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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西山堂牌坊蔡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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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Title:'上海青浦——当代·蔡祖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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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祖煌 男，1934年9月出生。上海青浦县人。汉族。大学学历。俄、英语均可读、听、说、写。中科院地质所研究员，中科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常委。主持创建地震流体地质学，积极参与创建资源环境水文地质学的活动，提出海水入侵的动力学理论，用同位素方法研究解决了一系列水文地质问题。对科研成果进行哲学概括，提出理智功利主义的哲学主张，在“21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学术座谈会上交流《用思想文化建设保证经济建设、以理智功利主义推进理性复兴》的论文。致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业余研究哲学(含逻辑学、美学)、科学学、文化学、语言学、人口学等。已出版的主要著述有《地震流体地质学概论》、《资源环境水文地质学纲要》、《资源环境水文地质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海水入侵的基本理论及其在预测入侵发展过程的应用》、《整体观念与全球主义》、《京剧的中和大成理论》等。参与主编《地下流体预报地震研究》、《岩溶地下水系统的研究》、《水资源开发与环境》等论文集。即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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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世界语的作文怎么写？
我有更好的答案
我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 　我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没有喧闹的车辆，繁华的霓虹灯。我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独自一个人彳亍，一个人发呆，一个人思考，没有人可以打乱我的作息规律。心是寂静的，这是我想要的。世界。 　我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如同纸鸢的自由，如同蕾丝裙摆的唯美，如同巴黎风格的浪漫，法国的格调。 　这个世界。没有灰暗的天空，乳白色的光芒是一天新的起点，由浮云记录花事，由花开装点浮云。于是就连绵过城市的整个夏季。 　而，这是我想象的世界。 　暮色不断向夜得深处蔓延，漫热的风吹过汗湿的发丝。知道一切都归为宁静，静到只听得见并不均匀的呼吸。一年365天就有这么365个夜晚是我想要的寂静。 　长时间的安静让我忘记了如何答复人家的话，常常微笑着不语，等到对方发怒了才诧异地说：“啊？喔…”意味深长。就像橙子说的，“啊”其实有多种理解，当初我只是不屑一顾。 　至今都没有机会到田间坐在柔软的草地上，享受阳光沐浴下的芳香。读自己喜欢的小说，写自己喜欢的爱恨情仇，享受这一切交织成的梦。 　我的个性容忍不了世界的不宁静。 　时常发呆被女友敲头而佯装疼痛，他则是一脸无辜地看着我，然后面无表情地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于是我只好赶紧回过神。这种事情多发生在放学的路上。 　因为我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 　所以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是在寂静的夜晚， 　所以我的创作多半诞生在夜深人静的此时。 　我不喜欢上海的繁华，就连夜晚都是灯火通明的。我总是想，他们不累么？他们的心不累么？他们不需要寂静么？ 　需要。陈述语气，毋容置疑。 　但他们更需要的是功名利禄，因为他们不仅仅求生存。所以，曾经在学普希金的《天上的街市》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反而更对晴空所说的关于隐居的陶渊明更感兴趣。这并不是逃避，只是个人的喜好罢了。 　同我一样，喜欢幽静。 　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而不是俗世。 　
也许失去了光明，我们才会珍惜这世界的缤纷绚丽，但只有迎向光明，我们才能亲眼见证这个世界的美丽。周末的公园里，夕阳唱晚，柳条在微红的夕阳里慵懒惬意地闲散着，把倩影荡漾在湖面上。老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露天茶座，面前搁着自一壶自带的龙井，谈谈生活中的琐事，讲着年轻的故事。围坐的老者笑咪咪地，聚精会神地听着上，不是时发出“唔”的一声表示赞同。树阴下的长廊里，有几个卖艺的流浪者正在表演，精彩的杂质表演让围着看热闹的老人发出一阵阵喝彩，大约是想起了自己的年少春光，喝彩声里便添了几丝遗憾和热忱。我看到老人们的白发在夕阳的光里泛着银样的光，一抹银光将这世界点缀得如此明朗!“先生，买一个气球吧!”女孩子清脆甜美的声音闯入我的耳朵，我转过身看向声音的来源，是大串大串的彩色气球，却不见人影。我满脸的疑问正对上女孩笑吟吟的眼睛，多么令人惊讶――女孩坐着轮椅，轮椅的扶手上系满了五色的气球，“不用，不用，谢谢你。”我连忙把视线从女孩天蓝色洗得有些旧的外套上收回来，略带歉意地回笑。女孩摆摆手，摇着轮椅走了。我看到那单薄的影子，闪着天蓝色的希望，向世界的远方飞去。秋风又染红了枫叶，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起了游戏，被蒙着眼的小女孩伸着手不停地摸索，其余的孩子踮着脚尖从她身边偷偷溜过，不时发出一串笑声。女孩循着声音扑过去，“抓住了”，她兴奋地叫着掀开眼罩，却是一个陌生的老人，老人哈哈大笑，四周围的孩子也都跑了过来，女孩有些惊讶，又跟着一起笑起来。一切都在院子中央那株沧桑的大槐树的注视底下，待到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它又抖了抖身子，落下了最后一片黄叶，飘摇一个金色的微笑。推开家门，食物的香气飘满整个空间，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里充满了依恋。母亲的身影忙碌在油烟中，是那么熟悉，充满了温情，让我心里有一种踏实和安全感，是啊，一切都是那么诚实可靠，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家的温暖，红色的亲情。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奇丽多彩的世界，点一盏灯吧，用燃烧的心，照亮这多彩的世界；青春的眼睛，见证这世界的多
我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独自一个人彳亍，一个人发呆，一个人思考，没有人可以打乱我的作息规律。心是寂静的，这是我想要的。世界。 　我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如同纸鸢的自由，如同蕾丝裙摆的唯美，如同巴黎风格的浪漫，法国的格调。 　这个世界。没有灰暗的天空，乳白色的光芒是一天新的起点，由浮云记录花事，由花开装点浮云。于是就连绵过城市的整个夏季。 　而，这是我想象的世界。 　暮色不断向夜得深处蔓延，漫热的风吹过汗湿的发丝。知道一切都归为宁静，静到只听得见并不均匀的呼吸。一年365天就有这么365个夜晚是我想要的寂静。 　长时间的安静让我忘记了如何答复人家的话，常常微笑着不语，等到对方发怒了才诧异地说：“啊？喔…”意味深长。就像橙子说的，“啊”其实有多种理解，当初我只是不屑一顾。 　至今都没有机会到田间坐在柔软的草地上，享受阳光沐浴下的芳香。读自己喜欢的小说，写自己喜欢的爱恨情仇，享受这一切交织成的梦。 　我的个性容忍不了世界的不宁静。 　时常发呆被女友敲头而佯装疼痛，他则是一脸无辜地看着我，然后面无表情地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于是我只好赶紧回过神。这种事情多发生在放学的路上。 　因为我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 　所以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是在寂静的夜晚， 　所以我的创作多半诞生在夜深人静的此时。 　我不喜欢上海的繁华，就连夜晚都是灯火通明的。我总是想，他们不累么？他们的心不累么？他们不需要寂静么？ 　需要。陈述语气，毋容置疑。 　但他们更需要的是功名利禄，因为他们不仅仅求生存。所以，曾经在学普希金的《天上的街市》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反而更对晴空所说的关于隐居的陶渊明更感兴趣。这并不是逃避，只是个人的喜好罢了。 　同我一样，喜欢幽静。 　喜欢这个世界是寂静的。而不是俗世。
我喜欢阳春三月，繁华似 锦，群芳争斗，丛花似锦，香 气怡人，就连蝴蝶也不忘那欢 快的嬉闹；我喜欢火红六月， 树繁叶茂，轻风和畅，鸟语清 脆，就连垂柳也不忘招展那婀 娜的身姿；我喜欢金灿九月， 落叶翻飞，硕果累累，果蔬飘 香，农人微笑，带着收获，带 着成功，就连那南飞的燕子也 不忘停下来歇歇脚；我喜欢洁 白的寒冬腊月，雪花飘絮，梅 菊争艳，它给我生命以纯洁， 给我生命以方向。丰富多彩的 四季构成了纷繁多彩的世界， 我喜欢。 写文章，用繁笔穷形尽 相，表达酣畅淋漓；读文章， 多思多想，想得“穷途末路”。的 确，“繁”有时也就是烦，但是正 是因为“繁”才磨砺出了“简”。你 有没有想过长江汇集的过程呢 ？长江由几十条支流汇聚而成 ，正是这几十条的“繁”才汇成了 长江的“简”。这是纷“繁”多彩中 的“繁”，我喜欢。 在人际交往中，“座上客 满堂，杯中酒不空”是为了“繁” ，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繁”才使我 们的生活有情趣，有滋味；正 是因为有了“繁”，才让《梁祝》 这条爱情长河不断发展，源远 流长，形成了一段不朽的佳话 ；正是因为有了“繁”，才让俞伯 牙与钟子期的友情延续为亘古 不变的传说；正是因为有了“繁” ，才使洪战辉在亲情面前流露 出了非同一般的父子兄妹之情… …这些都是人情中的“繁”，我喜 欢。 小时候，姥姥告诉我说： “生活嘛！过的简单一点就行了 ，何必整天忙忙碌碌呢？”我说 ：“姥姥，您错了！生活嘛，太 简单就没有味道了。人活一世 ，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 您为何不过得热闹、丰富一些 呢，将来回忆起来就不会成为 空白了吗？中国地大物博，山 山水水数不尽，名胜古迹逛不 完，更何况您一生操劳，该丰 富一下生活了。”姥姥笑了，说 ：“这个世界的确太‘繁’华了，是 该逛逛了！”在这几年里，姥姥 过着“繁”忙的生活，开心极了！ 日常生活中的“繁”，我喜欢。 世界很“繁”，缤纷多彩。 一年四季来回往复，我喜欢； 读文章，写文章，读书很“繁”， 我喜欢；处理人际关系很“繁”， 我喜欢；过日子很“繁”，我喜欢 。一句话，我喜欢这个纷“繁”多 彩的世界! 点评：这是两篇以话题 为“简与繁”，要求可以写二者之 间的关系，也可以侧重谈一个 方面。刘红同学的两篇文章各 有侧重，一为 “繁”，一为“简”。 同一作者，不同建构，这体现 了小作者对生活独特的见解， 没有对生活的深切热爱和慧眼 识断然不行的。两篇文章均行 文流畅，思维开阔。既有地理 知识，又有文学佳话，更有生 活滋味，紧扣中心立意，值得 借鉴。
我觉得世界要有光明的力量，繁华的虹灯，缤纷绚丽，让一个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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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隐公元年》的新写部分，不在原帖更新了（那部分还有不少要改的），开新帖吧。　　注释照旧罗嗦了点，因为我在正文里一般是讲白话的，古文原文就放在注释里了。这样也便于大家参照，给我挑毛病也容易找目标。　　写得很慢，不能保证更新时间。　　欢迎大家多多（有理有据地）给我挑错。　　　　　　　　【郑国的立国与迁徙·从郑国东迁看古人的家国观念】　　　　　　　　　　　　　　　　郑国的建国及相关史事，向来疑义重重，分歧众多。　　　　　　　　一般而言，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少子，i这位周厉王就是被“国人暴动”赶下台的那位名人。周厉王下台之后被流放到了彘地，有学者推测说郑桓公就是周厉王在彘地的流放期间生下来的。ii　　　　　　　　周厉王下台后，经过了一段“共和行政”，王位又被交在了周厉王的太子手里，是为周宣王。有人说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同母弟弟，也有人说他是周宣王的庶弟，总之，他在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始封于郑，iii封地大约在现在的陕西华县（一说凤翔），iv其性质或当属王子之采邑，而非畿内之诸侯v（大约在东迁以后郑国才由采邑变为诸侯国）。vi郑桓公之称“公”，因为他“为王卿士”。vii颜师古为西汉的蒙学读本《急就章》作注，说郑国后人有以国为氏者，这就是郑姓的起源。viii现在从甲骨卜辞来看，郑国之得名或是从殷商遗民之郑族而来，ix《急就章》的说法大概得被修正为“起源之一”了。　　　　　　　　桓公之郑地处陕西，毗邻宗周中央政府，x郑桓公又是王室至亲，一身二职，既是郑地之主，又是周朝的中央高官，我们当下故事里的主人公郑庄公便世袭着祖上的中央与地方这两种身份。　　　　　　　　据《国语·郑语》，在西周的末代国王周幽王的执政期间，郑桓公在中央担任司徒。司徒在西周属于“三有司”之一，职责大约是掌管国土资源、徒役征发和农林牧副渔，兼管带兵打仗。xi郑桓公“和集周民，周民皆悦，河洛之间，人便思之”，xii政绩斐然，很得人心。但在大环境上，末世的气息日重，郑桓公是个聪明人，眼看着大厦将倾，知道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总得有个自保之计才好。　　　　　　　　周王室的日薄西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王权力量不强本来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国人暴动”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西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东方诸侯日渐自重，对王室不再那么热心了，而陕西的王畿本来地方就小，资源又少，越发难以应付不断繁殖中的王室的开销。原有的等级秩序也不那么牢靠了，一些贵族开始变穷，而一些平民却开始变富，这种现象在以等级为本位的社会里是很有危害性的。　　　　　　　　于是，所有这一切都悄然地动摇着王室的根基。西部与北部的外族入侵不仅使王朝疲于防备，而且外来人口的增多渐渐使得王畿附近本来就很有限的土地资源变得更加紧张了。老天爷也在给这个没落的王朝雪上加霜，大地震不但摧毁着人口和经济，也撼动着人们日趋薄弱的道德观念。我们现代人可以从那时一些青铜器的残片上读到，已经有贵族们在大崩溃的前夜弃家而逃。xiii一些大型青铜礼器不便携带，被窖藏起来等待河清海晏之际主人回来挖掘，等主人一直没等到，等到的却是两千多年之后的考古队。xiv大厦就要垮掉了，虽然不清楚具体会在哪天垮掉，但肯定是要垮掉的，而且不会让人等得太久。聪明的郑桓公已经嗅到那山雨欲来的味道了。　　　　　　　　总要有个妥善的自保之计策才好，郑桓公便去找史伯，请教避难之法。　　　　　　　　史伯是王朝史官，宋仁宗至和元年曾经发现过一个“周史伯硕父鼎”，xv黄伯思《东观余论》推测鼎的主人就是这位史伯，硕父是他的字。xvi这位史伯见识过人，当即给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说这里为什么去不得，那里为什么去不得，又特别指出将来周王室衰落之后，芈姓（楚国）、姜姓（齐国）和嬴姓（秦国）将与姬姓诸侯（晋国）相消长，招惹不得，而唯一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济水、洛水、黄河和颍水之间。这个地方没有大国，矬子里的将军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东虢国，一个是郐国（都在今天河南境内），xvii两国的国君各自倚仗地势的险要，骄傲怠惰，贪财爱利，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您如果以担忧王室之难为由，向他们那里安置妻子、寄存财货，他们一定不会不答应。等周王室一旦败落，以他们的性格一定会背叛于您，那时候您就可以率领成周的军队，以正义之师讨伐有罪之人，凭您在周朝这么高的威望，断然没有不成功的道理。等灭了虢、郐二国，附近的邬、蔽、补、丹等八邑一并收了，从今往后，您这片地盘颍水在前，黄河在后，洛水在右，济水在左，祭芣山、騩山，饮溱水、洧水，遵先王之旧法，这一新的基业也就基本巩固了。xviii　　　　　　　　史伯的这番话现代人不大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习惯了现代国家寸土必争的观念，家园一定是要誓死保卫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古人往往把生存放在第一位，领土观念不是很重，他们信奉的是树挪死、人挪活，有了麻烦就搬家。这在古代社会属于世界范围里的常态，比如时代相近的希腊世界就是：“现在所称为希腊的国家，在古时没有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当各部落经常受到那些比他们更为强大的侵略者的压迫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土地。”xix　　　　　　　　依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不得不背井离乡之后，要么会惦记着落叶归根，要么会矢志于收复故土，但古人的观念并不如此，这似乎是世界许多民族所共同的，他们对“祖国”的观念不是领土，而是祖先神灵之所在——其具体形式一般就是宗庙。《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虽然事实上“都”与“邑”可以通称，xx但这里所表达的一个核心观念是：祖先之牌位就是一国之灵魂。xxi　　　　　　　　以郑国为例，在陕西是郑国，到了河南也还是郑国，祖宗牌位在哪里，郑国就在哪里（其实郑国开国时的祭祀情况有点特殊xxii）。我们还可以看看古希腊的迈锡尼人，他们曾被逐出境外，散落各地，戴伯人很希望他们能够回归故土与斯巴达人为敌，而他们很难说服这些迈锡尼人。后来，受了伪造的神喻的蛊惑，迈锡尼人终于决定在戴伯士兵的护送下返回家乡——但他们不肯真正地回归故城，因为他们认为那里受到了侵略的污辱，所以需要找个地方另筑新城。筑城之始是有一套宗教仪式的，他们相信包括祖先神灵在内的诸神在旧城遭受侵略的时候已经离他们而去，所以需要通过仪式请神灵们来住新城。与神同住是他们最在意的事情，也是宗教典礼的目的所在。xxiii　　　　　　　　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世界里，“爱国”明显被表现为一个重要而普遍的观念，对罪行处罚之严厉者即是“放逐出祖国”，而这种观念的背后实际上的宗教的观念——放逐伴随着对宗教权利的褫夺，因此，被逐出国境只是表象，被逐出宗教才是实质。照罗马人的说法，被放逐即被禁止了火与水——火即祭祀之火，水即洗礼之水。在那个宗教意识浓厚的时代，放逐意味着绝祀，这绝不比死好受。xxiv罗素在叙述希腊社会的时候曾经把宗教与爱国热情并置，说：“希腊思想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为止，一直为希腊人对城邦的宗教热诚与爱国热诚所支配。”xxv而事实上，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划归到前者的范畴之下的。　　　　　　　　我们要时常注意观念上的今古之别。在古人那里，领土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具有“神圣”属性的事物一般只有“神”和“圣”。　　　　　　　　　　　　　　　　郑桓公依计准备，作了放弃原有土地而另觅新居的打算，虢、郐两国也乐于安排地方寄存郑国的人口和财产。据有些人的原心之论，他们这是和二战期间的瑞士银行一样，等天下大乱，存钱的人杳无下落，自己也就大大地发达了。而郑桓公也不地道，惦记着灭国夺地，使的是欲擒故纵之法。xxvi　　　　　　　　郑桓公当时正是周王室的一位实权人物，虢、郐二君也乐得向他示好，xxvii而郑桓公这番作为，“实际上，就是桓公先派遣自己的家室及部族在上述十邑边鄙之地开垦荒地以建立自己的殖民新邑，为东迁其国作准备。这样，就使自己有了立国之基，既为其攻陷虢国都邑积蓄经济与军事实力，又为其攻虢国国都邑创造地域之便”。xxviii　　　　　　　　尽管后人对郑桓公有一些极高的评价，但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不符合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忠臣形象。——《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据《毛诗序》说是“大夫刺幽王也”，诗中一名叫做皇父的中央高官，擅权专政，又在向地建城，忙着搬家，顾炎武以极为感慨的语气评论道：“以皇父这样的首席大员都忙着给自己找退路，其他那些中央高官也跟着有样学样，百姓们有车马的也往外跑，可见国事已然不可救药，大厦将倾就在目前了。连郑桓公这样的贤人也随了这拨大流，其时之国势可知。这种不顾君臣之义的溜号行为该以皇父为首。想晋代的大名人王衍，见到中原已乱，便想办法安排弟弟王澄和族弟王敦分掌荆州和青州，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两个各据一方，我原地不动，这就是狡兔三窟呀。’这些鄙夫心里的小算盘时隔千载竟然也如此合拍合节吗？”xxix　　　　　　　　顾炎武严辞恳切，似有感时伤事之心，虽然后来阮元很煞风景地考证说皇父是“以正臣蒙权党之名”，被冤枉了。xxx——顾炎武的感慨本自《毛诗》郑笺，是千古不移之经典，所以阮元的工作大约近乎于现代人给秦桧平反。但无论如何，xxxi幽王时代国势险恶总是真的，朝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转眼间兵连祸结，周幽王一命呜呼，郑桓公虽然很会为自家打算，但关键时刻还是站出来忠心护主，结果死于国难xxxii（他在《东周列国志》里被描写为一个精忠报国的悲剧角色）。　　　　　　　　郑国的顶梁柱现在变成了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xxxiii国仇家恨之下，他该怎么办呢？——郑武公继续执行史伯当初所定的大计，xxxiv一方面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一方面为自己拿下了东虢xxxv与郐国，xxxvi吞并八邑，鸠占鹊巢，把原来的寄帑之地变成了自家地盘，xxxvii更把旧部从陕西迁到河南，另建城邑，仍然以“郑”为号，地点就是原先的郐国都邑，现在的河南新郑。xxxviii　　　　　　　　有人作过一个比较大胆的推测，说《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说的就是桓、武两代寄帑迁国之事，诗中的留子嗟就是郑桓公，字多父，留子国就是郑武公。如清人陆奎勋《陆堂诗学》，xxxix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皆持此论。xl　　　　　　　　留子嗟、留子国，这两个名字看上去不像和桓、武父子能发生什么联系。而据《公羊传·桓公十一年》，郑国当初先是在留地定都（这应该是武公东迁不久的事情），xli武公xlii手下有人和郐国国君关系很好，而且和郐国国君的妻子关系更好，好到通奸的程度，郑人于是借通奸之便吞并郐国，之后才把国都从留地迁到郐国故都，是为新郑。xliii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推测说：“郑国向郐国寄存人口和财货，这就有了进入郐宫见到夫人的机会，后来大概是埋伏甲士发起袭击吧。”xliv《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想娶狄君的女儿，富辰进谏劝阻，列举了一系列女人生外心而导致亡国的例子，其中就有“郐由叔妘”。xlv——如果此事属实，xlvi郑国这边好像不大光彩，而更不光彩的是：元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xlvii和清代公羊大师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都把这件事说成是郑武公自己干的。xlviii但古人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一般会先说郐君非礼，因为郐国是妘姓国，叔妘是妘姓女子，而“同姓不婚”是周人礼制之大防，所以郐君无道，十分“非礼”，因此而亡国也大有咎由自取的成分。清人姜炳璋《诗序补义》就论证所谓“郐由叔妘”只是说郐国国君娶了同姓之女为妻，违背礼制而而招致灭亡，而郑武公如果是因女色而夺郐，还哪能被称为贤君呢？xlix　　　　　　　　在经学家眼里，事情至此而至少有了两说。一是桓、武父子于本国为贤君，于天子为良臣，攻灭虢、郐属于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二是桓。武父子得国不正，又是阴谋诡计，又是男女私通，上梁不正下梁歪，《诗经·郑风》多是女人勾引男人的淫诗和这两代开国领导人不无干系，而且前两代得国不正还导致了后代子孙有样学样，争夺不休（郑庄公和共叔段就是一例）。l　　　　　　　　在这两条主线之外，还有说郑国之灭虢、郐是属于政治斗争的，因为在周幽王、周平王父子相残的事件里，郑国站在周平王一队，虢国和郐国站在周幽王一队。li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先不去管，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古人对于“得国”的正义观：评判得国之正义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顺天理、应民心，而不在于是侵略还是防御。　　　　　　　　　　　　　　　　无论如何，郑人成了事实上的胜利者，灭郐之后便由留地迁都，以郐都为新郑。正是郑人在留地的这一短暂过渡期里，留下了那首《丘中有麻》，以留称郑，所以留子嗟、留子国就这样和桓、武父子搭上关系。留地后来并入陈国，改称陈留。lii　　　　　　　　史事诗证并不止这一首《丘中有麻》。《诗经·王风·黍离》那句深沉的慨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据清人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认为“此何人哉”很可能说的就是郑武公、晋文侯和卫武公三人——这三大诸侯当时既为王室所倚重，更为天下所仰望，如果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一心为国，大局定有可为，周室也不至于东迁洛邑。但是郑武公不敢与犬戎作战，晋文侯、卫武公也是地盘主义，各怀私心，终致周室中衰，这才有了诗人的黍离之悲。liii　　　　　　　　　　　　　　　　这些议论是否中肯，说不清楚。着眼于现实，郑武公忙着在国难时分为自家灭国略地。在被他灭掉的诸侯当中，郐国是个妘姓诸侯，属于外姓，而且据说郐国国君不务正事而搞得国内人心离散，liv但是，东虢国却是姬姓诸侯，按说是郑国的同宗，如果这段事情也被《春秋》记载的话，按照春秋大义，灭同姓之国可是大罪。郑桓公和郑武公时代都早，因此而逃过一劫。而这个东虢国，就是《左传》里姜氏向郑庄公请求封共叔段以制地的那个制地之所在，制地或即东虢之都城。lv郑庄公推辞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说的也正是当初郑武公灭虢的这段往事。　　　　　　　　而史伯所谓“八邑”之中的头一邑“邬”，据《国语集解》徐元诰引《路史·国名纪》，为妘姓之国，在河南偃师，而宋庠本“邬”则作“鄢”。lvi若依后说，则八邑之鄢也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之鄢，地点在河南鄢陵。　　　　　　　　郑武公迁国，黄河在后，洛水在右，济水在左，祭芣山、騩山，饮溱水、洧水，正是中原腹地，又经过一些发展与扩张，疆域大约是今天的河南省中心地区，lvii或说“春秋郑疆大致与今郑州市的行政所辖相当”。lviii　　　　　　　　新郑城垣夹于溱、洧二水之间，确实可以“饮溱水、洧水”了。——“饮溱水、洧水”还可见于《诗经·郑风·溱洧》，依《毛诗序》的说法，这是一首讽刺诗，但韩诗之说似乎更加可信：郑国风俗三月上巳之日在溱水、洧水例行招魂仪式，拂除不祥。而相悦之男女便在水滨相约，互赠芍药。lix这一快乐而浪漫的民风正要归功于郑国的始祖郑桓公和第二代始祖郑武公。而上巳仪式绵延极远——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一同到水边洗衣以拂除晦气。上巳节和清明节隔得不远，所以穆修有诗说“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这种户外聚众的日子往往提供给了男男女女们以堂而皇之地偷偷约会的机会，《登徒子好色赋》里的章华大夫和桑女恋爱的地点就在这个“郑卫溱洧之间”，及至唐代，李商隐著名的《柳枝》五首仍然流露着溱洧遗风。　　　　　　　　　　　　　　　　郑桓公、郑武公父子两代经营，在中原一代似乎大得人心。《诗经·郑风·缁衣》据《毛诗序》的说法就是赞美这父子俩的，lx马振理《诗经本事》也还解释道：郑桓公听了史伯的建议，向虢国和郐国那里安置妻子、寄存财货，大受欢迎，而这两国的国君还如在梦中，不知厄运之将至。国家者，公器也，尽在民心之向背。民心向着谁，谁就是贤人，就比民心所背的那个领袖要好，至于这两个领袖谁胜谁败，那就另说了。所以孔子读《缁衣》的时候才会称赞虢、郐两国人民的渴慕贤人之心。lxi　　　　　　　　《毛诗》位列“十三经”，是多少代读书人必修的功课，以至于桓、武两代的仁义之风常常可被当作典故来用，比如明代名臣刘龙在从南京被召入京的时候，林文俊撰文说：“大家虽然都为您老人家高兴，但整个南京上上下下几十万人无不戚然流泪、依依不舍，想当年郑桓公、郑武公两代人先后入朝为官，周人爱之，遂作《缁衣》之诗，今天为您入朝而高兴的人不也是这样的心情吗？”lxii　　　　　　　　这些话很好地解释了前边那个郑国灭同姓的问题，郑国虽然搞阴谋、搞侵略，虽然灭了同姓诸侯，但只要民心是向着他们的，他们就是好人，他们的侵略战争就是正义战争。　　　　　　　　这是古人的一个典型观念，《吕氏春秋·荡兵》用非常义正词严的口吻说过：“打仗是人的天性，从远古以来就是如此，想禁止是禁止不了的。只听说古代圣王主张打正义之战，没听说他们呼唤和平。”　　　　　　　　怎样才算义战呢？《荡兵》接着说：“诛杀作威作福的暴君，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这就是正义的战争。”　　　　　　　　这事看来不好判断，因为暴君的帽子可以被戴在任何一个统治者的头上，所以，判断一场战争的正义与否一定是要有个客观标准的。《荡兵》给出了这个标准：“如果一场战争诛杀的是作威作福的暴君，拯救的是受苦受难的人民，那么，在挨打的那个国家里，人民见到侵略军就会像孩子见到了爹娘，就会像饥饿的人见到了美食。人们会满怀激动地奔向侵略军的怀抱，任谁都拦不住。”lxiii　　　　　　　　侵略和防御只是表面现象，不足以成为判断一场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甚至，如《吕氏春秋·振乱》的观点：这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如果是惩罚不义、吊民伐罪，这样的侵略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而就算是保家卫国、守土御外，如果捍卫的是一个不被自己的人民拥护的邪恶而残暴的政权，那么这所谓的自卫战争也是不义的战争。lxiv　　　　　　　　《吕氏春秋》的这些观念在当时实有所指，针对的就是墨家那套“非攻”、“救守”的主张。有人认为《吕氏春秋》的这两篇都是兵家之言，其实与其思想最接近的却是儒家。尤其是孟子，我们会在《孟子》一书里看到大量的同类观念，而且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从孟子之后，这种观念被传承下去了：对一场战争来说，是侵略还是防守反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心到底向着谁。如果民心背着本国而向着侵略军，这样的侵略行为就叫做“吊民伐罪”，就是符合正义标准的，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的“要解放世界上另外那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一样。在这些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里，民生大计既高于政权的唯一性，也高于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侵略与反击也并不构成判断一场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这个思想直到秦汉大一统之后仍然延续着，我们现代人的领土观念是到了近代才渐渐成型的。　　　　　　　　　　　　　　　　话说回来，我们以上述的古人标准来衡量一下郑桓公父子的所作所为，嗯，即便算不上什么吊民伐罪的正义事业，至少也不应该被圣人怪罪吧？　　　　　　　　新的问题来了，这就是：如果要让这个推论成立，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毛诗序》和马振理《诗经本事》对《诗经·郑风·缁衣》的上述解释是确凿无疑的。　　　　　　　　——这倒很难说了，因为其他的诸多不同类型的解释也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如果保守一点的话，仅从字面上来理解《缁衣》，绝对看不出任何和郑桓公、郑武公有关的线索。　　　　　　　　我们还是退一步说吧，无论如何，毛、马两说表现的都是儒家的一种核心理念，即便是借诗言义，至少这个观念是很正牌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相反的说法：《诗经·郐风》里有一篇《隰有苌楚》，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说这首诗是描写郐国国破，上至公族下至小民扶老携幼哭号逃命，一派人间地狱的凄凉惨状。lxv又有学者进而考证，说这一派凄凉惨状就是拜郑国东迁所赐，还有那首《匪风》也是这个主题。lxvi——麻烦来了，那么，虢、郐两国到底是盼望郑国大救星还是痛恨郑国侵略军，郑国到底是仁义之师还是凶残之匪？传统经典常常给我们造成这种两难的局面。　　　　　　　　　　　　　　　　另一方面，史伯那段话的真实性是不是也值得重新考虑呢？古人并没有录音设备，也不懂速记，郑桓公问史伯的问题应该还属于政治敏感问题，以常情揣测是要摒退旁人、秘密商谈的，那么，如此一篇长篇大论是怎么被记下来的呢？虽然说“君举必书”，虽然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或者相反，lxvii就算我们把郑桓公当作“君”，但无论是左史还是右史，要记的也该是正式文诰，像这种密室之中口若悬河的会议纪要到底是怎么记下来的呢？　　　　　　　　况且，史伯的预言也实在太准确了！如果只是史伯一个人作出过这一次准确的预言，这倒不好怀疑什么，但通观《国语》和《左传》，精准无比的预言比比皆是。如果这些内容都是实录，我们恐怕只能承认人类在这两千多年中确实退化了不少。　　　　　　　　史伯的这些预言，在神秘主义的信仰下倒也不足为奇，全祖望曾经以非常平静的口吻说这是“卜”出来的。lxviii而元人吴莱却早有怀疑：史伯说芈姓（楚国）、姜姓（齐国）和嬴姓（秦国）将与姬姓诸侯相消长，招惹不得，应该指的是春秋时代齐、晋、秦、楚列强争霸的局面，郑国处在这东西南北四强之间，受尽了夹板气。然而在郑桓公和史伯的时代里，齐国确实算是大国，晋国算是次一等的诸侯，而史伯极力推崇的荆楚却完全还是筚路蓝缕的蕞尔蛮夷，秦国更弱，甚至当时尚未位列诸侯，所以史伯这种惊人的预见力实在令人怀疑。吴莱由此推测：史伯的这段话怕是《国语》的作者（吴莱认为就是左丘明）生当春秋战国之际据现状以及对近代史的了解而虚构的古史。lxix　　　　　　　　以我们现在的知识来看，吴莱的质疑在细节上未必全无可疑，大体而言却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史伯的话到底有多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的内容呢？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今人的观念构筑成古人的历史呢？　　　　　　　　宋人黄震则从道德上对史伯的话提出质疑：史伯预言齐、楚、秦将会发达，主要理由是“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这三国的祖先都属于“成天地之大功者”，他们的后代虽然一直延续着祭祀，但也一直没有发达过，所以等周王室衰落了，轮也该轮到他们了。——这三国后来确实发达得很，但是，“其所由兴者非其道矣”，这到底是祖先之福荫，还是世变之使然？lxx　　　　　　　　　　　　　　　　从黄震的话我们想想郑国，齐、楚、秦将来“所由兴者非其道”，可是，春秋初年郑国之兴难道当真就是“由其道”吗？　　　　　　　　《韩非子·说难》在这个问题上也插过一嘴，虽然我们难以判定这个故事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出有因：郑武公想打胡国，先把女儿嫁给胡君为妻，有一天问群臣道：“我想打仗，打谁好呢？”大夫关其思说：“胡国可以打。”郑武公大怒：“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怎么能打呢？”当下便把关其思杀了。胡君听说以后，以为郑国当真把自己当亲人，于是疏于防范，结果遭到郑国的袭击，就此亡国。lxxi——何氏注《孙子兵法》就曾用这个例子来阐发孙子的“死间”理论。lxxii　　　　　　　　《韩非子·内储说下》还讲过郑桓公灭郐的经过：郑桓公先把郐国都有什么能人贤哲打听清楚了，然后列了名单，埋在郭门之外，并且设坛祭祀，摆出一副盟誓的架势（参见前文关于盟誓的内容）。郐国国君发现了名单，以为这些人里通外国，便把他们杀了个精光。就在这个当口，郑桓公出兵袭郐，灭国并土。lxxiii　　　　　　　　郑桓公父子二人的形象一下子逆转过来了，同样的性格特质在不同的情境下发生了意义转移（shift of meaning），在观者眼中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好人和坏人的类别化以及晕轮效应（halo effect），后世经学家们的摇旗呐喊便始终以这几种认知方式为主线。现在看看郑桓公，在《国语》和《毛诗》情境中的深谋远虑在《韩非子》的情境中却变成了处心积虑——刘向《说苑》就把这个故事恰如其分地列入了《权谋》篇（一脉相承的是，第三代领导人郑庄公将来也有类似的处心积虑）。不过《韩非子》倒是没有控诉他们是头上长角的魔鬼，而是把他们描述成表里不一的阴谋家。仁义之师和凶残之匪容易区别，和口蜜腹剑的阴谋家却很难分得清楚。　　　　　　　　　　　　　　　　故事是真是假，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出有因？若说是真，既与前述不符，《韩非子》又是出了名会说寓言的，古人就有怀疑，lxxiv而考之胡国地理，距郑尚远；lxxv若说是假，至少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也取了这个说法lxxvi。　　　　　　　　疑真疑幻，很难判断，即便是郐国究竟灭于郑桓公还是郑武公这样的比较非此即彼的明确问题也让历代学者们争论得不亦乐乎。lxxvii那些遥远的史料升格而为经典，而其可信性到底有多高呢？其互相之间的明显冲突又该作何解释呢？晋代汲冢竹书的出土曾给一些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震撼，刘知几早在唐代就发出感慨：“要不是有了这些考古发现，学者们还会继续一代代地为古所迷，盲聋而不觉。”——这话太有颠覆性了，以至于浦起龙作《史通通释》的时候极力辩驳，还给刘知几的观点定性为“尤为害理”。lxxviii　　　　　　　　　　　　　　　　我们还是先来放下争议，站在郑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正义”的立场上看待这段历史吧——假设他们都是大英雄、大好人，总之，这些人一路东行，在先知与两代领袖的英明指引下，走向那流着蜜与奶的迦南之地，当然，一路上少不得完成一些攻城略地、杀人放火之类的神圣使命。　　　　　　　　朱熹曾经认为郑国迁国之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王室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周代封建制度绵延数百年，王畿之内的土地都被世卿盘踞，王畿之外也被诸侯争据，天子就算想要封谁也没地方可封了。郡县制度至此已然萌芽，“至秦时是事势穷极去不得了，必须如此做也”。lxxix朱熹这话很有见地。遥想周人建国之初，急于分封以巩固疆土，掀起了全国性的筑城浪潮，但几百年发展下来，原先的积极因素慢慢变成了消极因素，于是制度上的百年积弊动摇着社会根基，催发着社会变革。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封建和专制都属于不稳定的政治形态，早晚会有大厦将倾的一天，在明君贤臣和道德建设上打主意是不大管用的。等历史经验多了，帝王们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很少还有谁再像秦始皇一样认为自家江山可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郑武公正处在这个旧制度积弊已久、新制度尚未萌生的当口，在强大的传统惯性之下为自己的族人寻找新的生路。但他也像周王室的开国先贤一样，既奠定了基业，也种下了祸根。——这个祸根是地理因素和制度变局两相结合而成的。新郑地处黄河下游，中原腹地，史伯那一番隆中对虽然奠定了郑国的一片崭新基业，却也给郑国的子子孙孙留下了致命的隐患：周王室衰落之后，天下诸侯竞相争霸，郑国处在四面强邻的包围之中，再也没过上安生日子，尤其是在晋、楚争霸的岁月里——如果说晋、楚争霸打的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那么郑国就是大锯底下的那块木头。　　　　　　　　郑武公怕是想不到那么远了，眼前的新郑仍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从新郑周围一带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有一些远古而来的土著部落住在这里，民风也许不是那么友善，接受了郑人的统治之后才被慢慢地同化了。lxxx　　　　　　　　郑武公和同从周室而来的一些殷商后裔订立盟约，共同开发，披荆斩棘以共处，此即《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所谓的“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一说为桓公时事。lxxxi）这里的“商人”就是殷商后裔，当属子姓郑族，或是郑国得名之源，lxxxii因为他们大多经营商业，这才有了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商人”一语。lxxxiii商业本属遗民贱役，但地位日高，商人在郑国更有了同盟者的身份。lxxxiv于是，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商人别搞叛乱，政府也不干涉自由贸易，这就是郑国的一项立国之本。也许正是地理之便和商业之盛促成了郑国文化观念之开放，造就了《诗经·郑风》的独特性。无论如何，尽管那时候的商业还非常的原始，但现在我们都知道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意味着什么。　　　　　　　　　　　　　　　　在东迁的问题上，郑国桓、武两代着重考虑的是切身的利益问题，如果亚里士多德看到这一事件，大概会思考如下一个政治学的学理上的问题：这个郑国还是以前那个郑国么？　　　　　　　　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我，肯定会被大家嗤之以鼻了，但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还是值得我们稍微重视一下的。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东迁之后的郑国在疆域上和先前的郑国简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如果国家概念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以疆域为基础的（至少是以疆域为一个重要指标的），那么东迁之后的郑国尽管还保留了原先的名称，但它到底算是原先那个郑国的延续还是该被算作一个新的国家？——这里使用“国家”这个词只是为了便于叙述，况且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国家恰好也是城邦国家，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尽管不能和周代封建诸侯国完全对等，但其间的相似性也足以使亚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非常明确地说：“确定为一个城邦不应该以垣墙作标准。”他进而举例说：“把伯罗奔尼撒全区建筑一座围墙是可能的，但这样是否就可说伯罗奔尼撒已成为单一的城邦呢？”——我们不妨把亚氏的意思在现代语境下理解为：“建筑一面围墙把欧洲围起来是可能的，但这样是否就可以说欧洲就成为了‘一个’国家呢？”lxxxv　　　　　　　　对国家的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乡土之情的，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落叶总是渴望归根，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和郑国的现状同在挑战着这个传统认识，而亚氏紧随其后还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假设一个城邦国家的疆域始终未变，一代代的人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老病死，经历了若干世代之后，这个城邦还是不是以前那个城邦？　　　　　　　　亚氏的这个问题非常近似于佛教对五蕴和缘起的论证（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我的《八戒说禅》）——人就好比一座森林，森林并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是由许许多多的树木一起构成的，这些树木有的生、有的死、有的繁茂、有的凋谢，虽然看上去森林还是这片森林，但一个恒常不变的森林根本就不存在。同理，像军队、公司这种事物也是“不存在”的。人，也是一样。　　　　　　　　森林是许多树木的集合，这种“集合”按佛家的话说就是“蕴”。这种概念辨析玄妙复杂，确实很难搞清楚，所有佛教后来不同的派别对这个“蕴”是真还是幻的问题辩论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印度的一位大宗师世亲在他很著名的《俱舍论》里辨析“无我”，就论证森林（蕴）是一种“假有”。一个集合体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叫“空”。　　　　　　　　亚里士多德把同样的推理方式应用到了城邦国家的概念上，国家是不是也属于一种“蕴”，因而是一种假有，因而是没有自性的？亚氏的推论并不像佛教那样玄妙费解，他的结论是：“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倘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品种的制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凡组合的方式（体制）相异的，就成为不同的组合物。……由此来说，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制的同异。[种族的同异不足为准；]无论这个城市还用原名或已另题新名，无论其人民仍然是旧族或已完全换了种姓，这些都没有关系，凡政制相承而没有变动的，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同一城邦，凡政制业已更易，我们就说这是另一城邦。”lxxxvi　　　　　　　　现在，如果我们把亚里士多德上述两个问题结合到一起来看：如果一个城邦或国家无论在疆域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那么，对于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稍稍思考一下形而上的问题，后文还会论及，现在还是先回到形而下的叙述中来。《左传》在交代郑伯克段一事的开篇，说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是为武姜。我们从前边讲过的女子称谓结构可以判断，武姜之武是丈夫之谥，武姜之姜是娘家之姓。申国是姜姓诸侯，相传为伯夷之后。依照一般的传统说法，当初周幽王的王后也是这个申国之女，生子宜臼，是为太子。史称周幽王宠爱美女褒姒，便废掉申后，改立褒姒为后，并废掉宜臼，改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这自然惹恼了申后的娘家，于是申侯联合犬戎，杀了周幽王和伯服，与鲁侯与许文公立宜臼于申，这就是周平王。　　　　　　　　但基本是在同一时间，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是为携王，从此二王并立达十二年之久。后来携王为晋文侯所杀，lxxxvii周平王的地位这才在事实上被确定下来，lxxxviii于是（依照旧说）从申国北上，定都洛邑。　　　　　　　　这段日子正是郑国当运的时候。从郑桓公传到郑武公，仅仅两代，所以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很近，加之两代人先后同为王朝司徒，郑武公又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还从当时正值强盛期的申国娶了公主回来，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郑国的政治背景可谓相当雄厚。而与此同时，将来会在春秋时代叱咤风云的齐、晋诸国都是西周初年的受封国，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早就淡了，势力也远没像后来那样发展起来，这正是郑国崭露头角的时代。　　　　　　　　在这种种优势之中，却也隐约留着一个问题：当初周幽王废申后、废太子，招致申侯联合犬戎发动叛乱，郑桓公即死于是役，那么，郑武公和申侯应该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才对，却怎么认贼作岳父了呢？　　　　　　　　南宋陈鹏飞为此很是批评过郑武公。绍兴年间太学始建，陈鹏飞为博士，阐扬理学，著作《陈博士书解》。lxxxix这位陈博士是个骨鲠敢言的人，曾经先后把秦桧祖孙两代全给得罪了，他在《书解》一书中论及周幽王之死，说祸患起于申侯，后来周平王感戴申侯的拥立之功，却不知道申侯功不抵偿过，郑桓公死于国难，郑武公却娶了申国之女，君臣都是这种货色，要指望他们洗刷国耻是没可能了。——后来陈振孙读到陈鹏飞的这条议论，颇为感慨，大约感觉到后者是在感时伤事，语讥时政，说“看来陈鹏飞得罪秦桧的地方可不止一处两处呀”。xc　　　　　　　　但是，陈鹏飞的议论需要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上述史料同时为真。但是，“同时为真”所形成的矛盾也许正暗示着这些史料并不同时为真。《史记·郑世家》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而《国语·郑语》只是说桓公“十一年而毙”。王玉哲认为，史伯、郑桓公反对周幽王和虢石父的行为，且对王室早有异心，所以郑桓公也可能是被周幽王和虢石父一派所杀，这就使郑武公更加坚定地站在了申侯一边。王的论据之一便是郑武公和申国通婚的事实，“若桓公果为申、犬戎所杀，其子武公决不至忘杀父之仇，而与之通婚媾”。xci　　　　　　　　国仇家恨搅在一起，需要细辨。清代辨伪大家崔述也持他一贯的怀疑态度，他这一回的质疑更多是基于大义与人情：“宜臼和幽王是父子关系，申侯和幽王是君臣关系，君臣父子是天下之大纲，这时候上距文王、武王的时代还不算太远，社会之上大义未泯，况且站在太子宜臼这边的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都是贤良卓越之人，看到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终致幽王死、宗周亡，他们应当正义凛然地讨伐宜臼和申侯才对，哪可能跟这两个无君无父之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呢？退一步说，他们也该拥立幽王或宣王的其他儿子，哪能跟不忠之申侯一起拥立不孝的宜臼呢？”xcii　　　　　　　　崔述在观念上有点以今度古的意思，但这番质疑不无道理。问题是，他是不是给了所谓大义以过多的权重了呢？　　　　　　　　桓、武两代长久以来的光辉形象越仔细看就越是模糊，经学领域和史学领域用的并不是同一种语言，异代之观念与史实之考据若再夹杂一处，此时要问谁是谁非，那就更难扯清了。钱穆《国史大纲》就立场鲜明地站在周平王一系的对立面，说“虢公立携王，实为主持正义”，由此还可以看出东周衰败的原因：“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平王宜臼乃申侯甥，申侯为其甥争王位，故联犬戎杀幽王，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亦骤然解体。”具体说到郑国，是：“郑武公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即郑庄公之母），故郑、申亦同谋。”xciii　　　　　　　　钱穆的分析看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这么一说，郑桓公。郑武公父子就不仅不是贤良，而一下子堕落为“附逆”了。　　　　　　　　正义与否，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虢公立携王，有可能是维护了王命意义上的正义，但这个政权究竟治理得如何，却很难说。比如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把《诗经·小雅·雨无正》放到携王时期“二王并立”的背景下来理解，认为“许多问题都很容易讲通”，推论该诗作者为“携王近侍小臣，携王朝之立，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xciv再者，在西周社会，王权是否大过宗法，也就是说，王权是否可以严重违背礼制，严重违背嫡长子继承法，并且可以轻松弹压得住宗法社会贵族民主制度下的世道人心，这也是很成问题的。xcv　　　　　　　　　　　　　　　　谁是谁非？周幽王历来都是个无道昏君的形象，可申国和平王的所作所为是否也同样为正义所不齿呢？国君无道，臣下有没有叛上作乱的合法性，这也历来都是一个“吃马肉不吃马肝”的问题。xcvi如果把国事简化为家事来看，老公把小妾扶正，立小妾的儿子作了继承人，被废掉的嫡长子离家出走，投奔外公，外公要为女儿和外孙作主，邀了几个邻居找上门来和女婿翻脸。打无好手，骂无好口，这一翻脸动静太大，把女婿给杀死了，邻居们也不能白忙活，既然连人都杀了，再抢个劫也不算多大的罪过。家不能一日无主，外公和一干亲戚保着外孙作了新的一家之主。——如果这就是全部事情经过的基本概况的话，外公既是外孙的杀父仇人，又是外孙的衣食恩人（甚至有可能算得上救命恩人，毕竟被废的嫡长子是很难有命活下去的）。郑国也是那几个帮闲的亲戚之一，这笔账该怎么论呢？　　　　　　　　　　　　　　　　在“义理正确”之先，永远存在着一个“事实正确”的问题。联犬戎、攻宗周、杀幽王，这些事到底是谁干的？真的是申侯干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清代辨伪大家崔述提出过两点质疑：一是申侯弑幽王一事本之《史记》，《史记》采之于《国语》的史苏、史伯之言，而时代更早的文献《诗经》和《尚书》对此并无记载，即便《国语·周语》专论周事，对这等大事也从没讲过；二是宗周在陕西，申国在河南，相距千里之遥，而犬戎又在宗周西北，申侯怎么可能跨过宗周而联合犬戎呢？崔述的结论是：幽王无道，久失民心，单是近在咫尺的犬戎就把他给灭了，没申侯什么事。xcvii　　　　　　　　崔述质疑前人之失，今人又质疑崔述之失，xcviii学问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前进着。崔述质疑中的一个关键是：宗周和申侯，一在陕西，一在河南，千里之遥，对于没有机械化部队的古人来说，无论是太子宜臼（平王）到申国避难，还是申侯组织联军攻打宗周，都绝对不是容易的事。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疏引《竹书纪年》有“平王奔西申”，xcix莫非除了河南的申国之外还有一个申国叫做西申？这段历史，依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整理的时间顺序如下：　　　　　　　　　　　　　　* （晋文侯七年）幽王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　　* 　　* 平王奔西申。　　* 　　* （九年）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　　* 　　* （十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 　　* 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 　　* 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c　　* 　　　　　　　　　　　　太子宜臼（平王）奔西申是在幽王立庶子伯服为太子之后，在晋文侯七年至九年之间。在这三年之间，太子宜臼是远行千里投奔河南申国的外公家呢，还是就近跑到什么地方？事情至此而存在歧说——从《古本竹书纪年》来看，似乎还存在一个西申。古人对此就有了好几种说法，而今人借助于考古发现，争议就更多了。　　　　　　　　1980年代，河南南阳北郊出土了一批申国青铜器，其中仲爯父簋铭文经李学勤释读有“南申伯”一词，进而推论：铭文中的南申伯仲爯父正是《诗经·大雅·崧高》当中的申伯，而申国在周朝南土，“铭文之所以在‘申伯’前冠以‘南字，可能是为了与’西申‘相区别。原来，在西周时期，西方另有一申。《史记·秦本纪》载：周孝王时，申侯之女为秦的祖先大骆之妻。”ci　　　　　　　　申国之地望众说纷纭。有说申国原在陕西，紧邻宗周，后来徙封河南南阳的，有说从荥阳徙封南阳的，有说从信阳徙封南阳的，还有说南阳就是申国始封之地的。cii由此而来的相关问题，诸如太子宜臼（平王）到底投奔哪里去了，联合犬戎攻打宗周之申国到底是中原的申国还是西方的申戎，郑武公娶于申到底娶的是谁家女子（郑庄公和叔段的妈妈到底是谁），攻破镐京、杀死幽王的申国和拥立平王的申国到底是不是一回事，等等问题，因为申国的地望之说的分歧便衍生出更多的说法。大约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周宣王确曾徙封申伯于南阳，即《诗经·大雅·崧高》之所记。　　　　　　　　歧说之中，牵涉到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西周时代的华夷之辨。这个时候的华夷之辨还没有被赋予后来那么多的文化内涵，血缘色彩是比较重的。周人社会是一个宗法家族成长型的社会，社会结构基本就是家族结构的扩大（所以才有后来的“修齐治平”之说），社会中坚力量不外两支：一是同姓之血亲，二是异姓之姻亲。大体而言，血亲加姻亲是为华夏，除此之外便是夷狄，而“一些原本与周室有着婚姻关系的异姓族邦，与当时周王室翻脸以后，也被视作夷狄。如被周人称作姜氏之戎的西申，原本是周宣王的亲家，宣王在其统治的前期还曾将申伯封到南国去作诸侯，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和周王室闹翻了，就被称作戎了。”ciii　　　　　　　　——忽而华夏忽而夷狄的申国（又称申戎，姜氏之戎）或许和宣王徙封之申伯没有多大关系，要么是宗周附近独立的一支，civ要么是在申伯从宗周附近徙封中原之后还留在原地的申族余部，cv但这种忽而华夏忽而夷狄的身份变迁却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小小的细节似乎不很有力地说明：作为后世春秋大义核心理念之一的华夷之辨在西周时代还不是那么壁垒森严。cvi　　　　　　　　华夷之辨在当初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较文明社会和较不发达之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分别。比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讲到：“文献上纪录着，印度一个以杀人越货为业的帮会的会员（an Indian Thug），因为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于往来客商中杀那么多的人，越那么多的货，自愧不如，并引为终身一大憾事。在文明尚属早创状态的种族里，说实在话，对陌生人进行抢劫一般是被认为颇有光彩的事情。”cvii另如威尔·杜兰所记：“狩猎与游牧部落经常对定居的农耕集团施以暴力。因为农耕是教人以和平的方法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以及终生从事于劳动工作。他们日久成富，却忘记了战争的技巧与情趣。猎户与牧人他们习于危险，并长于砍杀，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而已，不会感到如何的苦难。”cviii　　　　　　　　——如果以此来衡量申侯在攻破宗周、杀死幽王一事上的正义性和道德责任感，他究竟属于华夏之申国还是夷狄之申戎似乎便具有了更高的权重，尽管搞清事实还是相当困难的。　　　　　　　　　　　　　　　　平王东迁相关史事遭遇罗生门。一种事实是：幽王的王后申后是西申之女，西申就在宗周以西近在咫尺之地，正值强盛之际。太子宜臼投奔西申，在外公那里寻求庇护，外公联合邻近的诸侯以及犬戎攻打宗周，杀死幽王，拥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cix而郑武公作为西申的联盟者，共同拥立平王，并娶了西申公主为妻，是为武姜，后来便生下了郑庄公和叔段。　　　　　　　　另一种事实是：这里边没西申什么事，太子宜臼的外公家就是河南南阳之申国，申侯为了女儿和外孙，联合远在西方的犬戎攻打宗周，杀死幽王，又拥立宜臼到洛邑即位，洛邑距离南阳之申国很近。cx其时郑武公也从陕西迁到河南，同为洛邑之屏障，并就近与南阳之申国联姻，“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cxi至于《春秋左传正义》疏引《竹书纪年》“平王奔西申”，“西”字或属衍文，或为“南”字之讹。cxii　　　　　　　　第三种事实是：申国原在河南信阳，宣王时徙封河南南阳，此后信阳之申为东申，而西申和陕西没关系，就是南阳之申，并且东申与西申并没有被分成两国，徙都南阳只是扩大疆域罢了。至于到平王东迁的时候，无论东申还是西申，反正都是河南这一家。cxiii　　　　　　　　　　　　　　　　事情看来越发难以弄清了，似乎河南申国说（无论信阳还是南阳）也有几分可以成立的可能。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崔述最初的那个问题：河南之申国与宗周远隔千里，无论太子奔申还是联军作乱，都很有些实际困难。如果依西申在宗周以西之说，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仍持河南申国之论，对这个问题可有合理的解答吗？　　　　　　　　——《诗经·小雅·大东》有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人的国道又直又平。周人已经很重视对道路的营建了，在主干道上甚至还架有梁柱桥。cxiv周公当初营建成周（洛邑），“自从成周建成以后，西都宗周的京畿和东都成周的京畿就沟通连结起来，有所谓“邦畿千里”之说，成为周朝中央政权相互连结的两个统治中心”。cxv周人的交通干线从周原经丰镐至于洛邑，由洛邑向东还在继续延伸，直达齐、鲁两国。cxvi太子宜臼奔申，从陕西到河南基本上是周人最重要的主干道，虽然路途千里，但交通条件是第一流的。这样一条“周道”的存在应该可以适度地消解崔述的那个质疑，尽管太子宜臼所奔之申是否是河南之申仍然不能确定。　　　　　　　　　　　　　　　　图－西周至春秋早期交通干线示意图。cxvii　　　　　　　　　　　　　　　　郑国的开国史事叙述至此便告终结，尽管依然疑云密布，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史实的种种谜团之上往往纠缠着种种真实的观念——史实也许模糊，观念却很鲜明；训诂也许失据，而观念依然被表达得如此真实而活泼，于是在经学的章句训诂与史学的辨析考据之外呈现出了另一种历史与社会的样貌。
　　【注释】　　　　i 雷学淇、陈槃庵尝论郑桓公为周宣王之子，相关辩证参见张以仁：《春秋史论集》（联经民国七十九年第1版），第365－409页。　　　　ii 参见虞万里：《〈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史林》2007年1月，第120－123页。第123页发挥张以仁和文梦霞的推断：张氏的结论是：“历、宣与桓公的关系，一是所生，一是所封，前者为其父，后者为其兄之故。”文氏复又结合厉王流彘十四年之事，推测桓公为庶出，以合《郑世家》“宣王庶弟”之说。尤须指明，《史记?郑世家》说他是“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亦有所本，《世本》即有“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之记载。如果桓公确实是厉王流彘所生，或许正是名副其实的厉王“少子”和宣王“庶弟”。　　　　iii 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三卷下册，第974页。　　　　另参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4651页：文侯（元年周）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后汉书·西羌传》）二年，同惠王父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邱，名之曰郑，是曰桓公。（《水经·洧水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案同惠疑同厉之讹。《汉书·地理志》引臣瓒曰：“郑桓公寄奴与财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邱，是以为郑。”傅瓒亲校《竹书》，其言又与《洧水注》所引《纪年》略同，盖亦本《纪年》。然臣瓒以伐郐在幽王既败二年，《水经注》以为晋文侯二年，未知孰是。　　　　笔者按： “晋文侯二年”或为“晋文侯十二年”之误，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6一67页。　　　　iv 一说在陕西凤翔，参见虞万里：《〈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史林》2007年1月。王学理主编：《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7页。伍士谦：《读〈秦本纪〉札记》，《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67页引唐兰语。　　　　华县说参见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02－410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7页。[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郑在荧阳宛陵县西南。……[疏]“夏五月”至“于鄢”。○正义曰：郑国，伯爵。《谱》云：“郑，姬姓，周厉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也。宣王封友于郑，今京兆郑县是也。及幽王无道，方迁其民于虢郐，虢郐之君分其地，遂国焉。今河南新郑县是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郑，各自为县。晋世分河南而立荧阳，废新郑而入宛陵，故郑在宛陵西南也。　　　　[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26－27页：郑故城在华州郑县西北三里，桓公友之邑，秦县之。郑，华州郑县也。《毛诗谱》云郑国者，周畿内之地。宣王封其弟于（咸）〔棫〕林之地，是为郑桓公。　　　　旧说另参[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三十二：郑桓公墓在华州城西三里。　　　　[清]刘於义等《陕西通志》卷七十一“华州”：周郑桓公墓，在州西关路南。卷二十九“华州”：周郑桓公祠，在州西南，离城一里。卷三：郑，豫州之域。（张士佩《雍韩考》）郑桓公为周司徒，采地咸林。（《国语》）渭水经郑县故城北，桓公友之故邑也。（《水经注》）古郑城在华州郑县东北二里。　　　　v 虞万里：《〈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史林》2007年1月，第130页。　　　　vi 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13页。　　　　vii [唐]柳宗元《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之阴》，《唐文粹》卷六：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为王卿士若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　　　　viii [汉]史游/撰，[唐]颜师古/注《急就章》卷一“郑子方”条下注：郑桓公友，周厉王之子，宣王母弟也。宣王封之于郑，其后或以国为氏，宋有郑翩，即其族也。　　　　ix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9页。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07页引白川静语。　　　　x 说法不一，详见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93－409页。　　　　xi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8－11页。左言东：《先秦职官表》（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版），第34页。　　　　另：有说郑桓公执掌周邦教化，似不确。这个说法大概是混淆了周代司徒与后世司徒不同的岗位职责。《全晋文》载晋武帝《又诏山涛》，有“司徒之职，实掌邦教”。　　　　xii 《史记·郑世家》　　　　xii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46.　　　　xiv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848页。　　　　xv [宋]董逌《广川书跋》卷二“史伯硕父鼎铭”：史伯硕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　　　　xvi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周史伯硕父鼎说”：右二器形制款识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读而互辨之，可识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见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硕父其字也。郑桓公为周司徒，问王室于史伯，史伯具以诸国及晋、楚所以兴对。《春秋外传》是之，而《汉书?古今人表》于厉王、宣王时皆书史伯。疑非二人，盖羡文耳。　　　　xvii [清]徐元诰《国语集解》郑语第十六：元诰按：今河南汜水县为古东虢叔之国。郐，一作会，又作侩、桧，并同。汪远孙谓：“郐，在河南密县东，新郑县西。杜元凯以郐在密东，韦以为在新郑，其说可两通也。”　　　　xviii 《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鄢、弊、补、丹、衣、畴、历、莘，君之土也。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　　　　xix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y Thucydides）（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第2页。　　　　xx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1页引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　　　　xxi 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51页：《左传》闵公元年所谓“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这显然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不合西周古制，因为邑在西周初年就指的是国，如“我大邑周”；营东“国”洛又说成作新“邑”于兹洛。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初期的筑城是封树，后期是土墉，一开始并没有“筑”和“城”、“邑”和“都”的严格分别。　　　　xxii [明]章潢《图书编》卷一百八“四礼总叙”：然则诸侯始封之太祖，如郑桓公友是也。郑桓公以周厉王少子而始封于郑，既为诸侯，可以立五庙矣。然其考则厉王，祖则夷王，曾祖则懿王，髙祖则共王，五世祖则穆王，自穆至厉皆天子也。诸侯不敢祖天子，则此五王之庙不当立于郑。此所谓此君之身全无庙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后可立一庙以祀桓公为太祖，桓公之孙然后可立二庙以祀其祖。若祢必俟五世之后而郑国之五庙始备也。　　　　[清]江永《群经补义》卷三“礼记”：尝疑成王赐鲁重祭，未必是赐之郊禘，乃是赐鲁得立文王庙也。诸侯不敢祖天子，而鲁有文王庙，郑有厉王庙，皆谓之周庙。孔氏谓周制诸侯有大功徳者得立其所出王庙，意其制始于成王。追念周公特赐伯禽使同于宋祖帝乙，而郑桓公、武公有功遂例赐之。《宣和博古图》有文王方鼎，其铭云：卤公作文王尊彛。卤公即鲁公，然则伯禽尝祭文王可知矣。至其后乃僭用郊禘，而记礼者不得其由来，遂以为赐之郊禘耳。史克作颂言僖公承祀匪解亦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而不以赐禘郊之事序于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亦可见成王本无此事也。　　　　xxiii [法]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12－113页。　　　　xxiv [法]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63－164页。　　　　xxv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by Bertrand Russell）（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版），上册第14页。　　　　xxvi [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十二“桧”：其为郑武灭也，背郑负约故武公兴王师灭之，而王即以其地赐郑，故《郑语》首篇史伯所料秦、晋、齐、楚皆有归结，独于郑反不叙明，盖以不出史伯之所料，无容再赘也。文家以阙处见全者此类是也。　　　　xxvii 《史记·郑世家》：对曰：“……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　　　　xxviii 邵炳军：《郑武公灭桧年代补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　　　　xxix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皇父”条：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逼，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帑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　　　　xxx [清]阮元《毛诗补笺》及《揅经室一集》卷四“诗十月之交四篇属幽王说”。　　　　xxxi 《十月之交》有说咏幽王时事，有说咏厉王时事，今人又有疑皇父为共和行政之共伯和者，参见陈国安：《〈诗·小雅·十月之交〉辨疑》，《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xxxii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4765页：（幽王）十一年春正月日晕。（《通鉴外纪》：幽王之末，日晕再重。）申人、郐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史记·周本纪》：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郑世家》：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　　　　xxxiii 名掘突。《史记索隐》谯周云“名突滑”，皆非也。盖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旧失而妄记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孙昭公名忽，厉公名突，岂有孙与祖同名乎？当是旧史杂记昭厉忽突之名，遂误以掘突为武公之字耳。　　　　xxxiv 一说郑桓公伐郐取其邑，郑武公灭郐迁都。见邵炳军：《郑武公灭郐年代补正》，《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2月。　　　　xxxv 虢国有二，始封君虢仲、虢叔，文王之弟。东虢、西虢先秦时都称虢，东虢之称始于两汉。参见张彦修：《三门峡虢国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73页。　　　　岳连建、王龙正：《金文“城虢”为东虢考》，《文博》2003年6月：虢仲、虢叔于周文王时始封于殷商旧地“虢”，西周的虢国由此得名。虢地在今河南荥阳县城汜水镇，原是商朝的一个氏族或方国所在地，也可能是商诸侯国崇国的某一地区，其名称见于商代甲骨卜辞。　　　　虢国历来有二虢、三虢、四虢、五虢之辩，参见蔡运章:《国的分封与五个貌国的历史纠葛》，《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梁宁森：《关于虢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月。　　　　xxxvi 《今本竹书纪年》：平王四年，郑人灭虢。　　　　xxxvii 《史记·郑世家》：桓公……东徙其民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集解》韦昭曰：“后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也。”　　　　xxxviii 郑人东迁，营建新邑，一说新邑一开始就叫新郑，见《汉书·地理志上》应劭注；一说在秦灭韩之后为区别于秦武公十一年在京兆之地所设之郑县才被命名为新郑，见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14页。　　　　另参邵炳军：《郑武公灭桧年代补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据此六条佐证推测，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桓公死于骊山之难后，其子武公继续伐邻，鄢(邬)、弊……诸邑相继失守，郐国遂亡，时当周平王二年（前769年）。武公遂从郑（一名留，又名咸林，在今陕西省华县市）东迁其国于部国故地，按照古人迁国迁名的通例，遂将桧都邑更名曰新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即密县县城东南），故邻国都邑遂有“新郑”之谓，（郑世家》裴骃《集解》引韦昭《注》）又有“郑伯迁郑野留”之说，（桓十一年《公羊传》）此即所谓从“咸林之郑”“迁乎虢、郐”。　　　　笔者按：邵文以留为咸林之又名，似不确。　　　　xxxix [清]陆奎勋《陆堂诗学》卷三“彼留子嗟”条：留，即今之陈留。《公羊传》“郑先处留”是也。嗟音旧叶磋，施音旧叶沱，不知子嗟乃子多之讹，盖郑桓公字多父也，子国即郑武公。史迁以为掘突，谯周以为突滑，皆古书之乌焉豕亥讹而传讹也。按《国语》郑桓以孥与贿寄郐、虢，“将其来食”，寄孥也。“贻我佩玖”，寄贿也，诗缘此作，当属郑风，而留为东都之地，虽入王风可也。　　　　xl [清]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卷二：宣王始封郑于留地，在河洛之间。《诗》曰：“彼留子嗟”，谓郑桓也。　　　　xli 一说周宣王始封郑于留（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不确，当是郑人东迁时先都于留。　　　　xlii 一说与郐君交好是桓公时事，取郐国是武公时事，详见[清]陈立《公羊义疏》卷十五。　　　　xliii 《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　　　　xliv [清]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卷二：笺曰：《国语》说幽王时郑桓公友用太史伯之言寄帑于虢郐，取十邑、食溱洧也。因帑在桧，其宫人得入桧宫见桧夫人，盖因伏甲攻袭之。　　　　xlv 《国语·周语中》：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夫婚姻，祸福之阶也。由之利内则福，利外则取祸。……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姞，郐由叔妘，聃由郑姬，息由陈妫，邓由楚曼，罗由季姬，卢由荆妫，是皆外利离亲者也。”　　　　xlvi 郑玄《发墨守》有过质疑。惠栋引述并详驳郑玄，见[清]恵栋《九经古义》卷十三：《十一年传》云：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案郐公者，郐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语》富辰曰：“郐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郐，妘姓之国，叔妘，同姓之女，为郐夫人。《郑语》史伯云：“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无不克矣。”寄孥与贿，故得通于夫人，而取其国。康成《发墨守》云：郑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国在宗周畿内，今京兆郑县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庄公，迁居东周畿内，国在虢、郐之间，今河南新郑是也。武公生庄公，因其国焉，留乃在陈、宋之东，郑受封至此，适三世，安得古者郑国处于留，祭仲将往省留之事乎？愚案：桓公寄孥与贿于虢、郐及十邑，幽王之乱，东京不守，当有处留之事，其后灭虢、郐十邑而居新郑，则以留为边鄙，当在武公之时，故云古者郑国，又云先郑伯。《公羊》之言正与《外传》合，郑氏不考而骤非之，过矣。《左传》“侵宋吕、留”。后汉彭城有留县，张良所封。　　　　笔者按：惠栋所言“《左传》‘侵宋吕、留’……”，不确，此留非彼留。陈留在河南开封附近，宋之留在江苏沛县附近，非一地。楚汉之际，刘邦驻军陈留郊外，得陈留人郦食其；张良初见刘邦之留为宋地之留，《史记索隐》韦昭云：“留，今属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见高祖于留故也。《正义》《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　　　　xlvii [元]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卷四：家说《公羊传?桓十一年》古者郑国处于晋，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乃取其国而迁郑焉。《郑语》桓公光寄帑于虢、郐。《周语》“郐由叔妘”注郑武公灭之。则通乎叔妘者武公也。　　　　xlviii [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二·桓公十一年：郑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计，寄孥与贿于郭叔、郐仲之国。郐仲怠侈贪冒，取同姓女叔妘为夫人，武公因缘寄孥，故得通焉，《国语》言郐之亡由叔妘者是也。　　　　xlix [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十二“桧”：武公之得虢、桧，经无明文。《公羊传》“先郑伯有善于桧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按《周语》富辰谏王以狄女为后，有桧由叔妘、聃由郑姬之言，然谓其同姓相娶而已。韦昭注乃引《公羊》以实之，果尔则更甚于熊赀之灭息，安得谓贤君。　　　　l [清]朱鹤龄《诗经通义》卷三·郑：按《国语》郑桓公从史伯言寄孥贿于虢、郐而谋取其十邑，武公随平王东迁遂取之。《公羊传》云：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是为新郑。由其先得国不以正，故再传之后争夺不休，而其音亦好滥淫志，多女惑男之诗，然则风化之原其可不谨哉。　　　　li [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十二·桧：又何氏楷据《竹书》云：幽王死，虢公立王子余臣。平王四年郑灭虢，桧为其党，因并灭之。今据国史之文断之，而知其不然。　　　　lii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二·开封府》：陈留县，在府东五十里，春秋为留地，属郑，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　　　　liii [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黍离说： 一则曰此何人，再三则曰此何人，此何人，盖卽指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言之。何也？幽王事起仓卒，君灭国残，然四方及畿内诸侯无恙也。三君者能同心讨贼，灭之绝之，修城池、建社稷宗庙而守之，周可以不东。而卒东者，由郑桓公死难，武公内怛，不敢与犬戎抗，晋文侯、卫武公去西都千里，各顾其国，不为王室图久远也。夫皇父、荣夷斫之于方茂者也，然且纤才侈欲容悦之徒而已。若三君者，天下仰望为圣贤豪杰，王室所倚重，而乃至于此，不重可责邪？此《黍离》诗人之意也。　　　　liv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一：桧，妘姓，髙辛火正祝融之后，武王封之为桧，子国，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夷王、厉王之时，桧公不务政事而好洁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桧之变风始作。幽王时为郑桓公所灭。　　　　lv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富山房编辑局明治四十四年），第21页：东虢在今开封府汜水县西北，即制邑，即虎牢，秦置成皋县。　　　　lvi [清]徐元诰《国语集解》郑语第十六：元诰按：《路史·国名纪》，邬，妘姓，高阳氏后国，后为郑所灭，故为郑地。与晋邬别，在今河南偃师县，其西南尚有邬聚。宋庠本作“鄢”，今不从。　　　　lvii 李玉洁：《郑国的都城与疆域》，《中州学刊》2005年11月：郑国的疆域，东至滑（在今河南省睢县），东南至桐丘、鄂，即今扶沟、鄢陵；西北可达今沁阳、济源；南至临颖，西南至鲁山，向西可抵巩县等。可见，郑国的疆域在今河南省的中心地区。　　　　lviii 胡进驻：《东周郑韩墓葬研究》，2003年，第4页。　　　　lix [清]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韩诗说：‘《溱与洧》，说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同往观也。’”　　　　lx 《毛诗序》：《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　　　　lxi 马振理：《诗经本事》中册（世界书局1936年第1版），第1226页：案此诗正言桓公东寄孥与贿，虢、郐轻分公地，一时舆论欢迎之情跃然纸上，所谓“适子之馆，授子之粲”者是也。而虢、郐之君仍俨在梦中，真诗人之化笔也。顾国家者公器，全以民情向背为转移。民情所向，即为彼善于此，亦即为贤。至于双方之孰成孰败，吾人盖有所不暇论矣。故孔子读《缁衣》，亦许虢、郐之民好贤之心至也。　　　　lxii [明]林文俊《赠大司马紫岩刘公被召入朝序》，《方斋存稿》卷六：今公得立于朝，则其泽将及天下矣。是以命下之日，远近闻者无不动色相贺，顾惟留都文武衣冠之士，至于闾井细氓，数十万貔貅之卒，皆戚然不怿，甚至赍咨涕洟若不忍别公以去者。予闻而叹曰：休矣哉。昔郑桓、武公相继入为周司徒，周人爱之，有《缁衣》之诗焉。今喜公之入者将不类是也乎？昔周公之居东都，召公之巡南国，其民或预恐其归而悲之，或追思其徳而爱之，乃有《九罭》之歌、《甘棠》之咏焉。今戚公之去者将不类是也乎？予观公之出入其所系于人心者如此……　　　　lxiii 《吕氏春秋·荡兵》：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而况于暴君乎？　　　　lxiv 《吕氏春秋·振乱》：攻伐之与救守一实也，而取舍人异。……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　　　　lxv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此必桧破民逃，自公族子姓以及小民之有室有家者，莫不扶老携幼，絜妻抱子，相与号泣路歧，故有家不如无家之好，有知不如无知之安也。而公族子姓之为家室者尤甚。　　　　lxvi 邵炳军、路艳艳：《〈诗·桧风·隰有苌楚〉、〈匪风〉作时补证》，《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　　　　王建国：《论〈诗·桧风〉的创作时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　　　　lxvii 吴淑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景爱：《左、右史分职说质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lxviii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第三十六卷“春秋四国强弱论”：郑桓公当周之季已能卜齐、晋、秦、楚四国之大，其后卒如其言。　　　　lxix [元]吴莱《渊颍集》卷五“秦誓论下”： 夫西周之末，王政舛错，史伯知其必乱则当矣。齐固大国也，虽晋文侯帅师以救周难，犹次国耳，楚亦蛮夷蕞尔子男之邑，秦仲方入仕于周，尚未得岐丰地，未列于诸侯，岂得与诸姬代干也哉？必周之东迁，齐始霸，晋亦相继而霸，秦则桀骜于西，楚则暴横于南，惟郑也适居四方之会，交南北之冲，彼四国者恒困之矣。丘明特与鲁悼公同时，且推其所见而言，皆附会无诚实。　　　　lxx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二：幽王时，史苏谓郑桓公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衰，晋楚齐秦必将代兴。谓楚之祖祝融司天，齐之祖伯夷典礼，嬴之祖伯翳能议万物以佐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