私信告知我下，有空我都会写。
馆藏&15204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新材料作文“瓷器”导写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新材料作文“瓷器”导写
总评分4.2|
用知识赚钱
试读已结束，如果需要继续阅读或下载，敬请购买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
您可以上传图片描述问题
联系电话：
请填写真实有效的信息，以便工作人员联系您，我们为您严格保密。“京师瓷”真品的可能性有多大
摘要：1:25:51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林桢武
雍正珐琅彩翠竹月季小杯
7月13日，香港实业家邱季端向北京师范大学捐赠古陶瓷签字仪式举行，还没有进入实物捐赠，就在网络上引发了所捐藏品的真赝之争，人们把这批瓷器称为“京师瓷”。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看成是一次捐赠行为的争论，因为它关系到对民…
11:25:51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林桢武
雍正珐琅彩翠竹月季小杯7月13日，香港实业家邱季端向北京师范大学捐赠古陶瓷签字仪式举行，还没有进入实物捐赠，就在网络上引发了所捐藏品的真赝之争，人们把这批瓷器称为“京师瓷”。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看成是一次捐赠行为的争论，因为它关系到对民间文物的保护问题，这一事件有可能改变当前民间收藏正常流通的基本格局。大量古陶瓷在民间“流浪”长期以来，对民间收藏有没有真品，特别是对瓷器中的宋代五大名窑、元代青花以及清代官窑的存世量争论不休。近三十年来，随着国内大开发、大建设的迅猛推进，大量古代陶瓷被民间藏家所收藏。上世纪90年代，有大量的运河瓷出现，这些瓷器来源于古运河，品种繁多，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地方窑口。后来出现了疑似宋代五大名窑的东西，其中汝窑、定窑数量惊人。随着河南鲁山段店窑的发掘，最终弄清这些瓷器大部分属于段店窑，河南当地的藏家对这些瓷器开始作窑口分类，在宋代瓷器研究上走在了全国前列。大量古陶瓷井喷式的出现来得过于突然，在大多数人不敢相信的情况下，这些瓷器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笔者曾在一家古玩店里看到成批的宣德青花官窑被人低价买走，瓷器上还带有稀薄的土水痕迹。瓷器种类繁多、工艺精湛，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不可能是当代仿品。在上海和广东沿海地区，还“流浪”着一大批海捞瓷，其中有明清外销瓷器，也有宋代五大名窑产品。这些古陶瓷来源有可能出自窖藏或地下、水下的发掘，其数量是惊人的，很多在一线的资深藏家和多年在民间调查的专家都承认这个事实。有悖于常理的流通现状目前，大量的古陶瓷价格低得可怜，因为不被“主流”认可。一些店主为了维持生计，只好低价出售。这些店主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判别各类瓷器的鉴别能力，加上进货价格偏低，有利就卖。我在地摊上买到的真品，比仿品要便宜得多。就说当代专门做仿品的名家，他们做出来的高仿品本来远没有到位，有的还采用现代注浆工艺，一件卖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都很正常。而地摊上的元青花、永宣青花、成化斗彩，一件几百元都买得到，真是到了非常荒唐的地步。有一次，我在古玩地摊上看到几个宋代盘子，土蚀严重，我选了一个完整的，有局部土沁，属于典型汝窑支钉烧工艺，圈足外翻，开鱼鳞纹，一百元买到手。第二天我到上海博物馆参观陶瓷馆，发现展厅里展出的一对汝窑盘，其大小、颜色、工艺和老化程度跟我买到的盘子如出一炉。有人会问，一个汝窑的盘子拍卖上亿元了，民间怎么可能有？很多人并不清楚拍卖的内情，拍卖行不断推出天价拍品，不断变化品种，是一种商业操作，他们是不承认民间有大量同类藏品的，这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我曾经看到电视台一个鉴宝节目，一位持宝人拿了一个元青花瓶子和鉴定证书，被在场的鉴宝专家一口否定，专家只说了一句，如果是真的拿去拍卖行试试。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拍卖行才是最权威的鉴定机构吗？近些年，民间出现了大量的陶瓷精品，拍卖行不会承认这个现实，因为存世量的多少将决定拍品的价格。所以，以拍卖行成交的情况来判断民间藏品的多少，是非常不可靠的。多年前，海外的一个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出天价，其实，民间有很多藏家早就收藏到同样的大罐。“京师瓷”或将打破收藏格局可以预见，经过媒体一波争论，邱季端先生对古陶瓷捐赠的决定会更加慎重，在鉴定环节上必然会更加注重科学。北师大中国古陶瓷博物馆的建成是民间收藏的一个里程碑，它将会起到样板的作用。它还有一种重要的引领性，就是明确民间收藏的古陶瓷的种类和数量。无论从民间藏品的良性交易，或是对民间文物的保护角度出发，都会产生积极意义。如果我们明确民间遗存着大量出土文物，在鉴定和征集上必然要考虑相关的保护措施，这必将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建立。在面临数量庞大的古陶瓷精品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必然会催生较高层次的科技鉴定攻关，从而形成一整套认证体系。
（责任编辑：）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价值判断。
推荐关键字
说说我的看法...
注：网友评论只供表达个人看法，并不代表本网站同意其看法或者证实其描述
已有位网友发表评论
预展时间：日 14:预展地点：杭州、北京、成都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上海延安饭店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吴东魁艺术馆
[] [] [] [] []
12345678910
论坛/博客热点
业务合作: 010-
责任编辑: 程立雪010-绞胎、绞釉陶瓷器概述
绞胎、绞釉陶瓷器概述
　　欧阳希君前言关于绞胎、绞釉陶瓷器的实物资料较少［1］，研究的展开也不多。部分专家、学者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求，但部分著文中似有不太重视资料收集、积累，即仓促命笔、潦草将事。不少问题并未获以真正解决，且自相抵捂之处亦屡见不鲜。资料占有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深度，因此资料对研究者至关重要，而收集整理资料又是一项细致而繁琐的工作。目前笔者所收集的各公私藏品文字图片及资料（文字纪录）约250件，剔除了一些记录不准确（如同一件作品被误为另一件作品等），共计约200余件绞胎器，约20件绞釉器，标本图片无数。本文拟以多年收集、积累的资料及标本为基本素材，在尽可能详尽占有此项研究的所能见到的资料基础上，作些不成熟地综述和进一步分析研究，以助于将绞胎、绞釉陶瓷的研究推向更广深层面。一、绞胎、绞釉工艺的起源绞胎工艺手法的运用是公元前15～14世纪，实物出现在西亚细亚，哈佛大学闪米特博物馆收藏有几件伊拉克北部努兹古城遗址出土的绞胎“费昂斯”（faience）器残件。努兹遗址主要是侯利亚人（Hurrian）于公元前15～14世纪在两河流域北部建立的米坦尼（Mitanni）国的遗存。这几件绞胎“费昂斯”（上彩釉的陶器）器残件无论是纹样、质地及形制都不同于努兹遗址出土器物。据发据者称，它应是外来器物［2］。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件绞胎器和中国唐代绞胎陶的花纹较相近。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渊源关系？只有待今后的考古资料和出土遗物来解答。1唐·绞胎枕残片我国唐代始见一种特殊的陶瓷装饰工艺——绞胎，又称“搅胎”。唐代慧琳和尚《一切经音义》释绞曰：“绞饰上，交效反，《考声》云：‘绞，谓缯黑黄间色也’。”（慧琳：《一切经音义》卷32《佛说观音无量寿佛经》1290页。）指出所谓绞，就是丝绸上的“黑黄间色”。从实物看，不少绞胎器的色彩效果确实如此。尽管尚难查考绞胎命名的时代，但这样的命名深合唐人本意（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14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何谓“绞胎”？就是利用不同色调的胎土料，分别制成坯泥，并把不同色调的坯泥擀成板块，相互叠合，再进行特定的绞揉、切片、拼接、贴合、挤压，制作成型，器胎上便呈现出不同色调相间，盘旋蹙结的纹理。西方学者称为“大理石纹陶瓷器”，我国学者有的认为其造型纹饰仿自瘿木枕［3］，“绞胎纹”是仿照南方植物楠榴村上“因病遂成妍”的木瘿瘤及其制品。用黄褐、白色瓷土相间绞成的泥片造型烧成后便出现了“遍地皆花，如织锦，然多圆纹，浓淡可挹”的绞胎陶器［4］。也有学者认为是模仿漆器中的犀毗工艺［5］。犀毗，亦称“犀皮”，是古代一种暗色漆器。明·黄成《髹饰录》曰：“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般，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也有认为是仿自玻璃制品［6］。李仲谋支持“玻璃器”说，并从玻璃与陶瓷同属硅酸制品的共性论证了绞胎器并非玻璃器的简单仿制，只是借鉴了玻璃工艺的独特陶瓷品种［7］。这种独特纹理的构思设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应该是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包括纹样、工艺、材质等综合而成。因为大唐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多元文化体系，其包容性很强而又善于汲取不同地域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绞胎中既有三彩绞胎纹，也有大理石纹、树木纹及团花、蝶形、菱形等图案。2元·绞釉盘残件因绞胎工艺繁琐复杂，聪明的古代陶工一直在思考一种行之有效、简单易行的方法来体现其天然纹理的绞胎效果，以至出现了半绞胎、绞胎贴面等省时节料的改进方法。经五代、北宋绞胎工艺及烧造技术的不断进步，金代出现了胎表“绞胎纹”的类似“绞胎”器，它既有绞胎器的天然纹理，而又别于绞胎器的传统纹理，更细腻而自然。这就是学术界称之为“绞釉”陶瓷。绞釉工艺的形成是陶工模拟“绞胎”器而成的一种全新装饰工艺。因绞釉工艺较绞胎工艺简单，以至经元、明、清至今一直没有中断，与传统的绞胎工艺并行至今。3明·绞釉彩绘盘“绞釉”即是用多种不同色釉与化妆土混合稀释，并晃动将两种色釉搅拌成不规则的条纹，构成一种有别于绞胎工艺的风格独异的装饰纹样。对于这种“绞釉”装饰，部分学者形象地称为“流泥纹”、“流沙纹”或称“绞化妆土”。而对“绞釉”则提出质疑，认为绞的不是釉，而是釉下化妆土，即把两种不同颜色的较稀土浆搅拌成的花纹，再将陶坯在土浆表面滚过，便成为流沙纹，其制法很可能与唐宋时的“流沙笺”工艺有关［8］。对于“绞釉”技法，河南禹县曾试制过“绞釉”器的制瓷师傅邢国政也认为：“绞釉”是一种化妆土艺术，那种白地黑褐纹“绞釉”器的制作方法是把两种掺有不同量锰、铁金属氧化物的泥浆，经搅合后用特殊方法施于器坯上，罩透明釉烧成［9］。因此这类器物以前被学者称为“绞釉”是错误的，它的工艺技法与“绞或搅”没有关系，是化妆土淋洒而成，属化妆土装饰的新工艺，其名称定为“淋粉”更适合［10］。为避免用词混乱，本文暂按传统的“绞釉”称之。4明·绞釉彩绘瓶残底黄冶窑是我国目前已知的绞胎工艺发源地，窑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站街镇的大、小黄冶村的黄冶河两岸，总面积16万平方米。考古资料表明，该窑创烧于隋，盛唐、中唐烧造达顶峰，唐末停烧［11］。而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则认为：该窑北宋初期持续发展，并出现了如意头形镶嵌绞胎枕，表明绞胎器制作工艺萎缩、退化，终于渐趋消逝［12］。廖永民、张毅敏先生著文曰：“五代时期，烧造规模逐渐缩小，到宋、金时期停烧。烧造历史长达500余年。”［13］5明·绞釉彩绘瓶残底1976年试掘，年又两次发掘，出土大量绞胎器及少量“绞釉”器标本。绞胎标本中无釉坯胎残片较多，证明绞胎工艺较复杂繁琐，报废率较高。历次对黄冶窑址考古发掘、调查，出土绞胎器标本以枕为最，约占绞胎器总数的90％以上，盘、杯、碗等不足10％。黄冶窑绞胎枕目前所见式样也不算多，有箱形、长方形、如意形、扇形等几种。6明·绞釉瓶残片二、绞胎、绞釉器的工艺（一）绞胎绞胎，也称“搅胎”、“绞泥”，我国北方民间称之为“透花瓷”（新乡地区调查组：《当阳峪宋代陶瓷的初步调查》，《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韩静、周长明：《当阳峪瓷器纹饰的艺术欣赏》，《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也见有人误为“缪胎”［14］。日本总称为“练上手”，细分为“鹑手”、“木理手”、“市松手”、“流墨文”等。它是我国唐代创造的一种胎装饰产品。纹理虽相似于“大理石纹”、“木瘿瘤”、“犀皮”，但工艺上是没有关系的。工艺上和绞胎玻璃相近，如：木理纹是绞胎玻璃和绞胎陶瓷器中最简单和常见的装饰手法；陶瓷绞胎团花和绞胎玻璃器类似的纹饰中表现“小人糖”式的花纹，即所谓的“蜻蜒玉”的制作技术近似；陶瓷绞胎羽毛纹在绞胎玻璃器类似的纹饰中是以砂蕊技法制作［15］。绞胎就是利用二种（也见三种，但较稀少）不同色调的胎土料，分别制成坯泥，根据纹理构图的需要，剪切拼合，使器物显现各种所需或意想不到的花纹图案，如菱形纹、羽状纹、琥珀纹、水波纹、木理纹、朵花纹、回纹、鳞纹等及其顺其自然的纹饰，既是花纹图案，亦为精湛技法。干燥后还要进行打磨、修整，这时部分圆器可用辘轳车修坯，入窑素烧成半成品，最后施透明釉（也见不施釉的三足罐），釉色有白、黄、淡黄、浅绿和三彩釉，再次焙烧后方成正品。宋以后多施高温透明釉一次烧成，少数低温色釉还应为二次烧成。蒋华先生认为：绞胎工艺是以酱、黄、绿三色釉与胎土绞合，故胎內外均可见到绞合的纹饰［16］。显然这种提法是不妥的。7明·绞釉盘残件绞胎器一般常见的有全绞、半绞及局部镶嵌几种。全绞胎多用模具压印成型，内外纹饰相同；半绞胎是将绞泥碾压并切成薄片，再贴入已成型的素胎表面，但有些器盖类是先将绞胎泥平贴于模范中，再将坯泥放入范模之中压制成型，绞胎纹自然沾在坯泥表面；局部镶嵌与半绞胎的枕之四壁有相似之处，贴片较薄，但纹饰却很精致。8白釉绞胎瓷口沿残片根据窑口采集和发掘标本观察，唐代绞胎低温釉器均为二次入窑烧成。少数人有不同看法，认为：不能仅凭绞胎标本就得出纹胎工艺是分两次烧成的结论，故宮博物院所采集的唐代绞胎枕残片（图1）并非所谓素烧半成品，而是罩有浅黄釉的残片，只是上面的浅黄釉被磨损，但留有淡谈的痕迹，只要仔细观察，即能看出残片磨损的刷痕和淡黄色的斑痕。至于绞胎器是否需要两次烧成难可断定［17］。但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出土数百件绞胎残片和未施釉的素烧残片，无釉坯胎残片很多［18］，可证二次入窑说是正确的。对于绞胎器的成型问题，《中国陶瓷史》［19］曰：“所谓绞胎，是用白褐两色调的瓷土相间揉合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显然是不正确的。以至误导一些文章，如“两种色调的瓷泥揉合在一起，再拉坯成型，出现的纹理变化多样”［20］、“经过叠压、绞合，最后拉坯制成”［21］。河南省著名古陶瓷专家也认为：“绞胎瓷器，也是唐代制瓷中的一个新工艺，即用白褐两种不同的瓷泥相间揉合在一起，然后拉坯成型”［22］。我们知道，因要考虑胎纹，故不能用辘轳车拉坯，只能手工或范印成型。如果用陶车拉坯，坯体的绞纹就会顺着辘轳车施转而扭曲变形，影响了胎纹美感，而失去自然之韵［23］。从绞胎圆器绞花表里如一看，其工艺是把加工过的坯泥切片、拼接、手工挤压成型，绝非轮制拉坯［24］。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过辘轳陶车拉坯成型的绞胎器［25］。（二）绞釉绞釉，绞釉工艺是在绞胎装饰的基础上，为了避免绞胎的复杂工艺，又能达到纹理自然的效果，而发明的，是在拉坯成形的器物上装饰出类似绞胎的化妆士色斑，它明显有别于绞胎纹饰，工艺也全然不同，以至出现了另一种全新的装饰品种，它的出现时间较绞胎器晚得多，至明代还出现了绞釉彩绘品种，这种绞釉彩绘似中国画技法中的“泼墨”，色彩自然而无规律。关于“搅釉”工艺，前面已大致提及，现就各家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与认识。从各类绞釉标本观察，“绞釉”、“绞化妆土”提法均有其道理，因为不管是釉或化妆土，首先要加入不同量锰、铁等金属氧化物进行搅（绞）合，再设法施于器物上，搅（绞）合是关键，施入器物的手段可多种多样。尤如现代无笔画（也称拓意画）一样，用各种化学材料浮其不同色于水面，将纸放在上面后揭起，按构思稍加处理即有天成之感。作为陶瓷器亦可在绞合的化妆土上面滚过，亦可用绞合的化妆土浇淋、用笔或其它工具浇洒等。圆器内壁纹饰只能是后两种手段，不可能浸滚。最后按不同要求施不同色釉（如透明釉、绿釉、黄釉、孔雀蓝釉等）烧成。但饰于圆器内壁的绞釉产品年代明显偏晚，一般见于元代（图2）（陈永志主编：《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208-209页图151，文物出版社，2004年。），明代作品稍多。同期尚见一种绞釉红绿彩标本在河南郑州、许昌及山西长治等城建工地出土，有人称之为“淋粉红绿黑彩”［26］。该类绞釉制品再在釉上绘红绿等色彩（图3～5），目前未见窑址出土，也未见传世完整器，应是作坊购进成品后加彩而成。如图6、7绞釉器标本即是未加彩者。但也有学者错误地认为：“绞釉是在修好瓷坯上，用掺有铁、锰等金属氧化物的釉浆，以深浅两种釉按所设计的纹样进行描绘，然后入窑烧成。历史博物馆藏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出土的绞釉枕，除底外均用黄褐两种颜色釉药绘出树木年轮纹，绘画手法娴熟，运笔生动，纹理自然流畅，釉色醒目极具装饰效果，是研究唐代绞釉工艺十分难得的教材。”［27］所附“唐代绞釉枕”图片实为唐绞胎枕，而且唐墓也不见绞釉器出土。而部分本地窑口专家也持以同样的观点，认为：“其制作技法是以两种不同颜色的釉汁搅和一起，用笔蘸釉汁在坯体上描绘、涂抹而成。”［28］孰是孰非，笔者不便发言。因为本人并未亲眼见过现代仿制“搅釉”工艺的过程。不过从出土与传世的“搅釉器”观察，不像似“以深浅两种釉按所设计的纹样进行描绘”和“用笔蘸釉汁在坯体上描绘、涂抹而成”。也见一件黑釉玳瑁罐（黄雄等：《雅昌藏友论文·精品集》124页，第六届雅昌艺术论坛北京研讨会组委会2006年9月编印）被误识为“金黑地绞釉罐”，实不应该。绞胎器常常被一些博物馆、出版物误识为绞釉器，甚至说成“绞胎又绞釉”。如：宋·绞胎钵碗，口径14㎝ ，日本小仓武之助。曾见于《陶器图录》（《陶器图录》，日本雄山阁株式会社，昭和十三年。）的一件北宋绞胎钵碗，在《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田自秉、吴淑生：《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下）739页图73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中被称为“绞釉碗”；临汝县博物馆一件唐代黄釉绞胎枕被误名为“三彩绞釉枕”（杨澍：《河南临汝县发现一座唐墓》，《考古》1988年2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一件唐代绞胎三足盘被误识为“绞釉三足盘”，且又言“绞胎又绞釉”［29］；吉林省博物馆将一件绞胎盒误为“搅釉瓷盒”［30］；镇江市博物馆一件唐绞胎盘也误为“绞釉盘”［31］；故宫博物院将一件三彩绞胎枕误为“通体施绞釉”［32］；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一件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出土绞胎枕被误识为“绞釉枕”［33］；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定名为元代“绞釉碗”的展品，实为绞胎碗等。三、绞胎、绞釉器的窑口（一）绞胎器的窑口“黄冶窑是全国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处在唐代烧造绞胎制品的窑场”［34］。盛唐时期开始创烧绞胎制品，北宋后绞胎工艺传到巩义芝田窑、登封曲河窑、郟县黄道窑、鲁山段店窑、宝丰清凉寺窑、新安城关窑、修武当阳峪窑、禹县扒村窑、博爱柏山窑及焦作恩村、矿山、王庄、牛店、西王封等窑，省外有山西榆次孟家井窑及浑源青磁窑，山东淄博磁村窑、博山大街窑（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及枣庄中陈郝窑、宁阳西磁窑［35］等。有学者称：“绞胎瓷器仅见于唐、宋，清代雍正、乾隆时虽有仿制，但已不是两种色调的胎土绞在一起，而是以釉彩绘画而成。”（叶哲民：《隋唐宋元陶瓷通论》8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其实，金元时期绞胎器仍大量继续生产，明清产量较少（详见“明清的绞胎、绞釉器”节）。如焦作矿山窑址与绞胎器伴出的还有大量黄、绿釉和三彩等剔划花制品。当阳峪窑是较早发现的一个绞胎器产地窑口，1933年瑞典人卡尔贝克和英国人司瓦洛曾先后调查过该窑。发表了《关于焦作陶瓷的记录》，指出：当时尚能看到窑址有400余座，并列举有绞胎、白地绘黑花、白地划黑花等定窑系白瓷［36］。有文章提出：“唐代的越窑、巩县窑及耀州窑均生产绞胎陶瓷器”［37］、“唐代巩县窑、寿州窑与宋代的磁州窑等窑址中均发现有绞胎瓷片”［38］、“缪胎瓷器……主要产于唐代的巩县窑、寿州窑和宋代的磁州窑”［39］、唐代“绞胎器的产地就目前所知，一是河南巩县窑，一是陕西耀州窑，都是出的绞胎枕的残片”［40］、“陕西铜川耀州窑也发现烧造唐三彩品种并且出土了绞胎枕的残片。最近报道河北內丘邢窑也生产唐三彩，估计也会发现绞胎标本”［41］，均未注明资料出处，不知他们从何而得知？也见谈到唐代越窑青釉绞胎枕的文章曰“越窑遗址中已找到此类枕的标本”［42］、“唐代北方地区的绞胎器，尚无发现青釉制品，宁波这件青釉绞胎虎枕从遗址情况和器形、工艺特征上判断，应属南方制品，浙江学者也认为它可能是越窑产品，据说在慈溪上林湖窑址中可找到同类器物的标本”［43］。学风较严谨，注明资料出处，均为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林士民执笔）《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该报告确见一句“执壶、带巩（銴之误）壶、盏马（与之误）托、海棠杯、荷花碗、绞胎脉枕等，在慈溪上林湖窑址中都可以找到残器与标本”［44］，可这一句后的引文资料出处为：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而《越（明）州“贡窑”之研究》［45］压根儿不见“绞胎”一词，更未提出窑址中采获绞胎标本，仅说明和义路遗址出土秘色瓷在窑址中见到。其实，这件青瓷绞胎枕最初从和义路遗址出土时，并未被认定它为越窑绞胎产品，而是被林士民先生当作长沙窑釉下褐彩［46］加以介绍的，可知该青釉绞胎枕与越窑青瓷胎釉不符。也见有不负责任的文章曰：“河南巩县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这两处烧造唐三彩的遗址实际上也是唐代生产绞胎器的窑口”［47］，无中生有的注明引文资料出处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禚振西、杜葆仁执笔）《唐代黄堡镇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经查，其用词与霍玉桃等《唐三彩铅釉陶的研究》［48］一文基本相似，只擅自加上了“才确认河南巩县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也是唐代生产纹胎器的窑口”一句。其实，书名根本没有“镇”字，他人笔误，其也跟着错了。这本上下册的窑址发掘报告笔者早已熟读，难道有误，再次将《唐代黄堡窑址》（上下）［49］、《五代黄堡窑址》［50］、《宋代耀州窑址》［51］，甚至将《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52］又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实在找不到其所言的“耀州窑只有残器”的绞胎器。该文［53］又曰：“惟当时制瓷力量较强的巩县窑、耀州窑和浙江越窑有产品。但所出的量都不多，耀州窑只有残器，不见完整件；越窑仅见一例为镶嵌的青瓷绞胎虎枕”，引文资料出处为范冬青《陶瓷枕略论》［54］，而《陶瓷枕略论》原文“由于越窑绞胎枕仅此一例，窑址中也不曾发现它的标本，因此很难有所讨论”。其实，黄堡窑自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开始发掘，至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重点发掘，并出版《陕西铜川耀州窑》［55］一书，197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进了第二次发掘，年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出版了发掘报告《唐代黄堡窑址》（上下），从未报道过黄堡窑产纹胎器。第三次发掘主持人禚振西仅在其《耀州窑遗址陶瓷的新发现》［56］一文中顺便提及“绞胎釉”，文中共出现过2次，如：“唐代的出土物中有……绞胎釉……从釉色上看……还有绞胎”。不见器物描述、器物名称。以后又在《唐长安京畿黄堡窑的创建与发展》中说有“青釉绞胎”高温釉瓷品种（禚振西：《唐长安京畿黄堡窑的创建与发展》，《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文集》418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李仲谋先生在西安、铜川调查时，承禚振西帮助，得见仅有的2片绞胎残枕，一为二色绞胎朵梅纹，工艺与巩县相同，也是镶嵌贴面，与巩县窑产品无明显区别；二是青釉下白彩绞胎瓷枕，枕面为镶嵌贴面的绞胎团花，枕壁各面以白彩绘朵花，草率随意，绞胎团花用灰、黑两色绞成，灰胎施青釉。由于能够确认的绞胎标本太少，故《唐代黄堡窑址》一书中未曾提及［57］。我想这是因为尚不能断定是否为外来产品。以至有人在禚振西文中见到绞胎二字，在不知器物名称、胎釉及纹样、尺寸的情况下亦云：“铜川耀州窑址也曾发现过唐代绞胎瓷片。”［58］对严谨的古陶瓷研究，特别是绞胎器研究极为不利。关于越窑遗址出土过绞胎器标本纯属虚构，如真出土，这么重大的发现为何不见1999年版《青瓷与越窑》［59］和2002年版《上林湖越窑》［60］等加以披露？所以说，道听途说都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新成果、新发现，资料或引文要有出处，引用相关资料亦应谨慎，并穷究其源。因为科学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切不可信口开河。对一件陶瓷器，如果能判明准确的窑口，无疑会更有学术价值。对判断窑口来说，名窑问题较少，有的则和別的窑址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许有人认为一件陶瓷藏品挂上名窑的名义，就会提高等级。其实，如果判明窑口，从而解决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其价值比一件名窑产品不知高多少倍［61］。黄堡窑在没有科学发掘出土绞胎器以前，也不应该将它列入唐代绞胎器生产窑口。关于“唐代寿州窑与宋代的磁州窑”，目前未见窑址出土绞胎器报道，寄希望于著文者能再次撰文加以说明。有学者2001年考察内蒙古上京窑时，拾到一片白釉绞胎瓷口沿残片（图8），在其《辽代陶瓷》一书中认为与吉林、辽宁出土的绞胎瓷极为相似，而与河北彭城窑址采集的绞胎瓷有明显不同。因此提出：为辽墓出土绞胎瓷器的窑属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线索和思路［62］。具现有资料显示，辽境出土白釉绞胎瓷仅2件，其一为辽宁朝阳市七道泉子辽宁轮胎厂附属厂区辽墓出土的白釉绞胎钵（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历史与文物》，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原文误为盒）；另为一件白釉绞胎盒（原文为：“瓷盒：形状大小和我们常用的印色盒相同，径七.九公分，盖高二公分，底高二.四公分，外面有彩色卷纹状的花绞。”）出土于农安塔（农安县文教科：《吉林省农安塔在修缮工程中发现古物》，《文物参考资料》页。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页。），该塔为砖筑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擔式建筑，是现存辽塔最北的一座，位于农安县城西门外约百余米处，1952年修缮时于塔身第十层发现（陈相伟：《四十年来吉林省辽金考古的主要收获》，《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期合刊69页。该注为：《吉林省农安塔在修缮工程中发现古物》，《文物参改资料》1653年6期。“改”为校对不严，而“1653年6期”应为1963年，但1963年并无6期，为5、6期合刊，且6期并无注中所言之文。）。这件绞胎盒被众多学者所引用，但并未彻底弄清其出土情况。如《辽代陶瓷》一书所说的正是这件白釉绞胎盒，曰：出土于农安万金塔。注释出处为：“刘振华：《农安万金塔基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8期”，《农安万金塔基出土文物》［63］一文中根本未提到有绞胎瓷出土，所谓出土文物亦是当地群众上缴的，瓷器共11件，而所列青白瓷碗2件、白瓷碗5件、白瓷浅腹小碗2件、白瓷碟1件，共仅10，另一件未见器物描述，缺失了一个整体研究的重要资料。其实农安古塔与农安万金塔为不同的两座辽塔。2001年钱芳、黄兰《宋绞胎瓷罐与瓷盒》［64］言及这件绞胎盒1953年出土于吉林农安县一座辽代古塔，塔的建筑年代为辽圣宗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铜佛、香炉等物。但未言是否该塔就是万金塔。而农安万金塔无绝对纪年物出土，塔基所出铜钱以“天禧通宝”年限最晚，因此推测万金塔建造于北宋天禧（年）年间或以后，上限不早于辽圣宗时期。上下限亦不见得是辽圣宗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64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亦例举该盒，但无注；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40页及56页注［42］，文物出版社，2004年。）例举该盒，出处为：钱芳、黄兰《宋绞胎瓷罐与瓷盒》。查阅原始资料，未见农安塔“建筑年代为辽圣宗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的纪年资料。辽墓出土的绞胎瓷钵或盒早得到证实与公认：为河南窑口之产品。这种绞胎盒在焦作矿山窑已见不少出土实物（杨贵金等：《略谈当阳峪窑系中的绞胎瓷》，《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会专辑”220页图四。）不能因为偶拾的一片绞胎残片而臆测辽墓出土极少的绞胎瓷是上京窑产品，更何况1940年小山富士夫调查过上京窑，1943年黑田源次、李文信曾试掘，至1944年5月正式发掘都不见绞胎瓷出土。又以后历次文博单位和个人调查均不见该品种，而且上京窑规模小、烧造时间较短，发掘中尚未发现窑炉、窑迹等。再加上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窑的年代是辽亡后金人所烧［65］，窑址正处于奉安太祖宴寝的日月宫所在地，实难设想辽太祖家庙山门前会设窑烧造陶瓷，这种事只能发生在辽亡后的一段时间以后。因此，上京窑这片绞胎瓷残片与辽墓、辽塔出土的绞胎瓷一样，均属外来产品——河南窑瓷。关于“彭城窑址采集的绞胎瓷”问题，是在彭城镇旧城改造工程中出土，虽然盐店遗址西侧一公里范围内的八坡窑、老槐树、碗市街、半壁衔、衙门胡同等建筑工地陆续发现了数座窑炉遗迹，同时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但以白釉黑褐彩为主，少量的白釉剔刻和极少绞胎器［66］。但作为遗迹的旧城区改造，早已将窑址和生活遗物混杂，难以区分窑址物与外来生活用品，而且磁州窑也仅见非正式出版物的《中国磁州窑》图册文字中有绞胎瓷残片出土字句，彭城窑是否烧造过绞胎产品，还需更多的发掘资料证实。9界庄窑唐代绞胎器物标本据报道，山西浑源界庄窑发现了唐代绞胎盏托及碗等器物碎片［67］，但无相关资料及标本。后在刊物［68］中见到界庄窑唐代绞胎器物标本（图9）图片，但相关资料不详。2002年终于见到稍详实的报道，得知浑源界庄窑出土了赭色、白色相绞的绞胎器，或施青釉，或素胎。器形有碗、盏托、枕等。枕，器身残，可看出为雕塑器物，枕面为橘红色、白色相绞的木理纹贴面，枕面以外器身为灰黄胎，高4、残长11.2㎝；碗，尖唇，敞口，斜腹，通体施青釉，高3.2、口径15.8、足径7.2㎝；盏托，整体呈盘式，托口微突，尖唇，环足，通体施青釉，高2、托盘口径12、足径6.4㎝。此外尚见三彩器，可辨器形有执壶、钵、碗等。采集有三彩器和带有三彩釉的三叉支具，还有三彩器物与绞胎器物相粘连的器物，也见三彩及绞胎器的素烧件，可能也是二次施釉的素烧坯［69］。笔者通过对标本图片（图10）的仔细观研，它为灰色胎坯上贴面绞胎产品。若施高温青釉，绞胎器似大可不必素烧。10界庄窑唐代绞胎器标本1988年河南荥阳广武乡发现唐代窑址遗迹，出土了一批唐代陶瓷器，其中有一件唐代绞胎枕，高6、长13、宽10㎝，呈长方体，枕面下凹。但末发现瓷窑遗迹，仅发现一些灰土坑和瓷片堆积坑（郑州市文物工作队：《河南荥阳菇？（造字：草字头下面一个固字）发现唐代瓷窑址》，《考古》1991年7期。）。但出土陶瓷器皿不似窑址废弃品，不见黏连、变形物，因此，尚不能确定这是否一处唐代窑址。11金代绞胎钵类残片就目前发现的唐代窑址中，除河南巩县外，山西浑源界庄窑也生产绞胎器。关于宋金元生产绞胎器的窑口，除上述已知者外。有人提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均大量生产绞胎陶瓷器”［70］。亦没有注明河北那个窑口生产，是否指孙机《绞胎器与瘿器》一文所言“宋代的磁州窑”？12“山西榆次窑”孔雀蓝绞釉残片山西盂县磁窑坡窑发现“少量黑瓷及绞胎瓷”［71］，不见附图，也无详实资料。后见调查简报［72］称：仅一件金代绞胎钵类残片（图11），厚突唇，芒口，唇下青灰胎和褐色泥片绞合，褐色泥片较薄，内外施白釉，釉泛黄，胎质坚硬，有气孔。因仅见一片绞胎残件，还不敢说该窑烧造绞胎产品。13矿山窑址出土绞胎瓷残件虽然只凭个别窑场的调查、发掘资料还远远无法了解唐代绞胎产品的生产全貌，也不敢说宁波遗址和陕西唐墓出土的绞胎器是黄冶窑生产。但其中大部分绞胎产品，如杯、碗、枕、炉等可在黄冶窑绞胎器和三彩陶中见到相同器型。很多传世绞胎产品的器型、胎釉、装饰纹样等都与黄冶窑绞胎标本存在着一些差距，笔者确信河南生产绞胎的窑场起码还有几处窑场，只是暂时未找到窑口而已。14当阳峪窑址出土宋代绞胎壶残件标本（二）绞釉器的窑口从已知可确信资料看，绞釉产品的窑口集中在河南省，主要有：宝丰清凉寺窑、郟县黄道窑、新安城关窑、禹县扒村窑、修武当阳峪窑、博爱柏山窑等。有人著文［73］提出山西榆次窑亦生产绞釉器，并附有注明“山西榆次窑”孔雀蓝绞釉残片标本（图12），并未说明出土具体地点，或是榆次孟家井窑？也可能是城镇工地出土，但并不代表它是山西榆次窑场产品。从所附标本看，当为瓶类无疑，河南禹县扒村窑址曾出土元代孔雀蓝绞釉瓶标本［74］，与所谓“山西榆次窑”标本相雷同。因此可确信“山西榆次窑”孔雀蓝绞釉残片标本的窑口为禹县扒村。15宋·绞胎水注四、绞胎、绞釉器的年代（一）绞胎器的年代关于我国出土和传世的绞胎器时代，公认是唐代。目前我国最早的绞胎产品为1972年陕西乾县的神龙二年（706年）懿德太子李重润改葬墓出土的2件唐三彩绞胎骑马射猎俑。1952年陕西咸阳唐杨谏臣墓出土的绞胎水盂，墓志铭的确切纪年为开元二年（714年）［75］。这时的绞胎器已较为精美，因此，绞胎器的产生年代必定早于神龙二年。有确切纪年的出土物中，绞胎器还有多件，详见表一：纪年绞胎、绞釉器。“※”者为有疑问的器物。16“搅釉”碗残片器名&& 尺寸&&& 出土地&& 纪年1、三彩绞胎骑马狩猎俑 通高35.5、长30㎝& 1972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 唐神龙二年（706年）2、三彩绞胎骑马射猎俑通高36、长29.5㎝& 1972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 唐神龙二年（706年）3、绞胎水盂& 高6、口径3㎝& 1952年陕西咸阳唐杨谏臣墓& 唐开元二年（714年）4、青釉镶嵌绞胎虎枕& 通高7.5～9㎝&& 1973年浙江宁波市和义路遗址& 唐大中二年（848年）5、三彩绞胎宝篋形印经式塔& 总高47.2、胴高41、腹33.2㎝& 河南新密市法海寺塔地宫& 宋咸平元年（998年）6、绞胎盒※& 盖径8、高4㎝& 吉林农安县城西八门外辽塔& 辽太平三年至十年（年）7、绞胎盆& 高6、口径28.2、底径18.4㎝& 江西永修县真如寺僧塔地宫& 宋嘉祐四年（1059年）8、绞釉罐（残器）河南焦作电厂金墓& 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9、孔雀蓝釉梅瓶& 高23.5、口径4、底径8㎝& 广西桂林市朱规良夫妇合葬墓& 明嘉靖年间（年）10、绞胎文昌像& 高17.5㎝& “万历丁酉陈文成塑”刻款& 明万历丁酉年（1597年）绞胎“花枕”的年代，过去一直断为晚唐。自范冬青女士根据其装饰纹样、戳印与“咸平元年三彩宝篋形印经式塔”的装饰风格相似等特点推测，“花枕”年代当为北宋早期［76］。李仲谋先生认为年代为五代～北宋早期，并从造型、装饰工艺、铭记风格等方面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77］。笔者认为仅凭这些还不能充分证明“花枕”年代，因为唐锦上也见团花外饰联珠的花纹图案［78］；唐三彩贴花盖罐［79］上的贴花亦与“花枕”上的绞胎团花纹相似，且盖罐上团花外层的朵花与“花枕”上绞胎朵花纹相似；唐泥塑彩绘镇墓兽［80］身上也见小圆圈外联珠纹或小三角纹；黄堡唐窑出土提梁罐［81］，所饰团花正是“花枕”四壁上的“戳印”太阳花；唐贴金铠甲骑马俑［82］人和马身上均见5～6瓣团花，团花外圈为联珠纹。该俑出土于乾县懿德太子墓，于神龙二年（706年改葬墓）陪葬乾陵。特别是1955年西安王家坟村唐墓出土的三彩绞胎钱柜，柜面镶贴绞胎五瓣团花纹与河南新密市法海寺塔地宫出土的北宋三彩绞胎宝篋形印经式塔纹饰雷同，该墓同时出土的还有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式样唐三彩钱柜，无绞胎纹饰。均为典型唐物。笔者开始也赞同范冬青“北宋早期”的观点，特别是见2000年《黄冶唐三彩窑》“该窑北宋初期持续发展，并出现了如意头形镶嵌绞胎枕”和2002年《巩义黄冶唐三彩》［83］“其年代则晚到北宋时期”的语句，更深信不疑。但2005年《黄冶窑考古新发现》［84］的“唐末停烧”使愚迷惑不解。又有文载：该窑出土扇形花枕残片，“枕两侧上下边平直，前后上下边均为弧形，一长一短，枕平面呈扇面形，前壁上部有一圆孔。枕面镶嵌绞胎圆形图案，枕面其他部分与枕的四壁满饰太阳纹印花。枕表面施绿色或褐色透明釉。1999年5月，郑州市一北宋墓出土一件完整扇形枕，当系黄冶窑所产，为北宋初年产品。”［85］可见这一“北宋墓”并无纪年，是凭这件扇形绞胎枕类似“北宋初花枕”而得出“北宋初年产品”结论。17“‘咸和’铭绞釉葫芦酒瓶”宋金元时，绞胎产品继续生产，且烧造绞胎、绞釉器物的窑口已增至几十处。当阳峪的绞胎器产量不多，但发现较早。上世纪30年代任职于焦作煤矿的英国人司瓦洛曾雇人对窑址盗挖，并写有《关于焦作陶瓷的记录》发表。不久北京古玩市场出现该窑瓷片［86］。该窑所获绞胎器标本虽少，但它作为宋代纹胎器的一个重要产地，已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2003年11月至2004年6月文物部门对该窑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出土了绞胎小碗、钵式平底碗和一种圈足较高的绞胎碗等［87］。值得注意的是，牛庄窑、恩村窑和矿山窑发掘出不少绞胎器，特别是矿山窑，出土可复原绞胎器近300件，其中在一个灰坑内发掘出大量的绞胎残件，复原器物近200件，器类有碗、钵、盒、盘、罐、壶、枕、瓶、盆，其中碗、盘、罐可分多种型式，品种比原来增多。还发现大型器物，有的碗、盘、盆直径都在20㎝以上。制作方法是用或白、褐，或白、黑，或白、黄两种色调的瓷泥揉合在一起，再拉坯成型，出现的纹理变化多样，有羽毛状、木纹状、水波纹状、蚯蚓走泥状等，施透明釉一次烧成。同时也见有施绿釉的绞胎器，较珍稀［88］。内蒙古敖汉旗辽墓出土的绿釉绞胎钵［89］，应为矿山窑产品。图13［90］为矿山窑址出土绞胎瓷残件。胎质细腻、坚硬、较薄，瓷化较佳，制作精良、器型规整，少见整器绞胎，圈足、口沿及壶流等以白胎粘接。其工艺之精，为全国其它同期绞胎窑口所不及。图14［91］为修武当阳峪窑址出土宋代绞胎壶残件标本，与矿山窑壶、碗等同类标本基本相同。因此，传世品中此类器物窑口分辨相当困难。如英国克拉克夫人收藏的一件完整绞胎水注（图15）［92］，高10.8，水注为羽毛状绞胎纹，而器流、柄、足以及颈、口均为素胎粘接。该水注与当阳峪窑、矿山窑出土宋代绞胎壶残件标本吻合，可确信为河南产品，但想要缩小范围，具体确定是其中那一个窑口所产却不易。18“宋·绞釉玉壶春瓶”除河南外，山西、山东均发现烧造此类器物的窑口。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几件宋金绞胎产品，如绞胎鼓钉钵、花口碗、敛口钵等均出自山东淄博博山，为大街窑产品。金、元时期，绞胎工艺衰退，质量、数量明显下降。内蒙古黑城遗址曾出土一件绞胎瓷碗，“已残缺一半。釉色灰白，花纹黑褐色，呈细密的波折曲线状，器壁内外图案浑然一体”［93］，从不清晰的黑白图片看，似为元代遗物。1973年内蒙古大学（呼和浩特市）院内出土一件元绞胎高足杯，高6.3、口径8.7、足高2㎝，侈口，尖唇，弧腹，喇叭形高圈足，足底外撇，杯腹较深，由褐色和白色胎泥绞合而成，呈木纹状，施透明釉［94］。从线图与器物、纹饰等描述看，与元高足杯不太吻合，因未见彩图或实物，暂作阙疑。集宁路出土的绞胎器有碗、高足杯、器座等，高足杯与黑城所出绞胎碗的纹饰雷同，为连续水波纹装饰［95］。从内蒙古出土不少的元代绞胎器观察，元代绞胎器的生产尚未完全衰败，应还有一定持续。内蒙古包头市燕家梁遗址也出土过青花瓷和搅胎瓷（笔者注：原文为“揽胎瓷”，应为“搅胎瓷”之误）的器物残片。据调查者言：“燕家梁遗址应属一处古代瓷窑址是无容置疑的……燕家梁瓷窑遗址青花瓷器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元代青花瓷器生产的北缘已扩展到了内蒙古地区”［96］。若果真这样，该窑址也是元代搅胎瓷的产地之一。但这些推论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加以印证。因为，2米的文化堆积层不见匣钵等窑具，仅此一项即可否定该遗址非古瓷窑。故宫博物院藏元绞胎高足杯和元绞胎盘，已不能与宋代绞胎器同日而语。元代以后，绞胎工艺衰败，绞胎器再不见生产窑口。但尚见明清绞胎器传世品，或城市工地出土的明清绞胎残器。（二）绞釉器的年代“绞釉”是一种化妆土艺术，不少学者都称之为绞化妆土。因绞釉器出土和传世较少，实物标本难得一见，故有人并未认真研究“绞化妆土”（绞釉），便否定“绞釉”，认为“搅釉”之说实为臆测之词［97］。杨静荣先生将“绞釉”与“绞化妆土”划列为不同品种，认为：中国古代陶瓷史只有绞胎和绞化妆土，绞釉产品是建国后才出现的新品种，但产量不大，因为绞釉产品成本太高一桶釉只能生产几件就报废了［98］。以至使人误解其意为：“宋元无绞釉产品”，并列举部分出土绞釉器证明宋元有绞釉产品［99］。其实“绞釉”即是“绞化妆土”。长期从事绞胎瓷研制的艺人贠荣贵将搅化妆土称为“绞胎釉”，区别于搅胎瓷，而搅釉就是将两种不同颜色的不透明釉混合在一起施于坯体上。但这种技法属现代工艺，就古瓷而言至今不见真正的绞釉瓷器。绞釉也许是绞胎釉（搅化妆土）的简称，但工艺操作上概念完全不同（贠荣贵口述、辛文映整理：《我所了解的当阳峪绞胎古瓷》，《焦作文史资料·焦作陶瓷史料专辑》2007年3月第11期。）。为照顾习惯，本文仍按“绞釉”传统称谓。“绞釉”装饰的出现可能稍晚。纪年资料中，目前仅见河南焦作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墓出土一件绞釉罐。80年代大、小黄冶窑调查中，仅采集到“搅釉曲线纹枕”残片一件（傅永魁：《河南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砍及图五：5。），以后大规模发掘中黄冶窑也仅见一些碗类“搅釉”残片（图16），平底，圈足，以棕色釉与粉红釉相搅，见于碗内外壁。曾见钴蓝书“‘咸和’铭绞釉葫芦酒瓶”（图17），著文者认为“咸和”为831～857年建都于敖东渤海国国王大彝震年号，该瓶为831～857年间渤海国产品［100］。笔者认为该瓶时代有误，就算是宋器也不见青料书款者，因此推测该瓶为后仿品。另见一件“唐·绞釉陶执壶”［101］，高7.5、口径3.6㎝，喇叭口，长颈，圆腹，平底，颈腹间有一绳纹拱形柄，对侧设短圆管注口，釉仅施至上半腹。从造型看，笔者认为金代产品无疑。鹤壁集窑金代地层出土的一件黑釉执壶［102］，高8.5、口径3、底径4.1㎝，长颈，圆腹，颈腹间有一绳纹拱形柄，对侧设短圆管注口，与这件“唐·绞釉陶执壶”相同，因此可确定所谓“唐·绞釉陶执壶”实为金代物。《旅顺博物馆藏唐宋瓷枕》（王宇等：《旅顺博物馆藏唐宋瓷枕》，《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2期。）介绍馆藏瓷枕中有一件“唐·水纹陶枕”，高5.5～6.5、长21.6、宽15.3㎝，呈腰圆形，胎色微红，质粗，后面有一孔，枕面巧妙利用低温釉烧制时的流动，形成黄色水纹，枕面褐色釉，周壁半釉。从图片看这是一件绞釉枕，这种形制的陶枕多见于金代。“山西省馆藏一级历史文物一览表”中有一件序号458的白地绞釉玉壶春陶瓶，时代定为宋（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9页，中华书局，2002年。）。因未注明藏处，见不到实物，存疑。另外该文还有几款宋金枕被误定唐枕。在郭良蕙先生著文［103］中，见1980年纽约苏富比拍出一件柏耐BERNAT夫妇收藏的“宋·绞釉花口瓶”一件，另外还见“宋·绞釉玉壶春瓶”（18）、“宋·绞釉陶梅瓶”各一件。笔者以为，从造型看时代应为金元制品。而绞釉花口瓶、绞釉陶梅瓶笔者也为第一次得见彩图。1993年7月，山西平朔（现为朔州市朔城区）曹沙会村元墓出土一件绞釉玉壶春瓶［104］，高18㎝，颈下及腹部饰褐、白绞釉纹饰，呈行云流水之“流沙纹状”，与这件“宋·绞釉玉壶春瓶”造型一致，而《中国古陶瓷研究》［105］上介绍的韩先生收藏的一件“元·绞釉玉壶春瓶”则造型有小异，饰纹赭、黑、白三色相同。“宋·绞釉花口瓶”属涩胎无釉制品，日本东京博物馆藏有这类涩胎绞釉玉壶春瓶二件，年代为金～元。著录上亦见一件定为金代的涩胎绞釉带座双耳瓶［106］。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出土绞釉枕［107］，从附图看，为公认的绞胎枕。廖永民、张毅敏先生认为：“搅釉器”与绞胎器一样，都是在唐代早中期创烧［108］，但并未出示令人信服的实物标本和提出理论依据。有人错误的将一件绞釉器残片时代及窑口定为“辽代扒村窑”产品［109］。河南禹县从来不曾有过辽王朝（916～1125年）政权，西辽、后西辽更与河南禹县扒村窑扯不上干系。1985年鲁山县大窑店遗址出土的一件搅釉枕虽被作为北宋产品介绍。但纪年资料中，目前仅见河南焦作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墓出土一件绞釉罐。内蒙古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曾出土多件绞釉器标本，有花口盘、敞口盘等，“以黄白两种颜色的釉泥搅拌，通过釉的流动熔融产生黄白两种颜色的条带纹理”（陈永志主编：《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11页图五，文物出版社2004年）。黄冶窑所见碗类“搅釉”残片绝少，是否为真正的“搅釉器”？年代问题还不能确定，因为目前尚不见唐～宋纪年墓葬中出土，窑址发掘出土的“搅釉器”残件亦为与其它品种混杂的金元地层。因此，将“搅釉器”的年代暂定为金代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山西平朔出土的绞釉玉壶春瓶、河南卫辉市博物馆藏绞釉三足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绞釉鸡心式碗等各地出土和国内外公私收藏的绞釉制品看，也多属金、元之物［110］。目前已发现“搅釉”或绞釉器物遗存的窑址有：鲁山段店、宝丰清凉寺、郏县黄道、新安城关镇、禹州扒村、修武当阳峪、焦作西王封、博爱柏山等窑口［111］。五、绞胎、绞釉制品的种类目前所见窑址、遗迹、墓葬出土与传世的绞胎共计约140件，品种还是比较丰富的，唐五代以枕为大宗，其次是碗、盘、钵、炉、杯、盒、罐、盂、钱柜、骑马俑、执壶、海螺、球等。部分箱形枕似乎并非枕的作用，部分学者指出它们可能是器座或压置文书什物的镇具使用，与祭祀礼仪有着密切的关联［112］。关于“花枕”，似为唐末五代至宋初产品，尚有争论。唐五代绞胎器釉色以黄色透明釉为主，也见三彩釉、绿釉。宋元、辽金绞胎器主要有：塔、碗、盘、钵、杯、高足杯（碗）、器座等，尚见扇形抌、贯耳瓶、三足双耳炉等，真伪存疑。釉色以白色透明釉为主，亦有黄色、青色、绿色和三彩釉。另外曾见元当阳峪窑绞胎花盆残片［113］。明清绞胎器少见，有梅瓶、文昌像、瓷板、陶壶、紫砂六角罐、双联笔筒、六棱柱体笔筒，釉色亦以无色透明釉为主，亦见其它釉色。见附表二。“※”者为真赝或年代存疑。国内外绞胎器一览表时代名称& 出土地& 尺寸& 收藏者& 资料出处1、唐·绞胎箱形枕※& ？& ？& 1985年台湾故宫博物院购藏&& 陈擎光《唐宋陶瓷——中国陶瓷艺术的黄金时代》，《故宫文物月刊》期。2、唐·三彩绞胎木理纹箱形枕 ？ 高5.5㎝&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屈志仁《绞胎、“绞釉”和流沙笺》，《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唐·绞胎箱形枕 ？ 高5、长10.7、宽9㎝& 汝州市博物馆&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汝窑的新发现》图49，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4、唐·绞胎木理纹箱形枕 ？ 高6.5、长12.5、宽7.5㎝& 河南博物院& 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黄冶唐三彩窑》，科学出版社2000年。5、唐·绞胎木瘿纹箱形枕 ？ 高5、长10.8、宽9.3㎝&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6、唐·三彩绞胎木瘿纹箱形枕 ？ 长11.3㎝& 日本出光美术馆& 弓场纪知：《中国の陶瓷·3·三彩》，东京平凡社1995年。7、唐·三彩绞胎木瘿纹长方形枕 ？ 高7.2、面15.4×9.2、底13.1×9.2㎝ 故宫博物院&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陶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8、唐·绞胎回纹箱形枕 ？ 长10.7㎝& 日本根津美术馆&& 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唐·绞胎回纹箱形枕& 1983年河南临汝县纸坊乡唐墓& 高5、长10.6、宽8.9㎝& 临汝县博物馆& 杨澍《河南临汝县发现一座唐墓》，《考古》1988年2期。9、唐·绞胎木理纹枕& 1998年吉林和龙市龙头山渤海墓群&& 高10.5、宽12、长16.5㎝& 延边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等《国之瑰宝：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朝华出版社1999年。10、唐·黄釉绞胎长方形枕& 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唐墓& ？ ？& 楚小龙、李胜利《配合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年报200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11、唐·绿釉绞胎长方形枕& 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唐墓& ？ ？楚小龙、李胜利《配合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年报200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12、唐·黄釉绞胎枕& ？高7、长16.4、宽11.3㎝ 河南温县博物馆& 王再建《温县博物馆馆藏陶瓷器介绍》，《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13、唐·黄釉绞胎长方形枕 ？ ？ ？& 廖永民、张毅敏《黄冶窑唐三彩的绞胎器》，《中原文物》2003年4期。14、唐·黄釉绞胎长方形枕& 2003年西安小雁塔东院& 高8.1、面长14.4、宽10.2㎝& ？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队等《西安小雁塔东院出土唐荐福寺遗物》，《考古》2006年1期15、唐·黄釉绞胎长方形枕& ？& ？& 三门峡博物馆 姚江波《古瓷标本》82页，辽宁画报出版社2003年16、唐·黄釉绞胎长方形枕 ？ ？ ？& 廖永民、张毅敏《黄冶窑唐三彩的绞胎器》，《中原文物》2003年4期。17、唐·黄釉绞胎长方形枕& 1993年山西朔州火车站5号墓& 高7、长13.2、宽8㎝& 平朔考古队&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790页，中华书局，2002年。18、唐·黄釉绞胎长方形枕& ？ &高11、宽18.5㎝& 上海东华陶瓷博物馆& 蔡国声等《鉴陶品瓷》60页彩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9、唐·黄釉绞胎长方形枕& ？& 通高6.9、长14.5、宽10.4㎝& 淮北市博物馆& 杨忠文主编《隋唐大运河出土古陶瓷》30页图20，淮北市委宣传部2007年。20、唐·三彩绞胎长方形枕& 1955年西安市郊唐墓& 高8、长15.5、宽11㎝& 陕西历史博物馆& 王莉《从馆藏陶瓷器看绞胎工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21、唐·三彩绞胎长方形枕& 1955年西安市郊唐墓&& 高7.3、长14.7、宽10㎝& 陕西历史博物馆& 王莉《从馆藏陶瓷器看绞胎工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22、唐·绞胎菱纹长方形枕 ？ 高7.4、长15.6、宽10.6㎝&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23、唐·绞胎团花纹长方形枕？高8.1、长14.7、宽11㎝&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24、唐·绞胎团花纹长方形枕？高5.9、长11.6、宽8.4㎝&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25、唐·绞胎长方形枕& 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唐墓&& 高7.5、长14.8㎝&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陶瓷编委会《中国陶瓷·唐三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26、唐·绞胎菱形花长方形枕& 1959年安徽亳县& 高7、宽10.5㎝& 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瓷》，文物出版社2002年。27、唐·绞胎菱形花长方形枕& 1987年山东兖州市李海村& 高8、宽10.8、长16㎝& 兖州市博物馆& 吕常凌主编《山东文物精萃》，山东美术出版社1996年。28、唐·绞胎团花长方形枕& 1975年扬州市双桥乡卜桥村& 高8、长14.6、宽10.7㎝& 扬州博物馆& 扬州博物馆等《扬州古陶瓷》，文物出版社1996年。29、唐·绿釉绞胎长方形枕& 1975年扬州市双桥乡卜桥村& 高7.7、长14.3、宽10.9㎝ 扬州博物馆 周长源等《略论扬州出土的唐代陶瓷枕》，《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徐良玉主编《扬州馆藏文物精华》，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30、唐·绞胎团花长方形枕 ？ 高8、长12.5×8.8㎝& 故宫博物馆故& 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南卷·上》，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31、唐·绞胎枕& 陕西西安市青龙寺遗址 ？ 西安市青龙寺遗址保管所& 西安市政府等《青龙寺》，香港大道有限公司1992年。32、唐·黄釉长方形绞胎枕 河南偃师市五岔沟村收集& 高7.3、幅15.6×10.9㎝& 偃师商城博物馆& 《唐三彩展——洛阳の梦》，日本朝日新闻社2004年。33、唐·黄釉长方形绞胎枕 ？ 高8.2、长14.5、宽10.6㎝& 上海博物馆& 李辉柄主编《中国陶瓷全集·隋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34、唐·黄釉长方形绞胎枕 ？高5.8、长12.5、宽9㎝ 上海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35、唐·黄釉菱花纹绞胎枕 ？ 高9、长17.8、宽12.7㎝& 高阿申& 高阿申、钱伟君《唐绞胎器的胎釉、制作工艺研究》，郭景坤主编《′05古陶瓷科学技术6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36、唐·黄釉绞胎枕 ？ 高11、长18.5㎝& 东华陶瓷博物馆& 蔡国声、刘春华《鉴陶品瓷》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7、唐·黄釉绞胎枕 ？ 前高6、后高7.5、长15、宽10.5㎝& 广东省博物馆 &宋良璧主编《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图37，文物出版社1992年。38、唐·绿釉木纹绞胎枕& ？ 高8.2、长15、宽10.5㎝&& 高阿申& 高阿申、钱伟君《唐绞胎器的胎釉、制作工艺研究》，郭景坤主编《′05古陶瓷科学技术6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39、唐·镶嵌青瓷绞胎枕 1973年浙江宁波市和义路遗址& 通高9、长13.8、宽7.5㎝ 宁波市文管会 &中国陶瓷编委会：《中国陶瓷·越窑》图138，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40、唐·绞胎盘& 巩义市芝田镇唐墓& 高2.8、口径12.8㎝& ？& 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黄冶唐三彩窑》，科学出版社2000年。41、唐·绞胎盘※& 巩义市芝田二电厂89号墓& 高2.3、口径12.4㎝ ？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科学出版社2003年。（从两书彩图看与上物应同为一物）42、唐·绞胎盘 ？ 口径18.3㎝& 瑞土包尔&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委会《海外遗珍·陶瓷》（二），台湾故宫博物院1989年。43、唐·黄釉绞胎盘 ？ 口径14.7㎝ 日本永末新次郎& 《陶器图录》第七卷支那编（上），日本雄山阁株式会社1938年。44、唐·绞胎盘 ？高2.1、口径17.1、底径11.8㎝ 山东省博物馆 马自树主编《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级品·下卷》11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45、唐·绞胎盘 1972年（一说为1973年（《江苏省志·文物志》41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江苏江都县嘶马公社（邗江） 高4.2、口径21.6、底径18㎝ 镇江市博物馆 李辉柄主编《中国陶瓷全集·隋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46、唐·绞胎三足盘2件 陕西高陵县唐墓 口径13、高2.4㎝& 弋戈：《李重润墓“绞胎马”有误》，《文博》1986年3期。47、唐·绞胎盘 ？ 口径13.5㎝ ？ 艺术家工具书编委会《汉唐陶瓷大全》，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87年。48、唐·绞胎三足盘 ？ 口径13、高3、足高1㎝& 江西省博物馆& 彭适凡主编《美哉陶瓷⑤中国古陶瓷》，台湾艺术图书公司1994年。49、唐·绞胎三足盘 ？ 口径15.9、高3㎝ 上海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50、唐·绞胎三足盘 ？ 高9、口径69㎝※&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瓷》，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3年。51、唐·三彩绞胎三足盘 ？ 高3.5㎝ 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馆& 谭旦冏《中国陶瓷2汉·唐陶瓷》，台北光复书局1980年。52、唐·绞胎高足盘 ？ 高5.3、口径13.2、底径7.8㎝& 林炽基& 赵自强主编《民间藏珍》，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53、唐·绞胎高足盘 传北京官厅水库 高7、口径14.4、底径10.7㎝& 张先得《唐代绞胎高足盘》，《中国文物报》日三版。54、唐·黄釉绞胎盘 ？ 高3.5、口径21㎝& 镇江市博物馆& 王玉国主编《镇江文物精华》119页，黄山书社1997年55、唐·黄釉绞胎三足洗 ？ 高3.7、口径8.2㎝& 上海博物馆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56、唐·绞胎盒 ？ 直径8.5㎝& 瑞士包尔&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委会《海外遗珍·陶瓷》（三）118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92年。57、唐·绞胎盒 1985年西安东郊& 高3.7、口径5.5㎝& 陕西历史博物馆 杨培钧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陶瓷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从后移至此）58、唐·黄釉绞胎唾壶 ？ ？ ？&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59、唐·绞胎球 安徽宿州隋唐大运河遗址 直径5.6㎝& 合肥百圾斋& 李广宁《古瓷片的收藏及价值评估》（上）126页图64，知识出版社2002年。60、唐·绞胎球 山东兖州市李海村 直径5㎝& 兖州市博物馆&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东卷165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61、唐·绞胎球 ？ 直径5㎝& 鹤煤博物馆& 李永新主编《鹤煤博物馆瓷器精品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62、唐绞胎球 ？ 直径5㎝ 高阿申&& 高阿申、钱伟君《唐绞胎器的胎釉、制作工艺研究》，郭景坤主编《′05古陶瓷科学技术6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63、唐·绞胎三足水盂 61953年西安唐墓& 通高5、口径4、腹围21㎝&&& 陕西历史博物馆& 王莉《从馆藏陶瓷器看绞胎工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64、唐·黄釉绞胎耳杯 ？ 高5、口径7.2㎝&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馆& 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委会《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唐三彩》（下），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65、唐·黄釉绞胎耳杯 ？ 口径7.5㎝& 大英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66、唐·绞胎杯 ？ 口径12、高8㎝& 日本大和文华馆 《大和文华馆所藏中国陶瓷》，奈良大和文华馆1973年。67、唐·绞胎把杯 ？ ？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吴晓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中国名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68、唐·黄釉绞胎耳杯 ？ 高5、口径7.7、足径4㎝ 上海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69、唐·绞胎把杯 ？ 高7.2㎝ ？ 艺术家工具书编委会《汉唐陶瓷大全》，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87年。70、唐·黄绿釉绞胎把杯& 陕西西安唐墓& 高5.2、口径8、底径3.5㎝& 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4期。71、唐·三彩绞胎把杯、托盘 ？ 杯高5、盘径13㎝ ？ 赵自强主编《私家藏宝》，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72、唐·绞胎高足杯 ？ 高11.3㎝& 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73、唐·绞胎高足杯※ ？ 高9、口径10、足径7㎝ 鹤煤博物馆李永新主编《鹤煤博物馆瓷器精品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74、唐·三彩绞胎碗& 吉林和龙北大渤海墓葬& 高5.4、口径11.6、足径6.1㎝ ？ 延边博物馆等《吉林和龙县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1期。75、唐·黄釉绞胎碗 ？ 高4.3、口径10.2、足径6㎝& 鹤煤博物馆& 李永新主编《鹤煤博物馆瓷器精品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76、※唐·绞胎碗 ？ ？ 鹤煤博物馆& 《鹤煤博物馆开馆三周年藏宝撷珍》页6。77、※唐·黄釉素口绞胎碗 ？ ？ 鹤煤博物馆& 《鹤煤博物馆开馆三周年藏宝撷珍》页6。78、唐·绞胎碗& 1955年陕西西安市东郊王家坟90号唐墓& 高5.8、口径15.3、底径8.3㎝& 陕西历史博物馆& 吾健《唐绞胎碗》，《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79、唐·绞胎碗& 隋唐扬州城遗址& 高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精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80、唐·黄釉绞胎碗 ？ 高4.7、口径10.2、足径5.4㎝ 上海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81、唐·黄釉绞胎碗 ？ 高4.5㎝&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世界陶瓷全集》隋、唐、五代，日本小学馆1976年。82、唐·黄釉绞胎碗 1990年江苏扬州唐墓 高4.6、口径10.6 吴炜《唐瓷新品——搅胎碗》，《中国文物报》日5版。83、唐·黄釉绞胎碗& 高4.2、口径10.4 &底径5.4& 1990年江苏扬州市汶河北路工地 扬州博物馆徐良玉主编《扬州馆藏文物精华》，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84、唐·绿釉绞胎碗 ？ 高4㎝&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世界陶瓷全集》隋、唐、五代，日本小学馆1976年。85、唐·绞胎碗 1984年河南洛阳郊区塔西& 高4.5、口径10.2、底径5.3㎝ 洺阳博物馆& 李随森、张玉芳《洺阳博物馆征集到的古代文物》，《中原文物》1996年4期。86、唐·黄釉绞胎弦纹碗 ？ 高4.1、口径9.8、足径5.2㎝& 上海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87、唐·三足罐 ？ 高11、口径10.7、足径15.8㎝& 故宫博物院& 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南卷·上》，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88、唐·黄釉绞胎罐 ？ 高6.5、口径4.1、足径3.4㎝ 上海博物馆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89、唐·绞胎水盂 1952年陕西咸阳唐杨谏臣墓& 高5.5、口径3.5㎝& 陕西历史博物馆& 杨培钧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陶瓷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90、唐·绞胎水盂 ？& ？& ？& 黄雄等：《雅昌藏友论文·精品集》129页，第六届雅昌艺术论坛北京研讨会组委会2006年9月编印91、唐·绞胎三足水盂& 1976年陕西凤翔县高王寺& 高5、口径3.5㎝& 凤翔县博物馆& 沐子：《陕西凤翔县出土的唐、宋、金、元瓷器》，《文博》1986年2期。92、唐·绞胎盖盂& 1955年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 高5、口径2.2㎝& 陕西历史博物馆& 王仁波主编《隋唐文化》，学林出版社1991年。93、唐·三彩绞胎三足盖盂& 1958年河南三门峡市区唐墓& 高7.7㎝&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陶瓷编委会《中国陶瓷·唐三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94、唐·三彩绞胎骑马狩猎俑& 1972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 通高35.5、长30㎝& 乾县博物馆中国陶瓷编委会《中国陶瓷·唐三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95、唐·三彩绞胎骑马射猎俑& 1972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 通高36、长29.5㎝& 陕西历史博物馆& 考古杂志社《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6、唐·绞胎马俑& 1979年郑州市公安局收缴 ？ ？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黄冶唐三彩窑》，科学出版社2000年。97、唐·三彩绞胎钱柜 1955年西安王家坟村唐墓& 高12.3、长15.5、宽12.1㎝& 陕西历史博物馆& 杨培钧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陶瓷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98、唐·三彩绞胎托盘炉 ？ 高10.7㎝ ？ 《世界陶瓷全集》隋、唐、五代，日本小学馆1976年。99、唐·绞胎罐 ？ 高6.5、口径4.1、足径3.4㎝ 上海博物馆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00、唐·绞胎罐& 陝北清涧& 高11、口径4.5、底径5.2㎝& 陕西历史博物馆& 韩建武等《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文物精华》，《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一），三秦出版社1994年。101、唐·绞胎三足洗 ？ 高3.7、口径8.2㎝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所藏“中国陶瓷名品展”》，日本有田V.O.C株式会社，1995年。102、唐·黄釉绞胎高足盖盒 ？ 高13.8㎝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委会《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唐三彩》（下），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103、唐·绞胎花口双耳壶※？高17.5㎝台中市春秋艺术品馆《中国文物世界》1987年12月号总27期94页。104、唐·绞胎执壶※& ？& 通高27.5、口径9.6、底径6.5㎝& 民间藏品& 杨忠文主编《隋唐大运河出土古陶瓷》131页图128，淮北市委宣传部2007年。105、唐末宋初·如意形绿釉花枕 ？面21×12.5㎝ 深圳市博物馆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106、唐末宋初·如意形“裴家花枕”？高11、长21、宽13.5㎝&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107、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 ？ 高11、长21、宽13㎝&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93年。108、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 ？ 高8.4、长18、宽11㎝& 金明& 耿宝昌主编《金明集瓷选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09、唐末宋初·如意形花枕 ？ 高11、长21、宽13㎝& 河南博物院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黄冶唐三彩窑》，科学出版社2000年。110、唐末宋初·如意形“裴家花枕” ？高9、长21.5、宽14.1㎝扬州博物馆& 马自树主编《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级品·下卷》1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11、唐末宋初·如意形“杜家花枕” ？ 高11.2、长22.1、宽13.2㎝& 上海博物馆& 汪庆正等《中国·美の名宝》，日本放道出版协会1991年。112、北宋·如意形花枕& 湖北安陆县城关南郊凤凰山宋墓& ？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地区文物概况》59页图九，孝感地区博物馆1979年编印。113、北宋初·绿釉扇形枕& 1999年郑州市墓葬& ？ 廖永民、张毅敏《黄冶窑唐三彩的绞胎器》，《中原文物》2003年4期。114、宋初·三彩绞胎宝篋形印经式塔& 1966年河南新密市法海寺塔地宫& 总高47.2、胴高41、腹33.2㎝河南博物院 《唐三彩展——洛阳の梦》，日本朝日新闻社2004年。115、五代·绞胎海螺 ？ 高18、口径2.5㎝ 鹤煤博物馆李永新主编《鹤煤博物馆瓷器精品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16、五代·绞胎执壶※ ？ 高29.5、口径5.9㎝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古代茶具展》，香港市政局1994年。117、※北宋·绞胎碗 ？ 高8.8、口径16㎝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古代茶具展》，香港市政局1994年。118、北宋·绞胎盘 ？ 口径18.4㎝ 美国波土顿美术馆&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委会《海外遗珍·陶瓷·二》，台湾故宫博物院1989年。119、北宋·绞胎盒 1953年吉林农安县太平三至十年（年）古塔※ 盖径8、高4㎝ 吉林省博物馆& 钱芳、黄兰《宋绞胎瓷罐与瓷盒》，《中国文物报》日。120、北宋·绞胎罐※ ？ 高21.2、口径8.3㎝ 吉林省博物馆& 钱芳、黄兰《宋绞胎瓷罐与瓷盒》，《中国文物报》日。121、北宋·绞胎钵碗 1996年砖厂工地 ？私人& 张汝福《当阳峪窑》，《收藏》页图2。122、宋·绞胎钵碗 ？ 口径16.8㎝ 美国西雅图艺术馆&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委会《海外遗珍·陶瓷·三》38页彩图，台湾故宫博物院1992年。123、宋·绞胎钵碗 ？ 口径10.8㎝ 日本MOA美术馆&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委会《海外遗珍·陶瓷·四》，台湾故宫博物院1993年。124、宋·绞胎钵碗 ？ 高5.9、口径12㎝ 金明耿宝昌主编《金明集瓷选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25、宋·绞胎钵碗 ？ 直径11㎝& 金明& 耿宝昌主编《金明集瓷选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26、宋·绞胎钵碗 ？ ？ 江平& 江平《对绞胎瓷器的探讨》，《福建文博·东方收藏》2003年增刊。127、宋·绞胎钵碗 ？ 口径14㎝ 日本小仓武之助& 《陶器图录》第七卷支那编（上），日本雄山阁株式会社1938年。128、宋·绞胎钵碗 ？ ？& 美国波土顿美术馆& 孙机《绞胎器与瘿器》，《文物》1988年12期。（原注为唐代）129、宋·银口绞胎钵碗& 1975年江苏镇江箕家山北宋墓 高6、口径12.5、底径5.5㎝ 镇江市博物馆 肖梦龙《介绍镇江宋墓出土的两件瓷器》，《文物》1980年9期。130、宋·绞胎钵碗 ？ 高7、口径12.5㎝& 新乡市博物馆& 赵青云《河南陶瓷史》图版二十二：84，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131、宋·绞胎钵碗 1966年收集高5.7、口径11㎝& 河南博物院& 赵青云《河南陶瓷史》彩版十三：54，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132、宋·绿釉绞胎钵碗& 1990年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号墓& 高6.2、口径12.8㎝& 敖汉旗博物馆& 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内蒙文化出版社2004年。133、宋·绞胎钵碗 ？？？黄雄等：《雅昌藏友论文·精品集》124页，第六届雅昌艺术论坛北京研讨会组委会2006年9月编印134、宋·绞胎碗 ？ 高6、口径12㎝& 新乡市博物馆& 赵青云《河南陶瓷史》图版二十二：84，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135、宋·绞胎碗 2000年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移交 高5.6、底径4.2㎝& 焦作市博物馆琚丽萍等《焦作市博物馆所藏当阳峪窑瓷器》，《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136、宋·绞胎碗 ？ 高4、口径8.5、足径3㎝ 鹤煤博物馆李永新主编《鹤煤博物馆瓷器精品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37、宋·绞胎盏 ？ 高4.3、口径8.6、底径3.6㎝& 广州博物馆& 广州博物馆《中国历代茶具》，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138、宋·青釉绞胎碗 ？ 高6.8、口径15.2、足径6.1㎝ 上海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39、宋·绿釉绞胎壶 ？ 高9.5、口径3、足径5.4㎝& 故宫博物院&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40、宋·绞胎罐 ？ 高9.8、口径6、足径5.5㎝& 耿宝昌主编《金明集瓷选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41、宋·绞胎罐 ？ 高9、口径3.6、足径5.1㎝& 故宫博物院& 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南卷·上》，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42、宋·绞胎罐 1989年焦作市公安局收缴高8.2、口径4.8、足径5.6㎝& 焦作市博物馆& 琚丽萍等《焦作市博物馆所藏当阳峪窑瓷器》，《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143、宋·绞胎盆 江西永修县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宫& 高6、口径28.2、底径18.4㎝& 吴圣林、魏华东《江西永修县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宫出土的文物》，《江西文物》1983年3期。144、宋·绞胎水注 ？ 高10.8㎝ 英国克拉克夫人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委会《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唐三彩》（下），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145、宋·绞胎玉壶春瓶※ ？ 高12、口径4.2、足径4.6㎝ 鹤煤博物馆 同44146、宋·绞胎瓷弥勒坐像※？高13.4、底径21×13.8㎝ 晋江市博物馆何振良：《晋江市博物馆藏瓷器选萃》，《东南文化》页图5147、宋·绞胎瓷球1989年焦作市公安局收缴直径4㎝& 焦作市博物馆& 琚丽萍等《焦作市博物馆所藏当阳峪窑瓷器》、焦文志《馆藏部分陶瓷器简介》，《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148、宋·绞胎高足杯？？？黄雄等：《雅昌藏友论文·精品集》124页，第六届雅昌艺术论坛北京研讨会组委会2006年9月编印149、南宋·绞胎杯※ ？ 高5.6、口径8㎝&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中国历代の茶具と陶磁》，日本汎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1996年。150、宋·丁香叶纹仿绞胎瓷碗※ 1981年陕西府谷县征集& 高7、口径15、底径6㎝& ？ 陈孟东：《榆林地区一批馆藏宋、金、元瓷器》，《文博》1986年1期。151、宋·水波丁香叶仿绞胎瓷碗2件※ 1981年陕西子洲县砖庙乡李家河& 高7.4、口径15.7、底径5㎝ ？陈孟东：《榆林地区一批馆藏宋、金、元瓷器》，《文博》1986年1期。152、宋～金·绞胎敛口尊※& ？ 高21.9、口径17.8㎝&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53、宋～金·绞胎扇形枕※ ？ 高13.4、宽35㎝&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54、宋～金·绞胎三足炉※ ？ 高8㎝&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55、宋～金·绞胎托杯※ ？ 杯高8.3、托径12.8㎝&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56、宋·绞胎贯耳瓶※ ？ 高21.7㎝& 日本大和文华馆&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委会《海外遗珍·陶瓷》（三）137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92年。157、宋～金·绞胎碗 ？ 口径10.5㎝&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世界陶瓷全集》，日本小学馆1977年。158、宋～金·绞胎鼓钉钵 ？ 高4.1、口径11、足径5.8㎝ 上海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59、宋～金·绞胎花口碗 ？ 高5.6、口径12.2、足径4.9㎝ 上海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60、宋～金·绞胎敛口钵 ？ 高3.4、口径9.7、足径5.7㎝ 上海博物馆&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61、宋～金·绞胎碗 ？ 高5.7、口径17.2、足径8.7㎝ 潍坊市博物馆& 朱英、迟延璋《绞胎瓷初探》，《文博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2年。162、宋～金·绞胎碗 ？ 高6、口径12、足径5㎝& 安丘市博物馆& 朱英、迟延璋《绞胎瓷初探》，《文博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2年。163、宋～金·绞胎碗 ？ 高5、口径10、足径4㎝& 张汝福& 张汝福《当阳峪陶瓷文饰解读与酒器酒俗》，《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文物出版社2002年。164、辽·白釉绞胎盒& 辽宁朝阳七道泉子辽墓 ？ 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历史与文物》，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165、辽·绿釉绞胎盒※（似为钵） 1990年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辽墓& 高6.2、口径12.8㎝ ？ 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2号辽墓》，《文物》1998年9期。（与105绿釉钵应同为一物）166、金·搅胎瓷盘※ 内蒙古托克托县东胜城址& 口径17.5㎝ ？ 李逸友《内蒙古托克托城的考古发现》，《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167、金·绞胎梅瓶※ ？ ？ 山西晋祠博物馆& 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168、金·绞胎双狮形枕？？？卢夕《漫话古代磁枕》，《收藏家》2007年9期。169、金·绞胎钵 ？高6.3、口径16.4、底径9.5㎝？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7页，中华书局，2002年。170、金·黄釉绞胎钵碗 1985年山东淄博市博山区 高4.8、口径11.3、底径4.8㎝淄博市博物馆&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东卷165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171、金·绞胎盘， 2001年山西太原晋源区乱石滩金墓& ？ 常一民《乱石滩晋阳墓》，《文物天地》2002年11期172、金·绞胎玉壶春瓶& ？ 高18、口径3.5、足径6㎝ ？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5页，中华书局，2002年。173、元·青釉绞胎碗2件 1991年西安市征集高7.5、口径19.2㎝ 陕西历史博物馆& 王莉《从馆藏陶瓷器看绞胎工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174、元·绞胎碗& 陕西神木县出土& 高8、口径16、足径5㎝ 陕西历史博物馆& 杨培钧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陶瓷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175、元·绞胎碗& 1992年朔州市朔城区& 高9.4、口径17㎝& 平朔考古队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5页，中华书局，2002年。176、元·绞胎碗& 1990年托克托县境东胜州故城南 高6.5、口径14.5、足径6.3㎝& 石俊贵主编：《托克托文物志》（下），中华书局，2006年。177、元·绞胎碗残件& 内蒙古察右前旗集宁路古城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