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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
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冷漠之下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象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 “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
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人，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象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 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
“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魏说“好，走吧”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没事儿”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沾着土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他笔下的中国具体而细微。
他写姓魏的农民一家，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中华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像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她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因为她听城里来旅游的人总谈起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一个人该怎么生活，他们有主张”。她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仔的白酒坛。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双方都不动声色，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 “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
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在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来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伟不是记者，一开始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美国的普通人，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坐着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所以晚上他住在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后来在长城脚下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作无用功了”。
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对农村的人来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象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对我非常重要。”这种独立性让他更像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我能顶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争执之后，他写“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用连清川的话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胁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他好象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前阵子，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儿出生，长到八岁，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我爸问我“你看你什么意见？”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我只能说“由它去吧”。
放下电话，我想，由它去吧，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当是看历史，旁观好了。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我不需要这些。别动感情，就这么着吧。
在何伟书里，写到这个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没有人理他，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他听不懂”。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时候他很欢乐。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开开门，他把傻子拉下了车，“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他们不给，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傻子没有任何表情。
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
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傻子远远地看见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轿车，比手势，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
“我懂”何伟说“我记得”，他想道个歉，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抱歉把傻子丢在政府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
后来补助就有了，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
等孩子6岁之后，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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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赚钱吧，要不然都没钱治病
很多老哥都是外债不会跑路过来想靠打工上岸的。照顾家庭是不存在的
老哥都只顾自己不顾家的
我4兄弟一个姐，我最小，现在都跟我二哥在市里面住，所以我现在没钱没办法照顾他们，兄弟多也好的。
這社會有一種服務叫医保！
我父母我妹照顾。我自己流浪在广东
老哥后悔啊 之前染了赌博 现在还欠了5万 准备打工一年 还的 现在家里又出事 烦啊 天意啊 要我挂壁
马上回家 钱永远挣不完的 父母看一次少一次
父亲也是个赌鬼 还不注意饮食身体的 现在他也欠了不少钱 我怀疑我家祖坟有问题
出门在外 身体最重要 不要到时候老人自己受难连累亲人
工作没前途的话就回家照顾老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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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在美国打工的底层中国人的生活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作者写的事，但是从一些保姆嘴里也听说过，真实发生的故事。很多保姆一周干五六天，另外的一两天就去家庭旅馆住，在纽约法拉盛，一个晚上10美元。即使有的有亲戚在这边，也不能去亲戚家住啊。在外面，孤男寡女的很多就做了露水夫妻，合法的夫妻在国内，天高皇帝远，既然为了钱，那就没办法了。有位保姆知道了丈夫的事，来了美国后，就和丈夫分居了，和儿子住一起，没离婚。
原文：&家庭小旅馆
小旅馆里现在已经住满了人，就连车库里面也整齐地摆放了三排简易铁架床，里面住进了十七八个人，加上我们客厅里的七个和房间里面的五六个女人，小旅馆一时间就变得格外热闹了，卫生间也就成了最繁忙的地方，特别是早上起床后要行方便，那可是一件需要碰运气的烦心事，运气好等上几分钟，更多时候是让你等得抓狂，最后憋不住了跑到户外墙角边对着蔷薇花丛掏出“家伙”快速解决，难怪房东丽萨多次在外面叫喊：“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说了多次不要随地大小便就是不听，搞得这里这么臭！”而有些女人也在抱怨：“我们也不得不用上了尿壶应急！”
厨房也是早上最热闹的地方，那些做装修的人很多都要自带午饭，所以早早地就轮流在厨房里忙绿了，厨房传出的声响骚扰着睡懒觉的我，时常传来尖利的抱怨声：“这是谁把我刚买的牛奶喝得还剩这么一点点了？”“我前天买的牛肉怎么找不到了？”像这一类的抱怨是经常出现的，老朱说车库里面住着几个日夜颠的人，“他们可能是打工打怕了吧？反正我从来没看见他们出去上班，天天睡懒觉，反正那个超大冰箱里面什么食物都有，半夜煮来吃就行了，老刘你要当心，值钱的东西要放好，前几天有人就掉了笔记本电脑。”老朱好心的提醒，“我没得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没人要的半导体收音机，冰箱里面也只有一点牛奶和鸡蛋，他们可以随便吃，反正我找不到我的牛奶，我就倒别人的。”
中学教师老谭
老谭四十多岁，来自湘西的一个小县城，他和妻子都是县城中学的教师，有一个残疾儿子，他由于处不好人际关系，加上经济上的原因他最后辞职了，在社会上闯荡，做个小生意，当个老板，各种尝试都是以失败告终，最后他听别人说美国是个能发大财的地方，就东拼西凑了十六万元，通过中介三年前来到了美国，在美期间他在餐馆洗个碗，也打过装修，据说还去帮人算过命，但是每样工作都不长久，他的理由是自己身体太差，的确他身体是很单薄，瘦瘦的好像一阵风都可能把他刮倒，这位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男人，尽管五官端正，但是面容憔悴，气色很差，一看就是营养不良，他自从上个月搬过来就一直没有出去打过工，他就住在我旁边老宋的上铺，有人私下说他是患了打工恐惧症，一听到打工这两个字就反感，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盘着双腿坐在床上打坐，也从来不去厨房排队做饭，只是当厨房安静下来时，他才出去煮几个鸡蛋或者乘一大碗米饭，打开一瓶老干妈香辣酱就算是一顿饭，吃得相当简单。
他沉默寡言，从不主动与人交谈，有人怀疑他在练辟谷，还有人提醒大家对他要特别当心，搞不好他半夜提起菜刀把我们的一个个猪脑壳割下来，所以没人招惹他，小旅馆里可能我是比较了解他的人，因为我们俩接触的时间最多，他不上班，我也相同，再加上我对他很友好，经常是白天所有的人都上班去了，客厅里就只剩下我们俩在床上睡懒觉，可能也算是同病相怜吧！他把我当成了朋友，我也经常看似不经意的帮助他，比如多煮几个鸡蛋，或者多炒点菜一起吃，他在没有人围观时也接受我的邀请，可是人多时却是万万不行的。
他那天对我非常认真的谈起了他的事业——搬运术！用自己的意念把东西移动，我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是疯了，老谭已经疯了！这些龙门阵很多年前就有人吹嘘过，那都是聊着好玩或者骗人的把戏，怎么老谭还这么一本正经的跟我说呢？“老刘，我现在每晚午夜子时开始练功，一直要练到卯时甚至破晓时分，马上我就要成功了，到时候我就要首先把联邦银行金库里的黄金搬运一些出来，我要得不多，十多块金砖就够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国与我的妻儿团聚了！”他两眼望着远方轻声的对我说道，似乎正在憧憬着他的未来，“原来你半夜坐在床上，头上还顶着一床折叠好的被子就是在练搬运术嗖？那晚我半夜上厕所回来时看见一个黑影坐在高高的上铺床上，头上还顶着一大团东西，当时真是把我吓得半死！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再次回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看着老谭说话的认真劲，我感到他完全走火入魔了！“人民教师老谭真的是被美国整疯了！”每天上午我去公园时，他仍然在床上熟睡，除非我中午把他喊醒一起吃饭，否则他要到黄昏时分才会起床，然后整个夜晚都在床上打坐练功！日夜被他整颠倒了。
他有一次当着我的面打开他惟一的行李，一个黑色的皮箱，折腾了好一阵翻出了几张照片，他高兴地递给我看，其中一张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穿着青色中山装的老谭站在一个漂亮的女人身边，那时候的他与现在判若两人，健康、英俊，女人小鸟依人的依附在他身边，前面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十五六岁模样，“这是我的儿子，小时候爬火车被扎断了双腿，这张照片是我来美国时拍的，我老婆看上去还算漂亮吧？”老谭眼里流露出少有的喜悦，“非常漂亮！而且你也是那么帅！那时候肯定非常幸福吧？”“还过得去，只是儿子的残废让我们生活陷入了困难，才有了我下海做生意，最后来美国。“”你就没有想到过回家吗？与其在美国到死不活的混还不如回家团聚。“”经常想！但是我来时用的钱还没有赚回来，没脸回去啊！都是办庇护整得我身心疲惫，花了一大笔钱最后还是被拒，唉！“他一脸的忧伤，他此时正在想着远方的亲人吧？他的妻子和那个羸弱的少年儿子在期盼他，期盼他早日回家。。。我心里升起一丝悲凉，为老谭也为我自己，“现在好了！我终于找到了希望，我现在练的功绝对成功，老刘你相信我！我有绝对的把握，搬运出那几块金砖我就收手，然后回去团聚。”他此时眼里出现了惊喜。
老朱私下对我说：“老刘，你知道别人是怎么形容我们这些来美国打工的人吗？第一年豪言壮语！第二年默默无语！第三年胡言乱语！你看那位小庞、老宋还有你说的点化大师，再加上那几个女人，他们都是属于第一种人，豪言壮语型！这一类人最多，个个都是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好不得了似的。车库里面整天昏睡的那几个东北人就属于第二种人了，默默无语型，他们已经知道了在美国打工的厉害，早就认清了形式变得无语了，至于第三种人就要算那位半夜三更打坐的老谭了，想把金库的黄金搬运出来？我都想！可能吗？他就算是第三种人吧！胡言乱语型！你仔细观察这种人在我们身边还真不少，只是老谭的临床症状更极端。不过话又说回来，几年以后说不定生活也会把你我摧残成另外两个老谭，整天胡言乱语做着白日梦！”
朝鲜族老崔
老崔来自延边，五十多岁，朝鲜族，个子矮小但是特别硬朗，那张瘦方脸轮廓分明，一对单眼皮小眼睛看人冷冰冰的，没有任何表情，有些木讷，由于长期在户外的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工，所以皮肤很黑，乍眼一看还以为他是一个混血黑人，他也住在我们客厅里，他是与老宋和另外三个广西女人一起搬来的，他们五人看上去关系很不错，每天晚上都是一起做饭吃，像一家人似的，其中只有老崔很少动手做饭，当他的朋友们在忙着做饭时，他却坐在饭厅看着电视发呆，无人知道他是在看电视还是在思考问题，他也不与旁人聊天说话，我感觉像这样的怪人最好少搭理。
那三个广西女人很特别，都是四十多岁的成熟型女人，而且都很丰韵漂亮，完全不像是跑到美国来打工的人，其中有一对亲姐妹，她们通过庇护取得了绿卡，可能是绿卡持有者的优越心里，看上去显得很清高，很少搭理他人，三个女人都在一家制衣工厂做技术工，她们似乎总是独来独往，老崔有点像是这三个女人的保镖似的，有一天车库里面一个醉酒男人坐在饭厅看电视，时不时侧身看着那位妹妹，终于他对着妹妹发起了语言攻势，当时老崔他们五个人正在一起吃饭，老崔盯着醉汉冷冷的说道：“看你的电视，别影响我们吃饭。”一句话就把醉汉的攻势摧毁了，看着脸上露出杀气的老崔，醉汉的酒也醒了，灰溜溜地离开了，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小旅馆几乎没人去进攻那三个广西妹妹，那个黑脸包公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她们身边。
但是她们其中一个女人却主动与我说起了话，那天丽萨接到了一封信，全部是英文，收信人是那位叫薛姐的广西人，薛姐拿着信找到了我，她笑着说：“老刘，丽萨说你看得懂英文，麻烦你帮我看看这封信，看是不是移民局来的。”我当时正在和老朱吃饭喝酒，那是一封移民局通知她去打指模的通知书，有地点、时间，薛姐当时对我很感激，甚至坐下陪着我们喝了一杯红酒，全然不顾旁边冷眼看着这一切的老崔，直到最后老崔也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厚着脸皮，坐了过来，脸上出现了难得的一丝笑容，“原来你会笑嗖？好嘛！这就对了！何必每天那么严肃呢？何况我们每晚都睡在同一个客厅里！“老朱对老崔说，这是老崔第一次与我们聊天喝酒，通过交谈我认识了老崔，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对家庭负责，他家在延边农村，很贫穷，老婆长期生病，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亲和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这一大家子人都靠着他挣的钱维持。
他现在在洛杉矶Downtown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老板是人，“你每天开着车早出晚归似乎没有休息日，一定挣了不少钱吧？”老朱问，“是啊！每天都在忙绿，只是有点麻烦的是最近老板总是以各种理由欠钱，每个月只发点生活费。”老崔喝下一大口酒感叹道，“不要到时候他爬起来跑了哦？这种事在国内经常发生。”老朱提醒到，“谁知道呢？应该不会吧？以前发工资都很准时。”老崔也不能确定。
老崔喝酒是一口一杯，面不改色，他酒量一定非常之大！几杯酒下肚他的话似乎也多了起来，他主动聊起了他的庇护之路，他说他的庇护申请被驳回了多次了：“我的案子已经过了几次堂了，移民法庭说我的申诉不真实，他们认为朝鲜族在国内没有受到迫害，两次驳回我的申诉，巡回法庭也维持原判，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庭——联邦最高法庭，它奶奶的！打这个官司浪费了我那么多钱！”他长舒一口气，“我劝你干脆放弃不要再继续打了，没得必要，反正你只是打工挣钱要不要身份无所谓。”老朱建议，“唉！我只是想通过庇护把我的老婆和儿子接到美国来！”
我们在喝酒聊天时，薛姐主动走到炉台为我们又做了一道菜——番茄炒鸡蛋，真是让人感激，喝下几口酒的薛姐脸颊微红看上去更加性感迷人了，白皙的皮肤、丰满的体态、柔美的声音，这一切都让人迷惑，想入非非。。。“薛姐啊！你真是不该来美国，你的老公怎么舍得让你独自一人跑到美国！太危险、也太辛苦劳累了！”老朱感叹着，酒让他变得温柔体贴女人了，默默坐在一旁的薛姐说没有哪个居家女人想跑到外面去闯荡，都是没得办法了才出此下册啊！“我家先生一直身体不好，长期患高血压，吃药都没得用，医生建议多卧床休息，少活动，你们想想看，儿子正在读大学需要用钱，他又要卧床休息，家里就只有我挣钱了。”薛姐说完低下头，看着美人伤心让人心痛。
那晚我才了解了这位薛姐的过去，如同大多数离家来美国的人一样，她也有一段无奈的原因，她说她原来在桂林经营一家缝纫店，帮客人做服装，生意还过得去，可是后来生意就慢慢地变差了，人们都喜欢直接去商店买衣服了，家里经济也就困难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挣钱的人，她最后选择了来美国碰运气，“如果不是我丈夫生病，我想我是绝对不会来美国的！不过没想到我在这里遇见这么多朋友，特别是崔大哥，他的车几乎成了我的专车了，可能明天又要麻烦你送我去移民局打指模？”她感激的看着老崔说道，“没得问题！我是你大哥啊！明天上午我就陪你去，反正老板经常欠钱，我明天也趁机休息一天。”
翌日，老崔开着自己那辆破旧的本田轿车，带着薛姐去了移民局打指模，他还真是一个大哥哥，总是对这位薛姐殷勤备至，这对一个刚来美国这个陌生国度一个良家妇女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啊！只是我觉得不吃锅巴不围着锅边转，接下来发生的事果然应验了我的推断。
一天晚上老崔突然开始移动他的床，他的那张床和山东人宏亮的床是横靠在我对面的墙边的，他要把它移到客厅进门的那儿，那里可能就刚好够一张床多一点的面积，那是一个拐角，客厅里是看不到的，正好客厅这扇门很少用，那些韩国妹妹也被丽萨打了招呼，来时走厨房旁边的侧门，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隐秘，“你想避开我们大家？”我一边帮他抬床一边问，他只是笑笑并不回答，最后才说：“以后你就知道了。”他还特意在床上挂起了蚊帐，“难道是？”果然是谁也不愿意看得到事情发生了，那天深夜薛姐上了他的床！
从那以后薛姐仿佛变了一人似的，整天春风满面，欢歌笑语，每天站在炉子前变换着做不同的菜肴，老朱痛苦的说：“肯定是被老崔日舒服了！女人啊！就认这个！龟儿子！老刘你我两个下手太晚了！他们俩太不般配了！为什么鲜花总是插在牛粪上！？只是他龟儿子用一辆破车占得了先机。”然后语气变得有些愤怒：“他至少应该把那间”弹子房”租来住吧，总不能这样委屈薛妹妹让她住在我们客厅的角落吧？每晚那里的任何细小声音都让我不得安宁，无法入睡，再说这样不出声的日逼不着阳痿才怪！还会有高潮？”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怎么晚上那角落那么安静呢？完全不像有女人在床上！干柴烈火在一起难道没有一点动静？还是后半夜才开始“干活”？或者薛姐根本就没有在床上，完全是客厅里众人的桃色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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