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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零年冬天的一个早上，风寒相逼，雾蒙蒙的天空飘酒着雨雪，竹稍、树颠被扫压得摇摇摆摆、弯腰驼背、低声哀泣。
　　在一条泥石泞凝的山路上，松庭老汉光着脑袋，肩上扛一根黑不溜秋的柏木棒棒，吃力地往西河镇奔走。这根木材有六七寸直径，三米多长，木材的长短和表皮的颜色表明它大约曾是一根支撑房屋的柱头。
　　尽管天气很冷，但松庭老汉似乎并不觉得，多少能保点温的一件油渣袄随便搭在棒棒上，随他的走动左摇右摆，上身只穿一件破烂的汗衫，敞开的胸口还隐约冒热气，两只给脚趾戳穿了洞的布鞋连同一个装有瓶子的布笼口袋用包头的白帕（不，说不清是啥颜色）紧勒在后腰上，苍黄的赤脚被稀泥和石子锥阻得不成步调，打满补丁的裤脚挽在腿肚子上，略象田径运动员的两柄环沙包。
　　老汉刚一进场口就开始吆喝：“嗨，让开让开，棒棒戳到背。“这西河镇是五十里内外的唯一独镇，当然也是当地政治文化中心。早些年规定的每月赶九场，其实天天都在赶，近年来为搞革命化，改为每月赶三场，平时都关门闭户，连买根火柴都买不上，只有逢场才开门。所以每逢赶场，还是非常的挤。老汉声音都喊哑了，好不容易挤到木材市上，一看，除了几个卖烧火柴的外，就只有一根桉树在那儿。心想，嗨！敢情今天还卖独市哩。
　　他把柱头斜靠在黄桷树下，刚把油渣袄披上，就有一个围项巾的青年走过来问：“谁的？”“我的”。老汉边擦汗边笑着回答：“你要买?批个价嘛”。心想今天当真生意好。
　　“会批价的，扛起走吧，扛到公社去。”
　　老汉一听叫扛到公社去，脸上笑容顿时消失了，把头一摇，表示不去。
　　青年拍拍张松庭的肩膀，“嘿嘿，你老头子才笑人哟，反正你是拿来卖的嘛，卖给谁不是一样？那儿在收购木材，怕不给你钱怎的？走吧。”
　　“价都没说好，你给多少钱嘛？”老头不满地说。
　　“该值多少就给多少，公买公卖嘛，未必公社还会亏你不成。”
　　“我这是没办法，才从房上取下来的柱头。我卖了要办三件事：买鸡蛋完任务，打煤油盐巴，还给女儿抓药……”
　　“卖的钱足够足够，你不必担心，还有余剩呢。”说罢，小伙子倒还主动帮老头把柱头扶上肩。
　　老汉想，也好，反正我要办的事又多，这样免得在市上老等而耽误了时间。张松庭跟着小伙子来到公社侧边的一块空地上，才见已有二三十人正围着一个戴眼镜的人转。地上横竖摆满了杉树、桉树、柏树、槐子、楠木板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木材，一大晃堆。既然这么多人的木材都卖给这儿，老头的心也稍稍感到踏实了一点。
　　那个眼镜是公社坐办公室的孙少明，三十多岁，脸瘦长而铁青。他将木材逐件审视，问明卖方是谁，就在本本上记些什么，然后过秤，又在本本上记下斤两。好半天称完后，才听他说：“到办公室窗口取钱。”说完自己直径走进办公室，把门一关。
　　张松庭在离窗口稍远一点的地方蹲着，心里鬼火冒，眼看快半晌午了，一件事都没办成，自己是最后来的，当然只能等其他人取完后，才能轮到自己。早知是这样，还不如就在市上卖。
　　忽然，前面的几个人与窗里的孙少明争吵起来。
　　“我那么大根柏树，才四元八，我宁愿扛回去当柴烧，也不卖！”
　　“整老百姓整得合适点，还没有市上一半的价钱多，你们多少还是凭点天地良心？”
　　“我不卖，太亏人了，市上的树疙篼都卖四分，我的麻柳树端端正正的，多远都没有一个节疤，才三分，当柴花子，树疙篼都不如，我不卖！”……
　　张松庭听到这里，心头凉了半截，正想起身去把自己那根柏木柱头扛走，但还没走出一步，只听“乒”的一声，孙少明紧绷着青水脸跨出了办公室，双手一背，气硬地说：“什么太亏人了？以国家规定的价格按质论的价嘛！就是不准你们走自由市场，不许你们卖高价，那是方向路线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堵死……”
　　“我不卖”“我就不卖”“我要扛回去”……总有好几个人一迭连声地这样说。
　　孙少明顿时大发雷霆：“谁要再捣蛋，就没收！公社有权没收！还有点王法没有？想扛回去？没门！有拿来的就没有拿回去的！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让你们受点教育，想不通的，态度不好的统统没收！”
　　张松庭这会儿根本不可能设想把柱头扛起走了，他凭阅历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特别是这些年，在这儿扯筋只有倒霉，活耽搁时间不说，弄不好连很廉价的钱也拿不到手。所以他尽量忍着心中的怒火，目的是希望早点领到钱，早点去办事。
　　“你们怎么不吼了，啊？谁要扛回去的，请吧！怎么，没人啦？刚才那股劲钻到哪儿去了呢？我还以为真有那么几个英雄豪杰哩，都撒尿啦？哼！”孙少明俨然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对他的俘虏们挖苦地说。
　　“唉唉，我说领导，只怪我们这些老山林林头的人平时受教育少，不懂政策，冒犯了领导，万望领导稍息怒火，宽宏大量，原谅我们无知，我们都是有急事的人，打油、打盐、看病拿药的事还多，路程又远，还要忙着回去搞农田基本建设，就劳烦领导把钱发给我们，也免得老是耽搁您。领导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开导我们，我们深受教育，也表示感谢，二回再不这样做了。”不知说这话的是谁，竟那么会转弯，居然把一场本来已经弄得很僵的局面渐渐给扭活了。
　　孙少明板着脸傲视人们良久，终于施了恩：“也好。”他指着先头几个发过怨气的人说：“但是，你们几个不要忙，先到那边去想想，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要从资本主义的思想根源上去联系，为什么想多卖钱？谁先认识好谁先领钱走。”随即进屋打开钱箱：“李华五，松树一根，重一百二十三斤，等外级，每斤三分，合人民币三元六角九；陈学贵，桉树一根，一百三十八斤，等外二级，每斤二分五，合人民币三元四角五；”……“张松庭，旧柏木柱头一根，重一百零三斤，三等，每斤五分，合人民币五元一角五。”
　　张松庭在拿钱的时候，眼泪差点就没掉下来。要知道，他早已一贫如洗，家里连鸡毛都没有一片，可是这几个月的蛋任务又特别重，加上女儿患了肺结核，一病不起。起初一遇上花钱的事，老头东腔西借，贷了一屁股的帐。这些年，谁又有好富裕呢，况且借了人家的钱没还，也不好意思再去借啰。老汉在愁眉苦脸中挣扎了一段时间，心里逐渐开了一点窍，每逢完鸡蛋任务、捡药、打油、打盐，他都在那两间排立房上打主意。后来听说这儿很快就要象大寨那样修居民点了，老头心里还暗暗高兴，管他的，反正都要住居民点了，就撤点木材卖了解决一下当务之急也没关系。眼看凡是能撤得下来的木材都卖完了，房屋的好些傍柱、木头方块和群板已被木棍、竹杆、和玉米杆、菜子杆所代替，几个月过去了，上面还是光打雷不下雨，居民点仍是空话一句。如今，只剩下两根中柱，但一来鸡蛋任务又下来了，二来女儿的病越发沉重，看来，不下决心是不行了。于是，老头找来一根抬石头用的抬杠，狠心地换下了一根中柱，抬杠又不够长，他又找了一块红石条立起来垫上。心想：这根中柱卖了，买蛋完成了任务，还满可以给女儿捡上一个疗程的药，谁知运气就有这么走不得。若是在市场上卖，少说也要卖十几二十元。唉，真是祸不单行啊！
　　他揉了揉潮湿的眼睛，一面走，一面将钱放进衣袋里，就到公社大门傍去上厕所。这时，一个大约与他年岁相等的老头儿穿一件黑色长皮大衣，头戴海虎绒风帽，叼着一根烟杆朝公社走来。同时，只见公社的第一书记魏向前向老头迎了上去。“舅舅，你来了？这么早呀。”
　　“哎哎，不早啰。”老头应着：“向前你忙吧！唉，自红不在家，家里请了那么多人挑砖、筑地基、还有拖拉机师傅。把我这个老头子都动员起来啰。前天自红回来说，今天赶场，叫我来看看买木材的事如何。”老头慢条斯理地叭哒着长烟杆说。
　　张松庭在厕所里，听见墙外空坝头魏向前对老头说：
　　“是的，左付书记刚下乡不久，又是工作队长，事情就更多了，当然抽不出时间，走，舅舅，到屋里聊聊。”魏向前礼貌地说。
　　“不啦，我只看看木材买够没有，我还要去打酒、割肉、买菜，事情还多着呢。”
　　“你老人家放心，左书记前天一给我打电话，我及时就给办公室讲了，要他们今天收购一场，你看，就是那堆。舅舅，这可是个好门道，比国家牌价都还便宜。最多超不出五十元一方。”
　　张松庭从厕所出来，瞧见穿黑皮大衣的老头裂嘴笑眯眯地望着那堆木材：“嗬，买那么大一堆，多亏你们帮忙啰。当初自红提说把房子车一转，我还以为他说着玩的，不是么，料没有，砖没有，地基没有，钱也没有，我简直不防他倒象是变戏法似的，几天之内就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加上你们一帮忙，万事都变得顺顺当当的。”老头有声有色地一面说，一面把手伸直，拨去烟斗上已燃尽的烟灰。
　　“要修就修得象样一点，高廊宽敞一些，书记嘛，就要象个书记住的样子，有啥困难，自红忙不过来，你尽管找我就是了。”
　　“当然当然。九间全用青砖，我原想后金墙用泥砖节约一点，自红说，魏书记都全用青砖，我们也全用。钱的事叫我少顾问，他自有办法。向前，说句老实话，当初你介绍他来认这门亲的时候，我还真有点不情愿哩，不是看在你的面上，哪个瞧得起他哟，不防这娃儿还
　　“嘿嘿，哪里哪里，是左书记本身有造化嘛。是的，运动一结束，他就要调到县委去当组织部长了”。
　　张松庭听到这里，心绪愤愤不平，很想去把这个骗局戳穿。掉头换尾的想，又感到自己是个农民老头没有文化，人家哪嘴皮子多厉害，随便几句就把你唬着了。何况现在的政策是揣在当官的包包头，多种多样，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出来，为我所用，你有什么办法呢？张松庭咬了咬牙，象下了什么决心，他一口气跑到卫生院，找医生给女儿开了一个星期的雷米卦、链霉素、维B6，药房一算价，该四元六角四。老头在准备交钱的时候，摸着衣袋犹豫起来。不交蛋？不交就吃不成盐巴，点不成煤油。一天两天可以克服，人总不能长期不沾盐，女儿又病着，总不能晚上不用灯。想到这，老头子焦急得愁眉不展，怎样才能既能给女儿治病，又能得到煤油盐巴呢？嘿，你看我有多傻，先把蛋买来交了，不是多少还能取几个钱吗？给女儿捡两三天的药，再留几角钱打煤油盐巴，这不都有了！老头不知怎的，刚才的烦恼一下子就消了一半。他将处方揣在衣袋里，毅然朝前一次他来过的那个鸡蛋市场走去。
　　这个鸡蛋市离正街有一华里路，紧靠路边。没有尽头的西河水日夜不停地“哗哗”奔流。松庭老汉在蛋市上晃了几眼，除了稀少的几个卖小鸡仔的外，没有一个卖蛋的。他正心焦，却老远看见一位中年妇女提来一个篼篼刚摆上市。老头急忙过去，想看一下是不是鸡蛋。是的，是鸡蛋，大约有二十来个。但还未等老头走拢，一只象鹰爪一样的手已一把抓着了篼篼。“谁的蛋，跟我走市管会去。”其声音粗暴凶狠。
　　那女人一听，吓得惊跳了起来，一把抓着篼篼，声音凄怜地说：“我是卖来给母亲捡药的呀，你不能，你不能给我没收啊，你行行好嘛，同志，你行行好嘛……我的妈是肺心病，个多月没下床啦，我卖蛋是给她捡药的呀，呜呜……同志，你做点好事嘛，我求求你，做点好事呀……呜呜……”
　　张松庭上前一看，原来是头次在市场与自己打过交道的市管会的李志武。那天张松庭刚买好蛋走到街上，就被李志武抓着，要他到市管会去。老汉说：“不，我到收购站去完任务。”李志武不信，与老汉一起到收购站，老汉从收购站的人对他的招呼中得知此人叫李志武。你看他今天又作逆来了。
　　这时，只见李志武气势汹汹地说：“做好事？我打击资本主义是不是好事，打击投机倒把是不是好事？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啊！”
　　“我……我心头一慌，又把话说错了，你，你原谅我嘛，同志，你原谅我呀，呜呜……我……我给你磕头嘛……”说罢妇女果真跪了下去。
　　“无聊，你喊先人老子也不行。起来，跟我到市管会去。”
　　女人更慌了神，又一把抓着篼篼哭着：“你饶我呀，我求你饶我这一回呀……呜呜……”见也不凑效，悲极生怒地继续哭喊道：“你还有没有良心呀，你家里就没有父母呀！你还有没有……”她正一面跪着走，一面哭着说。
　　“良心！”李志武野蛮地飞起一脚，正踢在女人的小腹上。
　　“呀！”女人一声惨叫，仰面倒了下去。同时，鸡蛋篼篼被她紧抓着的手带了过来，在空中翻了个跟斗，鸡蛋尽倒出来摔碎在地上，蛋清溅了她一身一脸。
　　在短暂的静寂中，“哗哗”的西河水咆哮得更凶了，并拍打着岸边激起一潮浪花。
　　李志武看见无数双眼睛向他射来愤恨的目光，浑身顿时起“毛根子”，外强中干地说了声：“自作自受。”扭转屁股就想溜……
　　“站着！不准走！”松庭老汉目睹了这一切，他忍无可忍，大吼一声，一步上前抓着李志武的衣领，历声问道：“你凭什么要打人？！”
　　“为啥要打人，叫他整清楚！”“简直就是横行霸道，共产党的干部还兴这样！”“枉自吃人民的大米，纯粹是个畜牲！”“平白无故乱打人，捶那龟儿子的肉！”……
　　人们纷纷愤愤不平地怒吼起来，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
　　“哎哎，是你？你，你赶场来啦……”李志武神志恍惚地对张松庭搭讪着。
　　张松庭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管我赶不赶场，你只回答为啥兴踢人，你要整清楚！”
　　李志武见围上来的人有的操起扁担跃跃欲试，有的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吓得他虚汗猛出，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我没有出过手，是，是她自、自己倒、倒了的，是她……”
　　“胡说！明明是你用脚踢倒她的！你不说清楚，今天叫你走不到路！我肯信，我们这些老百姓就任意你们随便欺侮，我们的手就是吃素的！”一个青年说着，把拳头在李志武的鼻子底下晃了晃，“把蛋赔起，再赔礼道歉，另拿两块钱先作医药费！如果你敢说半个不字，哼！老子这拳头可就不认人！”
　　“我、我我……”他拼命地筛着糠，“你们……你们……我、我就算失了手吧，又、又没把、把她踢伤，你们、你们放、放开好说，好不好呀，你们这、这是干、干啥呀……我……我我……”
　　张松庭打断他说：“不要我我我的了，就按刚才说的条件，你干不干？不干的话，就别怪大家对你不客气了。”“他不干就打死他狗日的！”小伙子又大吼一声。
　　“我、我同意、我同意。”李志武象鸡啄米一样不住点头，“可我身上没带钱呀，让我回去取来，我保证取……”
　　“啥子？你想溜？哼，别耍花枪了，没有钱？把呢子大衣脱下来抵。”说着，小伙子真的就要脱李志武呢子衣服。
　　李志武慌忙哀求道：“别、别脱、别脱、我有、有点钱。”说罢颤颤筋筋地从包里摸出了三元五角钱。“就是这，看，再没有了。”他把包包抖给大家看。
　　“不行，当他的衣服！”又一个群众吼道。
　　“我向你们赔罪嘛，请你们原谅我，我也是执行任务的人。我向大家保证：今后再不打人了。放、放开我吧，我去向嫂子赔礼道歉。”
　　张松庭见他有一点诚意，也就将他放了。但人们仍然把他围在圆圈里面，他无可奈何，只得去把女人扶起来，将钱塞在她手里，低声小气的说：“嫂子，刚才是我对不起你，把你踢倒了。我是牛马变的，我该死，嫂子你、你就饶了我吧。”说着还假惺惺地用手拭拭眼睛：“你拿着，这是我赔你的蛋钱。起来看看踢伤了哪里没有。”
　　在场的人都看得忍不住好笑。那女人见李志武低三下四地给自己道歉，又赔了钱，气也就消了许多，虽然挨了他一脚，倒也没伤着筋骨。农民就有这样善良，只听她说：“你对我有这样的态度，我就原谅你了，晓得打人不对，下次就不能再这样对待人。要是我还有一丝办法的话，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我们这些农民懂的道理不多，但不象你们，做事凭个良心。我们农民有蛋吃不来？拿来卖？那是没有办法了嘛。”
　　女人一边说，李志武一边不住地点头，“是、是，我一定、我一定，不会、不会。是是。”样子活象儿子在听慈母训教。
　　“他要是再敢行凶打人，叫他跑得过今天也跑不过明天！”
　　“不、不敢、不敢了。大家教育了我一顿，我从今后再不打人了，不信你们往后看。”李志武狼狈地说着，站了起来，怯生生地请示大家：“我、我可不可以走了？”
　　人们听他说出这句话，别提有多高兴了。一般情况总是，小人物在大人物面前低三下四，这回轮到干部、工作人员在农民面前赔罪道歉请示可不可以走了。当然值得高兴一下。
　　李志武走后，人们怕他人面兽心、飞来横祸，于是都面带胜利的笑容，同时又带着几分不安地三三两两各办各的事去了。那位女人，用衣服擦掉脸上的蛋清，谢过大家，提着空篼篼也走了。雨雪也不知什么时候停着了，只有西河水仍然“哗哗”地怒吼着，怒吼着……
　　松庭老汉面对河心望着一泻而来的河水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那河水汹涌澎湃，直扑松庭脚下的镇龙岩，溅起很高的浪花，再折回河心，不时地出现几个漩窝，形成洄水沱。在洄水沱内，上面的水较静，但却被下面的水冲开了上面的水平面，形成俗话所说的“泛水”。听说，就是很会游泳的人，也畏惧这种“泛水”。因为它表面平静，下面水流却很急，而且是对流、背流、穿叉流、乱流，力量无比。老汉眼睛停在洄水沱的“泛水”上，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突然，他想起要办的事，这才急急的离开了已经空空荡荡的市场。
　　他在正街来回走了两趟，好容易看见一个提鸡蛋的老婆婆，一问，人家并不是卖的，而是刚从下场口的麦地边买的。张松庭听到蛋市又已转移在那儿，已经冷落的心又潮热起来，东推西挤直径朝下场口奔去。
　　在离正街有半华里多的祝家湾麦地大路旁，才是真正的贸易市场。花生、白糖、花椒、大麻、鸡、鸭、鹅及各种蛋类、粮食等等，虽说不很多，但总也称得上市场了。各家卖主和其物品自然而然沿大路两边排成一条“火石巷子”。各种喧闹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同西河“哗哗”流水声共鸣。
　　在这里，松庭老汉很快找到了“对象”，以每十个鸡蛋一元八角的价格买了二十五个。
　　老汉到收购站将蛋过了秤，才二斤三两。他在发款处取钱的时候，发款的人翻了翻户口簿说：“你家二口人，该交三斤，还差七两。”“往月每人才一斤，这个月咋又增加了？我就只有这么多蛋，还差七两下月一起补上吧。”张松庭说。
　　“如果你不想要供应证的话，当然也可以。”发款的人冷淡地说。
　　“你就只给我二斤三两蛋的供应证嘛，我实在没有蛋来交。”老汉又恳求地说。
　　“不行！”
　　“那你叫我咋办呢？我又不会生蛋！”张松庭有些不满地说。
　　“你就不晓得去买！”发款人口气更粗暴。
　　“那是资本主义，转手买卖，市管会不允许嘛。”
　　“我就管不到那么多啰，我们这里只管收蛋。”
　　“我没有钱。”老汉想了想又说。”
　　“好、好，这样吧，你把这二斤三两的钱领去买，要都要不完。”说罢算盘一拨就数了一元五角六给张松庭。
　　松庭老汉没拿着供应证，无可奈何，只好又朝祝家湾跑。他再次到那里时，人已很稀少了，所谓资本主义的货物也聊聊无几。其时大约已有午后一点过钟。张松庭以快速的眼光扫了市场几遍，幸运，卖鸡蛋的幸好还有一家。蛋是新鲜、大块，就是价钱太高了。“少了两角就不卖。”卖主这样说。大概也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使老汉的回马枪没有落空。
　　老汉根本没有与卖主讲价，就以一元四角钱买了七个蛋，使卖主都感到吃惊。她盯着张松庭远去的背影，作了种种猜测：这个老头子实在蹊跷，要说他不讲价是由于很有钱吧，那一身穿着就根本不相符，而且只买七个；走人户送人的？七个鸡蛋，无论如何也不好出手噻；啊，对了，肯定是买来请端公跳神的，据说跳端公只用七个鸡蛋，不多不少，一定是了。唉，老头子，都解放二十多年了，还敢干这种事，你的封建脑袋咋那么顽固啊。
　　张松庭再次来到收购站交了鸡蛋，七两五，还超额五钱。他拿着单据又到发款处，发款人已经换了，是一个满脸串耳胡，三角脸形，贼眉鼠眼的中年男子。正和一个刚进去的四十来岁的女人点头哈腰地问好，亲切地谈话。
　　老汉在窗外叫了一声“取钱”。屋里的人继续交谈着，根本没理张松庭的。于是，老汉又只好耐着性子让他们快点把话说完。
　　那女的说：“徐主任，我那天给你说的事情你放在心上没有？”
　　三角脸一边殷勤地泡着茶，一边回答：“你看，许大姐，书记太太的命令我还有不服从的！那边不是。”串耳胡指了指屋那边。“你只要二十斤嘛，我那里二百斤还有多呢，你要得完吗！”
　　“哎呀，这可烦你帮忙啰，多少钱一斤呢？”女人问。
　　“人不同了，是你买就按坏蛋、烂蛋处理，三角钱一斤。”三角脸得意地说。
　　“啊，这么便宜呀。”女人一听三角钱就可以称一斤鸡蛋，顿时高兴得笑腻了。“哎哟，老实话，左书记托我给他办件事，这可又要为难你了。”
　　“许大姐，你需要什么，只管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咋说起为难不为难的话来了。”
　　“是这样的。”女人说：“左志红付书记的老婆下个月要生孩子了，请你给他也准备二三十斤鸡蛋，这可又要给你增添麻烦啰！”
　　“这个……没问题，说话算话，就现在拿都可以。”三角脸权衡了厉害后很干脆地说。“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内，为领导们帮帮忙，我是非常乐意的。”为了抵消前面犹豫过的“这个……”三角脸表白了一大堆讨好的话。随后又道：“只要魏书记能理解我的心情就够了，我想许大姐该不会在魏书记面前挑削我徐某的过错吧？”
　　“哪里哪里，我可是常在老魏的耳边唠叨你的好处哩。”
　　“啊，只要许大姐能……嘿、嘿，能给我美言两句，我徐某就心满意足了。不知该怎样感谢你才好。”三角脸一面说，一面讨好地拿烟递茶。
　　“其实，老魏常说你工作有能力，把你提升后的这几个月，工作做得很出色，还特别知道和体贴当领导干部的难处。那天我来公社，在他的办公桌上翻到他向县上的报告，要让你……”
　　“让我怎么样？”三角脸急切地问。
　　“这、这可是个秘密，说给你听，不许向第二个人讲，就是你的老婆也不能告诉她，不然，过早地传出去了，老魏要熊我的。”
　　“知道、知道，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向县上打报告，要提升你为公社革委付主任！”
　　“真的呀，你说着玩的吧？”三角脸心里不禁一阵高兴。
　　“取钱！”张松庭在外边听得快要爆炸了，从窗口上挣起喉咙大叫一声，应得满屋都在吼。老头自己也感到惊奇，平时说话做事从不发火的他，这半日来突然就变得有些两样了。
　　“吼啥子吼！吃了雷心胆是不是？神经病！”随接着口气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许大姐，喝、喝茶嘛，刚泡的，味道不好，二级花。”声音马上又生硬起来“张松庭，七两五？你个大喉咙咋才交七两五钱蛋，咹？闹山的麻雀！”
　　“你把本本翻来看看嘛，我起先就交二斤三两了。你们说得悦耳的来正经事都忘了。”老汉没好气地说。
　　“关你啥相干，我们想说啥就说啥，你管得着！两个蛋也要做成几回来交，这不是平白无故添麻烦！拿起走、拿起走。”三角脸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把供应证、七个鸡蛋的钱和一张什么纸条胡乱裹着扔给了老头，就把头一掉。“许大姐，魏书记的酒怕要吃光了吧，昨天又来了五十瓶庐州老窖，你好久给他带几瓶回去，也算表示我一点心意。老实话，我家里还有几十斤香肠，你走时也带些回去让他尝尝我装的味儿好不好。”
　　忽然，从窗口上伸进一只拿发票的手。三角脸往窗外一看，脸上立即露厌烦的表情。“怎么，你又来取什么钱？就是零敲碎打……咦！又是一个七两五……怎么……”其实他自己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又不是书记，也封不起你什么官，你咋也对我上起供来啦？我可没有什么本事提拨你哩。说你听到悦耳的就把正经事忘了，你不接受，为啥又把发票裹在钱里一起退给我了呢？看想升官想起病来哟！”张松庭刻薄的挖苦了串耳胡几句，感到烦闷的胸廓顿时解了一点恨，以鄙视的目光直直盯着三角脸，把徐主任弄得十分难堪，竟蛮横地说了声：“扯淡。”呯的一声，把窗户一关，以此摆脱那副狼狈相。
　　老汉走出了收购站，才感到肚子在咕咕咕直向他提意见。都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了，是该吃点东西了。吃点什么呢？他盘算一阵口袋里的钱，就眉头紧锁——包包头只剩下一元一角六分钱，还要捡药，打煤油盐巴，这怎么能顾得上吃饭啊。老头权衡一下轻重缓急，决定给女儿抓七八角钱的药，打三角几分钱的油盐，暂且过几天，等想上办法再来抓药、打油盐。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啰。他收紧了裤带，一咬嘴唇，转身向医院走去。
　　他刚一跨进诊断室，医生就问：“你怎么又来了？上午就叫你送来住院，你说不要紧，怎么样，这下整恼火了吧？要不，是你病了？”
　　“不，不是，都不是。”
　　老头不好意思的掏出上午那张处方单说：“我、我的钱实在不够，请医生给我改改吧。”
　　“你这人，上午就叫你赶快把药捡回去，你是怎么搞的。咋个改法嘛？”医生不高兴的说。
　　“我只有七八角钱了，求求你将就这点钱开点药来吃着再说。”
　　“什么？开七八角钱的药吃着再说？再？再到什么时候？严重的咯血性肺结核，听你说来都只有一口气在悠了，还三十看一回病，十五吃一回药的，你究竟是要钱还是要女儿？不改！”
　　医生把张松庭训了一通，弄得老头脸红筋胀，他忙惭愧地解释说：“医生，我不是舍不得花钱的哟，我就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家里没多的人，就只有我父女俩，你说的全对，完全是为了我好。我也是为了女儿的病，实在没别的办法，今天才把房子上的柱头都锯下来卖，心想卖上二十来块钱，给女儿抓上一个把月的药，好好的治疗一下，谁知……”
　　“怎么，钱给小偷摸去了？”
　　“不，不是小偷，是大贼，比贼还凶的很！”……
　　于是，他把自己今天遇到的倒霉事全部讲给了医生听。末了他说：“我拆房子廉价卖给当官的修房子，我买两元钱一十的蛋，交上去，当官的三角钱就买一斤，而且是二十斤三十斤的称，我们老百姓哪里还有一条生路啊！不是我的女儿拖到我，我不拼上这条老命跟他们干才怪，人活起还有啥意思嘛，简直荒唐，什么世道！医生，我们老百姓的命好苦啊……”老汉越说越气愤，最后简直激动的说不出来了，多久才缓过气来。“唉，医生，我感谢你把药单改一改，等几天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女儿送来好好的医治。”
　　医生的耐性也好，苍老的脸上没有表情的听着张松庭的叙述，手里不停的摆弄着听诊器，听到老汉已受到几番打击，耳闻目睹了那么多污七八糟的事后，还先完了交鸡蛋的任务，才来给女儿捡药时，不由得摘下老光眼镜，两眼不住地打量着老头，沉默着，思索着。良久，仍然板着脸说：“我已经说了不改，听到没有？”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到白大褂里面去摸着什么，“以你的要求改了，就是对病人不负责任，就是医生的失职！不改！拿去捡药，你的女儿必须认真的治疗才救得过来。”说罢，他随手掏出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扔到老头面前，“拿着，去吧，去捡药，不改。”他看了看手表：“我都快要下班吃晚饭了，还愣着我干啥，快去，快去，不然一会儿就下班了。”
　　“医生，这、这、这怎么行，怎么行啊……我咋能白要你的钱？我不能要……”老头激动的语无伦次，他很想用一句能准确的表露内心感情的话来感谢医生这种高尚的助人为乐精神，可是总想不出来。他真后悔活了几十年，竟不知道一句感谢别人的语言。
　　“啊？你也不要我这个摘帽右派的钱……”医生有些沮丧地说。
　　老汉慌忙说到：“不，不是，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晓得你是什么派，我只晓得你比孙少明、三角脸他们不知要好多少倍，你是个大好人，我是说……”
　　医生脸上一阵微笑,打断老头的话:“好好好，既然你不嫌弃我，就别啰嗦了，快去捡药，我也要下班了。”医生见老头老是纠缠，就故意站起来往外走。
　　“医生，你不要走，我再只问一句，你，你贵姓？”老头拖着医生问。
　　医生走出诊断室，轻轻拿开老头的手说：“你也不必知道我姓甚名谁，五元钱只能救一时之急，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说罢，脸上毫无表情地把门一关，径自走了。
　　张松庭捡了药后，很快来到供销社打油盐。还好，那里正在关门，他成为了供销社的最后一位顾客。
　　老汉走出街口，天也渐渐昏暗下来。不大一会儿，小雨和瑞雪已从上空并驾齐驱而来，透骨的北风比早上刮得更猛了，简直吹的“呼呼”直响。虽然老头早已将鞋、袄、帕全副武装，并且还在路边捡了一节草绳拴在腰杆上，还是冷的直“嘘嘘”双手紧紧抄抱着油渣袄，脸上冻得起“鸡皮子”，肚子又在“叽哩哇啦”地大发牢骚。真倒霉，我怎么忘了多少买点东西填填肚子呢，那个医生给我的五元钱还剩几角呢，我怎么就忘了呢？还有十七八里路，似这样有气无力的走，走拢屋不深夜了。老实，出来一整天了，女儿的病现在怎么样了呢，今天又不知道咯了多少血啊，罗大婶过来热饭给她吃没有。那位医生真是个好人，别看他也是青水脸，心倒是很善良，舍得出钱帮助别人却不肯留个姓名。等女儿的病好后，一定要去好好地感谢他，可惜象他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而象左志红、魏向前、孙少明、三角脸，还有那个李志武，象这样的人目前又太多了。这些人为啥那样胆大，木材、鸡蛋都敢以国家收购的名义而营私，装肥了他们的腰包？妈的，当真天高皇帝远，趁浑水搭虾笆，老子算是看穿了，这些人比从前的土匪还凶恶，还阴险。吃天朝日子总有吃满的时候，不遭天打都要遭雷劈。
　　“呼呼呼呼”一阵强劲寒风象刀子一般割来，使老汉滑了一跤，幸好油瓶还没被摔碎，不过，本来就已湿润的衣服又涂上了一些稀泥。老头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走路上了。
　　天早已黑尽，还有七、八里路程。老汉又冷又饿实在走得筋疲力尽了，好容易才走到一根大黄桷树下。反正路不远了，雨雪又大，干脆坐一会儿再走。他在被人们坐光了的树根上坐下来，上身靠在树干上，空中的树杈恰恰遮着了雨雪，而且又背着风，顿时觉得稍微暖和了一些。由于极度的困倦，他坐下不多时，上、下眼皮就打开了架。朦胧中，女儿出现在老汉的身边，结核病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早已痊愈了，她的身体也恢复到原来健美的模样，父女俩正高高兴兴地为修建房屋而辛劳着，请了好几个匠人，女儿煮饭，老汉在给房上递瓦。女儿叫：“爹，饭好了，吃了再去递嘛。”老汉笑呵呵地回答：“闺女，你先吃吧，我还不忙，把瓦递完再吃。”眼看新修的房子都快盖好了，忽然，一迭瓦从房上正朝着老汉头顶直端端的掉下来……
　　“啊！”老汉一惊，一睁眼醒了。他恋着梦中的情境，又回忆了一遍，自己都觉得好笑。心想，如果真有那样好的事，我就是被瓦打死都值得。他抬了抬脚，腿被冻得不象自己身上的了，老汉用手摸揉一阵，才艰难地站起来，在漆黑的夜里默默前行。
　　张松庭离开黄桷村没走多远，隐约听得前面有人在说话，同时亮着一只手电。他又走近一段距离，只听一个说道：“早就没气了，不信你看，手足都僵硬了，抬拢也是枉自。”
　　“可怜啊，你没给病害死，却给房子垮来打死了。”又一个说。
　　老汉听到这声音好象有些耳熟，心里一团疑惑，赶急朝前紧走几步……
　　“怪她老子嘛，不把房子拆得东倒西歪的，房子咋个垮得了嘛。又那样合适，一根走水棒棒又正正的落在她头上，那样高的落下来，身体本来就瘦弱多病，咋不被打死嘛，这张松庭也是，赶场赶到现在还不见人影，房子垮来把他女儿都打死了，他现在恐怕连头道信还不晓得呢！”
　　张松庭脑袋“嗡”的一声，心凉透了，手里提的布笼口袋“乒”的落了地，他神志恍惚，东偏西倒的向前乱穿几步，极度凄楚地呼唤了一声女儿的乳名，眼前一黑，“咚”的一声栽倒在地……
　　漆黑的夜，北风仍在呼啸，雨雪依然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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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长篇小说？路过。。
　　在农基办的创作热情刚一熄火，我们生产队的父老乡亲毛先才、毛光友等七八个人突然到办公室来找我，七嘴八舌说有件大事要我给他们作主。原来，我们生产队因修河堤圩起来的大约二十来亩河滩地近年被大队征收种植。生产队修了几年的河堤，不但没得到好处和利益，连原有的矮地也被大队占有了。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央又重申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自主权，而且特别强调了公社大队不能侵占和伤害生产队的利益。我队据此向大队讨回土地，大队不给，因此他们就来找我出主意。我听完来龙去脉后义愤填膺，说：“当初我在家都修过两三年河堤，没见大队来帮修，摘桃子就有他们？太没道理了嘛！我虽不是官，但我可以找当官的来给你们解决。”于是我马上就请了农工部的部长副部长出来答复，不想部长们对乡亲们说：“全县这类事太多，涉及几十个大队两三百个生产队几万亩土地，县上还没拿出具体处理意见，我们也不好答复你们，你们回去等着吧。”乡亲们愤怒了，就和部长们争执。我怕乡亲们言行过激把事情闹大了对乡亲们不利，就竭力阻劝，把他们请到我血防站的寝室里继续商讨对策。我对他们说：“大政策在那里，不要怕拿不回土地。你们先回去，我马上给省上写篇文章反映此事，请省上的领导来解决。”
　　乡亲们一走，我满怀激情，以我了解的情况和我对政策的认识理解，当晚就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也不知道交哪里最合适，想来想去，就寄给了四川日报，心想如果报上一登载，肯定会引起领导的重视，解决问题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信寄出去后，我天天在四川日报上找我的文章，接连几天都没有，看来是给我枪毙了。谁想刚过一个星期，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宋继堂到农基办找我来了。他手里拿着报社转回来的文章，问我这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你看报社编辑作了批复。我看了一眼，见上面用红笔批的是，“所情况如属实，望当地基层组织按中央政策精神尽早落实。”我不禁一笑，乐了。宋主任说：“你还笑得起来？你看你落的款是谁？你咋用你的真实姓名呢？这信是要转到你们公社大队去的，公社大队的人知道是你告他们的状，他们心里安逸你吗？你虽不在家，你家还在那里哇，你就不怕他们拿小鞋给家里人穿吗？年青人，头脑冷静点，快把你落款的名字改了吧！随便改个啥都行。”我虽觉得宋主任是真心关心我爱护我，但总觉得那样做就是没担当，乘不起火，“铁肩担道义”的古训不准我改。于是硬着头皮说：“不改！我又没说他们的冤枉话。”完全没听宋主任的好言忠告。宋主任说：“我为你好你不听，看来我只好原封不动地转到你们公社去咯？”我说：“您转嘛，我不怕。”
　　第二天，我请假专门回了一趟府河，给生产队通了风报了信。生产队的人得知实情后，争回土地的信心更足了，天天找大队找公社要土地。公社调解说等大队把地里的洋芋和甘蔗收了就还土地给生产队，生产队得理不饶人，当晚就全体出动去挖洋芋砍甘蔗。大队的干部来阻止，生产队说你们种了几年，我们损失大了，这些洋芋和甘蔗就算一点小小的补偿吧，说着就锄头扁担相向。公社怕把事情闹大出人命，就劝大队理智冷静。结果，那二十来亩河滩地是在大政策的前提和公社大队的忍让下，经全生产队社员用横劲和武力抢回来的。
　　那时刚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春节一过，方方面面都在整顿，其中就有凡借用人员都一律退回原单位的规定。我一听说，巴不得回单位，就主动给王部长打了一声招呼，依旧回了血防站。单位的下乡人员是下去包年，也就是一年之内都在一个乡镇搞血防，包括查螺灭螺查病治病。杜站长因见我去年在公义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七九年仍叫我到公义去指导开展血防工作。我下去时把我写的《婚事》手抄本也带上了，心想反正晚上没事做些修改也好。当时住在旅馆内，有天单位通知回去开会，我的手稿压在旅馆的枕头下面忘了带起走，被旅馆服务员刘素华打扫卫生发现了。刘素华是个女知青刚落实工作不久，一看手抄本的标题就被吸引了，看了大半天兴奋了几次又流了几次眼泪，终于看完了，又推荐给住旅馆的乐山农业局的一群人看。她跟卫生院的医生们关系比较好，有事没事爱到医院来聊天，当然也把我写的小说内容在医院传开了。我们这次开会也开得太久了，主要是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精神，一学就学习了三天，会完后又回青龙耍了个星期天，等再回到公义时，旅馆里的人特别是乐山农业局的几位就给我开了个业余创作研讨会，对我大加鼓励，夸奖我写得生动感人，很有生活，也给我提了很多语重心长的意见和希望，把我说得很不好意思面红耳赤的。我向刘素华要手稿，她说卫生院的张华兴拿去了，我问张华兴，他说拿给他在谢家医院的爱人张玉芳看去了，张玉芳又给了谢家好几个人看了，等了半个多月才把手稿还给我。我拿到手稿初步翻了一下，上面多了不同字体的好几十条批语和改动。我的手稿无意之间出去旅游了一转，更增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和信心。
　　我在公义最大的优势就是人熟，俗话说人熟好办事。首先我和卫生院的所有医生都熟悉，尤其卫生院院长陈万银是与我一批参加工作的，又是卫训班同学，两人关系好又都是性情中人，且责任心事业心也强，积极上进，要他抽多少人他没二话；其次通过去年一个月的查灭螺，所有的村社干部和赤脚医生我都搞熟了，好多都跟我成了朋友，更主要的是我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给他们形成了好印象，赢得了他们的赞扬和敬重，一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再有我在公义有不少初中的同班同学，其中有三个是赤脚医生，两个是公社干部，还有当大队生产队干部的，这对我开展当地的血防工作非常有利。记得就在张华兴从谢家把我的手稿拿回来的当天下午，我因在十五大队的拖沙沟查螺时看到沟里的螃蟹很多，吃了晚饭，我就叫陈万银、张华兴、罗桂容一起到拖沙沟去捉螃蟹。那螃蟹一二两重一个，大都藏在洞内，被我们一个个的抓出来，用嘴啃去背壳，装了满满一菜篮，提回来罗桂容用清油把它炸脆，放上盐巴胡椒，整了几斤蹦蹬酒，七八个人喝到半夜过。
　　一九七九年，也是我非常难忘的一年。那年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划了一个圈，而内地我的岳父岳母失去了退休保障，陈树根也在优化组合中被组合掉了。缝纫社和青龙铁器社都是集体单位，都属二轻局管，那年二轻系统大兴改革，缝纫社承包给个人，取消了退休工人的退休工资，我的岳父岳母在缝纫社干了二十多年，到老了来生活没作落了，住的又是公房，一家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真真正正成了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了。陈树根他们厂也搞承包，留厂的讲关系讲实力，她没能力讲，成了不领工资的职工，实际就是最早一批的下岗工人。这下我心慌了，压力很大，与家人一商量，马上找我同学曾洪智的爱人祝玉兰帮买缝纫机。祝玉兰在公义供销社工作，那时买缝纫机还要讲关系才买得到。我用箩篼把缝纫机挑回十五里外的青龙，一家人就在家里开起缝纫店来了。那时曾洪智刚从部队回来不久，在做服装生意，陈树根一家人就给他加工，他来领成品拿到老少边穷的地方去卖。家里人岳父裁衣，陈树根缝纫，岳母钉扣锁眼锁边边。发了几批货后，陈树根的弟弟陈老幺（陈树明）要去卖衣服，家里也想与其让别人赚不如自己赚，并且也想让陈老幺出去闯闯炼炼。谁知陈老幺是个白火石，衣服是卖了，但把一家人几个月熬更守夜挣的钱连同家里所有结畜和本钱共一万三千多元全部拿去赌博输光了，相当于我当时二十多年的工资。家里的老底淘光，还贷了好几百元的账，这无论对我对陈树根还是对岳父岳母都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岳父岳母气来生病了，俗话说老还小，我说了几句陈老幺他们还多我的心，说讨口都不来找我。我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向相关领导反应要求把陈树根调到彭山来。我先后找了二轻局、卫生局和分管县长，得到的结果是一时不好办，等有机会再说。于是我只好无奈的等下去。
　　虽然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但我生性乐观。夏日的一天下午落暴雨，晚饭后雨过天晴，我和陈万银张华兴等几个散步在黄坡下，太阳晚照，山清水秀，清风凉爽，浓郁的橘花香气袭人，我有感而发口占一绝道：“雨打青山景更秀，风吹橘花香越浓。风雨原本助姿色，逆境却好育英雄。”就在当年秋天，全乐山地区的血防专业人员在洪雅集中学习业务知识，我在做好笔记考好成绩的基础上还做些打油诗画些自娱自乐的画。学习一结束，我单位就上峨眉山去玩，我和男男女女十来个年青人一路爬山一路唱歌，在路上见到半截斑竹拐棍，我就拿它雕了笛子，在清音阁夜宿时，那黑白二龙的流水声伴着我的笛声清雅极了。一路观景一路写诗，从报国寺一直写到金顶，还写了云海、日出、佛光和神灯，大约共有五六千字，回来把它系统修改整理成了有故事情节的长诗，如果用金钱板一打呀，还是颇有味道的。我单位的一些年青人就有幸看到和听到过我的《板书峨眉山》。
& & 再接再厉
　　从峨眉山回来没几天，单位从洪雅的高庙购回一车杂木料。那是我们的事务长张敏乾一个人去经办购买并跟车一起回来的。说起张敏乾，此人确有几分好笑。他本来就带风流相，说话做事也风流。没结婚前，遇上悦意的女性，就把纸扇向女方一扇，嘴里川剧白道：“小生姓张名乾，年方二十，尚未婚配······”被对方骂他“二流子”。他管后勤，负责给下乡人员分劳保的清油、黄豆、白糖，他安逸的人他的秤就称旺点，他不安逸的人秤跎还在往下输，他就一把捏着倒给别人，往往因这类事闹纠纷。给伙食团割肉也爱顺手甩一跎在家里。小日子过得风车斗转，好多人都说他当事务长硬是整肥了。更气人的是他卖饭票，一个职工去买饭票，张敏乾该找别人二元多的零钱没找，这职工刚走出一步就想起，返身说把钱找给我，张敏钱说：“财经制度离柜不认，我是没找你，但你已离了柜，是你先违反了制度，我吃你的钱就白吃了，不吃白不吃！”
　　闲话少说，运木材的车一回来，杜站长就叫我们几个年青人去把木材搬下车来。有人对张敏乾不放心，搬完后偏要查看明细账。明细账满满的三篇，既没总件数也没总方数，但有付款发票，好在发票上有总件数也有总方数，还有总金额。对照发票实际少了十六件木材，总金额也少了好几十元，而按三张明细表算又多出了几件。张敏乾从没想到我们要查他，颤抖着嘴唇说：“卖木材的狗日的些乱整，麻老子们！”我说：“表上和实际，总账和明细几不对头，这当中一定有猫腻！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一定还有第四张明细表，而且总件数总方数和总金额一定都在第四篇上。”张敏乾说：“如果有第四篇被扯掉了，载书钉处总有残片哇。你看，光光生生的。”我说：“会偷嘴还不会抹嘴？不过看样子这嘴也没抹干净，漏洞百出。”我们几个搬木材的纷纷向杜站长提出强烈要求：彻底查清此事的真相，还张敏乾一个“清白”。杜站长见众怒难犯，就派了我和骆永镶到木材出售地洪雅高庙木材公司去调查。在柳江的开票处，果然查到了另一份明细表存单是四篇，发票和明细汇总完全吻合。单位把调查结果摆在张敏乾面前，问他还有十六件木材弄到哪里去了？不老实交代就停发工资。在铁证面前，他只好如实交代了下在离彭山五公里远的一个朋友家里。不消说，他只得找了一个手扶式拖拉机，焉疏疏地把木材拖了回来。通过这件事，我们不但打击了他的歪风邪气和嚣张气焰，也为单位树立了正气，同时还把他永远调离出了事务长岗位。
　　俗话说，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国家。血防站也不例外，单位虽小，但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行政、业务、后勤，都有鲜明的血防特色。一切都围绕着全心全意消灭血吸虫病来转的。开设门诊住院是为了查治血吸虫病人，下乡查螺灭螺查病治病更是为了消灭血吸虫病。那时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工资是国家包了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到年底来单位还为钱多用不出去而发愁。血防站的领导是不坐办公室的，杜启顺当了近五年站长，不要说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连单独的办公桌他都不要，他的办公室就在乡下的田边地头和单位的会议室。我们的下乡人员（习惯称为外勤人员）大体由老中青三部份人组成，一是老血防人员，就是五几年到文革前参加工作的人，大约有七八个；二是我们这一批和七四年乐山卫校毕业的，算中吧，也有八九个人；再就是文革后招的工和七九年分配来的中专生。一共加起来有二十多个，比内勤的总数还多。
　　外勤分成三个组，每组一个大组长，全县分成三个片区，每组负责一个片区。三个老血防担任组长，一个是刘师焰负责江口片区，一个是骆永镶负责谢家片区，我所在的组组长是何运成，属青龙片区，包括青龙、同乐、保胜、公义、观音、凤鸣六个重疫区乡镇。我们每年都要评一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三个片区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互相比赛，都想争当优胜片区。片区内的血防人员也焖起使劲，都想争当先进职工，虽然那时不兴奖金，只有精神奖励，但组组精神抖擞，个个信心百倍，一组比一组努力，一个比一个搞得好。
　　血防工作是社会系统工程，不管是查螺灭螺还是查病治病都离不开各级行政领导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三个片区的组长各有特色，何运成爱喝酒抽烟，又爱冲壳子，走到哪里都是烟酒开路，村镇干部只要酒喝尽兴了，啥子话都好说。所以他的特点就是开发领导层很有一套；骆永镶理论水平高，逻辑思维缜密，口头表达能力强，又有专家教授的风度，走到哪里都不会被轻视；刘师焰就像老农民一个，不抽烟，喝酒也易醉，也没有骆永镶何运成会说，但他有他的办法，他不抽烟但他包包里不但揣有烟，还揣有糖，他深入到村社干部家里去做工作，村社干部抽烟他递烟，给村社干部的小孩糖吃，还帮其煮饭做家务事种自留地等，目的就是感动村社干部派人出来灭钉螺。
　　我虽是普通一兵，但这三个人的长处我都看得清楚，并且立志把他学到手形成我的风格。开发村镇领导我学何运成，开会讲话我事前做好充分准备学骆永镶，下去实际操作就学刘师焰踏踏实实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我的喝酒抽烟就是在搞血防工作中得到提高和发展的。我给村社干部讲话时还把枯燥的道理用形象的比喻说出来，让大家兴趣浓印象深，比如我说“钉螺是不响应晚婚号召也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它一年就要生几窝，一窝就生好几十个白来个崽儿。”“它又不兴扯结婚证的，在哪里碰到就在哪里整，你说它繁殖得快不快？”我一到村社螺点就下田给百姓做示范搞样板，有时半天半天的同他们一块劳动，还给他们摆了许多家长里短的闲龙门阵。好多就说：“毛医生你是一个医生，咋那么了解我们农村上的事呢？”我说：“我本来就是农民嘛！”
　　我搞血防搞起了职业病，只要见到潮湿的沟渠和田边地坎，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蹲下去看看有没有钉螺；只要看到高质量的泥浮灭螺现场，我心里就美滋滋的。灭螺的高潮阶段我每天要跑五六个村进行指导督促示范，一天到晚都是汗水津津的，吃饭都在赶忙。虽然背上的汗没干过，但脸上总是笑嘻嘻的，整天都处于亢奋状态。有一天早上七点不到，我从青龙骑自行车到公义，脑壳里正在想今天的计划安排和工作重点，没注意刚出门不远就摔了一跤，髌骨痛得钻心，痛来昏过去了。醒来时发现躺在青龙卫生院，护士正在给我推葡萄糖。我一想到今天是秋季灭螺关键的一天，摸摸腿上也没啥大问题，刚一取了针头，我立马翻身骑起车子又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每年秋季灭螺后全县都要进行交叉大检查，实际上就是卫生局血防办和站上的领导们再加上我们三个组的人参加。大家一看到了场面壮观的灭螺现场，都禁不住的交口称赞，但都十分用心地巴不得给他查出几处螺点出来，以抵消他的辉煌成绩。所以那种检查是非常苛刻而且十分较真的。我们片区总体比其他两个片区要搞得好一些，被评为了先进片区；我的公义乡经他们篦虱子式的挑剔检查，结果被评为全县血防工作搞得最好的乡。我也当之无愧地当上了站上和县上的先进个人。一年的工作真辛苦，这时的感觉最幸福。
　　虽然用化学药物五氯酚钠灭螺的效果很好，但副作用也大。广泛造成环境污染，农作物残存氯含量过高，时不时的还毒死鱼苗和庄稼，甚至还引起纠纷。施了药后就怕下大雨，一下大雨药被冲到山塘水库中必然会出现毒鱼事件。每当出现了毒鱼事件，我的心情就像犯了罪一样的难过，又是道歉又是递烟敬酒。好在是乡村行政负责处理此类事，最多给点成本补偿，那时还没搞私人承包，只有所在生产队汤灾。
　　在工作实践中，我和骆永镶都觉得原来的病人账本和螺情账本设计得不科学，有些不适用了。况且几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早该重新建立螺情病情账了，于是我们精心设计出了可用二十年的新样式，交给大家讨论，充分征求了意见，然后提出了今冬明春重建螺情病情账本的实施方案，得到了杜站长的支持和实施。那是要全县一个村社一个村社、一个螺点一个螺点、一个人一个人的重新登记的，工作量相当的大。于是我们把三片区的人合在一处，两天完成一个乡镇，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啃。搞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病情螺情流水作业账本的重建工作，为今后的血防资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复&&毛先玉
& & 再接再厉
丹甿 发表于
& & 过了年再说吧，谢谢！
　　我岳父家的生活在倒退，我府河农村老家的生活在改善和提高。一九八零年，弟弟毛先顺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个12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我们生产队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人。只要不落雨，一到晚上，就抬张方桌把电视机安在大宰地坝头，挨邻侧近的好几十号乡亲们就自带凳子前来看电视。有的揣瓜子有的统胡豆有的拿花生，一边看一边吃一边说，人闲嘴不空。遇上落雨就在堂屋里，阶檐上都坐满了人。家里往往还烧开水满足口渴的人，电视现再见大家一窝风走了，留下一地的烟锅巴瓜子胡豆花生壳等，一家人还要忙着打扫卫生。从没想到去收一分钱，全是义务为大家服务，为的是增进地邻间的感情，有电视就大家看，有福大家共享。
　　弟弟他们生的第一个娃娃是女孩，叫利红，在这年的五月又生了一个男娃娃叫利民。说起生利民，还有一段故事。那时提倡只生一个，生利民属于无计划怀孕无计划生育，冯志君生产的前两月就出去躲去了，家里的人除了弟弟没任何人知道她的下落，直到临产时才往家里赶。在这之前大队公社的计划生育小分队甚至怀疑我知道她的藏身地，我五一回家他们来给我交代政策要我把人交出来，我回青龙他们就尾随跟踪我到青龙，我把陈树根家的每间屋子每个角落都指给他们看了，他们才放心走了。就在冯志君临产往家里赶的当晚，小分队也在我家作最后的冲刺努力。他们限定以半夜十二点为最后期限，再不交出人来，就把电视机、毛猪和值钱的家具统统没收。还没到十二点，他们就在牵猪搬家具了，他们搬一样我爸就挡一样回来，说他两口子早已一无所有了，就连吃的住的都不是他们的。地邻的人也帮爸说，大队的人也明硬暗帮爸，爸拿回东西他们一点不阻拦，还说：“你老人家身体那么西儿的，把戏点（注意点），看拌倒。”家里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冯志君由一个女友护送着已艰难地走到离家里不到一百米的沟儿碥上了，生娃的时候到了，不容她再走半步，就在沟碥上就把利民生出来了。小分队的人当时在大宰地坝里，冯志君的寝室在刚进大门的旁边，等到小分队回过神来，新生儿已在自己父母的房间响亮的哇哇直哭了，其时刚刚十二点。虽然在十二点之前小分队见到了人，但娃已出生，以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于是给予弟弟处以五百元的罚款，那是我公社第一个计划生育的罚款。
　　家里添了一个又走了一个，我的妹妹毛会芬也在当年出嫁了，是我姐姐给她介绍的她们本生产队的会计谢来成，中等身材，勤奋老实，平平淡淡过日子没问题。我姐姐家这几年其公公和老奶奶相继去世，她已有了两儿一女共三个娃娃，我姐夫赵仕清于七六年就调回离他们家几里路远的一零三厂，也就是后来的成都电视设备厂。他在该厂的化学车间工作，是该车间的技术骨干工程师，应该说这个厂的化学车间在技术上是他开创出来的。别看他是大学生工程师，在家里与农民没啥区别。像农民一样的种蔬菜卖蔬菜，像农民一样的打骂教育子女，也抽的是两三角钱一包的香烟，也很懂得农村上的亲戚理道人情世故，记得有个星期天他戴顶赵本山样的帽子，腰上拴了一张粗布围腰，在黄龙溪的茶铺子外卖菜秧秧和油菜头，嘴里不断喊道：“海椒秧棋子秧一角钱一把，买三把送一把哈；油菜头又嫩又鲜五分钱一把哈，买三把也送一把哈！张二爸，赶场要回去了？喝碗茶再走嘛？幺师，给张二爸泡碗茶，茶钱我给了！”当我和爸走到他跟前，他坚决留我们到他家去，转身向肉摊子打招呼：“李师傅，给我镟一刀半肥瘦的宝腊肉。”随即相因把剩余的菜秧处理完，挑起篮子就同我们回去了。
　　这年周华胤参加工作分配到公义卫生院来了。他本是青龙泗河村高六八极的高中生，回乡后一直担任赤脚医生，学中医的。国家为了振兴中医，出了一个政策，通过中医理论考试把农村上闲散的中医师们吸收到各医疗单位。周华胤是凭自己的硬本事考出来的。他在村上当赤脚医生十年的岁月里，把伤寒金桂读得滚瓜烂熟，把鲁迅杂文基本读遍了。他不但采药，还制药，而且还用原始简单的方法把中草药制成针剂，并且效果也理想，使用数年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因早在三年前我下乡搞血防时就与他相识，所以这次他一来公义我们就成立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性情耿直，说话自信，铁钉都咬得断，无论面对地位多高的人，从没媚语媚态。有天中午我们都喝了酒，下午他和我到合林村去指导灭螺，走到龙沟水库堤坝，他往堤坡的茅草里一躺说：“毛先玉，我要作诗了！”我笑他：“喝得麻咂咂的还作诗？你是李白啊，斗酒诗百篇？你作嘛，你作前三句我作最后一句，我的最后一句不会输于你的前三句。”他说：“我就不信我整不赢你，我再不说也叫周华胤哇！我开始了哈：周某醉卧草丛中，背水怀山清幽幽，桃花园景又重现――该你了。”我接道：“身居乐景志未酬。”他连说：“接得好接得好，把我的心思全说出来了。”
　　很值得一提的是张华兴这个工农兵大学生。他是江口泉源村人，比我还小近两岁，家乡山高坡陡路不平，其父早逝，母亲在他还未成年时又患了重病，生活不能自理，是少年张华兴一边读着书一边服侍母亲一边料理家务到成人。文革不能读书了，就干农活战天斗地，很快就当上了生产队长，不久又当了民兵连长，七四年被推荐到四川医学院读大学学临床医学，七七年毕业后分配到公义卫生院。他是该院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张华兴虽是大学生，却从不摆架子，跟领导和所有的职工都打得成一片，书不离手，虚心好学，经常向有经验的中专生张彤请教交流学术问题。他对病人热情耐心态度好，服务周到，既要让病尽快好起来又要使病人尽可能的少花钱，从没看见他在病人或其家属面前发过一次脾气。虽然我在该乡搞血防他在搞临床，但我们还是很爱在一起说谈交流。记得夏天的晚饭后我与他到街后的通济堰竹林边乘凉，他边看书边对我说：“这人要是不睡觉该有多好啊，如能把睡觉的时间用来读书要多学好多知识啊！”正因为他勤奋好学，所以他的医疗技术水平进步神速，他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到公义不到两年就成了该院的技术权威和台柱子，以至于在七九年端午节的那天，一上午他就看了一百个病人。
　　我在公义接触最多又最熟悉的还是要数比我小七岁的荣建忠。他是乐山卫校学学中医的中专生，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我与他最熟悉的原因是我在公义工作期间我与他同住一间寝室同睡一张床。为了节约开支和严肃纪律，我们下乡人员既不准睡旅馆也不准回家睡，陈万银就安排我和荣建忠同住一间寝室，由于寝室乍小再安间床就没了空间，建忠就叫我与他一床睡。小伙子性格开朗活泼，爱看书，爱音乐，爱练毛笔字，爱钓鱼，兴趣广泛。由于我的情爱小说在该院广泛传阅，建忠对我也颇敬重，加上我的性格爱好与他也有诸多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乃至于我们俩的钱都存在同一个存折上。他的书很多，我在他那里看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东周列国志》，加深了我对古文古诗和古代历史的了解。写毛笔字也是在他那里练的，主要是柳体楷书，先是点横竖撇捺提折勾练各种写法，然后是临摹，体会字的间架结构和笔法韵味，一个字至少临摹好几十遍，然后才脱帖自写。可惜只练了三四个月，贪耍没恒心再练下去了，至今想来都觉得可惜。建忠整了个留声机和两大盘歌片，我也喜欢音乐，没事就放来听，至今还记得那里面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渔光曲》、《哈尔滨的夏天》、《罐舞》、《祝酒歌》等，旋律非常的优美动听。有天建忠和我到月台村去搞血防，把正事办完后，我们就叫赤脚医生李玉君找了两根鱼竿到石板滩水库去钓鱼，钓了个多小时没钓着，我们就把玉君家的沾沾网拿来从此岸扯到彼岸，我们就下水去游泳打蹦蹬，把鱼向网边赶，荣建忠在水中板了不到五分钟，脸色卡白，我忙将他拖到岸边，然后我自己去从这岸板到那岸，再然后把沾沾网拖起来，尽是三四两重的鲤鱼卡在网眼上，活泼乱跳的怕有十多斤。这天中午我们就在玉君家美美的饱餐了一顿美味。
　　这些年，国家为解决知情返城作了很大努力，这不，在胡玉英局长的关怀下这年又解决了四五十个职工子女的工作，仅公义卫生院一齐就来了四五个，这下单位的青年人占了三分之二，个个都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生龙活虎生动活泼，再加上院长陈万银三十大点也是性情中人，既尊重老同志又爱与年轻人打成一片，还把年轻人引导得好，使整个单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扫前些年沉闷僵化的氛围，而呈现出人人关心单位，人人为单位作贡献的生机和活力。记得有天刘文学来检查工作中午在伙食团吃饭时，荣建忠的留声机里正播放着《祝酒歌》音乐，老医生陈少华满脸兴奋地端着酒杯随着音乐的节拍把头一点一点的边喝酒边体味，把清水脸的刘副局长都逗笑了。
　　到了八零年的夏天，卫生局长胡玉英带着县委的中心工作任务到公义蹲点来了。胡局长当然忘不了顺带调研公义卫生院的工作。她除了从民间病人和村社干部那里吸收反应外，还把卫生院职工一个个找来单独谈话，也找了我。她先询问了我的年龄文化和家庭情况，接着征求我对血防站工作及其领导和一些职工的看法，谈话中我感觉到她对有的职工比我还了解得深入，再接下来就问我对公义卫生院工作和人员的看法。你想我会说谁不好吗？本身人家的工作就做得很不错。我在广泛说好的基础上重点赞美了院长陈万银和医生张华兴的敬业精神。最后胡局长对我说：“先玉娃，我了解过，你在血办和血防站的工作一直都是很不错的，又好学，你是你们那一批比较突出的一个。好好干，你做的工作你做出的成绩我们是不会给你抹杀的。你爱人的工作调动问题我们也在给你想办法，只是她又不在一个系统，办起来难度大点，不过你放心，我会放在心上的。”我激动地说：“胡局长，有你这一席话就够了，领导能这样关心我看重我，我会把我一生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报答组织对我的关怀！”
　　找人谈完话后，伙食团的张师傅就在喊开饭了。胡局长就摸出钱来叫陈万银：“陈院长，今天老娘高兴，拿二十元钱去买两只磠鸭子打瓶酒回来，我要招待大家喝台酒！”那时干部都很清正廉洁，下来吃饭都要给饭钱的，胡局长的工资每月也只有四五十元钱。能拿出二十元来办下属职工们的招待，说明她一是没把钱看得好重，二是她对下属职工真的好，三是她对公义卫生院的工作确实非常满意。
　　文革结束后经拨乱反正，血防站原革委会的几个副职都免了职，仅有的一个副站长最近又调到县纪委去了，血防站就只有杜启顺一个人是领导。胡局长在公义期间，我给她建议最好给杜站长配个懂业务的副手，或者给他配个能做耐心细仔思想工作的副书记。果然没到两个月，就调了一个营级的转业军人贾孝松到血防站来当副书记。贾孝松是个大好人，但脾气也太柔了些。八一年初，本来我不愿再打扰荣建忠想在公义自己住间屋，要求单位借间床。单位倒是借了，我也打了借条。但叫我自己把床运下去。老子们不借了！当着贾孝松的面呼的一声就把借条撕了。他不但没批评我一句，还劝我说：“你这样做，早迟要吃亏的。”好在我到公义没多久，胡局长就安排荣建忠到成都中医学院进修去了，也安排张华兴到乐山地区医院进修儿科去了。我虽然暂时少了两个好朋友，但我的住宿更自在了。
　　公义鹤林一队和九队有上百亩的一大漕田紧挨着，都是有钉螺的。八一年的春季灭螺，我有意识要在这片田搞高质量的泥糊灭螺样板，意在全乡在这里开现场会。为此，我整天整天的与村民一起在水田里用药泥糊田坎，直到把所有的田坎都糊成了三面光。胡局长参加了乡的现场会后，又回局里去宣传，结果全县的现场会也在这里开的，胡局长在会上还专门表扬了我。当年县血办总结工作时提到：“公义泥糊灭螺高质量，全乡基本一个样。”
　　但八一年注定有我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到了四五月份，单位通知我们回去讨论百分之四十的调资问题。那次的主题主要是看工作业绩和贡献大小。我虽然资历略浅，但也在那个范围内，况且有好多工龄虽长但没我的成绩贡献大的都上了，就是没有我。胡局长来做了两次工作都没搁平，以至于不得不给我说：“先玉娃，没办法，这次你只有讲风格了。”当时年轻气盛，我想我工作了十个年头，自感无论是干劲、思想、成绩都是一流的，而且这几年来年年都是县局级的先进个人，心里非常的不服气。不平则鸣，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趁着二分酒劲，也不管平不平仄押不押韵，就用粉笔在单位经常写通知的黑板上直书了一首名叫《谢池春》的词：“离乡十载，踏遍武阳（彭山县古时也叫武阳县）山河。查病治病昼连夜，精神抖擞。令万锄齐舞，笑瘟神其奈我何！年年先进，调资偏没有我！恨官僚倒值功过，论资排辈。望旧日当照，问古今原一样么？”贾孝松一看见，他赶忙拿帕子擦了，然后找我说：“毛先玉，你这样做危险！如果是其他领导看见了，你这一辈子都要倒霉！你的脾气很该改改了。”
　　有天我和周华胤在公义的新桥村搞血防，晚归他叫我到三四里外的他家吃夜饭。走拢屋他就叫他老婆杀了一只六斤多重的公鸡。他老婆又不吃鸡肉，那红油海椒伴的椒麻鸡肉硬是好吃，我和周华胤两个人喝了一整瓶彭山二曲酒，把整只鸡连同肠肝肚肺都吃完了。而且把半盆萝卜也消灭得干干净净，我就和他抵足而眠。那鸡肉可能咸了一点，睡到半夜三更，大家都感到口渴，结果起来争抢着把半钵钵米汤也喝得滴水不剩。
　　春季灭螺结束后，局上又把县卫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也就是卫训班教我们西医的余泽仁调来当血防站主管业务工作的副站长。这之前由于社会政治转型及杜启顺不太懂医疗管理，所以血防站的门诊住院工作起色不大。余泽仁来后，在杜站长的大力支持下，狠抓岗位责任制，护士的三查七对，查房会诊，以身作则亲自处理疑难杂症，甚至还给病人穿衣服倒尿盆，经常下乡与血防人员一起查灭螺查治病，吃饭不但自己出钱还招待下属。总之是哪里最需要他他就往往出现在哪里，深得广泛好评。应该说杜站长本来对他也是非常满意的，但有的职工就说什么“余站长才是真正的好领导”，“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有的甚至冷落和反对杜启顺而去讨好余泽仁，这就给杜启顺造成很大的刺激。杜启顺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权威，有时在会上就强调党的领导（杜又是支部书记）和统一指挥，同时话语中就有敲打余泽仁的意思，余当然感到委屈，于是两个领导就有些面和心不和了，以至于胡局长和组织部又来敲打杜站长，找两个住下来交流沟通，并在会上批评了挑拨领导关系的言论，于是全站又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把工作推向了新的台阶。
　　国家为了早点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好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早在一九八零年，为了表示所谓公正，就破天荒地把曾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四人帮推出来公开审判，给他们罗列了十大罪状，其中就有反对毛主席和极右两条，使人想起都好笑。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把人民公社改成了乡，把各级革命委员会换成了各级政府，把大队改成了村，把文革时取的革命化名称全部去掉，而恢复为过去的老地名，最后当然就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种植去了。也就在81年的夏天，中央又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进步作用，并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现在没事在想，既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怎么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毛泽东思想都羞于提了呢？网上设了么多的禁用词禁用语，怎么偏偏没有设攻击诋毁谩骂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的禁用词禁用语呢？！算了，反正国家大事也不是我们草根小民能搞得懂的，还是回过头来聊聊我这期间在干些什么吧。
　　前面说到荣建忠在成都中医学院进修学习，年轻娃娃就是不一样，思维宽路子广，他知道我对文学有兴趣而又苦于缺乏文学理论知识，他就打听到成都东城根街多子巷22号有个四川青年自修大学，是川师和川大合办的，就是办的文科。他连招呼都没给我打，就给我报了名，并交了三十元钱的学杂书本费，还给我领了一大摞书籍回来。这下可把我高兴晕了！这些年来就苦于没机会没条件系统读书，专业又是如此的对我口味，我如获至宝，立志要好好把基础打牢，先从最基础的现代汉语和文学概论学起走。当时还没有辅导资料，书上也没有提示重点，我就先是每章每节的通读，然后是重点读，再然后是重点归纳，最后是自己提问自己回答，力求每章每节都要学懂弄通。
　　我读小学时没学过拼音，在学现代汉语中，我就死记硬背，二十天不到，我不但掌握了它的普遍规律，还把拼音整得来运用自如了，连卷舌、翘舌、鼻音、乃至于“一七八不”的难点都掌握了。我读文学概论创作部分，由于以前爱写爱编，也算创实践作吧，有实践就容易理解，有时就有在读创作体会的感觉，什么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什么情节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关系，矛盾冲突等等，都比较有心得。但当时我有点不明白的是，既然人物的性格决定情节的发展，是内因决定论，那么典型环境决定典型性格，就是外因决定论了，这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辩证关系有点不符？不过我又不是研究理论的，想想我们周围的真实生活中环境磨练性格的现象比比皆是，心中也就释然了。我那时没有打牌和贪耍的习惯，只要一有空，就一门心思啃书本，有时就连开会都在下面悄悄看书。
　　由于我爱看书爱学习又有点不自掩，平时就难得有时间给同事们打堆摆闲龙门阵，单位的人对我的看法就各说不一了，当然大多还是说我好，上进有追求。但有的就说我假清高，不务正业，癞蛤蟆想吃天鹅蛋，有野心想当作家。这些话传到杜站长的耳朵里，杜站长就给我谈心，叫我注意群众关系。我因讨论了几次没入成党，上半年调资搞论资排辈又硬把我卡下来了，心里早就憋了一团火，这时就有点经受不住考验了，热血一涌，劈头就向杜启顺吼道：“我就利用点空闲时间看点书，又把哪个的脚杆踩掰了嘛？我的工作搞得怎么样你们是看到了的，我一不打架斗殴二不说哪个的长短三不违法乱纪我还要咋个嘛？我本身就是普普通通的群众一个，我还要注意啥子群众关系嘛！倒是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应当声张点正气，打击打击一下歪风邪气才是你们应该做的！”说完我也没管他高兴不高兴，脸色难看不难看，趁起身就各自走了。
　　始终是张敏乾会走上层路线，他既有福相又是一副官相，又会说话。上次他因木材事件被调离事务长岗位后，下来被安排在观音乡搞血防。到观音还不到一年，有天省卫生厅的潘厅长来彭山视察工作，那时的领导不像现在的领导下来要带一长窜车子，潘厅长就带了一个车子一个秘书和一个驾驶员。车子行进在103线的观音路上，潘厅长看见路边沟里在灭钉螺，就停下车来观看询问。恰好遇上的是张敏乾，恰好张敏乾又认识潘厅长，于是上前握手问好，给潘厅长汇报观音的螺情病情以及开展防治工作的情况。张又是成都口音，又带一副官相，这时县长书记也赶到了，张敏乾又给潘厅长介绍这是某某书记这是某某县长，唯独不介绍自己的身份。那时的书记县长都是刚提拔的知识分子，官相不显官腔也不十足，而张敏乾油腔滑调跑上跑下嘘寒问暖游刃有余。在潘厅长最初的印象里，张敏乾至少是个县委或政府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以至于口中不断地夸张“不错！这个同志很不错！”由于张敏乾在接待潘厅长时与县长书记（当然也包括卫生局长）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没过多久他就调到防疫站的卫生科去当卫生警察去了。
　　正当我在学习现代汉语和文学概论学得正起劲的时候，上面来了通知，老三届未毕业的初中生和文革以来的初高中生通通要进行初中文化补习考试，我们初六八级的当然在内（虽然当时我们也领了毕业证）。严酷的现实一下子就把我从天上摔到地下来了。在社会看来，我原来还是一个连初中生都算不上的半文盲，属于无学历无资历无能力的三无人员！难怪再我怎样努力也得不到领导的信任和重视啊。于是我不得不调整我的主攻方向，当务之急，就是要过初中文化补习考试这一关。这次补习考试要考三科，其中语文数学必考，化学和物理选考一科，而物理和化学我都没学过。我想我在搞卫生工作，与化学接触相对密切些，于是决定考化学。县上为这次考试还专门举办了一个补习班，我一是公义的血防工作丢不开，二是还要一定的交补习费，更主要的是我自学颇有心得体会，所以就没去参加补习，就利用空闲时间自学，反正单位懂化学的医生不少，不懂的问他们得了。我的侄儿牛儿刚好初中毕业，于是乎，我就把他的初中课本拿来自学。我自信我的语文不复习也过的了关的，数学也有一年级的基础，只有化学陌生得很，连元素符号都还搞不醒火。总共有三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就先易后难，计划先用一个月的时间攻数学，再用一个月来攻化学，最后用一个月来综合复习巩固加深。我说到做到，在我精密的计划安排和奋发努力下，每个单元每门功课都在原定计划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其中数学的代数部分因以前学过，没费多少功夫就完全掌握了，几何部分就搞得有些倒清不楚的了，化学虽然读初中时完全没学过，但只要把元素符号和法则规律记熟，多做题多演算，感觉比数学好学得多，可以说，一个月的时间我是把初中化学全部掌握了。三个月下来一考，我的数学得了69分，语文82分，化学77分，一举成功。而三样一次及格的在那次考试的人员中还占不到百分之二十。就我们单位的十多个人中，也只有我和读过高中的贾成刚两个考上了。
　　这些年国家为了体现关心百姓生活，出了不少就业政策，其中就有照顾党政和科技部门子女接班就业的政策，各部门解决各部门的问题。有的才四十多五十岁不到，正是单位的中坚力量，但为了能尽可能的使子女就业，就来个病退或提前退休，让最后一个子女顶上去。而这些接班的子女大多家处农村，身体思想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有的还是初小毕业，有的还有这样那样的慢性疾病，又没经过体检和考核培训就上班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人退休全家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家族式现象，我们卫生部门这种现象就比较普遍，其他部门也可想而知。所以说上面要对这些人来个初中文化补习考试也是十分必要的。
　　胡局长硬是说话算话，她通过多方努力，八二年就把我的爱人陈树根调到彭山皮鞋厂来了，从此我就结束了两地分居的单身生活。陈树根原单位属二轻系统管，彭山皮鞋厂也属二轻系统管，属系统内调动。陈树根到皮鞋厂后，她不但上班时间很忙，下班也要带一大摞鞋邦子回来捶打粘合，常常乒乒乓乓的搞到深夜，平均每天工作起码在十二个小时以上。但就是那样白黑连夜的工作，一个月也只挣得了三十来元的工资。捶打皮鞋邦子的响声影响我的学习不说，那皮子的气味也很难闻，又是在住院部的三楼上，对周围和病人也有影响。我见其他所有的双职工都住的是套间房，虽然目前已无空的套间了，我就要求再分我一个单间，单位也桑快地同意了，就在住院部对面的门诊部二楼上给我落实了一间。于是陈树根业余工作室就搬到了门诊二楼，那地方下班后无人，所以影响不大。原住房就成了我的书房了，我除了上班工作和下班买煤买米煮饭洗衣一应家务事全部承担外，就一心一意的看书学习。我这人是从不强调生活质量的，但为了保证学习效果和学习进度，热天我破天荒地花了六十八元钱买了个龙城牌的落地式风扇吹着我看书；有次牙痛引起头痛，本来吃药就行了，我为了尽快好起来不影响学习进度，就改成输液，大量的抗菌素输进去，肿胀的牙龈很快就消了肿，病情感觉得到的减轻，半天不到，液体一输完，牙和头也基本不痛了。
　　这年天气最热的时候，我的大娘苏香莲病故了。大娘出生在清朝宣统年间，家住净皇春光村，幼小时包裹过脚，和我奶奶一样也是小脚女人。也是三十几岁就守寡，且无儿，虽性情善良但生活能力也差。要搁在环境不好的家庭这辈子肯定过得孤苦伶仃生活凄惨。好在我爸十分敬重和关照他的嫂嫂，后来我弟弟大了也把她当成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大娘也全心全意地为这个家做了她所能做得到的一切，完成了她最平凡的一生使命而驾鹤西去，我们一家人也赢得了邻里们“善待大娘一辈子”的好评。
　　办完了大娘的丧事后，我的侄儿赵品刚，也就是牛儿就到彭山二中读高中来了。那时考上高中是比较困难的，一般是十个当中能考起一两个。我姐夫赵仕清对他寄与厚望，一心要把他的儿子培养成像他一样的大学生，既是不愿给我添麻烦，更是要让他过一般住校生所过的生活，所以就没让他住我家而是住校，并且不让他来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偶尔来吃了一顿饭，他父亲知道了都要批评他，其目的就是要从小磨练他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品格。牛儿在彭山读书期间，有空也爱来看望我，时不时的与我交流摆谈，也常见到我在学习写字。记得有天我用毛笔写了两幅字摆在地上，一幅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幅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恰好他午后过来看见了，连说不但字写得好，还是专为他写的。应该说，这段时间，我对这个侄儿产生过一些好的影响。当然也产生过不好的影响，甚至是涉及他前途命运的不好影响，后面还会写到。
　　八二年活该是我的读书年。初中文化补习考试没过多久，也就刚刚把秋季灭螺搞结束，单位就通知我去参加彭山党校举办的哲学培训班学习。这是我县党校举办的首期哲学培训班，培训的对象是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和职工，后来就把这种培训称之为青年后备干部培训班。当时县委很重视，县委书记还专门来作了开学讲话。全班五十来个学员，来自全县各系统各机关单位。我们卫生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学员为一个小组，其中卫生系统四个，分别是县医院的向霞，妇幼保健站的张华兴（张华兴从乐山进修儿科回来后就从公义调到保健站来了），防疫站的吴平，还有一个就是血防站的我，毛先玉。文化系统也是四个，分别是广播电视局的常峥嵘，文化馆的李云祥和孙梅，电影院的黄俊。学的书籍就是当时通行的《简明哲学》。记得是傅国清老师给我们讲的唯物论，他讲什么是唯物主义时深入浅出地说：“什么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三个馒头摆两堆，一是一，二是二。”吴纯刚校长讲的唯物辩证法，什么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也讲得比较浅显易懂；张秋芳老师讲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的地方就不是那么好懂的了。哲学中间规律、原理、法则，范畴、概念把人的头都整大了，整整学了四十天。那时学习都很认真，勤做笔记不说，还要争先恐后回答问题，每学一章都要分组讨论，有时还要联系实际书面写出心得文章，记得我在写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时，就结合文学概论上所说的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辩证关系来进行阐述的，结果大家就幽默我，说我整成专业性论文去了。
　　由于分组活动的时间较多，我们这个组的学员很快就混熟了，又有向霞和孙梅两个美女，大家都性格开朗又爱开玩笑，所以星期天什么聚会聚餐都搞过，常常是在常峥嵘家和孙梅家。以至于培训的时间还没过半，我们就已经结拜成八姊妹了。常峥嵘最年长，比我还大一岁多，大家就喊他常大哥，他不但是我们的大哥，也是彭山的大哥大；我占二，虽然名气本事最小最弱，但借了兄弟姊妹的光，凡认得我的，不管年长的年少的都叫我毛二哥；张华兴比我小一岁多，他的张三哥在卫生系统叫得最响；向霞叫向四妹，也颇出名；李云祥要跟向霞争第四，大家叫他李四弟的时候居多；黄俊本来是老六，因李云祥不甘居五，黄俊就赶前一步，叫起黄五弟来了；吴平守本分，安居第七；孙梅最小，当时只有二十岁，当然就只能是孙八妹了。我们这八姊妹，后来多年间爱聚会爱活动，令人称道羡慕，不失为一种友谊缘分。
　　培训结束后进行结业考试，在表彰成绩考得好的五名学员中，我们小组就占了四名。可惜的是第一名被另外小组的一个姓吴的女学员夺去了，她考了九十二分。我考了九十分，是第二名。本来只表彰前三名的，因为我组有三个的分数都是八十五分，都并列第三名，所以表彰了五个。在结业典礼上，最初我还很奇怪在安排学员代表发言时怎么没安排成绩考得好的前五名上去发言，而安排的是养路段的熊瑛发言。但当熊瑛用他那清脆的口齿，超强的口头表达能力，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抑扬顿挫的语式排山倒海地把他的思维从他口里发射出来的时候，我和所有的师生都被深深地震撼了，我们这个班竟有如此优秀的人才！与他相比，我不知要低他几个层次啊。我那为得了第二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随着熊瑛发言的结束一扫而光，转而只有猛拍巴巴掌由衷地佩服他的份。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与这样的人交交朋友。
　　培训刚一完，还没等我们散伙，县上就组织我们这批刚学过哲学的学员到各乡镇去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党的十二大除了选举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外，还明确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是要让老百姓多种经济作物，多做些小生意，以改善和丰富城乡民众的生活。乡下百姓对这一方针政策最满意也最拥护。当然，在十二大精神统领下，还要抓文化啊卫生啊计划生育啊什么的。我和张华兴两个分在双河乡。不要说我重色轻友哈，迫不及待的讲，我在双河又遇到了我的梦中情人桂芝，有天在我下乡回来的路上，我见到她用小人背篼背着一个三四岁的娃娃，我说：“桂芝，你好嘛，娃娃都那么大了？”她用她那虽然有些疲惫但仍不失美丽的面孔和眼神瞟了瞟我说：“我好啥子啊！我们是农民，哪有你们好嘛？”説罢就低着头焉疏疏地与我擦肩而过。我车过头去看她好几次，眼巴巴的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巴望她转回来给我说一句掏心的话，却始终没见她回过头看我一眼，我的心酸、寒、凉透了！
　　搞十二大宣讲我不但与张华兴在一个乡一个组，还同住一间寝室。宣讲不是面面开花，也有重点。他重点负责的是顺江村，我重点负责的是岷江村。我在岷江村开村民大会宣讲时又见到了那个曾经好心拒绝过我们恋爱关系的彭姓女娃，十多年没见，她差不多已是中年妇女的模样了，哪里还像桂芝的模样？这人世社会太造弄人了！我回来给张华兴摆起这两个女人，他也感慨嘘唏。于是同感人生的沧海桑田，世态炎凉，我们就把从家里带来的煮熟了的香肠腊肉拿出来，再去傍边的小卖部提了一瓶彭山二曲，大家醉生梦死地过了一夜。
　　在双河期间，我把早年写的《自焚记》，也就是顾敏华食人肉的那篇文章，既显摆又献丑地给了经常爱发表文章的该乡广播员赵红原看，他看后说我的文气很重，对我大加飘扬，把我的心说活了，增强了我对文学的信心。在双河没多久，有天星期六下午我临时邀了党校培训班我们那个组的八姊妹到府河我的老家去耍，自然晚上要办顿招待，我回去时已经晚了，没什么菜，就去馆子里切了二斤磠肉，买了两只磠鸭子，炒了几个素菜就把大家打发了，当然酒是没少喝的。没菜我们就以话下酒以歌下酒，当时常大哥还整了个录音机，大家冲的壳子讲的故事唱的歌都录在里面。我有意识唱了一首杨子荣的《迎来春色换人间》，从录音机里放出来大家都拍着巴巴掌说唱得好，叫我再唱一首，结果我在唱时有人在敲碗有人在敲条羹为我伴奏，有的把碗和条羹都敲碎了，大家一阵好笑。虽然没吃什么好的，但吃的是友谊，是热闹，所以都尽兴而归。
　　我的好朋友徐佳贵知识面宽，工作能力强，在卫生局当办公室主任没多久，就调到县政府当秘书去了。没到半年，又到乐山去参加秘书培训，据说这次参加培训的都是要提拔的，眼见的回来就要提成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或副秘书长了，可以说这二年他在仕途上是一帆风顺的步步高升。谁知就在他乐山培训期间，彭山就流传着他的“桃色新闻”，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那时改革开放还不久，人们固有的是非评判标准还没多大改变，特别是桃色新闻，尤其特别的是上级领导对将要提拔的下级人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十分看重。再加上徐佳贵本是性情中人，平时风流儒雅，他骨子里对没啥本事又“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庸人原本是不消一顾的。这次难免就有人出于嫉妒或挤占“茅坑”要出来使坏，发挥最大想象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把故事编得像真的一样。那类事又是不动烟火似是而非的，领导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那些永远调查不清的事情？怕错用还不如不用，反正我们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于是乎，培训还没结束徐佳贵就被召了回来，把他安排在环保办公室。那时环保办刚挂牌，既没有人也没有事，就他一个人在那里，他既不是领导也不是被领导，除了我这个朋友外，十天半月的也没人来与他打个招呼说句话。典型的被“打入冷宫”冰冻起来了。
　　八二年年底，陈树根满三十岁了，那时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少有过生日的，我想她这一年来工作很辛苦，在她生日的那天晚上我特意买了葡萄酒和鸡爪，再把香肠腊肉一煮，招呼了几个关系好的邻居女友一同给她过生日。这几个女友既是我的同事，也是妹儿，她们都活泼可爱，大家住在一通楼上，平时就爱说说笑笑。当晚大家都喝得貌若桃花，又是唱又是笑的，陈树根当然是众星捧月，争着敬她的酒祝她继续年青漂亮，逗得她非常的开心。
　　春节后我到公义，有天陈万银与我喝酒，他醉醺醺的指着墙上挂的流动红旗问我：“毛先玉，如你来当这个院长，你能得到这个流动红旗吗？”那时的流动红旗全卫生系统只设一面，全县二十几个卫生单位只有公义卫生院被评为流动红旗单位，所以陈万银才有这么自豪的一问。当时我也喝的二麻二麻的了，酒话回道：“不一定嘛！”他笑文文的指着我的鼻子说道：“你这个人啥子都好，就是不太谦虚。”我说：“你很谦虚，向你学习，来，祝贺你，喝！”
　　八三年的春季，我们青龙片区不但要完成该片区六个乡镇的查灭螺任务，还要负责省上下达的观音机场和彭山火车站的血防科研项目：碌硝硫氨喷洒灭螺的效果观察。共是三个自然环境上万平方米，每个环境既要分对照组又要分试验组，还要在试验前后每隔十米随机抽样的打框查螺进行逐一登记，整理资料，包括施药时的气温晴雨等，总之工作量很大，繁琐复杂专业术语也很多，就不一一显摆了。单位考虑工作量太大了，但又抽不出更多的人来，我们又有意见，就给我们出了个政策：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把面上的任务和科研工作完成，站上多给发每人一个月的下乡补助。那时每天的下乡补助是两毛钱，一个月也就六元钱。但就是这样，我们也感到心满意足了，至少单位承认了我们的超额劳动。于是我们信心百倍干劲冲天保质保量地在规定时间完成了所有任务，也得到了站上和省寄研所的充分肯定。到了四月底，我们兴高采烈地填写了出差补助单到杜站长那儿去签字，杜站长不签，还给我们这组的人开会做工作，说当时站上表的那个态有失慎重，你们多报一个月的下乡补助其他职工有意见，要顾全大局等等。大家听了后都七嘴八舌不满意，我就大声高气的说：“你们当领导的说话不算话，这要影响你们领导威信的，以后谁还相信你说的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杜站长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