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高行健
幼年时光高行健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四日（日）生于抗战时期的江西赣州。父亲高运同是中国银行职员，母亲顾家骝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并做过抗日剧团的演员，二人均生于破落的大家族中。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弟弟高行素诞生。抗战胜利后，其父仍留在银行里，失业后当过记者，供职于私人银行及轮船公司。尽管高行健的父亲经常失业，但生活仍旧宽裕。幼年的高行健由于体弱而由母亲进行识字教育。在她的影响下，高行健对戏剧、写作和绘画均产生了兴趣。解放初期1950年，在时为南京军区军官的高行健表伯父的邀请下，全家搬至南京。1952年，高行健就读于南京市第十中学（今南京市金陵中学），其原为教会学校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因此能够接触到许多的西方翻译来的着作。对这段时光，高行健回忆到：“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法文之路受家庭和外部环境影响，年轻的高行健最初的理想是做物理学家或数学家。同时由于从小爱与母亲演戏，高行健亦产生了报考戏剧学院的愿望。由于不符合导演系的报考条件，高行健只得放弃。于是，他的理想转向了作家。参观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由于学习氛围与高行健心中“遗世万年的文学熏陶”的想法不符，他最终决定报考外国文学或绘画。由于从小喜爱绘画，高行健师从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一批的会员恽宗瀛先生学画素描、水彩、油画以及泥塑，并产生了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愿望，这也得到了恽宗瀛先生的支持。但高行健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放弃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高考复习中，高行健反思了自己学习理工的理想，并在一个下午偶然在学校图书馆中找到了一本共产国际出版的刊物，书中所描绘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巴黎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艺术家、诗人和文学家们在巴黎小酒馆里的生活深深吸引了他。因此，年仅17岁的高行健于1957年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法语专业。大学时光中，高行健主要在图书馆中度过，期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着作及写剧本、小说。课外，他与同学组织了“海外剧社”并曾用法文演戏。文学生涯高行健1962年，高行健从北外法语系毕业后，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1969年与相识12年的女友结婚。两人育有一子高杭，1970年，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期间曾到安徽宁国县港口中学任教。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9年5月，作为全程翻译，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回国后高行健发表了《巴金在巴黎》。同年，发表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1981年，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同年，发表评论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1982年，与铁路文工团编剧刘会远共同创作的剧作《绝对信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83年，《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由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被禁演。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1985年，在北京与雕塑家尹光中举办泥塑绘画展，开始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这是高行健至今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唯一一次画展。同年，应邀赴欧洲五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访问八个月，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举办了个人画展，获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卖画获“巨款”四万马克，从此高行健开始了以画养文生涯，获得了更多写作上的自由。1986年，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剧作《彼岸》被禁演。两次婚姻在八十年代他的大起大落中，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一位同事郭长慧。郭长慧也毕业于高行健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但比高行健年轻13岁。两人同在外文局工作并于1985年结婚，高行健在同年到德国当访问学者。1986年，高行健回到了中国，而妻子到了法国入读里尔高等新闻学校，毕业后成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文化与艺术节目的主持人。1987年底又来到法国巴黎，并正式移民定居法国，后与妻子团聚。1989年，第二次婚姻以失败告终。据自七十年代便与高行健一直维持着深厚友谊的大陆作家刘心武说，高行健前妻也擅法文，目前任职于法国电台，两人于八十年代末离婚，未育有子女。定居法国高行健1987年，高行健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1988年，开始在巴黎郊区巴纽里定居，起初生活艰难。1989年，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的年展。1992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1999年，高行健的画作在巴黎参加卢浮宫第十九届国际古董与艺术双年展。20世纪90年代期间，高行健同时以中文与法文创作。剧作如《生死界》、《夜游神》、《对话与反诘》、《周末四重奏》等。日，高行健小说《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因此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03年，法国举办“高行健年”以表彰他的成就。2010年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高行健开玩笑地说自己“三生有幸”：“第一生在中国，第二生在法国，诺贝尔奖获奖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也可以说是大难不死，又有一生，我自己开玩笑说真是三生有幸。”高行健坦言，他没有想回中国的打算，他没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他认为自己现在是世界公民，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生根，无处不可以生根。2013年11月，高行健在新加坡接受BBC电视台访问时说：“我已经离开中国26年，现在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我不了解，也不关心，我现在生活在欧洲，我更关心欧洲的文化。”他同时坦言，他没有看过莫言的作品。
主要作品/高行健
戏剧高行健1、《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实验剧作。1982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92年，在台湾上演。2、《车站》，实验剧作。 1983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84年，在南斯拉夫上演；1986年，在香港由第四线剧社演出；1988年，在英国上演；1992年，在奥地利上演；1999年，在日本上演。3、《野人》，大型剧作。1985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88年，在德国汉堡上演；1990年，在香港上演。4、《高行健戏剧集》，戏剧集 。1985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绝对信号》、《车站》、《独白》（独角戏）、《野人》，以及现代折子戏四篇：《模彷者》、《躲雨》、《行路难》、《喀巴拉山口》。5、《彼岸》，实验剧作。1986年，在北京文学刊物《十月》发表；1990年，在台湾上演；1994年，瑞典皇家歌剧院出版瑞典文版剧作选《彼岸》，译者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95年，香港演艺学院，高行健执导。6、《躲雨》 。1987年，在瑞典上演。7、《冥城》，舞剧。1988年，在香港上演。8、《声声慢变奏》，舞剧。1989年，在美国上演。9、《逃亡》，剧作。1990年，在《今天》第一期发表；1990年，在瑞典皇家歌剧院首演；1992年，在德国、波兰上演；1994年，在法国上演；1997年，在日本、贝宁和科特迪瓦上演。10、《生死界》，剧作。1991年，在《今天》第二期发表；1992年，由法国文化部赞助，在巴黎圆环剧院首演，后参加“阿维农戏剧节”；1994年，分别在澳大利亚悉尼、意大利“当代世界戏剧节”上演，高行健执导；1996年，在波兰上演；同年，在美国上演，高行健执导。11、《山海经传》。1992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12、《对话与反诘》，剧作。1992年，在《今天》第二期发表，法文版也同时发表；同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首演，高行健执导；1995年，在巴黎莫里哀剧院上演，高行健执导；1999年，在巴黎再度上演，高行健执导。13、《周未四重奏》，剧作。1996年，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14、《夜游神》。1999年，在法国阿维农戏剧节首演。15、《八月雪》，现代禅剧、京剧。200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日，在台北首演。《高行健戏剧六种》，1995年，由台湾帝教出版社出版。小说1981年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封面1、《灵山》，长篇小说。199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1992年，瑞典文版出版，译者马悦然。1995年，法文版出版，译者杜特莱（Dutrait）。2000年，英文版出版，译者陈顺妍（Mabell Lee）。2、《一个人的圣经》，长篇小说。1999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2000年，法文版出版，译者为杜特莱。3、《给我老爷买鱼竿》，小说集。1989年，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4、《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寒夜的星辰》。论着1.《没有主义》，文艺论文集。1996年，由香港天地图地公司出版。2.《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文艺论着。198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3.《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戏剧论文集。198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4.《高行健·2000年文库－当代中国文库精读》。1999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电影《侧影或影子》（Silhouette / Shadow），2008年上映。
作品特点/高行健
野性色彩高行健作品够把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完整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不会像其他作品那样空洞，而是有了坚实的根基。叙述的作品、交流的作品、趣味的作品、复调的作品、动作的作品和完全的作品，这六种作品形态是高行健所追求的。这六种作品形态被众多的学者依照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和研究，恰恰相反，关于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国却很少有人问津，原因是高行健的作品大多阐述的是民间的文化，比如原始野性面具以及民俗等特质。在研究高行健作品观念的过程中，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反而更能展现高行健作品观念的先锋性意义，野性思维的产物即为“野性文化”。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说，高行健追求的是纯粹的精神状态与野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高行健提倡的是野性文化形态本身，高行健这种对野性文化的追求直接体现在他的作品《野人》中，我们通常将“未驯化状态的思维”称为野性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濒临灭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在相对受到保护的地区存在着这种野性的思维，如艺术。未被训化的野性思维也越来越被重视，而且被当做活跃我们艺术思维的方式#针对野性思维和野性文化，专家学者通常会认为:野性文化是一种藏污纳垢的文化，而野性思维则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思维，混淆不清的思维#但是学者高行健却不那样认为，他一直坚持:野性文化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一种艺术，在现代作品的形式或是观念中，都存在着野性文化的影子。高行健一直希望这些“种子”在现代的作品中能够生存甚至繁衍。荒诞艺术高行健的创作跨越戏剧艺术和小说创作两个领域，在他塑造的众多角色中，人们似乎很难找寻到传统意义上的人物特征，呈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的人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总是刻意淡化小说人物”角色的具体形象，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带着面具在行进，就高行健创作的作品而言，任何一种人称都不具备绝对的领导地位。无论是第一人称的“我”还是第二人称的“你”在文学作品中拥有着同等的角色设定。在他看来，“这将丰富小说叙述语言的手段，并且突破小说创作中那些固定的结构和章法，增强语言艺术的表现能力”在小说《灵山》中，高行健虽然保留了主人公“我”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读者而言，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明确，既没有准确的性格塑造，也缺乏内心情感的细致刻画，他所发挥的作用只是穿插在多个叙事线索与多个故事之间。在看似松散的多个角色中闪耀的是共通的“我”，“他基本上是散文体的书写方法，而且是用一种极端冷静的态度，各种文体交错使用，没有连贯性的人物和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是同一个个体，后者是前者的投射和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的“他”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游移风格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早就有所谓“风格即人”的古老命题。法国学者布封也曾明确提出“风格即人”的观点。当读者试图在高行健的小说中寻觅“风格”的踪迹以及从中解读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往往陷入到现实的迷茫之中。对于读者而言，高行健塑造的“风格型人物”并不是一种具有共同审美特征的艺术类型，更多的是为了他的“先锋艺术”和“荒诞”戏剧服务的。正是在高行健小说中所塑造的非传统化人物身上，读者感受到了游移于不同小说文本的“风格型人物"在他们的身上，有三个审美特征是需要引起读者重视的。首先，所有的人物都不具备明确的形象特征，作者也力图淡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次，人物角色多数情况下拥有不同形态的“分身”，只有将多个不同人称对应的人物组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小说人物;最后，这些人物的言语都无助于读者理解小说，仅仅是作为穿插的桥梁而已。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与高行健本人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分不开的。在他看来，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创作风格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学模式，尤其是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后，否定自我、否定传统、否定理性成为西方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也曾尝试着改变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塑造出更接近于人的真实状态的文学作品。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无疑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主义的阻碍，而高行健所塑造的宽泛意义层面的“风格型人物”在荡涤传统人物塑造模式的基础上，力图还原文学的本来状态，淡化意识形态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空灵参悟高行健的小说《灵山》突破了“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限制，尝试在“小说”这一文类中融入听觉因素，通过问答形式的转变、独白对白的交又、语速节奏的变化，赋予小说以“音乐性”，树立了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叙述结构"高行健广泛借鉴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表达方式，深受《庄子》、《金刚经》、禅宗和各类民间文学形态的影响，并大量引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打破了“刁、说”、“戏剧”、“散文”和“诗歌”等文类的界限，据此寻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不居的现代精神的方法"高行健试图通过文本的音乐形式，将这个分裂的世界、分裂的自我弥合，用“音乐性”的结构引导“自我”回归主体"《灵山》的音乐结构的核心是“流动性”"这股“流动性”的力量，既来源于语言、节奏在推进过程中的逻辑力量，也来自于《道德经》中所谓“上善若水”的理念"他对“声音”的追求，让其回到“文学”本身，将“说”表现为一种“敞开”的状态，在语言可及处，充分使用语言，在语言不可及处，通过动作、声音，甚至“空白”，与语言达成和解，既摆脱了“语言”的束缚，又使自身免于陷入“破执”的执着"这一追求，使他达到“悟入”的境界，进而穿透语言文字形式，在本体论层面上进入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实现“明心见性”"高行健借由“声音”、“音乐”，在《灵山》中营造了“空寂”的氛围，排除了二元的思维障碍，取消了“说”与“听”的界限，以“回声”的形式“说给自己听”，为“自我”的言说赢得空间"总体而言，高行健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的现代精神的方式，他使文学回到“文”的本身，通过“说”，打破“语言”的单纯的工具属性，拓展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将语言形式上升为叙述核心，用“音乐性”建构起一个空寂的“灵山”世界，在语言的流动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参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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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灵山》，《一个人的圣经》 高行健收藏
首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高行健（日－），祖籍江苏省泰州市，华裔法国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导演，1980年代末前往欧洲，现为法国公民。因“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而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语作家。他也是个翻译家，尤著于翻译塞缪尔·贝克特和欧仁·尤内斯库的作品。
评价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公报中指出，高行健的长篇巨著《灵山》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罕见文学杰作，也是一部朝圣小说”。刘再复说“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一面”。除了西方的赞誉，港台文坛对高行健亦有极高评价。著名作家董桥表示，高行健的作品极具创意，永远不会重复自己，视野广阔，气势不凡，成就是世界级。曾经翻译过高行健数个英语剧本的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方梓勋，指高氏作品着重人性描述，带有个人主义色彩，有时亦会掺入佛学和禅的思想。戏剧方面，方教授认为故事性不强，但因为充满人性，容易令观众投入。他估计，这可能并非高行健的本意，但观众会有同感。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理事长王吉隆则认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民族性，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技巧和东方精神融为一炉，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诠释出来。
是简体字吗？
书不是禁书，人却是禁人
为什么没有下载权限。。。
收下了，谢谢楼主分享
是不是链接失效了，打不开？
书讲的啥？
谢谢分享。。
感谢分享。
马个，谢谢分享
一个人没看过。为什么不能分开？本身就这样？
为啥我没看到有连接哇
感谢分享。
谢谢了，楼主。
加油，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
感谢楼主。
楼主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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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日- ),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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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灵山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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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灵山梵宫素材
高行健水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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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致我们
高行健记者会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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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江西上饶灵山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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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先生:创作美学
88路 灵山大佛 ,80路 三国水浒城 鼋头渚风景区高行健为何离开中国？_百度知道
高行健为何离开中国？
我有更好的答案
　　以前收集到的一篇文章，供参考吧......　　《高行健得奖的内幕》作者：刘再复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1988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1989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三十年，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也是他近入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直到1985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他所译的《边城》瑞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1948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1987年，马悦然已经历了40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40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是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译笔已完全成熟，因此，瑞典文本的沈从文作品集一旦问世，马上赢得瑞典人的审美之心。　　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因此，他在担任院士后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舰李锐作为他的主要译介对象。他和北岛认识得比较早，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这也许是缘分，马悦然真是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我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听到马悦然谈起他们的名字。那时顾城在德国，马悦然多次和我说，真想请顾城再到瑞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钱。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衷心地爱他，可是顾城后来却发生那样的悲剧与惨剧，辜负了马悦然一片情意。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也因此，马悦然非常关注他们前行的足音，把他们当作朋友。92年深秋的一天，马悦然夫妇听说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入迷了，非常着急，就警告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么办？他还告诉我，杨炼来瑞典时也采得入迷，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迁到一个没有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爱的另一位作家与戏剧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戏。1988年12月我初次到瑞典时，他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成的长达40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怎么办？我因为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然接到打印稿后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语《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81章，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译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1996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小说家李锐。　　附一《高行健：作家不能屈服于审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籍中国剧作家高行健说，作家只有集中在自己的文学上，才能抵抗市场的压力。作家既不能屈服于外在审查，也不能屈服于自我审查。　　德通社引述高行健在德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说：&作家直言对抗社会，让别人能听到自己的心声。我想只有在这个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心声。&他在&我心中的荒谬&一文中说：&当意识型态在我们眼前瓦解时，我们只能藉由怀疑自己，来保住自己精神的独立。&　　他说：&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能接受或相信符合大众品味的事物。&　　高行健说，他获奖后对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毫不奇怪，&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对于中国的形势很悲观，他说尽管经济发展，国内没有任何变化。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他认为根本没有机会回到中国，他也不期望他的作品在国内上演。　　中国作家协会谴责瑞典科学院不了解其它著名作品，&别有用心&。当香港和台湾报纸大肆报导高行健获奖的消息时，中国大陆报刊几乎都不提这件事。　　报导说，高行健认为，全球化、消费主义和政治压迫是对文学的威吓。　　高行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书展上说，文学应当在巨大的全球生产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高行健仍然怀疑他能否回中国。 南华早报说，虽然高行健由于文学上的胜利而走到聚光灯下，他坚持说自己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并谴责文化革命是场梦魇。 高说，&在中国的时候，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痛恨政治。在我的经验中，这是对人民的操纵。&　　在中国文化革命期间，高行健曾经被送去接受再教育，并烧掉了整整一箱子手稿。他说，&那真是疯狂，纯粹的疯子。整个人民都热衷于这种恐怖。真是一场梦魇。文化革命开始后，我被迫烧掉自己的日记。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但写作总是我的必需。&
中国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是莫言，而是诸如鲁迅，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朱自清，莫言获得诺贝尔奖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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