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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规矩”消除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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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以“明规矩”消除潜规则）
吴翎翎 朱海涛
只有让“明规矩”立起来、硬起来，彰显党纪国法的公信力和威慑力，潜规则才会失去立足之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都有了明显改善。但是，以潜规则为名索贿、受贿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地方或单位存在着。有少数党员干部认为，逢年过节收些礼品、礼金是人之常情，并不为过；更有甚者，认为“吃回扣”“拉关系”等行为是市场潜规则和社会普遍现象，难以清除。
所谓的潜规则，一般是相对于公开正式的规章制度而言，指不成文、不公开、不为正式制度所承认，却又被私下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许多人“遵循”的各种非正式隐性规则。潜规则虽不是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但在一些人的眼里却是约定俗成的、正式规则之外的另一套行为准则，对其盲目遵从，就在一些地方或单位衍生出了“腐败亚文化”。这种“文化”倡导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价值观念，其直接表现就是将权力等同于特权，并默认掌权者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即使大多数人都痛恨潜规则，但仍旧照此行事。在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了潜规则比规章制度更管用、更有约束力的怪现象，以至于一些人认为办事送钱送礼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果别人不收礼，反倒是不正常了。
腐败潜规则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或单位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比如，一些地方仍存在决策不够民主、权力过于集中、个人规避责任比较容易的情况，导致少数领导干部恣意妄为。同时，制度的不完善也给了潜规则一定的生存空间。比如，一些“明规矩”对潜规则的治理还停留在“不准、禁止”的层面上，缺乏具体的处罚措施；相关规定的弹性较大，缺少明确的程序性规定；等等。
潜规则的存在破坏了成文规则的公信力和权威，滋生了各种腐败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如果不能尽快纠正，潜规则就会侵蚀党的肌体、败坏党的作风、损害党的形象、疏远党群关系、激化社会矛盾，导致腐败治理难度加大，使社会道德基础和党倡导的价值理念变得脆弱，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只有让“明规矩”立起来、硬起来，彰显党纪国法的公信力和威慑力，潜规则才会失去立足之地。一方面，我们要强化规矩意识的养成，使遵守党纪国法成为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要制定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如明确领导干部不得插手工程、不得为个人私利打招呼等规矩，同时拓宽举报渠道，以“零容忍”的态度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把“明规矩”的权威树起来，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广大党员干部都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办事。
本文来源：大江网-江西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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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据实答好三个问题
应对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严肃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
　　中国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写入十三五规划。
　　但遗憾的是，部分新自由主义者建议，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应听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倡导的政策——国际上熟知的“华盛顿共识”，这不符合中国谚语所说的“实事求是”。
“华盛顿共识”不符合“实事求是”
　　事实上，正如下文将要给出的数据，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反而变得更不发达，只有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或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但实现最快速增长的所有经济体都来自于亚洲，这一事实，有利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中国从中借鉴经验。
　　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如此凤毛麟角，意味着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失败。也即是说，在亚洲之外深受新自由主义推崇的“华盛顿共识”，事实上已被证明为失败的发展理论。因此，中国应学习实事求是的方法而非失败的理论：
·从正面角度而言，应侧重分析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那些少数发展中国家的的成功经验；
·从负面角度而言，应侧重分析听从了世界银行/ IMF倡导的“华盛顿共识”，而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未能成功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那些国家的失败教训。
　　本文旨在论述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的国际事实。事实证明，依据事实的发展战略才能取得成功，也是任何理论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理论必须符合事实。不应罔顾事实或为适应错误的理论改变事实。如果一种理论不符合事实，那么它就是错误的，理应被抛弃。
　　这对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如果中国依据如何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错误理论实施政策，那么这种政策必将失败，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将波及逾十亿中国人，阻止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因此，论述发展中经济体成败经验的事实，是判断一种理论正确与否的前提。
“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
　　应该指出的是，西方曾就是否事实上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展开过重大的讨论。例如，《经济学人》杂志曾讨论过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说，“支持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人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往往低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其实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增长得更快。他们根据佩恩表对各国年间的收入进行了对比。人均收入在1美元（根据购买力平价，即中等收入国家）间的国家在下一个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为2.9％，快于其他任何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值。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体的规模会持续不断发展。潜在的陷阱隐藏在各种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单单拿中等水平说事没有道理。”
　　不过，我无意用更多篇幅谈论这种争论。我只想说明，发展中国家跻身高收入国家非常困难。因此，“为何仅极少数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这个问题将被视为一种实证检验。
何谓高收入经济体
　　毫无疑问，第一个问题是何谓高收入经济体标准。从国际上来看，有68个国家或地区符合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官方标准——人均GDP为12736 美元（约82478人民币）。但支持中国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具有明显的误导成份，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这68个高收入经济体中的大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国家，35个国家的人口不到五百万。仅22个高收入经济体或者地区的人口超过一千万；
·许多国家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完全是由于其拥有非常少的人口并且是避税天堂，比如开曼群岛、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百慕大群岛、马恩岛等国家，或者由于拥有大量的单一商品油，比如沙特、阿联酋等国家。
　　显然，这种类型的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既不具备人口少的条件，也不能推行逃税天堂的战略，更不具备以石油为主的经济条件。
　　这样的事实说明，部分中国媒体有时讨论中国的国际排名时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他们未将人口基数、经济规模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是以石油出口为主考虑在内。中国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这样严肃的问题，不能依据草率的统计，而是需要准确的信息。
哪些国家已跻身高收入经济体？
　　首先谈经济发展事实。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已跻身最重要的高收入经济体数十年了。他们自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后已有数十年以上（通常都超过一个世纪），一直以相对慢的增速增长。
　　例如，就整个二十世纪而论，美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9%，德国为1.8%，英国为1.5%。显然，这样慢的增长路径不适于中国作为发展模式，因为中国计划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在未来5-10年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标准。
　　接下来谈中国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条件。可以指出的是，事实上大多数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在此期间进一步落后于美国。以人口至少不低于五百万的国家和1978年其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 40%为例， 年符合此类条件的53个国家中，28个国家的人均GDP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25个国家的地位则相对美国有所提高。也即是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美国更不发达了。这说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存在难度。
　　但也应该注意到，在较长的时期内，许多前发达经济体退步为发展中经济体地位，或者遭受了灾难性的挫折。如，阿根廷、智利、美国和俄罗斯在几十年内都出现了GDP的大幅跌降。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仅有少数几个国家的人均GDP相对美国大幅增长。自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只有6个至少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陆、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与韩国），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至少缩小了20%。这6个经济体都是来自亚洲。
　　年与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增速快于任何国家。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起点均远高于中国大陆，而且已实现了中国的目标——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
　　就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数量而言，亚洲经济体占据压倒性优势。如表1所示，世界增速最快的所有10个经济体全部来自亚洲——事实上，前13位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均来自亚洲。
　　因此，亚洲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并非是因为推行了世界银行与IMF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
　　这说明，中国要确保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就不能听信世界银行的教条，而是要侧重学习何种因素能确保国经济增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然后要学习何种因素导致亚洲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差距缩小
　　既然中国的人均GDP增速快于其他任何经济体，为何其仍未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标准？答案当然是取决于不同经济体的起点不同。
　　1929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8%，彼时印度的人均GDP高于中国30%。就经济发展而言，清朝与1911年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在追赶发达经济体上是失败的——1900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3%，1913年这一数据为10%。
　　自日本侵华与中国内战结束到1950年，中国几乎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5%。1950年，世界141个经济体中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中国，它们是非洲的八个国家和亚洲的缅甸和蒙古。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比较：据麦迪森计算，1950年时印度的人均GDP高于中国近40%；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最新计算，1950年时印度的人均GDP高于中国近80%。
　　到1978年，中国取得了了不起的社会成就，比如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速快于世界史上的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那个时期，中国也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大幅缩小了与其他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人均GDP的差距：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人均GDP从1950年领先中国80%到1978年缩小至30%。
　　据麦迪森计算，印度的人均GDP从1950年领先中国40%到1978年缩小至0。这是相当可观的的经济成就。当然，这也是了不起的社会成就，但中国的人均GDP仍远落后于其他快速增长的经济体。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快于其他任何国家，也快速缩小了与所有发达经济体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
　　如表2所示，1978年时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0倍，2015年时这一差距缩小至4倍。表2同时显示，中国在多项数据上已缩小与所有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有些数据甚至已超过后者。（见表2，1978年与2015年，各经济体人均GDP与中国大陆人均GDP的比例。）
　　但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起点均高于中国，这是他们早已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标准，仍领先中国5-10年的原因。
　　从年，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差距均有所缩小，具体情况如下：
o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人均GDP差距已从逾八倍缩小至仅略超过三倍；
o 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人均GDP差距已从十五倍缩小至四倍；
o 中国与新加坡的人均GDP差距已从逾二十倍缩小至不到六倍；
o 中国与韩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近六倍缩小至不到三倍；
　　从年，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情况显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远优于亚洲四小龙，但后者经济增速继续远快于老牌发达经济体。因此，中国最终要缩小与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差距，就必须要继续长期（数十年）保持良好的表现。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发展战略的比较
　　上文所述的是中国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比较，本节将主要比较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战略。
　　上文已指出，最重要的老牌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通常已超过一个世纪）不到2%。
　　如表3所示，这种基本的模式并未改变。以最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例，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约为所有这些经济体的近四倍。结果是，中国缩小了与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
　　但也需要清楚地注意到，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增长率相差无己，都低于2%，最高的为1.7%，最低的为1.2%。 年，中国与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缩小具体如下：
o 中国与美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30倍缩小至4倍；
o 中国与德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26倍缩小至不到3.5倍；
o 中国与英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21倍缩小至不到3倍；
o 中国与法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从25倍缩小至不到3倍；
o 中国与日本的人均GDP差距已从近21倍缩小至不到3倍。
　　中国快速缩小与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是必然结果，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原因。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长率缓慢增长，并非由于其当前较高的人均GDP水平，而是当其人均GDP水平甚至明显低于中国当前水平的更早时期这一现象就存在。鉴于所有发达经济体基本上超过一个世纪都维持相同且非常慢的增长率，如果中国采用其增长模式，那么中国也将会陷入缓慢增长。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发展状况显而易见。因此，任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理论和战略，必须符合事实。可以看到：
如果目标是追赶发达经济体，那么全盘照搬发达经济体的任何模式就是错误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模式是数十年（超过一个世纪）维持缓慢增长。
　　中国采用这样的缓慢增长模式，就无法在5-10年后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标准，或者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因此，中国必须利用已被普遍证明的快速增长经济模式——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就是采用这种模式。
　　发展中经济体所采用的这些模式如下：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拥有最成功的战略。 年与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优于所有其他经济体。
·继中国后的第二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通常被称为“亚洲发展模式”，拙文《为什么亚当o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可以很好的诠释亚洲的增长？》曾对亚洲模式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世界银行与IMF倡导、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华盛顿共识”，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那些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相比，是一种失败，正如林毅夫在上文的精准评价。
　　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理论与政策必须立足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全球经济增长而论，任何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必须能对下述三个基本事实，给出答案。这三个决定性的问题如下：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会优于所有其他经济体？
·为什么人均GDP起点高于中国，已达到高收入经济体国际标准的少数亚洲经济体表现不如中国，但优于所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为什么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未能实现快速增长，或者成功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反而大多数情况下进一步落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政策，都不能以“华盛顿共识”教条为基础，因为全球增长数据显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战略。相反，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那些国家，并非基于“华盛顿共识”。应对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严肃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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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理论与政策必须立足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全球经济增长而论，任何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必须能对下述三个基本事实，给出答案。
中国经济发展的任何理论与政策必须立足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就全球经济增长而论，任何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必须能对下述三个基本事实，给出答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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