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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散文的思想、艺术及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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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散文的思想、艺术及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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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刘墉
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刘墉&寻找童年 自序　　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1)　　“地狱，何必等死了之后？我今生就看到了地狱。”一位因为非洲国家内乱而撤馆的外交官对我说，“满地的尸体，腐烂，发臭，没有人收；上游泡着尸首，下游就一群难民舀水喝，喝了，病了，又死在河里。不敢喝水的人，就喝稀泥，喝了也是死。”他深深叹口气：“你没亲眼见到，一定不能相信，那真是人间的地狱。”又摇摇头，泛着泪光：“可是就有人不愿上天堂，宁愿留在地狱。”　　“谁？”我问。　　“我的非洲女仆。我说可以带她到美国，她起先很兴奋，但是接着问能不能带孩子。她有五个孩子。我说按规定，不能带，带她已经不错了。她居然想都不想，就说她不要走。我说：‘你自己知道，我们撤馆之后，你活不了多久，为什么不走？’她不听，说孩子不走，她就不走。”又叹口气，“我真不懂！我真不懂！”　　“有什么不懂呢？”我淡淡地说，“如果今天有一架飞碟停在你院子里，下来一个外星人，对你说：‘来！跟我走，你就可以活一千年，天天过好日子，无忧又无虑，只是你不能带你的家人。’请问，你去不去？”　　“不去。”他很肯定。　　“那几乎可以算是天堂哟！”我逗他，“有四季不凋之花，终年芳香之果，还有千年的寿命。”　　“我还是不去。丢下我的太太、孩子，永生又有什么意思？”　　“这就对了。你不是也一样，没有选择天堂，而留在这个叫你烦心的人间吗？你不是才跟老婆吵过架，又才骂过儿子，说要把他赶出去吗？你为什么还选择留下来？”　　人过中年，就会想到死，想到死了之后会去哪里，也常读这方面的书。　　有的书上说，死只是一道栅栏，你从这边走向那边，先看到一片青青的草地，再看到城市，好多人在盖房子，大家都工作，你也得工作，跟今生没什么不同。　　也有书上说，死了就是不再有形体，你飘游在万古时空之中，不再有喜，不再有悲，那是永远永远的快乐。　　还有书上写，你可得小心死，当你死了，悬在空中，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景象，听到各种召唤，你要好好选择，否则就堕入了“畜生道”。　　当然对于死后的天堂、极乐、净土、彼岸、地狱、中阴与来生，更有各种说法。似乎大多数人都向往那永生喜乐无比的天堂。我以前也一样，只是最近我常想，什么叫做永永远远的快乐呢？如果永远快乐，没有忧愁，又怎么觉得快乐？　　宗教界的朋友听我这样说，总会骂我灵性不够、悟道不足。可是他们也无法告诉我，什么是永永远远的快乐。如果快乐的今天之后还是快乐，快乐得没有尽头，又有什么“永生的意义”？　　我承认自己确实悟道不足。譬如我就不能了解弘一大师，最起码我不谅解弘一出家后，当他的妻子千里迢迢地去找他，他却不见。　　如果是我，我会见。　　对！见了之后，可能就丢不开情爱、舍不下情缘，而不能再退隐清修。但是如同那非洲的女仆，我也不能搁下我的爱、我的家。　　十多年来，我总是四海漂泊，每次离开家，看女儿哭成个泪人，我也哭，常一路擦着眼泪去机场。　　我常想，像我这样总是别离的人，为了减少对自己的伤害，最好把情放淡一些，如果不爱，就不会伤心。　　但是我也想，不爱、不伤心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不再爱父母，当然可以不再为他们的年老凋零而感叹；如果我们不再爱伴侣，当然不会为他们的背叛而发狂；如果我们不再爱生命，当然不会留恋今生；如果我们把今生过得生不如死，当然不会畏惧死亡。　　上天创造我们，只为要我们日夜颂赞它吗？我们把它看得太差了！它无所不能，要整个宇宙颂赞它都成。它会那么爱被奉承吗？如果你是父母亲，你生孩子，只是为了要他天天颂赞你吗？　　我认为上天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再去创造，并且享受它所创造的世界。我们感谢它、颂赞它最好的方法，就是“载欣载奔地投入这个世界，快快乐乐过一生”。　　当然，有快乐就有忧愁。如同有相聚就有别离、有允诺就有负担。但这忧愁、别离和负担，正带来快乐、相聚与圆满。　　我也常想，幸亏人会死。　　畏惧死，才有宗教；知道死，才会尊重生命；珍视生命，才会把握光阴；把握光阴，才能有更大的成就。　　如果没有死，明天后面还有明天，就什么事都不急了；如果没有死，旧的不去，新生就没什么喜悦了；如果没有别离，相聚的时光就不再可贵了。　　我甚至感谢自己的漂泊与别离，觉得它们丰富了我的人生，也维系了我的情感。总有失的伤痛，也总有重逢的欣喜。　　我很欣赏《少年维特的烦恼》里夏绿蒂说的：“家庭生活虽然绝不是天国，但总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泉源。”　　我也欣赏张爱玲说的：　　“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从小到大，我确实经历了许多华丽与哀愁。　　最近有一天，我提到自己九岁丧父，我那八十九岁的老母突然纠正我：“其实细算算，你是八岁死了爸爸。”　　我说：“为什么过去四十年，我说九岁丧父，你都不纠正，一直等到今天？”　　她说：“以前你已经够可怜了，我干吗还告诉你早一年，让你更伤心？至于现在，你如意了，说说也无妨。”　　我的女儿马上就八岁了，我常看着她想：“天哪！八岁，多小！我居然能记得那么多父亲的画面。”又有些心惊地想：“我可得好好保重，别让我的孩子那么悲凉。”　　许多老同学，或意外，或生病，已经离开了人世。最近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正值青春好年华，却突然得了红斑狼疮症，住进医院一个多月，还未能清醒。　　每次听到这样的不幸，都很心悸。怕自己也有同样的遭遇。但是人生在世，谁能预测未来呢？　　我常自忖，我这么注意身体，如果也像父亲，天不假年，我是要气愤地说“我这样小心，还得了绝症，老天真没有眼睛”，还是该心平气和地想，“我这么小心，还得了绝症，也就没话说了”？　　过去我总认为历史是最真实的，现在才知道，连当世的人都不清楚的事，历史又怎么可能真实？过去我也崇拜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这许多名士，现在才发现他们如果不是出生在个读书的家庭，当了官，掌了权，出了名，就算有天大的才气，只怕也庸碌一生。人生的遭遇，本来就不公平。　　过去我总说：“好心有好报。”劝人行善，“图个善报”。现在我改了，说：“为什么要图报？善事本来就该做。如果有个孩子跑在你前面，摔倒了，你把他扶起来。你会因为心想‘善有善报，为善最乐’而去做，还是当然该做？”　　既然人生的遭遇、历史的定位和世俗的毁誉都无足计，这世间的许多“法”，也就只是个框框。真正的“法”应该在心里。　　　　寻找童年 自序/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2)　　如果我做什么事，都能不负我心，就算有了坏的遭遇，又有什么可在乎？如同我注意身体，还得病，也便没有遗憾。　　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不负我心，不负我生。”　　我的女儿常看《一休和尚》的卡通影片。大家也似乎都知道一休是个非常机智的小和尚。　　其实一休成年之后，是很受争议的人。他的禅诗非常狂放而艳丽，尤其他所说的“佛界易入，魔界难入”，更被许多人批评。我常深思他的这两句话，终于了解没有“魔界”就难有“佛界”，佛界往往要透过对魔界的突破与顿悟，才能进入。如同有苦难才有快乐，有战争才有和平。　　我很欣赏川端康成评论一休和尚所说的——　　“他向当时的宗教形式反抗，欲使因战争崩溃的人心，重新确立存在的意义，并使木然的生命得以复活。”　　想起《浮士德与魔鬼》中的那句：“我有入世的胆量，下界的苦难，我要一概承担。”　　这不正是经过“魔界”，而得到“佛”的境界吗？　　将近五十年了，超乎大家想像的，我经历了许多心灵的苦难。在这可悲中如果说还有些可喜的话，应该是我很少怨，觉得事情过了之后，回味起来，即使是童年被打进医院的耳光，都很美。　　它使我把一盏灯看成一片灯海。　　记得最近我到马来西亚义讲，旅途最劳顿的时候，主办单位的一位朋友问我：“您后不后悔？”我当时一怔，说：“有什么好后悔？是我自己要来的。对！我是可以待在纽约，享受最美的春天，但那种幸福让我不安，我难道就要这样没有变化地幸福下去吗？”我回问她：“你悔不悔？来这一生，这苦难的一生？”　　我们怎么知道过了一生？　　因为我们记得小学时挨的板子，中学时差点淹死，大学时差点病死，失恋时差点跳楼，工作时差点气死……　　我们丰富地过一生，不是因为有太大的享乐，而是由于有许多苦难，这些苦难在我们的挣扎下，都过去了，且从记忆中升华，成为一种“泰然”。　　我很平凡，悟道不足，灵性极差。　　我居然想，如果有天堂，我宁愿寻找一个——　　有苦难的天堂！　　人的情感有与生俱来的，也有后天习得的。　　我是独子，不知道兄弟姐妹的感情，也从小被教育得有些重男轻女。直到女儿诞生、岳父母来住，从儿子、女儿和“婆家”、“娘家”的相处中，才感受了什么是“手足”、什么是“女儿”。　　我常感叹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手足为伴，也常羡慕女儿，有那么一个疼她的大哥哥。　　我不再重男轻女，不但常强调“婆家、娘家都是父母”，甚至对女儿说：“将来爸爸妈妈也像公公婆婆一样，跟你住好不好？”　　中年得女的情怀，毕竟与青年得子不同。我常暗暗算，当我女儿到我这个年龄时，我已经将近九十。我从不认为自己能长寿，于是有“孩子是为孩子自己，以及为这个世界生”的感觉，进一步觉得“别人的孩子也可以是自己的孩子”。　　我爱这世上的每个孩子，包括那些没出生的孩子。今年我立定心愿，要捐一笔钱帮助未婚妈妈，让她们肚子里的生命能活下来。　　我知道自己登不上火星，我要这些孩子为我登上火星。　　　　寻找童年 弯腰跳的华尔兹　　在这种情怀下，我写了以下五篇以“寻找童年”为主题的文章。她会跪在我的床前哭。她会蹲在我的墓前，为我的花瓶插上鲜花。她会坐在我的坟前，想我们过往的岁月。她会躺着、睡着、梦着，梦到我带她跳过的这曲华尔兹。　　看林肯中心的歌剧转播，男女主角翩翩起舞，音乐奏的居然是我常带女儿跳舞的那曲华尔兹。　　我不会跳舞，大概只在谈恋爱时，跟妻参加学校舞会，跳过一两曲。　　我对音乐也不内行，带女儿跳，不是放音乐，而是随便哼我熟悉的旋律。　　现在，电视里居然奏出这首曲子，赶紧把在旁作功课的女儿拉起来：“快！这是我们跳舞的音乐。”　　才两个月没跳，她居然又长高了。记得以前，她还是小奶娃的时候，我总把她抱在怀里，一边搂着，一边拉着她的小手跳，虽叫“跳舞”，实际她的脚根本没碰地。　　这两年，她可以自己跳了。但因为矮，我只能站着，拉着她的手指尖，让她左一圈、右一圈，好像个陀螺在打转。　　“电视里是搂着腰跳的！”女儿居然盯着荧屏，对我说，“不是光拉手！”　　只好弯下腰来，左手牵着她的手，右手搂着她的腰，一步一颠地跟着她跳。那歌剧里的舞曲还真长，跳下来，直喘气。　　“爹地很差。”女儿说。　　“不是爹地差。是你太小，又要爹地搂你的腰，弯着身子，很累！”　　“我很快就会长得跟你一样高，你就不累了！”　　“爹地还会累，因为爹地就老了。”　　女儿上床睡了，过去弯下身子亲亲她，发觉刚才这一舞，真还有点伤了腰。　　走回客厅，有些黯然。瞥见酒柜上放着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感慨良多。　　觉得生命真奇妙——似乎就在重复着“躺、坐、蹲、跪、站”的动作。　　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常躺在床上逗她。　　然后，她会爬了，我总坐在走廊的另一头，叫她爬到身边。　　当她开始走路，我又改坐为蹲，蹲着搂她，再把她抱起来，举到空中，让她发出一连串咯咯的笑声。　　她上幼稚园时，妻还在工作，每天很早出门，由我伺候小鬼起床。我总是跪着，为她穿衣服，扣扣子，亲一亲，再送去吃早饭。　　现在，我则弯着腰，忍着背痛，陪她跳舞。想，跳着跳着，她长高，长大，谈了恋爱，等她能让我站着带她跳的时候，她也就跳进了别人的怀抱。　　之后，她有了她的家，她的孩子，只怕难得回来。　　回来时，或许我躺着，她站着，站在我的病床边。　　最后，我走了，永远离开她。　　或许：　　她会如我现在，每天晚上睡前亲她一样，弯下腰，亲亲我，说那句我对她说过千百次的话：“好好睡吧！”　　她会跪在我的床前哭。　　她会蹲在我的墓前，为我的花瓶插上鲜花。　　她会坐在我的坟前，想我们过往的岁月。　　她会躺着，睡着，梦着，梦到我带她跳过的这曲华尔兹。　　　　寻找童年 疼疼我们的孩子吧！　　一位义工接到一个十八岁女生求救的电话，说她刚刚在家生了个小孩。父母天天忙，不知道她怀孕，现在家里没人……　　看晚场电影，出来已经十一点半了。　　戏院旁有许多电玩店，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正坐在路边，聚精会神地对着荧屏“开枪”，一没打中，就狠狠地摇头、叹气。　　“小弟弟，为什么这样晚还不回家啊？”我爱管闲事的毛病又犯了，“你爸爸、妈妈在家会着急的。”　　小孩子没回头，却指了指旁边不远处，一个正激烈应战、猛按按钮的女人，说：“我妈妈！”　　一位从师专毕业不久的学生，哭丧着脸对我说：　　“我刚去教书的时候，发现好多学生根本不做功课，他们一定是没人管，跑出去玩得很晚。我就每天晚上十点左右，打电话给这些学生的家长，要他们注意孩子，是不是还没回家？”叹口气：“但是连打几天，我不打了。”　　“为什么？”我追问。　　“因为接电话的全是学生，他们的父母都还没回家。”　　打开电视，正讨论青少年问题。　　一位中学老师面无表情地说：　　“我发现一个学生抽烟，就去找他的家长。进门，学生的爸爸很客气地请我坐，又打开烟罐，要请我抽烟。正好烟没了，他急着上上下下掏口袋，口袋里也没烟。他突然抬起头，喊他的儿子，说：‘你的烟拿来，请老师抽。’”　　老师苦笑了一下，说：“我只好敷衍两句，什么也没谈，匆匆忙忙告辞，好像弃甲曳兵，落荒而逃。”　　接到“台北市基督徒救世会”的通讯，有篇文章的标题是《生产惊魂记》——　　一位义工接到一个十八岁女生求救的电话，说她刚刚在家生了个小孩。父母天天忙，不知道她怀孕，现在家里没人，妹妹又还没放学，她只好先用剪刀剪断了脐带，把小孩用衬衫包起来，只是血流不止。　　义工急着问地址，要报119，女生却极力阻止，说：“邻居知道了，会告诉我爸妈，我就完了……”　　义工只好自己跑去，救回奄奄一息的女生和初生的婴儿。　　回到纽约没几天，早上打开《世界日报》，看到一则触目惊心的标题——　　《举起小女儿捶门柱，台湾留学生被起诉》　　新闻是美联社由得州发出的，说一位正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博士的台湾留学生，涉及杀害新生女儿未遂案，被收押。　　据目击者说，当时看到他抓住十个月大的女儿，“像棒球棒一样”击打门柱。　　目击者把小女孩抢救下来，但孩子已经受伤。　　新闻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休斯敦检察官希琪说，由于语言障碍，以及所谓中国文化‘父权至上和女童生命可以牺牲’的观念，本案可能复杂化。”　　放下报纸，眼前浮上许多孩子。　　他们都有被保护、被疼爱的权利，只是，这个仿佛进步的社会，愈来愈把他们遗忘。甚至在他们正需要学习是非的童年时期，就承担了大人的罪恶；且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创伤。　　我永远不会忘记，以前在波士顿通讯上看到的一则新闻——　　当警方冲进一栋公寓搜索毒品的时候，没有大人在家，只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应门，她飞快地冲进卧室，抱着毒品到厕所，打算把毒品冲掉。　　警察过去阻止，她两岁的妹妹尖叫着跑上前，踢警察的腿。另有一个才周岁的弟弟在睡觉。　　多年来，我常想起这则新闻，发觉在那么多血淋淋的社会新闻中，它居然成为我印象最深的一则。　　总想那个九岁女孩对警察哭诉的画面，说母亲的男朋友教她这么做。也记得警察事后说：“那女孩似乎知道她拿着的毒品是非法的；而她对失去毒品，比面对警察还害怕……”　　我常看着我的小女儿弹琴，想那个波士顿女孩的遭遇。　　如果有一天，在音乐厅里，一位青年女钢琴家获得满场掌声时，外面正有个贩毒的年轻女子被抓。我们要骂后者天生坏坯子，还是该怪她的父母？　　在我们为每个死刑犯的电椅“通电”之前，在我们论断每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之前，是不是都该静静地想想？　　　　寻找童年 找一个没有白马的王子　　朱丽叶保守吗？笑话！十四岁的小丫头，前一天跟罗密欧认识，第二天就约好去结婚了！　　女儿过七岁生日，老奶奶居然买了一只绒布做的小白马，送给她：　　“来！奶奶送你一匹白马，祝你早早找到白马王子。”　　我听了觉得怪怪的，笑说：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教我女儿早早嫁了，而且自己准备白马？”　　“是啊！这有什么错？”八十九岁的老人家，居然理直气壮，“不要老脑筋！这年头，能找个穷王子，就不错了，白马可以由你这个老丈人提供啊！儿女的婚事，别挡着，挡也挡不住。想想以前的廖妈妈，就知道了。”　　提起廖妈妈，已经是近四十年前的事。在我们的小教会里，廖太太是无人不知的，因为只要翻开《圣经》，第一页就写着“廖太太奉献”。　　廖太太家里有钱，奉献多，声音也大。但是自从女儿嫁了个穷小子，廖太太反对不成，脱离母女关系之后，就很少来教会了。　　我当时不过十岁，常想不通，那么虔诚的教徒，总是祷告“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为什么连自己女儿都不能赦免呢？　　何况，女儿又没错。　　天下父母心，大概都差不多。　　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对同事有礼貌，对学生有爱心。可是据说，他的女儿不跟娘家来往。　　“是不是女婿怪？”有一天我跟秘书打听。　　“不是！他女婿虽然有钱，可是很随和。是他女儿怪。”秘书做个很奇怪的表情，“也可以说，他是罪有应得。”　　原来他女儿先爱上他的一个穷学生，硬被他拆散。后来虽然嫁了这个有钱的丈夫，却赌气，不跟父母往来，意思是：“你们不是希望我找有钱的吗？现在有了，对你们来说，跟没有又有什么不同？”　　诚如我一位老同学说的——　　“女儿大了，邻居那些原来很可爱的小男孩，就都变得让我起疑。”　　我也一样——　　有一次去听音乐会，女高音演唱歌剧《强尼斯基基》中的《我亲爱的爸爸》。　　歌词是：　　我亲爱的爸爸：那青年英俊美丽，我愿跟他到罗萨港，买一对结婚戒指。让我们去吧！你如不答应，我就到维克桥上，跳到河水里。我多痛苦、多悲伤，天啊！我宁愿死！爸爸，我求求你。　　曲调早忘了，那歌词却留在心上，每想起，都一惊：“天哪！我可得小心了，哪天女儿要结婚，千万别拦着，不然，她就可能去投水。”　　又有一回，去意大利的维罗纳（Verona），跟着导游，进入一个大宅院。一栋石造的三层楼房，墙上爬满常春藤。许多女孩子缴钱上楼，站在阳台上拍照。　　“她们站的阳台，就是以前朱丽叶约会罗密欧的地方。”导游说，又指指庭园一角的一尊铜像，“看！那就是朱丽叶像。”　　铜像已经生锈，只有“双峰”光可鉴人，原来是被“摸”得发亮。许多男士正争先恐后地爬上去摸朱丽叶的乳房。据说单身汉能因此求得好姻缘。　　“真没德行！”我开玩笑地说，“朱丽叶那么保守的女孩，被这么摸。”　　导游居然一笑。　　“朱丽叶保守吗？笑话！十四岁的小丫头，前一天跟罗密欧认识，当天晚上幽会，第二天就约好去结婚了！”又看看我，“如果是你女儿，你不气疯？”　　古今中外，相信这种被气疯的父母一定不少。　　看到“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编的《与真情相遇》，其中一篇，写一位台东布农族的残障青年白光胜，和他同学李丽雪相恋的故事。　　一场激烈的家庭战争，是可以想见的。虽然白光胜在交往的四年当中，每年元旦都陪女友回基隆的家。但是每次在车站打电话回去，女孩子的父母都拒绝见面。　　第三年，总算见了，还只是在外面的咖啡厅里。　　女方的父母当场露出绝望的表情。但是白光胜说：　　“我可以放弃，但如果您女儿不愿放弃，我就绝不会放弃。”　　婚礼上，李丽雪的父亲没出现。新娘则在婚后跟着丈夫，到台东的深山传教。　　第二年，岳父看到有关女婿的新闻报导，开始对朋友说：“丽雪就是嫁给那个白牧师。”　　第三年，岳父母从基隆送去了冰箱、电话和轿车。　　女儿的小白马，就放在客厅的窗前。　　小白马有着蓬松的鬃毛和尾巴，还配了一个黄色丝缎的马鞍。　　我常走到窗前，看这匹小白马，想想八十九岁老母的那番话——　　“找个王子，王子穷，没关系！老丈人送匹白马给他，就成了白马王子！”　　我想，如果有一天女儿要结婚，只要那男孩子有抱负、有能力，而且深深爱我的女儿，即使他穷，我也会同意。　　我会邀集所有的亲朋好友参加婚礼，而且牵一匹最骏的白马去。然后，在泪眼中看那男孩把我女儿抱上马背，让她搂着他的腰，奔向他们的世界。　　我会告诉自己和老伴：　　看！我们的女儿，找到了一个白马王子。　　　　寻找童年 各人养的各人爱　　我仿佛看见在夕阳中，明明暗暗的小巷子里，一个慈爱的母亲，抱起她脑性麻痹或先天愚型症的孩子……　　陪女儿去学溜冰，更衣室里一片壮观的景象。几十个六七岁的娃娃坐在椅子上，每个娃娃面前跪着一位妈妈或爸爸。　　冰鞋硬，怕磨破脚，先得为孩子多穿一双袜子，再把鞋带拉松，让小脚丫伸进去，然后用力推，看脚完全穿到了鞋子里，再慢慢地，把鞋带弯过来绕过去，绑紧了。　　“非绑紧不可，否则小脚丫在里头动来动去，容易伤到脚踝。”妻一边绑，一边说，“又不能太紧，会不舒服。”　　跟着一群娃娃进场了。每位父母都陪着孩子走到入口，看孩子踏上冰，刷一声，头也不回地溜到场子的另一端。好像电影里见到的南极企鹅，在大企鹅的簇拥下，小企鹅一一从冰崖跳进水里，开始它们第一次的游游。　　音乐起了，奏的是《粉红豹》。一群娃娃跟着老师，随着节拍向前滑。虽然已经不是最初级，许多孩子还是会摔跤。　　每次摔，便听见场边一声惊呼。想当然那不是他爸爸，就是他妈妈。　　孩子穿得很少，爸妈穿得很厚。但是孩子在动，不觉得冷，那些旁观的父母可就个个冻得直发抖了。　　虽然离场子不远的休息室里，有热咖啡，还有几组沙发，围着熊熊的火炉，却不见一个父母躲进去。他们守着，因为随时都有摔痛了的孩子，会扑到场边父母的怀中哭。哭一阵，笑了，又咻一声，溜进场子。　　下课了，我最先出来，站在门口，看里面拥出的人群。孩子们因为运动，红扑扑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笑。旁边站的父母，鼻子冻得红红的，眼睛里则是亮亮的——因为太冷，而冻出了眼泪。至于膝盖上，都是灰灰白白的——因为跪在地上为孩子脱鞋。　　“我女儿今天摔了三跤。”一个爸爸说。　　“真的啊！我没看到吔！倒是我儿子摔惨了，摔了五次呢！”　　每个人都说得出自己孩子摔了几次。因为，每一跤，都摔在父母的心上。　　复活节快到了，为女儿买了一个大大的兔子布偶。长长的耳朵，圆圆的眼睛，粉红色的鼻子，还穿着裙子和裤子。　　小丫头爱极了，不但夜里抱着睡，还抓着兔子的“手”，教它写字。写完字，把这大兔子放在一边，又找来许多小的布偶坐在对面，中间放本图画书，意思是大兔子已经升格——做了老师。　　女儿去上学，来了个带小孩的朋友。四岁的娃娃什么都不爱，偏偏看上这只大兔子。哭！不肯走。　　“送你好了！”我说。话才出口，就暗想：“糟糕！”那朋友倒不客气，立刻叫孩子说谢谢，高高兴兴，抱着兔子走了。　　“怎么办？”我问妻。　　“凉拌！谁让你穷大方，看你怎么跟女儿交代。”　　眼前浮现一个惊天动地的画面。我赶紧请妻开车，去原来那家店，又买了只一模一样的大兔子。　　小鬼放学了，扔下书包，就去抱兔子。先对着它说话，又坐在沙发上搂着亲。　　突然叫了起来，把兔子左翻翻，右翻翻，扔在一边喊：“这不是我的兔子。”　　“是啊！”我装作惊讶的样子。　　“不是！”小丫头吼，“我的兔子手上破了一点，头后面还有一块巧克力弄脏的地方。”　　“这个没破、没脏，不是更好吗？”　　“我要破的、脏的！”小丫头居然大哭了起来，“我要我的贝比！”　　于是，我们不得不再冲出门，拿新兔子去朋友家，换回旧兔子。　　朋友的小孩也哭了，说比较脏的，才是她的兔子。　　想起儿子在启智中心当义工的时候，每天傍晚都要跟着校车，送残障的孩子回家。　　“那些父母好怪，当他们把孩子接过去的时候，会露出很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觉得有残障孩子是丢人的事。”儿子刚去的时候，在电话里对我说。　　可是隔了一阵，他改口，说他错了。　　“我发现那些父母把孩子接过，转身走进巷子，跟着就把孩子抱起来，又搂，又亲。有些孩子总在流口水、流鼻涕，他的父母就对着那口水、鼻涕亲。”　　北方乡下有句土话：“一畦萝卜一畦菜，各人养的各人爱。”　　看女儿寻回她那既有破绽又有脏斑的兔子时兴奋的模样，看溜冰场边瞪大眼睛盯着子女，每次孩子摔倒就发出惊呼的父母，都让我想起这句北方的土话。　　还有那台南乡间，残障孩子的双亲。　　我仿佛看见，在夕阳中，明明暗暗的小巷子里，一个慈爱的母亲，抱起她脑性麻痹或先天愚型症的孩子，又搂又亲，亲在口水上、鼻涕上……　　那一点都不脏，那很美！　　　　寻找童年 谁说女儿是人家的？(1)　　她每天都得背弟弟，有一次弟弟被蚊子咬了好多包。她的爸爸抱着弟弟用藤条抽她。“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她趴在地上哀求……　　小时候，我家对门住了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相信他一定非常有名，因为连我不怎么收藏书画的父亲，都特别托人到香港买宣纸，又备了份厚礼，送去请“大师”挥毫。　　记得有一天，大师的孙子和孙女，趁家里没人，叫我过去玩，还带我参观老爷爷的书房。　　大师的孙子又跑又跳地冲进书房，我也追了进去，却见那小女生跑着跑着，突然在门前停下来。　　“你为什么不进来？”我问她。　　小女生没答话，摇摇头。　　“不要管她。”小男生喊着，“她是女生，不能进来。我爷爷会打她！”　　我诧异极了，想不通为什么孙女不能进爷爷的书房。　　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开小学同学会，大家去阳明山，下山时看见一辆手推车放在路边，两支“推杠”斜斜地靠在地上。　　我们这批正值最顽皮年龄的男生，用跳低栏的方式，一蹦一蹦地跳过那“两根棍子”。　　女生觉得很有意思，也跟着跳。　　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怒叱：“死女小鬼！不要乱跳！”　　我又怔住了，为什么男女生都跳，那人却只骂女生呢？　　隔了不久，有一天我在台北中山堂附近的“文化走廊”逛书摊。那时的书摊很简陋，只是铺一大块布，再堆些书上去。　　人很挤，我绕过一个又一个摊子，有时候甚至是用跳的，跳过地摊的角落。　　突然听到个粗粗的男人的声音：“死丫头，你怎么站的！”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不解地看着那个骂她的男人。　　“还不把脚拿开？”男人又吼过来。　　原来只因为她的两只脚，正好站在地摊角落的两边。她的胯下对着的，没有书，只是那块“摊子布”的一个角落。　　又过一年，我上了成功中学，每天穿过金山街的违建区去上学。那里的巷子很窄，许多居民从两侧房檐拉上绳子，晾衣服。　　我有位同学，总是一边走，一边往上看，避过所有女人的裤子。有时候看到一串裤子，全是女人的，竟然要绕道而行。　　“为什么这样？”我问他。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他面色严肃地回答，“从女人裤子底下走，会倒霉！”　　“谁告诉你的？”　　“我妈！”　　许多年后，我做了电视记者，有一次去韩国采访。　　在釜山的餐馆，跟位女记者吃饭。　　穿着韩国长裙的女侍，送来一碗面，没等我表示，就放在我的面前。　　我赶紧把面端起来，放在对面女生的前面。突然，那已经转身要走开的女侍，好像触电一样，又回来把面端回我的位置。　　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女侍两只手不停地挥，不断说“NO！NO！NO！NO！”的表情，好像我要女生先吃，是犯了多大的忌讳。　　最近读台北女权会策划的《消失中的台湾阿妈》，勾起我的这些记忆。　　多么感伤！看书里一位又一位阿妈，走过大半个人生，吃了许多苦，吞了多少泪。她们得到什么？　　她们好像只是藤蔓，攀在父亲和丈夫的身上。父亲死，就得辍学。丈夫死，就生计无着。就算父亲不死，在父亲眼里，这些“女孩子”，也常是别人的人，甚至早早就送出去，给别人做“媳妇仔”。　　至于祖父，更甭提了。书中第一段故事，客家女诗人杜潘芳格就说：　　“我是长孙女，所以一心一意想得到祖父欢心，但是他都不看我，他是封建时代的人，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子将来是姓别人家的姓……”　　我停下来，想“他都不看我”这句话，仿佛见到一个狠心的老人，从可爱的小女生身边走过，却连眼角余光都不曾往下看。也想起一位女士对我说的，她小时候每天都得背弟弟，有一次弟弟被蚊子咬了好多包。她的爸爸抱着弟弟，用藤条抽她。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她趴在地上哀求。　　我连听她叙述，都几乎掉下眼泪。我的心里在喊：“难道女儿就不是人吗？为什么过去对男孩和女孩，有这么不平等？”　　何止过去，现在又真平等了吗？　　今天早上翻开报，看到一则短文，说中国有百分之十的父母，把产业传给儿子，而不传给女儿。　　“这是真的吗？”我打电话，问了好几个朋友。　　“当然是真的！女儿是人家的人，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　　“是真的！因为女儿在出嫁的时候，已经拿了嫁妆，要给女儿的，那时候都给了。”　　“不全是真的！女儿也常会分到一点，意思意思，不像儿子那么多，毕竟儿子姓自己的姓。”　　其中最引人深思的，是说：　　“每一家都是女儿分得少，儿子分得多。也可以说，每一家的丈夫都继承了父母较多的财产，太太继承得较少。这样平均起来，不就公平了吗？换句话说，如果只有一家，分给儿女的一样多，反而造成了不公平。”　　于是，我也就渐渐能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父母，常跟着儿子，不跟着女儿。既然一开始就把女儿当外人，分给女儿的产业也少，自然不好意思跟女儿。　　　　寻找童年 谁说女儿是人家的？(2)　　只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过去农业时代适用的方式，今天是否还适用呢？就算可以施行，它又合不合人性？　　女儿出嫁之后，如果孩子病了，自己组成小家庭的“她”，比较会向“婆婆”，还是“自己的妈妈”求援？　　“婆婆”和“自己的妈妈”比起来，谁会有更大的意愿，来帮助这求援的孩子？　　一个是帮媳妇，那个抢了她儿子的女人；一个是帮女儿，自己生育的骨肉。　　如果是你，你挑谁？　　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　　“要我岳母帮忙很容易，你不要直接请岳母做，只要当着岳母，叫太太做。如果工作太重，岳母疼女儿，自然会帮忙。”　　这也使我想起一位老先生说的话——　　“我病了，拉屎拉尿都在床上，连洗澡，都得人帮忙。儿子不会做，也不愿意做，只好求媳妇。多不好意思啊！”说到这儿，老先生叹口气，“有时候女儿来，帮帮我，毕竟是自己养大的孩子，就不会那么不好意思……”　　怪不得，美国人有一种房子，上下两层，各有卧室、厨房和大门，却又在里面相通。　　这房子的名字很特殊，叫“母女屋”。　　为什么不叫“母子屋”呢？　　我不打算说儿子、女儿谁好。也不能建议在家跟着“哪一方”住。毕竟传统的习惯，能造成“一致性的公平”。　　但我常望着自己女儿，心想：“你将来会是别人的人吗？你从出生，就不属于任何人，就是你自己，你永远是你，也永远是我女儿。”　　我的母亲、岳父、岳母，都跟我同住。我常对一家人说：“这是大家的家，儿子、女儿一样好！”　　我的母亲以前有点重男轻女，孙女刚出生时，她看娃娃在哭，也不管，只摇摇头：“我老了！管不了了！”　　后来，娃娃对她笑。老人家开心了，说：　　“嘿！奶奶这么老、这么丑，你还对奶奶笑，表示奶奶还能多活几年。”然后一大早，小丫头就被岳母抱进奶奶房间，二老一起照顾。　　最近，老奶奶更想通了一件事，有一天对小丫头说：　　“听说不是美国出生的，不能当美国总统，你哥哥是没希望了。看你了！好好加油，为咱们家争口气，当他个美国总统！”　　看吧！谁说女儿是人家的人！　　我有一个小盒子，里面装了初中时女朋友写给我的信和高中时女生骂我的文章。我常想我老婆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小盒子，偷偷藏在屋子的某个角落。　　就算没这么一个小盒子，我相信每个人心里，也都会有个小小的角落，用来藏他们年轻时的浪漫与遐想。　　我们都是踏着这样的浪漫与遐想过来的，也幸亏有这些多滋味的情趣，使我们能经历那许多考试、恶补，还生机活泼地长大。　　浪漫与遐想如同睡眠与梦，让我们艰苦的白日获得舒缓。　　从小到大，我往我的小盒子里塞进不少东西，它们都像我夹在书里的花瓣，在数十年后的某一天翻阅时，不经意地飘落，捡起来，看看是什么花，想想是怎么夹的，且重新小心地放回书页中，等待另一个偶然。　　那些信的主人，都是我永远的朋友，没有七情六欲，却有着一种“凄清”与“流韵”。我相信她们都在这地球的某个角落，她们可能在看到我的文章时，猜想“那”是她的影子。她们也可能某日打开自己的小盒子，读我少年的文字，骂一句：“呸！这信写得多烂，没想到你会成为作家！”　　爱情就是这样，它可能光华耀眼地来，无声无息地去。它无所谓美与丑、甜与苦，更无所谓对与错。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寻找爱情 当你心碎的时候　　我把这些感觉写出来，成为下面五篇以“寻找爱情”为主题的文章。失恋就像出水痘，宁可早出，病情轻。可别晚出，愈大愈心碎。　　中学二年级，当我代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　　她长什么样子，读哪个学校，我早忘了。却一直记得她那一手娟秀的字。因为在比赛时我们交换了地址，成为了笔友。　　在那之前，我几乎不曾写过信，所以给她的每一封信，都是精雕细琢、咬文嚼字写成的。倒是她的信，像行云流水，那么自然。一直到今天，我成为了所谓的作家，在记忆中，还觉得她的文笔比我强。　　也记得“等信”的滋味。每天放学先跑去开信箱，见不到信，就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娘，猜是不是被她藏了起来。　　通了一阵信，那女生给我电话，要我打去。可是当我怦怦心跳地拨通，传来的却是个凶巴巴的“男声”。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挂了。　　从此，没再接到她的信，每天盼望，每天失望。虽然三十多年过去，我仍然能感到那种苦涩的、酸酸的感觉。　　但是，当我回顾过去的半生，却发觉那位只见过一面的小女生，居然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　　因为，从那“失落”的一刻，我开始有了吟风弄月的感触。虽然因为脸皮嫩，没再写信给她，但是，我开始自己写给自己。如果问我文学创作从何时开始，我应该说：　　“从我失恋的那一刻！”　　我绝对相信失恋是可以激发潜能的。因我不但从自己身上，更由后来教的学生身上，一一证明这件事。　　在美国教画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一个日常表现平凡的学生，作品中突然显现特别的“光彩”，一下子色彩加重了、笔触变豪放了，多半都是新谈了恋爱。　　然后，教室门外开始有口哨声，有女生的高跟鞋橐橐橐，一下子停止，却听不见人进来的声音。　　然后，里面就有个坐立不安的女生或男生，在打铃时，飞快地冲出去。　　然后，有了特别爱溜课的人。　　然后……　　突然，那学生又出现了，且画得更久、更细、更有力、更深入。　　我知道——他（她）又失恋了。　　如果说“金钱”是伤害艺术家的毒药，那么“失恋”绝对是伟大作品的“催化剂”。如果恋爱是甜蜜的葡萄，失恋很可能是使那甜蜜“发酵”的细菌。　　甜蜜被破坏了，甘醇被酝酿了。　　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序曲，是在未婚妻黛利希·阿朵离他而去，且嫁给另一个男人，他最痛苦时写成的。　　歌德的不朽之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在他的恋人夏绿蒂跟别人订婚之后写成的。　　连乐圣贝多芬的遗物中，都出现一封充满激情、愤懑与痴心的“未寄出的信”。　　我常想，那位被贝多芬称为“永恒的恋人”的女子，会不会正是他一生创作的“原动力”？如果他们真结合了，还会有那许多“蕴藏着说不出的情思”的作品产生吗？　　我也常想，宋代才女李清照，要不是丈夫赵明诚早早死了，再嫁的丈夫张汝舟又伤了她的心，李清照恐怕大不了写出“人比黄花瘦”之类的闺秀之作，岂能有后来“蓬舟吹取三山去”的波澜壮阔？　　记得我儿子在纽约朱丽叶音乐院学钢琴的时候，我老觉得他的琴音中似乎少了点什么。　　有一天，他拍着钢琴瞪着我说：“你知道吗？我的老师艾司纳讲了，我现在怎么弹也不可能弹得深入，因为我还没失恋过！”　　不久之后，他果然交了要好的女朋友。每次半夜醒来，试着拿起电话，都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　　他的钢琴却弹得更差了，因为急着约会、急着打电话。他对父母的态度也时好时坏，因为他的情绪得看对方的反应。　　我跟太太开始担心，不是怕他恋爱，而是怕他失恋。　　倒是我的同事说得好：　　“失恋就像出水痘，宁可早出，病情轻。可别晚出，愈大愈心碎。”　　最近看报，一个二十一岁的男生跳楼死了，他那二十八岁的女朋友也追随而逝。我就想，会不会这“失恋的水痘”，出得嫌晚，而心碎得厉害呢？　　只是，歌德、柴可夫斯基、贝多芬……这世上有多少男女，不但没被失恋击垮，反而能把那种“椎心的痛”，变作“幽幽的伤”，最后化作“美丽的哀愁”和不朽的作品。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却那么看不开？　　人若不能学着咀嚼失恋的痛，并在悲苦中升华，就很难触及情感中最深的层次。　　人若不能欣赏悲剧的美，就很难承受沉重的生命。　　人生本来就以“生的喜剧”开始，“死的悲剧”结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所学的，就是在悲剧前面演喜剧，甚至把悲剧看成喜剧。　　如果每个“心碎的人”，都能想想这个，想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想想世界多么大、天多么宽。如果每个失恋想死的人，都能停一停、想一想、忍一忍，这世界说不定会多几个贝多芬和歌德。　　自从我的儿子进大学，我就很少听他弹琴了。　　最近有一天，他跟我冲突了两句。我正坐着生气，却听他开始弹琴，弹的是歌剧《猫》的主题曲《MEMORY》。　　“你是因为知道我喜欢这首曲子，想让我高兴，还是想借音乐吐吐闷气？”我问他。　　“我只是想到艾司纳老师生前的话。”他说。　　许久没听他弹了，看得出，这首曲子他也好久没练了。　　只是，他让我有了从没有的感动。　　不知这段时间，他是不是失恋了……　　　　寻找爱情 美女爱野兽　　这年头，我真搞不懂耶！香的、甜的都不要，非要挑个烂的，烂的有味儿啊！　　“我最近头大极了。”一位老朋友对我说，“有个小混混追我女儿，总在门外站岗。”　　“你女儿不是早有要好的男朋友吗？”　　“是啊！有时候男孩子送她回家，还碰上那小混混。”　　“打起来了？”　　“怎么会？我女儿的男朋友是何等学历、何等家世？”他居然面露得色，“他才不会跟那小混混一般见识呢！还很有风度地过去，跟那小混混握握手！只是那小混混愈来愈不像话了，明明知道我女儿跟男朋友在家，还在外面唱歌、吹口哨，吹到男孩子走，都不停。”　　“哪天叫你女儿的男朋友留下来过一夜，看他还吹不吹！”我促狭地说。　　“这不可能，那男孩子的家教严得很，别说过夜了，我看哪！两年了，他们到现在都还是君子之交。”他笑笑，“我就佩服他这一点，尊重我们家的丫头，绝不乱来。”　　隔几个月，又碰到这位老朋友。　　“小混混走了吗？”我问。　　“没走，进家了！”　　“进家了？”我一惊。　　“我女儿爱上小混混，原来的男朋友走了。”他叹口气，“这年头，我真搞不懂耶！香的、甜的都不要，非要挑个烂的。”　　我没说话，旁边别的朋友答腔了：　　“烂的有味儿啊！”　　无巧不巧，另一位朋友的儿子，居然也演出了这么一出好戏——　　“我原来都打算娶儿媳妇了，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老同学说，“你永远搞不清年轻人在想什么。他（指他儿子）原来那个女朋友，又漂亮，又文静，总陪着他一块儿看书、看电视，已经变成我们一家人了。怎么想到，我儿子有一天夜里开车，正下大雨，看见个女孩子躺在路边，把女孩子送去了医院……”　　“然后两个人好了。”我说，“小说题材！”　　“是啊！”朋友一瞪眼，“要是好人家的女孩，也罢了，偏偏，唉！甭提了，我真气呀！也真为我儿子原来的女朋友伤心，我跟她说：不要哭！我儿子不是东西，不要也罢，你做我干女儿，将来他要是敢娶那个屁货，我就不认他，认你这个女儿。”　　接着我出了国，有一天越洋接到那朋友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又支支吾吾一下，说要请我喝喜酒，还请我当介绍人。　　“介绍人，介绍谁？”我问。　　电话那边安静了好几秒钟。又干咳两声：　　“不瞒你说，我儿子还是跟那个他救的女孩子好了。其实那女孩子也不错，挺大方，还抢着洗碗、收拾房间。这年头，父母只有点头的份，他看上，他喜欢，就成了。”　　记得大学时代，有个家世好，又非常有才气的女生对我说：　　“你知道吗？我最欣赏的是《国王与我》当中国王那种男人。突然，冷不防，把女孩子狠狠搂过来，吻下去……”　　记得卜少夫在回忆新闻界的名人魏景蒙的时候，曾经写过：　　魏景蒙一生来往的女人，除掉他最早正式结婚的那一位外，其他，差不多我都熟识或知道。我很奇怪，她们大多数来自风尘，或复杂环境中具有多样性格的女英雄。三爷（指魏）书香世家出身，幼年教育也很完整，深受儒家思想浸润，何以在男女关系上，却不受传统礼教束缚，而不恤人言作多次突破？研究他的性格，便知道他天生有同情弱女子的宿根，他的恋爱以怜爱的成分为多……（见《魏景蒙的小鬼》文）　　记得我儿子，在我和妻子一致赞美某家的女儿时，用一种很奇怪的语气说：　　“我也认为她很好，可是就因为你们说，我反而不约她了。我交朋友，为什么还要听你们的？”　　也记得在生物电影上看到——　　圣地亚哥外海的一个小岛上，六十年前放养了一批猴子，最近发现，岛上原有的母猴子，居然宁愿跟这批外来的“社会阶层”低的公猴交配。连基因检验，都证实了受孕的多半是“外来者”的后代。　　更记得有一回，应企业界朋友的邀请，在某大饭店的贵宾厅，跟他的一批老朋友聚餐。　　“都是身价最少十亿的。”主人介绍，又笑笑，“也都是以前曾经穷得没裤子穿的人物。”　　那些企业家，有的风度翩翩、十分儒雅，也有些不改当年的“粗口”。　　他们的妻子，都不错。　　我细细看，听朋友小声地在耳边为我一一介绍她们的出身。“这个是医生的女儿，弹一手好钢琴，当年叛变离家，跟了她老公。”“那个是某酒家的小姐，看不出吧！大概世面见得广，应对得体，还挺能做生意。”“那边那个，不用我介绍，你就该认识了……”　　我后来常想：　　自古美人爱英雄，而英雄常出身草莽。是不是英雄具有的那种侵犯力、爆发力、创造力、叛逆性、爽朗性和特殊的领导气质，往往能吸引女性？　　也是否正因为英雄有了美人，在美人的激励下，更能打出一片江山？　　我也常想：　　蔡文姬、鱼玄机、武则天，哪个没有奇特的遭遇和个性？是因为她们的特殊，吸引了男人，抑或因为男人的青睐，创造了她们的不凡？　　以前，我很不了解我的邻居，太太是小学校长，丈夫是卡车司机，是怎样的因缘，使他们结合。　　现在，当我太太对我说：　　“你知道吗？女儿钢琴老师是金发碧眼的模特儿，更是皇后学院音乐系毕业的高材生。她先生却是个做粗工的……”　　我只是笑笑，说：　　“这世间一切的结合，都有他们的道理，都有上天的美意。”　　　　寻找爱情 筷子拿得远的人　　看！明天，他会站起身，甩甩头发，在一群亲友的注视下，走向机舱，走向他向往的世界。　　三小姨子夫妇到家里做客，吃饭的时候，母亲盯着她的手说：　　“筷子拿这么远，怪不得要嫁到那么远去。”　　我那荷兰人的连襟，也跟着一笑，用流利的中文打趣：“我的筷子也拿这么远，怪不得会娶到中国太太。”　　从我记事起，就常见母亲对那些拿筷子位置很高的女孩子说“将来准会嫁得远远的”这类话。似乎一方面说给女孩的父母听：“你们这女儿不中留，养大就飞了，而且飞得很远。”一方面说给女孩听：“将来嫁出去，只怕难得再见父母几面，能孝顺，赶快好好孝顺父母。”　　母亲倒也有她的道理：　　“女孩筷子拿得远，表示从小就喜欢夹远处的菜，而且，拿得那么后面，手一定有力气，这种个性和力量，就让她能高飞。这年头，能高飞的没有不飞的。翅膀一硬，就非飞不可。”　　大概受母亲影响，我也总是注意女生拿筷子的方法。记得有一次去韩国采访亚洲影展，跟一群女明星一起吃饭，我开玩笑地对其中一位说：“你拿筷子拿得这么远，将来一定嫁得远。”　　同桌另一位女明星居然很不平地说：　　“我才会嫁得远呢！算命的说我将来不是嫁到地球的另一边，就是嫁给离婚的男人。”　　我一直搞不懂，“嫁得很远”和“嫁给离婚的男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更想不通，她说话的神情，为什么是十分得意的样子，表示她叛逆，还是表示她的翅膀硬，能高飞？　　只知道，那女生果然书读到一半，就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地嫁去了美国。　　想起三毛，也是这样。文化大学念一半，突然想出去，而且要跑得愈远愈好。说是为了自己的个性，不希望把男朋友缠死，所以躲开。出去之后，却跟爱得死去活来的男朋友断了消息，而且立刻有了新世界、新朋友。　　读三毛的《闹学记》中陈伯父写的序言，说三毛出去时，大家去送，三毛居然直直地走向机舱，不曾回头。我吓一跳，心想：“将来我女儿大了，会不会也这样，突然想飞，就飞了？”　　儿子最近已经让我有了这种感受——　　暑假前，我打电话去哈佛，对儿子说：　　“在学校好好练网球，回来可以做我的对手。”　　他停了两秒钟，居然淡淡地说：　　“爸爸！今年暑假我想在曼哈顿租间房，住在外面。”　　我愣住了，告诉妻，她也愣住了。告诉全家，全家都愣住了。　　结果，在全家无声的抗议下，他没去曼哈顿住，去了更远的北极圈。　　我常想，每个人心中会不会有种与生俱来的力量，推着我们离开家，而且离得愈远愈好。　　也记得自己在少年时代，读六朝“乐府”名家鲍照的传略，说他幼年时就有大志，认为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死守乡里，蕴藏了自己的智能，“使兰艾莫辨，终自碌碌无闻，与燕雀相随乎”？　　从那时，我就常想：什么叫鸿鹄之志？岂可与燕子和麻雀相随一生？我甚至曾经自己告诉自己，男人可以“爱家”，但不能“恋家”，恋家的难有大成就。　　如此说来，我又怎能怪自己的儿子想要远走高飞呢？　　曾看过一部报导北极狼群的影片。　　小狼诞生了，寸步不离地跟着母狼。长大些，则扑来咬去地跟妈妈玩耍。一家狼，温馨极了！　　渐渐地，小狼长成了大狼。　　有一天，突然在妈妈身边跑着跑着，跑离了家，跑不见了影子。　　母狼站在高处，看了看，转身，低着头回家。　　又过些时，那“孩子”回来了，身边带了一群小狼，在“娘家”不远处，左边撒泡尿，右边撒泡尿，且有母狼走入它撒尿范围时，它便龇着牙，发出奇怪的吼声——　　表示，那是它的地盘、它的家。　　曾在植物学的书上读过，许多花朵虽然是雌雄同花，但当雄蕊成熟时，雌蕊还没成熟。而当雌蕊开始分泌黏液，可以接受雄蕊花粉时，旁边的雄蕊却已经凋零了。　　于是每朵花的花粉，必须到别的花或更远的树上“圆房”。　　据研究，只有这样“远交”，才能避免近亲繁殖，有优生的效果。　　我常想起那站得高高的张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的母狼，也想起三毛、撒哈拉和西藏纪念文成公主的大昭寺。　　不论是人、是兽、是植物，当他们成熟，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声音、一种力量，说：　　“飞吧！愈远愈好。这是生物进化当然的道理。”　　我也愈来愈佩服那些小小年纪就把筷子拿得很远的孩子，心想：　　看！他们的手多有力气，他们的眼光多么远。今天，他们站起来，伸着胳臂，在一桌大人的注视下，夹起离他最远的一大块肉。明天，他会站起身，甩甩头发，在一群亲友的注视下，走向机舱，走向他向往的世界。　　　　寻找爱情 当生米煮成熟饭　　情感的发展，多像是一场戏！他们只是这样发生、这么演出，这么看似不合理，却又合理地完成……　　去看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烈日灼身》。戏院里有人睡着了，有人离场了。我看到一半，也想站起身。但是，当我忍到结束，却得到过去少有的震撼。　　为什么那样平淡的电影，却给人如此强烈的感受呢？走出戏院，我一直想。我想可能正由于影片大部分的沉闷，累积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到最后高潮涌现，才有迸发的感觉。　　生活本来就常是平淡的，平平地过日子，淡淡地交往，最亲近的人成了最易被忽略的；子女称父母用“您”，有时反而觉得肉麻了。久而久之，竟不知什么是真正的“亲”。直到有一刻，生离了、死别了、病重了，那不一样的情怀，才一古脑地涌现。　　就像这《烈日灼身》，描写一个中年的军官，看上美丽的少女。于是借“征调”之名，把那少女的年轻恋人派到远方。　　多年后，男孩子回来了。少女早已嫁给那军官，有了个孩子。周遭的人都等着看好戏，军官也理亏地故意带着女儿躲开，让年轻男子与自己的妻子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旧情似乎一触即发了。对比看看，丈夫已白了头、弓了腰、凸了小腹，而那昔日的爱人，正是英年有为。　　但是，在重逢不久的一个午后，美丽的少妇走出房间，站在楼梯口，对着楼下等待的旧情人说：　　“你该走了！”　　多么不真实又真实的感觉啊！“只因为我嫁给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有了感情，有了孩子。虽然我知道他害了你，也记得我们之间的爱。但是，已经如此了！请不要再干扰我的生活吧！”　　想起一位学法律的朋友说过的话：　　“当人犯错，没被发现，躲起来不再犯案，过了追诉期，即使发现是他做的，也不会再起诉。”　　“这不是不公平吗？”我问。　　“不！你想想，他要是能十几年都不再做坏事，而能融入这个社会，成为其中安安分分的一员。你再当着他惊愕的邻居和同事，把他抓走，不是反而破坏了社会的安宁吗？法律是公平的，也是求安定的。”对方笑笑，“就别再去打扰他了吧！”　　或许情感也是如此，当错误的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难道还要硬把一家人拆散？只怕那拆散的错误和伤害，反而更大。　　记得以前看过一台戏——一个年轻女子，被土匪绑架了，父母跪地哀求、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凑足了赎金，送去给土匪。　　头目把钱接过，叫手下把小姐“请”出来。小姐倒没被捆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痛哭失声。一家正要离去，小姐却擦干眼泪站了起来，走到头目身边，靠着，幽幽地说：“女儿不回去了！阿爹送来的钱，就当是我的嫁妆吧！”说着，拉头目过去拜见了岳父大人。　　老头子莫名其妙，两手空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离开山寨。北风吹起。老头苍凉唱道：　　“好一个，女大不中留哇！”　　全场观众都笑了起来。只是不知道，大家是笑那老父的可怜、女儿的无知，还是人情的可悲？　　最近有位老太太，跑来跟我母亲诉苦。　　“我女儿嫁错了人！我早就看那小子不是东西。前两天，女儿跑回来哭，说被欺负了。我就狠狠骂她，说她笨。要是真过不下去，离婚回来算了。正说着，那混蛋小子也来了，我就指着他鼻子骂，骂他没出息，不长进，没前途，只会打老婆。我那没出息的丫头还直拉我，叫我别骂了。她愈拉，我愈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给女儿出出气。没想到，我女儿突然转过身，手一摊，对着我又哭又吼，说：‘妈！你别说了吧！他是我丈夫！’说完，竟然拉着那混蛋小子走了。”老太太气还没消，“我直打自己嘴巴！呸！我是老几？管什么闲事？活该！”　　情感的发展，多像是一场戏！他们只是这样发生，这么演出，这么看似不合理，却又合理地完成。而每个新人的相聚，都可能是旧人的别离；每个执著，都可能表现一种偏见。　　只是那别离与偏见，都很美，也很悲壮。　　　　寻找爱情 因为她是我的老妻　　在罗丹心里，若丝到底占据怎样的位置？是他披荆斩棘的糟糠，还是微不足道的女人？抑或是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突然显现的“心灵深处的爱侣”？　　每次吃红烧狮子头，都让我想起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时我念高中，有一天到老师家帮忙整书，老师留我吃饭，端上桌的主菜，就是红烧狮子头。　　“来！尝尝你师母的拿手好菜。”老师一筷子，就给我夹了个大大的狮子头。　　我很兴奋，夹一块放进嘴里。愣住了，那狮子头咸得简直可以“打死卖盐的”。碍于礼貌，又不好不吃，结果足足盛了两碗饭，才勉强把那“盐块”吞下去。　　吃完饭，看师母到厨房收拾，老师倒了一大杯白开水给我，小声说：“对不起啊！你一定不习惯，你师母做的东西，总是太咸，不好吃！”　　我接过水，心想：“既然不好吃，你为什么还一面吃，一面不断赞美‘好吃！好吃’呢？”　　老师似乎看出我的疑惑：“你奇怪我为什么赞美，对不对？”没等我答，又一笑：“因为那是我太太做的。”　　我的书架上摆着早期文化名人也是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号晓峰）先生的文集。每次翻阅，都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趣事。　　某日我拜望一位政界大佬，正巧张其昀先生造访，大佬就为女主人介绍：“这是张晓峰先生。”　　“哦！张晓风。”女主人兴奋地喊，“太好了！太好了！我最喜欢你的文章了。”说完就进屋，拿出一本“张女士”的散文，要张其昀先生签名。　　想也知道，当时的场面有多尴尬。　　可是，男主人居然一点也不为意，笑嘻嘻地拍着老妻，说她弄错了。等她进去，再对客人拱拱手：　　“见笑了！见笑了！她呀，平常不出门，总闹笑话。”又哈哈一笑：“老妻嘛！老妻嘛！”　　每次看到塑胶花，我就想起一位著名的收藏家。　　那收藏家不但品位奇高，而且善于陈设。什么残破的佛头、名人的斗方，乃至一石一木，到了他的办公室，由于陪衬得宜，加上投射灯光，都给人一种典雅的感觉。　　一天，有急事，我没到他办公室，去了他家。　　他家也在黄金地段，高大的门厅，全是石材，才进大楼，便觉气派非凡。走出电梯，我心想，不必看门牌，只要找那挂着“斋馆”雅号，或镌刻精致的大门，就对了。只是，东找西找，不见这么一户人家，最后总算在挂着一大丛塑胶花的门上，看到他小小的名片。　　进去，更是眼花缭乱。只见满屋的塑胶花，连厕所都悬了一大串。如果真是讲究的假花，倒也看得过去。奇怪的是，一眼可知，全是最粗俗的东西。　　至于家具，更是五花八门。有欧洲式的高背椅子，也有嵌螺钿的中国茶几，外加许多金光闪闪的摆设。乍看，还以为到了“跳蚤市场”。　　大概也看出我的诧异，收藏家手一挥，一笑：　　“不错吧！全是我太太的杰作。办公室我管，家里她管，我们分工合作。她在家的时间多，她觉得好，就好！”　　最近读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传记，感慨良多。　　罗丹二十四岁时，遇到一位叫若丝的女工，请若丝做他的模特儿，并进一步同居。　　不久之后，若丝生了个男孩，罗丹非但没和她结婚，还不认这个孩子，连自己的姓都不给他。　　接下来的岁月，若丝总躲在罗丹的背后，也总是他的“同居人”。罗丹愈来愈出名，得了许多大奖，交了许多女友，跟一个又一个名女人恋爱，跟一位又一位模特儿上床。尤其和他学生卡蜜儿的罗曼史，更是流传至今。　　卡蜜儿视若丝为眼中钉，逼着罗丹“甩掉她”。罗丹为卡蜜儿盖新的工作室，讨这年轻女子的欢心，却也偷偷在乡间买下大的宅邸，把若丝安排在那儿。　　卡蜜儿终于忍无可忍地离开了罗丹。　　一九一七年，罗丹在跟若丝同居五十三年之后，终于和若丝走进结婚礼堂。　　十六天后，若丝病逝。再过九个月，罗丹也死了。　　合上书，我想，罗丹到底爱，还是不爱若丝？他是不是从起初就瞧不起出身寒微的若丝？　　罗丹是否总在欺侮这可怜的母子？但为什么，他又总在保护他们？且在他漂泊爱情海，饮罢三千弱水之后，仍然回到若丝身边，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罗丹的心里，若丝到底占据怎样的位置？是他披荆斩棘的糟糠，还是微不足道的女人？抑或是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突然显现的“心灵深处的爱侣”？　　我常想，如果天才高旷又年轻美丽的卡蜜儿责问罗丹：　　“你为什么会欣赏那个粗俗老丑的女人？”　　或许正如我曾见过的那些老师、政要和收藏家。　　罗丹也会淡淡一笑：　　“因为她是我的老妻！”　　最近看到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报导，说爱情在结婚四年后，就一路往下滑，十分惨不忍睹。但是滑过二十四年，又会咸鱼翻身，由谷底回升，一路“好景”到老年。　　我想四年之后的“行情走低”，多半因为年轻时情欲重，失去了新鲜感，又多了子女累，愈来愈进入现实。至于二十四年之后，子女长大了，情欲淡了，“做伴”比“做爱”重要，“闲情”比“爱情”明显，就“利空出尽”，渐入佳境。　　不过这定理对我不适用。我的儿子今年正好二十四，女儿才七岁。以前总吵着去迪斯尼的儿子，现在用轿子也请不动，偏偏女儿又开始吵。恐怕未来还有八年，得撑着老腰，奔波于“云霄飞车”和“摩天轮”之间。　　这就如同“旧瓶装新酒”，每次拿起旧瓶，会有往日情怀，觉得往事如烟、行将老去。每次倒出酒来，又立刻是新滋味，不是“陈年”，而是“新酿”。　　我的老婆也常说，她不知跟哪些人做朋友。以前那批老友，现在孩子都大了，每天跑古董店，谈的常是孩子的婚礼和孙子女。至于年轻一辈，虽然有小孩可以玩在一起，却把我们看做长辈，打不成一片。　　我倒蛮喜欢这种矛盾，觉得总能“疏离”开来，看年轻的婚姻，又看年老的婚姻。自觉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反而更客观、更清明。于是把这些感触，写成以下五篇以“寻找婚姻”为主题的文章。新娘急了，说：“大家都在等。”接着扯过白色的床单，跪在床单上，把自己的手伸下去，露出痛苦的表情。殷红的血滴下来……　　　　寻找婚姻 从新婚之夜开始(1)　　遇到一位十年前嫁做商人妇，突然从影视圈隐退的明星。　　“最近好吗？”我问她。　　“不好，离了。”她笑笑，“十年前是我没认清楚他，十年后变成他没认清楚我。”　　看我不懂，她又摊摊手：　　“当年他追我，每天带着鲜花站岗，一副死心塌地的样子。才结婚的时候，也还好，总带我出去吃、出去玩，拉着我跟朋友炫耀。渐渐地，我离圈子久了，大家不再认得出我，他就不带我出门。正好怀了老大，我也就脂粉不施地甘心做个家庭主妇。有一天，看电视，他突然指着其中一个男演员，说：‘这不是你老情人吗？’天知道，我跟那人多少年不来往了。他又不是不知道。接着，他更找麻烦了，连不熟的，只要是跟我在同一出戏里出现过的男人，都要被他提出来问，问我有没有跟他上床。气得我干脆不看电视、不看电影。可是你知道吗？他以前追我的时候，把我的戏看了几百遍。现在连一家人出去，碰到跟戏里相似的风景，他都要发作。‘唉！这个海滩多像什么戏呀？算了！别装蒜了。你不是跟谁还在沙滩上搞吗？没假戏真做吧？’”停了几秒钟，她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能想像吗？他在做爱的时候，都会突然冒出一句：‘你没把我想成是谁谁谁吧？’”她狠狠地说：“他何必逼人太甚呢？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以前有要好的男朋友，那是过去的事啊，为什么不让它过去？”　　许多事情，似乎就那么不容易过去。　　想起有一次跟几位医生聊天，不知为什么，谈到“初夜”。　　“有些印第安和非洲的民族，为了减少新婚之夜女人的痛苦，让她好好享受鱼水之欢，会在结婚之前，由巫师动个小手术。”一位医生说，“多聪明，又多开明！”　　“落到咱们中国，修补还来不及呢！”另一个医生笑道。　　“是啊！”他的太太立刻接过话，“有时候，第二天一大早，两口子等在诊所门口，一个哭，一个骂，找我先生鉴定。”　　“唉！甭提了！”又有一位医生摇摇手，“我有个得子宫颈癌的病人，大概五十多了。有一天，她丈夫陪着来，我告诉他病情，他都静静地听，临走，他太太先出去了。他突然回过头问我：‘听说性伴侣多，容易得子宫颈癌？’我没答话，他居然盯着我说，他也弄不清楚太太婚前怎么样，只知道，初夜没有落红。”医生盯着大家问：“想想！结婚三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在太太得了癌症之后，居然说这话……”　　是不是男人天生有“处女嗜好”，抑或因为文化、教育的影响，使许多男孩子，从幼年时代，就根深蒂固地有了这种观念？　　有一天，从图书馆借回一卷叫《加利利婚礼》（WeddinginGalilee）的电影。描写一个村落人家的婚礼。　　妇女们为新娘沐浴、涂油，并穿上最美的衣服，撒着鲜花，簇拥着她进洞房。　　洞房里，一对亲人相对，外面则是一片歌舞喧哗。　　新郎的母亲，隔一阵就去新房探探动静，却不知里面两口子居然有了不愉快。新郎拒绝行房，虽然新娘极力讨好，还是不行。　　外面的聚会还在进行，大家似乎在等待什么事，即使倦了，仍不散去。　　婆婆又去叩门。　　新娘急了，说：“大家都在等。”接着扯过白色的床单，跪在床单上，把自己的手伸下去，露出痛苦的表情。　　殷红的血滴下来，染在床单上，跟着把床单递了出去。　　原本已经渐渐沉寂的群众，突然爆发一片欢呼。　　看到这儿，我感觉极大的震撼。它让我发现原来许多民族有着相似的习俗与禁忌。　　如果那床单拿不出来，这屋外上百位的宾客，该如何散去？　　更让我震撼的，是令我想起老母在许多、许多年前，对我说过的故事。　　一向保守、从不谈男女之事的老人家，居然在我的少年时代，就说在她通州（河北）老家，娶媳妇那天晚上，两家的母亲都会等在新房外头，如果拿到染红的被单，就拿着向外报喜。　　“新娘的妈尤其高兴，得意地传给两家亲戚朋友看，说：‘看吧！证明我们家的家教……’不然，那面子就丢尽了。”我至今都记得老母用两只手比画着，“那年头，讲究的人家，会把土墙挖开一个口子，叫新娶的媳妇从那儿滚出去……”　　不过，接着她又神秘地笑笑，小声对我说：　　“所以，要是哪家，知道自己女儿有问题的时候，会偷偷杀只大公鸡，切一块鸡冠子，叫女儿藏在身上，鸡冠子里头的血是一时不会凝固的，‘到时候’偷偷把鸡冠子一掐，就成了。”　　几十年来，我常想起，不知这种教育，是不是老家固有的。是不是每个父母都会对他的子女灌输这种观念？而当一个接受过这样洗脑的男孩子长成男人的时候，又将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他的新婚之夜？　　我也想，莫非上一代的父母，存心把他们的梦魇传给下一代，如同被虐待长大的养女成为养母时，用同样的方式，去虐待自己的养女？　　　　寻找婚姻 从新婚之夜开始(2)　　问题是，这种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怎么发生的呢？　　后周太祖娶了四个老婆，都是二嫁的女人。被唐高宗立为皇后的武则天，原来也是太宗的“才人”。这些帝王都能容纳的事，曾几何时，乡里的小民，却要当做奇耻大辱。　　记得在古书上曾读过“女多淫而妇多贞”这样的句子，当时觉得匪夷所思，但是现在愈想愈觉得有它的道理。　　“未婚的女子有交朋友的自由，交几个也无妨。但是，只要嫁作妇人，就能够守贞。”这不是很开明的观念吗？　　句子的出处已经不记得，倒是最近读到光绪年间出版的《黎岐见闻》，有一段话，十分近似——　　“黎女外出野合，其父母亦不禁；至刺面为妇，则终身无二。”　　连边疆民族，都知道婚前与婚后的分际，都能尊重一个少女婚前的自由，为什么汉民族后来反而发展得那么狭隘？　　“完美跟破碎，没有一定的界限，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有位朋友，指着她手上的镯子说。　　那是一副有金、有玉的镯子。两条弯弯的翠玉，用纯金镶在一起。　　“这原来是个完整的玉镯子，不小心打断了，玉好，舍不得扔，就用黄金接起来，不也挺美的吗？”她伸出手，摇了摇，又笑笑，“很奇怪，洋人见到，一定赞美得不得了，问我在哪儿买的；可是碰到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看一眼，就会露出个很奇怪的表情：哦！摔断了，接起来的。”又展示另一只手上的翠玉戒指：“瞧！摔碎的那一小块，磨了磨，镶成戒指，配成一对，不是比原来还美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最后强调的那句话——　　“何必猜以前是什么样子？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完美。”　　也记得有一回逛古董店，看到个精致的小桌子。大理石的台面，玫瑰木的桌边，弯弯的维多利亚式桌腿，还有个隐藏式的小抽屉。　　“喜欢吗？”店主说，“但是看清楚，有一条腿断了一截，所以一压就倒。Asis就是这样，别买了之后再后悔。”　　“既然买了，就是认了，何必后悔？”我开玩笑地问。　　“那可不一定。”他说，“有些人一眼看上漂亮，买回去，看腻了，就总盯着腿看，愈瞧愈不顺眼，最后拿来退。”　　不知为什么，自从遇到那位离婚的女明星，我就常想起这个古董店的小桌子。　　我那天因为钱不够，没买。再去，已经不见了。　　我常想，如果我买了，我会自己去找块玫瑰木，慢慢雕个精致的桌腿，为它配上去，我会用木器专用的牛皮胶，为它黏合，再用砂纸慢慢搓磨。　　然后，我要为它打上一层厚厚的水蜡，让那水蜡渗进新的桌腿，显出玫瑰木红色的光泽。　　我会更爱它。因为它是我心爱而选择的，又是在我修护下而完整的。　　我将只见它到我手上之后的完美，而不计较过往的一切。　　“这小子，最混蛋。我们三天两头吵架，还动手，屋子里没一样不破的东西。三年不到就离婚了。……其实，四十年来，我常想他……”　　　　寻找婚姻 总是个欢喜冤家　　女儿很喜欢玩我的胡子，尤其是晚上，经过一整天，胡子都已经钻出来的时候。她总坐在我腿上，伸出两只小手摸。一边摸，一边喊：“好扎人哪！好扎人哪！”却愈喊扎，愈要摸。好像我的下巴成了个毛茸茸的玩偶。　　看到女儿摸胡子，我那将近九十的老母，就会过来打趣：　　“摸什么？摸什么？胡子有什么好摸？刺猬似的。”　　说到这儿，又总是话题一转，对我抱怨：“你老子啊！倒是连胡子都没几根，我数过，一共五十根，一根活一年，五十岁就死了。胡子少的人脾气好，二十多年，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然后叹口气：“找他吵都吵不起来，好人不长寿啊！”　　邻居老先生死了，到他家去，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墙上多了三张男人的大照片。　　“谁的照片？”我问。　　“我丈夫的！”老太太一笑，“不简单吧！以前不敢挂，挂了惹他生气，现在三个都死了，谁也不必生气，就全挂了出来。”　　“你最怀念哪个？”我大胆地问。　　她想了想说：“三个都怀念。老的对我最好，天天在一块，看着他死，最伤心。”又指了指中间那张中年人：“这个最忙、最会赚钱，也最见不到面，连死，都死在办公室。”再转去最左边那张，站在前面盯着看。　　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我原来还以为是她儿子。浓浓的眉毛，深深、亮亮的眼睛。　　“这小子，最混蛋。”她用指甲敲着相框，“我们三天两头吵架，还动手，屋子里没一样不破的东西。三年不到就离婚了。”摊摊手，一笑。　　我也一笑，说：“如果时光能倒流，你最希望跟谁在一起？”　　她居然想都没想，就指指那“年轻人”：“他！”　　“为什么？”　　“因为过瘾，年轻嘛！有爱就有恨，不爱也打不起来。虽然隔了四十年，我还记得好清楚。哦，不！”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四十年来，我常想他。”　　到威尼斯坐小船。　　小船不过四尺宽，左右两排座位，只有近船夫的那头，有个双人座。　　旅行团里有位老太太，跟我们夫妻一起上船，为了表示礼貌，我让她跟妻坐那面朝前的双人座。　　小船顺着渠道走，两岸的灯火迷离，船夫唱起情歌，也有岸边楼房阳台上的情侣跟着一起唱。　　“多浪漫哪！”船上有人说，转过头，吃一惊。“唉！你们两口子为什么不坐在一起？”又对老太太说：“让他们小两口坐嘛！”　　“是啊！是啊！”老太太起身，坚持跟我换位子，“我早就说，这是属于你们的位子。”　　老太太坐到了我原来坐的船边。看着远方，嘴里还不断地自言自语。　　坐得近，我听得很清楚，她那带着怨的声音：　　“谁让他那么早死，不能跟我来威尼斯……”　　陪长辈去阳明山扫墓。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起先想着随时“反攻大陆”，而暂厝在个日本神社。后来神社拆除，则把骨灰移到公墓的骨灰塔。　　塔里有些零乱，尤其碰上清明时节，更是摩肩接踵。想老人家的孩子都很有成就，我不解地问：　　“为什么不安排个更好的地方呢？”　　“更好的地方？”老太太回头瞪我一眼，“这还不够好吗？谁要他那么早死，他轻松了！留下我一个人，带那么多小孩子。能看看他，已经不错了。”　　山上的风大，老太太还不要儿子扶，瘦伶伶的一个影子在前面走，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像是在怄气、顿足。　　十几年前，初到美国的时候，教过一批老学生。　　有一天，带学生去美术馆，我的太太也随行。　　不知为什么，我左脚的鞋带总是松开。系好，没走多远，就又松了。妻看不过去，蹲下身为我绑紧。　　“太不像话了！教授！”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冲过来说，一副为我太太抱不平的样子。　　我的脸红了，不知怎么答。又觉得在这“洋邦”，学生怎么对老师如此无礼。　　美术馆逛完了，就在门口解散，刚才骂我的那个老太太却没走。看大家都远了，才靠近我，小声地说：　　“教授！对不起呀！刚才我有点失礼。我真是看不惯你太太蹲着为你系鞋带的样子，觉得你是大男人主义。但说实话，如果我丈夫还活着，我也愿意帮他系鞋带。丈夫，有时候就像baby，要太太宠。”又转过身，拉着我太太的手：“我好羡慕你……”　　然后，挥挥手，低着头冲进暮色。　　每次，听到年轻夫妻吵架，我都对他们说这些故事。　　能健健康康在一起，做个伴，就是一种幸福。　　如果，女主角正偷情时，　　丈夫孩子回来了；　　如果，她防范不周，怀了那男人的孩子；　　又如果，她真跳下车，　　冲进若柏那辆“老货车”……　　　　寻找婚姻 难道只是一种心情　　几位美国朋友来访，一进门，就盯上我从台湾带回的报纸：　　“台湾的报纸印得好漂亮！”　　“天哪！这种小小的一个个字，怎么念？”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翻来翻去，突然视线全停在了一个地方。　　那是幅跨半页的广告，难怪他们会感兴趣，原来广告上印了一大排英文字——　　“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　　“《麦迪逊之桥》①！”有人叫了起来，“台湾也有这本书！”　　“是啊！你看！这不是梅瑞史翠普和克林伊斯威特吗？连电影都去了呢！”　　“这几个大字一定是中文的麦迪逊之桥，对不对？下面的小字说什么？”大家转过脸来，“快！翻译给我们听！”　　众人的意愿，不好违背，只得一行行翻给他们。　　“这行大字说：‘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爱情，就这样发生了！’这行讲：‘真情流露而又感人至深的高贵爱情。’这行是：‘在速食爱情泛滥的今日，本片无疑是一帖清凉剂。’”　　没翻译完，就有人鼓掌叫了起来：　　“太棒了！太惊讶了！没想到台湾人的观念比我们还新！”　　“是啊！而且敢说、敢……”迟疑了一下，“敢不敢做呢？”　　“我们要小心不在家的时候了，尤其要小心那种好像很有阅历的、半老的中年人，说不定他会偷偷跑进家来，成为我们老婆一生最难忘的爱人。”一位男士说。　　“我们女人也得小心，别让丈夫一个人出去照相，搞不好，照到了床上！”　　正在争辩不休，突然有个人抬头看我：　　“莫名其妙遇上了，带回家来，还教那男人怎么把车停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趁丈夫不在家，出四天轨。难道真会是台湾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爱情？”　　“如果在四天当中就打得火热，不算速食爱情。”另一人问，“在台湾的速食爱情，是一两天，还是几个小时？”　　四个人的矛头好像全冲着我来了。“我不知道！”摇摇手，我故意冲进厨房，为他们煮咖啡。　　几个人离开时，已经是深夜一点。虽然后来没再提到《麦迪逊之桥》，我却一直挥不去那桥的影子。　　小说我早看过了，写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怎么邂逅五十二岁的若柏。怎么带他去找麦迪逊之桥，又怎么把他带回家。然后，彼此勾起了某种情怀，制造了某种巧合，于是邀约晚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在四天之后，女人的丈夫归来之前，别离。　　那是个很通俗的题材，但是在作者罗伯·华勒的笔触下，变得那么生动、细腻。细腻得连男人“精瘦肌肉”上的血管，和女人在新衣服下面散出的体香，都让人看得到、闻得着。　　还有那夏夜溽热中的汗水和急促的呼吸，都从字里行间，逼人似的跳出来。　　尤其是写当若柏离开之后，女主角坐丈夫的车，出去买东西，在路上，她又看见那辆熟悉的车子和身影。她想跳下丈夫的车，冲进若柏的车里。　　但是，在心里挣扎一番，她没有动。　　于是，她又回到了原来乡下平淡的生活，守着丈夫、守着孩子，想那四天出轨的激情，想了一辈子。　　我不能不佩服，罗伯·华勒如诗的笔调，和像电影般凄美的场景，还有淡远的余情。只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又想：那难道真是被许多评论家歌颂的“伟大的爱”吗？抑或只是激情，以及在刻板生活中引起的一种波澜？只因为生活太刻板了，丈夫孩子太公式化了，于是那个正好丈夫远行、孩子不在，而及时出现的男人，就变得格外吸引人。　　如果，女主角正偷情时，丈夫孩子回来了；如果，她防范不周，怀了那男人的孩子；又如果，她真跳下车，冲进若柏那辆“老货车”，跟他风吹雨打、浪迹天涯，她真会幸福吗？　　当激情过去，现实进来，新鲜过去，公式诞生，过去婚姻生活的影子浮现，孩子唤妈的声音传来，她，能不悔恨？能不回头吗？　　回头时，又是怎样的情境？　　想起以前一个女学生说的话：　　“出轨，是一种心情！”　　她说得很淡，声音淡，表情也淡，那七个字却像铁打的一般，重重地落下来。　　现在，看这《麦迪逊之桥》，我总算了解，真正叫女主角出轨，同时使她有着“余味无穷”的，正是那一种心情。一种超脱在“沉重的现实”之外的一种心情。它不崇高，它很美；它也不美，只是不一样。　　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追求这不一样的心情，这又是不是真如广告所说，成为“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爱情”呢？　　如果生命像酒。有人喜欢淡酒，有人喜欢烈酒；有人喜欢日本的清酒，有人爱中国的大曲；也有人欣赏五味杂陈的“鸡尾酒”。　　想起《麦迪逊之桥》里的一段——　　为了弥补自己的文化自卑，麦迪逊郡的人喜欢说“这是个抚养孩子的好地方”。而她（女主角）总想这么回答：“但这不是一个让成人还能成长的好地方！”　　麦迪逊的生活，或许像淡淡的清酒吧！有的人能喝一辈子，都觉得温厚醇美。　　她，也喝了一辈子。只是中间偷喝了一口大曲！　　且终其一生，都认为大曲才是真酒。　　每次他来，我都想：“情人来了，多好！”每次他走，我也都想：“情人走了，多好！”情人来，带来的是激情；情人走，留下的是自由……　　　　寻找婚姻 当夫妻不再同床　　朋友蜜月旅行回来。　　我说：“新婚燕尔。”　　“甭提了！”他居然手一挥，“才进旅馆，就吵架。那旅馆房间是两张小床，我无心地说‘两张床真好’，我太太居然就生气了。说我才结婚，就嫌她，不愿意跟她睡一张床。”他十分不平地说：　　“本来嘛！结婚之前，三十多年都一个人睡，突然旁边多个她，好不习惯，连放屁都不敢。偶尔各睡一张床，不是挺好吗？”　　夫妻应该同床，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记得十八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住在一位美术馆馆长的家里，发现他们不但不同床，而且不同房间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心想：“他们大概距离离婚不远了。”　　后来才知道，他们从二十年前，盖那栋房子，就已经存心设计了这么个“不同房的组合”。　　两间卧室，一样大，各有一张双人床。卧室之间又各有一道门，通向同一个浴室。也可以说，走出这个门，进入浴室，再推开浴室里的另一扇门，就可以进入对方的卧室。　　晚上两个人可以一起在浴室刷牙、洗脸，再互道一声晚安，各进各的门，而且都关上门，睡自己的“大头觉”。　　有情趣的夜晚，“战事”结束之后，可能留驻在对方的战场睡到天亮，也可能有一人起身“回自己的房间”。　　“这样多好！”馆长说，“她爱在床上打电话，我爱在床上看报，以前我嫌她说话吵，她嫌我翻报吵，自从分房之后，谁也不吵谁。”　　也听过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说过类似的话。　　女作家结婚之后，生活得很优裕，作品却少多了。隔不久，离了婚，回复单身，作品也大量增加。　　“我们只是不住在一块儿，现在还常约会。”女作家说，“每次他来，我都想：‘情人来了，多好！’每次他走，我也都想：‘情人走了，多好！’情人来，带来的是激情；情人走，留下的是自由，和我创作的空间。”　　她做得对不对，我不敢置评，倒记得美国电视名人宗毓华，以前和她先生为了工作，各住一方，一个礼拜才见一面。不久前，宗毓华离开新闻播报台，改为和老公一起主持节目，有人问宗毓华感想。　　宗毓华一笑，说：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他（指她丈夫），多好！每天都‘得’看到他，多糟！”　　多么幽默又意味深长的话啊！　　对于创作者或工作压力极大的人而言，另一半可以是最佳的慰藉、最贴心的伴侣，也可能是宁静思考的干扰。许多夫妻就因此发展出他们特殊的“相处模式”。这模式在外人眼中，很可能是最糟的，对那当事人而言，却是最好的。　　记得梁实秋和韩菁清结婚之后，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却不同房间。非但不同房间，而且一个人住在西南角，一个人住在东北角。　　梁教授以早起闻名，早上四点多就起床了。韩女士以晚睡闻名，时过中午才会起身。　　于是有人说这是最差的结合，因为生活上根本不相配。倒是一位跟他们熟识的朋友说：　　“这样正好！梁教授早上写作，太太睡觉，不至于吵到梁教授。至于吃嘛，她装好一小盒一小盒，放在冰箱里，梁教授什么时候想吃，放在微波炉里热热，自在得很！”　　看梁教授在婚后，作品源源不断，又享了高寿，谁能怀疑这番话呢？　　也记得小时候，隔墙常传来邻居女主人敲木鱼念经的声音，一念就是几个钟头。　　我后来常想，她还和丈夫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吗？抑或早就分房睡了？我也常想，那些分房的夫妻，会不会愈睡愈远，变成只有情谊，而少情爱的“室友”？　　倒是有一年去天津，看一位长辈。　　年过九十、骨瘦如柴的老人家，失去了年轻时偌大的家产，只剩下一间房、一个妻。　　没见到床，我东张西望地问：“你睡哪儿？”以为他另有卧室。　　“就睡这儿！”老人指指身下的躺椅。　　“我是说晚上。”我补了一句。　　“也就睡在这椅子上。”他沙哑地说，“气喘，十几年了，不能躺；躺下去，就上不来气。”　　“那伯母呢？”我又问。　　老太太指了指躺椅旁边的地。　　“就睡在他旁边。”又不好意思地解释：“怕他半夜喘。”　　“不凉吗？”　　“不凉！两人虽然没睡一块儿，靠近点，还有热气儿……”　　这是我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分床的夫妻。　　没有梵呗声，没有翻报声，没有电视声，也没有事业的冲刺与男女的激情。　　只是守着，过完一生。　　这世上有许多爱，像父母爱、兄弟爱、朋友爱，那些爱都很伟大，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没有一种爱，能取代男女间的恋情。　　　　寻找婚姻 是谁为他穿上最后那件唐衫　　玉婆伊丽莎白·泰勒终于和她的“小”丈夫赖瑞分手了。付出的赡养费是一千两百万美元。　　“天哪！我三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许多听说的人都叫了起来。　　其实这跟美国著名的性感模特儿安娜，下嫁大她六十多岁的石油大亨霍华，一年之后所得的遗产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单单安娜的订婚钻戒，就是二十二克拉，更甭说那高达五亿多美金的遗产了。　　更离谱的是“香奈儿（CHANEL）”创业人香奈儿，七十多岁时爱上只有她三分之一大的男管家米霍涅。不但送他去瑞士减肥，为他买新车新房，让他管理珠宝部门，更把香奈儿公司给了他。　　香奈儿值多少？没人知道，只晓得当时一年净赚的钱，就达一亿六千万美金。　　多妙啊！这些“老人家”为什么都“头壳坏去”？他们竟想不到那“小男生”、“小女生”可能图谋他们的财产？　　当然也永远不会有人承认嫁娶“老夫”、“老妻”是为了利。玉婆的小丈夫说他娶丽莎，是为了保护她，跟她共创戒酒之后的新生。　　安娜也表示她是真爱这位提拔她的长者，视他如兄、如父，还打算跟八十九岁的老丈夫生个孩子。　　米霍涅就更贴心了，他说如果香奈儿哪天真老得不能动，他绝不会让人把香奈儿送去安养院，而要带她去自己的家乡，跟他的父母同住，一起安享余生。　　大概这些“老人家”，就被那甜言蜜语哄得轻飘飘了，飘上云端，飘得见不到人间的真相，甚至飘得远离了他们的亲戚、朋友。　　可不是吗？当年老的父亲、母亲，甚至祖父、祖母，突然宣布要寻第二春，嫁娶个小得可以做孙子女的人的时候，有几个亲人能不抓狂？　　只是，俗语说得好——“天要打雷，娘要改嫁”，又有几个人管得了？那老人家硬是再度走过了红地毯，花一扔，把子子孙孙全甩在背后。　　他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那小男生、小女生编织的世界，带着他们的偌大财产躲了起来。　　就算他们不想躲，也得躲啊！儿女排挤、朋友鄙视、亲戚冷眼，大家一起排斥那个天外飞来的“阴谋家”、“小贱人”，也一起痛恨这个“老糊涂”。硬是把一对新人，挤到另一个世界去。　　但是，让我们仔细想想。当老人家能在风烛残年、一片萧瑟中，再找到些色彩，感染些青春，我们不是应该为他高兴吗？有人能贴身照顾他了，而且那人又年轻，又健壮，足以扶持这些走不稳的老人家。这岂不是更能让子女放心吗？　　可是，为什么世人总以“利”的眼光，看他们的世界呢？连邓丽君生前花多少钱，为她的法国小男朋友买照相机，甚至死后的遗产是否落入那男生的手中，都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大家怎不想想，在她面对年华的逝去和空闺寂寞的时候，是谁走进她的生活，走进她的心？　　也有邓丽君的朋友谈到她和小男朋友争执时，总是她先“下气”，好像受了许多委屈，或在事后猜测可能两个人先吵架，男孩子负气出走，扔下气得喘息的女朋友，才造成悲剧。　　问题是，她为什么先“下气”，她为什么会那么善待“他”？她又是带着谁，一起去了泰国清迈？　　那是因为爱！这世上有许多爱，像父母爱、兄弟爱、朋友爱，那些爱都很伟大，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　　没有一种爱，能取代男女间的恋情。　　只是，大家常犯一个错。认为年岁大了、名气响了，就该成为圣人，被高高地供着，他们不再能有七情六欲。大家也似乎认定，只要年岁相差太多，恋爱就是假的。那年轻的一方，必定有所图谋，打算把老的害死。　　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