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地方的男的说普通话是哪里的方言或者方言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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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重庆成都几乎很少有人说普通话,几乎都是当地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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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问题,我老婆是重庆人,我是西北人,在重庆已经生活了很多年,我个人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交流工具,听懂即可。  我和我老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是普通话,她爸妈不会说普通话,自然在家的时候我老婆就各种转换频道,一会普通话、一会重庆话。  刚开始的时候我老婆经常搞错,对着自己的爸妈说普通话,对着我说重庆话,时间久了也就慢慢的习惯了,现在就一切很顺口。  在重庆待了这么些年,但我还是没有学会重庆话,我始终觉得我个人并不是很有语言天赋,但是对于我而言,我现在就觉得能听懂就可以了。  朋友之间一起吃饭,饭桌上哪怕就我一个不会说重庆话的人,他们都会将就我说带有非常浓郁的重庆味的普通话,在这种氛围下,大家慢慢也就形成了习惯,只要有我在的场合,大家都会自然而然把语言频道转换到普通话。  说方言和说普通话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现在各大商场都要求卖场人员统一讲普通话,其实这种做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普通话予以重视。  很简单的,卖场工作人员说普通话,顾客说重庆话,工作人员肯定用重庆话予以答复而非普通话,顾客说普通话,工作人员用普通话予以答复,其实这样的话两者都可以兼顾得到。  普通话的普及率和城市的发展有关系,但我认为不是游直接关系。就像北上广这些地方,普通话的普及率极高,因为这些城市的外来人口极多。重庆和成都这些地方普通话普及率低,因为川渝的人口本身就多,所以自然也就形成了这种说地方语言的氛围。  另外重庆人不说普通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的普通话不标准,能够练习的语言环境也比较少,所以更就不会说了。  所以在我看来,语言就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听懂就说明你了解了这种语言。  交流的最终目的就是彼此对于观点的认知,听懂、认可,这些就够了。  对于我而言,重庆话更像是重庆的一种特色,如果全重庆人都说普通话了,那可能重庆在我们心里的味道也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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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意识和物质两个实体
作者最新文章你的方言里有哪些有趣的说法或者读音?
张斯托洛夫斯基:
我从小就奇怪,东北方言里怎么这么多用声音表述的词,说起话来……过于生动形象。就想得起来的部分给你们学学啊。1、光一个摔,就有【咣叽】【当叽】【bia/pia叽】,人跌倒的话还能加上【pia叉】【夸叉】【库叉】。【叽】摔得轻,【叉】摔得狠,电视【夸叉】砸地板上了可能是地板坏了或者是电视解体,西瓜或者包子【库叉】掉地上了则描述的是汁液横流的惨状,你们自行想象吧——顺便一提,拉肚子也是用这个【库叉】拟声词的,画面太美我不敢想。2、形容高速旋转的方法是【柔儿柔儿】,这是旋转物体带动风的声音,也用来延伸形容技能熟练。例句:“你小弟会骑自行车啦,骑得柔儿柔儿的。人家电脑也玩儿的柔儿柔儿的,作业也写得柔儿柔儿的,你看看你。”3、【登登的】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满的,我感觉应该是从“满满当当”这个词化用过来的。但是满满当当给人一种正好装下的感觉,而【登登的】给人一种硬塞的感觉,如果说到背包的话,就是塞到极致那种硬邦邦的感觉。例句:“真是亲妈,看这箱子装的,【登登的】。大过年的,火车站人也【登登的】,你这【滴了算卦】的能行吗?”4、用声音指代突然的疼痛,比如脚趾踢床,门轴夹手,高跟鞋踩脚……怎么说呢?疼得我叫出声来?啊的一声?嗷的一声?呀的一声?这里的描述方法是【挠儿的一声】——发音起来类似猫被踩尾巴的声音,可谓突然而愤怒之极。如果0你听说某女性听到某话“【挠儿的一声】站了起来/扑了过来”,接下来故事里的这位女性大概就要挠人了,嗯。5、最神奇的是,“很、非常”这种副词居然也能用声音指代!根据地域和氛围不同,有【嘎嘎(二声)】,【呱呱(二声)】,【嗷嗷(二声)】,【咣咣(二声)】,【刚刚(二声)】等多种说法。最明显的是卖江米条的小贩,大喇叭反复播放:江米条江米条,嘎嘎香嘎嘎脆,嘎嘎好吃还不贵,不信你尝尝?有时萌妹也会将同义拟声词连用以起到强调作用:去吧去吧,哪家店可~好吃了,我跟你说,【嗷嗷】好吃,【刚刚】好吃,【嘎嘎】好吃,【叮咣】好吃,【激孬】好吃,求你了求你了,去吧去吧QAQ…………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好吃程度,反正这种绘声绘色的撒娇,我是完全把持不住。6、咦,为什么2到5这些叠字词都可以发成二声呢。似乎一声的二字叠字词都是发成二声的?7、有大批形容寻衅滋事,吵架动手砸东西的词。其中带拟声词的暂且只想到两个。形容大声吵架,是【呜嗷喊叫】。不太理解的话,想象一下狂热球迷,或者打猎的原始人——基本没道理什么事,就是练嗓门。形容砸东西或者装修,是【叮咣五二】。也有说【叮咣二五】的,叮咣我能理解,后面那俩数字到底为什么会出现……8、还有【呵呵】。不是网络上的那个呵呵,而是一个表贬义的词缀。【der逼呵呵】【傻逼呵呵】【二逼呵呵】。以上内容还可以简化成【der了呵】【傻了呵】【二了呵】,或者吞音变成纯形容词用法【der呵的】【傻呵的】【二呵的】。暗指一种愚蠢的状态。9、与【呵呵】相对的是【嗖嗖】。指的是一种猥琐而孱弱的状态。比如【得得(四声)嗖嗖】就主要指孱弱。用来形容欠揍的炫耀用的【嘚瑟】,在被说成【得得嗖嗖】的时候,一般造句是“你别跟我这儿得得嗖嗖的”,意指我已将你的行为看作是挑衅,而且你在我眼中就是个战五渣。【抠抠嗖嗖】和【穷逼嗖嗖】以及【得得(二声)嗖嗖】(几乎同“哆哆嗦嗦”)则主要指猥琐了。是一种缩着肩膀努力稀薄自身存在感的姿态。10、这些也就算了,用来形容安静的词,竟然也是个拟声词!【鸟(一声)儿悄儿的】。虽然看字好像是连鸟也不叫的会意词,但个人感觉并不是……其中那个一声的“鸟儿”,发音反而比较像猫叫的那声“喵”。瞬间脑补一只喵慢慢伸爪潜行的样子好吗!这么萌真的好吗!11、正如“整”被我们热爱到可以代替几乎一切动词一样,“叮咣一顿”也是受到东北人民眷顾的用法。我们才不管行动过程中到底会不会发出“叮咣”的声音呢!我们就是要叮咣!——昨晚叮咣一顿睡,醒了叮咣一顿穿,食堂叮咣一顿吃,迟到叮咣一顿跑,给(被)老师叮咣一顿训,训得我叮咣一顿哭,雨也是叮咣一顿下,我叮咣一顿等公交,后来和哥们儿叮咣一顿喝,打游戏也叮咣一顿输,今天真是叮咣背,搞得我是叮咣累…………真是完全不明白“叮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_?*)最神奇的莫过于“叮咣一顿整”这个模糊的组合用法了,伤害力MAX!我见过有人可以用句型“之后A就叮咣一顿整B”来描述几乎所有事情!更奇迹的是他的聊天对象还能听懂!有个默契的小伙伴真好啊_(:з」∠)_……最后放个大招,【了】字辈!【了】字辈,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啊,不过在我家这一片儿这是个使用拟声词的标准造词法。甭管实际上声音重不重要,我就是要用声音来描述,就是这么任性!包括并不限于……【滴了算卦】:大包小裹拿了很多东西(所以像算卦的……?)【滴了嘟噜】:东西成一串,这个好像和山东话有点类似?【滴了当啷】:不仅【滴了算卦】而且【滴了嘟噜】以至于可以碰撞发出响声。【踢了嘡啷】:不仅【滴了当啷】而且【滴了嘟噜】的程度很强,以至于可以绊到自己。、【听了嘡啷】:摸黑回宿舍,一脚踹凳子上绊翻了,脾气不好的室友探出头:“嘎哈听了嘡啷的?”【稀了马哈】:“马大哈”的形容词用法——我忘了带作业,老师问起就”啊哈哈“,是为稀了马哈。【水了八叉】:指淡而无味,也指才华平庸。——大家都觉得我这个研究生当得水了八叉的。【傻了巴登/傻了吧唧】:请注意辨析两词意思,虽然都是傻,但傻的方向不同。妹子说我冷,你怔了怔说哦我也冷,这叫【傻了吧唧】;妹子说太晚没有公交车了不然你收留我住一夜吧,你热血沸腾一跃而起说这我怎能坐视不理放心我一定打到车!……这叫【傻了巴登】。总之虽然有时通用,但对比起来,【吧唧】一般指没动作存在感稀薄,【巴登】一般指存在感强但全错,【急了忙慌】:刚才那个【傻了巴登】的你跳起来边套外套边穿鞋就去打车,是为【急了忙慌】。【毛了张光】:出去了才想起外面下大雨而你没带伞,又百米冲刺回来拿,是为【毛了张光】。【蔫了吧唧】:多年以后终于知道自己当时错过了什么,于是一整天没说话,【蔫了吧唧】。【埋了吧汰】:于是你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混合着灰尘,把你的脸变得【埋了吧汰】。===================================================================补充几个:12、【géng叽】,描述……呃……就是女孩子撒娇不乐意时那个撅嘴的“嗯~~”“不嘛~~”。贬义。这绝对是个拟声词,它的音调走向和那个“嗯~”是一样的。不信你看,在类似对话时,这种撒娇的内容可以用【géng叽】无缝替换:“晚上去吃某某吧。”“géng叽~人家想吃火锅~”“这附近没有火锅店啊。”“géng叽~géng叽~~~人家一定想吃火锅~~~”“憋【géng叽】啊我告儿你,再【géng叽】削你。”“géng叽……”,,???,, 类似的还有【计格】,只是没有了【géng叽】中的撒娇意味,加上了一种斤斤计较不饶人的意思,依然是贬义。东北话中,带上个“叽”音呃的基本都是贬义词。如【尿唧】,意为玻璃心爱委屈;【磨叽】,意为没必要地磨蹭或犹豫不定;【哭哭唧唧】,爱哭鬼……13、一个我认为非常传神的词:【倔答】。用来形容步行,特别是骡马或者穿高跟鞋女性的步行。这个词的本意大概是马蹄声或者驴蹄声,“倔”感觉上就是“尥蹶子”里的“蹶”,有一种膝盖弯曲的感觉,“答”则是蹄子落地的声音,完美生动地描述了那种不紧不慢先弯曲再落地的意象想象一下毛驴蹄子的声音:倔答 倔答 倔答……想象一下高跟鞋的声音:倔答 倔答 倔答……造句:公交车停运了,我一路从车站倔答过来的,累死了。就她,倔答倔答的,能追上我?我始终觉得这个词用来形容蹄声,比起什么哒哒笃笃的简直太完美。所以在看到相关内容时,脑内都会自动翻译,【我倔答倔答的马蹄声是个美丽的错误】之类的。下文毁郭襄注意:【我打山边拉过滴时候山不吱声,我改海边拉走滴时候海也眯着;我骑滴毛驴子倔答倔答,我带滴倚天剑鸟儿悄哒。人都(二声)心(二声)思我稀罕杨过大侠,踅摸不着所以搁峨嵋安家;实际我只是稀罕峨嵋的雾,贼啦像十六岁内前儿崩过的滋花。】……或许会续。
福建莆田人說三個梗一個是初中時候我處二奶是叫做“阿長”(?a?3 t?24),然後學魯迅先生的《阿長與山海經》的時候全班炸開了花。一個是小學時候學《廉頗與藺相如》的時候,全班都是忍住笑上課的,因為我處男性生殖器叫做“膦脬”(l??33 p??533)。。。最後一個是初中英語課英語老師不是本地人,她說本地老師常用“orange”調侃她,於是問我們“orange”和本地話有甚麽關係。家鄉話有一個詞,“下喙接”( ??33 lui42 ?i21 )是形容人喋喋不休,別人未說完就插話。再說一個本地的笑話一个非当地人(男)在莆田乘班车去办事,临出发时,看到有个老太太在车外卖甘蔗,正好也嘴馋,于是问:“甘蔗多少钱?”老太太用蹩脚的普通话答道:“一根五快。”那人說:“那帮我砍好了装起来吧。”老太太很快砍好了甘蔗装进塑料袋,说了句:“你钱给我我嫁给你”(莆仙语「蔗」 (?ia42) 和普通话「嫁」 (t?ia51)音近)。那人吓得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再說一個本地的笑話一个非当地人(男)在莆田乘班车去办事,临出发时,看到有个老太太在车外卖甘蔗,正好也嘴馋,于是问:“甘蔗多少钱?”老太太用蹩脚的普通话答道:“一根五快。”那人說:“那帮我砍好了装起来吧。”老太太很快砍好了甘蔗装进塑料袋,说了句:“你钱给我我嫁给你”(莆仙语「蔗」 (?ia42) 和普通话「嫁」 (t?ia51)音近)。那人吓得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
在評論裏提到的莆仙話的「蛋炒飯」音近「草泥馬」也是一個流傳比較廣的梗。 蛋炒飯→炒卵糜(??? n? ma)
sapereaude:
不是我的母語, 但, 想到是我會講的漢語系語言裡面的一個有趣的詞/說法「拉屎」 (請問, 是要用到什麼,來將它 拉 出來? ^_^
坐标哈尔滨几个小梗,小时候院子里的小孩儿玩游戏,如果突然家里人叫帮忙打酱油之类的原因需要暂停游戏,需要向小伙伴们说一声 gao2jia4, 告诉猴儿(应该是这个字?可能有的地方叫鬼?就是游戏里负责抓人的人)不要浪费精力抓自己。约定俗成,小时候没想过为什么...二十年后旁听历史语言学,突然意识到这尼玛是连去变调啊,两个四声连着前一个变二声,类似的如《我爱我家》里宋丹丹管电视叫dian2shi4. 所以这喊得话其实很可能应该是
告假天啊,谁说北方话不古雅。不过现在东北话里没有连去变调了,说明这是个流传好久的游戏术语,不知道那一代人先开始用的。所以说东北话也有很古风的成分啊(跑题,你看知否,直译成称东北话就是 知道不然后前面加个你,知道连读(为了和“你”凑双音步?)就是 你造不所以 知乎,更直接就是 造吗?。。。补充一个我喜欢的,估计山东话和其他北方方言也有?没问过山东同学li1ger1leng1
(google了下疑似北京话也有,拟写做里格楞?我们那里第二个字儿化)我觉得应该是模仿二胡的声音?借代唱戏,然后意思是(背后里)耍花样
delay no more
很久很久以前有人问我:“你们的客家话的鱼怎么说?”涯话:“嗯”。他重复道:“你们鱼怎么说?”涯话:“嗯”。他很无奈地问:“那你们虾怎么说?”涯话:“哈”。他又重复:“怎么说?”涯话:“哈”。他又问:“那蟹呢?”涯话:“嘿”。他又重复:“怎么说?”涯话:“嘿”。他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多好的一个人,可惜是个傻子!然后发了支烟给我,然后自言自语的离开了”
客家語的魚蝦蟹發音分別是ng(就是一個鼻音,沒有韻母),ha(有點像普通話第三聲),hai(有點像英文的hi)!
是时候祭出这个老旧的段子了:“钥匙好像没了,你把锁别别”“到底没没没”“我也不道没没没”“要没没你让我别,别别了,别秃鲁了咋整,你个个别”“我个个别就个个别”....钥匙找到了,锁坏了。“我就说没没,你个个非得别别别别的”“刚才我个个也不道没没没,就别别,别别怎的了,别坏了在买一个呗,你了了啥啊”“我了了啥了我了了”“你了了了了的还了了啥了你了了?别了了了!”“下回没没就没没,没了就是没了,告你别别就别别,别个个瞎别了”----------------------关于东北话的动物系列:熊、虎、狗,我身处外地怎么都解释不明白这仨字,求教。
杭州话经典段子:初中英语老师是个秃子,一天上课,他问一个同学:what day is today?’(我的头是秃头?)同学想了一下,回答:Yes.杭州话的发音在what day is today 上还原度极高。尤其是秃头的发音和today 零差异
都说女人的必杀技是「你敢吼我」,但青岛大嫚儿不会这样,因为青岛话里的“吼”叫“hǎ乎”。比如形容人嗓门大是“那个伙计真能hǎ乎!”。描述厉声呵斥是“今天叫领导好一顿hǎ乎!”。“你敢吼我!你再吼啊!”——这样的对话不会出现在gala产地,而一定是如下形式:“你个biang的再hǎ乎我一句试试!”
Water易水君:
随手一答。作为一个混合文化出来的银,表示各种方言真蛋疼。1.北京的那个“您”往往不代表任何意思。。。因为吵架也经常用到“您眼瞎啊?”2.东北某城市里面有个“成好了”,是非常好的意思。。第一次听见蛮奇怪3.东北“咱”的用法。。。各地不一样。。。4.去朝族人家里不要乱洗杯子,即使你洗也不要说出来,“洗杯”这个词你懂的→_→5.“吃饭了吗”这句话很像朝语里面的国骂6.大内斗省某些地方,男孩子的小名是他的属相。。。对。。。。比如“小龙哥哥”“小鸡舅舅”“小猴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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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和北方吃的不一样。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米就是水稻,面则是小麦。水稻的籽儿去了壳就能吃,因此是“米”。麦子要磨成粉以后才能吃,因此是“面”。米就是“去皮后的作物子实”,如稻米、薏米、花生米。由此及彼,凡粒状的也都叫米,如姜米、虾米、高粱米。面,本写作一个麦字加一个丏字,也写作麵,就是麦子磨成的粉,所以粉状的东西都叫面,如豆面、药面、胡椒面。北方人以面食为主,甭管是吃包子、饺子、馒头、面条、饼,都先得把麦子磨成了粉再说。所以麦子磨成的粉,干脆就直接叫面。南方人不磨面,要磨也就是磨浆,比如豆浆、米浆。所以那麦子磨成的粉,不能简单地只叫面,得叫面粉。就像在北方,大米做成的主食不能简单地只叫做饭,得叫米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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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饭不能单吃,得有菜,所以南方的烹调,功夫花在菜上。八大菜系,基本上是南方人大显身手,没北方人多少戏。北方厨师的用武之地在白案。那麦子磨成的粉,可以做出好多花样来。光是条状的,就有拉面、擀面、压面、揪面、切面、挂面、刀削面、拨鱼子等等,而拉面之中,又有拉条子、揪片子、炮仗子种种。南方人弄不清这么多名堂,统统称之为“面”。要细分,也就是宽面细面、汤面炒面、云吞面炸酱面。北方人就不能把面粉做成的条状食物简称为“面”,得叫“面条”,以区别于面糊、面皮、面包,以及其他用“面”(面粉)做成的东西。同样,南方人也不把粉状的东西称为“面”,得叫“粉”,比如胡椒粉、花椒粉、辣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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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不一样,唱法也不一样。北方人唱歌,南方人唱曲,叫“北歌南曲”。北方人唱的是燕赵悲歌,苍凉激越,声遏行云,气吞万里;南方人唱的是吴越小曲,玲珑剔透,凄婉隽永,韵味无穷。歌变剧(歌剧),曲变戏(戏曲)。所以宋元时期的戏剧,北方的叫“杂剧”,南方的叫“戏文”,这就叫“北剧南戏”或“南戏北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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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戏剧,戏和剧,都有嬉戏娱乐的意思,它们原本是可以通用的。但北方人更喜欢剧烈的剧,南方人则更喜欢游戏的戏。在这方面,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执。北方人只不过剧字用得多一点,有时也说“戏”。南方却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还拒绝使用“剧”这个字。一应与戏剧有关的词,均以“戏”字命名,如戏子、戏台、戏园、戏班、古装戏、时装戏、木偶戏、文明戏。文明戏就是话剧,而电影则叫影戏。1939年,上海的报纸上开始提倡“越剧”这个名词,可老百姓还是管它叫“绍兴戏”(绍剧则叫“绍兴大班”)。甚至京剧,原本也叫京戏,后来要普及国语,北方话占了上风,京戏才变成了京剧。但在南方许多地区,地方戏还是不叫“剧”而叫“戏”的,比如闽南的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就连“地方戏”这个词,也没人改成“地方剧”。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戏,不叫“剧”,而叫“戏”。如坠子戏(河南)、郿鄠戏(陕西)。于是,既有豫剧、越剧、川剧、粤剧、汉剧、楚剧、湘剧、赣剧、闽剧、沪剧,又有柳琴戏、辰河戏、采茶戏、花鼓戏、皮影戏、滑稽戏。南北“戏”、“剧”之争,算是打了个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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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要较真,就会发现还是南方吃了亏。叫“剧”的都是大剧种,叫“戏”的则多半是小剧种,最有名的,也只有一个黄梅戏,其他就名不见经传。当然,最牛的还是秦腔,它不叫“戏”,也不叫“剧”,而叫“腔”。说起来秦腔也是有资格牛逼,京剧(还有汉剧和徽剧)里的“皮黄”(西皮、二黄)和秦腔都有瓜葛。秦腔从襄阳传到武昌、汉口,就变成了“西皮”;传到安徽桐城,就变成了“高拨子”;高拨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变成“二黄”。这西皮、二黄,汉调、徽调,北上进京一搅和,就成京剧了。看来这京剧也是“南腔北调”,秦腔自然也有资格不掺和什么“戏”、“剧”之争,自顾自地吼它的“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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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和北方不一样的地方还很多。南人睡床,北人睡炕,这叫“南床北炕”。南人坐船,北人骑马,这叫“南船北马”。“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韩少功《阳台上的遗憾》)说前后左右,是以人为坐标;说东西南北,是以物为参照,这也许可以叫“南人北物”。南北的差异为什么这么大?环境使然。南方潮湿,架床便于通风;北方寒冷,打炕可以取暖。北方多平原,平原上好跑马;南方多水乡,水乡里要行船。马驰平原,视野辽阔,东西南北,一目了然;船行水乡,曲里拐弯,说东西南北也去不了,就只好说前后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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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打架,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样。南方人喜欢用拳,北方人喜欢用腿,叫“南拳北腿”。南方人个子小,打架的地方也小,深街小巷,挤挤巴巴,难以施展,还是用拳头便当。北方天高地阔,一马平川,好汉们又一个个人高马大,一脚飞起,能把对方踢出二三里地去,很是过瘾,所以愿意在腿脚上下功夫。也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则叫“有一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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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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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即四大次方言区),曰华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就连海南岛,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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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三千五百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两千公里,相互通话却没什么困难。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b、d、g、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就是调门不大一样。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不比民间,说话可以随便。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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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贵、川、鄂都属北方方言区,吴、湘、赣、粤、闽则是南方方言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客家方言岛”(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了?这还是往大里说,往小里算,还不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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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方言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品种呢?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但好歹大致能听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当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专用名词”的意思。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的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不着谱,“念三音”就是讲怪话,可“崴泥”、“离奚”、“念三音”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对方再一解释,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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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比如第三人称,北方方言区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吴语、闽语),有叫“渠”的(赣语、粤语、客家话),还有叫“伲”、“其”的(吴语)。你,至少也有“侬”(吴语)和“汝”(闽语)两种;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温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妈仔”(厦门)的,有叫“阿嬷”(广州)的,有叫“依嬷”(福州)的,有叫“细爹”(岳阳)的,甚至还有叫“娭毑”(长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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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
就算是用同一个词,也未必听得懂。“有”是“乌”,“无”是“馍”,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再说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没有”叫“馍”,也有叫“猫”的。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an和ang这两个韵母。结果,在他们嘴里,男子变成了“狼子”,女子变成了“驴子”。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做“狼”,整一个“与狼共舞”。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这还是说“普通话”。要是说家乡话,那就更麻烦了。湖南人把“捆扎”叫“t&ɑ”,把“劳累”叫“n&ɑ”,连个同音字都找不到,你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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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说话还颠三倒四。比如“死人咸”,就看不懂。死人只会臭,怎么会咸呢?腌鱼啊?原来,这是闽南话,意思是“咸得要命”、“咸死人了”。因为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就弄得我们不知所云。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过当中并不夹一个人字,就好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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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似的,恨不得找个翻译来才好。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
说起来也是,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南方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语?南方从来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从来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说的“化外之语”,不是“外语”是什么?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孟子就说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鴃舌”也就是说话像鸟叫。可见,把南方方言视为“鸟语”,也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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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不但语音不统一,南方一片“鸟语花香”,北方也有“齐东野语”,就连文字也五花八门。用许慎的话说,就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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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方言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就是外语学院。这回,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实,他们哪里也配姓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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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夷语”改称“方言”,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这是“春秋笔法”,他们不懂的。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弄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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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也就是国语。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过那时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因为那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则相互之间要沟通,要交流,要朝聘会盟,要勾肩搭背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规范。那么,谁来规范呢?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有资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样,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语言,也就是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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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时的官话称作“雅言”,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华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国(中央之国)。认真说来,这华夏中国的雅言,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只因为它为“天下共主”所有,这才成了“国际通用”的官方语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统,没什么“国际关系”了,雅言也就作废,而代之以“官话”。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所以叫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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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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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礼”,还得“说此话”。清廷更是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南蛮鴃舌之人”可就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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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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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俗谚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投资是“投机”,虾饺是“瞎搞”,“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让北方人一听,就是“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粉红凤凰飞”说成“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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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国语”是满语,汉语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亲帝胄,都要学“国语”;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然而这“国语”仍然未能普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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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它和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民主”,没准会通过,幸亏被“国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咁”、“叻”、“呒”、“乜”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定粤语为国语,说不定“哇”的一声就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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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从古到今,两千多年了,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哪有普及“商话”的?学什么粤语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富了起来,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从广东登陆,然后再大举“北伐”。再说香港也说粤语,内地人没去过香港,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是阔佬,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土”。
不过,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业余华侨”,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为时尚的。别看现在香港、广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广州”,而叫“小上海”。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高等华人”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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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上海话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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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犯不着骂谁是“势利眼”、“跟屁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非一开始便是“高等华语”,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视华亭为重”。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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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又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没嘉兴什么事。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伲”或“我伲”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埋单”,大家也就不说“结账”。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说“我伲”,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宁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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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谁财大,谁气粗”。比方说,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干活”,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话”,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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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随波逐流”。它总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谁靠拢和看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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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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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盘和势力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政治上,北方几乎一直是“大爷”。
在粤语文化大举“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粤语的。
北方人管粤语叫“鸟语”,说是听起来像鸟叫。广东人比北方人少,就没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北佬”?明明是“南蛮”嘛!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算是说北方话,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还是说湘语和赣语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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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广东现在很牛逼一样。近百年来,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泽东、刘少奇、朱镕基。再往前,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选国语,也不投湖南话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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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话怎么就不能当国语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听,远不像北京话那样神完气足字正腔圆。即便湖南的官话长沙话,比起北京话来,也土得掉渣。不是长沙话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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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的成因也大约就在这里了。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统一王朝京城的迁徙,大约是东进北上,转来转去,总在北纬34度以上,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如果跑到长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会盼望那“王师北定中原日”。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则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边都没有。比如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还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说也罢。定都北方,则往往都能长治久安。比如汉,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权本来也是在南京的,后来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运就很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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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方言腔多,调也多。普通话只有三十九个韵母,闽南话却有七十五个,比普通话多一倍;粤语也有五十一个。当然,它们的声母要少一些,但发音却极难。声调呢?普通话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吴语八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赣语六个,平声和去声分阴阳,上声和入声不分;客家话也是六个,平声和入声分阴阳,上声和去声不分;闽语七个,只有上声阴阳不分;粤语声调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而且阴入还分上下(上阴入和下阴入),一共九个,有的地方还有十个。难怪北方人一听到南方话,尤其是听到粤语闽语,就一个头有两个大——人家声调就有你两个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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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约就是所谓南北之别了:北方求同,南方存异。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吴、湘、赣、客家、粤、闽(闽南、闽北),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鲁、川、苏、粤、湘、浙、徽、闽,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总是比北方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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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多样,北方统一。
北方总是趋向于统一。统一中国的,也总是北方人,或者从北方开始,南方则总是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包括说话。北方也容易统一,沃野千里,一马平川,站在高处喊一嗓子,大伙儿就全听见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不像南方,坑坑洼洼,曲里拐弯,到处是崇山峻岭,到处是江河湖泊,重重叠叠,云遮雾障,想抓个俘虏都不容易,人一闪就没了影儿,你上哪儿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没了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儿,拉拉扯扯,纠纠缠缠,没完没了。等到好不容易打下来,也就不再有进行文化统一的雄心壮志。只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软,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过去怎么过日子,今后也还怎么过日子;过去怎么说话,今后也还怎么说话。哪怕是说“鸟语”,也不管不问了。不这么着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们在官场上说官话,管不了他们在家里面说土话。
于是统一的北方就有了统一的语音,松散的南方则继续七嘴八舌。前面说过,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北方方言四大块,华北、西北、西南、江淮,这是现代的分类。隋唐宋金时,北方方言却是汴洛(中原)、燕赵(河朔)、秦陇(关中)、梁益(巴蜀)四类,可见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统一,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华北方言,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秦陇变成了西北,梁益变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发展的,它们与“正宗”官话(华北方言)的分歧,顶多也就是这三个次方言区中人,可能会男、蓝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资、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比方说,把“男裤子”说成“蓝裤子”,把“是十九路”说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调门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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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方言就复杂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个南方学校的校长宣布:“教职工开会,家属也参加。”在北方人听来,便可能是“叫鸡公开会,家畜也参加”。光是听不懂倒也罢了,有些南方话,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拨俚吓仔一跳”,“佢分一本书”,“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会着”,你懂吗?其实它们分别是苏州话“我被他吓了一跳”,客家话“他给我一本书”,广州话“我被狗咬了”和闽南话“你看得见吗”。这种说法,不要说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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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南方总是有些北方人听来稀奇古怪的词汇,比如饭蚊子(苍蝇,湘方言)、拜东莲(向日葵,赣方言)、红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棱菜(菠菜,闽方言)。南方人说话也总是和北方人相颠倒,比如闹热(热闹)、欢喜(喜欢)、连牵(牵连)、紧要(要紧)、人客(客人)、挤拥(拥挤),甚至风台(台风)、鞋拖(拖鞋)。这种“颠倒”的说法,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尤甚。至于把公鸡叫做鸡公,母鸡叫做鸡婆,在南方相当普遍。由此及彼,还有鸭公(公鸭)、鸭母(母鸭)、猫公(公猫)、猫母(母猫)、犬雄(公狗)犬母(母狗)、猪牯(公猪)、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总是和北方反着来,对着干。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和北方动不动就逐鹿中原,喜欢把东西南北都打通了连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向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这话是老子说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约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几里地,语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游,北距福州,南距厦门,都不过一箭之地,但莆仙话和福州话、厦门话就两样。厦门话和福州话,自然更是互不相通,于是,仅福建沿海一线,就弄了个“三国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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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南方人反对统一,而是认为那统一应该是“多样的统一”。再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一样的中华民族,何况咱们南方的“炎”还排在你们北方的“黄”前面,干吗非得由北方来统一南方,连说话都得学北方话不可?说起来南方人心里也是有点不平衡,八大方言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人贡献多大?可一说起民族,汉满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连五分之一都没有,有这么做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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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确实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历史上南北之间是很有些战争的,而打起仗来也差不多总是南方受北方欺负。楚,是被北方的秦灭掉的;吴,是被北方的晋灭掉的;陈,是被北方的隋灭掉的;也曾灭过南唐、南汉的宋,则被更北方的元所灭。元人灭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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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低人一等,从炎黄时代就开始了。黄帝大约是北方人,北方一马平川,最适合车马奔走,发明了车子的黄帝便号称“轩辕氏”。炎帝大约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适合作物生长,尝遍了百草的炎帝便号称“神农氏”。当时更南边的还有九黎族,统率九黎的是蚩尤氏。炎黄联手打败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们现在老是说“黎民百姓”,其实“黎民”和“百姓”不一回事,黎民是贱民,百姓是贵族,后来才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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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九黎族的炎黄二族后来又“窝里反”,南方来的、会煮汤药的炎帝终于打不过武装到牙齿、又有“坦克”的黄帝,于是,打赢了的黄帝坐北朝南,成了华夏正统,战败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约流窜到南方蛮荒之地,成为“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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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但凡有战争,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而且都是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往北方跑的,没怎么听说过。因为战争总是从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黄帝家的“凤子龙孙”,碰到了更北边来的“虎狼之师”,也只好往炎帝家跑。比如“五胡乱华”时,就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中原汉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时,连皇帝也跑来了。客家,也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近的跑到了江西,远的跑到了广东、福建。赣语、闽语、客家话,就是这些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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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乡背井,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虽说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心里却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认输,俯首称臣,才要往南边跑,一心琢磨着东山再起。即便不是什么残兵败将、遗老遗少,南迁也是不得已。因此心里憋着一口气,发誓要让祖宗开创的文化薪尽火传,至少,那话音不能变了,这就叫:“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所以,你别看南方方言不咋的,土,听起来有股子地瓜味儿,认真说来,不少是咱们老祖宗的话,正宗的华夏“雅言”。隋唐以前,今天声母是d、t的,和一部分声母是zh、ch的,都混为一谈,全都读成d和t,也没有唇齿清擦音f。中古以后,就分开了,也有了f。只有闽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没f。比如“饭”,闽南话声母读b;凤,声母则读h。又比如“猪”,福州话读d&,厦门话读di,都是以d为声母。这就是古音了。因为上古时,“者”也是读du的。所以那些以“者”为偏旁的,比如都、堵、赌、睹,现在仍读另一些则和“猪”一样,改读成zhu,比如诸、褚、渚、槠、煮、著。改了的新潮,没改的古朴。闽方言没改,因此闽方言古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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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方言中的词汇往往也很典雅古朴。比如面(脸)、目(眼)、食(吃)、饮(喝)、行(走)、曝(晒)、索(绳子)、翼(翅膀)。有些词汇或说法,简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比如“锅”叫“鼎”,“一瓶酒”叫“一樽酒”,“一窝老鼠”叫“一窦老鼠”。这些古色古香的语言主要出现在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为这三个方言区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难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远”。结果他们的语言,也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虽说并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少也是唐宋遗韵,充满着文采风流。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了壮侗,杂糅了蛮僚(读如老),更不大容易听得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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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就两样了。
北方从来就是汉胡杂处之地,北京更是如此。在历史上,它是汉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南京”。南人和北人,汉人和胡人,龙争虎斗,舌剑唇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一拨来了,那一拨去了,各自的文化积淀了下来,融会成一种多元共存又浑然一体的东西。人也变了,尽管五族共和,天下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但认真说来,却并不都是“炎黄嫡系”。北方那边,鲜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什么人都有。他们也要通婚、联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统都变了,还说什么语言?就算都说汉语吧,说出来也不再是原来那么回事。少数民族说汉语总是有点“洋泾浜”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泾浜,洋泾浜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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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北方方言不但不古朴、纯正,而且简直就是“八国联军”。今天的北方话,可不是当年“华夏雅言”一脉相传直线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纯粹的“汉语”,里面还有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的成分。什么满语、蒙古语、朝鲜语,都有,没准还有突厥语。就说北京话,虽说是当今咱们汉民族的“官话”,或官话的基础,其实是个“联合国”。胡同是蒙语,埋汰是满语,尕儿是陕西话,嘎子是上海话。陕西人管钱叫尕儿,北京人也跟着这么说;上海人说“戒指”,北京人听起来像是“嘎子”,结果戒指便变成了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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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方言为什么是“八国联军”呢?因为北方趋向于统一呀!这就多少得付出点“代价”。统一中国并不容易,中国地太大,人太多,东西南北,七嘴八舌,谁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别人将就你,你也得将就将就别人。不能将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后,也只好妥协。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或者你多让一点,我少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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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统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棱角,我改改你的脾气,两下里这么一磨合,共同的和认同的就留存了下来,差异太大的,也就渐次消亡。就算留了下来,也得变味儿。所以文化整合的结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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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话就是五湖四海东西南北相互磨合将就的产物。所以北方话内部分歧小,语法结构差别不大,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这也不奇怪,彼此之间要妥协将就嘛!既然要相互迁就,就不能太固执,得尽量靠拢才行;也不能太复杂,得尽量简便才行。什么浊塞音、浊塞擦音,发音太困难,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吴人不改,就随他说去。辅音搞两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啰嗦,有n和ng两个也就凑合。粤人、闽人不嫌麻烦,也悉听尊便。至于声调,就别弄那么多了,七个八个的,谁记得住?四个足矣!也别再弄什么入声字,别别扭扭。再说平、上、去、入,仄声占了三个,也忒多了点,还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谁也没意见。南方人要保留入声,也好,诵读起古典诗词来更有味道。咱们北方,就简单点吧!要统一,就不能斤斤计较,得大而化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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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靠拢归靠拢,不等于投降;简便归简便,不等于单调。相反,既然云集了东西南北中,汉满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丰富多彩,岂有单调之理?简便又丰富,又岂有不广泛应用之理?于是北方话便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中北京话又最牛逼。它的语音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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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北方话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称霸全国之势。我们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为它总在变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异化,反正得变化。谁让谁变?谁变成谁?一般地说,总是强势的让弱势的变,或弱势的比强势的变得多一点。比如入关以后的满人,虽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可他们在文化上是弱势,结果就被汉文化同化。当然,汉人也向满人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好生、外道、敞开、咋呼、巴不得、不碍事、悄默声儿,都是满语。帅、牌儿亮,也是满语。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北京土语中的满语》一书中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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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无非三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还有一种是文化上的。经济上北方不好和南方比。湖广熟,天下足,江南鱼米之乡,历来是繁荣发达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讲。自古江南多才子,两湖也不含糊,唯楚多才。为中国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二十世纪就更是如此。政治上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学这边,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北方也就贡献了个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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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的。万岁爷、宰相府,中央机关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官也都是从北方往南方派。他们要说官话,打官腔,就不能坚持再说“鸟语”。于是“南北之争”就变成了“官民之争”。中国在历史上可是个“官本位”的国家,“民”岂能斗得过“官”?政治上的优势再加自身的优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风卷残云般地便占有了使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占领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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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北方方言从华北大本营出发,大举北上(东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时,南方方言也在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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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方言区,主要在江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一隅。就这么一点点地盘,也不容易守住。西晋末年以前,江南一带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建业(南京)更是吴语重镇,可是后来呢?南京也好,镇江也好,当涂也好,都变成北方官话区了。因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
别看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难来的,来到南方,依然“倒驴不倒架”,不但不跟着南方人学南方话,还要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就像当年俄国的贵族见了面必须说法语一样,谁不说谁没面子。东晋宰相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常常说一点吴语,竟被北方士族耻笑,说王导的本事也就是会学鸟叫。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议的,但一来民告官总是告不赢,二来北方人也太多。建业(南京)城里不用说,京口(镇江)和姑熟(当涂)也变成了北方移民的“侨乡”,分别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这南京变成了洛阳,镇江和当涂变成了山东和河南,那江南还是江南吗?所以现在的宁镇方言,和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的吴侬软语,竟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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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吴语也不是没有“反攻倒算”过,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如东五县,但那是后话,也是特例。通例则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话也好,都往更南边跑。吴语也一样,先是从吴国的苏州、无锡和越国的绍兴、诸暨这两个中心往苏南、浙北扩张,后来又跑到浙西、浙南,最后干脆跑到福建,成为闽语的渊源之一。吴语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时那样老是被别人同化骚扰,所以吴语的原始特征,不保留在吴语里,反倒保留在闽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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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语也好玩,它也往南跑,不过是跳跃式的。比如闽南话,先是“流窜”到潮汕地区,然后沿着粤东海岸往前跳,跨海的跳到台湾,走陆地的一路跳过广东,一跳跳到海南岛去了。如今海南岛一大片地方,说的居然是闽南话,而这两个闽南语方言区之间,竟隔着一大片粤语区和一片客家方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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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也跑了好几次。客家方言在两宋之际定型以后,又从赣南闽西出发往别处走,弄得南方一百多个县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岛。吴楚分界之处被赣语一刀插进,湘语则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里。面对北方官话的咄咄逼人之势,南方本来就招架不住,哪经得起这么折腾?结果弄得跟藩镇割据似的。就连北方官话随着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闽粤,有的变成客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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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南北之别了,北方方言是扩散的,南方方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也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在水面上漂着。难怪南方有那么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岛。比如南宁市区讲粤语,郊区却讲平话(宋朝时平南军讲的山东话)。苏南的溧水县也很有趣。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从这个县穿过,结果溧水人就喜欢听两种戏:一种是吴语系统的锡剧,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戏,对越剧则不感兴趣。海南岛南端的崖县更好玩,一个小小的崖城镇,居然讲三种话——闽南话系统的海南话,粤语系统的“迈话”和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福建境内,则有浦城县北的吴方言,南平市镇的土官话,长乐琴江的旗下话,武平中山的军家话,真是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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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南方话是水和油,还只是横向地看,纵向地看则像鸡尾酒,一层一层的。比如闽南话中,不少字都有三种读音,一种是秦汉音,一种是南朝音,一种是唐宋音。这三种读音,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却又都存在于闽南话当中。结果石头的石不等于石砚的石,它们也都不等于石破天惊的石;草席的席不等于筵席的席,它们也都不等于席卷全球的席。福州话也是,高悬的悬不等于悬落的悬,它们也都不等于悬空的悬。这就有点像日语,一个当用汉字,好几种读音,谁记得住弄得清?难怪北方人一听闽语就头疼,觉得与其学闽南话,不如再学一门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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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和北方不一样。北方话就像饺子馅,虽然也有多种成分,可全都混在一起,分不出来;南方话却像千层饼,一层一层,清清楚楚。北方融合,南方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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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北语也有层次,南语也有融合,层次是历史分析的结果,融成一体是直接的现实。北方话也不是不搞串连,它也满世界乱跑,甚至还有跑丢了的。香港电影刚进来那几年,听剧中人一口一个“老公”,大家都觉得新鲜,跟着学。其实这是北京话,元代就有的,元曲《酷寒亭》里就说:“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竹坞听琴》里也说:“我教你弹琴,正要清心养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然而现在却把它当香港话学,这可真是“出口转内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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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朝秦暮楚”。过去是北方的,现在变成南方的了;过去是人家的,现在变成咱们的了。因此,我们还得和它算一算老账,揭一揭它的老底,看看它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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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六大方言中,资格最老的是吴语。
吴语据说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了。它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一次大移民,这次移民是太伯和仲雍领导的。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古公亶父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大约当爹的总有些偏心,要心疼小儿子一些,又尤其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太伯和仲雍一看没戏,就带着族人跑得无影无踪,史书上的说法是“让贤”。但如果是让贤,自己躲起来就是,干吗把手下的精兵强将统统带走?又何必连周族的衣服都不穿了,“断发文身”,作“野蛮人”状,公然摆出一副不合作的姿态?分明是和老爹、老弟都翻了脸,没准还是被打跑的。反正“打不赢就往南方跑”,也是炎黄时代就创立了的光荣传统,没什么稀罕,也没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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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太伯和仲雍这一跑,就跑得远了,从陕西的岐山一直跑到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这才站住了脚跟,号称“句吴”。江南这地方,现在是富得流油,当年却是蛮荒之地,叫“荆蛮”。移民也是早就有了的,在绍兴、诸暨一带,是夏禹的苗裔,据说是夏王少康派来给大禹守陵的,叫“於越”。他们的习俗,也是“断发文身”,或者“披发文身”,大约还保持着夏代的原始风貌,祖上则是中原的羌族。太伯和仲雍他们祖上也是中原的羌族,也“断发文身”,这可真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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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现在是亲兄弟的,尚且难免祸起萧墙,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又哪里靠得住?所以后到的“句吴”,和先来的“於越”,也免不了刀兵相见,鹬蚌相争。吴越之间的战争,也不知打了多少年,最后打出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来。不过吴越两族的文化,毕竟相通之处甚多,正所谓“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何况还有需要合作的时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总之吴越两国的交往是很多的。不管是战,还是和,总归要沟通,也要融合,彼此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于是吴越两国的“国语”,就成为今天吴语的原型。直到现在,除宁镇一带“失守沦陷”外,吴方言区,大体上也就是当年吴越两国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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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的代表是苏州话。苏州话也被称作“吴侬软语”,侬,是典型的吴语。吴人自称我侬,称别人为他侬、渠侬、个侬,现在则称“你”为侬,反正不管什么人,都是侬,所以叫“吴侬”。不过侬则侬矣,软却不一定,宁波话就不软,因此有“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的说法。事实上吴人和越人原先都尚武好斗。吴王金钩越王剑,吴人更是兵器制造专家。春秋时,最好的兵器都是吴国的兵工厂里打造出来的。什么吴戈、吴钩、吴干,都是。《楚辞》上说:“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国殇》)应该说是当时战场上的真实写照。难怪伍子胥要报仇雪恨杀楚王,不找别人,非到吴国搬兵不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风气风尚如此,吴语怎么会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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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的代表是苏州话。苏州话也被称作“吴侬软语”。
吴国出兵器,也出丝绸;出英雄,也出美女。吴国的丝绸叫吴绫,吴国的美女叫吴娃,也叫吴姬、吴娘。越国也出美女,叫越艳。“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李白),弄得吴人和越人都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吴国也被越国派出的色情间谋所颠覆。再说越人还擅长诅咒,其禁咒术就叫“越方”,越巫、越祝也让人谈虎色变,吴国岂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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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来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再说南方从来就打不过北方。吴也好,越也好,楚也好,最后都被北方来的强秦统一了去,南方之强变成了北方的刀下之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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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兵战就开始改成商战了。吴盐胜雪,吴羊奇白,富庶的南方有足够的能力在经济上征服北方。打造兵器的手艺自然也只好用来做剪刀,叫“吴刀”。“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以柔克刚的结果是吴语开始变得甜糯绵软,终于变成所谓“吴侬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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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几乎举国上下都以北方话那种粗犷硬朗铿锵有力为尚时,这种轻柔悠扬婉转文雅的“吴音”,却有一份难得的可贵。自古江南多才子,我不知道这和他们都说吴语是否有关,但文化要求多样,不喜欢单一,总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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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说来,吴语虽然也是南方方言中个性特征比较鲜明的一种,但与粤语、闽语相比,和北方官话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吴方言和普通话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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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主要在腔调。比方说保留浊音,复元音韵母都读成单元音,摆(bai)读ba,悲(bei)读be,飞(fei)读fi等,这也不奇怪。吴方言区毕竟是南北方言交锋的前沿阵地,一点不变也是不可能的。长江以南,连南京、镇江都变成了北方方言区,“柔弱”的苏州居然能“顶住”,我们实在该说一声“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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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江郎才尽。吴语是否英雄末路,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并未江郎才尽,大约也还没到美人迟暮的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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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原本也是南方之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有它,战国七雄(秦、齐、楚、燕、赵、魏、韩)也有它,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说地大物博人口多,还得数楚国。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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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原来也是“南蛮”,芈姓,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周人管他们叫“荆蛮”。武王伐纣时,楚人也随了大流,算是“同盟国”。因此后来论功行赏,坐地分赃,也有楚的一份。然而只封了个子爵,四等,可见地位之低。后来楚国一天天强大,也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要“问鼎中原”。九鼎,是三代时的传国之宝,政权的象征。楚子居然借着周王派人来劳军的时候,问九鼎有多大多重,那意思便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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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也有资格牛逼。因为楚人比吴人和越人都尚武好斗,而且还有一股子蛮劲。湘语中至今还有一个词,叫“霸蛮”(不管条件怎样,硬要如何如何的意思)。又霸又蛮,当是楚人的性格。然而楚人霸则霸矣,蛮则蛮矣,智商却不低。楚辞是可以和北方歌诗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吴歌差,楚国的政治家更是多为栋梁之材。搞历史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惟楚有才”,虽然“楚才”难免会被“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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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的楚人也不以南人为耻,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越国就是被他灭掉的。也就是说,楚国原本也有资格有条件统一中国,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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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亡秦的虽然是楚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可以算是楚人),汉代的皇帝也像楚王一样好细腰(能作掌中舞的赵飞燕就是典型),统一了的中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北方。楚语不但没能成为“国语”,反倒是楚都所在的湖北,也基本上变成了北方方言区。只有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的湖南,还保留着古楚语的一个分支——南楚江湘,它后来就发展成又一种南方方言——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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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六大方言中,湘语也许要算是最可怜的一个。它的使用人口不算最少。最少的是赣语,只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点。次为闽语和客家话,各占百分之四。湘语则和粤语差不多,各占百分之五,在南方方言中仅次于吴语。但湘语的地位和影响,又岂敢望吴语、粤语之项背?就连和闽语、客家话,也不能比。这也没法子,人家财大气粗么!上海和长江三角区说吴语,香港、广州说粤语,台湾、福建说闽语,客家则动不动就开世界客籍大会,聚在一起说客家话,湘语哪有这个条件?
可见光是人多,也未必顶用。事实上湘语的地盘最小,受其他方言的影响最多,内部的分歧也很大,纯粹的湘语方言点又一天比一天少,以至于有人怀疑它是不是还有资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和其他六大方言平起平坐。也有人干脆主张将湘语和赣语合并,并称为湘赣方言,或者将湘语“五马分尸”,分别归属西南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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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湘语也是窝囊。湘语,顾名思义也就是湖南话,然而湖南一省之中,真正说湘语的不过三十多个县市,连一省的半数都不到,其他地方分别被西南方言和赣客方言占领。西南方言占据了湖南西北、湘水以南和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赣客方言则占据了湘东狭长的一带,留给湘语的地盘所剩无几。即便是湘语方言区,也分新湘语和老湘语。新湘语流行在长沙、益阳、株州、湘潭等城市,老湘语流行于宁乡、湘乡、双峰、衡阳等地。湘谚有云:“长沙里手(内行)湘潭俏(漂亮),湘乡嗯啊做牛叫。”可见新老湘语之间也是不能对话的。如果按照某些方言学家的意见,把新湘语归入西南方言,湘语的地盘可就所剩无几,更加少得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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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楚语的地盘原来还是蛮大的,少说也占有湘鄂两省,但既然连楚王都守不住他的领地,湘语又能如何?能有这一亩三分自留地,没准还得感谢秦始皇设了长沙郡,又幸亏还有个洞庭湖,好歹能抵挡一阵。可惜即便长江天堑,也未必能抵挡北方方言的凌厉攻势。“吴王”那边,宁镇“失守”;“楚王”这里,两湖“沦陷”。这也难怪。吴楚两地,毕竟都在南方方言区的最北边,所谓“首当其冲”之地,对手又强大无比,便难免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吴语从江苏退到浙江,湘语(或楚语)从湖北退到湖南,也是理所当然。何况湘语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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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比吴语更难,东西南北都被其他方言(赣、客、粤、西南官话)包围,简直就是四面楚歌(或四面都不唱楚歌)。吴语好歹还有个东海作后盾,可以背水一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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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湘)命运多舛,还因为它们是资格最老的方言。创业易,守成难,老的总是不如新的有生命力。北方方言日新月异,开拓进取,赣客方言后起之秀,方兴未艾,吴湘方言区被它们蚕食,也是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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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语和楚语是嫡亲,和吴语则是表亲。
楚语和吴语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而且就叫“吴楚”。这也不奇怪,吴与楚都是“荆蛮”嘛!再说越灭吴,楚灭越,他们也曾统一过,所以古楚语和古吴语是比较接近的。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父亲叫“爷”,读如“衙”,也一样。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吴语和楚语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一种大方言。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切韵》)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经典释文》他说的“河北”,就是“燕赵”;他说的“江南”,就是“吴楚”。颜之推也说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说话声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说话声音浊而钝。可见吴楚之同远大于南北之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要是它们就这么联起手来,南方的方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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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
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顾名思义,赣语就是江西话。不过,说赣语就是江西话,就和说湘语就是湖南话一样,并不准确。因为湖南人并不都说湘语,还有说北方话(西南官话)和客家话的;江西人也并不都说赣语,还有说北方话(江淮官话)和客家话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客家方言这么一挤兑,湘语和赣语就很可怜,连自己一省的地盘都守不住。但要说湘语主要在湖南,赣语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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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叫做“吴头楚尾”,春秋时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又介乎荆(荆州)、扬(扬州)之间,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结果,古时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不三不四,不明不白,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扬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时人烟稀少,语言方面根本就乏善可陈)。其实直到现在,赣语的特征也还不十分明显,而且来历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样,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没什么“特色”。
是空子,就有人钻。西晋末年,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杀过来杀过去,中原地区就很不安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东晋末年,战乱更加剧烈,中原汉人就开始大规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汉人又多次大批南迁。这一次跑得就远了。跨黄河,过长江,越淮河,渡赣水,一直跑到广东、福建,跑到后来成为客家方言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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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南迁的汉人都要经过江西,江西就像是一个中转站。那时又没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难,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动的,就干脆留了下来。但不管是过路的,还是留下的,也都要把当时中原的方言带到这里。赣中、赣北人说话,原本就既不如吴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现在再让北方官话接二连三这么一搅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结果,赣语就成了非吴非楚非中原的“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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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赣语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显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语拉拉扯扯,东部又和闽语黏黏糊糊,疆域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赣语的语音也怪怪的,浊音都变成了清音,这和普通话是一样的,但普通话中浊音变清音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赣语却一律送气,又和客家话是一样的。长沙人蓝男不分,泥犁却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样。武汉人喜欢用“倒”这个虚词,意思相当于“着”,南昌人也这么说:“坐倒”(坐着)、“站倒”(站着)。成都人也说“倒”,比如“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这里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而说“坐起”、“站起”。同样,武汉人也不说“拿一本书倒(给)我”,而说“拿一本书把(给)我”。只有在赣语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给”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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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江西这地方,先前可没有这样得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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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来,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吴楚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松散,赣语一刀切将过来,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中唐以后,大批移民从中原经赣北、赣中向赣南挺进,这个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东南一隅,除了往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跳,再没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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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赣语一起“分裂”吴楚的,还有客家话。
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言。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话也就是移民的语言。不过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说客家话。所谓“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末年)、九世纪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现居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的移民。他们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是出于无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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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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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教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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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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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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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几十上百户人家在这里聚族而居,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全面设防的城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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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土楼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时候,贫瘠的山田也无法让日益增长的人口都吃饱肚子,而摩擦和械斗又屡禁不止,于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远走他乡。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到了湖南,还有的到了海南岛,但都说客家话。在广西的叫“新民话”或“麻介话”,在四川的叫“土广东话”。其实客家话不能算是广东话,连粤语都不能说就是广东话,客家话又怎么能说是广东话?只不过客家话的大本营在广东梅县,四川的客家人也是从粤东北迁移过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粤语和客家话,也就只好管客家话叫“土广东话”了。
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际和乾嘉之后从粤东北、赣南和粤中出走的,他们已经不好再算北方人,他们说的话也不好再算北方话。不管他们说的话如何地“客味甚浓”,也只能说是一种南方方言。其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虽然没有闽语、粤语和吴语那么大,也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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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族群从西晋开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还到处做客,这可真是个奇迹,因此也有认为客家不是什么“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较靠得住的是李如龙先生的结论: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时期南下的中原汉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则时在两宋之际,地在闽西赣南。不过,客家人从晋南、陕东、豫中、苏北跑到赣南、闽西、粤东北,又跑到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历时数百年,跨地数千里,实在很是辛苦,我们还是“英雄不问出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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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赣语像刀,客家话像圈子,那么闽语就像是石头,而且是活化石。
闽语的形态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时候你会觉得福建人说话简直就是在说古汉语: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脸叫面,黑叫乌,锅叫鼎,绳叫索,翅膀叫翼,图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袄叫裘。当两个福建人相互询问“食糜未”(喝过粥没有)或“有伫无”(在不在家)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进了时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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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语既古又怪,既老又杂。闽语原本又叫“福佬话”。福佬,是后来之客家对先到之闽人的称呼。反正福佬就是闽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话却不好说就是福建话。实际上没什么笼而统之的福建话,只有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等等,它们都是福建话,却又都不能对话。这正是福建不同于广东、湖南、江西之处。广东人听不懂广东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广东话(粤语);湖南人听不懂湖南人说话;江西人听不懂江西人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湖南话(湘语)或江西话(赣语),比方还有说客家话等等。然而福建人听不懂福建人说话,却是因为他们都说福建话(闽语),这可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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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闽语也是汉语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它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堆石头。往大里数,是三块,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和莆仙话则是夹在这三块大石头中的小石头。细数,也有数出六块或九块的。石头堆在一起,挤得再紧,也各是各。闽语就是这样。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这些“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间的差异还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鸡同鸭讲,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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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弄清闽语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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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来的是吴人,是孙权称霸东南时从江苏、浙江跑到福建来搞“开发”的。他们把“吴楚”、“江淮”方言带到了福建,所以闽语当中,还保留了不少原始吴语的特征。准确地说,那时的闽中,有古吴语,有古楚语,当然还有古闽越语。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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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先期入闽的吴人和孙吴政权一样没成什么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还是中原来的汉人。他们从中原跑到福建来,原因也很多:有“避乱”的,有“征蛮”的,有“谪遣”的。比如韩愈,就是“谪遣”。韩愈谪贬之地虽然在广东潮州,但那正是闽南话方言区。韩愈也好生了得,让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韩(韩山、韩水)。不难想象,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韩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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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入闽,是在西晋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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