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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为残疾人服务工作汇报
医院为残疾人服务工作汇报
　　[]&“十一五”以来，AAA医院积极投身为残疾人服务事业，全面开展扶残、助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几年来为残疾人服务工作如下。　　
一、认真做好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　　
（一）开展的先期工作。我县CBM防盲工作在上级残联和项目官员的指导下，从2007年6月份开始此项工作，成立以院长为组长、主管副院长为副组长的工作小组，医院每年选派2名以上医务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每年举办一至二期有各乡镇卫生院医师和乡村医生参加的眼科疾病（重点是白内障疾病的检查、治疗）班，每期均有40至60多名医务人员参加，使他们掌握了眼科疾病的基本及检查、白内障的概述、白内障检查、手术方式、步骤、术后处理及注意事项，重点掌握白内障疾病的诊断方法，为患者在乡村卫生所、乡镇卫生院很基层就能筛选和确诊，选送合格的白内障病人到县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做好前期工作。既方便了病人又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二）项目开展情况。每年县残联和县人民医院印发大量宣传在县城和各乡镇进行广泛宣传，县城和乡镇主要街道挂过街横幅，医院组织医疗队开医疗巡回车到各乡镇进行广泛宣传并进行病人检查筛选，使很多眼疾患者特别是白内障患者前往村卫生所、乡镇卫生院及县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进行检查，每年均能有充足的白内障病员到县人民医院进行手术，保证每年任务数能够顺利完成。07年全年完成345例，08年完成300例，09年完成362例，项目开展前每例病人收费在1800元至2000元，现病人只交650元，就可以做一只眼手术，参加新农合病人每例给40%标准报销，08年医院争取得到市卫生局拨款150名、低保白内障病人报销400元困难补助费，病人不一分钱就可以进行白内障复明手术，我县残联又给100名贫困、低保病人每人补助200元，三两年总共进行白内障手术超过1000例，共为病人节省100多万元以上，虽然医院减少了，但是病人得到了实惠，这项民心工程得到县领导和群众的很高。　　
（三）项目带来的效应。通过实施这个项目后，我院眼科医务人员技术力量、医生人数、医疗设备得到明显改善，眼科工作取得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眼科装备由原来的价值几千元简漏设备到现在的价值几十万元大型设备（其中项目拨给占一半）包括手术显微镜、裂隙灯、眼ＡＢ超、角膜曲率仪等，使我院设备在AAA地区名列前茅，促进了我院眼科的发展。　　
（四）项目实施主要。我县是贫困县，经济基础较溥弱，自从项目实施后，病人得到实惠，解决了很多残疾病人困难问题，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这项民心工程群众受益可观，《》()。如AAA镇AAA村AAA屯患者AAA，因患白内障双眼失明3年，年纪轻，上有，下有两个女儿，丈夫又患慢性病长期服药，生活非常困难，2008年项目免费为她做了右眼白内障摘除和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术后第二天当医生为她打开纱布病人重见光明时（视力达到1．2），病人大声痛哭，感激万分，连说共产党好，ＣＢＭ项目好，共产党，感谢ＣＢＭ项目给我重见光明．手术后病人辛勤，种桑养蚕，全家生活质量明显改善；2009年又做了另外一只眼睛白内障复明手术，目前恢复很好，像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当我们看到一个个病人能重见光明时，我们感到非常的喜悦和光荣。　　
（五）2010年工作和要求。今年我们继续进行白内障病人检查和筛选工作，除完成３００例白内障复明手术任务外，还加大对青光眼、角膜病、沙眼、屈光不正和干眼症等眼科疾病病人的普查和治疗工作，加大防盲治盲工作力度，继续做好乡村医生的培训工作，继续举办眼科疾病防治培训班，使我县更多的眼疾患者能够脱盲脱残。我县医院目前没有眼压计、电脑验光仪等仪器，对手术前眼压检查、术后验光、术后后发性白内障治疗带来很不利，要求项目能配给我县非接触式眼压检查仪、电脑验光仪、眼科激光治疗仪。　　
二、做好残疾人疾病工作　　
县人民医院负责着全县残疾人疾病鉴定工作。日至6日派出8名医生参加了市残联、市卫生局举办的核发第二代残疾人证评定医生培训班，更加规范了残疾人疾病鉴定工作。据统计，2006年以来，为全县残疾人进行疾病鉴定约3000人，无差错事故发生。　　
三、抓好残疾人康复工作　　
几年来，我院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宗旨，加强康复工作建设，因意外事故或其它疾病致伤、致残的病人恢复身体机能。同时，在“耳日”“爱眼日”“全国助残日”等重要残疾人节日期间，广泛宣传聋哑及力残疾康复、教育、预防知识，发挥了康复服务咨询指导作用。　　
四、为残疾人奉献　　
日，组织者到AAA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向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并免费为老人进行体检；2008年“七一”前夕在县老干局牵头下，组织创号的医护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离休老干部进行健康体检；2009年5月份向县红十字会捐赠助残现金5000元；　5月29日　，组织青年志愿者慰问县特校，给他们送去价值1000多元的学习用具、体育用品和生活用品以及现金500元，并免费为师生们进行健康体检。2009年3月，医院组织青年志愿者到县福利院免费为老人健康体检，对一些瘫痪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医护人员亲自到床边为他们检查身体。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做好残疾人各项工作，是落实党的十七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残联等有关部门的亲切关怀、帮助和指导下，我院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扎实为残疾人服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广大残疾的要求和希望还有一定差距，比起兄弟单位的工作，还有不足之处，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在上级党委、政府和残联的正确领导下，发扬成绩，查找不足，为忻城残疾人工作再上新台阶而不懈努力。　　
　　　　〖预览〗近年来，在市**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院领导班子进一步统一思想，团结奋进，把全面提升**患者医疗、康复的能力与水平作为医院发展的方向。先后被上级部门授予“**市基层行风建设示范窗口”、省级“文明单位”、省级“青年文明号”、“**系统创建文明行业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市医疗保险A级诚信单位”等多项省市级荣誉称号。在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教育，提升素质　　近年来，院党总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治院方针，以廉政文化建设为着力点，不断提升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为医院全面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㈠发挥党员干部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预览〗医院关于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情况汇报 县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县委学习实践办的部署，我院在学习调研工作中结合“XXX”活动主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进一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使活动行之有效，取得了预期效果。现将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情况报告如下。
一、联系实际，深入发动
为进一步把领导干部、党员和全体职工思想统一到“XXX”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来，我院在制定方案、健全组织、明确目标的同时，宣传发动，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集中学习科学发展观和新医改方案，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支、院委会要求各成员每天16时―18时为学习时间，丰富学习内容，提高学习效果。在学习中，坚持……【】　　　　〖预览〗近年来，在市**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院领导班子进一步统一思想，团结奋进，把全面提升**患者医疗、康复的能力与水平作为医院发展的方向。先后被上级部门授予“**市基层行风建设示范窗口”、省级“文明单位”、省级“青年文明号”、“**系统创建文明行业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市医疗保险A级诚信单位”等多项省市级荣誉称号。在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教育，提升素质　　近年来，院党总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治院方针，以廉政文化建设为着力点，不断提升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为医院全面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㈠发挥党员干部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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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为残疾人服务工作汇报相关范文向死而生的报告
史春我最要好的朋友从来不在我的跟前提起我的病。她不问，我也不说，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我知道她知道我的病，她甚至在我家看到过我吃药的盒子。她看过之后把盒子放回原处，一句话也没有说。至于其他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也至少听说过关于我生病的传闻。这从他们看我时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但他们和我最要好的朋友一样，什么也不说。我和绝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一样，在生活中，对于自己病的经历处于失语的状态。我不对别人提起，对自己也不提起它。我希望自己从不提起、隐藏自己曾经有过精神病的历史，这样我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奇怪了。但我没有自己希望的那么成功，我能感觉到我没有能使自己显得不奇怪，我始终是个别别扭扭的人。我对自己也不提起它，是希望这样能渐渐忘掉它。这一点，我就更失败了，犯病的时候我那些感觉那么触目惊心，我不可能忘掉那些感觉，那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他和我其他的经历一样，构成了我，剜掉那一部分的我就不是我了，会成为更难对付的人。在病过多年以后，我最近几年又开始住院了，这使我意识到，对于我的病，我能做的，不是试图忘掉它，而是面对它、整合它，让它成为我生活中的有机部分，成为我以后人生行走的动力。但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犯病时的经历，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以后消失，留在我记忆里，我不能左右它，也不能认识它。它来的时候我瞠目结舌，奇怪地感觉着一切，既不能言语，也不能做一点什么。等到它渐渐消失，我才拾遗补缺地一点一点还原当时的情形，试着给出残缺不全的解释。即便在过去以后，我也没有办法理解我在病的状态下的所作所为和看到、感觉到的景象。自己难以解释，我试图求助于心理医生。我访遍了我生活的城市中当时每一个心理咨询机构，我只从中获得了一点点帮助，因为大多数心理咨询师都认为我应该克服掉那些“病态的”的习惯，走上和正常人一样的道路。什么叫“克服”，这是个难题。通过吃药忘掉它，还是让它以后不再发生？我连它的来路都不知，又怎能做到让它以后不再来？忘掉它更是无从谈起，只要我不丧失记忆，它将仍然伴随着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病复发率极高，治愈的可能很渺茫。我对“克服”它没有信心，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克服它。而人生漫漫，假如这些感觉仍然将突如其来地造访我、左右我，我以后的生活会成为什么样子？不会对付生病的经历和防止生病，我变得对许多事情都惧怕起来。我原来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一个人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害怕，自从生过病以后，我变得胆小了，到一个陌生城市灯火通明也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但害怕的感觉刻骨铭心。我会避免自己一个人出去，迫不得已出去了也会瞻前顾后，浑身每一个汗毛都竖着。后来我发觉自己最害怕的是看见路边流浪的乞丐，尤其是那些流浪的精神病患者。远远地看见他们我就不敢抬头了，直至从他们身边经过，也都不敢正视他们，更不要说施舍了。我那时候觉得这就是自己以后人生的归宿。学会给乞丐面前的盒子里放钱，用去了我很多年。我听人讲武训传，上网搜寻阿炳的故事，强迫自己去了解乞丐们的境遇，第欧根尼的事情，总算是敢在街上给乞丐面前的盒子里放一点零钱了。做到这些，不是靠自己觉得自己会有更好的命運，而是我了解的这些乞丐的故事让我见惯不怪、麻木了。仅仅“克服”了对乞丐的恐怖，也并不表示我的生活有了希望，我还有更多问题都像那对于乞丐的恐惧一样，左右着我、困厄着我。因为病我成为环境中别扭的人，我开始对人也害怕起来，生怕别人看不起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被不平常对待的另类。许多事情表明我确实是被另外地对待了。同住一层宿舍楼，别人都能相互轻松地交往，只有我一个人蜷缩在自己的房间，连借个东西也成为需要极大勇气才能办到的事情。我想跟别的房间的人交往，在路上跟人打招呼，弄得别人和自己都尴尬起来。装作问事情到别人宿舍，我紧张得浑身都绷起来了。我感觉自己面颊发烫，声音发颤，比自己当年上台演讲和朗诵紧张多了。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是我，还是从前那个人是我。几次这样的尝试之后，我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另类、只配孤独这样的事实。父亲鼓励我买东西时多跟卖家聊几句，这样比较安全，不会显得突兀，但我很快觉得自己这样的搭讪也笨拙得厉害。问题不止在跟人交往上，我的工作，我的整个人生都是没有价值和希望的。我正年轻，本来有无穷的精力和动力发展自己，事实上对于未来没有任何计划。工作成了沉重的负担。我日复一日重复着没有创新、没有希望的日子，没有成就感，办公室没有一点吸引力。在同事的无意提醒下，去读了一个学习班，这使我开始有了改变的迹象。读那个班，我接触了一些人，接触了一些知识，鼓励我写了几篇小文章，发表在单位的内部刊物上。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开始有人向我提起那几篇文章，还有人很热情地鼓励我：继续、继续。尽管我在报那个学习班的时候，也有一点希望能“长善救失”的意思，但对这希望怎么实现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在后来的阅读中明白了一点：“贫困的魔咒是黑暗而不是匮乏”；“历史给他们那被损害的生活又加上了被忘却的侮辱”。我先前的生活是一种被忘却的生活。那几篇小文章证明的是我还是一个“活物”。既然开始了，也许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的生活会有起色，可惜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那么简单斩截，我忽然觉得看书、写那些小文章好像很无聊，并不能真正改变我的处境。我仍然只有几个能说话的朋友，我仍然被困在自己觉得没有前途的工作中，除此之外，我还是单身，因为这个身份带给我的不便和困扰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一点对策都没有。我试了，改变这个身份没有那么容易，我不善于、也不愿意投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样的事情中，我只有习惯它。星期日下午的阳光隔着窗帘照进我的房间，我望着一架子书烦恼不已。我没有房子，我住的这间平房是朋友借给我的，房价飞涨我却下不了决心买房。好象买房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朋友告诫我最多的是如何摆脱我的单身状况，而不是由自己努力来改变我的处境。工作、读书和写字都无法成为我人生中的“头等”大事。这一架子书很可怜地依墙而立，默无声息。它们和我隔着整个世界。它们能帮助我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我曾经的精神病历史，能帮助我整顿我的生活。我却站在这个世界面前，不知道如何叩响它的门铃。后来我知道，唯有认准一个目标，艰苦地劳作，才能叩响它的门铃，我总是被艰苦吓住。
我觉得自己对于自己精神病的记忆一直处在沉睡的状态，但我依然对于有关精神病的一切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吃饭，看到一张报纸上刊登着一篇简短的报道。说的是一个患了精神病、有幻觉的男孩，如何在医生的帮助下带着他的幻觉生活的故事。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后来看电影《美丽心灵》，带着幻觉研究、生活的纳什还有一个闪亮的光环：诺贝尔奖获得者；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耶利内克、曾经也精神失常的沈从文，这些故事就是希望，在远远的前方鼓励着像我这样的精神病人。问题接踵而至：他们对于我的意义，只在于我的叫喊，与他们有更深切的关系还有赖于我进入艰苦的劳作状态。与周围的人相比，我写字又慢、质量又不高，写得少，发表得就更少了，简直不够鼓舞自己，更不要说改变处境了。长时间的孤独失语，我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变得不准确，也一再错失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没有握住向我伸来的橄榄枝，工作中也是如此。病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我的病隔一段时间会重新再犯，这时候就要吃药、请假；再是周围人由于我的病而对我的态度和我由于我的病而对周围的态度中交互的不自然。这些都影响着我对自己的评价，也影响着我对周围人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更不要提跟人讨论了。诸如那个患精神病的小男孩、纳什、耶利内克和沈从文，他们经历中的细节并不被我了解，有的环境中的某些重要的条件我也无法具备，因此怎样与他们一样，带着幻觉生活，我一直缺乏可操作性的方法。我确切地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幻觉。它只是总在我幻觉最强烈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很多事情刺激着我，我起初还能辨别清楚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不是，但过不了多久就混乱了。在那混乱里我可能说过很多奇怪的话，还会做出我在清醒时做不了的事情，等到时过境迁，幻觉消失了，那种种我后来才能确定确实发生的事情也往往一起消失，我才会对那时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不相信那是自己做的。最近几年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那些事情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些感觉、那些别人没有看见、而我确实看见了、感觉到的事情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在精神病院遇到几个病友，她们都有跟我类似的感受。还有一个精神病人说了一件很容易辨别的真伪的事情。在她小时候，有一次，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听到了倒水的声音，去看，空着的杯子里确实倒满了水。而她没有倒。她家里其他人都没有在房间里，不可能倒水。我联想到自己看见的经过光电技术处理过的路灯，我碰到的那些我自己看到了，而跟我一起的人没有看到的景象——从前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的幻觉，其中有一些也确实是我的幻觉，但另外一些现在看来不能简单地以“幻觉”这样的字眼来概括。精神病的治疗倾向于通过药物消除病人的“幻觉”，但我的经验是，那些幻觉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便有些病人“病”好了，出院了，他其實也还带着某些没有说出来的“幻觉”。一般好的结果就是带着“幻觉”生活。这种“幻觉”和那些我事后确信确实发生的事情不一样。确实发生的事情别人也能看到和感觉到，他们能够证明那些事情的存在，而“幻觉”除了我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些种种的感觉搅和在一起，加重了我和生活中的人们交往的困难。我也越来越觉得弄清楚这些问题，处理好这些现象交织着出现的情况的必要性了。我的犯病是以一次一次的自杀为标志的。我记得第一次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的情形。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老师和同学们就我在事情发生时的想法跟我交流了许多，我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只知道老师安慰我说，一个要想做成事情的人应该脚踏实地地从小事做起；比如我们学校一个获得了尤里卡奖的老师他的每顿饭的时间和内容都是详尽安排的。我有一点吃惊，我当时想，我可能说了什么大话、空话而自己不自知。那个时候，精神病院还不像现在这样多，精神病的名声也不像现在这样大，要不然，我当时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以我现有的有关精神病的知识，我肯定自己会被当做忧郁症对待。从那时开始，我有过好几次自杀的经历，坦白地说，几乎每一次都跟生活中一些失败的事情有关。一次失败就会导致我的精神全面崩溃。说经不起挫折和打击，是一个笼统的没有新意的看法。这些年我一直这样对自己交代，也许这个看法在过去起到过积极作用，今天看来，这看法显然太简单了。它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才能成为我生活中的有机成分，对今天的生活产生作用。我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还在中学时代就接受了一些思想。中学时我继母在单位收发室工作，常带回家一些报纸，我那时候最爱读的是上海的《青年报》。它不光会刊登当时的复旦大学的学生的一些文章，也会有一些对当时社会上女性的新活法的关注。有一篇报道名为《大我型女性》。这篇文章介绍了几个已经结婚生子，但不停止对自己事业追求的女性。讲她们如何协调家与事业之间的关系，她们的丈夫家人如何支持她们的故事。我特意把这篇报道剪下收藏起来。那时候我已经高中二年级了，接触这些思想的来源是报纸刊物，我所接受的这些思想是零散、片段的，虽然很令我触动，但没有办法变成我生活中的元素。我只是把全部精力投注到功课上、参加一些活动上。以我当时的年纪我不可能理解这些报道的深意，我生活中的事件也无法更深刻地启示我。到了大学里真正碰到感情问题了，中学时看的那些报道全然抛到了脑后，而那些同学之间的闲言碎语显然更有力量。我被自己在“爱情”中的表现吓住了。校园文化有时候有着它残酷的一面。关于感情问题，对那些主动出击的，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的女孩子极尽讽刺之能事。有一个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女生喜欢一个男同学，主动接近她喜欢的男生，她生的有点黑。她去找那个男生，那男生对其他男生说：黑脸李逵又来了。我非常担心自己也成为拥有那个女同学遭遇的女生。在我自己的感情经历中，我不幸成为了强势的一方，那最先追求我的男生成为了躲避的一方；有时候，与我要好的女同学去替我叫那个男生，他对那女生说：我跟她不合适；你看她上进得像个党代表，而我颓废，一点不求上进。我知道他所了解的我根本不是我，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自己能帮助他成为一个能站得起来的人，总是自投罗网地去帮助他。我记得一个老乡借给我一本盗用琼瑶的名字出版的小说，名字叫《花好月圆》。写一个有相当的文学才能的女孩子，由被一个男生崇拜到最后颠倒过来她去求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也不接受她的故事，看得我毛骨悚然。我暗下决心，我一定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可悲的女孩。我打造着自己，在感情事件中做作地把自己装扮成弱者，也从一个不甚在意外貌的人变得刻意、明显地爱打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课堂上，老师问我，当时（1990年代）的中国从思想上和道德上都很乱，我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父亲恰好跟我讨论过。他说清末民初，整个中国战乱频仍，与满清时相比秩序要混乱得多。但满清政府的夜郎自大代表的是一个即将倾覆的朝代，而北洋政府军阀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政府无力控制时局，社会上有一些有生力量在混乱中发展了自己，也因为在那乱象中成长起来知道怎么对付它，因此也可以说，那一、二百年的乱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可作为一个被吓破了胆的女生，我只是回答老师：就这样乱着，乱一乱挺好的。我当时就听到后面的同学“嘁！”了一声：“这算什么回答？”有一个女同学问我，什么是“雅皮士”，我都不敢仔细给她讲，生怕那坐在旁边和我有一点感觉的小男生觉得我“恐怖”。我当时身上的种种变化周围同学也都看到了。当时有一种圆珠笔笔油里放了香料，味道很浓，我用那种笔写字，身旁的女同学问我：“你抹了什么，这么香？”我那时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恐怖的女生身上，什么功课呀，书呀，名著呀都想不起来了。然后全面的危机到来，功课，人际关系、感情事件，一起发难，我难以承受之下，犯病。毕业后的几次犯病原因也都与先前类似。这样，我全部的青春，最好的年华，都被这样一次一次的折腾浪费掉了。几十年过后，我才在波伏娃的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只要女人还希望做一个女人，她的独立地位便会引起自卑情结；另一方面，她的女性气质还会使她对她的职业前程产生怀疑。
我最后一次绝望的自杀是在2004年。在那之前，我对人生的感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她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回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我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别别扭扭的人这一点，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关于精神病的最新观点认为这种病有着生理的基础，精神病人的神经递质和正常人不一样，它会分泌多于常人的物质，造成一些异于常人的感觉。但无论是谁都同样承认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心理因素，人格因素对引起精神病的重要作用；就精神病的治疗来说，药物一般治疗的是阳性症状。阳性症状消失之后，要使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真正健康，心理调节、精神分析和治理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只有病人的阴性症状也大大改观，才可以说精神病人接近康复。精神病人复发率高跟他们的阴性症状得不到有效护理和整治，以及出院后环境得不到改善有很大的关系。住院、吃药，多次反复之后，我发现自己心境的变化来源于我的阅读、写一些小文章（虽然与别人相比，我写的又少质量又不高），和在这样的活动中慢慢找到的在其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映照着我和我的活动。有了参照物，有了交流、沟通的尝试，我渐渐地摆脱了从前那种一直把握着我、决定着我的心境。也许说摆脱不准确，应该说是在与从前的心境的反复争斗中看到了好转的迹象。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浑身裹着一个僵硬的壳，不会和人轻松交往，但成为别别扭扭的人多少有些自说自话；不过是练习得少，缺乏跟人沟通交流的技巧罢了。从前那些可笑可怜的经历不再是灾难性的、令人失语的、自别于人的了。仍然是病，最近几年我反复住院。我无法预料，不能控制，心境却莫名其妙地摆脱了从前的阴郁。也许一直在单位的环境中无法见到新鲜的人和事，而精神病院提供给了我一个接触不同生活的机会吧。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一直囚禁在既有的范圍内。病的限制是跟自身所处的那个环境相关的，它使我跟人交往时犹犹豫豫，夸大了与人交往时的挫折感，并且不敢真正放胆去尝试。单身又加重了这种状况。对病的失语和对单身的回避是一样的，都阻碍了我健康地生活。我的阴性症状来源于我的这些状况，确切地说，是来源于我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最近几次反复住院是我无法解释清楚的事件，但住院过程中病友们的状况，他们每个人各不相同，又殊途同归的经历，帮助我从只囿于自身的状况中冲脱出来。我住的这个医院在城乡结合部，病友中多数人的状况比我的状况要不幸。我的那些想要不致在这里的生活中彻底被淹没的幻想渐渐活了过来。我跟她们朝夕相处，她们中有的人对待病的无望挣扎、更多的人被环境甩到这里，可以说各有各的不幸。这些都是我在外面的生活中无法想象的。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女性的惰性、无见识和难以以及不能勇敢、周密、有计划地争取自己的命运，也看到了命运加在她们身上的那只不公、损害和压抑的手。她们和我一样，年复一年地生活在精神病医院里，遭受折磨、又自己折磨自己。在虚无的时间中，时间虚无地把不可思议、无命运的人生强加给她们。我20多年第一次生病住院时的精神病医院还是开放式的，病人自己能自由活动，也可以到医院门口买东西。等到我5年前再次住院时，绝大多数基层精神病医院都变成了封闭式的。不知道是由于精神病人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还是国外的精神病院管理方式的影响所致。总之，从前中国社会中精神病人和正常人居住在一起的温情没有了，凡是我就医的医院，精神病人都被隔离起来，生活在精神病医院里一个个病区里，病区间相互也不来往。精神病人一进病区，护士立刻把门锁上；也几乎是立刻，精神病人失去自由的感觉就产生了，只不过任凭病人拉门、呼喊、叫唤、哭泣，叫和自己分隔在门两边的家人把自己带出去，也不会有人理她。她们就此失去了自由，少则几周、几个月，多则几年、十几年都有。我从前还看门诊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到病区去，进门后，看到楼道里走来走去的精神病人，大多脸上表情有些呆滞，眼睛平视着前方。我有时会问他们大夫有没有上班，他们中多数人会友好地回答我，有的还会领着我去大夫在的地方。那时候我没有多想，只是本能地感到他们很可怜，有时候还为自己庆幸。一切看上去很平和，根本意识不到那巨大的强制力量。等到自己也开始住院了，才像是拉开了笼罩一切的幕布，开始作为其中一份子，感受里面的病人的滋味。病区里，用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相对简单的环境将病人与外面的那些引起他生病的环境隔开，并在此给他们进行吃药、打针的治疗。据说，现在的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治疗（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基层医院）都是将病人关到一个个精神病院里。将他们关起来，首先是因为对精神病人有可能造成的后果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难以作出法律方面的确定，而国外的精神病治疗已经实施了“家庭式”和开放的“社区治疗”。除了将精神病人强制关起来，还有其他强制精神病人的方法。如果病人不听从医生护士的话，或有伤害其他病人的危险或伤害自身的危险，他们将会被“保护”到床上，不能动。所谓“保护”，是用带子将他们绑到床上，手脚固定起来，等到病人安静了或者给他们打过镇定的针了，才会松绑。还有一种方式是“过电”，美其名曰“行为疗法”。也是用来对付那些行为暴烈或不安静的病人的。这类似监狱里的“电刑”。是一种类似手套的器具，通上电以后在病人的手上、头上、或者其他部位击打，轻重程度取决于对病人施行“行为疗法”的医生的个人习惯，轻一点的会是手套触到病人被电击的部位，重的有的医生会用手套去握病人的胳膊或者其他部位，触到被电击的部位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病人感受电击的痛苦也要轻得多，如果被握了，不仅会留下伤痕，当时的感觉要远远痛于仅仅触到。后来有的医院还给护士配备了类似“警棍”的器具，看上去就像个手电筒，一掀开开关会具有象“过电”器具一样的功能，护士叫病人喝药病人没有及时到，或者病人间打架、骂架的，护士都会将电棍那样的器具放到病人身上电击她们，使用的频率取决于护士的习惯。在这重重强制下，病人进医院不用等太长时间就学乖了，学会避开这些惩罚措施；学得温顺、听话。我住的医院里，长住的病人（住院超过一两年的）都是配合医生、护士工作的模范。一般的病人在这种人为的简单环境中精神得到休整，在药物治疗和休整后，她们的明显症状一般都会消失。这段时间各人情况不同，时间也长短不一，病人需要几个月、一个月、二十多天的都有。时间短的往往是初次住院或者只住过一两次医院的，或是家里费用紧张的。住一两年的也有，时间长的有在医院住了十几年的。有的在医院住的时间过长，失去了在外面生活的能力，家人把他接出去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要求再回到医院的。这种简单的环境能够使病人的症状减轻，却无法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精神病人出院后仍然生活在当初引发精神病的旧环境中，不要说很多人出去以后没有人监管自行减药、停药，即使那些能按时按量服药的病人在面对旧环境时也会病情复发。所以精神病医院里住的都是来来去去的旧面孔。这种情形，也会令病人灰心。偶尔有那些出去几年再没有回来的病人的故事在病人间传说，但这样的故事太稀少了，以致大多数精神病人觉得离自己太遥远。他们更相信的是精神病是治不好的，只能在一次一次的反复发作的间歇求得短时而不持续的“正常”。
听说在大城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有被称作“日间站”这样的机构，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病人还不具备独自工作生活的能力，家里又腾不出人手来照顾，于是这样的机构就把出院的病人看管起来。每天家里人上班时把他们送进来，晚上下班再把它们接走。在“日间站”里，病人集体看新闻，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象刺绣、剪纸等等，相比精神病医院这里有着明显的不同：它让病人有事可做。精神病医院里病人每天就是三顿饭、三次药，其余时间可以看看电视，有的医院可以做些简单的活动，如打乒乓球和羽毛球或者篮球，有的医院就只能看看电视；即便那些能活动的精神病医院，活动的场地也不可能每天都开放。有的数天、更多的数周才开放一次。病人大量的时间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是一把可怕的锉刀，用虚无打磨着病人的感觉。这样的情形之下，病人就希望让这不知道怎么打发的漫漫长日在睡眠中度过。可是睡觉在医生和护士看来是病症还未消失的表现。与睡觉作斗争、与虚无中的睡眠作斗争，成了护士们白天除了保持病房卫生和吃药之外最大的工作内容。我曾经住过的一个条件较好的精神病医院，它在病区里有隔离开的活动室。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吃完早饭吃药，就把病人都赶到活动室，可以看电视和打乒乓球，还有一些过期的报刊杂志，早上治疗区的工作人员会把需要做各种治疗的病人带走，剩下的病人原则上除了喝水和上厕所之外不得离开活动室，但总有一些病人想方设法回到病房里睡觉。病人感觉不到希望，这里的每一项活动病人都看不到意义。电视节目与自己无关，也激不起来他们的热情；许多病人还有幻觉，治疗精神病的药大多都具有镇定的作用（除了抑郁症），吃完后步履踉跄、目光呆滞，有的药物还导致口水多，只想睡觉；况且这里的每件事情都是过渡性质的，病人们打不起精神去做，那些常住这里的病人更有一种深扎在内心的绝望，这些活动几年不变，难以激起他们的兴趣，都想回到房间里去睡觉。而在另一家医院，由于病状较轻的病人要参加一些日常劳动，所以早上参加完劳动之后，这种虚无的感觉才会到来。这家医院没有活动室，病人的活动是在楼前的场地上，病人一周能活动一次就不错了。而在无法活动的时候，护士们会时刻视察病房，看见谁睡觉就把谁叫起来。有的护士把愿意唱歌的病人带到五楼“音疗室”，那里有KTV唱歌设备。好些病人也觉得自己白天睡觉会导致夜晚睡不着或睡眠质量不好，所以想用唱歌来对抗虚无，他们说：唱歌时间过得还能快一些。大多数病人对现在流行的歌曲不熟悉，她们都不能唱歌，很多人去KTV也只是听歌，但很多人都愿意去那里，因为可以避免时间的难捱。有一个病人行动不便，她很难看电视，也无法与人沟通，她老是觉得体内有人对自己说话。白天一旦睡觉，晚上对体内“假人”（这是她自己的叫法）的感觉就会更强烈，她便会喊叫：打倒“假人”！这样喊影响其他病人，也影响护士夜间睡眠。于是白天无论哪个护士值班，路过她的病房瞥见她在睡觉就会喊她：徐蓓荣！起来！有的还把她叫到楼道里，用保护带把她固定到楼道的暖气管子上，使她无法睡觉（她的房间跟护士办公室斜对门，护士们出去上厕所、办事情，总能看到她）。还有一些爱睡觉的病人也是护士们关照的对象。同虚无的斗争还表现在另外的方式上。病人们在这里必须的生活内容是每天三顿饭、三顿药，除了那些还有治疗项目的，比如打针、打吊瓶的以外，病人就没有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了。于是吃饭成了病人们除了睡觉之外第二个自发的生活内容。她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发挥了无穷的智慧和才能。总的说来，医院里有食堂，会供应病人们伙食。如同所有向很多人供应伙食的食堂一样，总是众口难调，很难会让所有的病人都满意；更不要说食堂的伙食再差一些，病人们会更加难以忍受。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内容，在病区所有对事情的感觉都会因为被过分关注而放大。对于食堂也是这样。于是买外面饭馆的饭，成了病人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病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下一顿饭食堂吃什么，如果是自己不爱吃的，便会想方设法买外面饭馆的饭。病人需要统一由护士带领去锅炉房打水，早上早饭7：00钟开饭，早饭过后打开水，锅炉房和厨房连在一起，开水也是做饭的师傅烧的。早饭不需问，是老三样：稀饭、咸菜、馒头，抬水去的时候，可以打听中午吃什么菜。女病区的水由六个病人抬三个桶，分两次抬把一楼和二楼的保温桶打满。她们可以顺便问中午吃什么菜，一楼、二楼关心吃饭的人也就都知道了。早上10：00左右，病人中便会有热心买饭的人问平日常买饭的人要不要买饭。她把大家的钱凑到一起，或者叫愿意帮忙的护士打附近饭馆的电话订餐，或者把钱交给医院的门房，有时也央求来看病人的家属出去给自己的病人买饭时给大家代买。附近也有饭馆会来人在病区门外喊：谁要外卖？把买饭的钱收去，回去做了再把饭送过来。热心人征集大家一起买的钱是因为买的饭多了，餐馆的人才会送过来，求护士打电话时也才能更理直气壮一点，二来也是为大家办好事，为大家服务。同住一个病区，大家都理解彼此的难处。附近的饭馆大都知道这里关着一百多号精神病人，有的饭馆坚持每周一、周二下午病人起床后来给病人们送饭，有的饭馆不会缺斤少两，但有的饭馆送来的饭，同样的一份饭，与他们在外面卖相比，不仅量少，而且缺盐少醋，该放香菜的用芹菜叶子代替，病人们一面抗议，一面慨叹自己被人怠慢、被人歧视。抗议之后会好一点，但很快便会重蹈覆辙。大多数病人对于外面的情形是不了解的，只能透过楼道里的窗户看到外面马路对面的市场的名字：新世纪广场。里面有卖水果的摊贩，有卖衣服、日用品的，也有周围遍布的餐馆，有的病人在这里住的时间长，经常帮护士跑腿、干活，获得了护士的信任，有时候护士为大家采购东西的时候会带着她们一起出去，让她拎东西。她們得以了解外面餐馆的具体位置。哪一家靠近哪一家，哪一家的特色是什么，她们都如数家珍。护士们给自己订饭有时也会问她们饭馆的电话。除了她们跟护士到外面一起买东西对外面的情况比较了解外，还有一些病人因为住的时间长有时家人来看他们时会带着她们出去买东西或吃一顿饭，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有一些了解。还有人因为反复出入院次数多，有时候出院会跟家人到外面逛一逛，她们对外面也有走马观花的印象。大多数病人对外面是不了解的。外面的饭馆来卖饭，有的病人本事大，能让饭馆的人赊给自己。这时候，其他病人一面笑话那些赊账吃饭的人，一面也在心里暗暗羡慕她们。同时那些能找到人给自己买饭，或者能让护士打电话的人，大家也很羡慕。那些人一面给自己买饭，能力所及时也给大家捎带，无形中就成为在病区里说话管用的人。由此也形成了病区里的等级。吃饭、买饭和病情的轻重一样，和家人对病人的探望频率、探望时买的东西多少一样，成了决定病人在病区里地位的因素之一。她们如果把钱交了，便会都跑到楼道的窗户跟前去看大门口送饭的人进来，一面看一面嘟哝：“半个钟头了，怎么还不来？今天这么慢，不是二十分钟就来吗？”一看到送饭的人到，立刻都涌到楼梯口的铁门前去接饭。常常一份饭两个人分，一人半份。这种买饭的热情，也给了住院的虚无生活以内容。
还有一个打发时间的法定方式是看电视。二十多个人一台电视，十来个人一台电视，调台成了问题。二楼的电视一天到晚都在综艺频道和湖南卫视上，等到有“鲁豫有约”的时间就在凤凰卫视上。因为几个常住的病人对这几个台感兴趣，她们对调台有发言权。一般的病人、尤其是住院时间短的病人大多数是别人调到哪个台她们就看哪个台，不想看了就自己走开；如果觉得节目还可以，就坐下来看看。而在另一个医院里，就只有陕西、西安几个台可以调，而且是四五十人一台电视。总之，在精神病院里，病人的生活没有内容。吃药打针各种治疗虽能减轻阳性症状，但阴性症状的去除若一直保持在现在的状况，那精神病的复发率高就得不到改观。经常看着病友们在楼道里来来回回地揪心地转、坐在那里一语不发地发愣，或者没有目的地自言自语，让人心里一阵一阵地难过之外，还觉得恐怖。不同的医院对病人的管理方式也有区别。我曾经住过的那家规模较大的医院对于病人的日用品、零食采取的是医院统一供应的方式。每个病区里有两个护工，护工除了打扫病区卫生、供应病人喝水、掌管病号服以外，还负责从外面进一些零食，如卤鸡蛋、袋装麻花，火腿肠等，另外还会有裤头、袜子之类的日常用品，至于杯子、脸盆、牙刷、牙膏、碗、毛巾等那是必备的。病人家屬把钱留到护士那里，你随时可以买东西，买了她们再从你家人给你留的钱中扣，直到扣完为止。有的病人家属给病人身上留钱，那是为她们觉得食堂饭吃不下去时让人帮忙从外面带饭的。所谓的“外面”——不是真正的“外面”，这家医院离闹市远，实行的又是封闭式管理，医院周围没有一家饭馆——指的是医院员工餐厅，开放式的，可以用现钱买饭，病人们托出去吃饭的的病人家属给自己带。这家医院不会管家人给病人留了多少钱，病人怎么花。而另一家医院就不同了，就是上文所描述的那家医院。那里也是病人家属把钱留到护士账上，但由护士长掌管，病人身上一旦有超过五十块钱，护士就会把钱收去，放到她的账上。护士长每周给病人发放一次零用钱，把病人家属留给病人的钱酌情发放。在女病区里，只有两个病人可以多领钱，分别领一百和四十，其他的病人则领十块到十五、二十不等，这是病人一周的零花钱，用来吃零食的。也曾出现过因为病人不给主治大夫洗白大褂，主治大夫吩咐护士长不要给病人发零用钱的事。多领钱的那两个病人一个是病区里年龄最大的，有单位负担她的费用，也有工资，她的家人给她留的钱多，往往一次留一千；另外一个病人是医院里的劳模，从抬水、铺床叠被到替病人们发放零食，到厨房帮厨，她都在干，所以护士、医生都对她比较客气。至于毛巾、脸盆、肥皂、牙膏、牙刷、杯子、卫生纸之类的，医院都有现成的，要的话直接从账上扣钱就是了。零食医院是没有的，如果有几天大家都有要买的欲望，护士长便把大家要的东西登记起来，带着几个病人到外面买。据说，这家医院不让病人手中有大额的钱是因为害怕病人花起钱来没有节制。精神病医院不允许病人使用玻璃器皿、金属物件，病人夏天买的蚊香里面的金属架子要由护士收去，病人用蚊香是用折叠成条纹状的纸来垫在下面代替蚊香架的；蚊香也不能放到病房里，必须放到护士办公室，病人买的点蚊香的打火机也必须放在护士办公室，用的时候到护士办公室点着蚊香，把点着的蚊香拿走，打火机留在那里。在那家大一点的医院里，由于只能买护工进来的东西，所以保证了没有玻璃器皿盛放的东西，小一点的医院里有时会有病人们买的用玻璃瓶装的酱之类的食品，那就要统一放到护士办公室，病人每顿饭要吃再到护士办公室去挖。筷子也是危险用品，那家大一点的医院采取用塑料勺子代替的方法；小一点的医院则采取每顿饭吃完统一把筷子收走，下一顿饭再发放的办法，为此病人常常会因为忘了或者懒得交筷子被护士批评。与外界的联系这两家医院也颇不同。小一点的这家医院不许病人往外打电话，不许病人往外传递消息，不仅医院没有能够往外打的电话，而且每一个病人的家属来看病人时，护士都会叮嘱家属不许给其他病人用电话；不允许委托医院工作人员往外送信，几乎没有病人往外邮寄信件的例子。病人与外界的联系只有通过他的主治大夫进行，主治大夫只给病人的监护人打电话。这样假如病人的监护人不愿意她出院，病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联系出院的可能就基本上被杜绝了。而那家大一点的医院病人在征得主治大夫的同意之后可以向外拨打电话，至于他（她）给谁打电话主治大夫不会多问。这附近有很多家精神病医院，民营的，公立的，仅我住院的西安市的一个区，就有三家有一定规模的精神病医院，周围的区县还有好几家，至于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的就更普遍了，甚至有的地段医院也设有精神科。精神病医院多，且都能生存，说明精神病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精神病医院的竞争也越来越厉害，每个医院都在想方设法吸引病人。不同的医院，尤其规模不同的医院设施、设备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有的公立的、规模较大的医院有各种完备的辅助治疗设备，从电针灸、各种音频设备到电休克，每天每个病人都会被施以一种或几种治疗，而小一点的医院在这些硬件设施上就跟不上了。但小医院也有小医院的长处，它灵活性好，比如我所在的这家医院就采取了冬天给病人发苹果，夏天发西瓜的措施，食堂还每隔两周给病人吃一次饺子，这些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吸引病人的措施。他们治疗设备少，但打出了较同类医院费用最低的招牌。每年还会到远一些的地方去做广告。现在大小医院之间的互动也在加强，大医院派专家来小医院讲课，小医院的医护人员之间也互相培训。有一些新的消息也能在医护人员之间分享。另外由于小医院的管理不那么刻板，我所在的这家小医院的医护人员报考心理咨询师的人也很多，这对提高医护人员的管理水平肯定是有好处的。但不论小医院还是大医院（仅限于我住过的两家），里面都有监护人遗弃精神病人的状况，而这些医院出于自身收入的考虑，收留了被家人遗弃的精神病人，让这些已经症状消失，完全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中的人，常年住到精神病医院。而在现行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中，遗弃精神病人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一群神奇的人。一般人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一边也说，只有能行的人才会得精神病。家有精神病人初期一般人都会瞒着周围人，直到多次看病再也没有办法瞒下去，周围人才会知道。家有精神病人也会给家庭其他成员带来很大的压力和麻烦。家属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方式，不仅决定了精神病人的命运，也往往是对这家人人性的考验。
精神病人分为几种：一种是长期住院的，三年、五年，十几年的都有。这些长期住院的病人有的因为多少年的病情都得不到缓解，家人觉得他们无法回到正常人群中去生活。另外一些则是有着跟他们不同的原因的。可能父母都不在了，兄弟姐妹觉得接他们回去会扰乱自己的生活；还有一些父母健在，或至少一方健在，但他们觉得把精神病人接出去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用一个精神病人母亲的话就是：把她接出来我就得少活几年。更因为精神病人生活的环境中流行着精神病是不治之症，这些也使得病人家属对病人的康复失去了信心，觉得与其把他们接出去，不如放到精神病医院里，这样省事、保险，自己压力小。还有一种是反复住进精神病医院的，有的病人一年之中来来去去精神病院好些次，也是精神病医院的常客。她们大都有残疾证，享受政府规定的免费住院的待遇。这些规模小一点的精神病医院常说把病人“办”出去，起初还以为是给病人办出院，后来才知道并不是真正让病人出院，病人在“办”出去的这段时间并没有出院，而是继续在医院里呆着；这是因为国家有规定，病人一次住院报销有最高限额，病人住在医院里费用达到最高限额超过的部分就要自己承担了，医院为拉住病人，形式上为病人办了出院，但病人在医院里不出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一般为两周、半个月左右，再把病人办进来，这样病人在医院产生的费用就可以全报销了。大一点的医院则不存在这种状况。大一点的医院，它的病人往往只住很短的时间，十来天、二十来天，长的也不过一两个月。我还接触过另一家也开设了精神科的综合性三甲医院，他们就没有住到一个月以上的病人。它的医生说，精神病人主要是需要在家庭和正常生活环境中恢复的，住那么长时间的医院没有必要；但这家医院在精神病人住院期间要求有家属二十四小时陪护；他们也从来没有电击、捆绑等强制性措施。而小一些的医院，承接了家属和单位遗弃的精神病人。常住的精神病人大都有一个为他们住院买单的单位。单位提供费用，医院提供场所和设备，家人作为监护人提供决策。这样病人们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十几年地的生活在精神病院里。她们常住在精神病院里，看起来符合各方的利益。首先是家属，病人如果在家，那他犯病了一家人就都不得安生。即便不犯病，她们的行为举止也怪怪的，家人什么地方招呼不到，她们就会自行减药，这样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犯病，更不要说有的病人即使一直按医嘱服药也会犯病。犯病后有的病人有伤人或者自伤的行为，或者有潜在的伤人或自伤危险；有的病人会从家里跑出去，给家人带来很大麻烦：找吧，不知道上哪里找；不找吧，她们又很容易出事。一个精神病人，搅得全家都不得安生。其次是精神病院。精神病医院收纳了精神病人，替精神病人的家属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精神病人的生命有了保障，生活有了着落，病情在控制状态；即便在精神病院期间会犯病，医生、医院也會想办法及时治疗控制；还有，精神病人一住几年甚至十几年，对精神病医院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稳定收入，在一些规模小一些的精神病医院，这可以说是近半的收入来源。既可以帮病人家属解决问题，又可以解决医院的收入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最后，精神病人的单位往往也愿意这样做。这样做，只需每年出一笔费用，把病人送到医院，省掉了很多诸如病人出院后带来的一系列麻烦问题；更主要的是，病人家属也不会再到病人单位要求什么，单位也会觉得这样把这个职工安置了；病人的生活、生命都有了保障；卸下了一个包袱。这里只有一个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就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生活状态被压缩在最低层次上，她被保证的仅仅是活着的权利。但人活着就要使自己的生命有所附丽，不是为了在虚无中度日的。生活没有内容，生命没有价值，如行尸走肉，对自己的生命、生活没有发言权，生不如死，更谈不上超越性的追求了。因此，有单位替自己买单，对于有些病人来说，其实是个双刃剑。死亡是离精神病人最近的事情了。忧郁症直接导致自杀。送到精神病院里的好些忧郁症病人是直接从自杀现场带来的。我曾经碰到过的病友李英琳和王素娥都是自杀未遂的病人。其余的，即便不是忧郁症的病人，也十有九九有过自杀的经历。精神病院严防病人自杀，采取了很多防止病人自杀的的措施。前面谈到的避免使用筷子、金属器物、玻璃器皿等等都是这类措施。即便这样，也仍然有人逃过了重重防范，实施自杀。我住的这家小医院就曾有过一个精神病人把给病人剪指甲用的指甲刀吞到了肚子里。虽说发现得及时，最后动手术取出来了，但百密一疏，这根弦精神病医院得时时绷着。不想活，是因为活着看不到希望：病永远治不好；永远生活在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的日子里；一生都要吃药，活在精神病医院里。那些在医院外面的精神病人自杀率更高。她们生活在正常人的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更加映衬了她们的病态和孤独。他的精神病的历史不能对人提起，她自己又无法消化它；去看心理医生的费用不是每个精神病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在我住的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医院，很多精神病人也没有这样的人脉资源。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在梦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清醒的。住院治疗的经历使得很多精神病人的生活中充满了“黑洞”，不能提，不能说，又偏偏能把自己吞噬。常住病人的正常生活在遥远而模糊地记忆里，反复出入院的病人的正常生活是短暂而恍惚的片段。那些初次生病或病情较轻的看门诊的病人，她们的生活也蒙上了恐怖的影子。这些都造成了精神病人在正常人面前的失语。加上在医院外面，对她们的监管相对宽松一些，因此精神病人是死亡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她们的一切都在见不得光的处境里，于是死亡成了他们追求生命超越性的一件事情；她们在用死亡来抗争这种无命运的人生。如果说精神病人是生活在最无望的黑暗里的话，女精神病人就在黑暗的最底层。我以我在精神病院女病区所经历的人和事，来还原这种看不见一点光的生活，这样一群被剥离出正常的人群的人的被忽略的生活。几乎有着长时间住院经历的人都有过被电击的历史。这是医院震慑病人的法宝，类似于监狱里的电刑。或者因为不听话，喜欢闹，或者因为与别的病人之间打架，或者因为有幻听幻觉、因而行事不合常理，都可能被电击。除了由医生操作的大电，还有由护士掌握的小电筒。这种小电施行的范围就更普遍了。护士召集病人吃药，而病人没有及时来，到了睡觉时间，病人没有及时睡觉，病人没有按时打饭，病人频繁去护士办公室敲门，或者纠缠护士，都可能被护士用小电筒电击。我就曾见过一个病人，来回都喜欢摸一下护士办公室门口挂着的锁头，护士就用电筒电她。病人们都是谈电击色变。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有可能在被电击以后变得谨小慎微，至少在刚被电击以后几天是如此。每当医院准备电击（过大电）病人，在楼道里拉开连接电击器具的电线，病人们之间就开始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胆子大的病人敢从窗户外面往里看，看电击的过程，一般的病人，都会被吓得乖乖的、悄悄的，规规矩矩地坐到自己的病床上，或者站到楼道里，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被电击的人鬼哭狼嚎，平日里看起来坚强勇敢的人这时候也变了样，不住地向医生求饶。我曾经住过一家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大医院，在每一个病区里都有一个专门放过电器具的房间，给病人过电时关着房门，其他病人只能听到惨叫声，看不到里面的情景。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被过电的经历。第一次是在那家大医院。那是我那一次刚入院不久，有着很强烈的幻觉，我问病区主任几个问题，她不回答我。我便评价说她水平不高，人品不好，于是被医生护士按住过了一次电。后边的两次过电，都是在后来住的这家小医院。先是有一次我住院的时候，处在亚木僵状态，医生说她为了唤醒我，所以给我过电。医生说，过电是对病人有治疗作用的，比如我的情形；另外，它的确有震慑病人的作用，所以叫“行为治疗”。紧接着我又被过了电：那时候我幻觉强烈，晚上在病房里喊，护士叫来当天晚上的值班医生，给我过了大电。一般的病人，被过了电以后都会变得驯服，甚至闻听说要被过电而丧胆。有一个病人正在上厕所，听到大夫说要给她过电，吓得提起裤子就哭叫着往病房里跑，边跑边说：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她的满口牙齿，都被在从前的医院里过电给震掉了。还有一个病人，给一个刚住院进来的女孩子抱不平，说那个女孩子住院进来两周了，病不但不好，还给治得越来越重；她在楼道里大声地指责医生，被医生捉住了给她过电。给她过电的是她的主治大夫，也是那个女孩子的主治大夫。医生在她头上、在她胳膊上都给过了电，还用过电器具握她的胳膊，留下的淤青，近一个月都散不去。她平日里那么厉害的一个人，这时候也只有讨饶。从此后再评价医生就明显有所顾忌。医院里的常住病人，住了七八年八九年，或者十来年的，她们都是遵纪守法的模范。一来因为她们大多数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二来因为她们都有过被过电的经历，知道厉害，所以不敢去做让医生护士们生气的事。非但如此，她们中有的人还会主动帮医生护士维持秩序，呵斥，或者是使唤那些有症状的病人为医生护士服务，为其他病人服务，为医院服务。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病人中也有那些宁死不屈的。曾经和我同住一个病房的杨明彩刚入院的时候有明显的幻觉，觉得让她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因为有人要害她，所以坚决不吃饭。医生劝不动她，就给她过大电。过电的时候，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医生护士都说她是刘胡兰。她也以此自豪。我后来住的这家小医院，是流浪精神病人的收容所。民政部门从大街上领来的流浪精神病人，就被送进这家医院。因为问不出这些流浪精神病人的姓名，医院里就称呼她们“无名”，并且“无名”一、“无名”二地排下去，现在，“无名”系列已经上百了。这些“无名”们带着在流浪江湖里闯荡的野性，不像我们这些住家的病人那么好驯服。有一个无名进到医院以后不听话，她的主治大夫给她过过几次电都不太起作用，当她的主治大夫拉开架势，准备又一次给她过电的时候，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咬住了主治大夫的手指，当大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主治大夫的右手中指已经给咬断了。医院赶紧把她转到了别的地方去了。医生们之间因为这次事故，彼此惺惺相惜，病人们却在私底下暗暗说，要不是现行的這套医院管理模式，也不至于会这样。病人们攻击医生护士的事情还有。TT、MM合起来打护士的事情就是一例：不知道什么原因，她俩和护士争执起来了，俩人就一起动了手。后来给她俩都绑起来过了大电。楼上男病区也发生过病人打护士的事情，伤到了护士的鼻梁，护士休息了好久才能来上班。还有WJ，她丈夫有一次要领她出去，医生准许的电话要值班护士接了才能放行，值班护士因为生气WJ的丈夫向主任告了自己，不肯接电话，WJ就动手打了护士。这些无疑会在医生护士心间留下阴影。但总体上，是病人们心里的惧怕更多，因为医生护士掌握着更多的惩治病人的办法和器具。一般说来，护士动手打病人的事情更多一些。这个医院有一个叫刘芳的护士，就多次打过不同的病人。有一个叫HYY的病人，因为吃药不太听话，就被这个护士揪住了猛打，那时候，他们医院还没有击打病人的小电筒，她揪住病人的头发，猛扇病人耳光。后来，别的病人上前把她们拉开了，值班医生也赶到了，把病人绑在了床上，护士还冲上去猛扇病人耳光，直到最后给病人过了大电。给病人过了大电以后，刘芳对值班医生说：我不愿意跟咱们的病人一般见识，那样我的水平就太低了。我一般打架都不吃亏的，在家里跟我老公也是，他一般都让着我。那天的值班医生是我的主治大夫，她刚好约了我谈话，所以我待在治疗室等医生结束工作，刘芳和我的医生的对话我都听到了。刘芳走后，值班医生对我说：咱们有的护士，我都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真应该也给他们过过大电！后来有一个叫乔冬的小姑娘住院，刘芳也动手打过她。还有一个叫简艳丽的病人，是一个没有家属的孤女子，她在这家医院住院到后来，生了其它的病，因为没有去处，就一直呆在这家医院里。她死前病重的时候，因为身体疼痛，常常会喊，照顾她的护士们都有些不太耐烦，刘芳拿起一块脏抹布，塞到简艳丽嘴里，让她再也出不了声。我第一次在这家医院住院的时候，病情很轻，所以，我从来没有被绑，被电击的经历。快出院的时候，刘芳对我说：你看，我对你不错吧？我就从来没有叫你给我洗过衣服。后来我再住院的时候，因为有幻觉，有时候会要去开在护士办公室的电视开关，而那个时候，不是医院规定的放电视的时间。大多数护士遇到我这样，都会呵斥我几句，或者把护士办公室的门在里面反锁上，如果这样，我还反复去，她们会把我绑起来，固定在床上。刘芳也会把我绑起来，但在绑的路上就开始动手打人，直到把我绑起来，手脚都固定住，她还会动手扇我耳光，边扇边骂，嫌我在她打了我之后骂了她。我有一段时间幻觉非常严重，老是到护士办公室去开电视。遇到她值班，她每次都要打我。同时值班的有两个护士，一般也都是两个人一起绑人。到后来把我固定在床上之后，和刘芳对班的护士在刘芳打完我之后，临走的时候常常握我我的腿腕，以示安慰。我把她打人的事情告到了他们的科室主任那里，在科室主任还没有处理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另外一个病人的病房里，刘芳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她把其他的病人都赶了出去，关上病房门，手里拿着过电的小电筒，一边在我身上乱刺，嘴里一边喊着：我打你又咋啦，你竟然敢告我？我为什么不打洪梅丽呢？打你是因为你不好！不断地用电筒在我身上刺来刺去，而且专拣隐密的部位。直到值班大夫和另外的护士过来把我们拉开。我又一次把这件事情告到了他们的科室主任那里，主任在经过我们两个人对质之后，扣了她的奖金。但她的气焰一点都没有削减。过了一阵子，病人的厕所里便池堵了，地面上水漫了很高，无法上厕所。我就去了护士厕所，当时她正在值班，她看到了，就用脚踢护士厕所的门，我给她解释病人厕所无法上，而且，另外一个班的护士允许我们可以上护士厕所的，她说，你算什么？人家洪梅丽那么讲究的人都没来护士厕所，不许上！硬是没让我上厕所。我告了她，这就和她结下了梁子。有一天晚上，过了熄灯时间，我已经躺下了，她拿着电筒来到我们病房里，掀开我的被子都在我身上乱刺，一边刺一边说：你算个屁呀！你要是能行你家人为什么不接你出院？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反映给科室护士长，护士长听完后一言不发，过了一段时间，看看没动静，没有办法，我又一次反映给科室主任，主任说，他把她调到男病区。几个月之后，她被调到了男病区。对于这样一个处理，我一直深怀感激，因为能够站在精神病人立场上考虑问题，并且因此处罚医护人员，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当然，打人的护士不止她一个。在我幻觉强烈的时候，总觉得应该去护士办公室开电视，常常在晚上熄灯后还要去护士办公室，碰上赵明明护士值班，她把我领到我的病房里，突然在黑暗中拳打脚踢，我说，你凭什么打人？她说就打你了！我才突然意识到，她为什么要把我领到病房——因为楼道里有监控器。有幻觉的时候，我也抗拒打针，而且像刘芳那样的护士会公报私仇，打针的时候故意打得你很疼。有一天晚上，是刘芳和赵明明值夜班，我要求赵明明给我打针，当时我人在治疗室，赵明明对我又是一番拳打脚踢，这次刘芳在场。同样，治疗室也没有监控器。以至于我在后来告刘芳的时候，刘芳说，你为什么老盯着我？我看赵明明把你打成那样，你也没有告她。没有告赵明明，一是因为她都是在隐蔽处打我，我告了她，她如果不承认，我一时还举不出证据；二是我一下子控告的人多了，害怕医院不给处理。她们会打我也就会打别人，病人们被护士踢一脚，推一下，那并不鲜见。当然，也有一些不打人的护士，只不过在这种风气中，她们比较低调而已。除了给病人过电，在我住过的几家精神病医院里，我确实还没有碰到医生直接动手打病人的事情；而且因为常年工作在精神病医院里，了解精神病人的状况，也有很多医生护士或者出于从自身职业道德的考虑，或者从人情出发，对精神病人怀着深切的同情，这也是我在精神病医院里遇到的事情。我问了很多我在医院遇到的医生和护士。问他们两个问题：1.你是怎样看待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2.在精神病的治疗工作中，有哪些你觉得遗憾和无奈的事情？医生护士给出的答案不一而足；也有对我的问题不予理会的医生和护士，比如，有一个护士在我问完问题后说，你写写你自己的事情嘛！再看医生护士们的答案时，我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的，刚刚工作的医生护士的答案中都有一条，就是觉得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安全，觉得自己可能会被病人袭击；而工作时间较长的医生护士则几乎没有人谈到这个问题。这些新来的医生护士不知道，所谓的病人的攻击性，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被逼急了之后的反击，而且发生的概率也远远小于自己被整治的概率。我只在一个老护士的答案中看到一条，她说，她觉得最无奈的事情就是病人犯病骂你的祖宗八代，而你却不能因此揍她。这是一个不太对病人动手的护士。有几个医生护士谈到医院里针对病人的强制性措施是很令人无奈的事情。其中一个医生谈到了将病人的活动范围强制在楼道和病房里——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醫院门外就是闹市，不这样做，病人的人身安全就无法保障；当然也不利于医院的管理。还有一个医生也谈到了这些强制性措施中的一部分：比如电击病人和捆绑病人，“没有办法，医院条件所限。对病不对人吧！”他说。更多的医生护士在谈到第二个问题时，都回答说：那是应该领导们操心的事情，我们作为普通员工，只要尽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了。也有说，无奈肯定是有，各行各业都有它无奈的地方，精神病的治疗和管理也一样。也有护士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指出，她觉得最无奈的是给精神病人的用药——精神病人的病因不清楚，不知道缘何而起，药，当然就很难是对症下药了。当然，她也不是反对对精神病人用药，毕竟药能减轻症状或者令病人恢复得更快。只是面对精神病人的高复发率，她觉得很无奈。还有一个护士谈到了医院管理和精神病人处境中的几个切实性的问题：她觉得精神病人挺可怜的。比如说有时候仅仅是和家人生气发脾气了，不见得一定就是精神病犯了，但家人也会把她们送进来。这些人，其实需要在环境中进一步观察才能判断她们是否犯病了，家人有时候把送精神病院当成对付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听话的一种方式。对于精神病人，很多家人有甩包袱的心理，把精神病已经好了、或者程度减轻了，需要在家调养的病人也送到医院里来，比如洪梅丽和刘惠。有时候把应该由家属来做的事情，也让护士来做。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微笑服务，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封闭式的管理模式，当然也是一个无奈的地方；另一方面，对不同的病人，其实应该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比如对有的病人，确实需要训练她的生活技能；对另外的病人，要的就是另外的护理了，比如精神层面的护理，但我们的条件达不到。家属把需要自己做的事情一律推给医生、护士，不需要住院的让住院，病好了又不接回去。精神病很难治好，复发率又高，好多家属对病人失去耐心了；其实你看人家家人关心、家人有耐心的，病人就恢复得快，恢复得好。这个护士谈到了家人对精神病人的没有耐心造成了精神病人长期羁留在医院里；其实她只谈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精神病人已经恢复正常，或者程度减轻，已经可以在正常世界里生活但却长期羁留在精神病院，就不只是家属的问题，精神病院来者不拒，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家精神病院是一个公立医院的一个科室。医护人员的工资60%靠国家负担，另外40%以及奖金是自筹的。精神科是整个医院里医护人员收入最高的一个科室，这些长期羁留的精神病人是她们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病人给精神科的收入贡献至少达到一半。这还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的情况更严重。和这家公立医院同属西安哪个区的一家私立精神病院，有政策给把病人拉到他们医院的三轮车夫，一人一次三十块钱的奖励。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上，就要简单和直接得多，基本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精神病人肯定不是正常人。她们的神经递质分泌物过多，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她们的症状也是很明显的。或者，精神病人就是没有自知力，或只有部分自知力的人。也有说精神病人难以沟通交流，有的病人对自己的行为不自知。第二，精神病人和普通病人没有什么区别，就像感冒发烧的病人和外科病人一样，只是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这时候用药物把它控制起来就行了。精神病和其它病都一样，她们有病，我给她们治，能帮助她们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以我的能力为限。第三，精神病人不是什么器质上的病人，只要心理、看法调整好了，就可以回归社会。精神病人就是知、情、意的改变，知情意有不正常的改变，思维认知混乱。这就是精神病人。精神病人和我一样，只是她们的思维、表达方式出了问题，治好了，就是正常人。其实精神病人比正常人情感更丰富。有时候觉得有些精神病人挺聪明的，比如刘惠，她的知识面宽广，很多大学生都不如她。但她犯病了挺执着的，比正常人执著得多。
这个医院还有一股风气，那就是医生、护士们报考心理咨询师的人很多。从他们贴出来的医生护士介绍来看，过半的护士医生都至少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考试，有的还是二级心理咨询师。有的医生还考过了心理医生的执照。但在日常的医院管理中，除了一个因为最早考了心理咨询师，从护士转为专职的心理咨询师外，其它考过心理咨询师的医护人员，在日常应用中并不能专门用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当然，这对提高医生护士们的素质是有用的；对于改善她们对待病人的态度和方式也会有一定的用处。不过，这种情况基本上属于个别情况，在那些职责分工森严的大医院，一般的护士基本上没有“晋升”为心理咨询师的可能，一般的精神科医生也不会想到要转行去当心理咨询师，所以，也就不会有几个护士或者医生去报考心理咨询师了。而精神病人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则是很大的，尤其是精神病人的阳性症状在药物控制下消失之后，对她们阴性症状的调理，心理咨询师有大量的工作可做。这些年，社会上报考心理咨询师的人迅猛增加，各种心理咨询机构应运而生。然而心理咨询的昂贵费用，是这里大多数精神病人望而生畏的。据我了解，我所在的这家精神病院的病人，在阳性症状消失、出了精神病院以后，没有一个去进行心理咨询的。相当于中国古代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精神病人每个人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处境，是需要有各不相同的处理方法和对策的，而这，是现在的精神病院一个医生，几十个病人，和差不多每周一次的团体心理咨询活动远远做不到的。更不要说，即便能够有充分的医院治疗和心理咨询，精神病人出院以后所面对的矛盾和冲突，旧有的生活环境中各种纠结的关系，精神病院和心理咨询机构也是鞭长莫及的。这是目前精神病治疗方式的软肋，不突破这一点，精神病治疗的恶性循环状况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改观。而这一点，从事精神病治疗的医生护士和心理咨询师们都是心知肚明而却无能为力的。关于精神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疯子”，“疯”。我最初关于“疯子”的印象，是喜剧性的。小时候村西头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疯丫头。她成天笑嘻嘻的，衣食住行自己都料理不了，她妈妈管着她。她成天坐在她家门口，看见有来来往往的人，就会笑，会说话。有时候人们也会逗她，问她话。看上去一派祥和的气象。她妈妈看上去也不怎么忧愁。还有一个“疯子”不是我们小镇上的，她隔一段时间就转到我们镇上。来了之后，又是唱歌又是跳舞，有时候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大人们看见她，有时给她半个馒头，有时给她一碗面条。小孩子跟在她身后，听她唱戏，给她鼓掌。听说她家离我们这儿不远，她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她丈夫在家等着她，等她回家待一段时间，又会跑。她丈夫没有办法，只好由着她。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她叫“金桂”。她的事情，也没有愁苦的气息。记忆里唯一代表着不幸的疯子，是镇子南头的一个老妇。她犯病的时候老是脱衣服，她的丈夫很恼火，狠命打她，有时候用鞭子抽她。她丈夫去世后，她的病渐渐好了。只是有时候兴奋起来话多，我曾经见过一个跟她年纪大小差不多的老妇，故意逗她说话，她控制不住自己，果然就说了很多话。那时候我已经是少年，已经知道在心里替她感到凄凉了。除此之外，我没有更过关于疯子的印象。与精神病有关的第二个印象是流浪。流浪者并不都是精神病，有时候它甚至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我曾经看到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一个旅居纽约的台湾艺术家设计了一个行为艺术，就是自己在纽约街头流浪一年。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曾经被当作街头流浪者抓到警察局里，后来打电话给朋友才被释放出来。当然这是极少数的现象。严格地说，这个人的身份不是个流浪者，而是像我们所知道的艺术家。还有一种流浪街头是为了上升为艺术家，他们的流浪是成为真正艺术家的前奏。比如那些街头艺人。我曾经在西安钟楼附近看到过一个弹吉他唱歌的小伙子，他的沉静和自尊造成了一个强大的气场，很多人站在一旁，静静地听他弹唱。我随着大家把钱放到他身旁的盒子里，感觉到自己不是在施舍，而是参与了一个高尚的行为。我想，在昔日的罗马，巴黎街头，这样的人更多吧！我后来知道了旭日阳刚，这两个出自北京街头的艺人。出名后，他们便不再需要去街头卖艺。对于那个钟楼弹唱的小伙子和旭日阳刚，人们只能说，他们是曾经的流浪者。而另外一些人就不是这样了。比如中国的“贝多芬”华彦均，同为民间艺人，他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已接近生命尽头了，已没有“上升”的空间。但是他的音乐“上升”了。《二泉映月》作为中国民乐的代表，蜚声海内外。“瞎子阿炳”的动人故事，也开始在人间传扬。而我所知道的，把流浪生活过得最风生水起的，一个是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一个是山东小伙陈州。第欧根尼不是为了流浪而流浪的，他为了宣扬一种哲学，为了倡导人们过一种生活方式。他的流浪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不是被迫的。因此，连国王也羡慕他，羡慕他的自由。流浪歌手陈州将无形无声的流浪生活展现在人们眼前，使这种从前见不得光的生活充满了向上和奋斗的励志色彩，陈州因此成为励志演讲大师。如今他的生活已不再需要流浪唱歌来赚取。他也有了家庭，有了一双儿女，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陈州是残疾人，但他不是精神残疾，第欧根尼也不是。而精神殘疾人的处境要更悲惨，他们的流浪，是一种无望的流浪。没有上升希望的流浪，除了精神残疾的人，还有大街上触目皆是的乞丐。然而，据说，这些乞丐并不都是单独地，他们是受人控制的。那些控制他们的人，自己并不需要出来行乞，而且过着很阔的生活。我们在电影电视上，所看到的丐帮生活，有时是武林中的一派。他们和武林中其他帮派，争勇斗狠，有时候又替天行道。但实际中的乞丐们没有那么浪漫，那些小孩子被弄残肢体，从小除了行乞就没有办法学会其他的谋生本领。报纸上曾经刊登过的被解救了的维族小乞丐，学习正常的谋生本领之艰难。那些乞丐头们不仅迫使他们行乞，还占有了他们行乞得来的大多数钱财，这使人们每次面对那些乞丐们，施舍与不施舍，都难以心安。像所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一样，无望的只是金字塔最底端的人们。精神病人，就是社会结构金字塔底端的人们中的一个群体。真正的精神病流浪者，他们可能连乞求施舍的意识都没有，他们可能只是在垃圾桶里刨食。我渐渐学会了辨别哪些是精神病的流浪者。在有些地方我看到他们，脸上有着许多天不洗的污泥，和皮肤里晒出的油分和在一起，在太阳底下闪着黑亮的光。他们大都扛着个袋子，编织袋、蛇皮袋，坐在马路边围着树的木质的，或者石质的椅子上。他枕着他的行头，有时眼光还会和我对峙一会儿，但我觉得他们的眼光没在我身上。我还曾在公交站牌下看见一个精神病的流浪者。他有着那些精神病的流浪者的特征，但没带行李。判断他是个精神病的流浪者，我靠的是看他的眼神。他手里拿着一块钱，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对他笑了一下，他很明显地瑟缩了一下。我猜他是准备坐哪路公交车。
自从生了精神病以后，我就对流浪变得异乎寻常地敏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我会与这些流浪的人为伍。在我刚刚生病的时候，这种担心就开始了。我生病以后，父亲到学校去接我。与父亲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觉得整个车厢的人都在议论我，他们似乎在审判我，最后判定我应该去流浪。车行到一个小站，上来一个看上去像是流浪的人，坐到了父亲身边的空位子上。我觉得他就是为我预示命运的。我当时觉得我应该离开父亲，下车去流浪，但是因为恐惧我没有下车。从此后走在大街上我就不敢看那些沿途的乞者和流浪者，更不敢对他们施舍。我总觉得他们掀开了我日后生活的场景。后来见到另一个更直接让我想到自己以及更深远，更广阔一点的事物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她就坐在沿街的台阶上，裤子半提着，露出硕大的屁股。她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另一只手放在旁边，可能是她的家当。那一种旁若无人的气派尖锐地刺激了我。我对她又是恐惧又是好奇。我那几天恰好要反复经过那一带，所以反复看见她。她有时候正在吃水果，有时候低头整理自己的东西。这样一个流浪者，虽然她周身还算干净，但显然精神是有问题的。她是怎样沦落到这一步的？是因为有病不自觉地离家出走，还是与家人闹翻出来的？她看杂志的姿势表明她有看书的习惯，她过去是做什么的？她的家人就这样由着他在街头吗？她这样呆在街头，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又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她？她接下来的命运又会怎样？在她与手中杂志的互动中，心里又展开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些问题都出现在我心里，但一想到它们，我就牢牢地被恐惧攥住了，难以认真去思考。这个世界上令人觉得不解、无奈和害怕的事情太多了。而我除了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恐惧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我后来在精神病院里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疯子，和因为疯而造成的孤苦无告（这些我会在以后的章节里介绍到）。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流浪者。流浪者大多是由民政部门送来，暂时存放在精神病院里的。有脚穿男式皮靴的女乞丐头子，有因为被毁了容、神智健全而流浪的女孩子，有因为走失了而又找不到家的聋哑人，有只有半截舌头的老妇。除了那个女乞丐头子是坐着飞机被送回原籍以外，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后来被送到了收容站。也有因为精神失常从家里走丢了、最后又被家人找回来，在精神病院里练习正常行为的流浪者。我也曾经听到过一个因为没有嫁人，不管犯不犯病，家人每年都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里呆上半年的大龄女子，说她出院以后想出去乞讨。总之，生了精神病，你就和流浪，和边缘，和恐惧，很多各种各样的怪异和不解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成为了正常人所不齿的人。我首先想起的是精神病医院里被医生和护士，以及家人认为是因为病情无法出院的病人。把她们放到医院里，避免了流浪的凄惨，却被赋予了一种虚无的人生。其实精神病医院里那些被认为完全无法自主生活的病人，她们之间，处境还是不同的。捍卫真理的女英雄张志新在监狱里曾被折磨至精神失常，发病的时候，她舔自己的月经血。这样的事情读来让人心碎。女性的经血对女人来说是神圣的，也是女性神秘性的源泉，但在有些时候，它也会使女人蒙受耻辱。第一次见到韩武丽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那时候我刚入院几天，手里拿着一根香蕉，边吃边往楼道顶头的电视机跟前走。突然有人从旁边窜过来，一把夺去我手里的香蕉。我一下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别人告诉我，那是韩武丽。她就是这样，看到好吃的不是缠着跟你要，就是扑上去抢。再对韩武丽有印象，就是她浑身上下的味道。每天下午起床集中到大房子量体温的时候，她身旁的两个位置总是空着的。她从来不洗澡，护士把她逼到澡堂子，她也是赶快冲一下头就出来。来月经的时候，她裤子后面是大团大团的血污。她母亲把她的短裤拿回家去洗了，她就把毛巾、医院的枕套垫上。为了她的总是要吃的和抢吃的，为了她浑身上下的味道，大家很多时候都躲着她。她唯一挂念的事情就是吃，也只对吃有概念。她爱吃饺子，她家离的近，她母亲隔几天就包好了饺子给她送来。每次她母亲来的时候，她坐在母亲对面吃，吃完了抬头对她母亲说：“妈，你走吧！”她曾经是在这里住院的大多数农村病人都很羡慕的“工人”，就是现在，她也因为每月有上千块钱的收入而被这医院的大多数病人羡慕。她妈妈还说，自己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将来留给她。她妈妈70多岁了，但身体很健朗，隔上一段时间还会把她接回家去待一阵子。在家里，妈妈给她说话她没有反应；趁妈妈不在家她去煮饺子，把饺子下入冷水里。她妈妈过一段时间又只好把她再送到医院。她也算是医院的常住病人。她高中毕业，高中时还曾经是重点中学的重点班的。工作结婚后，她的丈夫和小叔子因为钱的问题发生矛盾，她一气之下，拿了个铁东西去敲小叔子的脑袋，当时流了很多血，她吓坏了，从此不敢出门去上班。慢慢就病了。她还曾经有过个孩子，她生病后，孩子送人了；丈夫也和她离了婚。她身体很壮，走起路来有一种气势；两个乳房像两个大面袋子，挂在身体两侧。她妈妈说，她以前不这样的。她有一次流产的时候犯了病，被送进了医院，身体没有得到及时的休养，又加上吃药，所以变成了这个样子。她姊妹三四个，不过她的姊妹们从来没来医院看過她。她属于无论在哪里都无所谓，没有感觉的那种。医院里像她这样的病人有两三个。赵彦就是其中的一个。赵彦才25岁。初中毕业后去深圳打工，一周之后同去的人就给她家里打电话，说她病了。家里人把她接回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赵彦像韩武丽一样抢吃的、偷吃的；赵彦跟韩武丽不同的地方在于，赵彦是农村户口，她没有韩武丽那样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收入。她家里人几乎不给她零食，才去抢别人的拿别人的。赵彦另一个跟韩武丽不同的地方是：赵彦尿床。因为尿床，赵彦的床上没有褥子，只有油布；赵彦的被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湿漉漉的。护士天天早上打扫完卫生，就让赵彦抱着她的被子去楼下晾晒，冬天则烤在暖气上。护士不堪其烦，要求他家人买一些成人用的尿不湿，每天晚上由另一个病人赵彦给她裹上。赵彦住了两年多医院，病越来越重。她有一阵子从厕所的垃圾桶里翻别人吃完饭以后扔到垃圾桶里的塑料袋，喝袋子里吃剩的汁水，还把剩的垃圾都倒到厕所便池里，造成厕所堵塞。后来还发展到打人。她基本上没有跟人的对话，但我听到她说过好几次：“我爸不要我了。”她经常白天穿着尿湿的裤子，到哪里一坐就是一个湿印子。临走之前一段时间的晚上，她把自己的被子尿湿了以后，就会找一个脾气好的病人，跟人家挤到一个被窝里睡；把第一个人的被窝尿湿了以后，再换一个人。她家人不来看她，她没吃的没穿的，护士经常给她找衣服、找鞋穿。她把所有的衣服——冬天的、夏天的都泡到水里洗了晾到楼道窗户上，滴滴嗒嗒的滴一地的水，还常常穿着没干透的衣服。她有一个爷爷，曾尝试过给她在医院外面介绍对象，但终不知后事如何。医院最后找来她的父亲，让把她带回家了。
马丽英有一双女儿漂亮懂事，她的丈夫来看她的时候常常带着两个女儿。值班的护士都说，想不到马丽英有一对那样漂亮的女儿。马丽英是因为想生一个儿子，被村子里管计划生育的干部追打致病的。结果孩子没生成，人也病了。她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她住院的时候有幻觉，常常连自己的名字也说不清楚，还爱乱拉东西，把别人的饭碗用来给自己打饭。吃了治疗精神病的药，她有一阵子便秘，一次一次去厕所，拉不出来，又提着裤子走出来，她也从不知道跟医生护士说。她喜欢往别人的床上躺，这让很多病人很气愤，她们往往会因此呵斥她，因为她也浑身上下一股味儿。来例假的时候，也不知道收拾，从裤子外面就能看到。她丈夫来看她，看到她这样，就对她说，下次来月经的时候，你就给外面多套几条裤子，脏了就扔了，咱再买新的。她饭量大，食堂打回来的饭不够吃，病人们买外面饭馆的饭的时候，她也守在铁门旁，服务员把装着饭的塑料袋递进来，马丽英也不管是谁的，伸手就去抢，急得买饭的人大声地喊叫，赶快把饭夺回来。她的家人不敢多给她钱，害怕她弄丢，食堂也不会多给她打饭，所以她常常吃不饱。有一阵子，医院里进来了个自杀未遂的病人，马丽英的丈夫拉着她的手说：你不干那事，你看咱那两个娃多乖的。她家的亲戚也常来看她，给她买衣服送吃的。街坊邻居也来。看得出这家人遇上了这个劫难，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想方设法渡过这个难关。马丽英出院后再没见她进来过。智莉是一个皮肤白皙，戴副眼镜，个头很高的女子，脸上常挂着莫名其妙的笑。她这几年也常年住在医院里。她家离得很近，她妈妈将近80岁了，隔两三天就来看她，给她带些好吃的。智莉的女儿正在读研究生，据说功课非常好。女儿说，等她研究生毕业，找着了工作，她就把妈妈接出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智莉的丈夫在智莉生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和她离婚了。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去世好多年了。没住院以前，智莉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在家常对母亲发脾气，母亲管不了她，只好把她送到医院。智莉非常爱干活儿，她们病房的地，她一天要拖三四遍，拦都拦不住。冬天水泥地拖上三四遍房间就会变得又湿又冷，拦不住她，她病房的老太太就想办法往别的地方搬。她也爱拖楼道的地，水磨石的地，被她拖得滑溜溜的，让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护士不让她拖，她不干。她说拖地、打扫卫生是她爸给她找的工作。她不仅拖地，还用抹布擦病房的墙，卫生间的墙，谁不让她擦，她就跟谁急。护士把她没办法，就叫楼上的男病人来人把她绑起来，她生气推搡绑她的人，被那人连扇好几个耳光，打得她鼻青脸肿，像个大熊猫。但她还是喜欢拖地、擦墙。有一段时间，只要不是打扫卫生的点，护士就把拖把藏起来，防止她拖地。她也爱洗澡。病区的淋浴是太阳能的，医院冬天不让病人在病区洗澡，要到后面的澡堂子去，但两周只能洗一次。智莉一两天就要洗一次澡，她就偷偷在病区洗冷水澡，无论怎么呵斥都不改。她还喜欢洗衣服，刚洗的衣服还没穿呢，就又拿去洗了，隔一天就洗满满一大盆衣服。冬天，水龙头的水又冷又冰，她也不介意。衣服还没干呢，她又收回去了，順带着再收上几件别人晾的衣服。常常有人追在她屁股后面要自己的衣服，一般别人要，她就把人家的衣服还了，但有时候也不行，她会说那是她爸爸买给她的，这时候就只好求助于护士了。她一般不跟人说话，但为人很大方，她妈妈给她带的零食，她常常分了给大家吃。她也会上当受骗，罗浅明卖衣服就卖给了她，令她妈气愤不已。她也爱锻炼身体，在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