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周彩存｜一位肺癌医生的软实力和硬实力_百度宝宝知道
&遇见周彩存｜一位肺癌医生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一身可爱风
宝宝1岁9个月LV.10
　　编者按
　　 癌症，是&众病之王&，治愈，是人类的心愿。
　　 自2016年4月起，医生医事推出&遇见&肿瘤大咖&系列，每月一期，选择全国在临床和学术范围内的顶级肿瘤医生，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情怀，希望能对患者的抗癌之路、年轻医生的成长之路有所帮助。
　　 在此，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谢，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医生表示敬意。
　　周彩存
　　一位肺癌医生的软实力硬实力
文 / 戴 戴
　　有人说：让别人舒服，是一种软实力。
　　那天早上8点，当我推开诊室门，他微笑着递来一杯咖啡&&第一次见面，扑面而来的细致和体贴，正是让人舒服的软实力。
　　确立专业学术江湖地位，要靠硬实力。
　　8年前，有一场&赛跑&，日本医生跑了三年，欧洲医生跑了四年，而中国医生则只花了11个月就跑到了终点并设下&路标&。从此，当这类患者生命走到这个路口时，这个&路标&就会告诉他和他的医生接下来该怎么走。
　　这是中国的医生和患者对世界的贡献，牵头这场临床研究&赛跑&的医生就是周彩存教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科主任、同济大学医学院肺部肿瘤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医学院肿瘤学系主任。
　　这项研究，证明了一种治疗方法和一种疾病管理方法，能够使一大类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命大大延长，研究结果写入了美国和欧州的晚期肺癌治疗指南，这是第一个由中国研究者主持且在中国人群中开展的被写入美国和欧洲肺癌诊疗指南的临床研究。
　　作为医生，他致力于做好两件事，一是看病，二是研究如何看好病。做好这两件事，就需要从临床到实验室再回到临床，这样来回穿梭做转化研究，终极目的就是：解决患者的问题。
　　这也是临床医生做科研的意义和使命。
　　如果说手术室是展示外科医生掌控世界的能力，那么，诊室就是内科医生掌控人生的舞台。
　　周彩存教授的门诊很少让学生帮忙，一上午，近50位患者，加上陪同家属一百多人，问病史、看片、查体、诊断、电脑写病历、开单、打印、解释病情、叮嘱注意事项，他一个人全搞定。
　　对公立医院的著名专家来说，忙，不意外，重点是，这么忙，还能有咖啡，有茶，有表扬，有幽默，有安慰，还有，教我这个外行看胸片。
　　用专业硬实力给患者解决问题，用软实力不造成任何压力和负面感受，最后的结果就是信任。
　　一对老夫妻一坐下就语弹连发，从语速就可以听出焦虑。原来老先生CT上发现肺部有长着毛刺的结节，肿瘤指标CEA也比正常值高出数倍。家人想肯定是肺癌了，到处打听怎么治。
　　儿子从肺癌病友那里听说有靶向药，马上买了2瓶给父亲吃。吃了一个多月，CEA还真降到正常了，毛刺也没了。接下来，这药还要不要继续吃？他们这才想起来问问医生。
　　在周彩存教授看来，老先生是不是肺癌，是什么类型肺癌，有没有基因突变，应该怎么治疗，这一系列应该由肿瘤专科医生给答案给治疗方案的问题，他们似乎都直接跳过去了。
　　病没诊断清楚就&盲吃&药，是肿瘤医生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规范的用药，会让狡猾的肿瘤细胞越战越勇，甚至再次变异而更加凶残，这种&耐药性&是肿瘤治疗最大的拦路虎。
　　但周彩存教授&不舍得&批评他们，因为不希望他们产生不必要的恐慌。他一句&儿子很孝顺&，让老夫妻笑开了花，随后不动声色地把老人拉回到规范的轨道中&&从今天开始要跟着医生的思路往下走。
　　临出门前，老太太又不安地问&这个药吃了不好吧？&周彩存说：&没有不好，去做检查，我们先把病查清楚。&老两口安安心心地走了。
　　不让患者带着负面情绪离开，在周彩存教授看来，这很重要。他常常起身把他们送到门口，拍拍病人肩膀，再加一句&不要生气哦&。
　　紧张、恐惧、焦虑还会加速肿瘤的复发或进展，&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会内疚，因为不能把他教育好。& 他说，&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医生的一句话两句话就坚持下来，所以，我们有好多晚期肺癌的病人活了十多年。&
　　面对病人的问题，周彩存教授习惯了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对患者来说，信任医生、充分配合，是治疗疾病的&良药&。对医生来说，每一个病人的好坏都事关声誉，所以&永远不要把病人当作负担，他们是你的作品。&周彩存教授说，这就是医患间的&win-win（双赢）&
　　而且，&如果病人总是不开心，总是生气，就不跟你合作了，你说要这样走，他偏要向那个方向走，病能好吗？医生能做好吗？& 他说。
　　患者总是各式各样的，收获他们的信任，是医生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体现。
　　&开心&是最朴素的情感，却又是做任何事的最高境界。
　　用这两个字，周彩存教授在自己的诊室、科室、实验室、教室以及同行中，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良性循环。
　　&就是要让别人感到舒服，让病人舒服，让学生舒服，让合作者舒服，那你自然也会舒服。&他说，为别人考虑，其实就是为自己考虑。
　　2008年，他牵头发起了这项被称为OPTIMAL的临床研究。
　　这项研究，全国有23个研究中心参与，全国范围内的协作，要从所有肺癌患者中，挑选出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用化疗，一组用靶向治疗，观察最终的疗效。
　　EGFR基因突变是中国肺癌患者的一大特征，这也是中国医生给世界做出的贡献。周彩存教授牵头的OPTIMAL，是在分子标记物指导下的个性化研究，要求所有患者都要取组织做病理，做基因检测，工作量极大。每一个研究中心都涉及院内、院外多个部门的协调，还要保证标本在保存和转运过程的安全。
　　当时，这种做法在国内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工作量又这么大，再加上参与的很多专家，都是周彩存教授的前辈、老师，如何做好整个项目的牵头人，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调动这么多的资源做这么麻烦的事，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做，再困难也得做，这个时代不这么做怎么行！&吴一龙教授在启动会上给予了非常坚定、强有力的支持，肺癌界的著名教授，如北京的王洁、张树才、刘晓晴教授，天津的王长利教授，上海的陆舜教授，广州的张力、尤长宣教授， 江苏的冯继峰教授，黑龙江的陈公琰教授等也都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终于，这群中国医生们仅仅用了11个月就跑到终点，而相同的临床研究，提前起跑的欧洲和日本，都落在了后面，分别花了四年和三年的时间。
　　在科学界很残酷，只认第一，不认第二，如果你落在别人后面，就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可。
　　&做临床研究是大家赛跑，我们为什么能反超呢？&周彩存说，因为协作。这是一个协作的年代，很难再有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成功，这也是中国肺癌界医生的胸怀和团结。
　　这篇临床研究的论文，周彩存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刊登在2011年8月的《Lancet Oncology》（柳叶刀肿瘤学）上，当年的影响因子为22.6分，迄今为止仍是中国大陆医生发表的肺癌临床研究论文中高影响因子且高被引的论文之一。
　　因为这项研究，在2010年和2011年的三大国际肿瘤年会上，周彩存教授作为该研究的牵头人，站在了大会报告的讲台上，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
　　要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声音，离不开临床试验；要为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也离不开临床试验。做科研，需要Vision（视野）和使命感。医生的视野低，很难做一个好医生。没有使命感，仅仅把看病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也很难有动力去做科研。
　　如今，临床研究是周彩存教授最重要的两项工作之一，他已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临床研究负责人之一，是19项国际、国内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的PI（主要研究者），而参与则多达41项。
　　周彩存教授说：&做了有益于病人的临床研究，是我们感觉很开心的一件事。&
　　这，正是临床医生做科研的最高荣誉。
　　每一个让医生无能为力的病人，都是给医生们留下的功课。
　　几年前，一个刚上高中的小女孩，得了晚期肺癌，孩子很努力，求生欲很强，再痛苦的化疗都接受，当时所有手段都使用了，最后严重的心包积液，眼看着她没有了。
　　这个孩子仅仅活了9个月。作为一个已经四十多岁的男人，周彩存教授也忍不住掉眼泪，为自己的无能为力，也为她的父母。&这种事情多了以后，自己也坚强起来。&他说。
　　今年一个女孩，23岁，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晚期肺癌；一个小女孩护校毕业，22岁晚期肺癌；还有一个大学生，刚毕业找了份很不错的工作，在银行下的基金公司，眼看着能够改善全家人的经济状况，却得了晚期肺癌。
　　&医生不能掉太多眼泪，而是要想办法，以后再遇到这样的病人，能把他们治好。&周彩存教授说，所以，他一直希望在肺癌的研究方面多做一点事，如果不能把肺癌精准地治好，就会有更多的病人走掉。&
　　他说，以前讲精准医疗，现在讲精准发现，早发现尤其对肺癌至关重要，因为早期肺癌可以手术切除，甚至可以实现临床治愈。
　　因此，肺癌早诊是他目前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对于肺癌筛查，目前已明确低剂量螺旋CT检查可以降低肺癌的死亡率，但也存在假阳性高且有辐射的问题，因此，为低剂量螺旋CT寻找合适的筛查&伴侣&，即联合血清标记物进行肺癌筛查成为了研究的新热点。
　　出于对患者的关爱，周彩存教授发起了这样的多中心临床研究。他说，肺部查出结节的人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莫名的恐慌，直接影响正常生活。而实际上，在CT查出肺部结节的人中，仅40%经确认是肺癌。所以，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把真正罹患肺癌的人检测出来，那其他不是癌的肺部结节人群就可以从心理上得到解脱。
　　目前肿瘤治疗领域的&明星&当属免疫治疗，而其中PD-1/PD-L1抑制剂则最为&星光璀璨&，目前在国外已证实了其对许多癌种有奇效。其中，对于在美国前总统卡特身上产生奇效的PD-1抑制剂Keytruda，周彩存教授担任着其在中国肺癌领域二线治疗临床试验的PI，研究其对化疗失败的中国晚期肺癌患者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靶向药适用有对应基因突变的患者，主要集中在不吸烟的患者人群，而免疫疗法则对吸烟的患者效果较为明显。
　　周彩存教授说：&肺癌的免疫治疗在二线治疗的证据最充足，将来，一部分病人可以用靶向药治疗，剩下的都可以用免疫治疗，这又将是一个很大的患者人群可以获益。&
　　这些正是临床研究对他来说最大的魅力所在&&医生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着患者被治愈或者生命得以更长的延续。
　　一个人医术高超可以挽救一小部分患者；
　　在科室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诊疗流程和质控，则是挽救一批患者；
　　而证实一种治疗和疾病管理方法，就可以更大范围地挽救一类患者。
　　如今管理着一个专病医院的肿瘤科，担任研究所所长、医学院肿瘤学系主任的周彩存教授笑称自己是上海的&打工者&。
　　1998年来上海之前，周彩存已是安徽当地小有名气的呼吸科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当时主要以看呼吸疾病为主，却对肺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90和94年曾两次获得世川医学奖学金在日本国立东京病院研修。
　　他在安微工作时发现，诊断出的很多肺癌病人都没消息了，原来是因为家里太穷而放弃了治疗。&我当时觉得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国的肺癌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做肺癌。&
　　1998年上海市肺科医院在全国招聘医生，周彩存投了份简历，就来到了上海专注研究肺癌，当年38岁。
　　在我第一天赶往医院采访时，一大早打上车，司机听说我去肺科医院，满脸关爱地问：&去看病吗？&我顺便问他：&上海哪里看肺癌好？&他扶着方向盘的手马上竖个大拇指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所以你一说去那里，我都没多说。&出租车司机是了解一个城市最微观的窗口。
　　但18年前，这家医院肿瘤科150张床连病人都收不满，一到夏天甚至会空一大半。面对这样的状况，周彩存在科里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花了半年时间，设计了一个高效率高诊疗质量的流程。每个医生都在流程里的某个位置，任何一环掉链子都会影响整个流程。这个严丝合缝的流程，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旦成熟，就会快速运转。
　　内科医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这里的肿瘤内科医生，都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他们会问病史，会读片子，会做支气管镜，会穿刺取组织，会操作内镜下超声引导穿刺；还会做转化研究，懂标本保存，会做检测&&
　　这也是缘于周彩存对流程的理解&&如果流程效率高，患者的病情和信任就不会在等待中被消耗怠尽。所以他要求年轻医生自立更生，病人收治住院后，4天内必须把治疗前诊断都搞清楚，包括病理和分子诊断等，然后把精准的治疗方案跟上。
　　第二件事是花了三年时间，每周三带着所有医生对照着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一章一章学习，然后讨论形成操作性的共识，最后汇总成一本小册子，人手一本。
　　这样做，能使这里的患者无论遇到哪个医生，得到的治疗都不会有太大差异，而整个科室对患者一线、二线、三线的治疗都不会乱。。
　　而这个基本功的训练，对年轻医生的培养也很有意义。
　　周彩存教授说，同样搞肿瘤，其他医生一般是看一系列疾病，比如消化道肿瘤，有胃癌、肠癌、肝癌、胰腺癌等。&而我们只看肺癌这一个病，作为专病医生，把围绕这个病360&的事都搞清楚并且会操作，对充分理解这个疾病，领悟出各种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很有好处。&
　　这又是一种&win-win（双赢）&。
　　而现在很多年轻医生动不动就说要转行，其实生活到哪儿都很辛苦，你花了那么多精力和心血，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投入到医学生涯中，冒然离开太划不来了。
　　周彩存教授说：&医患关系紧张是这个特殊的时代造就的，总会有改善的，相对人生几十年而言这个时期或许并不漫长。凡事想开点儿，忍耐是一种智慧。&
　　往期回顾：
　　第一期：遇见&沈 琳｜对于患者生命，肿瘤医生比谁都&贪婪&
　　第二期：遇见&吴一龙｜他，代表着肺癌历史上的&中国贡献&
　　第三期：遇见&徐兵河｜暖男，将照顾晚期乳腺癌患者当&特权&
第四期：遇见&魏丽惠｜是女人，更是女人的医生
第五期：遇见&郭 军｜&黑老大&死磕癌王黑色素瘤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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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型的海外医疗咨询与服务机构
中国唯一获美国官方认证的赴美就医服务机构
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于2010年，2011年4月在北京正式成立（注册资金888万），是国内最大的出国看病全程咨询与服务机构，2010年获美国官方认证，2011年正式签署认证协议。
是美国医疗旅行协会的中国唯一官方成员。公司目前已经与美国PHS所属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麻省总医院、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美国治疗癌症权威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波士顿儿童医院、梅奥诊所以及英国惠林顿医院（刘翔奥运会期间手术医院）、英国国王学院附属医院、英国最好的心脏病医院皇家布朗普顿医院等在内的国外权威医疗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为国内居民提供全面、权威、可靠的出国看病、出国治病、去国外看病、出国就医、去美国看病、去英国看病、质子重离子治疗等海外医疗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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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总医院的研究团队报告称，对新一代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抑制剂产生耐药性的突变恢复了肿瘤对ALK抑制剂crizotinib的敏感性。
靶向治疗的耐药性转变发现
靶向驱动肿瘤生长的遗传突变的药物为多种严重癌症的治疗带来了变革，但对于几乎每一位患者，他们的肿瘤会出现新的突变、对药物产生耐药性并恢复生长，这促使研究人员开发能够克服耐药性突变的更强有力药物。在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麻省总医院(MGH)的医生报告了他们在一名接受多种不同靶向治疗的肺癌患者身上研究药物耐药性的进展。当患者体内的肿瘤对第三种靶向药物产生耐药性时，患者体内的突变意外地恢复了其肿瘤对第一种靶向药物的敏感性。
“对于很多使用第一代ALK抑制剂（比如crizotinib）的肿瘤复发患者而言，采用更有效和更有选择性的新一代抑制剂或更有效，”Alice Shaw说道，她是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的医生，也是该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然而，对新一代抑制剂产生耐药性的癌症患者通常也会对不那么强大的第一代抑制剂产生耐药性。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我们竟然发现一个突变既对新一代抑制剂产生耐药性，又对老的第一代抑制剂产生再致敏作用。”
克服耐药性助她逃离死亡线
正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文章所述，研究者对一名52岁患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进行研究，该患者的癌症具有ALK基因的染色体重排，她首先使用crizotinib治疗，然后是第二种ALK抑制剂ceritinib疗，进而再使用最新的ALK抑制剂lorlatinib药物进行治疗。
临床前试验结果显示lorlatinib可以有效抵御ALK基因所有已知的耐药性突变，这种抑制剂减少了患者肿瘤负担长达9个月。但随后患者的肝转移病灶恢复生长，最终导致患者走向肝衰竭并且死亡的边缘。基于对耐药性肝组织突变的分子分析，研究人员让该患者重新开始服用crizotinib。而且在几周内，患者的病情显著改善，而且肝功能也恢复了正常。其对crizotinib的反应持续了约6个月。
在她的疾病治疗过程中，为了理解为什么会形成耐药性，研究人员安排她进行了几次活检。当她在crizotinib治疗后复发时，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一个耐药性突变，也就是使她对ceritinib产生耐药性的突变。虽然lorlatinib能够抑制这种突变，第二个耐药突变最终还是出现了。
尽管这种突变使患者对lorlatinib和其他新一代ALK抑制剂产生了高耐药性，但它出人意料地恢复了患者对crizotinib 的敏感性，而且事实上它也使患者的癌症对有效性和选择性较低的ALK抑制剂crizotinib有更好的应答。
大量临床试验将带来更有效的靶向疗法
“这些结果突出了在接受靶向治疗后疾病又复发的患者身上进行多次活检的重要性，”Shaw说，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内科学副教授。“活检样本的分子分析可以揭示出患者的新耐药机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选出下一个最有可能有效的疗法。”
针对ALK阳性肺癌的治疗，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多个结构不同的抑制剂治疗方法，所有的抑制剂都靶向相同的ALK致癌基因。通常这些药物可逐一使用。 Shaw指出，这种情况表明ALK抑制剂的准确使用顺序最好由相应的耐药性机制来决定。这还提高了不同ALK抑制剂联合治疗阻止耐药性突变进展和延长缓解期持续时间的可能性。但研究人员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临床研究来探讨靶向疗法的不同结合方法。她补充道。
这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告的资深作者是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的Jeffrey Engelman博士和美国辉瑞公司的Ted Johnson博士。这项研究是由以下单位赞助：它们分别是开发lorlatinib和出售商品名是Xalkori的crizotinib药物的辉瑞制药公司、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拨款基金号码：5R01CA164273）、美国国家癌症研究基金会、Be a Piece of the Solution和Lungstrong。
原文链接：
（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英国日前进行了世界上首例对“死亡心脏”的移植手术。和常规的心脏移植手术相比，该手术中进行移植的心脏为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通过手术将心脏移植到接收者的体中。常规心脏移植手术中，移植的心脏为大脑死亡者的“有效心脏”，而在英国近日的“死亡心脏”移植手术中，心脏取自已经停止心脏跳动一段时间的死亡病患。
图为器官保健系统
在进行手术前，心脏会被放置在器官保健系统中。
接受本次手术的病患为60岁老人，在接受移植手术后他接受了四天的精心照料，医院方面表示他正在逐步恢复，情况乐观。
这项手术的成功意味着将有25%的死亡病患的心脏将被运用到手术中，这样会解救更多的人。
的首席医务官介绍说，英国医疗在世界上与美国齐名，在心脏、移植、癌症、神经内科等方面享誉全球，有众多享誉欧洲甚至世界的知名医学专家，比如英国皇家布朗普顿医院的Magdi Yacoub爵士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创了英国心脏移植手术先河。也因Magdi Yacoub爵士的出色医术而誉满全球。同时，该院还是、全球最早使用生物可降解支架的医院、生物可降解支架植入术全球成功率最高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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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日）——波士顿儿童医院和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一种现有药物可帮助治疗对化疗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简称NSCLC）患者。研究人员在人类肿瘤细胞研究和小鼠研究中取得的结果为发现非小细胞肺癌的弱点打开了一扇窗口。该研究被发表在《自然》杂志1月28日在线版。
来自波士顿儿童医院干细胞研究项目的Carla&Kim博士
非小细胞肺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非小细胞肺癌是一种基因高度复杂的癌症，具有多个不同亚型且每个亚型都具有不同的基因突变。具有BRG1突变或EGFR突变的肺肿瘤是标准化疗无效的两个常见亚型，研究人员通过增加一种现已用在临床试验中的表观遗传学药物增强了一种常见化疗药依托泊苷（etoposide）的有效性。
相反，当研究人员向某些不具有BRG1突变和EGF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中增加了同一种表观遗传学药物（EZH2抑制剂）后，患者对化疗的耐药性变得更强了。这些研究结果推动了癌症个性化“精确用药”理念的发展，将肿瘤基因检测引导的表观遗传学药物治疗并入其中。
该研究还表明肿瘤基因检测应该筛查天然的肿瘤抑制基因BRG1的突变。虽然肿瘤基因检测的确在寻找EGFR突变和其他已知的“驱动”突变，但是筛查BRG1突变的基因检测现在尚未得到广泛使用。据估计，大约10%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具有BRG1突变，而且目前尚缺乏针对该基因亚型的靶向疗法。
“依托泊苷+EZH2抑制剂可作为BRG1突变型肿瘤的一线治疗以及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的EGFR突变型肿瘤的治疗选择，”该研究的第一作者、波士顿儿童医院干细胞研究项目的Christine&Fillmore博士说。
EZH2与癌症进展密切相关，它是某种分子复合物的组成部分（这些分子决定了细胞中的哪些基因被“打开”或“关闭”），也就是细胞的表观基因组的组成部分。表观遗传学药物治疗现已成为癌症研究的热点领域，研究人员也正在I/II期临床试验中用EZH2治疗其他癌症，包括B细胞淋巴瘤和恶性横纹肌样瘤。
然而，在临床前研究中用EZH2抑制剂治疗肺癌一直需要更多的理论依据，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内科学教授、肿瘤学家以及该研究的合作者Kwok-Kin&Wong博士说。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研究结果将鼓舞制药行业检测EZH2抑制剂联合化疗对具有BRG1突变或EGFR突变的肿瘤患者的疗效。
“该研究为确定哪些癌症患者会对EZH2抑制剂敏感提供了更准确的预测信息，同时还表明就连表观遗传学药物治疗也需要明确指定与其相匹配的基因型，”该研究的资深作者、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干细胞研究项目的副教授Carla&Kim博士说。
“我们无需发明新药物，因为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药物，”Wong博士补充说。“这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事情。”
该研究其他合著者包括来自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Chunxiao&Xu、Haikuo&Zhang和Peter&Hammerman，来自波士顿儿童医院的Pooja&Desai、Joanne&Berry和Samuel&Rowbotham，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Yi-Jang&Lin以及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Victor&Marquez。
该研究的资金来源包括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妇女会资助、美国癌症协会拨款PF-12-151-01-DMC、Meryl&Bralower联合对抗肺癌青年研究者奖金、波士顿大学大学生研究机会计划、RO1&HL090136拨款、U01&HL100402&RFA-HL-09-004拨款、美国癌症协会研究学者拨款RSG-08-082-01-MGO、V癌症研究基金会、Basil&O'Conner&March&of&Dimes&Starter奖、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肺癌研究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CA122794、CA140594,&CA163896、CA166480、CA154303和CA12096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内部研究计划、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研究中心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K08&CA163677。
本文来源于EurekAlert，盛诺一家编译，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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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严复《天演论》
盛诺一家医学翻译部在进行内部翻译评价
出国看病，语言关难过。
国外顶级医院的专家首先需要通过病历来对患者病情进行初步评估，以此来决定是否可以接收并安排预约。这就要求将中国医生如“天书”般的病历，按照国外顶级医院的要求，翻译、整理成国外专家可以无障碍阅读的“制式”病历。
因而病历的翻译质量也决定了国外专家是否能准确、快速地了解患者病情，以迅速做出判断。盛诺一家最快能在两周之内为患者预约到最合适的顶级医院的专家，强大的医学翻译部功不可没。
为了帮助患者了解病历翻译中的点点滴滴，长居幕后的盛诺一家医学翻译部总监朱淏决定来跟大家谈谈“信达雅”的那些事儿。
朱淏和盛诺一家医学翻译部大多数人一样，毕业于北大医学部医学翻译专业。5年的专业学习中，他们一方面和临床医学专业一起学习了一模一样的，包括组织学、解剖、生理、生化、病理、病生理、免疫、流行病学等在内的医学基础课，并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三甲医院实习，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神经科等科室进行了轮转；另一方面，他们学习了普通高校英语专业的所有课程，拿到了专业英语八级的证书。
信：医学翻译，医学是关键
“信”是对翻译最基本的要求，即指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这就要求翻译者对原文了如指掌，对于医学翻译而言，首先就需要弄明白医生在病历上说了些什么。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有了长达5年的医学专业实习，以及3年多的医学翻译实践，朱淏目前每天能翻译5000字左右的中文病历。他说，翻译病历，首先要看明白医生写的内容。因为目前中国医生基本上都采用手写的纸质病历，每个人字体不一，大部分因为赶时间笔走龙蛇，不是很好认，加上还有不时出现的笔误，如果没有医学背景来帮助分析，想清楚地知道病历上每一个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朱淏曾经碰到过一个例子，有一位患者自己在网上找人翻译病历，直接交给国外专家，专家表示看不懂，朱淏检查病历时发现，中国医生在写“贲门”（消化道的一部分，为食道和胃的接口部分）的时候，误写为“喷门”，而这位“网络翻译”按照“喷射”的意思直接翻译，结果国外医生完全不知所云。
一般翻译上有一个通用的法则叫“模糊处理”，即遇到不好翻译的地方可以用相近的表述来代替。但是医学翻译不同，它关系到是否能准确地将患者病情传达给国外专家，因此几乎要精确到每一个字。
弄明白病历上的字以后，翻译们就要搞清楚医生到底说的是什么。每一个科室、每一种疾病都有一套知识体系、术语、惯用语，很多用语，不是这一专业的专科医生可能都不知道。
比如说病理报告上会有“粘卡”这一说法，如果按照字面意义去翻译，国外医生是无法看懂的，其实它是“粘液卡红染色”的意思，是一种专门的染色方法；同样的还有“冰剩”，它是指“冷冻切片后剩余的组织”，这类词语在报告中比比皆是，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翻译是很难准确理解和翻译这些词语的。
朱淏和同事们在对翻译进行逐字讨论
达：从书本到临床
“达”是翻译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它要求翻译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
朱淏说，中国的西医大部分是从国外传入，很多治疗方法也都是在国外开展以后才进入中国，但是国内的医生对一些传统项目进行了改良，形成了一套自有体系，如果没有在医院与之实际接触过，很难有机会知道它们与国外术语的一一对应关系。
比如在乳腺癌治疗方面，根治术是常用的治疗方法。有的医生会在病人的病历上写上“根Ⅰ甲”，来代表一种改良后的乳腺切除术，但是国外医院是用该手术发明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就需要一定的临床经验帮助，才能知道该如何翻译。
同样，在一些病情的描述上，国内外也有不同。比如在先心病的描述中，国内医生常常会使用“心肌窦系开放”的说法，而国外习惯的描述是“持续存在的心肌窦系”，如果按照“开放”的意思翻译成“open”，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很多这类似是而非的翻译，会给国外专家阅读病历造成障碍，国外专家不得不向真正了解中美医学差别的人寻求帮助，这就延缓了他/她阅读病历、了解患者病情的速度，进而使预约的时间后延。
朱淏说，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盛诺一家医学翻译部极为重视的，他为此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医学语库，将语库导入翻译软件后，遇到相同的词语，会提示他和同事正确的翻译方法。这一语库目前已积累了4000多个专业词汇，这也进一步保证了整个翻译部的病历翻译速度和质量。
朱淏介绍，一般一名新人翻译的病历，他需要花费2个小时的时间来校对、纠正、润色。在语库的帮助下，具有医学背景刚刚从事医学翻译的新人，三个月后，病历翻译的水平基本上能打90分，他用来复核一份病历的时间，也就只需要30分钟左右。
盛诺一家一位患者的病历
雅：融会贯通，纯正表达
“雅”是对一篇翻译文章最高的评价，对医学翻译来说，主要指的是病历是否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阅读病历是一件需要下“苦力气”的事情，中外医生都是如此。出国看病的患者，往往曾在国内多家医院就诊，少则几家，多则十几家，积累下来的病历厚厚一摞，翻译人员要先将病历资料梳理清楚，再着手翻译，这就要求翻译人员不仅要了解疾病，还要具备非常强的逻辑能力。
朱淏说，医学翻译的角色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如果翻译一个新的病历，眼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病历本身，而要从疾病最基础的内容出发，从器官开始，重新将有关疾病的方方面面构建起来，了解病历中每一个检查的意义，知道医生都做了些什么，可能有哪些没有做，在翻译的时候通过顺序的安排，将这些隐含的内容体现出来。
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是闷头翻译还不够，得不到国外专家对病历质量的反馈，无疑是闭门造车。一方面，盛诺一家的翻译部会定期与国外合作的顶级医院就患者情况进行沟通，及时了解国外专家对病历翻译内容的评价，虽然目前所有医院的回答都是“Perfect”，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盛诺一家患者就诊后的英文病历会由医学翻译部翻成中文再反馈给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的“原汁原味”的纯正英语病历，也是朱淏们学习、提升的机会。
随着医学翻译部队伍越来越壮大，翻译的病历数量越来越多，朱淏也明显感觉到整个部门的效率在提高。原来在病历翻译上“卡壳”了，可能只能单枪匹马地找方法解决，但是现在人多力量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出现问题大家集思广益一讨论，很快就能解决。
借用互联网的说法，这就是“大数据，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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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复发性前列腺癌的早期检测已经使梅奥诊所的医生和研究员团队处于列腺癌诊断和治疗的领先地位。最近新获批准的诊断检查——C-11 PET扫描，让医生能够远远早于传统影像技术检测到复发性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幸存者常常生活在对癌症复发的恐惧中。医生和患者都明白早期检测对第二次战胜前列腺癌的重要性，所以当医生说癌症就在你体内，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它时，这才是更可怕的。
肿瘤医生在监测已接受过前列腺癌治疗的男性患者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简称PSA）水平时，如果PSA升高，这就是癌症复发的警报信号。然而，问题是我们有时无法发现癌症。
这是因为PSA水平升高的出现远远早于骨骼扫描、计算机断层（简称CT）扫描和磁共振成像（简称MRI）等传统影像技术能够检测到病变的时间。即使这些扫描确实检测到一些问题，但却分辨不出它是活跃型癌症还是之前治疗留下的伤疤组织，或是平稳期癌症——这些扫描只能从解剖结构上看到异常，而看不到导致其产生的原因。
梅奥诊所独家技术，全球共享&
Eugene D. Kwon博士采纳抗击前列腺癌的新技术
然而，梅奥诊所研究团队已经研发出了一种新的影像检查方法，通常可以提前发现复发性前列腺癌——比其他影像计数的发现即使提早不了数年但也可以提早数月。
2012年9月，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简称FDA）批准梅奥诊所使用C11胆碱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简称PET）。C-11胆碱 PET扫描是用于诊断之前接受过治疗且后来PSA水平又升高的前列腺癌患者，但是对这些患者来说，传统的影像检查并不能找出复发性肿瘤的准确位置。C-11胆碱PET扫描中，癌细胞吸收C-11胆碱并在扫描中突显出来。
“在早于患者治疗失败的疗程中，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描绘出患者癌症变化的清晰蓝图，”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泌尿科医生Eugene D. Kwon博士说，“它基本上已经脱去了‘绿野仙踪’的外衣。”
数月来，梅奥诊所是全美唯一被授权使用C-11胆碱 PET扫描的医疗机构。但是，当梅奥诊所最初为了使用C-11胆碱成分而向FDA提出新药申请时，梅奥诊所决定放弃它所有的独占性，罗彻斯特梅奥诊所研究员和放疗师Val Lowe博士解释道，这是因为梅奥诊所希望各地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能够使用该药品，并有权进行该项测试为自己的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如今，一切正在进行中。
PET——最佳影像检查方案
Vol Lowe博士的研究已经可以看见之前不可见的前列腺癌
梅奥诊所的一个PET扫描站
医生把癌症的高速增长用作视觉化肿瘤的一种方法。前列腺癌的肿瘤消耗胆碱——维生素B复合体之一，将其用作基本成分。所以，当微量放射性标记胆碱（C-11胆碱）注入患者体内时，胆碱很快被肿瘤吸收，之后肿瘤会释放辐射。
PET扫描仪可以识别出正在释放的辐射来自身体哪个部位。
“然后，扫描仪将辐射信号转化为一个数字化的计算机图像，有更多放射性同位素停留的部位则表现出更强的亮度，”Lowe博士说，“这是三维检查人体的一种方法，所以你可以围绕着身体观察其内部情况。”
自从大学初期，Lowe博士就一直对正电子发射成像感兴趣。从医学院毕业后，这位加拿大出生的医生在杜克大学接受了核医学科住院医生培训和PET影像科进修培训。
“我喜欢这项技术，也喜欢与核医学有关的物理学，”Lowe说。这让他有机会使用把医学和计算机科学与其本科所学的化学和物理相结合的“真正的先进技术”。
Lowe博士在圣路易斯大学操作PET设备已经5年了。他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美国只有25个医疗机构在做PET扫描，所有这些机构均为学术医学中心。
1999年，梅奥诊所聘请Lowe博士在罗彻斯特院区组建一个临床PET扫描项目。他说，这个项目如今已成为全美接待患者最多的两个或三个医疗实践项目之一，也是梅奥诊所放射科发展最快的项目。
一年后，Lowe博士及其同事开始研究患有前列腺癌动物的PET影像图。该团队把不同的放射性营养成分进行对比后，发现C-11胆碱作为影像药剂更具优势。
2005年，该团队为已患前列腺癌的男性患者做了影像检查，C-11胆碱再次成为先导化合物。2007年下半年，梅奥诊所将C-11胆碱在一项研究中用于少数患者，这让医生积累了经验，最终将这项测试纳入临床实践。
与胆碱一样，C-11胆碱不具有毒性，除了少数正常碳原子会被放射性碳原子所替代。人体同样把它视作常规胆碱。
“你可以从花椰菜、鸡蛋和很多其它你所吃到的食物中摄取到C-11胆碱，”Lowe博士称，“我们可以注射胆碱的剂量比患者在做PET扫描时常规注射进人体的剂量多几千倍，而这个剂量仍然少于每日建议的维生素剂量。”
PET药物不同于大多数其它药物，它在体内保存的时间非常短。
C-11胆碱的半衰期仅为20分钟，这意味着每过20分钟，C-11胆碱的放射性将减半；40分钟后，放射性仅剩四分之一；1个小时后，放射性仅剩八分之一，随着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它的放射性将越来越小。
因为放射性是使PET扫描仪看到癌症的必备特性，所以C-11胆碱生产出来后必须立即使用。它不能用来储存和运输——它必须在使用地生产。
梅奥诊所利用一个高能粒子加速器——即回旋加速器——来生产C-11。之后，它被用来合成C-11胆碱。技术人员根据使用C-11胆碱的准确时间提前做好准备，然后由核医学技术专家将其注入在PET扫描床上等待的患者体内。
因为患者需求的猛增，梅奥诊所正在配备第四台PET扫描设备和第二台粒子回旋加速器，而且它已经把药物生产频率从每周两次提高至每周三天、每天两次。
从粒子回旋加速器分离出C-11后，还需要约45分钟才能生产出C-11胆碱。扫描过程只需约20分钟，然后分析结果，分析报告通常在扫描完成半小时后提交给医生。
在梅奥诊所，C-11胆碱 PET扫描在约1/3的经传统影像检查并未发现病变的男性患者中发现转移癌。PET扫描出现假阳性的比率很低——约5%，Lowe博士说，通过扫描，可以对所发现的任何可疑组织进行活检。
对于PSA水平上升的多数男性来说，很难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可能复发的前列腺癌以及何时治疗。但是，有了这个新型的C-11胆碱 PET扫描，我们可以更早更准确的发现病变，Kwon博士说，“这使我们能更早地开始个性化治疗，通过多次扫描，你可在两天内发现患者是否对治疗有反应——你知道你正迈向正确的方向。”
因为C-11胆碱 PET测试的有限利用率，梅奥诊所放射科正在接收整个西半球的转诊患者来做扫描。据Lowe博士估计，仅美国就有约90000名男性将受益于此种新型测试。
梅奥诊所研究员们也正在研究用于检测前列腺癌的其它显像剂，如F-18胆碱。它的半衰期约为2个小时，这意味着一次生产的药物可能用来扫描更多的男性患者。研究员们正在研究把C-11胆碱和F-18胆碱8用于检测其它恶性肿瘤。
“我们正在积累早期检测的经验，”Lowe博士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更经济更便捷的类似药剂，我们愿意使用这些药剂。我认为，此时正是在为这些患者开展过去不可能实现的临床评估和治疗的时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恰如一本好书的第一章。”
本文来源于梅奥诊所官方网站，经梅奥审核授权，由盛诺一家编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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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场“以患者为中心的跨国医疗模式”主题论坛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行。现场获知，目前到海外求医已经成为重症患者的新选择。例如在江苏，每年都有几十名患者，通过中介机构出国求医，寻找生命的希望，患者选择去国外就医的以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骨科疾病最为常见。
从数据上看，80%出国求医是晚期癌症患者，国外医院在高精尖技术上的优势，令他们心向往之，与此同时，国外的新药研发和上市的速度远超中国，但由于医药产品管制严格，患者不直接前往就无法买到救命药。
来自美国梅奥诊所（Mayo Clinic）国际转诊部主任梅丽莎&古德温女士在一次采访中说，在过去几年间，中国已成为继“中东土豪”之后拥有第二大国际患者市场的国家。2012年到2013年的两年中，梅奥的中国患者数目翻了2倍，到2014年下半年，患者数量会翻3倍，最近的数字已接近200人。过去每年仅二三十例中国患者到梅奥就诊，而现在甚至有的人连体检都不惜花费数万元远赴国外进行，到国外看病似乎成为了“富人们”的新时髦。
数据显示，跨境求医热潮正在升温，而各类的跨境就医中介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究竟跨境就医是否真的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希望？它是否存在风险和隐忧呢？
一千个跨境看病的理由
来美国之前，上海的张太太已经在中国接受过EGFR基因突变检测，却发现国内找不到合适的靶向药。肺部肿瘤加脑转移加纵膈淋巴转移——这就是她的病理诊断结果。而在接受EGFR检测之前，张太太已经做过脑部放疗，化疗也做过5次，但跟其他病人比起来，治疗效果并不好。眼看着太太一直受到病痛折磨，张先生动了到美国去看病的念头。一开始，他的想法很简单：美国各方面的药都很多，对于疾病的治疗选择应该也会多很多。
国内没有药了，这也是很多人选择背井离乡的理由。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结直肠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李力人表示，中国患者出国看病，除了认为国外医疗技术更好、医疗设备更先进，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使用国外最新上市的新药，“很多新药疗效确切，不少出国看病患者因此受益。”
最终，张太太选择了麻省总医院，这是美国治疗肺癌最权威的医院，其引领了目前肺癌的靶向治疗。而主治的Azzoli医生，则是美国临床肿瘤协会肺癌临床实践指南委员会主席，是美国非常权威的肺癌专家。“要出去看病，就一定要找最好的医院”，这是不少跨境患者的一致愿望。
除了新药以外，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结直肠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李力人认为，病理诊断也是美国领先的地方。“衡量一个医院的水平高低，临床病理水平是决定性因素”。李力人说，对于癌症来讲，病理诊断最基础也最重要，只有通过正确的病理诊断，才能为患者制定出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案。一直在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工作的华人医生L教授在接受《健康参考》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的临床病理已经进入分子时代，在基因检测方面技术非常先进，“如果癌症患者只是出国做病理分析，回国继续治疗，这样也是可以的。”
假如要问国内外基因检测的差距有多远，同样在麻省总医院治疗肺癌的王女士或许有发言权。到美国后，王女士首先接受了一系列检查，其中就包括基因检测。当她向医生提出自己在中国已经做过基因检测时，麻省总医院的医生告诉她，他看过检测报告，但是在美国，基因检测能达到200多项，而中国做的不过区区20项。原来，曾经也有中国患者带着原有的检测报告来求医，当美国医生按照旧报告治疗时，却一直没有起效，直到重新检测才发现真正的病因根本没有检测出来，之前的治疗都没有对症下药。从此以后，只要遇到海外患者，医生一般会安排重做基因检测。
与重症患者不同，也有一部分人并非出于“非去不可”或者“等着救命”的原因而选择走出去。
广东的林小姐只是因为妇科和肠胃问题求医，由于地缘优势，她选择到邻近的香港，体验了一把与内地风格大相径庭的医疗服务。“在香港，每次跟医生交流的时间都有半小时到1小时，这令我感到很受尊重，因为在国内，门诊的医生可能几分钟就看完一个病人了。”
正因如此，林小姐不但看病，甚至连体检、预防感冒等基础项目也转移到香港的医院进行。当然，香港私人医生收费也不便宜，看一次门诊上千块也是等闲事。不过，有钱就是任性。
日，电视剧《渴望》的编剧王石在实名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与日本医疗水平的巨大差距》的博文，详细记录了他因心脏问题到日本检查就医的经历。此文发表，引起了大家对“跨境医疗”这一话题的注意。
日，一位ID为“倾心2007”的网友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发表《一个硬币的另一面——美国看病记》，讲述了她陪着被诊断为脊柱肿瘤的老公赴美治疗的故事，迅速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里广泛传播。“倾心2007”表示，他们之前没有去过美国，没有美国医生的朋友，家庭环境也是小康之家，“去美国看病只是人生绝望中孤注一掷的选择”。一时之间，不少患者、大V和网友都加入了“跨境医疗不仅是富人的狂欢”的讨论当中。
但是毫无疑问，跨境看病，首先你要有钱。
在前述案例中，张太太在美国动过手术，前后在美国住了20个月，花费了约20万美元；王女士在美国进行了25次放疗，花费了16.5万美元；而杭州的案例则在美国呆了3个月，没有住过一天院，没有挂过一瓶水，甚至药也只吃了几颗，花费7万多美元。这些数字，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事实上，海外医疗市场的确是由富人带动起来，调查显示，有约1/4内地富豪表示不满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加上潘石屹、姚明等名人常年在国外治病，受到名人效应的驱动，中国每年约有90%高端人群选择出境购买医疗服务，治疗重大疾病的每年约3000人。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跨境看病不再是超级富人的专利，部分中产阶级也能承担得起医疗费用。
不仅是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瑞士等国家近年也纷纷新设医疗签证，吸引更多富裕人士前往就医。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认为，从目前市场现状可以看到，国际医疗正在逐渐成长，并开始向中国大陆市场渗透。当下，各类医疗中介公司涌现在国内，广告舆论的渲染，加上名人效应，令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跨境医疗这样的在公立医院之外的又一选择方式。
风险与金钱的较量
美国医疗联盟体系副总裁吉尔伯特&马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是空前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购买力的增长，令他们产生了对医疗更多、更好的需求。“就现在涉及跨国医疗方面，处于第一位的是癌症，第二位是骨科，这些慢性疾病将是未来占据我们更多时间来进行护理的病种。”然而，出于在国内就医的习惯，中国的跨国患者首先看中的是医生。吉尔伯特&马奇则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确定医疗质量的因素不仅仅单纯取决于这位医生曾经治疗过多少患者，而是取决于医疗体系中各方面的指数，“一名中国医生一个下午要看的患者可能是80个到100个，可想而知，他可以提供服务的空间显然是有限的”。就算是中国最好的外科医生，如果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护理团队照顾患者的话，他对患者治疗过程中所付出的一切可能都达不到最好的效果。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美国医疗如何先进？疾病治疗都是新疗法吗？是否真的有能够治愈癌症的新药？
选择出国的患者，首先必须衡量自己的身体状况。美国医院都是采用预约制的，特别是很多患者都希望能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那么对于特别受欢迎的医院和医生而言，从预约到成功的时间可能就会很长。然而，由于跨境求医的患者大多数已经是晚期重病阶段，“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前后一个月的身体情况可能都会大不相同。”李力人指出，如果患者的病情非常危重，还是不建议耗费时间在预约医院上面，而且到美国需要在飞机上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期间也可能会出现紧急状况。
第二，要权衡患者的病情还有没有治疗的价值。如果说癌症患者已经到了非常晚期，通常来讲，除非奇迹出现，治愈可能性已经不大了，这时候就要评估付出的时间成本、治疗成本是否值得。患者也要对美国医院作出理性的预期，虽然美国是全世界医疗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也没有灵丹妙药能够包治百病。
最后，还要权衡自己的经济能力。到国外看病，尤其是到美国看病所需要的各项花费，远远高于在国内，通常是国内治疗费用的数倍以上。如果要通过变卖家产，甚至是借钱去出国看病，家属也要好好考虑清楚。
&国外月亮为何看起来特别圆？
有经济能力和时间出国看病的人群，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毕竟属于小部分。事实上，跨境医疗对患者而言，除了最新的药物，最先进的设备，医疗体系、医疗的管理系统、多学科的专家团队才是最被津津乐道的。
患者：人性化取胜
在采访中，多位曾接受境外医疗的患者都强调“服务”二字，不可否认，不论是出于资源分配的客观原因，还是医护人员服务意识的主观原因，患者在境外能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个杭州人在美国求医经历》的作者就曾用一个简单的“颈托”来说明问题。“倾心2007”表示，当老公发现颈椎肿瘤后，医生就嘱咐他要佩戴颈托。他们找遍了市面上所有的颈托，杭州能买到是国产的，用泡沫塑料切割而成的，价格人民币十几块。因为不能调节，不论患者的脖子长短、粗细都只能用同一款，戴久了，会卡得肩胛骨生疼。而在上海买到日本产的颈托，价格人民币200多元，其由两块塑料片组合而成，通过搭袢可以选择高度和粗细，更为人性化的是，塑料片上下包着厚厚的海绵，戴长了虽然也会难受，“但总归好一点”。到美国后，他们提出这个烦恼。医生拿出的颈托让他们大吃一惊，颈托不仅可以根据脖子调节尺寸，下巴和胸口的位置都可以转动，整个颈托用软塑料开模制成，里面配的是蓝色软布包裹的衬垫，衬垫配两套，方便换洗。
虽然这套颈托与国产的相比价格昂贵，要价300美元，但是从这样简单的患者用具身上，作者感觉到“美国医院始终将减少病人痛苦放在首位，而中国目前只能先解决病人安全问题”，“倾心2007”表示，“这也许就是发展阶段和理念上的差距”。
中介：全球化趋势
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蔡强认为，跨境医疗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就像原来有出国留学、出国移民、出国旅游一样，大批高收入人群除了要享受国外其他方面的顶级产品和服务外，医疗需求也成了他们更重要的选择。原来对这类人来说，看病可能到北、上、广，现在他们会考虑其他更好的地方。
而他也认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紧缺的医疗资源，看一个好的医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排队，医院里人满为患，医生能给每个病人的时间也就3~5分钟。“好的医院里病床也十分紧张，我们有身家上亿的患者，也只能住在医院的走廊里，对于他们来说，国内目前的医疗条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出于对尊严的追求，部分经济能力足够的患者也就义无反顾地选择跨境就医。
法国洛法兰抗衰老保健中心总经理梁海峰则表示，比起去到遥远的大洋彼岸，沿海省份也有不少人选择到毗邻的香港、澳门地区就医，一来两地的文化交流较为紧密，二来无需特意出国就能享受到与国外相当的医疗服务。部分高端人群甚至并非出于重病治疗，而只是体检、发烧感冒、预防疾病等小病小痛都全部选择到港澳地区的医院进行。
专家：多层次原因
廖新波认为，目前在我国，最基本的是要解决好全国统一的基础医疗问题，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基础医疗还非常欠缺，且资源分配严重不均，造成了部分人很容易获得医疗资源，部分人甚至连基本医疗都得不到保障。
对于有跨境医疗需求的人群来讲，他们所追求的是比基础医疗更高层次的高端医疗，但是就目前国内的医疗环境来讲，公立医院最迫切的是要解决最广大群众的基础医疗问题，而由于高端医生的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公立医院，也造成私立医院的高端服务相对缺失。正如蔡强所言，“有些身家上亿的患者也只能住在医院的走廊”，而这类高端人群需要尊严，需要一种舒适的看病环境，并且他们有需求、有时间也有经济能力。在高端服务不足的情况下，有需求的人只能跑到国外去了。
李力人则认为，公立医院的肿瘤治疗不应该向高端发展，而应该惠及更多老百姓。公立医院的初衷不能脱离其公益性，加上肿瘤治疗本身就是很花钱的，根本无法实现平民化治疗，如果再在公立医院中加大高端服务比例，只会白白占据更多普通百姓治病的资源。曾经有一位肠癌患者，在北京两家顶尖的肿瘤医院进行手术和化疗，但是治疗效果依然不佳。后来选择到美国治疗后，经过医生每次花1个多小时来解释病情、整个医疗团队一对一的VIP服务之后，深感在美花费了190多万人民币“非常值得”，然而事实上，除了医疗环境改善之外，国内外的治疗方案都是一致的，患者得到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华人医生L教授也表示，“在中国，病人实在太多了。一个中国医生一个月的手术量就可能相当于国外医生一年的手术量，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求中国医生像国外医生一样每个病人都花1小时解释病情，显然是不现实的。”
即使资源不足，但在基本疾病的认识上，国内外医疗界的标准是一致的，特别是对于治疗肿瘤的手法，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姑息治疗等，国内外并没有太大差距。在跨境就医的患者中，并不乏部分对国内医疗水平认识偏差、盲目出国的人群。目前而言，医疗还是强调“专业经验”的行业，由于中国病人数量多，可参考病例多，医生的实践经验丰富，尤其在外科手术上，中国医生的手术质量甚至比国外的好。“中外对于基础疾病的治疗基本无异，但是不足之处在于整体水平的差距。”李力人表示，在中国医学系统里强调师承教育，医学生跟了不同的导师，其行医风格、治疗思路都会相差很远；而以美国为例，其医学生培训系统是流水线式操作，只要经过了相同的医学教育背景，两个不同的医学生掌握的也是相同的医疗手法，因此整体水平也比较平均。“以肿瘤治疗举例，中国部分地方的治疗远远没有做到规范化，这也跟不同医生的水平参差有关系。”李力人表示。
自助出国，你也可以DIY
如果不通过中介机构而想到境外看病，若患者及家属外语能力足够好，也是完全可以自助办理的。
第一步：选择医院
参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的全美排行榜
国外的概念很大，出国看病首先要选择一个国家，然后再选择哪一家医院、哪一个医生。比如有的患者亲属就在英国，那么就可以优先考虑在伦敦寻找适合的医院和医生。如果有的患者本身德语讲得非常好，非常了解德国，那搜寻的视角也会定在德国境内。当然，目前来说很大部分患者还是会选择美国，因为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系统、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对于不太了解美国医院的患者来说，一个比较好的参考来源是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每年推出的一本书——《BestHospitals》。目前最新的版本是2015年版，书中总结出美国最好的综合医院、最好的专科医院，供患者参考。
第二步：翻译病历
准备病历资料，翻译成英文
在美国，看病之前不用挂号，而是“预约”。预约前，患者需要向医院提供非常完整的病历信息，再由医生来决定是否接收。
通常来讲，出国之前的患者在国内都已经看过很多家医院，甚至住过多次院，做过手术或其他治疗。丰富的就医经历导致其病历资料非常厚重，包括手术记录、检查报告、病理报告等。蔡强建议患者寻求国内主诊医生的帮助，将厚厚的病历信息整理简单的病历摘要。每一家美国医院对病历摘要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一定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办理，最好找美国医院进修过的中国医生，不能找不懂医学的人来做这件事。
确定完病历摘要的中文版之后，就需要找一位既精通医学、又精通英语的人来把它翻译成英文。翻译后，需要转换成Dicom格式，连同影像资料和病理报告一同发送给申请预约的美国医院的国际病人办公室。
当收到资料后，如果美国医院判断患者病情不需要出国治疗，或者已经严重到美国医院也不能提供太多帮助了，那么患者被医院拒绝也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步：预支费用
收到医院预约单，向医院提前付费
如果患者很幸运，美国医院同意接收了，那么医院会发一份预约信。在预约信上会清楚地写道：某某医院同意接收，预约在何时见面。
随预约信一同寄达的还有一份费用预估，收到这封信后，患者需要向美国医院提前付费。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电汇，一种是信用卡支付。
第四步：申请签证
医疗签证和旅行签证均可
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患者一定要切记：实事求是，有一说一。美国驻华使馆的签证官非常在意签证申请人告诉他的是不是真实情况。通常在签证的时候，签证官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您去美国干什么？”
对于所有想去美国看病的患者，都必须如实告诉签证官：我想去美国看病，而不是旅游、公务、探亲访友等其他理由。而且在签证之前，患者需要准备比较完善的签证申请资料，来让签证官相信自己去美国的目的确实是看病。
患者准备的资料需要证明两点：1、足够财力支付看病产生的费用；2、在结束看病之后，患者会如期回国，不至于滞留在美国，或者成为非法移民。
来源：《健康参考》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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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丹娜法伯医院的研究列表名单免疫疗法、基因组分析和潜在的颠覆性药物名列榜首
免疫疗法、基因组分析和颠覆性药物疗法调查名列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于2014年最重要的癌症研究和临床发展榜单之首。
一些突出的亮点包括：
霍奇金淋巴瘤
到目前为止，今年关于霍奇金淋巴瘤通过免疫疗法可以治愈这一可能性找到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证据，这些证据是由丹娜法伯医院的研究员和其他涉及霍奇金淋巴瘤的研究人员挖掘出的。
在一个临床试验的早期阶段，研究表明，nivolumab这种药物解锁免疫系统来攻击癌细胞，帮助已对其他疗法耐药的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实现了完全或者部分缓解。
在这项研究里Nivolumab这种药物的成功试验促使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将它指定为治疗复发性霍奇金淋巴瘤的“突破性疗法”，另外，更大规模的，多国参与的第二阶段试验现在正在进行中。
“是什么让这些试验结果如此振奋人心呢？因为在这之前患者已经尝试和用尽了其他一切治疗办法。”&Margaret&Shipp医学博士称，他既是这项研究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丹娜法伯血液肿瘤科的主要负责人。“看到药物对患者的持续性作用，我们也都很激动，大多数对药物反应良好的患者在接受治疗一年之后，这一药物仍有良好的表现。
这项研究被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面，并且同时在圣弗朗西斯科举办的美国血液学协会的年会上得到陈述。
丹娜法伯医院的研究者研究结果表明，一种药物组合疗法可能会在目前卵巢癌患者身上高度有效。这是首次在卵巢癌患者中研究口服类的药物组合。
临床试验对比了把阻止DNA修复的olaparib药物和血管抑制药物cediranib结合在一起的用药效果与单纯使用olaparib这种药物的效果。试验结果表明组合疗法可以比单一药物疗法使患者多出将近一倍的疾病无进展生存期。
“这项研究发现很令人振奋，因为他们有力的支撑了以下这一观点，结合以上两种有针对性的口服疗法可以在卵巢癌上产生显著药物疗效，比单纯用olaparib的药物疗效要多很多，”医学博士兼公共卫生学硕士Joyce&Liu称，他领导了丹娜法伯妇科癌症苏珊&F史密斯中心的研究员和临床肿瘤学医师。“我们会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药物组合在卵巢肿瘤中的作用，这可能会给我们的癌症患者增加有效治疗方案的选择。”
这项研究结果也在芝加哥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年会上得到陈述。
基于丹娜法伯科学家们的临床试验结果，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于2014年将某种分子靶向药物作为接受标准治疗方案后病情仍继续发展的进展性胃癌的二线治疗方案。
“很多年里我们都在寻求新的真正有效的胃癌治疗药物，”&医学博士、公共卫生学硕士Charles&Fuchs说，他是丹娜法伯医院胃肠癌中心主任。“我们已经依赖于标准化疗方案太久了，我们需要基于胃癌基础生物学的靶向药物。
这种药物叫做“Ramucirumab”，它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化合物，可以通过阻止营养肿瘤生长的新血管生成从而攻击肿瘤。这种药物被称为抗血管生成药剂。“Ramucirumab”化学分子能够结合血管细胞上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阻止它们接受来自肿瘤细胞的信号，进而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抗血管生成治疗法可以通过剥夺肿瘤需要的氧气和其他营养来使肿瘤缩小。
一项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引人注目的结果报告显示，今年应该改变近几十年来医师治疗前列腺癌的常规疗法了。
由丹娜法伯科学家们带领的这项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新诊断出的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患者来说，如果接受某种化疗药物作为首选疗法，而不是等到疾病对雄激素阻断剂耐药后才选择这种药物，他们的生存期可以再延长一年以上。
“这种受益是巨大的，这种治疗方法也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标准疗法，用于治疗患有高分期疾病的适合化疗的患者。”&Christopher&J.&Sweeney说，他是丹娜法伯医院生殖泌尿肿瘤中心的内外全科医学学士，也是参与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员。他在芝加哥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年会上陈述了试验结果。
今年，丹娜法伯癌症研究中心和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科学家们继续建立含有大量的基因组研究数据的名叫“Profile”的数据库。这个项目旨在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涉及癌症方面的基因遗传异常的数据库之一。它是一个使大量关于癌症的基因来源研究成为可能的资源来源。丹娜法伯癌症研究中心/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每一个病人，以及每一位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中心/波士顿儿童癌症与血液疾病中心接受治疗的儿科癌症病人都有机会参与这项研究。
对于每一个参与的病人来说，“Profile”项目的科学家们都会使用一种新的叫做“下一代”的测序技术来分析他们的肿瘤样本的DNA，这种技术能检测超过300种癌症相关的突变基因和其他的DNA变化，从他们的扫描结果，病理学家可以确定促使癌症形成的详细的基因原因，从而得到一份个性化的肿瘤户籍资料。
““Profile”的强大在于它的巨量信息，因为它积累癌症基因特点，它也具有将每一个具体患者肿瘤及其生物学行为与DNA异常直接关联的潜在能力，，以及它对治疗可能产生的反应。”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兼丹娜法伯医院首席科学主任Barrett&Rollins说。
在各种药物逐渐失效的时候，丹娜法伯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基因突变药剂，并且正在试验。10年前的2004年，丹娜法伯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论文表明：具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功能障碍的肺癌患者对于靶向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蛋白的药物治疗反应显著。这些研究开启了肺癌精确药物治疗、转换患者疾病治疗方式的时代。
“在这项研究进行之前的长达十年里，肺癌治疗没有太大进展，”&医学博士Bruce&Johnson说。他是丹娜法医院伯临床研究总监，和同事医学兼哲学博士Pasi&J&nne、Matthew&Meyerson，以及医学博士William&Sellers（现在是在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共同领导了2004年的这项研究。“对于20%至40%的能对化疗方案产生反应的进展性肺癌患者，缓解期通常持续四至六个月，平均个体生存期约一年。今天，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的患者通过靶向药物治疗后有一年的缓解期，平均生存期可达2至3年，有些患者可以存活5年甚至更长。”
本文由盛诺一家编译，原文链接如下：来源：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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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采访盛诺一家肺腺癌患者
(麻省总医院外景)
和出国旅游、出国生子、出国留学一样，出国看病，最近几年逐渐进入富有阶层甚至小康家庭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择新的希望。据美国肿瘤协会的最新统计，美国癌症病人在年的5年生存率达到68%，而中国肿瘤防治办2014年1月发布的年报显示，中国癌症病人的5年生存率仅为25%左右，这也是吸引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患者赴外就医的关键因素之一。
来自温州的李飞（化名）65岁，6年前被诊断为肺部腺癌，手术两年后复发，医生给他开了一种叫做特罗凯的美国进口靶向药物，一天一粒，一粒600元。“吃了三年，这药有个副作用就是容易起皮疹，很难受。但没有医生敢叫我停药，因为我吃着药活得好好的呀。”李飞也了解到，如果没有基因突变，吃这种靶向治疗的药物其实是无效的，目前医学上可做的基因测序有250多种，而国内只能做其中的两种。“既然有那么多基因没有进行测序，医生的主张还是吃药吧。”
“我经济条件还不错，就想到美国专门做一下基因测序。”2013年5月，盛诺一家把李飞推荐到了哈佛大学教学附属麻省总医院，在那里，李飞待了20多天，做了活检、基因测序和PET-CT。“印象中PET-CT花了人民币三四万，同样的机器，比国内贵三四倍，全部的诊疗费用大概20多万，光基因测序就做了70多种。”由于基因测序的结果需要等几个月，李飞就带着医生给出的化疗方案先回国了。
不久之后，李飞得到麻省总医院传来的诊断报告。他不存在基因突变，这意味着，在过去三年，60多万的靶向药物都是白吃了。“就是吃错药了嘛。”这句貌似玩笑的话听起来有几分难以掩饰的沉重。
签订了责任自负的保证书之后，李飞在国内医院开始按照美国医生给出的方案进行化疗。&“总共四个疗程，国内也有同样的药，医生也知道这个方案，但国内剂量小好几倍，开始打化疗的时候，医生希望我能分六次打，我坚持美国方案，因为我知道，在美国我这种化疗都不用住院，直接在门诊进行，他们给我的剂量应该是安全的。”
现在，李飞完全停药，身体感觉也很舒服，和记者通话时正在公园散步。“亲戚朋友中很少有人知道我得病，我看起来跟好人一样，工作也在正常进行。”
因为中国患者需要完全自费，盛诺一家创始人兼董事长蔡强建议，那些考虑出国看病的小康家庭，在国外完成确诊和制定方案即可，因为绝大部分药物国内都有，通常可以回国治疗。这样费用通常可以控制在两三万美金。如果治疗方案出来以后，患者希望留下继续手术、化疗、放疗、这个费用相差很大，如果不需要手术、化疗，只是放疗可能10万美金打住，如果需要手术、化疗、放疗可能15万美金还多。“目前中外医疗的衔接主要取决于国内医生是否开明。”蔡强说，国内有的医生对国外的诊断结果比较认可，也有的医生非常抵触，甚至有的病人不敢告诉自己的主治医生自己要出国看病。李飞在国内的治疗进展倒是比较顺利，温州当地的医生愿意采取美国医生给出的方案，但前提是治疗前要签责任自负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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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Wolpi博士
据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科学家称，通过对大量胰腺癌和非胰腺癌参与者DNA的分析，已经发现了几个预示着罹患这种高死亡率疾病风险增加的新遗传标记。
这些标记都是染色体特定部位的遗传性DNA编码的变异。我们发现其中几个DNA编码变种能够影响个人患胰腺癌的风险。
该论文发表在《自然基因学》杂志的在线版上，其第一作者Brian&Wolpin博士说，这些标记和之前4个标记的发现都非常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对这些DNA变异的进一步研究或许有助于从分子层面上来解释某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患胰腺癌的原因；第二，可以确定哪些人存在风险增加的可能性，他们还可能是MRI或超声波扫描检查的人选，因为这些检查可以发现早期可治疗的胰腺肿瘤。
“目前还没有针对胰腺癌的人群筛查项目。80%的胰腺癌因发现太晚而无法进行根治性手术——癌症已经扩散，”Wolpin说。
如今，做胰腺癌筛查的健康人群仅为因多个家庭成员已患胰腺癌而存在高风险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家族遗传史，我们会在这一领域里努力寻找一些因素，帮助在普通人群中确定存在最高风险的个体，”Wolpin说。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7683名胰腺癌患者的DNA和对照组14397名非癌症参与者的DNA，这些参与者是生活在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欧裔。科学家们采用基因测序技术检查了700000多个已知具有（简称SNPs）——DNA序列中单个核苷酸的变异——的基因组位点。这些变异可以改变基因表达或表达信息的内容，研究人员过去一直也在寻找与胰腺癌患病风险有关的变异。这种类型的研究叫做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简称GWAS。
Wolpin说，研究结果证实了之前小型GWAS研究中发现的4个与风险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此外，我们又发现了5个新标记，而第6个标记也具有临界的统计学差异（是否引起胰腺癌患病风险增高不能确定，但可能性大）。与单个SNP或标记相关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且具有递加性，所以将来它们或许可用于尝试在普通人群中确定胰腺癌高危风险者，人一生中患胰腺癌的平均几率是1.5%。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开发一种可用于初级护理实践的“风险分级工具”，以便确定哪些人群需要做胰腺癌筛查，如超声检查或MRI。
中国患者如何到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看病？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成立于1947年，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癌症专科附属医院，美国联邦政府指定的综合性癌症治疗中心，产生了1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癌症基因定位治疗、癌症免疫治疗、癌症内分泌治疗、癌症生物治疗、癌症疫苗等临床方面世界领先。
美国联盟医疗体系（包括麻省总医院、布列根和妇女医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等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医院）已经与中国最大的出国看病服务机构——盛诺一家签署了合作协议。盛诺一家已经帮助很多出国看病的患者顺利地转诊到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接受进一步的诊断治疗。盛诺一家为患者提供的服务包括专家预约、住院预约、辅助签证、医学资料收集、医学翻译以及海外陪同等出国看病所需的全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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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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