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坚决反对美国制裁 美商务部表示禁令没扭转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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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机会宝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次中兴事件对国产IC产业是个转折点。但不管怎样，当下真心希望他能度过难关。
　　(000063,)董事长：美国制裁使公司进入休克状态
　　针对美国商务部向中兴通讯发出出口权限禁止令，中兴通讯20日在深圳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但发布会仅持续10分钟即结束。
　　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说，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对公司全体员工、遍布全球的运营商客户、终端消费者和股东的利益造成直接损害，我们坚决反对。此前中兴通讯在其网站和官方微信发布声明，称美国商务部与安全局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中兴不能接受。
　　针对“封杀”中兴通讯一事，美国商务部新闻官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兴的禁令目前没有扭转的余地或协商的空间，要严格地等到7年后才有望重启协商。
　　中兴通讯发布会实录：
　　日，美国商务部以中兴通讯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未及时扣减奖金和未发出惩戒信，并在日和日提交给美国政府的两份函件中对此做了虚假陈述为由，做出了激活拒绝令的决定，对中兴通讯施加最严厉的制裁措施。
　　这样的制裁将使公司立即进入休克状态，将直接影响公司8万员工的工作权利，直接损害8万个家庭的利益；将对公司为全球数百个运营商客户，以及包括数千万者在内的、数以亿计的终端消费者用户履行长期服务责任带来直接影响；将对公司全球30万股东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将对公司对数以千计的、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履行责任和义务带来直接伤害。
　　我坚决反对美国商务部做出这样的决定，坚决反对不公平、不合理的处罚，更反对把贸易问题政治化。美方将细微的问题无限扩大化，对企业造成极大影响，对此公司高度关注，公司将通过一切法律允许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中兴通讯作为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全球化企业，我们将担当起中国企业应有的责任，更加发奋自强，我们身后有强大的祖国和十三亿人民，给予我们克服各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将团结一致、恪尽职守，采取各种措施，尽最大努力维护员工和股东的利益，履行对客户和合作伙伴的责任。
　　同时我们也在认真反思，还要加大研发投入，求人不如求己。持续健康的发展，所以国内有巨大的市场，所以有能力、有信心应对挑战。中兴作为全球一个企业，反对有关国家用单边主义破坏全球产业链。中兴通讯的产品在国内是有市场的，有十三亿人民的支持，我们有能力、有决心度过难关。
　　我们绝不放弃！中兴通讯的旗帜将永远飘扬！
　　媒体提问环节
　　Q1：中兴通讯做为高科技企业是否具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如果有，为什么被美国制裁就受不了呢？
　　3万研发人员；连续8年PCT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多个标准化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在无线、核心网、承载、终端等产品处于全球领先；公司各主要产品中大量使用自研专用芯片；我们还要加大技术投入，使我们的能力更强。
　　信息技术是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产业，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信息技术，导致产业链全球分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自身独立完成，虽然美国在某些领域属于世界领先，但美国也不例外。
　　Q2：据我们从各方面了解的信息看，近两年公司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不断加强，同时公司也已经为解决美国出口限制支付了巨额罚款，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次的漏洞和问题？
　　合规和内控是公司战略的基石。在出口管制合规方面：总裁直接领导合规委员会；组建了一支覆盖全球的资深出口管制合规专家团队；引入多家国际顶级顾问团队；实施GTS系统；2017年投入超5千万，并计划在2018年投入更多资源；组织超过6.5万名员工的合规培训；全面配合美方指派的独立合规监察官的监察工作，提供超过13万页文件；公司一直致力于建立全球一流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
　　出口管制是个复杂的系统，中兴通讯业务复杂、员工众多，要保证每个员工每个业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疏忽，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在本次事件上，公司自查发现了问题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本身就体现了我们的合规体系在有效运转。
　　即使在拿到拒绝令的今天，我们依然以全球一流出口管制合规企业的标准自我要求。
　　中兴问题已演变为大国棋盘上一个博弈的劫点
　　中国经济已摆脱70年代末近乎崩溃的境地，但依然在艰难中趔趄前行，经济总量在世界总盘子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年的4月，云南边防部队发起了收复老山、者阴山的作战。就是在这种近乎总体灰色的大基调下，那年的第二届春晚，来自香港歌手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响彻大江南北。
　　彼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过去6个年头，一切都还刚开始，一切都还在摸索中。“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朴素而真挚的感情，朗朗上口的歌词，唱出了全球华人对历经磨难后终于开始经济改革的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期待。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那年年初开始，邓小平就在几个新建的经济特区考察调研，在深圳的题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而他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公司宝钢的题词是：“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遗憾的是，被建国前30年各种折腾耽误了太多时间的国人，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抄捷径追赶英美，所以绝大多数人充分理解并执行了前两句，却极少有人领会伟人第三句话的高瞻远瞩与内涵。
　　也许，所有人都没想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近乎崩溃的经济体，在动乱的泥沼里腾飞，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超英赶美已经从口号变为现实。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叫特朗普的疯子发起的贸易战，我们大概率会陶醉在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与“大国崛起”的耀眼光环里，感觉良好，乃至一醉不起。
　　1820年，嘉庆25年，大清GDP占到了彼时全球近三分之一。整个大清罔顾欧洲已如火如荼的产业革命与技术创新，依旧沉浸在东方帝国的歌舞升平中。短短75年后，洋人的几艘坚船利炮就彻底鉴定了帝国的成色。
　　任谁也没有想到，中美贸易战中最先倒下的，不是所谓要被淘汰的传统产业或者外贸企业，而极可能是一家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区引以为豪的标签式高科技企业：中兴通讯。
　　从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价值 6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开始，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
　　在中美之间你来我往交锋一阵后，随着博鳌论坛上中国表态将扩大对外开放，中国领导人在主旨演讲中推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更具开放性的四大开放举措后，贸易战稍微降温。舆论也一直依据过往经验，习惯性认为这些表面的剑拔弩张，不过是美国政客为应付中期选举的一些间歇性作秀而已，会随着中国的象征性让步与利益集团的游说而很快偃旗息鼓。
　　但这次很明显是个例外。美国突然宣布封杀中兴通讯，令看似舒缓了的形势彻底变味，陡转急下。
　　这次的全面封禁，其实是美国商务部和联邦调查局在2012 年就中兴未经授权向伊朗出口，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规定而制裁的追加。当时美国发现中兴曾与伊朗的电信公司签署 1.2 亿美元合约，当时中兴通讯与专利授权公司 Vringo 在美国打官司，中兴高层还因担心遭逮捕而拒绝出庭。
　　之后，在 2016 年整个事件彻底爆开，因为美国政府取得中兴内部极为机密的文件，档案中指导如何规避美方制裁措施，例如建议中兴利用空壳公司来向受禁运的国家出口美国产品，而中兴就是根据该策略向伊朗输入美国制造的产品，包括美国企业的软硬件。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主管 Mary McCord 表示，中兴最高管理层允许并批准该计划，而且中兴还多次欺瞒、误导联邦调查员。
　　2017 年 3 月中兴认罪，就美国指控其违法向伊朗及朝鲜出售美国科技及妨碍司法调查达成和解，并同意支付 8.92 亿美元罚款，后续中兴若违反与美国商务部的协议，还须额外支付 3 亿美元罚款。
　　根据和解协议，中兴承诺解雇 4 名资深员工，另有 35 人接受取消奖金或被谴责的纪律处分。
　　之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份全面封禁令：禁止美国公司想中兴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直到日。
　　这对仍有相当大部份芯片、零部件、操作系统、软件都与美国厂商有紧密关系的中兴而言，将会陷入无零件可买、也无技术这支援的绝境之中，无疑就是一份死刑判决。
　　以目前中兴产品来看，包含手机、平板等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电信设备为主，其中电信设备占营收以及相关服务占约 6 成，而消费类电子产品则占约 3 成。
　　其中，中兴的电信设备部分的关键组件，比如说光传输的发送器与接收器等，还是以国际大厂作为零件供应主要来源，电信设备中的零件亦有不少来自美国的供货商。整体来看，外来零件占其料件比例至少有 6 成以上，而来自美国供应商的料件至少占了这 6 成的一半以上。而在手机产品方面，高通目前是中兴最大的应用处理器来源之一，占其手机产品约 6 成。
　　而遭受制裁之后，中兴不论在通信设备，或者是手机产品，都将面临断炊的危机，通信设备虽可能在零组件取得一部份中国本地供货商的支持，但缓不济急；而在手机产品上，由于往后就无法拿到来自Google 的安卓系统授权，这意味着中兴手机不只是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而是连其他市场都无法进入。
　　除非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头牌”科技公司一打就死的尴尬而出手“养”着它，否则，从商业运营角度，这家公司已陷入事实上的“濒死”状态。
　　而如果美国政府制裁持续过久甚至扩大化，引发整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单中兴，整个整机产业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中国靠科技最短板的核心――芯片而言，若失去国产整机厂作应用支撑，又谈何发展机会？
　　特朗普不只是一个普通商人，从战略和大局观角度，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高段位棋手，在我们眼里看似的无理手，前后勾连后，已赫然成势，此时再投出精准的胜负手。
　　你问何谓胜负手？
　　如果你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基础命门被对方一把拽住并掐死，你认为这算不算胜负手？
　　到今天这个地步，中兴自己已经无能为力，能救中兴的只有中国政府:看中国愿意放弃哪些利益，保留哪些利益。一个中兴对美国无关紧要，将中兴惩罚致死是一种姿态，通过谈判放行中兴是另外一种姿态。中兴问题已演变为大国棋盘上一个博弈的劫点，区别只在于，对中国，是一个舍谁的负劫，对美国，则是一个取谁的无忧劫。
　　为何没有能跟美国抗衡的能力
　　虽然这些年，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自给率逐年提高。华为海思最新的麒麟芯片可以和高通骁龙820一比高下；龙芯积累了十多年，也终于可以和北斗卫星一起上天；随便拆开一个蓝牙音箱、机顶盒、冰箱洗衣机，里面的核心芯片已经大部分是国产品牌。但不可忽视的现状是，这些国产芯片的成功应用大多在消费类领域。在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通信、工业、医疗以及军事的大批量应用中，国产芯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高速高精度ADC/DAC等领域，还完全依赖美国供应商。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国家遏制中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的瓦森纳协议依然生效。上述几种芯片是限制出口的重灾区。如果想看看中国这几个方向的真实水平，每年查查瓦森纳协议的更新就可以了。而现代相控阵雷达里面，他们都是必需品，只能通过”你懂的”渠道获得。每生产一台国产示波器，里面的ADC都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才能进口，同时要承诺不被转做军事用途。打开中兴、华为出产的基站，电路板上除了几颗数字基带芯片是自产的，通信链路上RF，PLL，ADC/DAC乃至外围测量电源电压的芯片都见不到国产供应商的身影。虽然整机厂通过自产基带芯片掌握核心算法，但是，却无法解决被国外芯片供应商“卡脖子”的问题。了解整机产业的人都知道，一台基站假如有100颗芯片，其中只要有1颗被禁运，整台基站就无法交付。就算找到团队重新设计，根据IC研发的固有规律，一颗芯片从设计、测试到量产至少要1年以上，高可靠性的工业级芯片需要时间更长。如果制裁持续1年，这期间中兴的所有产品全面断货，合同无法履行，完全没有收入，结果不言而喻。唇亡齿寒，就算国产ICer们一年后把芯片给中兴做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这一次，美国政府是捏住了中兴的脉门。
　　诚然，这些年来中国电子整机行业水平突飞猛进。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世界第一大通信设备公司。逼的其他几家公司只能不断合并，最后中兴得以挤进世界前四。联影、迈瑞等国产大型的产品水平直逼GE、飞利浦等巨头。国产雷达完成主动相控阵的跨越式超越，052C/052D、歼16等高性能武器服役，其雷达制式和性能已经直逼美国，超越欧洲和俄罗斯。就在军迷们弹冠相庆，裤衩红的不能再红的时候，不能掩盖的事实是缺”芯”的命门其实一直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纵览历史，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突破其实也是电子技术演进和世界分工变化的结果。电子设备的核心是算法、软件和硬件。算法和软件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人依靠聪明和勤奋容易完成赶超。客户需要一个feature，华为可以连夜派工程师加班编写；都是基站，华为可以做到一键配置完成，而对手需要按照操作手册一步步完成。早年的华为靠这些逐步建立起市场优势。而硬件随着IC技术的发展，芯片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多，实际上技术含量都集中到了芯片中。以前一块电路板上上百个元件，调试和良率都是门槛，而现在变成一两颗芯片。只要你能买到芯片，照着参考电路设计一下，八成能用。除了军用的高端芯片，华为中兴之流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商用芯片。尽管有瓦森纳协议，但美国供应商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也在帮助我们想办法绕过限制。于是，买了一流的芯片，就有了一流的硬件，再加上勤奋铸就的软件和聪明凝聚的算法，打败懒惰的欧洲通信商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3月7日，美国政府的制裁来了，我们才发现，世界领先的整机产业实际上是建立在沙子一般的地基之上，皇帝的新衣被人扒的一干二净。
　　互联网我们有BAT可以和facebook/google过过招，电子整机有华为中兴可以对抗思科爱立信，IT行业里面为什么独独集成电路，没有能跟美国抗衡的能力呢？这还要从IC设计产业的特点来说起。IC设计相对于互联网和整机设备，有两个重要特点，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互联网做一个a，可以一天出一个版本，有些bug没关系，第2天就可以修复，试错和修改的成本几乎为零。整机硬件的电路板设计周期在1天到1个月之间，生产周期在3天到2周之间，出了错重新投板费用在几百到几千之间，最多数万块钱。而IC设计，不算架构设计，从电路设计开始，到投片，最少要半年时间。投片送到工厂加工生产，一般要2个月到3个月。最重要的是一次投片的费用最少也要数十万元，先进工艺高达一千万到几千万。如此高的试错和时间成本对一次成功率的要求极高，不得不把流程拖长，反复验证，需要多个工种密切配合，团队中一个人出错，3个月后回来的芯片可能就是一块儿石头。修改一轮，又三个月出去了。
　　与试错成本高并存的是排错难度大。互联网编个软件，调试起来几乎可以在程序任意地方设断点，查看变量当时的状态或者打出log。硬件电路板上，几乎任何一根信号线可以拉到示波器上看波形。而一颗手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而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量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这少得可怜的信息，推理出哪个晶体管设计错误，难度不言而喻。
　　两大特点导致对IC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试错周期长需要逻辑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排错难度大需要一套科学的实验方法。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国内教育的软肋。过分重视知识的记忆，而忽略逻辑和方法。所以当软件工程师们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不断快速迭代的时候，ICer们却经常遇到猪队友的困惑，导致原地打转。加班已经不能再多，却还是一次次的delay，上市时间依然落后。更有很多bug无法找到原因，反复投片实验也无结果，最后只能以项目失败收场。
　　高难度的产业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利益和商业价值。集成电路被誉为电子工业的粮食，除了对国家和行业安全有着巨大的意义，利润率也随着技术含量水涨船高。芯片本身的是二氧化硅，成本极低，上面凝聚的技术就决定了利润。消费类芯片产品一般毛利率在30%~40%，工业用产品一般能在50%~60%以上，更有甚者，以高性能模拟芯片为主的美国Linear公司，平均毛利率能达到90%！很多我们无法设计的芯片，例如高端交换芯片，毛利率都在99%以上。一旦中美开战，即便没有禁运，美国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把自己电子武器的批量成本压到我们的1/10是分分钟的事情，细思极恐。
　　尝试突破
　　我们一直努力，从未放弃。
　　高校。有些高性能关键器件芯片规模不大，看起来挺适合高校来作为突破的主力军。但多年下来，业内公认是高校的水平不如工业界。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也这样。这和前述集成电路产业的特点密切相关。
　　高校的优势是出新idea，对于算法这类领域挺合适，仿真实验看到结果快且准，仿出来有效果基本实际就会有效，顶多实现复杂度太高。芯片试错成本高，流程长，参与协作的工种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看不到好结果。能把一个芯片做成业界普遍水平，不掉坑里，就已经不容易，需要多年积累。学生们积累少，纵有好的idea，往往躲不过路上无数的暗坑，还没看到idea的效果，就死在半路了。学校的特长是做更前沿的研究，适合弯道超车。而集成电路恰恰不好弯道超车，尤其是模拟芯片，你不解决100MHz的问题，到200MHz的时候那些问题还在。
　　仿制、抄袭。军迷们引以为自豪的山寨能力，就是看美军有什么，我们就抄一个。集成电路也可以抄，学名反向设计。虽然芯片很小，电路密度极大，但仍然可以通过显微、照相等方式获得他的全部版图信息，然后复制一份，送到工厂生产，似乎看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产品了。其实不然，版图相当于软件编译后的机器代码，可读性很差，无法了解其原理和架构。而版图提取本身存在物理误差和人为错误，尤其对于高性能的模拟混合信号芯片，对工艺又非常敏感，稍有不一致都可能导致芯片性能和良率的巨大差异。而此时设计人员无法了解原理，定位错误犹如一个盲人在大海里捞针。研究所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每次反向犹如一场赌博，有时候做出来OK最好，一旦出现问题，基本束手无策。所以多年下来，除了电路比较简单的射频和功放芯片，上述高性能PLL，ADC等关键器件反向成功，能量产装备的例子寥寥无几。
　　科研项目。国家近十几年来，一直通过863/973/核高基等国家级科研计划对关键器件进行支持，投入巨大。后期也要求工业界和整机厂加入，以解决应用脱节的问题。但这些年下来，真正能量产并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成果寥寥。究其原因，一个是目标脱节。IC界有个说法，实验室测试通过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到量产还有巨大的工作量。科研项目只需要在评审的时候能够提供几颗样片，演示出所需性能即可拿到尾款。而工业级应用需要在各种温度和环境变化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以及解决批量生产的良率问题。如何保证量产是需要从设计一开始就考虑的，有些科研单位选择的架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只能交差，而不能量产。二是指标脱节。科研项目的立项单位不考虑国内实际水平，盲目追赶世界领先水平。不管上一周期的项目是否完成，今年的指标一定要更近一步。申请单位恶意竞争，不考虑自身实力，申请时竞报指标，谁提的指标高谁拿到项目，才不管2年以后如何交差。这样的制度下，本来按照已有技术积累，做100MHz还能量产，指标竞价完成后目标变成500MHz，最后谁都搞不定。
　　人才引进。2000年前后，国家利用人才政策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这期间有陈大同、武平回来创立了展讯，魏述然回来创立了锐迪科等一批国产IC设计公司。这批公司一开始也许有想做工业级产品、关键器件的雄心，但很快发现产业环境不合适，中国整机还没有强大到今天华为中兴的地位，市场容量小，技术可靠性要求高，design-in周期长，所以这批中成功活下来的这批企业都是靠消费类市场和08年附近一波中国山寨手机热潮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良性循环。然而对于引入工业级、关键器件的人才就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首先合适的人选就非常少。例如在美国，由于瓦森纳协议的限制，华人无法进入ADI/TI等公司最核心的ADC产品研发部门，即使在他们设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大陆工程师可以通过网络看到绝大部分母公司的设计，但高性能的ADC产品除外。这简直是90年代气象局被房子锁住超级计算机的另一个翻版。
　　2009年从美国ADI公司回来了一位李博士，通过非法手段带回了高性能DAC产品的版图，一下子提高了国产DAC产品的性能指标。但2013年事件被曝光，遭到ADI和美国政府的抗议。李事件导致美国政府对华人参与关键器件研发的控制更加严格，并对往来中国的留学生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相继查出Vanchip剽窃RFMD事件和天大教授张浩被FBI诱捕事件，不论是真是假，对海外留学生归国从事关键器件研发造成了心里阴影，很多人为了保住往来美国的人身自由，放弃参与国内高性能的关键器件研发工作的机会。
　　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华为中兴需要遵守国际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李的方法和产品无法被正规整机厂采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工业界的问题。相反华为中兴对引入国产供应商在知识产权上更加担心，要求国产厂家自证清白，有的甚至到了要求国产供应商的创始人不能有ADI/TI履历的夸张地步，进一步导致国产替代进度的严重落后。最后，在没有知识产权问题的军用领域，由于受2013年被曝光的影响，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李博士的产品被装备使用，甚是可惜。
　　整机厂自己努力。国内真正算在高性能关键器件领域有所突破的应该只有华为旗下的海思了。海思因为有华为不计成本的投入，麒麟的成就众所周知，在高速光通信及交换芯片上也有突破，已经在慢慢从低端蚕食broadcom等多年来构筑的技术壁垒。但之前任总的一篇讲话中，给海思的定位是备胎，任总要求华为一定要用最好的器件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性能，海思做不到性能最优就不采用。实际上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芯片行业有个特点，很多问题在实验室是测不出来的，必须在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才能发现、改进和提高。如果一看指标不好就不用，那永远没有机会发现问题，那这个备胎永远是个纸糊的，一上路就碎。实际上，正是华为终端部门被要求捏着鼻子也要用K3V2，才成就了今天的麒麟。
　　国家层面也看到了上述问题，2013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调研集成电路产业，随后国家出台了新的集成电路产业振兴规划。改为成立产业基金，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对集成电路企业进行帮助。同时以紫光为首的国内民营资本结合政府基金，开始了国际市场上的疯狂扫货。展讯、RDA、OmniVision等企业纷纷被收归旗下。但时光转到2015年，紫光和大基金系的扫货开始遇到障碍，收购美光，西数，试图以此突破nandflash产业遇挫，华润报价Farchild被拒。连飞利浦照明业务的收购也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功率半导体技术外泄而终止。回过头来看，除了展讯这类本来就是国内公司、OmniVision本来就是华人公司，国家通过收购的方式并未采购到货真价实的核心技术，更不要说可以有军事用途的射频、ADC等关键器件技术，可以断定美国人是不可能卖的。
　　如何破局？
　　对于突破集成电路高性能关键器件，有三个因素：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有整机厂的通力合作和有耐心的团队。
　　资金怎么解决，“十八大”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芯片研发是高投入高风险，最后运气好才有高产出。现在政府通过大基金的方式来决定资源分配，并不一定总能选中最后的胜利者，而且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道德风险，都会让其投资行为走形。另外，国资的大规模投入还会造成挤出效应，减少民营资本在产业中的投入量。
　　最好的方式还是吸引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只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足够大的利润，他就会心动。而一开始团队技术水平跟先进水平有差距，无法参与全球竞争，可以攫取的市场规模必然没有那么大。这个时候应该是国家出马，通过补贴和奖励整机厂商的方式，在不损害整机厂家成本竞争力的前提下，在初期允许国产芯片商卖一个高价，获得超额利润，弥补巨额研发的投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后期，根据芯片累计装备的数量，逐步减少补贴，最后达到市场定价，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这种政策好处是钱肯定都花到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中，谁最后装备，谁做的东西能用，就补贴谁。当然要注意防范骗补的问题。
　　至于研发风险和选择错误风险，让民间资本来去承担。民资花自己的钱，自然会慎重选择团队，即使研发失败，也能坦然接受。这样一份国家补贴，可以吸引多份民间投资，只要其中一份儿成功量产，国家就赚到了。
　　当然所有的前提是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整机产业。只有他们，才有动力去试用还在襁褓中的国产IC。在推广国产IC的过程中，最感动的就是这群整机厂家的技术人员，不需要任何的利益驱动，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国产IC，有时上司都允许放弃了，他们还加班加点帮助国产供应商查找问题。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次中兴事件对国产IC产业是个转折点。但不管怎样，当下真心希望他能度过难关。
　　来源：本文综合自e公司官微、那点事、芯师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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