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揭穿中国大谣的一个弥天大谎
导读：*　 *　 *　 *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引出的、与科学、由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P126）（马克思：《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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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揭穿中国大谣的一个弥天大谎——关于中国大谣所谓“自从一八六四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P126）（马克思：《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１８８６年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笔者套语——一个人如果力求使历史去适应不是从历史本身（不管这种历史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历史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笔者套用马克思论卑鄙的语录谈历史评价中的卑鄙）马克思、恩格斯揭穿某大谣的一个弥天大谎——关于某大谣所谓“自从一八六四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的问题前言恩格斯当年在批判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曾经指出：“在理论方面，我……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个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2卷第81页 ）可以肯定，以上这三条中国大谣全占了。甚至，碰巧中国大谣的“无限优越感”也显然带着德国式的“富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中国大谣虽然一心想把自己包装成“正统”，但是：中国大谣根本就不知道或不想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就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中国大谣根本就不知道或不想承认，关于暴力革命的问题，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归根结底是被资产阶级教出来和逼出来的。等等，等等。中国大谣还胡说八道地宣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的“幻想”；宣称共产主义者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加上暴力革命手段”。更有甚者，中国大谣竟然宣称，《共产党宣言》有“局限性”和“根本性错误”，已经过时；宣称《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就是社会主义；宣称现代资本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宣称“民主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宣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等等，等等。很显然，中国大谣顶多只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可耻的叛徒，还算不上正统的叛徒，——因为他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懂过和信过马克思主义。他顶多只能算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政治骗子。中国大谣的大作——《红太阳的陨落 千秋功罪毛泽东》就是他假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证明。中国大谣在大作中，虽然煞有介事地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少文字。但是，他的“引述”本身直接就是断章取义的；而他对所引述内容的解读，都是粗暴地和直接地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意思的，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大谣之所以把毛泽东的一生评价为“倒三七开”，评价为假的马克思主义、左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的“修正主义”；之所以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为“打左灯向右转”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等，等等，除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一知半解”、“断章取义”、“蓄意歪曲”外；除了他超乎想象的放肆，疯狂，无耻和妖魔化外；还因为他特有的“德国式的傲慢”。中国大谣竟然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一个体系，又轻而易举地建立了一个体系。中国大谣在“理论”问题上这样随心所欲地无中生有，有中生无，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在马克思主义常识和基本原理问题上，中国大谣的这种当代版的、中国特色的指鹿为马的把戏，实在是“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之极，卑鄙之极、荒谬之极，疯狂之极，瘟疫之极。中国大谣竟然用这种所谓“正统”的“理论”来指导他的“历史评价”，岂不就是理论研究和历史评价中的双重的恐怖主义？！“新”而非传统的恐怖主义？！“软”而杀人的恐怖主义？！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呜呼！中国大谣还有正常思维吗？中国大谣还让人有正常思维吗？中国大谣竟然也煞有介事地大谈“与时俱进”，但是，他的“与时俱进”就是，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开始，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结束。就是直接和双重地歪曲、阉割、污蔑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和双重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是不准列宁、斯大林在他们的俄国和苏联进行革命，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不准毛泽东在他的中国进行革命，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一句话，要揭穿中国大谣对马克思主义造谣、造假的丑恶嘴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耐心对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以下将陆续发表的一组文章，就是本人带着中国大谣的问题，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时，所发现并整理的关于中国大谣对马克思主义造谣造假的点滴记录。 9:06* * * *中国大谣为了虚无化和妖魔化共产主义，为了把马克思、恩格斯打成民主社会主义者，为了歪曲和阉割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他的大作中断言，“自从一八六四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见中国大谣大作“结束语”）中国大谣的以上这个说法，纯属一派胡言。是中国大谣瘟疫在马克思主义常识问题上指鹿为马的又一个杰作和例证。事实上，在１８７１年４—５月间，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正式文件，——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中，不但明明白白地多次使用了“共产主义”概念，而且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对共产主义原理的坚持。这个无情的历史事实，实在是对辛大谣之流关于所谓“自从一八六四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的谎言的有力批判。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大谣之流的“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和狂妄、武断。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中曾经写道：“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 ｐａｒ
ｄéｃｒｅｔ 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P362）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P36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三》（写于１８７１年４—５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P362~P363 ）以上引述的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正式文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上了“共产主义”的概念，而且是反复使用了4次。我真无法想象，一贯自诩“正统”的中国大谣，凭什么竟然胡乱断言“自从一八六四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以上文件诞生时隔20年后的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对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谈到共产主义问题这件事，曾经再次提起，并以他自己的方式作了强调。恩格斯指出：“其实在１８７１年，甚至在巴黎这个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大工业也已经不再是什么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①；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②，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现在这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可能派’中间丝毫不亚于在‘马克思派’中间。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有蒲鲁东派存在。”（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11）顺便指出，马克思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共产主义”概念的使用，以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态度，在1872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最早得到了完全的印证。那里在谈到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局限性问题的第一点时，就曾经指出：（《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P248)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笔者按：这里所说的“革命措施”，基本上是经济的措施）。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２５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１１６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１９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248~P249 ）显然，在以上《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再次肯定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经验和精神的及时总结，恰恰是克服《共产党宣言》第一点局限性的需要，巴黎公社的经验和巴黎公社的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无疑丰富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当然，这也特别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与《法兰西内战》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相通的。顺便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以上序言中所说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三两点局限性，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无关，指的是：“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１８４７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第一国际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也曾经指出：“……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质上是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了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１８４７年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P241）（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241 ）在这里，恩格斯至少充分肯定了两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了领导作用的人”；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于１８４７年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这雄辩地证明了，第一国际贯彻的正是共产主义理论原则。1874年，恩格斯又一次谈到第一国际的伟大成就和精神的时候，曾经指出：“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P620）——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1874年 ３５．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7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20~P621马克思恩格斯书信节选：）以上这些引述集中说明，从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到第一国际时期，国际工人运动从理论原则到具体实践，都是一个“直接继续”的关系。这就充分证明，中国大谣所谓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正式文件中不再用“共产主义”概念的说法，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历史的逻辑。口口声声以“正统”自居的中国大谣，竟然不知道或不在意巴黎公社对第一国际的意义；不知道或不在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中关于巴黎公社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精神就是第一国际的精神，等等的分析，就胡说什么“自从一八六四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实在是“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和狂妄、武断之极。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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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
对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几个重要观点的分析
日 15:00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作者：汪亭友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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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当今社会民主党实践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脉相承，在本质上是改良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类型。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桥梁，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瑞典模式；苏联剧变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6　　最近，党中央提出要科学认识“六个为什么”。其中一个“为什么”就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一些人那里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他们试图更改我们党的性质与目标，更改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把中国引向民主社会主义。本文结合他们提出的有代表性的几个观点作些分析，希望有助于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有助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　　在中国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伯恩施坦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但这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被冠以修正主义，遭到以列宁为代表的极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一历史与修正主义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很不相称。因此，要重新评价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要肯定其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民主社会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后来受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因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有人甚至把伯恩施坦看成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一些人提出要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翻案，一方面可以彻底否定“暴力主义”的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搞民主社会主义意义重大。如果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被看成“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评价伯恩施坦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对这个问题，列宁在100多年前给予了很好的回答。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开始泛滥的时候，列宁就坚决地投入到反对这股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去，并科学地预言伯恩施坦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1](P213)1908年，他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全面剖析了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深刻揭露了修正主义的实质，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2](P2)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2](P6)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这是列宁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定论。　　1899年1月，伯恩施坦应考茨基等人之邀，出版了集中反映他的思想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这本宣言性的著作以及先前的著述里，伯恩施坦借口时代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变化，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打着“反对教条主义”、“消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　　在哲学上，他提出以康德主义代替唯物主义，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3](P75)宣扬庸俗的进化论，反对“依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论证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攻击剩余价值学说是“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3](P89)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学说、资本积累的学说等。　　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锋芒，集中在全面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改造为只搞议会斗争的议会党。　　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不同于发表《共产党宣言》的50年前，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经济危机可以防止甚至根本不会产生了，社会主义只能而且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更加缓和了，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的政治灾变（指暴力革命——引者注）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少”，[4](P6)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3](P209)普选权是“使人民的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3](P193)　　由于资本主义具备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进行改良工作。具体讲，在政治方面，通过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合法手段”来“改造国家制度”。在经济方面，通过“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通过工人的经济组织、地方自治机构等的活动，逐步使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使企业“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他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3](P7)　　适应改良工作的需要，社会民主党必须由“崇尚暴力”的革命的党转为主张合法改良的议会党。他提出，社会民主党不应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党不应“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应该放弃“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党不应当把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最终目的放在主要地位，而应该用全部力量来实现一些微小的改良和补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他还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比今天更加大得多”。[3](P239)他还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是“布朗基主义”，《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3](P78)无产阶级专政是“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租现象”。[3](P195)　　伯恩施坦以上的言论表明，他实质上在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把他的观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揭穿了伯恩施坦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列宁还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2](P7)　　慑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伯恩施坦为了给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寻章摘句地试图说明他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他说，马克思、恩格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显著地改变了自己的见解”。[3](P7)其实，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根本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而是来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杂烩。　　对于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列宁作了很好的分析。他指出，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它的阶级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广泛存在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这种机会主义还是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欧洲各国普遍经历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他们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收买了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培养出为他们阶级利益服务的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的代言人纷纷钻进许多国家的工人政党，从内部篡改马克思主义，以麻痹工人阶级的斗志。这样盲目崇拜合法斗争的合法主义盛行，他们把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参加议会斗争，变成崇拜改良的议会主义。在英国有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在法国有可能主义，在德国有拉萨尔主义、福尔马尔主义等。这些机会主义思潮纷纷篡改马克思主义，成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直接来源。　　因此，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思潮“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5](P295)理论上“尽重复别人的思想”，“实践上是机会主义（确切些说是费边主义，伯恩施坦的许多论点和见解都是从维伯夫妇的一些近著里抄袭来的），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1](P212-213)伯恩施坦继续和发展了充当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机会主义思潮，因他“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2](P2)故而以他命名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潮出笼后，遭到德国党内左派的批判，但因害怕分裂，德国党对他的斗争既不坚决也不彻底，加上考茨基等人的保护与纵容，修正主义影响不断扩大，从个别国家的现象成为国际现象，后渗透到第二国际并占了上风。列宁曾这样形容在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尖锐斗争：各国的机会主义分子“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6](P5)列宁在第二国际同伯恩施坦、考茨基以及俄国的修正主义变种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为了同修正主义以及一切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1917年4月，列宁还提议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外衣”，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改名为共产党。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还领导并创建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主义，也坚决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由于坚决的斗争，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虽然伯恩施坦的思想被一些社会民主党继承了下来，但修正主义的国际影响并不大。　　二、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改良的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修正主义思潮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部开始泛滥，随着一些社会民主党经议会道路上台并持续执政，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瑞典社会民主工党自1932年至1976年连续执政44年，此后到2006年又间　　歇执政21年，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争相吹捧的典范，被认定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在长期执政中形成的瑞典模式，更成为一些人推崇民主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在他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等国的成功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优越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又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超越它们的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中国要顺应时代潮流，搞民主社会主义。　　持这种观点的人的依据之一，就是在经济上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混合经济”，在性质上既不属于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属于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混合经济”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既利用了各种所有制的长处，又克服了各自的弊端。有人还把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主张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作比较，认为我们党坚持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没有什么区别，我国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所走的实质上就是一条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看法缺乏理论与现实的根据。在认识方法上要弄清楚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与一个社会性质的关系。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反映的是经济生活中相互联结的各种经济成分的构成。一般来说，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外，还有其他作为非主体的经济成分。一个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的性质。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经济成分可以并存，但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总有一种所有制形式占统治地位，或是私有制，或是公有制。处于非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总要服从、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对于“混合经济”也应作以上的分析。“混合经济”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主张之一。其理论根据在于，夺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再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元”存在和平等发展。他们把这种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的经济结构称之为“混合经济”制度，并认为这是经济民主的表现。所以在实践领域，凡是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里，除了有私有经济之外，还有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等他们称之为非私有的成分。其实，“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对所有制结构状态的一种现象上的描述。在当今世界，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制结构都不是纯而又纯的，总含有多种经济成分。仅仅从所有制结构这个层面，还无法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关键是看占主体地位的经济成分的性质。　　从当今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情况看，私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里占了绝对的主体。比如在瑞典等北欧一些国家，私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达90%左右，工业、农业、对外贸易和金融部门基本都是私人所有，而且私有的大财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操纵着国计民生。虽然也有国有或集体（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但它们所占的比重极小，不过是所谓的“经济民主”的点缀。从国有企业看，国家作为出资人，一般拥有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部门，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国有企业的重要职能是推行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是为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这与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人民政权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显然还不能把为资本主义国家及私有经济服务的国有企业，看成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公有制。可见，有其他非私有的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并没有丧失它是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实质，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范畴。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虽然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根本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占主体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没有因为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而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很显然，把我们党主张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经济共同发展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混为一谈，以此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上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那种认为“混合经济”在性质上既不属于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属于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立于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而又超越它们的第三种经济制度或经济形态的看法无疑也是荒谬的。　　一些人推崇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它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并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另一个依据，就是认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所推行的高福利政策，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了同向分化、共同富裕，化解了阶级矛盾，实现了劳资双赢，促进了劳资和谐、社会和谐。在他们眼里，高福利政策似乎成了完美无缺、能包治百病的“社会良药”。　　对于社会民主党推行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高福利制度，要辩证地看。一方面要看到，社会民主党普遍实行的高福利政策有其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缓和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清高福利政策的本质与实践中的局限性。首先，高福利制度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马克思说过：“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7](P306)即是说生产资料的分配即生产资料为谁所占有，决定着消费品的分配。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夺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再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是要解决收入分配领域里的问题。以为只要关注消费品的分配，以为实行了“公平的分配”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对这种不讲公有制，主要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马克思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的表现。社会民主党不主张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变革，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　　其次，福利制度也只是调节国民收入的一种形式，属于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所谓高福利政策，是国家向企业与个人征收高额所得税，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以福利等形式将其转移支付给低收入或困难群体。这套制度体系有缓和劳资矛盾的积极作用，但在高福利国家，反映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初次分配依然是按要素分配，资本等生产要素依然可获得较高的甚至超额的利润。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实行高福利的国家，依然存在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而不可能消除劳资对立，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占据统治地位，只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劳资和谐、社会和谐也就不可能实现。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道理。绝不能因为社会福利制度有其积极作用，而看不清它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　　一些人推崇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它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再一个依据，就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抛弃了暴力革命论，可以通过议会道路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概地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议会斗争，相反，认为在革命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搞议会斗争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迷信议会斗争，把议会斗争变成议会主义，以议会道路完全取代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因此，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内的斗争，或者认为议会内的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倒向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8](P22)　　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都毫无例外地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议会道路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唯一方式。实践证明，在资本主义仍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把议会斗争看成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唯一道路，是放弃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表现，在实践中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为资产阶级允许工人政党参与选举的前提，是要承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是要承认资产阶级法律。否则，处于统治地位并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决不允许工人政党的合法存在，更谈不上让其参加竞选。北欧的一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能够上台并长期执政，其奥秘就在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服从、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服从、服务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而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作若干的改良，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为了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在政治领域也坚持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思想领域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建党方面，自称社会民主党是“全民的党”，党的奋斗目标是要实现所谓的自由、公正、平等、团结、互助等价值观。　　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一脉相承，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所不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利用执政的条件，把伯恩施坦的主张付诸了实践，是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　　三、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桥梁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股国际思潮的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中盛极一时，而且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逐渐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中，这些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无一例外地发生了执政党垮台、社会制度演变甚至国家解体的悲剧。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前苏东国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桥梁。　　前苏东国家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戈尔巴乔夫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以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在人道的和民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立场”还有“世界观立场上都相互接近了”。[9](P20)戈尔巴乔夫甚至认为“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9](P10)“社会主义吸取了自由主义中的具有持久性的内容，并把自由的观念同社会平等和正义的原则结合起来”。[9](P12)在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说：“我就本质来说是社会民主党人”。[10](P403)2000年3月，他完成了多年以来的夙愿，组建了俄罗斯联合社会民主党，成为了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是该党缺乏群众基础，影响很小，不能助他重现昔日的风光。　　戈尔巴乔夫完全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强加于人”、“变了形”的“极权社会主义”，产生了人与政治、政权，与所有制、生产资料，与文化相疏远的异化现象，产生了共产党执政对政权的“政治垄断”、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垄断”、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精神垄断”。因此，改革必须要克服异化，消除垄断。为此，就必须推行“多元化”、“民主化”，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体的做法是，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竞选、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与总统制，经济上实行私有化以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上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样的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在向资本主义演变。利加乔夫曾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苏共党内的二号人物。2000年冬他应邀来华访问，在谈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他不无感慨地指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党内的健康力量主张应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改革和完善，但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为首的另一伙人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改革、完善，只能摧毁、打碎，改革就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11](P403)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配合西方国家和平演变苏联的作用。美国前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12](P11)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要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这一目标与西方的战略意图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给苏联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深受西方政要的赞赏与欢迎。日，戈尔巴乔夫获得西方奖给他的“诺贝尔和平奖”。日，也就是苏联解体的第二天，美国前国务卿贝克说道：“冷战的结束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米哈伊尔o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13](P244)苏联解体后，已成平民的戈尔巴乔夫依然频频受到西方世界高规格的礼遇。日，美国前总统布什亲自为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表彰他为结束冷战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表彰他为生活在“铁幕”下的年轻人带来了自由和希望。　　实践证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苏联的意识形态被搞乱了，苏共的思想基础被瓦解了，苏联的社会失去了凝聚党心、民心的精神支柱。把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付诸实践，把苏共改造成社会民主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党内外、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纷纷出笼，他们相互勾结，窃取了苏联人民的政权，进而摧垮了苏共，解体了国家，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复辟。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尽管最后也破产了，但它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容否定。曾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的雷日科夫，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说：“在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和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的‘500天计划’的共同作用下，社会主义的改革最终失败，为苏联解体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创造了条件”；“是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特别是他推行的激进的‘政治改革’摧毁了苏联的社会制度。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14](P417,419)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应是我们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得出的基本教训之一。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5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伯恩施坦言论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未来的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10]张捷.试析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A].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05.　　[11]吴雄丞.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A].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一）[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38.　　[12][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13][俄]罗伊o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4]李俊升，张树华.雷日科夫等谈苏联解体的原因[A].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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