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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麦子
想写麦子很久了，一直不敢动笔。麦子，作为天才诗人海子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已经蓬勃滋长在国人心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麦子，承载着农民丰收的希望，曾是幸福美好生活的象征。于我而言，麦子就像一位亲人，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过去与现在，默默传递着营养与力量；它的味道像家乡阳光，一直那么温暖、温情。即便久居城市，到郊区游玩、回老家或出发，每年都能见到大块的麦田，总觉得麦田的颜色比童年要深，麦子却没有过去那么高大，便也少了麦浪起伏的壮观与诗意。问了专家，说现在都是低矮品种，能抗倒伏。
播种几天后的麦子，以极其柔弱的面目出在农人的目光里。深秋，鲁西南的田野一片萧瑟，麦地里却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用时髦的话说，麦子是“逆生长”的典型代表——— 天气越来越冷，麦子却成垄成行，生机勃勃。麦苗是幼小的，但绝不脆弱。它可以承受小伙伴们在麦地里欢快地奔跑和玩耍，即便猪拱羊啃，依旧茁壮。麦苗冬日蛰伏如竹，拔节如竹，空心亦如竹。它不畏严寒，以积雪为被，蓄积力量，逢春生长。禾苗干干净净，少有虫害。唯麦根细密，一如人类毛发。乡人笑话城里人不分麦苗与韭菜，我则觉得麦苗为满腹诗书之雅士，韭菜如脑满肠肥之富商，岂可同日而语。初中、高中学校的墙外即是大片麦田，早晨或傍晚，拿着课本，坐在田埂，背单词，背课文，背历史，曾是一景。曾听一成绩一般的同学，在地里背数学题——— 从开始背“已知”“求证”，背到解答方法。当时对其学习方法很是不解，惊为天人。深秋的麦田，土松软如面，几乎陷进半只脚，田垄上的荠菜、米米蒿也嫩绿可人。边背课文，边拔一棵荠菜在指尖揉搓，荠菜的香气随着知识浸进鼻孔，浸进了脑海。米米蒿则断断不行，那股刺鼻的味道断然没有乡间的浪漫与诗意。学累的我们，在地里撒撒欢，跑一阵，吼几声。刻苦学习为了什么？自己既清楚又模糊，清楚的是，要考上学，摆脱这片庄稼地；模糊的是，考上学以后干什么？当过汶上一中校长的大舅常用这样的话教育我们：“庄稼孙，庄稼孙，庄稼人比别人矮三辈！”当了多半辈子右派，经历了从校长到农民的巨大人生落差，让大舅对农民的身份极其抵触、排斥。
麦苗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麦粒，从正面看，极像人类生育器官，这也许是其生命力强大的一种原因吧。其时，很多家的猪羊是散养的，在寒冬里，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麦苗了。生产队的时候，村里组织麦田看护队，专门守护村边的麦田。猪羊们也像游击队员一样，神出鬼没，啃一口就跑。各家猪的特征都很明显，特别是老母猪，带着十多个猪秧子，极好辨认。认真的看护队员就找上门去，同主人理论一番。分田到户后，大家都注意了很多，除非猪羊自己从圈里窜出来。自己也干过类似的坏事。大哥买了一对家兔，家里的萝卜、白菜人都不够吃，哪舍得喂兔子。然后，就想到了麦苗。尤其是哪天电影散了场，就假装到麦地里解手，蹲在地里薅麦苗。当时没有什么塑料袋，麦苗就直接塞进怀里，冷飕飕的。兔子们很争气，长得也快，还生了两窝小兔。那么问题就来了，不知什么原因，兔子得了一种烂蹄甲的病，抹上洋油也治不好，死的死，卖的卖，很是伤心了一阵子。
春天的麦田是绝对不能踏进一步的。麦苗已经分蘖、拔节，一旦秸秆折断受损，就会颗粒无收。1986年夏天，到汶上县城考高中，在考场里就听到外面雷雨大作，出了场才知道，还下了冰雹。回家的路上，看到田野里成片成片倒伏的麦子，像一位受伤的无助的母亲，让人心疼不已。野庄西边的邻村叫河里，出过一起命案，一具无名男尸被捆绑着扔进我们常摸鱼捞虾的河道里。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县的大事，公安局去人就地解剖，周围几个村里的人全去观看。解剖过程很瘆人，传得很邪乎，眼睛、内脏都取走了，说警察局的机器能将眼睛里最后见到的人影取出来，从而找到凶手。尸身的其余部分解剖后就地掩埋在小路与河堤的交界处。那地方，是我家责任田干活、割草必经之地。那几年，交界处的一小片麦子长得分外高，分外黑，分外茂盛，每次经过，心就扑腾扑腾直跳，觉得那些麦子就像一个个站立着的人，让人头皮发麻，从来不敢停留。
割麦子充满了庄重的仪式感。麦收是仅次于过年的盛大节日，全村男女老少都在麦田里，大人收割，小孩拾麦穗，麦田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生产队要提前开会安排收割地块的顺序。大麦熟得早，小麦熟得晚；盐碱地、黑土地成熟早；黄土地黄得晚，最后收尾。割麦子的劳力数，赶车、装车、卸车的人数，还有做饭、炒菜、送水、送饭的，有时两三块地同时割，更要安排妥当。安全的问题更是绝对不能放松，麦子怕火，一洼麦子一个火星就能全部引燃，这也是有过教训的。即便麦垛之间也要留有适当的距离。抽烟的男人们要憋上一阵子了。农人们一年的希望和牲口们冬春的口粮麦秸都全靠这些麦子、麦秸。割麦子是令人疲乏、劳累而又充满技术含量的活。猫着腰，轮圆胳膊，镰刀在阳光下划过一道光，一束束麦子便应声躺倒，一只脚配合镰刀的推动，将割下的麦子移向前方，等一捆差不多大了，便单膝跪倒在麦捆上，将镰刀扎进麦捆的屁股，然后抽出一小束麦秆，将麦穗朝下就像码书一样理整齐，再然后将手中的麦束一分为二，麦穗对麦穗很快地搭接拧一个圈，乡人们将这个称之为麦葽。这时候便将麦葽放在旁边，一手抄起零散的麦捆，一手用镰刀挑起放在麦葽上，再次单膝跪地，两手分别抓住麦葽互相一拧，于是零散的麦子便成了一捆整体，一个麦个子就出来了。人不可貌相，一些五大三粗的汉子割起麦子有时还不如瘦小的妇女。一人三五垄，地头上找齐。队长则在后面督查、提醒，谁的麦札高了，谁的丢穗多，毫不客气。装车的小伙子要选最能干、最有力气的，用铁叉挑起一个个麦个子，喊着号子往车上扔，装车的人则分层仔细码放。哪个生产队运送麦子的马车在半路塌了垛，那是被其他生产队要嘲笑好几天的大事。白天割麦，晚上是不能休息的，老天不等人，要趁着天气好，赶紧打出来，这样才好晾晒。一旦赶上连阴天，麦垛焐了，全队都要吃焐麦子，那还得了啊。打麦机噪音极大，往里续麦子也很危险，邻村就有把人的胳膊绞进去的。这也是收麦子过程中最脏、最苦的活。机器轰鸣，粉尘飞扬，整个场上的人衣服都湿得透透的，头发打了绺，抠一抠鼻孔，全是黑泥。有些麦子则摊在场里，为了能晒透，需要到场里没膝深的麦秸里不停翻。等到干透了，牵着牛马驴骡，拉着碌碡，转圈碾压。最后的麦秸要集中垛几个大垛，喂养生产队的牲口。
分了责任田，各家各户割麦子也多多少少地保留了生产队的模式和程序。爷爷、父亲提前几天磨好镰，准备好草葽子，给地排车打好气，一早一晚都到地里转转，看看天气、墒情和麦子的颜色，奶奶、母亲则忙着收拾腌肉的泵子里长了绿毛的方子肉和咸鸡蛋、咸鸭蛋，还要擀单饼、蒸馍馍。开镰的那天中午，奶奶不顾小脚行动不便，提着开水、白饼、咸鸭蛋、咸肉，亲自送到田间地头。我曾多次参与家里的麦子收割，爷爷、父亲割五垄，我割两垄，还老是赶不上趟，麦札也忽高忽低。以前的麦子多是长芒，一个上午下来，我手脖子上扎得全是血点子，一出汗，疼痛难忍。中午，树荫下的奶奶常念叨，家里原来有十五顷地，割麦子要请很多帮工，帮工们都是吃最好的，肉不够吃哪行啊。我知道，奶奶心中有一个心结一直没有打开。文革中，把所有的地主、富农都刻画成刘文彩，别人家情况我不知道，起码我家远非如此。一队的杨姓长工同我家保持了一生的友谊，即便文革期间，也常常趁夜深人静偷偷到家里探望爷爷。1989年5月，在爷爷的葬礼上，他痛哭流涕，如失亲人。在这里，我没有翻案的意思。时代发展和评价标准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如今，马云等社会精英，要按昔日标尺，也是万恶资本家，剩余价值的理论也适用于他，只不过世事变迁已今非昔比。
经历秋凉，冬寒，春暖，夏热，由一粒麦子回到一粒麦子，跨越四个季节，三百多个日日夜夜。麦田里几无杂草，偶尔有一棵芙苗秧爬上枝头开着粉红的喇叭花，与一片金黄的田野形成鲜明的对比。割麦子的过程也有很多惊喜。突然会窜出一只野兔，在一片惊呼声中有人扔下手中的镰刀追上去，也有家里的土狗上前追逐。只有那些叫细狗的家犬捉得住成年野兔。小兔子几乎每年都能捉上两只，布满黑点的不知名的鸟蛋也是常见之物。小野兔很难养，弄回家去，不吃不喝，一两天就死掉了。放在炕上包在棉絮里的鸟蛋也从来没有孵出过，但我们几乎年年重复这样的过程，乐此不疲。一串串已经变黄的马匏也让我们不胜惊喜。找一些没有完全成熟的青穗，揪上两穗，放在手心两手狠搓几下，吹去麦壳，绿绿的、胖嘟嘟的麦粒就躺在了掌心，捂到嘴里一嚼，甜丝丝，很筋道。也有人掐一些青穗拿回家，在锅底燎一燎，也叫烧麦子，搓一搓，又香又甜。运完麦子的麦田才会让人捡拾，叫放圈。有的麦地割得毛躁，横七竖八丢穗多。小学时，学校组织捡麦穗，拾了三天，最后分了一毛七，同班女生李爱珍很是能干，分了八毛九，让人羡慕极了。初中一年暑假，跟着父亲去南站镇粮所卖麦子，粮所的一个一脸横肉的人很粗鲁，拿个粗粗的尖锥子直接捅装麦子的口袋，一捅一个窟窿，麦子也洒一地，父亲心痛得直咧嘴，还要陪着笑脸，请人家评个好等级。
生产队一年一人300多斤的口粮，包括瓜干、玉米、小米、高粱，麦子最多几十斤。劳力少、孩子多的人家自然是不够吃的，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就满街借粮食。麦子，给我童年带来最美好的记忆与享受。肉、油、麦子，是最美好的三种食物，却只有麦子，久吃不厌，吃多不伤。麦香，是其他食材难以带来的素淡之香，熨帖着味觉与身体。装病装秧，想喝面汤。小麦用最好的瓷缸存放，麦面的面缸要放在奶奶屋里。老人、孩子头疼脑热，母亲就挖半碗白面，揉成一个面季子，与玉米面窝窝一起蒸。掀开蒸笼的刹那间，就能闻到麦子独特的一缕香味。待水雾散去，那个馍馍在一锅黄色玉米窝窝的环绕下，那么耀眼，那么卓尔不群。
即使再穷的人家，过年蒸干粮也要蒸两锅白面馍馍。因为年后要待客，白面馍馍是必备之物。走亲戚都知道要留一点饭量，各家都不宽裕，吃上一个馒头，就说饱了，主人再推让也不吃了。菜也是如此，都吃光了显得主人待客不周全，也都知道，几个嘴馋的孩子还在厨屋里眼巴巴地等着。饭后送客，亲戚刚出大门，这边看谁跑得快，一个逮一个盘子，风卷残云，舔得干干净净，省得刷了。那时常讲一个外甥走姥娘家的故事。姥娘家上了一个粉皮炖白菜，粉皮是很厚的那种，铺在盘底，白菜在上面。懂事的人只会叨菜，粉皮明天还要待客。外甥不知道这个，看着都不吃粉皮，端过来盘子就扒拉着吃了。妗子那个心疼啊，又不好说别的。说来世界万事万物真是奇怪，地瓜干是白的，高粱也是白的，熟了就黑乎乎的，小麦则越熟越白。地瓜窝窝板结如土，味同嚼蜡；玉米窝窝干涩粗糙，握之即碎，入口难咽；馍馍则温和暄软，入口即化。都是一样的粮食，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父亲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冬天，麦秸是牲口的主要饲料，那些大牲口（马驴骡）偶尔加一些从微山湖拉来的湖草。白天，用切刀一截截从麦秸垛上切下来，然后用铡刀铡成两厘米多的小段。麦秸经过碾轧，叶子早已脱落，只剩主干，非常洁净。铡好的麦秸堆放在一大间敞门的屋子，常偷偷钻进去，躺一会，爽滑温暖。这些麦秸在送到牲口槽子前，还要放到捞草缸（一敞口大水缸）里淘一淘。水缸里的水夏天三天、冬天五天一换，倒了水，缸底会有20度多厘米的淤泥，淤泥里还有让人惊喜的宝贝：麦粒！每次换缸，就会有三斤多麦子的收获，这是麦秸里夹杂的麦子。三个饲养员轮流享受这种密不外传的福利。缸里捞草水，因为泡过很多麦秸和麦壳，水的颜色与酱油无疑，酸酸的气味却与酱油全然不同。当时有一个偏方，谁家孩子脸上青春痘起得厉害，舀一茶缸子捞草水，回家抹脸，效果明显。我家大哥近水楼台，去牛屋就抹抹，也不知有没有用。
麦子的高产得益于良种推广和化肥普及。1985年以后，乡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白面，这代表了乡人食物结构的根本改变。当然，后来肉食的普及又是一个飞跃。那些长芒麦子已全被短芒葫芦头麦子替代。在麦子刚刚普及的那几年，各村都有一个磨面坊，磨面机后面拖着一个长长的袋子，印象很深刻，那可是村里的重工业项目。见过卸开修理的磨面机，很是复杂，后来一些讲究的人家开始吃出麸子的85面。
近些年，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老家大量的麦田被种上了果树或树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种麦子的人也越来越少，打麦场的麦垛子便成了稀罕之物。那些不肯罢休的老年人便在麦场的周边开垦点土地种上了大葱小蒜，那些当年麦田里猫腰挥舞镰刀的热闹场景已是不可挽回的过往。联合收割机也早开到了家乡，乡人们不再受割麦、打场之苦累，轰隆隆，哗啦啦，干净的小麦粒直接就出来了。外出的时候，也见很多地方更是省事，直接在柏油路摊晒麦子。麦子，在农人的眼里，变得越来越平常，与其他作物已全然无异。
去年，在转山西路的山师新村小区花坛，曾见一丛麦子迎风摇曳，我就像见到久违的亲人。乡人，就像麦子，一茬一茬，在村庄上生老病死，繁衍存续，平凡普通。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在这套价值标准的指引下生长死亡。在城市化大潮中，乡人们打工，求学，奔亲，工作，娶妻嫁人。特别是女孩，很多远离家乡，生儿育女，就像一颗颗被运往他乡撒播的麦子，在异乡甚至是异国落地生根。野庄的村人已经有100多家在县城安居，只是偶尔回村收拾一下老院，给树木、花草浇浇水。这些年，在济南，我遇到、结识了很多乡人，甚至是村人，有的是朋友的朋友，有的是工作中无意遇到聊起，有的通过博客、QQ、微信相识，借助互联网与手机，我们这些甚至从未谋面的人有了特殊的亲近与信任。我这一口标准的“汶普”也使得我像一辆汶上的流动宣传车，让听到声音的人好奇、搭讪。就像诗里说的：一切都似曾相识，甚至擦肩而过的问候，也充满情谊，每一张笑靥都充满亲缘。
这是一个漂泊的时代。时代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挟裹着我们前行。自己何尝不是一直在路上在流离、奔波，县城、聊城、泉城，城越来越大，家越来越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为了明晰或者模糊的理想，我们都在追寻一种别样的生活。异乡的挣扎与拼搏，孤苦与寂寞，更与何人说！返乡一杯酒，淡看苦与累。一年过年，与亲戚们在家里吃饭喝酒，一亲戚恭维我，说我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出了这么大的官。好在自己清醒，我就一普通干部而已，真是哭笑不得，也想逗逗他，说你这话不假，很多人见过我李家祖坟上的青烟。这回轮到他张大了嘴。我告诉他，我家祖坟南侧，有一条三百多米长、三米多深的排水壕沟，近些年很多人把玉米、棉花、小麦等作物秸秆就堆在里面。冬天赶集路过的人，个别使坏，故意丢个烟头，常会引燃秸秆。由于秸秆半干半湿，常要烧上十多天，且只冒烟不冒火，这不是青烟是什么啊？！听完我一席话，亲戚的泪都笑出来了。如今，亲友们偶尔在饭店聚餐，最后上面食，我都提议吃清水煮面条，几乎每次都能得到他们的赞同。我知道，在每个人心里，都保留着小时候母亲端过来的那碗香香的不放任何佐料的清水面条，那才是麦子的味道，那才是世界上最美、最幸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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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鸣鹤札记一鸣鹤，我非得写一些。这是早想好的。今天午睡醒来，我找到了写鸣鹤的一个理由——鸣鹤是我的故乡，归宿意义上的。去年某日，父亲打电话叫我回老家一趟，说有重要的事商量。还是母亲开了口，避讳着一些词，但我还是听懂了，是要我和弟弟为他们选一块墓地。从母亲的话里知道，父亲一直不同意这么做，很随和的人一听这个事就火，不让说。可能是看差不多年纪的人都在这么准备，也就随大流了。大致的区块是父亲约了朋友去看的，就在鸣鹤的山上，离杜湖很近。具体的位置自己是不可去的，要儿子去。我和弟弟在一个礼拜天去的，听公墓的管理者说，做“寿域”好，可以增寿。我把这话传给爸爸听，他听了也很高兴。我祖辈的墓就在村子里的小山上。称之为山，其实就是个小丘，没几步就可登上半山腰，那里并排着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墓。显然父母也觉得这里过于局促了。至于选在了鸣鹤，除了鸣鹤的山水之胜，更主要的可能是父亲与鸣鹤的关系。父亲前后加起来在鸣鹤工作了15年，最好的时光都给了鸣鹤，或者说鸣鹤给了他最好的时光，对鸣鹤有感情。以此为归宿是合适的，也是体面的。我没有想过归宿地。但不知为什么，今天突然想了。如果要我选，我也会选鸣鹤。我甚至想，就选在父母的旁边，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怎么陪在身边，身后陪他们吧，一直陪下去。这样想了，便不由自主地想要去看望鸣鹤。二鸣鹤与我的联系千丝万缕，三言两语说不清。小时候，鸣鹤离我有点远，那是村里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地名。村里人叫它“鸣鹤场”，有时干脆叫“场里”。村里人还喜欢把更近的“观海卫”老街称作“卫里”，经常听出门人说，去“卫里”，去“场里”，让少不更事的我疑惑周围怎么都是消化器官。“鸣鹤场”的叫法源于它曾经是浙东有名的盐场。鸣鹤早在唐宋就名动浙东，盐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谓“因盐而兴”大抵是不会错的，因盐而聚集人口，而成市，渐成集镇。鸣鹤建镇史已超过1200年，记不清确切的年份，大致是在唐开元年间，与慈溪置县年代相近。那时鸣鹤是连接南北的一个节点，河道密布，水运发达，山南的山货、慈北的海鲜需“互通有无”，鸣鹤因地理、水运和集市的便利而成了南北货物交易中心。直到20世纪70年代，鸣鹤的集市还很热闹。我读小学时，大概是70年代后期吧，学校组织春游，步行十多里到鸣鹤祭扫革命烈士陵园，时近中午穿过鸣鹤老街，在老街的廊蓬下，市声喧闹，各种诱人的小吃引得饥肠空鸣，只能使劲咽口水，囊中羞涩也。犹记扫完墓后在吴锦堂墓园席地而坐，嚼着随身带的已经冷了的艾青饺，觉得万分幸福。那时不知吴锦堂为何人，他为何选此地长眠，不晓得他捐巨资修浚杜白两湖的嘉业，不晓得他写的“为爱湖山堪埋骨，不为风水只凭心”的诗句。一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当然更不会去想自己的人生与这个地方会有怎样的交集。1999年，秋天吧，一纸红头文件将我抛到了鸣鹤。这是个很意外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我不会去鸣鹤工作的，因为我父亲在那里。不是有回避制度吗？父子俩在一起工作，不大可能。组织上可能不太了解，我父亲1992年以后一直在鸣鹤镇做人大工作，刚转任调研员。找父亲谈话的同志有点意外，说回去再商量一下。我去鸣鹤当镇长是“重用”，不会改变了，只有让父亲调走。父亲被调到老家观城镇继续“调研”。我现在有点庆幸自己在鸣鹤的这段经历，但刚去鸣鹤的那会儿，我的情绪不高，说得严重一点，有一种被发配的感觉。鸣鹤早被边缘化，空留一座破败的老镇。一切都应了“风水轮流转”的老话。鸣鹤因远离329国道而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当年因水运之利而兴，如今因偏于一隅而废。329国道是全市交通命脉，早已改造为高等级的沥青路，而通往鸣鹤的主干道还是砂石路，晴天一身泥，雨天一身灰，说的便是这样的路。国道周边镇乡得区位之利，乡镇企业如火如荼，鸣鹤工业后劲不足，税收匮乏，建设滞后，是全市仅有的几个吃补贴的贫困镇之一。但在鸣鹤的几年里，人的精神头很足，也有一种浓浓的人情味。当我今天想着要回鸣鹤一趟，想一个人看望鸣鹤的时候，我是将它看做回家的。走在杜湖堤岸上，看当年植下的樟树已成合抱之木，杨柳依依，远处的山映在湖水中。没有风，也没有晚霞，但我的心中一片明亮。回家的感觉总是温暖的。湖边的镇政府后来做了老年公寓，是出于一种很质朴的感情，就是把最美的风景留给全镇的孤寡老人们。那个面向着湖水的窗户，里面就是我坐了两年多的办公室。在鸣鹤的两年，算是对农村社会有所了解，对农民有了一点感情。鸣鹤人的淳朴老实，让我对这块土地有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我的履历与鸣鹤不可分割，我的感情与鸣鹤有了契合。说起我的经历，相熟和不相熟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将我与鸣鹤联系起来。如今说鸣鹤是我的精神故乡，是一点不矫情的。写鸣鹤，必须是一篇大文章。我之前没下笔，是因为不敢，怕轻易下笔写坏了。今天觉得有了一个好的口子切入，我才落笔了。三待到真要落笔的时候，我又踌躇了。我感到笔力不逮。鸣鹤太丰富了。它是个把历史无意间写在脸上的现实主义者，是个曾被许多人鄙视的随遇而安过日子的古典艺术家。其实我也知道，想把鸣鹤的事情弄清楚或概括出来这种事情，完全不是我这样的人所能做的。鸣鹤风景独好，你尽可以这么说。但风景的事情如果离开了人的内心，那还是风景么？我现在只想展现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风景。我甚至还要倾听风景的独白，模糊时间的视线，追忆湖山的往事。说说眼前的湖水吧，以及我与湖水的故事。我的印象里，这杜湖的水是暖的。大概冥冥中是要和鸣鹤发生一些什么的。师范毕业的那年暑假，我还不知道我会分配到哪里，约了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兜风，兜着兜着便来到了鸣鹤，杜湖边上。正是盛夏，见了水是亲的。湖塘上的警示牌是吓不住几个十九岁的家伙的。我们找了有一座凉亭的地段下水，好有个遮挡。没带可以换的短裤，干脆脱个精光，将短裤塞入湖堤的石缝里。一生中你得有一次两次脱光了游水的经历，那感觉至今忆起，仍觉舒畅。湖水像女人的手抚摸着你，熨帖而舒服。下面的小家伙也因脱去了束缚而欢喜雀跃，扑腾个没完。杜湖外湖是很浅的，脚下的泥是软的却不陷下去。我们不敢站起来，一站起就见光了，那还是有点害羞的。我们就在湖水的掩护下，在那儿扑腾，扑腾。狗爬，仰卧，翻滚，直到玩累了，才靠近湖堤上岸。这样的经历，在鸣鹤工作的几年里一次也没有过。不知是不想还是不能，说不明白。而在调出鸣鹤以后的某一个夏日，与鸣鹤的老友喝完酒，独自开车回家（那时尚未出台酒后驾车禁令），路经杜湖，突然想起了十九岁那年暑假脱光了游水的经历，想起了湖水温暖地抚摸你的身体那种神妙的感觉。因着几两酒的壮胆，我如同十九岁那年一样，将衣物藏于湖堤，完全放松了自己的身体。一个经历了不少事情的中年人，心忽然变回到十九岁，在夜色和湖水的掩护下放松了自己。多久了？十年，还是二十年，还是……在下水的瞬间，自己问自己，是不是疯狂了？你能确保自己不会淹死在湖水里？或许明天报纸社会新闻头条便是，一成年男子酒后溺水，谨告游人大暑季节勿在水库游泳，保护水源珍爱生命云云。那天我没喝醉。我可能只是怀念一下少年轻狂的自己，只是回一趟家，或者仅仅是因为有点闷热，想下水凉快一下。总之我下水了，浑身轻松地下水了。远处有三两灯火，那是湖边砖窑厂的节能灯，还是枕湖人家的白炽灯？不是，都不是，在我眼里，那只是萤火虫点的亮。一切都沉睡了，都没有了，天地间只有我在湖水中。脚下不再是软的泥，却有一块石头。我的臀部自然地落在石头上，身子平躺在水中。我飞起来了，张开的双臂是我的翅膀。扇动翅膀，湖水温柔地抚摸我的每一寸肌肤，痒痒的，酥酥的，暖暖的。湖水还温柔地捋着我的体毛，下面不由自主地长大了。天与地合起来了。萤火虫点的亮多起来了。天上也点着亮……
四说看望鸣鹤是确切的。看望湖水，看望湖堤上的樟树。看望倒映湖水的云龙中学教学楼。在我的眼里，它们都是活的。每次回到这里，我都疑心会遇上一个人。我怕遇上人，特别是遇上他。我也说不清我为何怕遇上他。是因为我答应写他的传记却还没有完成，还是他捐建的学校据说要停办了，抑或是他的器宇轩昂让我自惭形秽？其实我是不会碰到他的。他现在躺在香港的墓地，一个面朝大海的地方。他没有回到故地。他的事情说起来很长。可写鸣鹤，不写他，写谁呢？这里的风景，哪一个没有他的印记？鸣鹤这张现实主义的脸上到处写满他的名字。他是鸣鹤的儿子。穷孩子，十几岁便独自出门闯荡，去到上海做了药材行的学徒。混，混，总算凭着手勤脚勤和聪明劲，在十里洋场混出个人样来了。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开了自己的药店，经营国药。他承继了鸣鹤人经营国药的行当，虽算不得巨富，毕竟称得上成功人士。他成功以后并不像他的国药前辈一样回乡给儿孙盖一幢一幢的大房子，明清时期从鸣鹤走出了许多药材商，现在保存完好的大片大片的瓦房都是他们留下的。先生不给儿子造房子，他只有一个儿子，在海外做金融，不用给他造房子。上世纪80年代，先生第一次回乡，给沾亲不沾亲的都发了红包。在乡人眼里，他就是个大老板。可去过香港见过他店铺的人知道，铺面极小，小到你不相信他是个大老板。他自己也是伙计，店里仅有几个员工。于是他成了一个谜，包括他为何捐巨款建学校。他好像说过，学校师生夹道欢迎的热情让他停不下来，他不断地为家乡捐钱。衣锦还乡的感觉一定不错。当初走出这块土地时，他是一个穷小子，谁也没有注意他。几十年后返乡，他是体面的，荣耀的。他还说过，他要寻找一个归宿。最好的归宿莫过于出发的地方。他很小的时候，母亲死了。他是姑姑带大的。姑姑家旁边是一个寺院，便是金仙寺。没人照管的时候，他常常闲逛到寺院里去。寺院的和尚会给他一些吃的。他一直记得大雄宝殿佛祖高大的坐像和似有若无的目光，还记得寺院厨房做饭的大锅。第一次回乡，他就去寻找佛祖，寻找那口大锅。都没有了。大雄宝殿所在的位置，曾做过生产队的仓库，后来盖了校舍。他心底生出一个愿望，要给鸣鹤子弟建一座像样的学校，在这里重建大雄宝殿。也许，他想以自己的方式回到故里。他捐的第一笔大款项建了中学，便是云龙中学。后来看到镇子里的小学生还在老街光线昏暗的老房子里读书，他又说该建一所新的小学了。自来水厂，敬老院，医院，凡是他觉得鸣鹤百姓应该有的，他都想到了。也许他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他重建寺院或是为了灵魂回家。事实上，他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家了。他的名字写在了鸣鹤的许多建筑上。即使一些有形的建筑物不在了，教学楼破旧了，敬老院搬迁了，自来水厂合并了，某些无形的东西仍将长久地留存在人们心间，并一定会以某种方式长存于天地间的。我来这里看望，我是能真切地感受到某种东西的。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种气。我还真切地记得他的长相。他是我所见过的极有风度极有魅力的人，让人敬重又让人亲近的那种。我甚至很难将他与15岁去上海做学徒的那个穷孩子，以及在香港经营药行的经理人联系起来。他是那么俊朗，挺拔，儒雅，目光那么淡定，带着乡音的国语那么平和清澈。在我眼里，他更像一位学者。我无数次地与他相见，那是在电视和图片上。唯一一次亲见，是我到任鸣鹤不久。是秋天，他穿一身浅色西服，配一条浅色领带，说笑也不高声。他给人一种很瓷实的感觉，妥当，得体。那次他来参加以他妻子名义捐建的教学楼的落成仪式。唯一的儿子陪着他。我和他父子一起照了一张相。事后我们将这次活动的照片做成一个相册寄给他。有一天收到一个包裹，有他的笔迹，里面是一盒西洋参切片，切工非常好。该感谢的是他呀，他却寄来礼物。以后我没再见他。有一次似乎可以见面的，那时我们去深圳开一个同乡会，事先听说他参加的，我为他备了小礼物，可是到深圳后才知道，他因身体原因不便出门。就这样错过了。日，我在观海卫镇里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忽然悲从中来。两天后，没有人通知我，我独自去了鸣鹤，在先生老屋素洁的灵堂，我向着先生遗像深深三鞠躬。次年清明，我忽然想给先生去上个坟，才想到先生的坟不在鸣鹤。但我分明觉得他在鸣鹤的。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念姚云龙先生》。我感觉他是我的一位伯父。我有四位亲伯父，可是我没有为他们写过片言只语。先生与我非亲非故，但我近来愈来愈觉得他是我的亲人。虽然只碰到过一回，在心里我是经常见他的。走在杜湖堤岸上，脚步有些恍惚。这恍惚也许与先生有关。五明天是清明。又是清明。我曾经写过：清明是关乎死的。后来又写过：清明也关乎生。由死观生，才看得更清楚。是鸣鹤的风景好，还是鸣鹤的风水好，总之，在鸣鹤，最多的是坟。那几年的清明，我都在鸣鹤的山下，湖边一个“指挥所”里。我们借了啤酒厂的房子。房前的湖堤上排列着红色的灭火器。一般以为，灭火用水。山上起火了，水上不去，只有想别的办法。用风。一般说来，风只能助火势。但若是迅疾的风，排山倒海似的疾风，是能够灭火的。这种方法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但需要训练有素的人操作，关键是会看风向，要顺风吹，不可逆风。几个山村的男劳力成了操纵这批红色家伙的主力。哪里起火了，瞭望所报告指挥部，迅速出动，没有他们扑不灭的火。当然吹灭后不能立即撤退，防止死灰复燃。清明山林不着火是不正常的，上坟的人实在太多了，放一个炮仗，落在草堆里，先是青烟，等人走开了，燃成火了。点个香，烧点纸钱，灰烬被风吹到草丛里，只要一个火星便能蔓延成大片的火。清明几日，你会感觉全世界的人都到了鸣鹤了，黑压压的。平时寂寞的老镇，安静的山，安静的湖水，忽然热闹非凡，人声鼎沸。交通“戒严”了，老远就只准人步行进入，道路上还是人挤人。男的扛着锨，女的拎着供品，拖家带口，兴致勃勃，浩浩荡荡涌向一个个山头。每个人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那是心中的一块圣地，天天牵挂着，今日要行到跟前，积攒了一年的话语在点上香火后念叨给亡者听，无数夜晚亲手叠的元宝形锡箔纸钱，统统要借助火捎给亲人。不让用火，能行吗？风俗，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一天能改变的。鸣鹤大小山头上的坟墓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多少年了？老辈人也说不上。或许自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便已经有了。有生即有死。死后寻一个风水好的地方，是好的归宿。那时，全鸣鹤据说有五万座坟墓。有人形象地说，要是坟墓里葬着的都活过来，远远超过现在鸣鹤全镇的人口。站在“指挥所”临湖面山的窗口，望着平静而又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庄严表情的人流，我那时的想法有些淡忘了，似乎没有好奇，也没有感叹，只有压力。要知道，我们的前任曾经因为火情四起而紧张，导致脑充血差点一命呜呼。那年的火情惊动了全市，市长亲临山脚，调动了全市的灭火器械和队伍，据说还惊动了宁波，邻近的镇海、江北都派人增援了。在一个地方官的眼里，这巨大的人流只是火险隐患，是火种，是不安定因素，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压力。现在偶尔回想，才感到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感动的场面，一个多么庄严的慎终追远的仪式。
那时，望着匆匆的人流，我没有意识到这种行动的意义。我是在回到一个相对清闲的岗位以后才有了上祖坟的经历。我家的祖坟就在村子的小山上。站在老屋抬头便可望见。村庄里有人故去，都埋在这个山上。祖父母的墓一直在这里。外祖父的墓是从泗门迁来的。外祖母去世在我家，那年舅舅把外祖父的遗骨也迁来合葬。就在我祖父母墓的旁边。两亲家生前未必见过，身后倒一直在一起。也让后辈便于扫墓。我父母不必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去远处的山上扫墓，也不必跑两头。如此便利，我却几乎没有清明上祖坟的任何印象。父母有时会打电话问一句，我总是没时间。或者我根本没觉得必要。问多了，父母也不提了。大概是我过了不惑之年的某个清明节，我忽然提出，我要上坟去。妈妈似乎有些许吃惊，但很快就为我备好了祭扫要用的一切，香，蜡烛，锡箔，水果，艾青团子，还有红黑两种漆，两支毛笔。先是爸妈带我们上山。后来几次妈腿脚不好，爸一人带我们去。今年，爸腿也不太好，也不去了。每次几乎都带着女儿一起去的，她很专注于描碑上的字。有黑的，也有红的。她曾问爷爷，为什么有黑字有红字？爷爷说，死去的人名字用黑的，活着的用红的。女儿那时还小，轻轻嘟囔了句，那以后都要用黑的。我知道父亲也听到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说：最上面这个姓氏一直是红的。像是对女儿说的，也像是对我说的。是的，在祖坟前跪倒的时候，我才真切感到我是方家的子孙。我才真切感到我的来路，当然还有去路。死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存在于成人身上，也存在于孩子身上。祭祖的仪式实际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告诉晚辈，从哪里来，往何处去。我曾经写过清明，关乎死，也关乎生。为什么我们都要死，却还要徒然地来活一次？一枚叫丹尼尔的树叶回答道：“为了太阳和月亮，为了大家一起的快乐时光，为了树荫和老人和小孩子，为了秋天的色彩，为了四季……这些都还不够吗？”我要说一说鸣鹤白洋湖的烈士墓了。记不清是哪天，参加了诗词学会的活动后，我独自在湖边走。忽然隐隐望见了湖水尽头的烈士墓园。这是儿时曾步行十多里到过的地方。我忽然问自己，在我任职鸣鹤的几年里，我来过吗？没有一点印象。也许是淡忘了，也许根本没来过。我为自己作为一地的行政长官却未曾在任上祭扫烈士墓而感到十二分的不可思议。我今天也许是为此事而来的。我要为自己的冒失做些弥补。我的车子在离烈士墓园较远的地方停下来。我要步行过去。小时候要赶十几里路来扫墓呢。从墓园的台阶上去的时候，我感到了寂静。墓园的大门虚掩着。有人守墓？却不见人影。我在门口驻足，整个墓园称得上肃穆，也很开阔。进得门去，两边的墙上有烈士的英名。第一个是马宗汉，辛亥革命烈士。第二个是杨贤江，中共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英年早逝。几位女性的履历：林坚，女，1924年生于宁波孝闻街，与共产党员徐言逊结婚，受徐影响参加革命队伍，后加入共产党，1944年春被捕，被押往庵东，途经长河三塘头时，向群众高呼：不做亡国奴！被感动的群众愈聚愈多，敌人驱之不散，恼羞成怒，向林坚连击七枪，牺牲时年仅20岁；沈一飞，女，1916年出生，沈师桥人，共产党员，1941年被捕，敌人用煨红的铁丝插入她的指缝和乳房，几次死去活来，最后被杀害于五洞闸三塘头，时年25岁；徐英，女，1921年生，观城团前方人，共产党员，1947年被捕，受尽酷刑，十个手指甲被一个个拔下，被害于余姚梁弄，时年26岁……此时，我恍然想到了四个字：“主义之花”。她们的容颜是年轻的，甚至带着稚气。她们定格在了青春的瞬间。她们将美丽、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主义”。这些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烈士。可是，我却把他们忘了。我竟记不得他们就长眠在近旁，就在眼前，更记不得他们的初心，记不得他们的主义。我在每一位烈士的墓碑前驻留，默念他们的名字。许多碑上并没有名字，我也默默向他们致意。请接受一个晚辈深深的歉疚。我来晚了。回来路上，想到几句诗。墓碑，就是界碑。还有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里写的：“打开窗子吧！……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六鸣鹤是配得上“风雅”二字的。白湖是风雅的，有清代叶氏族人的“白湖诗社”足矣。民国时因弘一法师的缘故，金仙禅寺一时也成了文人和居士们的向往之地。弘一法师与五磊讲寺，说起来可能有些复杂，就不说了。说说五磊讲寺的“近况”吧。20世纪80年代佛寺恢复以来的事情。说这些，就要说到一个人，五磊寺的住持，民间一般称“当家”和尚的。他还有一个法号，正式场合称真如法师。当家是80年代寺院恢复时被请上山的。那时他已经在山下还俗多年，还生养了儿子。他出家是解放前的事，听说少时家贫，出家做和尚混口饭吃。“文革”时寺院受冲击，和尚当不成了，只好下山，还俗娶妻，参加劳动。改革开放了，落实宗教政策，要新建寺院了，听当地干部说，当年的和尚阿怀就在山下，是生产队记工员，人也不错。一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就给阿怀做思想工作，让他再穿上袈裟，做起了当家。以前上山靠步行，翻山上去要走好多路，费时又不方便，物资都送不上去。县里决定开一条公路，能让汽车跑上去。在荆棘丛生的山里开出一条大路来，放现在还是个大工程，改革开放初时的领导确实有眼光有魄力。具体的决策过程我不清楚，但集体决策中间一定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人。很多人还挺记挂这个人的。后来这个人卷入了一桩水很深的案子，说他受贿多少多少，可老百姓不管，还记着他的好。这个阿怀师父也常记着为寺院做功德的人，包括这位老领导。阿怀师父遇见人，总是一副很和善的样子，口中念叨最多的是“佛光普照”，“好人好报”，还有“政策好，政策好”。我初见他，时在1999年，他已是古稀之人，给人感觉很健朗，面色很好。是那种经过农事劳动日晒雨淋后的脸色，但又不似藏地喇嘛的古铜色。是浅棕，很沉实，很匀称，泛着光。总之是很健康的肤色。他满口当地土话，双手合十“政策好，政策好”以后不怎么说话，让小沙弥奉上茶水，就听你讲。当时的上山道路开通多年，但一直是沙石路面。一次上面头头上山视察，对我们说，把路修一下怎么样？我们嘴上说，那当然好，可面有难色，镇财政拿不出修路的钱呀。“开门”经费都不够，哪有闲钱修上山的路。头头说，有困难是吧，上面挑大头，你们担子就轻了，但施工主体必须是你们镇里。既然头头这么说了，我们自然无话。可心里确实没底，只好跟寺院商量。寺院每年的香火钱听说有几百万，既然为寺院修这条路，阿怀师父你总该出点血吧。我第一次上山居然是为了向阿怀师父要钱。他说了几句开场的好话，竟一直不松口，不说出钱，也不说不出钱。一副你爱修便修，我不急的样子。为了这个事，去了多次。他每次都是这副不躁不急的样子。实际他是洞彻了世事的。他每次态度很好地跟你讲“佛光普照”，说到钱就不作声。可是后来的一件事又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世纪之交，我们与旅游部门策划了“迎千禧撞古钟”的活动，迎来了几大客车的上海游客。可能也是古镇和古寺迎来的第一批成规模的外地游客。那夜十点过后，夜幕里的五磊山开始热闹起来，几道光柱沿着五磊山公路盘旋往复，镇政府唯一的一辆小车开道，大客车车队浩浩荡荡上山。操着上海口音的男男女女挤满了五磊寺钟楼和鼓楼之间的小广场。撞钟之前的仪式简单而又庄重。首先我代表当地政府致欢迎辞，据说标准的普通话让钟楼前的上海姑娘们为之倾倒。接着是旅游部门领导致辞。第三项本是最重要最庄严的，浙东名刹五磊讲寺住持真如法师致辞。也曾想是否要给阿怀师父写个稿子，又想，阿怀师父做了这么多年的住持，见过场面的，他只要将平时与善男信女见面时说的几句话连起来说一下，双手合十以“阿弥陀佛”结尾，就非常精彩。可阿怀师父的表现实在太出乎意料了。他一开口，竟然是“同志们”。台阶下一片愕然……他自小生活在农民中间，中途还俗又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农民，而且是那个革命时代的农民，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听惯了的是“同志们”。面对这样的大场面，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他下意识里或者把它当作晒谷场上的社员大会了。他或许是害怕这种场面的。运动时期，做过和尚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或许也被揪住不放，当做批斗的对象。如此开会的场合，他是有点怵的，紧张的。他不会说话了。下面的话更让人吃惊。“你们——介远路来，我们——没啥好招待，实在交代不过……”听到这里，下面的笑声更响了，我也笑了。我那时才知道“肚肠笑断”是怎么回事。面对众人，我脸上不好笑出来，仍是一脸庄严。笑看来总要有个去处，面孔肌肉控制住了，却传导给另外部位的肌肉了。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我竟然听见自己肚子里的笑声了，肠子在动，“骨碌”声分明。我后来在一次接待外地林业参观团的场合，听另一位老者说出了同样的欢迎词，那时我知道，这是一个地方农民的“常规”客套语，仅是谦辞，并无具体意义。阿怀师父终究是一个淳朴老实的农民。离开鸣鹤十多年了，以后见到阿怀师父的机会越来越少。前几年听闻他已不太认识人了。
年前某日，在友人微信得悉，阿怀师父走了，按佛家的话，圆寂，生西了。世寿九十三岁。阿怀师父的遗体在宁波天童寺火化后，归葬五磊山。至于有无舍利子，说法不一，我也不便打探。没能送阿怀师父最后一程，是一件憾事。下次上五磊山，我要去望望他。大冯回乡随记醒来，一直有一张脸在眼前晃动。眼袋很大，比眼睛还大，重重地向下垂着。花白头发有点长，不讲究，风一吹就凌乱起来，随性地披在头上。偶尔会用手指捋一下头发，这让他看起来很有范。他就是冯骥才。家乡人喜欢叫他大冯。这次他的到来，我是满心期待的。终于来了。那次去对岸的海宁拜会，好像是年前的一天，听说他要在海宁出席“山花奖”颁奖会，连夜买了他新出的小说集《俗世奇人·贰》，期望见他时谈谈对于他的小说的感想，顺便请他签个名。他到的时候，满街的灯彩都亮了，我们在他要考察的点上候着。在灯展的牌楼下，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了，我们迎上去，他与我们一一握手。他的手柔软温热。但他是否知道我们是从“慈溪”特地赶过去的，我不清楚。海宁当地的领导陪他看灯彩，看皮影戏，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种镜头忽闪着对着他，我们提着重重的书袋，手指也发麻了，跟在他高大背影的后面。等他用了晚餐，我们想去他房间拜访的时候，他旁边的人告知，太晚了，冯老该休息了。旅途劳顿，70多岁了，身边人准是顾及他累了。这次好了，他来慈溪了。在慈溪第一次与他交谈，是在市领导出面宴请的席上。赶到酒店时，他已经到了，市长正和他坐在一起。一大帮人坐了两桌，我被安排在第二桌。虽然不在同一桌，也算是同一间屋子了，听得见他说话的声音。市长喊我的名字。是先生问起当地文学的情况。我走过去，递上名片。我说，您与我父亲同龄。您属马，我也属马。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微笑。记得好多年前家乡文联出过一个集子，书名就是他给题的，《乡魂》，里面有他的一篇文章，也叫《乡魂》。他点头，坐一旁的夫人也知道此事，也点头。我说家乡人的文学热情很高。很喜欢您的作品，有很多您的铁杆粉丝，今晚（其实是明晚，我当时因事多记错了）在陈之佛艺术馆有一个文学沙龙，赏读您新出的小说集《俗世奇人·贰》。他显然很感兴趣，先是“哦”了一声，有点小惊讶，然后表示时间允许的话，他要去看看。我与他聊得很投缘，我担心冷落了一旁的领导，想到明天一整天都和他在一起，有时间聊的，便回到自己的座位。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说是这个名字好，文艺创作就要讲方向。他是在说我的名字。晚饭后，安排嘉宾观看极有特色的青瓷瓯乐演奏，他和夫人坐在最前排，我在后面。我只看见他的背影，还有有些凌乱的头发。第一天就这么匆匆见了一面。晚上我们还在为第二天的事情忙碌，大概九点多，听酒店经理说，冯先生房间点了粥，好像说先生身子有些不舒服。我们立刻紧张起来。会务组有值班医生，连忙上门。量了体温，有点烧。他从天津出来好多天了，先是慈城祖居博物馆开馆，邀请一些朋友聚了聚，钢琴家刘诗昆、曲艺家姜昆都来了，热闹了一番。后来去普陀山拜观世音，去新昌看古村落。普陀那天，又是风又是雨，有些着凉了。老人家累了，毕竟74岁了。本来慈溪活动结束，还要去绍兴。先把这个给取消了。我心里说，别把明天的活动都取消了吧。我心里直打鼓。第二天上午，我在早餐厅取菜，热情的招呼声让我温暖了好一阵，是北师大的万教授，几个月前先行到慈溪考察了一番，其间有很多愉快的插曲，最“经典”的便是万教授说的“耐看”。这次论坛阵容堪称强大，开幕式主持人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罗杨，他父亲罗哲文是著名古建筑学家，长城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倡导者。上午的重头戏是冯骥才先生的主旨演讲。主持人富有激情的引子过后，海拔1米94的高大身影出现在台上。幸好没让他站着讲。他太高了，站着讲，他累，下面看的人也累。他的开场白是谈乡情。他说，主持人的话触动了自己的感情。这些天一直处在感情的漩涡出不来。从小，祖父和父亲让我填籍贯，填的都是“浙江慈溪”。有一次余秋雨跟我说，咱俩是老乡，就隔了一座山。我笑说，我在山南，你在山北，你一唱山歌我就听到了。是啊，乡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慈溪”两字或许早已深印在他的心里。只是没有找到太合适的方式。今天，他来了，他以自己的方式向故乡致意。他侃侃而谈，从古村落何去何从，从2006年西塘论坛，谈到知识分子的逆向思维和前瞻性，15分钟后，他脱掉了西装。在蓝底的大背景衬托下，着白衬衣的他脸色红润，台下绝大多数人不会知道他正病着，他昨晚发烧了。他说半年去了两次河姆渡，河姆渡是村落的祖爷爷，7000岁了。他说，村落保护，当地老百姓的觉悟最重要，得把自己的村落当回事。他左手上戴着手表，还有一串手珠。他说，自己看古村落与别人不太一样，还喜欢看细节。作家的眼光。他说，现在传统村落保护，要破解两大难题，一是空巢化，二是旅游化。要留住原住民，保持村民生活的风貌，得改善居住条件，排水，卫生间，经济来源，都是大问题。可以旅游，但不是为了旅游。特别要反对粗鄙化旅游，蝗虫扫荡式旅游。他的语调始终是平易的，温润的，有时侧着头，辅以适当的手势。冯式微笑，连眼睛都在笑，让人感到熨帖，觉得在理，不愤激，但很有力量，有忧患，却始终怀着善意。他说，一次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位代表握手，感谢他的支持。那位西方人却说，不要感谢我，你们的古村最终要靠你们自己珍惜，自己不爱惜，什么都没用。他说这句话刺痛了他。他又回到了这句话：村民的自觉是第一位的。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并不觉得长，当他说到“抛砖引玉”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收尾了。一两句话后，就收住了，随即收拾桌上的资料，起身告辞了。我忘了他昨晚发烧的事情，可能他自己也忘了。可毕竟还是烧着。本来安排的记者见面会取消了。我想知道的是，下午鸣鹤古镇和天元古玩街的考察是否能如期，晚上陈之佛艺术馆的相聚是否如约？等来的消息说，还未定。身边的人希望他静养，而他自己还是想着能如期如约。中午吃饭时候，明确的消息是，下午的考察他不能参加了。晚上的活动是否照常，还没定。
下午我们陪着几位嘉宾看古镇，看天元古玩街。鸣鹤古镇是此次论坛考察重点，如果大冯能到古镇现场，对于鸣鹤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天元古玩街”五个字是他亲笔题的，由他亲自揭幕最好不过了。可是身体更要紧。中国文联的几位领导都很体谅他，代他做了这些事情，不至于让基层的干部群众过于失望。我心里还在为晚上的事情纠结着。艺术馆为适应晚上的环境，特意对灯光系统做了调整，新装了一些灯，显得明朗些。那些铁杆粉丝，我一直不忍心明白告知，总希望他们与心中的偶像见一面，说上几句话，在他们带着的书上让签个名。每次电话响起，总希望听到：他要参加晚上的文学沙龙。晚饭后，中国民协几位副主席在他房间谈事，都是老朋友，也好久未见了。我们不忍心打扰他们，不再提起艺术馆的事。第三天一早，送北京嘉宾到宁波机场，返回时已近十点。忽然传来微信，冯骥才先生下午一点多从宁波坐高铁回天津，顺道走一下鸣鹤古镇。我连忙让师傅直接驶到鸣鹤。到达鸣鹤的时候，牌楼下一行人候着。我知道来得正是时候。果然，刚下车与等候的人们寒暄了几句，一辆中巴驶来了。来了，大冯来了。人们望着车子来的方向，嘴里，心里都念着。他与迎候的人们一一握手。古镇管委会负责人向他介绍着，他认真听着，还不时问一些话。没有电喇叭，没有小旗子，就这般缓缓地介绍，我想他是喜欢的。这是金仙禅寺，1930年秋天后的三年里，弘一法师多次驻锡于此。说到弘一法师，他一定有感觉，他和他同出生于天津，对于艺术都有着非凡的悟性。他一定是想进去的。我也很想让他走进去，在弘一法师留下法音的地方，哪有过山门而不入的？但是，时间太过宝贵，在鸣鹤他最多只能逗留一个小时。他往山门望了一眼，擦肩而过。在药材馆，听介绍说，那些遍布各地名声显赫的“同仁堂”“叶种德堂”等等老字号药行，都曾是鸣鹤人创办和经营的。他似乎在想一个问题，为何从这个小镇能走出这么多国药人才？过廊桥，桥脚旁两个村民正在小店门口用石臼搡年糕。年糕摊对面，是面塑艺人孙文聪的小摊。我介绍说，青年艺人孙文聪，大家都叫他“面人孙”。文聪递上一张名片，又拿出一个面塑作品给他看：小时候读过您写的《珍珠鸟》，我照着您写的，塑了这个，不知像不像，送给您做个纪念。大冯说，比我写的漂亮。笑着接过了。可是先生好像有一点不安的样子。他说：我收了你的礼物，我却没有东西送你。他看了看在旁的夫人，寻思着该怎么回报送他面塑的手艺人。回过头他对着手艺人说，我们照个相好吗？“面人孙”大喜过望，一个高大的身影搂着有点腼腆的手艺小伙。那个角度再照一张，把你的作品拍进去。“面人孙”简直醉了。拍完照，握着小孙的手，大冯说，回去后我按你名片的地址，给你寄一本书。在俗称“廿四间头”的院子里，大冯摘下墨镜，细细打量屋子里的每一个细处。要尽快开始修啊，他说。说完，似乎又担心操之过急的修缮会破坏掉古建原有的风貌，作家的细腻和感性，化作了一段委婉的建议：欧洲人修古建是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意大利人是墙皮绝对不动，越老越好，只要不剥落，剥落了就粘一粘。奥地利人的方式是刷新，每年把墙刷新一次，但建筑还是老的建筑。还有一种比较现代的方式，比如这一面墙，是老墙，刷新了的话，老墙的沧桑感就没有了，就留出一块墙面，外面隔一块玻璃，固定好，然后打上一排字，比如这个墙有200年历史等。就是把现代与古代对比起来。我曾经住过法国一个科学院的房子，它也是老房子，有个天井，已经很老旧了，在上面用金属和玻璃做了一个顶。那个顶不会破坏它的风貌，它就是告诉你，这是现代的，那是古代的。出银号客栈，是一处典型的鸣鹤“五马墙”，央视记者在那儿等候多时。大冯表示愿意讲几句。讲之前问了声：我蹲下一点？又自嘲似的补了一句：我太高了。记者告诉他：我们已经调好了机位，是根据您的身高调的。大冯在镜头前的谈话也是缓缓的，柔柔的，适当地加着手势，眼神里透着善意。不记得是谁说的了，善意，是高贵的富有。忧患，冷峻，也可以以一种善意的方式表达。高度，也可以以一种低的姿态呈现。白洋湖的水通过一条小渠流向老街河。湖水让街河的水活了。沿着这流动的水，大冯缓缓走来。短暂的逗留就要结束。虽然短暂，却也给古镇带来了惊喜。盼望中的意外。意外中的缘分。世上的事情往往如此，虽然曲折，最终的缘分还是无法阻隔。看着流水那边晾晒着衣衫和腌菜的民宅以及斑驳的老墙，大冯与一直在旁介绍的当地负责人说：看这边，是活态的村落，因为保留着村民生活的风貌。转过身来，倚着栏杆，对着整修一新的国医馆外墙，他尽量和缓地说道：一个村落就像一个图书馆里的书一样，不该全是新的。要有历史感，要让村落有生活的感觉。不要太刻意。还是野一些的好呐。等候的中巴停在小广场。那里有一群人排着队在合影。其中一位迎上来，是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周主席。他向大冯介绍说，全宁波村落调查的志愿者在这里集训，您能不能跟他们合个影？村落立档调查是大冯倡导的，一定要做好。一群志愿者，簇拥着一个高大的志愿者，在古镇老屋的背景中定格。我们送大冯一行去宁波高铁站。上高铁前，在一家叫“贴阁碧”的餐馆吃点中饭。他选了一个靠外的座位，可以舒展他庞大的身躯。熙熙攘攘中，我一直以为他不会准确地记起我来。可是我错了。还没落座，他亲切地喊我，而且用了一种令我意外的称呼，不带姓地呼我的名字。我轻轻地被击了一下。他不但记着我的名字，还记着我跟他说的话。他说，我很想参加你们的文学沙龙，你那天跟我说了，本来想着晚上有空就去听听。可后来忽然身子发冷了。我问他：抖吗？因为我自己发烧，也是发冷，还抖得厉害。我心说，属马的人发烧都抖吗？他夫人替他说，抖得厉害着。他说夫人是学工笔画的，也想去看看陈之佛先生工笔花鸟的真迹。晚饭后看青瓷瓯乐演出，那时他身体很不舒服。那时，我就在他的后排坐着，我只看见他的背影，却不知道他是强打精神的。他说，那时很难受，可是又不好起身走。我比较注意别人的感受。我这人有个毛病，总觉得欠了别人。所以自己活得累。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不觉得他矫情。或许他是在为没能按既定方案走抱憾，或许还包含着对海宁那一次的歉意。我给他看天元古玩街的照片，那五个字是他的手笔。他看到很高兴，连忙说，发给我。我说，加微信发。他就把手机给我，说你操作吧，我不太会。我加了他，把照片传给他。他看到了，立马递给夫人看：你看，这个做得怎么样？用餐的餐馆叫“贴阁碧”，是宁波话“贴隔壁”的谐音。他说宁波话有时候听起来像外语。从宁波方言说到了他的父亲、母亲。父亲去世好多年了，他记着这个年份：1989年。不知他为什么对这个年份特别强调，更不知他父亲的去世与这个年份有什么关联。只记得他说：“89”多少年了父亲离世就多少年了。说到母亲，他话更多。他说母亲99岁了，仍头脑清晰，爱管事，爱出主意。以前看过大冯的一个小传，里面有大冯50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他母亲长得清秀。他的外貌多是得了母亲的遗传。他有“女人相”。他的温和宽厚，应当也多来自母亲。但他总时不时透出知识人和作家的冷峻。他再一次讲到了知识分子的三个特点。有一次与一位领导人讲这个问题。第一，独立性。领导人点头。第二，逆向思维。领导人张大嘴表示惊讶。他学领导人的表情，眼睛睁得大大。第三，前瞻性，站在现在看历史，更要站在明天看现在。
看着他随着人流挤进高铁站，我的感受很复杂。既有一份内疚，更有一份庆幸。庆幸人群中有这样一个高出一头的身影。排队做行李安检，排队检票。我们止步于检票口。他伸出大手，与我们握别。他的夫人，一个陪伴他半个世纪的温婉女人，也伸出温暖的手。老家琐记老家屋后那条路我读着老舍的《月牙儿》。那是一个悲苦的故事。不知怎么的，读着读着，我脑子里一直出现我小时候的场景，我生活的那个村子，小山，祠堂，等等。我家后面是一条大路，常有出丧的队伍走过，敲着破锣，一队着白衣服的人，有的还戴着白帽。队伍一直走到山旁边，再向后，沿北边的缓坡上山。这时会有几声哭喊从山上飘下来，断断续续的。抬头朝山上望，那里有几个白衣人影在晃动。由这条大路，我想到了死去的阿公阿婆（我们那儿对爷爷奶奶的称呼）。阿公阿婆去世后，也是由这条路送上山的。阿公去世时，我还很小，大概不到十岁吧。大人们都说：“刚才还好好的，去解了手，回来就没气了，真快。”阿公是个少言寡语的老头，脸瘦瘦的，我父亲及几个伯父的脸似乎都像他。阿公肯定对我说过什么，但我实在记不起他说过什么。阿婆倒给我留下了很清晰的印象，身板硬朗，清清爽爽的一个老太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说话也快人快语。她爱喝酒，喝了酒喜欢骂人。我母亲有一段时间很怕她来骂，一听到她的声音就发抖，心惊肉跳的。我记得，她有几次起黑早到我家门口骂，骂累了还不走。对阿婆，母亲以前很怕她、恨她，我却不怎么恨。我考上师范的时候，她逢人便说：“阿拉孙子考上状元了。”她是在一个春节里去世的，正月初三，上午十点左右。那时我十六七岁，还在读书。办完丧事，然后是几个兄弟分家计。阿公阿婆没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我家分到了几只瓦瓫，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鹿角做的饭篮钩子，妻奶孩子时还敷过它那儿刨下的鹿角粉。我的阿公阿婆共育有五个男孩一个女孩。我爸是最小的儿子，所以很多人喊他“阿五”。爸的姐姐我好像见过，又好像没见过，反正没走动过，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五个儿子中，别的都没读过书。直到我爸十几岁时，那时刚解放，家里人可能觉得都是“睁眼瞎”不行，于是全家勒紧裤带，供最小的“阿五”读书。他上小学时，已十多岁。幸好是个读书的料，只花了几年就“跳级”读完了小学。读完初中后，还考上了普师——我爸成了本村第一个中专生！这年大概是1959年，或1960年。可是，他只读了一年，中专停办了，国家遇上暂时困难了。他回来在家乡附近的东山头，读要交钱的高中。他于是又成了本村第一位高中生。在我们村，我家是有点特别的。这个村大多数人家姓翁，其次是冯姓。姓方的就两户。据说我家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阿公的时候遇了火灾，逃到这儿投靠亲戚来的。可就是这个小姓，后来却做了这个村的“当家人”。我爸高中毕业后回村，先是做青年头头，领着小青年们到处打篮球，还得过县农民篮球赛的冠军。几年后，他做了党支部书记。后来被抽到公社，成了“国家干部”。我四伯也做过村干部，好像是大队长，管生产的。四伯和我爸，两人外貌酷似，且都是瘦高个，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基因。但性格截然不同。我父亲大度，内敛，不大起高声；四伯正相反，喉咙响，火爆性子，人称“四大炮”、“大好佬”。看来，我父亲从外貌到性格，多承袭了他父亲的因子，而四伯的性格差不多是他母亲的翻版。常听我爸说起他的三哥，我的三伯。我没见过他，他三十岁不到得病死了。一种现在看来很容易治的病——阑尾炎。发作了，痛得死去活来，当地的医院吃不消，往县城医院送。兄弟几个拉着板车奔县城，但没送到医院就死了。以前很少见我爸跟四伯在一起，现在，也许是年纪大了，有闲了，哥俩常在一起。四伯一生与泥土打交道，都七十岁了，还种着大片的梨。来我家常带一些蔬菜、水果给我们吃。还没进门，就听见大嗓门：“弄捻不值铜钿的东西给侬勒七七。”让我们怪不好意思的。走不出母亲的目光母亲已睡下了。夜很静。对着镜子，我看见自己满脸的疲惫。我忽然想起，从前，这种时候，总是母亲最后睡的。我们都躺下了，还会听到母亲轻手轻脚收拾的声音。都安顿好了，房间的灯才熄了。第二天，我们还流着哈喇子揪着好梦尾巴的时候，她早烧好早饭等我们起床了。今天晚饭的时候，父亲来电话说，母亲腹痛难忍，要我开车接她到县城的医院来。肯定是痛得不轻了。果然，已是第四天了，今天下午起痛得实在熬不住了。在医院等待问诊的漫长时间里，我真真切切感到母亲老了。我眼里曾经那么强势的母亲，此刻那么弱小。母亲满头的白发，干枯，还有些乱。再看父亲，也是满头的白发，有点自然卷。我的头发像父亲，也自然卷。但相貌、脾性，更多是随了母亲。母亲的勤快和劳碌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父亲兄弟多，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家里遭了场大火，房屋成了一片废墟，祖父母拖儿带女投靠了亲眷，所以父亲兄弟几个结婚时差不多都是“光人”一个。我见证了父母含辛茹苦、精打细算攒一份家业的全过程，经历了我家一间小房子格局的多次变化，那是怎样的年代，怎样的苦，只有亲历过的人才会有那样铭心刻骨的感受。及至1986年，父母亲总算在邻村购地基造了真正的二层楼房，为儿子结婚准备了新房。造房子是家里的大事。尤其是母亲，她是特别会“担心事”的人，新楼房造好了，她也明显瘦了。这几十年来，母亲一直很辛苦。她代过课，在塑料厂扳过压机，去陶瓷厂打过零工。后来因为父亲的关系被照顾进了一家令人羡慕的公家单位，但因为看不惯别人的挥霍而回了家。那时我和弟弟也都已工作，家里吃穿是不愁的，但母亲不甘在家享清福，就开了家百杂店，天天骑了辆自行车独自去镇子里进货。父母亲只生养了我和弟弟两个男孩。我们小时候，父亲一直在忙公家的事，越是刮台风的日子越不能见到他。父亲基本不管我们，这也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很随和。母亲则不同，责己严，对人也严。我们兄弟俩就是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长大的。我们被认为是村庄里最乖的孩子，读书好，有空就帮妈妈做事。弟弟有时还会有一些顽皮，但也很听话，在夜色中玩“抓强盗”的他只要一听到母亲喊他的声音，他一定在第一时间赶到家门口。有时他气喘吁吁跑来问，妈叫我了吗？其实这回妈没喊他，是他心里害怕，所以耳边时时有妈的声音响起。
在我们兄弟心里，母亲就是天。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讨得母亲的意见，才可行事。自然，出了事情，首先想到的也是母亲。我的右手中指有个创伤，那是八九岁时留下的，一天放学回家，看到河漕底泊着一条机船，就跳上船看机器。抽水机像是在保养，只剩下机泵。机泵是怎么把水源源不断地从河里抽上来的，是我所不知道的。我的好奇心促使我走近机泵。泵里还有水，这些混浊的水把一个秘密遮蔽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想知道的秘密被湮没在水下。于是，我伸手去摸水下的机器。正当我全神贯注探寻的时候，我的手突然被水下的东西狠狠绞了一下。等我拿出那只手，见到的是鲜血淋漓。一个大男孩站在一旁，瞪着还在转动的卸下了传动皮带的铁轮子。疼是第一直觉，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我拼命往一个方向跑，那里是我母亲三班倒的工厂，那里有我的母亲。我想都没想，就直奔那个地方，左手握着右手被绞的手指头，一刻都不停歇地跑。跑到了，母亲吓得脸煞白，边骂边心疼地流泪。到医院，这个手指头缝了八针。指甲从中间断裂，至今长出来的指甲还是裂开的，恐怕到死都是这个样子了。但这个创伤留给我的最深的记忆，除了疼痛，就是向着母亲的方向奔跑的脚步了。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我的脚步穿过了几条石板路，跨过了一座石桥，最后飞奔在一片稻田的田埂上。有几次，我还在梦中见到过自己飞奔的脚步。母亲，方向。童年的弟弟和我，对母亲的依赖和信任是与生俱来的，埋藏在血缘之中，或者埋藏在血缘决定的规则之中。母亲，像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我们的方向。当个人意识渐渐觉醒，属于自我的判断让我有了独立的思考。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觉得母亲想的做的并不对，而她却总要把她的意志强加于我。师范毕业那年，我们几个男生相约骑自行车赴外地旅游，记得是去绍兴。我们精心做了筹划，设计了线路，不会骑自行车的章同学还痛下决心学了车。一切都安排停当了，就要出发了，根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母亲居然不同意我出行。我的同学都到我家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都无济于事。我简直丢尽了脸面。我在师范里是个学生干部，现在毕业了，就要参加工作了，几个同学相约远游，却因为妈妈不同意而不能成行，这……这算什么呢？后来，同学们面面相觑，丢下我踏上了旅途。我现在想来还是有些想不明白。我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固执己见不让我与同学一道前行，而且父亲也并没有帮我说话。也许，在这个家里，已经习惯了由母亲做主，听从，成为了惯例，在强大的惯势下，这种听从甚至是无条件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对我与母亲关系的影响，到今天，我和母亲可能都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件事后不久，我面临分配。我一心想着要冲出去，离家远点。我没想什么环境、前途之类，唯一的想法就是离母亲的管束远点，再远点。天遂人愿，我与母亲的空间距离超出了16公里，这在当时是一个不远也不近的距离，正好可以摆脱母亲对我的约束。我在县城里如鱼得水。开始，我每星期回家一趟。后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没有女儿，这不能不说是她人生的一大遗憾。于是她很想留一个儿子在身边。但我弟弟招工到了更远的海港。我呢，努力地要远离母亲。儿时奔向母亲的脚步如今只想逃离。这是母亲的悲哀，还是儿子的悲哀？母亲很希望孩子回家。即使不能回家的时候，收到孩子的信件，一遍遍地读信，大概也是一份安慰。我读师范时，因为远在外县的山区，只有寒暑假回家，平时隔一两个月寄封信回家。那时，每个月有18元5毛的人民助学金，除了买米、买菜，我舍不得随便花一分钱，每月攒起5元钱，两个月凑齐10元寄回家里。我可以想见，母亲收到这样的汇款，是何等的温暖与幸福。可是母亲很少得到这样的幸福。参加工作以后，因为不远，我不再写信回家；因为又不太近，我回家的次数也不多，而且越来越少。这是儿子的不是，还是……有时候，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会有一丝恍惚，这是那次夭折的远行留下的长久的后遗症，还是生命中固然存在的自由意识的抬头？我不敢深究，这个问题似乎过于沉重。女儿出生后，因为我和妻是“双职工”，没有时间管女儿，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母亲身上。五十多岁的她，关了小店，开始了一段温和而缓慢的岁月。做祖母的她，不再像对待小时候的我们那样严格，而是特别的宽和。祖孙俩感情特别好。每次接女儿回城，母亲都会很难过，眼睛红红的，泪水直打转。我们说，过几天会来的，她又笑了，难为情的样子。时间是一条不可逆转的河流不断地往前流着，它渐渐地不动声色地改变着一些事情，比如一轮月的圆亏，一朵花的凋谢，一个人的衰老。忽然有一天，我发觉母亲完全不再强势。她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弱了。她不再指挥我。她变得没有了主意。几天听不到我的声音，她总很记挂。我每次出差，她一定要我每天给她说我的行程，这样她才心安。也许，改变母亲的不仅是时光，还有爱。也许这份爱一直都在那里，它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貌提醒我们一些根源性的事实：每一个儿子都活在母亲的爱中，他注定逃脱不了由这份爱衍生的幸福、安慰、疼痛、苦恼、叛逆……和责任。我是一棵努力向上生长的树，但再高的树，根也在土地里。有那么些年，我自以为冲出了16公里以外，冲出了母亲的包围，其实，我永远也走不出母亲的目光。今晚，夜很安详。母亲睡了，就睡在我的隔壁。那么近，就像小时候我卧在她的身边。此刻，她再也不用像多年前那样辗转不眠打算着第二天的活计，她睡在儿子的隔壁，在病痛的打击下软弱地躺下了。我成功地逃离了若干年，此刻我们依然如此接近，母亲以另一种姿态回归到我的生活。我从没想到要强的母亲会变得这么老弱，需要儿子用坚定的臂膀去搀扶。灯光下，我点燃一支烟，若有若无的烟雾使我显得忧郁而成熟。我成熟了，母亲老了。然后，我也将老去，成为一个慈祥柔弱的老人，随着母亲的方向顺流而下。请车神每年这个时候，姆妈都要帮我请车神。请车神，跟我印象中的请别的神，差不多的。车前放一张桌子（没有椅子的），上面摆了些菜蔬。香干、油炸豆腐，是家常的；香菇、红枣，黄豆芽垫底，上面一株剥了壳的冬笋，露着嫩嫩的笋尖，大概算是山珍了；还有两样水果，梨头、橘子。最有象征意义的是苹果。这可能是跟请别的神不一样的地方。我的印象里，供品包括苹果都是放在碗或盘子里的。姆妈说，请车神时，苹果要四个，放在供桌的四角，还得放平了，寄寓着“平平安安”的意思。
五年前，刚买了车，姆妈围着车左看右看；又朝着我左看右看。她是不相信我会有自己的车，更不相信我会开车。所以，每次我出门，她都要看着我倒车，又看着我的车上了桥，还让我到了一定打个电话。有时要是忘打了，她坐立不安，一会儿打电话过来问了才放心。那年快过年的时候，她要我把车洗干净，开到老家里，她要给我请车神。我一开始怕自己听错了。她说，人家都在请的，一定要来。那可是关系一年到头平安的事情。我一想，不请可能过不了关，姆妈的脾气还不知道吗？就算一年一度的安全教育吧！也是这样的大冷天。车子在门口，堵了村子进出要道。风很猛，连蜡烛都点不着。妈说，让你早点来，你又是这么晚。早上没风。过了9点，风自然就大了。以前，当过大队支书的老爸是不掺和这类事情的。我小时候，过年请灶君菩萨了，老爸就不知到什么地里溜跶去了，一直等我们把桌椅还原了，供品也吃了，他才转回家来。现在他可是妈的好帮手了。车神是新生事物。别的神都有专门的画像，车神暂时还没有。于是，妈就让爸用毛笔在一张印有财神像的黄纸头上写上“车神”二字。画像两旁隐隐约约的字是：“黄金日日进，白银月月涨。”说不定，车神和财神是一体的。过去，财神只管人间“招财进宝”一类的事情，现在也与时俱进，拓宽服务领域了，把安全也管起来了。今年，姆妈老早准备了给车神的“钱”，给我预约了时间。本来是去老家的，这回接他们过来，然后陪他们坐坐，走走。车子后备箱里摆满了供品。火柴也带来了。车停在小区，搬了桌子来。点上两支蜡烛三支香，算是和车神接通了。小酒盏摆了两排。姆妈说是“三茶六酒”。我来斟酒吧。却不见酒壶。妈并不抬头，说，开车可以喝酒吗？我一想，太对了！车神菩萨，对不起了，交警叔叔说的，“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得罪了，大冷天也只好给你喝冬瓜茶了！村里人的绰号每次回老家，遇见的几乎都是老人，也常听到哪位老人不在了的讯息。某天，妈妈告诉我，村里的“老顽固”伯伯过世了。我一听就知道，是说我老家长排楼屋的良聪伯去世了，“老顽固”是村里人给他取的绰号，都叫了几十年了。过去我们村里人相互间喜欢叫绰号。他们取出来的绰号五花八门，鲜活生动，且在村里流行度极高，以致人们有时只记得某人的“雅号”而忘了他的真名。绰号往往是集体生活中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那时，还是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生产劳动，劳动之余集体文体活动也多。那时村里有业余演出队，我家后面大长楼屋的良聪伯演过一个“老顽固”的落后分子角色，演得很不错，大家印象很深，戏演完了，大家便叫他“老顽固”。慢慢地，“老顽固”成了他的号，村里老老小小都知道“老顽固”就是他。一直叫到现在，他故去后恐怕还得这么叫他。一说到“老顽固”，一个身穿黑色仿绸衫、头戴黑色礼帽的老人形象就活脱脱地出现在眼前来。“草鞋袜”是大伙儿给一个打篮球时穿草鞋袜的人取的外号。那时穷，买不起球鞋，上村里的灯光球场打篮球都着草鞋。而这位我的同姓叔辈，长得一表人才，俊朗清爽，颇得姑娘芳心。行事也有板有眼，穿着挺讲究，每次出场必穿草鞋袜。年长点的人都知道，草鞋袜是长筒袜，一直到膝盖下。别的队员一律光脚着草鞋，独有一人还穿了双草鞋袜，那多吸引人啊，尤其吸引那些长头发姑娘的眼球。那时这种打扮，比现如今摩登女郎蹬一双靴子，不知要抢眼多少倍呢！于是，“草鞋袜”的雅号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了。村里人取绰号的创造力，实在让我们做晚辈的望尘莫及。有的抓住某人性格特点，再加上其排行，叫起来生动鲜明。我的四伯有幸被叫做“四大炮”，就是因为他排行老四，年轻时的火爆性子有点小名气——其实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直爽。“快刀阿三”可能也是差不多的原由，排行老三，在伙伴当中嘴巴比较快一点。也有取某人名字中的一个字的，如有叫“祥戆大”的，“祥”是名字最后一个字，因其人敢仗义执言，只是用语比较粗俗，常以骂人的话作为句中标点，以示停顿，且声如洪钟，就落得个“祥戆大”这不太雅的号了。有的绰号，没有点想象力，是无论如何想不出来的。如我一个同学的父亲被冠以“夜开花”的美名，大概是因为其小时候不怕落夜，到晚上反倒比白天活络，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五六十岁了，但依稀还有那活络的影子。这个带点诗意的号就一直伴着他，都几十年了。我在想，要是改叫他“夜猫子”，那可就差远了，差距不是一个两个级别了。这种创造力还体现在给同样名字的人取不同的号上。村里叫阿明的有好几个，村里人把曾在雪地里仰天摔了个大跤的叫做“向天阿明”，而那个走路时微斜着脑袋的称作“歪头阿明”，既有趣又把同名的人给区别开来了。村里许多人，我们只知道他的外号，却不知他到底姓什么。小时候，有个老人，人们都叫他“黄鳝阿康”，为什么这么叫他，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但大家都这么叫他。一说起这位黄鳝阿康老伯，眼前就出现一个饱经沧桑的矮矮的老人，背略驼，缓缓地向我走来。那时我还小，不到十岁吧，刚从山边小店买了盐、酱油回来。老人见我手里捧着盐罐酱油瓶，就一脸认真地对我说：“漏了、漏了，不信？翻过来看看。”我知道他开玩笑，但还是低下头去看了，只是没把盐罐酱油瓶翻过来。他见我上当了，就极满足地笑了。他有时还会停下来低头认真地问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饭吃过了吗？”小孩说吃过了，他又极认真地嘱咐那小孩，不要忘了给下面的小虫虫喂饭米粒，不喂它，它长不大的。听得那小孩直张着嘴看他。我到现在还纳闷，男人们几乎个个享有绰号，却很少有给女人取外号的。在记忆的库存里仔细翻捡，始终找不出来，最多与自家的男人一起享用绰号，比如那位“快刀阿三”的老婆就被称作“快刀阿三老浓”。唯一一个有点像绰号，是对当时生产队妇女队长的称呼。字写不出，发音像后鼻音，更像大户人家早上开门时大木门发出的响声。妇女队长身材高大，行事干脆利落，说话嗓门也不小，很适合做头头。她两个儿子常跟我们一起玩，玩着玩着生气了，吵嘴了，我们几个就做着开门关门的动作，并配上开门关门的响声，惹得那两兄弟咬牙切齿直蹬脚。
村里人自有村里人的快乐方式，想起来还挺怀念的。过年年三十带着老婆孩子往老家过年。年夜饭，结婚后年年在老家和父母在一起。结婚前也是。这样看来，我是个生活稳定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人，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幸福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是一种幸福。母亲年前身体不太好，打了几天吊针，才精神些。吟儿提议要和阿婆阿爷打牌，妻陪战，四人围坐茶几，我一旁观战。毕竟有输赢，时不时有些小紧张，时不时会发出惊叫声，惋叹声，欢笑声。吟儿的声音最亮，母亲也发出难得的笑声，笑得身子颤动，不知道母亲多久没这么笑了。我拍下了父亲母亲大笑的照片。总有一天，我只能看这些照片回忆父母了。现在过年，一切都是现成的，少了准备过年的过程，就少了一种气氛。小时候，这几天是最忙的。年三十，正忙着裹团子、炒瓜子花生呢。回想小时候过年，自己是融入其中的，年味是自己一点一点攒的。小时候的年，放寒假可算是一个前奏。背回坐了一学期的板凳，拿了成绩报告单，定还有一张两张奖状，当然也会有奖品，几支铅笔和几个练习本。贴奖状纸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有时是浆糊粘的，多数时候用饭米碎粘。那时家家都穷，没啥好物显摆，贴奖状可算一件显摆的事。几年累积下来，我家腰门那面芦柴和报纸糊的墙上，贴满了奖状纸，比年画还漂亮，红通通的，那是一家人的面子。腊月廿三开始就要送灶、做忌日、掸尘了。送灶、做忌日，我和弟弟只是打打下手，帮妈搬搬凳子和供品。有不少禁忌，做忌日点香后不能碰凳子，大概是怕惊了先人。倒酒三巡后，母亲先拜，跪在一个垫子上，一边拜一边轻轻说话，说的每次差不多，祈望祖宗保佑，两个儿子听话、好好读书。接下来我和弟弟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另一个世界，也许祖宗大人真坐在凳子上看着我们，只是我们看不见。临了，也纳闷，这不是一点没动吗？不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感。掸尘则是我和弟弟必须完成的寒假作业。因为有了这个作业，我对过年的期盼里夹杂了一份抗拒。我想，谁规定一定要掸尘的，不掸尘就不能过年吗？谁谁家不掸尘不也照样过年吗？村里有一户人家，住在被没收的地主家的房子里，家里从来不打扫，几个孩子的衣服油亮油亮。他们不也过年么？谁规定过年一定要掸尘？“妈规定的。”弟弟回答了我的问题。是的，妈规定的。妈的话就是法律。我们戴上破草帽，蚊帐竹竿绑上棉布，把家里家外的尘垢蛛网都荡涤干净。最让人心烦的是洗刷“界橱”，就是厨房里的柜子，一般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盛放“下饭”的，肉、鱼难得吃到，多的是腌制的东西，腌菜，腌冬瓜，最多的是腌制的“弯头菜”，学名“雪里蕻”的。快过年了会有油炸豆腐煮肉，那是绝对的美味了。“界橱”下半部是放碗碟的。那时的“界橱”，上半部四扇门是有镂空的花纹图案的，最易积灰尘，下半部是四扇移动的格子门，格子非常小，也是灰尘喜欢待的地方。要把四扇花门的图案洗干净，本已考验耐心了，还要将格子门的一个个格子弄干净，最磨人了。每一个格子仅容得下食指指头进出，食指指头都必须一一光顾到，否则等水干了一看，哪一格还有灰尘，一目了然。就这样，少年对于过年的热情逐渐被井边的冷风吹去了大半。我的过年的热情，又被随后几天火红的灶火燃得旺旺的了。快过年的几天，妈妈厂里放假了，忙着洗被褥、谢年，爸爸的任务是杀鸡。而炒瓜子、花生、胖豆，一般放在晚上。我的任务是烧火，弟弟帮我扦风箱。那时用的是老虎灶，两个灶火洞上安俩铁锅，中间挤一个铁汤罐（借俩灶火热量温水）。烧的柴最好烧的是棉花秆，很珍贵，极少用。塘柴也不错，就是六塘七塘野生的芦苇秆。最次的是稻草，不禁烧，有时还一蓬火弄得满脸黑。偶尔也会劈木头来烧，最省力了，几根小木条搭成个架子，不拉风箱，火也不会熄。这时，你听着柴火荜拨作响，看着火苗欢快地跳跃，脸被映得红红的，心也暖洋洋的。过年最忙的是妈妈，爸爸因为在公社里上班，每天都要到晚饭前才推着自行车进家门。不过有些事是一定要爸爸做的。比如搭老白酒。我常看别人家过年前搭老白酒，直到我十岁左右的某一年，我家里也自酿老白酒了。老白酒是米酿的酒，与绍兴黄酒是同类的，只是少了最后加色素这一工序。我总觉得要让米变成酒，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爸爸居然也能做这样的事，让我对爸爸心生崇拜感。因为是个大工程，我们全家动员，烧了满满几锅米饭，晾在几个竹牑上。几只大缸，都用厚厚的草席子围着，敞着大口，占据了我家前半间大部分空间。将煮熟的米饭放在这些大缸里，贴着缸壁压实，中间留出碗口大的空，然后盖上盖，铺上棉被。这一层棉被更增加了一个十岁少年的好奇心。父亲像个有经验的酿酒师，每天要俯下身子贴着缸听声音，米在发酵呢。我也听，却听不到声音。我弄不明白，米究竟是怎么变成酒的。爸爸好像也说不清，只是说，放“药”很要紧。这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东西，买来时是一个个圆球，碾成了粉和在米饭里。好像说放得多，到时酒劲便足一些。那些等待开酒缸的日子里，家里弥漫着一种香味。是粮食在“作”的气味，是米饭慢慢成为酒的气味。闻着这种香味，有时看弟弟脸红扑扑的，很陶醉的样子，他日后的好酒量不知是否从那时培养的。开缸时间的把握很关键，爸爸似乎请了有经验的邻居来把关。自酿的米酒，比买来的黄酒好喝，“进口”有点甜，其实酒劲比黄酒大，老人们叫它“后发功”。现在推想，那一年弟弟肯定喝了不少自酿米酒，爸爸更不用说了，放开肚皮喝吧。在喝酒上，弟弟随父亲，酒量好。我随母亲，不能多喝，一喝便上脸。家里有一屋子自酿的米酒，这年过得多带劲！心暖，一半是因有好吃的，另一半呢？说不太好。应该属于精神层面吧。可以走亲戚？可以穿新衣？这还是物质的居多。纯粹精神的，现在想来，是一种难得的“自由”。越接近过年，母亲的话语越委婉，越温和。平时不可越雷池的事情，这几日里宽松了。即使做错了什么，这几日里也不会受斥责。记得外婆说过，大过年的，说那样的话，是犯忌的。年夜饭更是一年到头最“自由”的一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鸡肉，平时绝对吃不到的，可以吃好几块呢。蛋汤，可以连着舀上两调羹。还有肉圆，蛋饺。母亲还拿出绝活，调制出几碗糊和羹，是母亲老家泗门的特色菜，成系列的，有鸡胗糊，带鱼羹，最后是有蜜枣金桔的甜羹。一年到头，似乎便是为了吃这一顿。吃着吃着，妈妈会让我和弟弟将家里的灯全开亮。这时候，也是家里最亮堂堂的时刻。还有个讲究，年夜饭每个菜都要剩一点，意为“年年有余”。那一顿米饭会烧得特别多，余下的也特别多，来年不愁吃的。最有意思的是，每年除夕睡觉前，母亲给家人一人一个火柴盒，把剥好的瓜子花生米放在盒子里，塞在枕头下，还一再嘱咐，明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盒子吃。而正月初一，不能扫地，不能倒垃圾，说是“藏财”。老辈人传下来的习俗里，总含着某种对于生活的期盼……
微信很忙。大过年的，发个喜庆的微信吧，但周围似乎年味并不浓，似乎觉得没啥好拍。年前去过潍坊，发一些存着的照片吧。潍坊高密的扑灰年画、剪纸、泥塑，够喜庆，够年味。咱这儿，难不成真找不到年味了？去外面转一圈吧。屋后是一条通海的河，叫翁家浦。河对岸一间平屋，不显眼，门两边的春联倒十分抢眼，横批“吉祥如意”。门口一老者在晒日头，旁有一小孩，一大人，还有小狗。屋前有一些用塑料、泡沫塑料、陶等各种材料做的容器，种着葱类的小植物。年夜饭还早，正好在多日不见的日头底下晒晒。我按下手机快门。走过几间门面，两层楼房，铁栅门，瓷砖贴的墙门头，墙门上的春联写着“富贵平安”，墙门顶上有两盆貌似盆景的葱。道地里一个大人嗑着瓜子，两小孩坐在门前台阶上，一个像在打电话，一个低头玩着手机。接着便来到一座被叫做庙桥的石桥前，石桥旁有几爿小店，其中一店门口火红火红，叠满了爆竹、焰火，还不时有小孩进进出出，怀揣着积攒了一年的激动和兴奋。再往前是开阔的庄稼地了，一条小河围着这片地。一位母亲，领着两个小女孩，走在田埂上。田里种着大豆，一片绿色，远一点也是绿色，中间一片枯黄的草。小女孩的衣服是梅红的，在绿黄相间里跳跃，把一幅初春田野的画给点活了。母亲走在最前面，身子前倾，大步流星，领着孩子们走向春天里。转了一圈，拍了不少照片。末了，在离我家不过几十米的地方，看到一间简易的小平房，灰泥还是新的，屋顶是简易的石棉瓦，石棉瓦上一个简易的电视接收“小耳朵”。几个外地口音的年轻人进进出出，忙碌着。令我驻足的是门两边大红鲜亮的春联（回家后细看，上下联贴反了），一结结实实的肘子肉挂在一颗铁钉上，点缀在春联“得意春风”的字行间。听舅婆说话好久没去看舅婆老大人了。小时候最喜欢到舅婆家去，爸妈年轻时家里年年春节办饭，每年都可见到舅婆。这些年过年也不走动了，都好几年没见舅婆了。年前母亲给舅婆打电话，舅婆问起了我。母亲说，该去看看舅婆。父亲要陪我去，怕我认不得路。可我想一个人去，这样可以多坐会儿。通往舅婆家的石板路我是不会忘的。走过这段路，有一条小弄，一边是一排高楼的山墙，一边便是舅婆家的二层楼屋。说是楼屋，其实跟高平屋差不多高，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但我还清楚记得当年的陈设，正屋挂有英年早逝的舅公的照片，一脸清瘦。舅婆的大儿子兴（我喊他大表叔）是在这个老屋办的婚事，赶在舅公断气前办的。后来，还是在这里，舅婆先后为大女儿凤、小女儿慧和二儿子永、小儿子尧办了婚事，每一场喜酒我都到场的，所以，舅婆含辛茹苦支撑这个家的艰辛，我还是知道点的。大表叔后来在镇里买了新屋，永和尧结婚前，都在附近建了新楼房。老屋后来只是舅婆一人住。再后来老屋年久失修，不能住了，就与阿尧的新楼房并排造了间小屋。现在舅婆就住这小屋，小屋面前是我小时候玩耍过的晒场。我几步走过小弄，就来到了晒场边的小屋前。门开着，一眼就看见了舅婆，她正与邻居说话。见了我，舅婆拉着我的手，端详了好一会儿。舅婆就像我的亲阿婆。准确地说，比亲阿婆还亲。亲阿婆是个个性张扬的人，爱喝口酒，说话走路风风火火，跟儿孙们不亲热，我们从小只是怕她，不愿也不敢与她亲近。在舅婆这里，我却找到了这种亲情。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感情。孩子是不易被骗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不愿多来了。在我眼里，舅婆就是亲婆。舅婆拿一把竹椅让我坐下。我让她先坐。我们面对面坐，离得很近。舅婆说过年86岁了，身体还行，睡得着，吃得下。年里头那几天忙，累了，吃了晚饭就想睡了，一碰枕头就睡着。舅婆这一生吃了很多苦，过了很多的坎，却一直乐观，心态好。我闻得屋内有烧煤的气味，舅婆说一早生了煤球炉，正烧开水。烧水时开着门，空气不会闷。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烧点水给小儿子阿尧他们，他们晚上回来用的热水都有了。她说，孙辈都不错，就小孙子有点放心不下。小孙子中专毕业，现在村里坐办公室，可没啥事干，他就想着再读书。他爹阿尧不让读，说不给学费。我寻思着，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