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为什么要这样写《水浒传》？他当时怎么了？施耐庵为什么要这样写《水浒传》？他当时怎么了？历史约会百家号借助神话故事开篇是元明小说家们常用的手法，古典四大名著无一例外。《水浒传》开篇即交代“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因为洪太尉好奇心太强，命人掘开了伏魔殿的石碑，放出了一百零八个魔王，就是后来梁山上的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这种写法是元明小说家们惯用的手段，因为创作小说所需要的素材大多来自民间传说，民间传说又往往都带有神话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神话色彩不会变淡，相反会越来越浓郁。比如尽人皆知的中国古代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历史上的孔明并没有那样聪明，相反却犯了很多次致命的错误，比如派关羽去守华容道，派马谡去守街亭，就是严重的用人不当。至于借东风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或许他懂得一些气象学的道理，空城计的主人也不是他，木牛流马的发明专利也不属于他，而是他的老婆黄氏女。但是民间的力量是博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只要流传到民间就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披上神秘的面纱。难怪鲁迅说“妆诸葛之智而近妖”。创作者有自己的需求，评论家有自己的理论。金圣叹对施耐庵如此开端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天下本无事，游山玩水弄出事来。其实还是在强调他的“乱自上作”理论，之后他又拿高俅来说事：“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这样解释很能说得通，不知道符合施耐庵的心意不？先不说施耐庵是否赞同金圣叹的点评，不过他这样安排，以神话开端，倒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很多便利。我们看后来有很多好汉上山时总感觉有些突兀，有些生硬，不是那么水到渠成，不符合人物性格特征和心理情感的发展。估计施耐庵也是笔力有限，不能够再使故事圆满些了，便用了一个看似很合理而又最不是理由的理由来收尾，让好汉上山，就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意气相投”。宋江为了赚秦明造反，派人假扮秦明，杀了许多百姓，烧了许多房屋，这样一来把秦明一家老小陷了进去：“军士把枪将秦明妻子首级挑起在枪上，教秦明看。秦明是个性急的人，看了浑家首级，气破胸脯，分说不得，只叫得苦屈。”秦明很生气：“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这样看，宋江和秦明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按常理来讲，秦明不可能这边老婆刚被宋江害死，转过身来就投奔宋江。作者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拿出这个理由来搪塞一下：“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双鞭呼延灼上山也是如此，他本是名将之后，世代忠良，自然是不肯落草为寇，造朝廷反的。可是三山聚义打青州，宋江、吴用设计活捉了呼延灼。呼延灼本不想上梁山，又不能写宋江逼他上山，于是又搬出这个由头：“一者是天罡之数，自然意气相投……”这或许是创作者的狡黠之处，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施耐庵那么大的手笔，会玩这点小伎俩吗？其实，通观全书，在施耐庵笔下，这点小伎俩还不算什么。还记得董超薛霸这两个小人物吧，二人拿了高太尉金子，要害林冲，在客栈里面用滚水给林冲烫脚，到野猪林又忽悠林冲，把林冲绑在树上，要结果他的性命，最后引出鲁智深大闹野猪林。野猪林这出戏很精彩，后来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搬上舞台。可是到后来卢俊义被刺配沙门岛时，施耐庵把这样的事情又写了一遍，也是董超薛霸二人，在客栈里面用滚水给卢俊义烫脚，在树林里忽悠卢俊义，要结果他性命。《水浒传》作为古典四大名著，确有它的妙处，然而也有很多小瑕疵，上面就是一例。可能在创作这一节时，施耐庵的状态不太好，想象力有些枯竭了，就把前面发生过的事情复制了一下，敷衍了一下。当然，也可能施老自有深意。（以上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历史约会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历史是知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 为什么两者时间对不上_百度知道
水浒传是施耐庵写的 为什么两者时间对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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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成书大概年份是1350年左右。这本书大概是明朝前期写的。因为作者生卒：元贞二年（1296年）-洪武三年（1370年）.其实关于施耐庵写的《水浒传》,作者还是不明确的,其中一种看法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水浒作者说法来自于贯华堂本，因为这个版本流传的比较广。 所以被众多人所接受，但是关于施耐庵的事迹。在文学上一直模糊不清，导致有些人怀疑世界历史上到底有不有这个人，所以现在大部分文学者，认为《水浒传》，最终是由罗贯中整理定稿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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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施耐庵为何把水浒的书名取作《水浒传》？
　　我国古典名著《传》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是说书人的重要话本，也是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案头的参考书，随着《水浒传》的流传，故事载体地山东梁山及其附近也成了著名的旅游区，是典型的文化游，人们也想当然的把水浒与水泊梁山画上等号，甚至把东平湖也与水浒连接在一起。实际上水浒原来与梁山根本不沾边，水浒就是水边的意思，后引申为民间、在野，今天也有山寨的意味。水浒中的“水”不是指梁山泊，更不是东平湖，而是现在陕西省岐山县北边的漆水河;“水浒”的原始地旺就是岐山脚下漆水河沿岸一带，并不是后来的山东梁山水泊。　　“水浒”一词最早源于《·大雅·绵》：“自土(杜)、沮漆”、"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意思是从杜水来到漆水以后，周部族的祖先古公檀父一大早赶着马，率领族人沿着这条西来的河水之岸，走到岐山脚下。具体记录了周的创业史，夏开创了王位世袭，商周因之。周文王的祖父古公檀父是周族的第一个首领，率领族人迁居岐山山下，在山下的周原开发农业、建设城堡、设立官吏、组织武装，开辟了周族发展的根据地，到周文王的父亲季历时周族的社会地位起了很大变化，从过去受压迫的地位一下跃入显赫的奴隶主贵族大家庭的行列。随着周族统治者力量日益强大，加剧了周族和的，商王文丁便把季历杀掉了。季历被杀后，其子昌世袭了王位，即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文王在位五十年，由其子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率诸侯东征灭掉商，建立了西周王朝。　　“梁山泊”最早见于《》：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4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它的形成，是从五代石晋开运初至北宋，因黄河在滑、郓、水库澶、濮等地多次决口，河水汇集梁山周围，与源于梁山东南的张泽泊(后称南旺湖)连成一片，形成了以梁山泊为中心的巨泺，统称为梁山泊。《宋史》卷九十一载：“北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黄河又从滑州决口，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北宋晚期，梁山泊的水域最阔、水势最大。《水浒传》第七十八回开首赋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郓。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条战舰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千万军粮马草。声开宇宙，五千骁骑战争夫，名达天庭，三十六员勇将……”可见《水浒传》中的梁山泊真实地反映了的历史事实。　　施耐庵的《水浒传》，原名《江湖豪客传》。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人物、结构都很满意，但总觉得书名欠佳。经过文友罗贯中建议和启发，施耐庵想到了《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传》。如此一改，意境大开，不但简明上口，而且文辞典雅，含蓄蕴藉，富有象征意义。书中描写的天罡地煞108人聚义水泊梁山，替天行道，护国安民，创建和谐的八方一域的乐土恰与《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描写的周族祖先迁至岐山脚下，发展生产，建设乐园，开创周族走向繁荣昌盛的基地这个典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梁山与周族的结局大相径庭。　　《水浒传》一书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它是由说话演变而来，是在说话即说书人讲的故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说话就像今天的说书、评书，是一种大众、通俗的文化样式，必然有一个大众化的通俗易懂的名字。经过元曲作者的润色，书的内容有了大的变化，需要一个优雅的书名，到施耐庵成书时的《江湖豪客传》，还保留着说书人的书名，水浒的“浒”是一个生僻字，又有水边的意思，很有文化气息，作者就把书名改为《水浒传》，我认为"水浒"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它就是指水边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也可以说是水边发生的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由于书名的出彩，该书在民间的影响了越来越大，以至于把水浒作为了水泊梁山的名字，把它的原意泯灭在人们的思考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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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施耐庵的《水浒传》能写好 105 个男人，却写不好 3 个女人？
这是《女人的江湖》专辑的第12 篇文章前几篇，后台回复【武侠】今天的这篇文章信息量比较多，也比较详实，大家可以重点看我们标 红 字 的部分！01写得不好的好女人水浒的气质是男性的，粗放而壮美；红楼的气质是女性的，细腻而优美。红楼男性多女性化，不必说贾宝玉、秦钟、蒋玉菡，就连英风侠骨的柳湘莲，"姿容仪态"也引得薛蟠垂涎。水浒女性多男性化，比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单看外号已经颇具男性特征（凶、壮、高），再看描写，更令人望而生畏。先看顾大嫂：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扈三娘固然是美的，但是天然之美，冷若冰霜，女性的性感美被英气和杀气遮蔽了。试看出场"赞"诗：蝉鬓金钗双压，凤鞋宝镫斜踏。连环铠甲衬红纱，绣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世界因多样而精彩。梁山好汉一百零八人，人人是男子，即使人人如李逵、鲁达、武松般头角峥嵘，也未免单调，且与江湖世界的现实不符，女侠自古皆有，何独水浒不然？故终须女子点缀梁山。此种点缀重在塑造江湖世界的异样新奇，而非描摹女性世界的脂粉柔情。抹杀或回避女性美，对她们作为女性独特的内心世界只字不提，固然使这些"女汉子"与"妖艳贱货"区分开来，与"真汉子"保持了精神气质的一致，但同时也就流于概念和标签，有时甚至不近人情。一丈青全家死于李逵之手，而竟能以"义气为重"，下嫁人品、相貌均堪忧的王英，这就是不近人情处。对作者而言，她加盟梁山以凑地煞之数，是一用处；成全宋江对王英的许诺，是一用处；用"高矮配""美丑配"写出江湖的异样新奇，是一用处。至于她内心作何感想，读者又作何感想，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良善的普通女性，作者也会刻意淡化其外貌之美和细腻的心理活动，突出的是林冲娘子。按理，高衙内惯于调戏良家妇女，阅历甚丰，不至于大街上见到一个女人就相思成疾，而他竟然如此，不惜连环设计，不达目的而不罢休，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娘子一定美艳不可方物。然而从出场至自缢，水浒竟没有一句对娘子"美色"的正面描写，让我们无从确知娘子是何模样，只能臆想和脑补。小说中有的只是她的行为。而行为又全是"套路"：被调戏则哭喊挣扎，回家则规劝安慰夫君，见休书则大哭昏厥，走投无路则自缢而死。至于飞来横祸如何感想，在夫君的苦恼和决绝面前怎样挣扎，作者并不做任何交代：他把这种感受和思考的权力都留给了林冲。只有"行为史"，而无"心灵史"，这是水浒中大多数普通女性所遭的"待遇"。作者这样写自有其逻辑。还以林冲娘子为例：林娘子是"贞洁烈妇"，贞洁烈妇可以是美丽的，甚至可以是性感的，但是这种美在伦理上只属于林冲，不容作者书写和读者"窥视"，否则就是"高衙内式"的亵渎。贞洁烈妇可以感情丰富，也可以有自己的情绪和思考，但这种"情思"必须全方位地与自己的夫君相匹配，感林冲之所感，思林冲之所思，痛林冲之所痛，急林冲之所急。既然如此，又何必再去写她自己的感受呢？这种逻辑反映出作者和他所处时代的文化观念。首先，女性外在美尤其是性感的美，是一种道德原罪，既不容于江湖，更不容于礼教。所谓红颜祸水，美者不贤，贤者不美，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思维定势。鲁迅借阿Q的嘴，曾狠狠讽刺过这些人。在小说创作中，如果女性确实有必要具备外形的美，比如"一丈青"应该美，因为"母大虫""母夜叉"者流，王英恐怕不会娶。比如林冲娘子，美赋予了高衙内谋害林冲的动机。那么，要么使其男性化，要么避而不谈。其次，无论美丑，女性不应有细腻的专属的情感和欲望，从行为到思想，都应是男人的附庸。孙二娘卖人肉包子，顾大嫂劫牢反狱，一丈青战死疆场，林娘子悬梁自尽，这些关于暴力或死亡的描写可以有，至于"好女人"的七情六欲，作者不该写，读者也别想看。林娘子还算"优待"，更多的普通女性则是作为"家眷"，随着"金银细软"被取上山来，连跑龙套的机会都没有——此之谓女性的"物化"。女性的刻板和物化非为"水浒"所独有，"三国"更甚：徐庶之母是尊刘反曹的道德模范，貂蝉是先天自觉、无师自通的政治工具，猎户刘安之妻简直成了刘备晚饭的一道荤菜。相比之下，不得不佩服曹雪芹。鲁迅说自有《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丰满的女性形象和细腻的表现手法，是打破传统的重要内容，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的女性世界，无论就个体还是全体而言，都是形神兼备、情态迥异的。红楼取得如此成就，不能说没有水浒的功劳。红楼在写法上借鉴了《金瓶梅》，而《金瓶梅》脱胎于"武松杀嫂"。武松嫂嫂潘金莲在道德上固然不是一个好女人，但"水浒"在女性形象上的艺术贡献，却恰恰集中体现在以她为代表的这群"不好的女人"身上。02不好的女人写得好水浒女性有三类，好女人如前所述。二是过场人物，如鲁达救济的金翠莲，李小二的浑家，蜈蚣岭被掳的村妇。这些作者通常一笔带过，没有认真去写，也没有必要认真去写。第三种就是不好的女人，"淫妇""虔婆"等等。仅前七十回，淫妇就有四位：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和贾氏。她们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和那些"好女人"相比，女性原始之美在这些"坏女人"身上复苏了。女人如果都不爱美，不爱打扮，不爱展现自己的美，这还成个什么世界！写"好女人"，作者极其克制，当笔锋触及淫妇时，因为少了矜持和避讳，女性的美裹挟着道德原罪，以夸张、变形甚至是猥亵的方式被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这种释放既是在引发读者对淫妇的恶感，同时似乎也在宣泄着作者自身被压抑的快感。潘金莲甫一出场，作者就迫不及待写到：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武松初见嫂嫂，作者借武松的视角写她的相貌：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这已颇有淫词艳曲的意味了。至于雪天把盏一段，更写得俏语玲珑，勾魂摄魄。从"酥胸微露，云鬟半袒"的妆容，到"肩胛上只一捏"的动作，再到"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的表白，真令读者替武松捏一把汗。这些描写从姿容、体态，到动作、言语，逐步勾勒出潘金莲的形象，至于后文与西门庆相会，越发写的摇曳。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潘巧云和阎婆惜身上。尤其潘巧云，读者可看做法事、看佛牙两段。虽然这些有关女性美的描写大多聚焦在"性"方面，有些笔触也不免猥琐，但至少揭示出专属于女性的妩媚风流，也为后来的《金瓶梅》《红楼梦》等书描写更加真实、更加完整的女性形象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第二，和那些"好女人"相比，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这些"坏女人"身上萌动起来。这种萌动集中表现在女人对她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生活"的追求上。女人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生活"，与男人认为的她所应当享受的"幸福生活"是不同的。阎婆惜典身给宋江，有报恩的成分，更主要的是谋食，她本身对宋江没有感情可言。江湖上呼风唤雨的及时雨宋公明，在她心目中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黑矮胖子。而这个黑矮胖子最喜结交的是江湖好汉，"在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这就使青春年少的阎婆惜在生理和心理上极不满足。一般来讲，男子淫心生于已足，已足则猎奇求新，西门庆是也；女子淫心生于不足，不足则寻求弥补，阎婆惜是也。当风流倜傥的张文远出现后，阎婆惜自然抛恩负义，对宋江避之不及。《水浒传》对这一心理有非常精彩的描写："那阎婆惜倒在床上，对着盏孤灯，正在没可寻思处，只等这小张三来。听得娘叫道："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慌忙起来，把手掠一掠云髻，口里喃喃的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飞也似跑下楼来，就槅子眼里张时，堂前琉璃灯却明亮，照见是宋江，那婆娘复翻身转又上楼去，依前倒在床上。"称呼之误让阎婆惜心潮起伏，一时间，她对小张三爱得要死和对黑宋江烦得要命的心态同时表现得纤毫毕现。可见作者并非不懂体察女性的心理，只是在写淫妇时才愿意去体察而已。这种体察同样表现在潘巧云和贾氏身上。这二位的夫君，相貌和能力都出众，家境也殷实。尤其卢俊义，更是文武双全，仪表堂堂，还是大名府的首富，实在找不到她们不满足的理由。实际上，物质的满足和虚荣心的满足，更多是立足男性视角的，从女性视角来看，这些不能代替情感和欲望的满足。在这一点上，潘巧云、贾氏之于杨雄和卢俊义，与阎婆惜之于宋江，并没有质的区别。杨雄的值夜，卢俊义的不近女色，都是作者给出的或明或暗的提示。于是，一私于僧人，一通于家奴。所区别者，在于潘巧云偷情写得直露，以突出她的"淫"；贾氏私情写得含蓄，反倒极写其陷害卢俊义，以突出她的"恶"。潘巧云的形象写得更好些，贾氏的形象和卢俊义一样，略显单薄。但在表现和体察女性心理方面，即使是贾氏也不乏神来之笔。卢俊义将启程去山东，让李固先行出门安顿，作者不失时机写道："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直的尽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车仗，流泪而去。"金圣叹批道："看她流泪乃在今日，不在明日，妙笔！"作者确是妙笔，金圣叹也确是会读书人。在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上，潘金莲的情况最为复杂，塑造得也最成功。作为使女，因为不从大户的调戏，被倒贴妆奁嫁给了武大。从写作的角度看，所谓"不从大户的调戏"，是为给潘金莲居然嫁武大郎找理由。从人物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使潘金莲从一出场就带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不愿意被人摆布。客观地讲，武大是一个好人，心地善良，会过日子，有自知之明，对妻子的隐忍疼爱即使在今天也是模范。但对潘金莲来讲，她要嫁的是男人，而不是好人。有没有钱财倒在其次，至少颜值要般配，性情要匹配。颜值就不必讲了，拿性情来说，武大确实缺少阳刚之气。在这一点上，作者着墨不多，却相当传神。举一个不易发现的例子。郓哥被王婆打后，寻武大告密，武大急于知道奸夫是谁，便请郓哥喝酒。作者写道：武大挑了担儿，引着郓哥，到一个小酒店里，歇了担儿，拿了几个炊饼，买了些肉，讨了一镟酒，请郓哥吃。注意这个细节：拿了几个炊饼。金圣叹于此处批曰：写来好笑。好笑在何处，他没有讲。试想，对一个男人来讲，得知这样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真相未明，一定心急如焚。此情此景，请人家吃顿饭还忘不了自带干粮，这不可笑吗？虽然这是小本经纪人的当行本色，但男儿血性可谓荡然无存矣。所以，武大之于潘金莲，既不能给她世俗所谓的幸福生活，更不能给她她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而潘金莲又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则她的"出轨"必将是"时刻准备着"的了。几乎在武松出现的一刹那，潘金莲就发现这是她获得幸福的好机会。"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百十字里，先憧憬，再抱怨，继而绮想、定计、窃喜，对一个不是时刻准备"出轨"的女人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思维活动。随后的交往中，潘金莲使出使女的小意儿，千方百计地引诱武松，光"叔叔"就亲热地叫了三十九遍之多（据金圣叹计算）。结局大家都知道，武松不但不"领情"，还破口大骂。这是潘金莲追求自己"幸福"的第一个回合，她失败了。但她不甘心。当武松临行前来家嘱告其兄小心谨慎时，潘金莲再次会错了意。书中写道：那妇人余情不断……便上楼去，重云粉面，再整云鬟，换些艳色衣服穿了，来到门前迎接武松。结果再次受到武松正言厉色的警告，这是她追求"幸福"的第二回合，她又失败了，同时也断绝了对武松的"念想"。然而断绝了对武松的念想，不等于断绝了"念想"，这种念想会更加强烈——武松激发了潘金莲的情欲。西门庆出现后，一切水到渠成了。关于潘金莲和西门庆。有一段很经典的描写，恰恰被很多读者和研究者忽略了。那就是王婆所谓"十分光"到第九分时潘金莲的表现。书中写道：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啰唣！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做成小人。"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这段描写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把潘金莲在通奸过程中的主动性写了出来。在作者本人，或许只是要做实其淫妇之名，使其不得因王婆设计而脱罪，但客观上确实赋予了潘金莲自我意识：她不是懵懂被骗的，而是自觉主动的接受。于是这成为她追求自己"幸福"的第三个回合，她达成了心愿。近世以来，颇有为潘金莲翻案者。大户的迫害、武大的窝囊、王婆的奸狡、西门的引诱，都成了潘氏值得同情的张本，进而得出若干同情的结论。这不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科学方法，因为代入感太强，缺少了审美的距离。何况为一己之欲毒杀亲夫，无论如何也不值得同情。如果说潘金莲、阎婆惜等形象有积极的建设的意义，我想主要是艺术上的，而不是伦理上的；主要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从古典小说女性形象演进历程上看，女人为争取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而活，尽管这种幸福和快乐是纯物欲的，而非《红楼梦》那种柏拉图式的；尽管这种争取的方式是反道德的，尽管它是以基于情欲的"恶之花"的形式绽放出来的，但毕竟展露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从而为水浒以后的小说中的女性变得更加独立而深邃提供了可能。第三，和那些"好女人"相比，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在"坏女人"身上表现得更鲜明。作为人物形象，无论男女，从出场到谢幕一好到底，或者一坏到底，好就好到没有缺点，坏就坏到没优点，性格没有得到发展，这种形象在读者心中是立不住的。反复无常，不合情理地剧变、突变，没有一条能统领这个人物思想行为的主线，同样也立不住。前者如林娘子，后者如一丈青。相比之下，潘金莲塑造得很成功。这固然有人物形象之外的原因，比如她出现在"武松传"，而武松又是全书描写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会产生连带的传播效应。再比如《金瓶梅》的出现，使潘金莲得以在另一部奇书中还魂并演绎。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作者把她写得够复杂，而这种复杂又合情理。潘金莲并非生性是一个坏人，不从大户调戏，是其可敬处；武大貌寝体拙，是其可怜处；居清河县之时，武松东京公干之际，她亦能收心过活，是不失妇道本心处；王婆处心积虑，是其可宥处。她转变为鸩杀亲夫的凶手，既有性格的因素，也有命运的因素，更有社会的因素和文化的因素。在种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交织中，能不断引发不同时代的读者从不同角度去思考，这就是复杂人物的魅力。这里不妨举一个网络时事方面的案例。数月前"马宝事件"，网友当时纷纷谴责，将女方比为潘金莲。这就代表了读者对潘金莲的第一层认识，这种认识建立在事实逻辑上：潘金莲婚内通奸，马蓉婚内通奸，马蓉＝潘金莲。接下来就有网友指出，这样对潘金莲不公平，因为潘金莲并没有謀夺武大的财产，而且奸夫只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潘金莲那时没有离婚制度，她没别的办法。这样一分析，人们对潘金莲的认识就又深了一层。但问题还没有解决，既然不恰当，那应该比成谁呢？经过学习，网友由潘金莲联想到卢俊义妻子贾氏。婚内通奸，奸夫是家奴，还想谋财害命，相似度更高。但马上又有人指出，贾氏情况也不一致，卢俊义对她态度很差，还不怎么近女色，两人也没有孩子。于是网友们豁然开朗，原来\"马蓉"不经意间成了汉语新词汇，因为无人可比。现在去网上看评论，大多网友还照旧称其为"潘金莲"。但这中间经过了一个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回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认识过程，之所以能完成这个"直觉－比较－推演－判断"的过程，潘金莲形象的复杂性功不可没。"坏女人"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作者对她们心智的揭示。在林冲娘子身上，我看到了她的善良和隐忍，看不到她的心智。在扈三娘身上，我们看到了她的勇武和冷艳，也看不到她的心智。孙二娘把武松改扮成行者，顾大嫂设计劫牢，这都是心智的表现，所以在"好女人"的范畴里，这两位的艺术价值略高一些。但相比"坏女人"，就小巫见大巫了——或许坏女人本来就要比好女人聪明吧。试看阎婆惜拿招文袋要挟宋江，有恃无恐，步步紧逼，老于世故的宋押司也落了下风。武大捉奸，西门庆钻进床下，而潘金莲何其沉稳！潘巧云听到杨雄醉骂，立刻有计策栽赃石秀以自保。贾氏与卢俊义公堂对质，句句要人性命。更不用说王婆运筹帷幄，将西门大官人收拾得服服帖帖了。人物表现出的心智水平，就是作者的心智水平，只有当作者的水平能够"碾压"读者时，一本书才会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谁愿意读一个比自己还蠢的人写的书呢？像水浒的作者一样，把坏人写得很聪明，是作家的本事。读这样的作品，人也会变得聪明起来。不像有些作家，笔下全是好人好事，到处大欢喜、大团圆，偶尔出现一个"坏人"，比好人还蠢，刚一动坏心思，立刻就被识破了。现在有些家长和老师，最喜欢孩子读后一种书，凡有坏人坏事的，一概不让孩子读，说是怕学坏。我以为担心道德出问题，还有策略可以适时干预和引导，而"蠢"就一个字，长大了无药可治。言归正传，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生活中有淫妇，文学作品中就有淫妇形象。议论现实生活中的淫妇，难免流于八卦；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淫妇形象，则是学术问题。是学术问题。是学术问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读者不可不察。03悖论之迷："符号"与"怪胎"的形成从水浒全书来看，甚至从章回的整体架构看，作者主要目的原本并不在于刻画这些淫妇形象。比较一下，霍桑笔下的海斯特·白兰（《红字》），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包法利夫人》），劳伦斯笔下的康妮（《查泰来夫人的情人》，都是婚内通奸的女性形象，但她们本身就是作品的主人公。作者写她们偷情，归根结底是借此塑造她们自身的形象，表达自己对女性权利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水浒传》则不同。没有阎婆惜和张文远，宋江走不上江湖逃亡路；没有潘金莲和西门庆，武松好端端做他阳谷县的都头；没有潘巧云和海闍黎（梵语音译，高僧之意），杨雄照旧做当牢节级，石秀每天杀猪卖肉；没有贾氏和李固，卢员外更没理由不做大名府的财主——从根本上说，作者写淫妇，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和衬托男性英雄服务的。当然，推动情节发展有很多别的办法，比如杨志失生辰纲而落草。何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写妇女偷情呢？有三个原因，一是《水浒传》的成书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许多情节来源于话本、民间故事和杂剧，像"宋江杀惜"，这是原本就有的，作者的创作实际上是一种改造（参看聂绀弩《水浒四议》）。二是水浒多写江湖与市井，明朝中叶以后，市井风气大开，现实生活恐怕也给作者提供了很多写作素材，况且这类情节很能吸引读者。当然，这只是一种的猜想。三是可能有"炫技"的因素。这一点我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打虎、偷汉、劫法场，这三个题目最难作。别人作一篇尚且不易，施耐庵非要接二连三，还要作得不重样。打虎则有武松打虎、李逵杀四虎、解珍解宝猎虎；劫法场则有江州劫法场、大名府劫法场，偷汉则有四大淫妇。这层意思翻译过来不就是"炫技"么？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避免重复，是作家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有意识地挑战重复，使重复之中见新意，则是作家对自己更高的要求。有学生曾问我，为什么水浒里的淫妇都姓潘，作者跟姓潘的女人有仇么？当然我不排除有八千万分之一的这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或许是,作者用字面上的勾连提醒读者，两人都姓潘，都是"兄－嫂－叔－奸夫"的叙事模式，你来看我怎么把她们写得各有各精彩。水浒里像这种文学上的炫技有很多，专治各种不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至于用淫妇形象来衬托男性英雄则显而易见。比如武松，我们为什么觉得他是真好汉，金圣叹还称他为"天人"？固然是因为他能打虎，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拒绝了潘金莲。拒绝潘金莲，即使不打虎也是英雄；否则再打十头老虎，也算不上好汉。有一点要注意，作者这种衬托里面带着一种刻意的维护。比如宋江是梁山之首，为尊者讳，红杏出墙的阎婆惜就不能是正妻，只能是一个典来的外室。那么问题来了，身为好汉之首，居然包养外室，似乎也有些说不过去。于是作者煞费苦心先安排他做了一件好事——搭救落难的阎婆母女。这母女借媒婆之口死活恳求，非要纠缠宋江典了阎婆惜。宋江耐不住聒噪，这才只得答允了。这就给读者一个印象，虽然宋江包养外室，但他内心是拒绝的，这不过是一次好人好事的延续——呵呵，世界恢复平静，一切又显得顺理成章了。有读者可能会问，卢俊义是梁山的二号人物，为什么他正妻出轨，这就不需要为尊者讳么？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跟排队买菜不同，组织里的二号人物和一号人物虽然只差了一号，实际上天差地远，这一点不必多解释——所以没有那么强烈的必要为卢俊义讳。但也不能不管，毕竟玉麒麟也很难下台。怎么办呢？一方面略写通奸细节（与其他三人比较可知），另一方面想办法弥补。四大淫妇结局都是死，但死法不同。阎婆惜死得最不受折磨；潘金莲被武松剜心而后斩首，这种"罚"比阎婆惜重，因为她罪过更大；潘巧云没有潘金莲罪过大，她没杀人害命，死得却相仿，还搭上一个迎儿，主要是为突出石秀之刻毒。贾氏和李固则不同。第一，他们都必须死，张文远可以免死，是因为阎婆惜非正妻。第二，他们不能死在别人手里，只能死在卢俊义手里，因为卢俊义必须亲手复仇才是英雄，武大则不必。第三，他们得用最惨的方式去死，因为他们罪孽最大。最后，卢俊义碎割了这对奸夫淫妇。这就是维护男性英雄权威的另一种方式——通过痛快淋漓地复仇来雪耻。总之，《水浒传》对男性宽容，对女性则苛刻。矮脚虎好色无厌，小霸王强抢民女，仍不失地煞之数。妇女出轨，只有死路一条。更值得反思的是，即便这些淫妇死无葬地，作者主要也并不是为她们来写故事，她们只是一个英雄故事的附庸和陪衬。然而为作者始料未及的是，恰恰是这些"附庸和陪衬"，其艺术价值和影响力却超过很多男主人公，也超过了作者着意描绘的两种好女人。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是水浒的女性悖论。这种悖论的背后是作者观念和艺术表现力的剧烈冲突。施耐庵，如果水浒作者是他的话，以他在全书中表现出的才力，不是不能把"好女人"写好，也不是不能把"不好的女人"写得更好。那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他艺术水平的发挥呢？这就是人的观念。限于他的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施耐庵可能并不了解女人，尤其是正常女人的情感世界。所以他笔下的"好女人"更像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同样因为不了解，他笔下的"坏女人"更像一个眼中只有"淫欲"和"物欲"的怪胎。简言之，施耐庵笔下的女人，是男人心目中的女人。这种女人要么规规矩矩展现男权世界的律令（或者直接异化为男人形态）；要么就像男人一样对异性、对生活，充满淫欲和物欲。而这，并不是女人本然的面目。既然如此，为什么第二种"不了解"，在艺术效果上胜过了第一种呢？可能是因为第二种更接近于人本主义：女人首先是人，人的"欲"，即便是恶"欲"，也比"符号"更贴近人性。在随后而来的小说中，《金瓶梅》继承和发展了水浒女性的"淫欲"和"物欲"，用更加复杂、变态的形象来放大和暴露社会之"丑"和女性之"恶"，这种剑走偏锋之举竟意外达到了艺术的新高度。《红楼梦》的作者则因尘世机缘巧合加之天赋异禀，得以从一个美且灵性的人的视角，以洪荒之力涤荡尘埃，再造乾坤，重构了一个善恶交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女性世界，并以此烛照出社会的黑暗与污浊，指引着读者不断叩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聊一聊《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推荐阅读｜点击?链接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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