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需要迁走三十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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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样的担心，降低北京的人口，或至少不要让这座城市的人口再上升了——即使上升也至少不要上升地那么快，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看法。
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某些人直觉的就是要用行政方法进行限制——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限制了。比如，我们知道，北京的户口是很难取得的。
因为有这样的要求做招牌，我们已经屡次看到某些雷人的人大代表，或是政协委员提出要求限制外地人的提案。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惟英就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的提案，认为，“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许多北京市的市民代表还要求政府能够彻底清除北京五环内的“城中村”，加强对集贸市场的管理，对非法外地务工经商人员实行严格清理等等。虽然这些主张从来都受到了外界大量的批评，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敢于公开赞成这些主张。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实际上已经开始执行部分以此为目的的政策了。包括清理地下室租住人群，还有所谓的限制低层次行业发展等政策。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方法。不但不合情理，十分不该，而且即便实施也根本阻挡不了外来人口涌入的潮流。
在一个现代的国家，还从没听说过同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到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居住是不允许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意味着某些地方的国民可以享有超越其他地方国民的特权。这显然已经动摇了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对我们的宪法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实际上是违反宪法的。如果真的施行了某些行政性的强制手段，那必将会是一个极大的丑闻。
要知道北京并不仅仅是北京人的北京，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北京，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北京所拥有的许多东西都是全国人民赋予的。
并且，在已经有大量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如果限制人口流入，那么就将使得工作人口变得稀缺。这样只能产生两大后果，一是必然造成北京劳动报酬的飞涨，二是将会极大降低北京工作的员工素质。这两条都将降低许多北京企业的竞争力。而也将导致北京本地的就业人口将变为国内的贵族就业人口。将极大违背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的平等的根基。
因此这一系列的提案做法决不可行。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这些委员所做提案针对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已经相当严重了：北京市的人口的确太多，现在也确实已经变得极其不方便。并且北京还在涌入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座城市的人口还将会继续增多。如果北京人口真的达到了五六千万人的水平，的确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噩梦。
怎样解决？
如果真的想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那我们就必须先分析下，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北京寻梦，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这座巨大的城市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很简单，那是因为北京的工作机会特别多，而且这些工作机会往往有比其他城市更高的收入。可以说，只要这样的发展机会一直存在，那就不可能阻止这种人口涌入情况的发生。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国内的另一座超级大城市上海也同样存在。
如要想阻止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并且还打算坚持采用市场化手段，那就必须想办法削减这些工作的机会，迁出一些不是很必要的工作岗位。
也就是说，一定要适当的限制下北京上海这两座超级大都市的发展。
首先，这两座城市再也不应当以GDP增长做为自己的施政目标了——只要拥有目前这样的城市地位，那么这两座城市的GDP不用任何促进，都会自然增长。关键是，当地政府绝不应再去主动追求GDP的增长了。&&
如果能够确立了这条原则，那么我们也就要确认，这两座城市应该再也不要追求工业方面的发展和投入了。实际上，北京的首都职能，还有上海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地位就足够其保持庞大的就业人口，足够保持其超级大都市的地位。甚至仅这样还是会涌入更多人口，如果再上马吸纳更多人口的工业项目不是雪上加霜吗？完全没有必要。
如今，我们看到上海正在上马类似大飞机制造基地这样巨型的工业项目，这是完全不应该的。实际上，这样的大项目放给其他城市搞难道就不成吗？绝对不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一定要放在上海，让上海更加拥挤呢？
除了不该上马新工业之外，为了削减就业人口，我们还应该撤出一些并不足够必要的原有部门。
让我们试着看看上海还有什么部门是可以撤离的。必须说，类似宝钢这样固定投资巨大的工业企业，已经很难在搬迁了，因为这意味着高昂的搬迁成本，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像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这样的组装生产厂真的还有必要保留在上海城区吗？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因为这些组装工厂的设备搬迁起来并不难，即使搬迁也不会承受过高的损失。而就工厂运营本身，搬迁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上海来说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实际上，因为工厂建立在上海，就需要承受很高的地价，还要支付远比其他城市高得多的工资。可以说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运行成本。我曾经接触过一些上海通用的内部人士，他们介绍企业的运营状况，指出上海通用开办在山东烟台的生产厂通用东岳，其人工制造成本大约只是上海的二分之一，而且运转非常良好。
对上海而言，厂房搬迁，意味着城区又得到了一块城市可以发展的宝贵黄金用地，并且，还削减了城市就业人口。对上海而言可说是一举两得（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办法对那些一直在上海通用和大众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很不公平，因此估计阻力也会很大，可能很难真正的实施下去。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上海不应当追求工业上的发展了）。
除上海外，如果确实想抑制北京的人口，削减北京的就业机会，办法可能更为简单。
那就是由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强制手段。但这一系列的强制手段不是用在人身上，而是要用在由国家所拥有产权的一系列单位上面。
具体来说就是由中央政府牵头，迁出某些国家单位，比如由国家投资在北京的诸多根本没有必要非得留在北京的部门。包括众多央企的总部、众多科研院所、众多国家所有的大学等。
如果北京能够迁出三十所部属大学，再辅以搬迁大量部属科研院所，以及各央企总部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北京的工作机会，也就从根本上扭住了北京人口涌入的源头。我估计此举将直接导致数百万的人口搬离北京，而且还可以空出大量的办公和居住用地用房。
到那时，如今北京所苦恼的人口过多、城市拥挤、房价过高、交通堵塞等问题都可以得到极大缓解，甚至直接就得到解决。北京的人口也完全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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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多所高校拟迁郊区 名校去哪儿
来源：和讯网 &&发布时间：
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规划规模110万平米新京报讯 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获悉，该校东校区（通州校区）总体规划方案已敲定。编制说明显示，位于通州新城的人大东校区占地1920亩，近期规划招生2万人，远期较大学生规模可达3万人。人民大学建筑规模110万平米编制说明介绍，东校区建筑规模为110万平米，将按照五大学部规划，包括经济学部、法政学部、社会学部、人文学部、理工学部和公共实验核心，在巩固提高学校具有传统优势的人文社会学科基础上，适当发展理工医学科。“用地拆迁进展顺利”东校区拟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建设以校园核心区、校前区以及部分专家公寓为主，约40万平米，主要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学生事务核心、学院楼群等，“建成后能够独立运行，满足学校办学需要。”昨日，东校区筹备工作办介绍，目前“东校区征地手续办理、用地拆迁工作进展顺利”。下一阶段，相关部门将继续推进东校区基础设施等专题研究规划，及相关手续办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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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Ctrl+Enter发送什么大学迁入雄安 专家建议不能只重调存量
　　【财新网】（记者 陈少远 实习记者 吴迪 蔡家欣）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关于在京高校是否迁入的猜测也随之泛起。财新记者从多方获知，科研机构或将成为重点搬迁对象之一，大学亦在规划考虑之列，但何时提上日程尚不明朗。
　　雄安新区如何布局大学？在京高校是否迁入？多位专家分析，对此应首先明晰雄安新区的定位及其对大学的需求，“是承接北京疏解的非首都功能，还是通过大学推动新区发展？”
　　在官方解读中，雄安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被视为北京新的“两翼”。据财新网此前报道，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上，通州定位于承接北京市资源，而雄安将主要承接中央级资源。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4月6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上表示，未来通州要加快建设“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而雄安则要发展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
　　“(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之所以要集中疏解到雄安，是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参与新区决策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做客“人民直播”时透露，“北京的一些优势资源会迁移过去”。
　　“部分教育等公共服务功能”是北京明确要疏解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之一。按照中央对北京的定位，首都核心功能限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此前，伴随着一系列文件的颁布，北京疏解部分教育功能的思路已逐渐崭露：控制总量，严格限制增量，向郊区以及津、冀逐步疏解存量。
　　“除了最顶尖的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外，相当一部分在京高校向外疏解是大趋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分析，但疏解具体路线图“目前还并不是很明朗”。
　　雄安是用于调存量吗？
　　“雄安未来是调存量还是做增量？”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从目前公开的雄安新区规划来看，北京未来要将雄安作为调节存量的手段，“意味着一部分在北京的大学会迁出”。
　　北京富集高教资源。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有24所集聚北京。在空间布局上，在京89所高校中有64所整体或部分布局在城六区。
　　目前，通州已明确引进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分校区。财新记者梳理，自2015年来，北京已陆续推进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北京工商大学良乡校区、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信息科技大学昌平校区等疏解项目。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也有望于2017年底主体完工。
　　北京的科研资源同样丰富。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底，北京不仅有全国约一半（766人）的两院院士，各类科研院所数量也位居全国首位，达412家。财新记者在中国科学院官网上查询数据发现，其下属的103个科研机构中有40个位于北京。
　　多个消息源向财新记者透露，雄安新区依靠创新驱动发展，部委直属的科研机构会成为重点搬迁对象之一。央企的研发部门也可能迁入。
　　“中央提出的雄安新区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着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张端鸿分析，未来雄安或将吸引北京高校的科技成果和创新主体进入，“同时对接天津的先进制造和河北的工业基础”。
　　深圳、浦东“增量”引大学
　　在中国官方的规划中，雄安新区的战略意义可标此前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不同于北京对高校的向外疏解，两地在发展中都强调对大学的“引智”。
　　浦东新区目前已布局有包括张江大学园区在内的4个大学园区。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浦东新区已建有25个左右大学分校或学校。其中，张江大学园区内建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校及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此外，按照上海未来几年的战略规划，浦东新区的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为管理中心。
　　深圳则有“高校挖掘机”之称。《南方日报》2016年10月报道，深圳豪掷了300亿元引进中山大学，以在未来五年建设该校在深新校区。
　　按照深圳的规划，历经10年左右，其要“建设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并要在2025年使域内高校达到20所左右。
　　深圳目前已建有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深圳校区，还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多种合作办学形式的高校。
　　深圳特区成立于1980年，此前并无高校。据《深圳改革开放纪事》一书记载，1983年，深圳以“贷款搞教育，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决心创建了深圳大学。
　　进入新世纪后，以2000年深圳与清华大学签订合作创办研究生院协议为起点，深圳一直致力于“挖掘”引进高校资源。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认为，深圳布局高校是建立在财力丰富的基础上，“和当年的香港科技大学一样”，香港科大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所以给老师开了远超过欧美国家大学水平的高工资”。
　　“深圳未来发展的短板就在大学。”陆铭指出，“但雄安和深圳目前所处阶段不一样，后者已是一个超大型城市”。
　　雄安新区所在的河北高教资源匮乏，该地只有3所211大学，其中河北工业大学虽隶属河北教育厅主管，但地理位置在天津。
　　邬贺铨此前曾公开表示，雄安新区要“学习现在深圳、浦东走的一条创新发展的道路”。
　　在深圳和浦东目前的发展中，大学的作用甚巨。雄安新区将在何时引入大学？邬贺铨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对雄安的规划并非传言所言已确定哪个大学要过去，“现在说这些都太急了”。
　　雄安应先确定产业布局再引进大学
　　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专家向财新记者表示，向雄安新区疏解教育功能，首先要明确新区的定位，“做城市规划，人口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其中，外来人口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
　　陆铭也认为，迁入什么高校和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定位相关，“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先有产业和企业，随后才产生对大学研发的需求”，目前中国的新设大学和大量二三线大学的定位其实多是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但如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老牌大学则可以“引领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
　　若要迁入北京名校，以支撑雄安产业发展，何者应居先？
　　“如果雄安已明确发展什么产业，大学可以跟着迁入。但如果反过来（先迁大学），怎么保证搬过去大学和产业定位能匹配？”陆铭举例，上海同济大学将汽车专业迁往上海嘉定区，“跟嘉定汽车厂有很好互动，学生实习也相对很方便”。
　　“我们希望雄安第一步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长远来看它能够创新创业良好发展。”邬贺铨在公开发言中透露。他同时指出，雄安现有产业很大部分可以继续提升改造、升级。
　　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雄安新区在承接的疏解功能的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张端鸿分析，雄安未来的发展将是“一个宏观政策导向和微观产业结构调整双向选择的过程”，北大、清华、人大是国家名片，主体留在首都是大概率事件，“而其他具有较强创新能力，有意愿追随政策导向和对接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校都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动作”。
　　高校连根迁移或“伤筋动骨”
　　上述教育专家认为，将北大、清华等名校全部迁入雄安不太合理，未来或可仿效加州大学系统，在雄安设立名校的分校。
　　张端鸿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中国地方高校发展的方向之一是，仿效加州大学系统，在各地都建有独立的学校实体，“既有本科生、研究生培养功能，也有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
　　但张端鸿指出，若是拆分学科疏解迁入雄安，北大清华等名校不太可能实现上述模式，“（探索加州大学系统模式的）中山大学、浙江大学都是在异地建设新校园做新增量”。他预测北大清华等名校若要疏解，更可能在雄安建分校区，并迁入部分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院系专业。
　　多位学者向财新记者表示，未来应注意将大学迁入雄安过程中“跨地办学”“连根拔起”等可能有悖教育规律的问题，“以防伤筋动骨”。
　　聂日明认为大学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不是搬过去就好了”，他担心，若贸然将高校连根拔起，迁入雄安，可能导致师资松散、生源受损、学生就业遇阻等问题，“中国一所好大学的形成有生源、师资、区位优势、财政拨款优势等因素”，并且到异地办学“要重新开始治理，人事不稳定”。
　　陆铭也担忧，若大举动迁高校可能导致教师辞职，“如果雄安提供的公共服务没法和一线城市相比，能吸引到的大学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才”。
　　“当年三线建设迁往内地的企业、大学有很多案例供我们学习借鉴。”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表示。
　　“大学和央企不太一样，央企很多利益来自垄断，总部放在哪对央企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大学放在哪影响就大了。”陆铭提出疑问，“先迁大学是否一个最优最好的模式？”
　　“雄安的好，可能是以某些大学的衰落和北京下降为代价的，所以最后究竟是蛋糕做大了，还是在增进的过程中蛋糕变小了，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陆铭认为，相比较调存量，“做增量是更好的办法”。
　　（财新记者汪苏、黄子懿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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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冰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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