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的应用
日 14:28 来源：《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作者：叶托 胡税根
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叶托(1985- )，男，浙江温州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主任、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广东 广州 510641；胡税根(1964- )，男，山东安丘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绩效管理，浙江 杭州 310027　　内容提要：如何构建一套合理有效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已成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沿着“概念化模型建立—指标筛选—权重赋值”的步骤，首先通过文献法建立了一个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的概念化模型，并从投入、过程、产出、品质、成效、政治等6个维度，初步拟定出42个具体的评估指标；然后运用修正版的德尔菲法对初始评估指标进行两轮次筛选，得到36个正式评估指标，其信度和效度均达到了较好的水平；最后利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553个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求取了每一个评估指标的相对权重，且进行一致性的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成效”和“品质”维度的权重远高于其他维度，“政治”和“产出”维度权重居中，“过程”和“投入”维度的权重略低。　　关 键 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评估指标/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通常被称为个人社会服务(Personal Social Service)，在北欧国家则一般被叫做社会照顾服务(Social Care Service)，主要指的是除教育、住房、医疗保险和收入保障这四大基本社会福利之外专门为具有特殊需要或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所提供的具体服务，如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社会照料、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的社会保护、吸毒人员和轻微罪犯的社区矫正等。[1]24[2]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政府通常采取直接生产的方式来提供社会服务，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福利多元主义思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外部购买(contracting out)逐渐变成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基本上已经消退[3]，但社会服务外部购买依然受到各国政府的追捧。[4]在美国，超过55%的社会服务是由政府购买而来[5]134，甚至在瑞典这样的北欧福利国家，也有超过16%的老人照顾服务外包给了私人承包商，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提高。[6]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政府在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初期便将外部购买列为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我国政府致力于建设以收入保障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福利体系，而没有对以个人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服务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足够的投入。[7]然而，随着社会矛盾日渐积累和人口结构日益老龄化，特殊群体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逐渐认识到社会服务在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中的重要性，并正探索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服务体系。在选择社会服务的生产方式时，我国政府一方面担忧直接生产的方式很可能会引致公务员队伍膨胀、财政投入难以持续等顽疾，另一方面，考虑到加强社会管理建设的需要，又倾向于选择外部购买的提供方式。[8][9]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已不再是特例，而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学者们普遍认为，外部购买至少可带来四个好处：一是专业性，承包商往往具有更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二是效率性，承包商之间的竞争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三是灵活性，调整契约内容比调整层级结构要容易很多；四是多样性，能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10]33-52不过，很多案例研究表明，外部购买并不一定能确保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服务品质的改善。[11][12]正如唐纳德·凯特尔指出的，这些承包合同不能管理自己，政府必须首先变成一个“精明买家”(smart buyer)，然后才可能利用外部购买实现社会服务的有效供给。[5]144-145而要想成功扮演“精明买家”角色，政府就必须能对从外部购买而来的公共服务进行绩效评估。原因很简单：一则绩效评估本身就是政府在管理承包合同的过程中所需倚重的调控工具；二则若没有绩效评估就无从判断外部购买是否提升了社会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如何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建立一套有效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提升社会服务提供的效率和质量，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法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建立一个概念化的模型，然后运用德尔菲法拟定和筛选绩效评估指标，进而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这些指标的权重。　　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的概念化模型　　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探讨和应用实践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人们对政府绩效或公共服务绩效的认知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按照Talbot的总结，政府管理领域的绩效至少包括了7种涵义：作为责任的绩效；作为使用者权力的绩效；作为顾客服务的绩效；作为效率的绩效；作为结果、效益的绩效；作为资源配置的绩效；作为公共价值创造的绩效。[13]10-36为了避免概念模糊，我们有必要事先建立一个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的概念化模型。　　(一)社会服务的评估。　　评估社会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并非一件易事。一般来说，政府向社会组织或私人企业购买的公共服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如垃圾清理、路灯维护、工程项目之类的“硬性”公共服务，也称非社会服务，其产出、效率与质量的评估具有较为客观的标准，可以被很清晰地界定出来；另一种是如老年人社会照顾、社区矫正、儿童保护之类的“软性”公共服务，也即社会服务，其评估往往面临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评估指标的主观化、任务目标多元化等。表1更加清楚地描绘了非社会服务和社会服务之间的特性差异。[14]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人们在评估非社会服务时，往往重视对产出或效果(如清扫垃圾的数量)的监控和测量；而在评估社会服务时，通常强调对投入或过程(如财务审查、从业资质、人员培训等)的监控和测量。　　虽然社会服务在目标设定、绩效监控和绩效测量等方面均存在极大困难，但考虑“如果你不能衡量你想要的东西，那你将无法得到它”[15]4，学者们没有放弃对社会服务绩效评估的研究和探索。传统上，鉴于测量产出的难度颇大，社会服务的评估焦点往往放在服务提供的投入和过程上，强调按活动支付报酬，旨在规范承包商如何工作；直到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人们转而重视社会服务提供的产出、品质和成效，强调按结果支付报酬，意在责成承包商达成预期目标。[16]为缓解这两种评估模式的紧张关系，Carter，Day和Klein运用系统论理念将公共绩效划分为投入、过程、产出和成效等四个层面[17]17-26，而Talbot进一步提出了公共绩效评估的四个焦点：投入的控制问题、过程的合法合理问题、效率问题(投入和产出之比)、成效问题(投入和成效之比)。[18]在此基础上，Martin提出一个著名的社会服务绩效评估模式，认为社会服务绩效评估需要涵盖投入、过程、产出、品质和成效等五个维度，并包括效率、质量和效能等三个层面(见图1)。其中，效率指产出与投入之比，质量指品质与投入之比，效能指成效与投入之比。[19]　　图1.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模型　　(二)政治价值的评估。　　很多学者往往将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等同于对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故而只采纳了经济类指标，而忽视了政治类指标。[20]67以Martin的社会服务评估模型为例，其评估内容看似面面俱到，其实仅仅涉及经济影响，并没有考虑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不同于一般的企业采购，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毕竟是一项政治行为，因而必须恪守一些核心的现代政治价值，比如公平正义、公民参与、回应性、问责制和廉洁等。[21]然而，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落实现代政治价值的问题既显得更加重要，也变得更加困难。　　一旦政府将社会服务的生产职能委托给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便分享了政府对公共权力的自由裁量和对公共财政资源的使用。这种“权力分享”模糊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责任界限，却没有消除两者之间的性质差别和利益分歧，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公共管理和政府责任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尚未涉及的”[22]11。就像Ronald Moe所警示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权力分享是否会威胁到宪法、法律和公民意愿规定政府必须追求的公共利益”[23]。站在这个角度看，就算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目的是让公民获得低成本、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也不能简单地将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等同于对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因为经济上的高效率和高效能不等于政治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的一般模型。　　图2.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的一般模型　　根据前文分析，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购买对象的社会服务进行评估，二是对购买行为的政治价值进行评估。Martin的社会服务绩效评估模型发展得比较成熟，但是缺少政治评估的内容；不少学者呼吁重视政治价值的评估，却没有对此提出过相对系统和完整的模型。因此，本文以Martin的社会服务绩效评估模型为模板，在投入、过程、产出、品质和成效等五维度的基础上添加了政治维度，以强调政府行为的特殊性，从而得到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的一般模型(见图2)。　　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拟定与筛选　　德尔菲法是一种著名的群体决策方法，它通过匿名问卷的方式反复征询多名专家的主观判断，直至意见趋于一致，从而获得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由于遵循十分严格的步骤，传统的德尔菲法会产生成本过高、耗时太久、使用不便等弊端。为此，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倾向于采用修正版的德尔菲法(Modified Delphi Method，MDM)。与传统做法不同，修正版的德尔菲法放弃了第一轮的开放式问卷调查，而改以文献梳理、研究规划或专家座谈的方式来发展出结构性问卷。这一修正不仅简化了德尔菲法的程序，也使专家的意见更具针对性。本研究运用修正版的德尔菲法，先通过文献综述整理出最初的绩效评估指标，然后运用匿名问卷来收集专家的判断，并利用统计分析来整合他们的意见，进而获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共识。　　(一)评估指标的初步拟定　　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的一般模型为引导，再根据对相关文献①的整理和归纳分析，本文初步拟定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的评估指标，共包含有6个维度和42个指标(见表2)。　　对于指标设计来说，还需要说明两个重要的问题：　　其一，指标的定义说明。本研究对42个指标均作出过较为明确的定义，但限于篇幅，这里只列出本研究对6个维度的定义②：投入维度，用以评估为实现社会服务方案而投入的资源；过程维度，用以评估将投入资源转化为产出的活动；产出维度，用以评估活动实际提供的社会服务数量，及其与成本之比；品质维度，用以评估社会服务的质量；成效维度，用以评估产出对服务对象所产生的影响；政治维度，用以评估整个活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其二，指标的测量方式。42个指标的测量方式相当多样化，有些可以直接通过客观数据来衡量，如工作人员的数量、接受服务的人数等；另一些能够使用态度量表来衡量，如方案设计的合理性、服务对象的满意度等；还有一些则需要借助中间变量进行间接衡量，如工作人员的素质、服务组织的成长情况等。本研究在初步拟定指标时，考虑到了指标测量的难易，但没有探讨或设计每一个指标的测量方式，因为这并非本研究的焦点。　　(二)评估指标的首轮筛选　　根据初步拟定的评估指标，我们设计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指标”专家咨询问卷(首轮)》来收集专家对每一个评估指标的态度，以剔除那些支持率不高的评估指标。　　在问卷设计方面，由于李克特五点量表(Likert five-point scale)有助于提高问卷的填写率和回答质量[24]，本次问卷便采用该种量表来衡量专家的态度，分别用1分、2分、3分、4分和5分来表示“很不同意”、“不同意”、“没有意见”、“同意”和“很同意”等五种态度。这是第一轮的指标筛选，为了保守起见，我们将3.5的平均分(处在“没有意见”和“同意”之间)视为专家对指标入选达成共识的临界分值。换言之，凡是平均得分超过3.5的指标将得以保留，而其余的指标将被淘汰。　　在调查对象方面，我们选取30位从事相关研究的高校学者、30位负责购买社会服务的政府工作人员和30位承包社会服务生产的社会组织成员进行问卷咨询。这些专家要么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要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说都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按照这一研究设计，我们邮寄出了90份问卷。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和填写质量，我们在问卷寄出之后的第七天又用电话联系了各个专家，催促他们填写并寄回问卷。再经过七天，回收问卷84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3.3%。　　通过对回收问卷的统计分析(见表2)，在42个初始指标中，有6个指标的平均得分没有达到3.5分，包括“服务环境的舒适度”(2.6071)、“预算执行进度的检查”(2.8452)、“服务档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2.4048)、“提供服务的次数”(2.5357)、“服务提供的可靠性”(3.0952)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情况”(2.9762)。这表明，大部分的专家学者不认为这6个指标可以有效地反映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与此同时，我们还计算了指标得分的标准差，结果显示，所有42个指标的得分标准差均小于1，这意味着，专家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和稳定。因此，我们在这一轮指标筛选过程中，删除了上述6个指标，而保留了其余36个指标。　　为了确保问卷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对问卷结果进行了信度检验。对于问卷或量表而言，总体的信度系数最好在0.80以上，如果在0.70—0.80之间也属于可接受的范围；而分维度的信度系数最好在0.70以上，如果在0.60—0.70之间也属于可接受的范围。[25]47我们运用SPSS 19.0软件分别检验了本次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nch's Alpha)和折半信度。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总体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902，七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也均超过了0.70(见表3)；半个问卷的信度系数是0.790，将该系数代入斯皮尔曼-布朗(Spearman-Brown)公式，可以计算出总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883。由此可见，此次问卷的内部一致性比较高，具有良好的信度。　　我们还对问卷结果进行了两项效度检验。首先，由于问卷设计是以专业学术文献为基础的，因而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其次，运用SPSS 19.0软件进行KMO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得到KMO值是0.777，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是，显著性是0.000，累计解释变异量达到80.82%，可见具有一定的构建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三)评估指标的次轮筛选　　经过首轮的专家筛选，评估指标体系还包含6个维度和36个指标，以此设计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指标”专家咨询问卷(次轮)》。本轮筛选的目的在于让专家对指标的态度趋于一致，以获得最终的评估指标，因此，问卷内容设计虽然依旧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但是专家达成共识的判别分数却提高到4分，也即，只有平均得分在4分以上的指标才能入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本轮调查对象仍然限定为首轮选定的90位专家，通过邮寄一共发放90份，成功回收有效问卷81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0%。通过对回收问卷的统计分析，36个评估指标的平均得分均超过了4.0分，而且得分的标准差都小于1，这意味着专家对这36个指标入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达成了相对一致的意见(见表4)。　　运用SPSS 19.0软件检验本轮问卷的信度，其结果显示，总体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964，七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也均超过了0.70(见表5)；半个问卷的信度系数是0.937，总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967。这表明，此次问卷的信度良好。　　在效度方面，运用SPSS 19.0软件进行KMO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得到KMO值是0.770，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是，显著性是0.000，累计解释变异量达78.208%，可见具有一定构建效度。　　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权重分配　　在本研究中，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权重将通过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来分配。层次分析法由美国运筹学家Thome Saaty最早提出，它把复杂无序的问题分解为多个组成元素，并根据隶属关系构造出一个简明有序的层次结构，再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获得每个层次中每个元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层级串联，计算出最低层次中每一个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由于实用性强、有效性高和算法简单，层次分析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能源资源分配、企业生产决策、政治冲突分析、军事指挥等众多领域。[26]2-5　　(一)建立层次结构模式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的首要工作是构建一个层次结构模型。层次结构模型必须建立在决策者深刻理解问题的基础之上，其好坏也直接关系到层次分析法应用的成败。　　在前文，我们业已利用修正版的德尔菲法获得了一个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其信度和效度均达到了较好的水平。根据这一体系，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相对良好的层次结构模型：第一层为目标层，即确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权重；第二层是准则层，主要包括投入、过程、产出、品质、成效、政治等6个维度；第三层是要素层，即各个维度下面的具体评估指标，共包括工作人员的数量、工作人员的素质等36个指标。　　(二)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　　根据上面的层次结构模型，我们设计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评估指标”AHP专家咨询问卷》，用以协助专家来判断评估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该调查问卷要求专家对同一层次的各个评估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比较的衡量尺度划分为绝对重要、十分重要、比较重要、稍微重要、同样重要等5个等级，分别对应9、7、5、3、1的分值，如果比较态度介于相邻尺度之间，则可以选择8、6、4、2，而上述分值的倒数则表示相应的不重要程度。　　我们将咨询问卷发放给参加过指标筛选的90位专家，共邮寄了90份，成功回收82份，回收率为91.1%。Yaahp(version 6.0)是一款著名的层次分析法(AHP)软件，可以提供方便的层次模型构造、判断矩阵数据录入、排序权重计算以及计算数据导出等功能。利用该款软件，我们根据78位专家的问卷结果建立了553个两两对比的判断矩阵，每个专家对应7个判断矩阵，剩余的7个判断矩阵是用几何平均数集结所有专家的判断矩阵之后得到的。需要说明的是，有4位专家的问卷结果由于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而未能建立起相应的判别矩阵。　　(三)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为了达到信度良好，我们需要对问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即检查由专家判断所构成的两两对比矩阵是否为一致性矩阵。只有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专家判断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按照Saaty的建议，一致性比例(C.R.)可以用来衡量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如果C.R.≤0.1时，就可以认为该两两对比的判断矩阵具有可接受的一致性；如果C.R.≥0.1时，则表明专家判断在逻辑上极有可能违反了“传递律”(transitive law)。[26]58　　本研究的一致性检验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对82份回收问卷逐一进行一致性检验，其结果表明，其中4份问卷的一致性比例超过0.1，故而予以舍弃；然后将剩下的78份问卷结果用几何平均数的方式予以集结，并对集结后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其结果表明，总体的一致性比例为0.0051，每个维度的一致性比例也均小于0.1，符合通行的信度要求。　　(四)求取评估指标的权重　　我们利用几何平均数的方法集结所有专家的判断矩阵，获得7个集结后的判断矩阵，在这些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之后，便可以利用特征向量法求取各评估指标的权重值。通过yaahp(version 6.0)软件的运算，我们直接获得了6个维度的权重，36个评估指标的维度内权重和全体权重(见表6)。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权重值是经四舍五入法而获得的，因此所有指标的权重分值总和等于1.0003，也就是稍微大于1。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建议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依据指标的权重排序对权重分值进行微调，使其总和等于1。　　五、结论与展望　　无论效果是否达到预期，外部购买业已成为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此，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经常会陷入一种认识误区：市场机制可以保证政府购买到低成本、高品质的社会服务，购买行为是一个自我执行的系统。[5]12-16然而，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管理整个购买行为，那么公民仍然无法获得廉价优质的社会服务。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绩效评估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管理工具，可以借助特定的评估指标测量社会服务提供的绩效水平。　　本研究严格地运用文献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的技术，历经概念化模型建立、指标筛选和权重赋值等三个主要步骤，最终发展出了一套包含了6个维度和36个具体指标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绩效评估内容的涵盖面广，既重视过程导向，也注重结果导向，还包括了政府问责的内容；其二，绩效评估内容的侧重点突出，“成效”维度和“品质”维度的权重要远远高于其他维度，“政治”维度和“产出”维度的权重居中，“过程”维度和“投入”维度的权重略低。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第一，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一般而言，完整的社会测量包括观察、推测、测试、修正、发展更一般性的原则等多个步骤。[27]235本研究只停留在测量的推测阶段，之后还需要进行测试、修正等阶段，才能进一步提高评估指标的鉴别力。其二，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从方法论上讲，评估指标的筛选和赋权属于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也就是说，专家们的价值判断通常会因时空情景的转移而改变。　　①相关文献数量太多，故没有列举。这些文献涵盖了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服务品质、流程再造、政府绩效评估、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社会服务绩效评估等诸多领域。　　②在做后续的专家问卷时，每一个问卷都附有详细的指标说明，以避免概念模糊。　　参考文献：　　[1][美]戴安娜·迪尼托.社会福利：政治与公共政策[M].何敬，葛其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J.Alber.A Framework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Services[J].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1995,(2).　　[3]P.Dunleavy,H.Margetts,S.Bastow & J.Tinkler.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Dead—Long Live Digital-era Governance[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6,(3).　　[4]C.Chen.Antecedents of Contracting-back-in:A View beyond the Economic Paradigm[J].Administration & Society,2009,(1).　　[5][美]唐纳德·凯特尔.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R.Stolt,P.Blomqvist & U.Winblad.Privatization of Social Services:Quality Differences in Swedish Elderly Care[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1,(4).　　[7]国家老龄委办公室.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EB/OL].http://www.lovepama.com/lovepama3.pdf，.　　[8]国务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国发[2012]29号)[EB/OL].http://www.gov.cn/zwgk//content_2187242.htm，.　　[9]国务院民政部.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民发[号)[EB/OL].http://www.gov.cn/zwgk//content_2276803.htm，.　　[10]S.Domberger.The Contracting Organization:A Strategic Guide to Outsourcin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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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潮智投：2018智能财富管理风向标
& &自2015年以来，智能投顾就以黑马之姿，在中国金融创新市场迅速发展扩张，经过数年的商业模式探索与技术进步，逐步向市场启动期迈进。众财富总经理王坤表示，在投资理财需求巨大而投资理念尚待普及的中国，智能投顾的发展前景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目前市场上投资品种越来越丰富，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对市场上常见的投资产品和金融工具有所了解，且经济指标和产品收益时刻在变，追求最优组合需要大量计算和适时调整的能力，智能投顾也就应运而生且倍受青睐。
一、国内智能投顾的行业现状
2017年上半年，国内的智能投顾参与主体与日俱增，并且形成了创业公司、传统金融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三足鼎立的局面。亿潮智投、理财魔方、蓝海智投等是最早一批进入智能投顾服务领域的企业。2016年12月，招商银行推出摩羯智投，它是以用户风险定制化为基准，将用户的风险分为10个等级，但总体来说，其收益率相对不高。2017年陆续有更多的银行加入，交通银行、华瑞银行也推出智能投顾服务。而在券商领域，贝塔牛、阿凡达狗都是先行者，但广发证券的“贝塔牛”主要专注于中小投资者的财富管理诉求，覆盖不够全面。此外，目前市面上较为熟悉的还有贝塔理财师，其主要集中于私募产品及理财经理的测评，对客户的分析较为欠缺；其次如蓝海智投是采用“耶鲁模式”的投资理念，主要专注于海外资产，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智能投顾在中国如火如荼，但快速发展难以隐藏其背后的隐忧。如果以下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智能投顾本身的命运，可能会和互联网金融一样，面临着重大的不确定性。
1、 政策风险
虽然各家公司都在强调自己已经实现了合规，但是不得不说，这种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事方法，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2、 虚假宣传
即智能投顾企业片面强调自己的收益率。如，为了强调自己的智能组合可以跑赢市场，在不同的时刻会拿不同的指数作为基准进行对比。
二、国内外智能投顾差异
目前国内的智能投顾平台与国外平台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缺乏尖端技术支持。部分机构利用客户急功近利的心理，跳过客户IPS及风险效用方程，仅凭一份简单的用户问卷对其进行风险分类，单纯通过计算机基础算法做出几个组合供投资者挑选。从这些打着智能投顾名号的企业来看，大多是表面模仿美国的Wealthfront，即依照风险偏好不同，为投资者提供3到5个快速组合。智能投顾显然成为了部分投资机构销售劣质产品的幌子。众财富总经理王坤认为，成熟的智能投顾理应整合大数据、社会行为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具备快速吸收和处理分析信息的能力，能较快读取、整理、分析数据、图像甚至非结构化信息，据此作出投资、风险管理等各项决定。
三、“亿潮智投”新模式
与当前中国大部分智能投顾根据一般风险偏好来推荐资产组合不同的是，众财富在2017月10月1日引入Na&ve
Bayes全模型后，“亿潮智投”全面进入2.0时代。“亿潮智投”的2.0，是根据每个投资用户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投资建议，整合了大数据、社会行为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等，同时优化快速吸收和处理分析信息的能力，据此作出投资、风险管理等各项智能服务。每个投资决策都是由系统进行初次研判，同时会有专业的投资顾问结合各类场景给出专业的定制投资咨询建议。另外，亿潮智投对每个客户开展持续跟踪服务，以了解用户不断变化的投资需求，随时提供智能化财富管理服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亿潮智投采用独创的环型评价及可视化评估体系，通过一系列流程化、信息化、可视化运作，同时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市场的风险动态监控服务，为投资人全方位管理风险。
2、众财富智投重点服务对象是有一定风险收益研判能力的高净值人群，从年龄、风险偏好、投资经历、社交场景、资产配置等各项角度去定位投资客户的风险偏好，并对每个客户开展持续跟踪服务，以了解用户不断变化的投资需求和风险偏好，及时做出调整，随时提供智能化财富管理服务。
3、亿潮智投的智能投资分析与管理系统，通过对投资人全方位的信息了解，制定个性化的投资建议，同时匹配专业的投资顾问结合各类需求场景给出专业的定制投资咨询建议。
众财富总经理王坤表示，未来亿潮智投将做到百分百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最完美的投资组合以及对投资组合做再平衡，同时提供最优质的智能投资咨询场景服务。用智能化服务重塑金融体验，解决传统财富管理的诸多实际问题，最终促成客户、理财师与平台的共赢，真正满足客户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财富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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