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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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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宇宙的梦梦见自己成了宇航员 然后出了状况 飞船被黑洞吸进去了在被吸进去之前 吃了速效的安眠药...如果这不是梦
那么请大家想象一下 梦里的人
醒来之后 在哪里了? 发生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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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黑洞吞噬了,就醒不过来了.人体的每一个分子都会被黑洞巨大的引力撕扯得粉碎,人都不存在了,哪谈得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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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是醒不来的了，黑洞的引力强到连光如此快都无法逃逸出来，何况是血肉之躯的人呢。他应该会被撕得粉碎，我劝他吃多几颗安眠药，死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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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谋略真的比道义更重要吗？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上的谋略故事更是伴着历史流淌千年，如春秋战国孙子兵法，楚汉之争范增张良，三国鼎立谋臣如林，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以至于崇尚谋略的中国人，渐渐变得无谋略不敢行天下。不是因为有勇无谋可怕，而是因为社会凶险，无谋难自保、难成事。
现如今，中国人把这种谋略推而广之，用于朋友，用于同事，用于工作，用于生活。于是，我们的社会面临一个大问题：大多数国人不知道名利财富的源泉是什么，只知道耍手段、玩阴谋，急功近利，坑蒙拐骗偷。因此就有了无休无止的内斗，欺诈、倾轧、阿谀、诡谲之术横行无忌。很多人完全丧失精神和道义，以黑社会、罪犯、人形动物的方式生活着，而且意犹未尽。
因此，我们中国人成为一个高内耗的民族，用80%的精力来对付人，而只用20%的精力来做事。进而，邪恶的人用80%的精力算计人，只用20%的精力来做事；善良的人必须用80%的精力来对付邪恶的人，否则就一事无成。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吗？…
我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以为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我们更习惯把人生的每一步都当做战场，警惕盘算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只是，谋略真的比道义还要重要吗？失去了生命的真善美，我们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刘邦“开国”，王莽“篡位”
秦朝末年，刘邦成功颠覆秦朝的残暴统治，并从楚汉之争中胜出，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汉高祖。及至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深重，政治动荡，人心思变，整个社会流行所谓汉室当“更受命”之说。这种思潮为王莽代汉创造了一个舆论上的思想准备。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灾荒，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阶级矛盾尖锐，人民起义不断。王莽代汉正是适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人心思变，社会思治——这一实际情况产生的。
他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利，引发豪强的不满。王莽的新政，很多具有超前意识，却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甚至遭到了传统保守派的重重阻挠。11年，黄河改道，灾民遍野。天凤四年（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形成赤眉、绿林大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混乱中他为商人杜虞所杀，新朝灭亡。汉光武帝刘秀恢复汉朝，史称东汉。功败垂成的王莽从此成为“乱臣贼子”，与大功告成的刘邦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再次验证了成王败寇的结局。
张角：胜时“大贤良师”，败时“黄巾贼”
东汉末年，各地战乱不断，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加之瘟疫流行，当权者横征暴敛，使各地不断爆发小规模的群众起义。尤以冀州最为严重，于是张角便带着两个弟弟前往冀州培养弟子、吸收教众。太平道起初以济世救人为宗旨，后来传播“苍天已死，黄巾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箴语，企图推翻汉王朝的残暴统治。张角自封为“大贤良师”，一呼百应。然而不幸的是，因为起义事泄，使得黄巾起义被迫提前举行，后来在汉王朝各方势力的镇压下，张角等核心人物先后病死，黄巾起义宣告失败。
黄巾起义可以说是东汉末年最大一次规模的人民起义，它是导致汉王朝直接灭亡的导火索。然而起义规模远远大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黄巾起义，但在历史上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更是蔑称他们为黄巾贼。
结语：大道本无术，捣鬼小雕虫
我们自古以来，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总是稀里糊涂，却把聪明和才智，用在揣摩计谋权术等雕虫小技方面。在战争方面，我们写不出一部像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那样博大精深军事著作，却不乏《谋攻》、《三十六计》等等小计谋。在政治方面，我们缺乏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休谟那样深刻的政论家思想家，写不出像《利维坦》、《政府论》、《论法的精神》、《人性论》等伟大著作，更缺乏对人性监督制约的“三权分立”的精彩构想，却精于人际关系阴谋阳谋设圈套挖陷阱等。对此，中国人自作聪明，自我感觉异常良好，从来缺乏深刻反思。
大道本无术，捣鬼小雕虫。鲁迅说得好：“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对人性、对社会、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才是真正的智慧。权谋之术或许更适合争斗厮杀的战争时代，并不适合公平互利的现代社会。这个社会没那么多敌人，何必斤斤计较于得失成败呢？人格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真善美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1.前言：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如果把中国文化比做一座巍峨的青山的话，道家的思想就有如无处不在的活泼流水，循行上下，将草木滋润得葱茏秀拔，又蒸为云气，缭绕盘旋，将它包裹在神秘、飘渺的气氛中，整个中国文化无处不看到道家文化的影响。道这个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但只有道家才真正将它视为核心和唯一，而不是当成实现某种人类目的的凭借和方式，以此创造了世所难及的精深磅礴的思想学术体系，庄子的出现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庄子的魅力，在于常常让我们在不觉中就沉迷于其鲜有人及、充满了思辩色彩的语言海洋之中，瑰奇万状，引人深思。他神驰宇宙、魂游六合，忽而游息于云端，御风而行，衣袂飘飘，与大鹏一起高飞；忽而又深潜于渊底，深吸缓吐，顺流而下，与流水、鱼儿展开对话。穿梭于亦真亦幻，亦梦亦醒之间，庄子体察宇宙万象，洞悉生命奥妙，以清明的心观照一切，以忘我，超我的姿态，飞抵了精神的自由王国。一如蝴蝶绚丽的翅膀，掠过尘世的花丛，留给了后人一个回味千年依然韵味悠长的梦。
我们相信浪漫而逍遥的庄子，正是穿越了岁月沧海的那只蝴蝶，所以，千年梦后，炫目依然。
2.突破心灵藩篱，人生自当逍遥游
突破空间，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逍遥游》
当你超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原来的一切本身并没有改变，而它的意义就不同了。《庄子·秋水》也描述的：秋天到了，下很多雨，山上的水就流入小溪，小溪又汇流到大河里，河水暴涨，河神非常得意，认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天下最美、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了。河水继续向东而流，到了大海，河神发现大海居然没有边，就很崇拜地向海神说：你才真了不起！我以前像井底之蛙，以为自己是最大的，现在才发觉海最大。海神说：你不要羡慕我，海在天地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洞而已，整个中国在四海中，也只不过是仓库里的一粒米而已。
《庄子》记有一位戴晋人说的寓言:在小小的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两国之间不断争战，死者成千上万。在蜗牛角上的这两个国家看来，所争者自然非常要紧，不惜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厮杀实在可笑得很。为什么有如此差异?因为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观照。同样的道理，如果站在鲲鹏高飞所在的宇宙立场回顾有限格局中人类的种种作为，不是一样很可笑吗?这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后的心胸豁然开朗。
朝菌不知晦朔，突破时间限制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逍遥游》
时间的限制要怎么突破呢？首先要问：这个宇宙有开始吗？还是会有结束？都没有！开始以前还有开始，可以往前延伸到无穷；这个宇宙会有结束吗？它既然已经存在，你向未来去找的话，也无法找到一个终点。这一来就把时间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定点，往两边延伸，让时间变成永恒。人活在时间过程里，往往会担心明天还有什么事没做完。其实，未来的事你可以不用担心，因为从永恒来看，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根本没有什么好区分的。庄子很轻易地便化解了我们在时间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进入一种无始无终的情况。
我们有时候会羡慕“长寿、富贵、多男子”，庄子认为这三样东西，不但不令人羡慕，反而是令人警惕的东西。他的观点与儒家的观点是倒过来的，为什么倒过来？因为你一定先设立一些标准，才会有所评价。但是庄子说，标准的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你说一个人再怎样长寿，怎么老得过乌龟呢？一只乌龟随便一活就是几百年；怎么老得过一棵树木呢？一棵树木随便一活就是几千年。于是你所斤斤计较的高寿与短命，都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时间上的区分已经没有必要了。这样就能突破时间的限制。
人生如梦，勘破生死
在庄子看来，死生完全是一种相对的幻灭现象。看通了，也没有什么可悲，只不过是你从大地上来，又回到泥土里去而已。人的初始，本来就是没有形体的，而形体的形成，以至于复归消解，这个变化过程实在是不足悲的。
一是庄子妻死，他鼓盆而歌。人在未生之前，原是天地之间的一股气，后来得到生命度过一生，年老而死，又回到原本的气中。妻子正在以天地为家，庄子为她助兴而鼓盆。往者已矣，生者不必过哀。
二是庄子自己年寿将尽，学生准备安葬事宜。庄子认为大可不必，因为天地即是棺材，日月为其连璧，星辰为其珠玑，万物为其陪葬品，如此又何必另行安葬？学生说：担心老师的身体为老鹰、乌鸦所食。庄子说：在地上被老鹰、乌鸦所吃，在地下被蝼蚁所吃，你们从那边抢过来给这边，为何如此偏心呢？
尘归尘，土归土，死亡有如回家，不必寄以过多情绪。必须分辨的是：人生走这一遭，究竟是为了什么？庄子的回答大概是：悟道，成为真人；审美，欣赏一切；自在，从事逍遥之游吧！
摆脱义利束缚，活得自在不受约束
义就是应该做的事，受教育之后，学会了各种道德要求与人生义务。利就是一般所谓的利益。一个社会的形成，一定是许多人聚在一起，然后去分辨某些价值，譬如说谁应该有权力、谁应该有名声、谁应该有地位，这些都是社会需要所造成的结果。庄子在这方面，强调从三代以下，几乎所有人都为了某些东西而放弃了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应该活得自在不受约束。可是现在一般人为了利而牺牲自己；读书人为了名而牺牲自己；做官的为了家而牺牲自己；圣人为了天下老百姓而牺牲自己。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所牺牲，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圣人跟一个老百姓是没有差别的。这种观念对我们肯定的社会价值来说，有很强的批判力。譬如，一个老师认真教，他的价值是否比一个做生意的人高？未必。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某些身外之物，而牺牲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健康。庄子指出这一点，就是在说明义与利也应该设法超越。
老子的思想有“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态度；庄子发现一个人不可能保持距离，一定会受社会的影响，那么不如采取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投身在这个变化中，与它一起变。大家怎么流行、怎么走，我就跟着一起发展，讲难听点，就是跟着一起混。换言之，他比老子更进一步。老于说要保持距离，庄子说既然不能保持距离，我就跟它一起发展。所以庄子思想的三步骤是：第一步化解各种外在有形的限制；第二步回到内心弄清楚各种灾难从何而来；第三步往上提升看能不能像大鹏鸟一样。大鹏鸟所比喻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可以从一条鱼转变成一只鸟，然后再往上飞，飞到无穷高的地方，这是庄子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
庄周梦蝶，醒梦一如的境界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齐物论》
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锦瑟》诗中，以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更使“庄周梦蝶”的故事成为庄子留给后人的典型印象。这可能是古代中国最美最迷离恍惚的一个梦。
庄子在另一篇文章也分析过梦的问题，并且把人生也看成一场梦。他说：“一个人，晚上梦见饮酒作乐，早上起来却悲伤哭泣；晚上梦见悲伤哭泣，早上起来却打猎作乐。人在梦中，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在梦中还要问梦的吉凶如何，醒来后才知道在做梦。要有大清醒，然后才知道这是一场大梦。但是愚人自以为清醒，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整天君啊，臣啊，真是浅陋极了！”
如此说来，庄子不是有些消极吗？其实不然。他认为，人的生命包含了身体与心智，但是另外还有更高的精神层次。宇宙万物的变化也许真是一场梦，但是做梦的人一旦清醒，就会觉悟人生的可贵在于展现精神层次的意境。这才是庄子立说的用心所在。
突破神话与俗世，展现生命最伟大的潜能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庄子·逍遥游》
这种理想人格，摆脱了世俗的“物”，超越了肮脏的人世，和光明同在，与宇宙共存，吻合万物为一体，放弃纷乱而不顾，在“役役”的众人中保持浑朴精纯。对一切的一切抱超然态度。他们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忘掉生死复返自然，与“天”、“道”合一。
《庄子·大宗师》也写了很多悟道而行的“真人”。“真人”一词使人觉悟：世间有许多假人。离开“道”的都是假人，就像脱离水泉的鱼无法活命一样，假人只是苟延残喘，在变化过程中消耗殆尽，走向幻灭的结局。庄子从各方面描写真人，其中有一段是：“古代的真人，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没烦恼。他饮食不求甘美，呼吸特别深沉。”这是因为他超越了凡人的嗜欲。
上述“真人”的表现，是来自悟道的缘故，这些我们都还可以勉强理解。然而，在全面而深入了解庄子的思想之后，将会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是人类生命最伟大的潜能之完全实现。我们为此要对庄子再三致意了。
3.天地一指，宇宙万物本来平等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归纳“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表达“心物一元”的观点。“心物一元”绝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但也可以说是纯粹的唯心。这个“天地一指”的“一指”，并不是一个手指，而是一个东西，是一体的意思：“万物一马也，”是以宇宙万物不过是一匹马来作比方，整匹的马，有马头、马脚、马尾、马毛……等等。所有天地间的万物，就好象马的头，马的脚，马的毛……等等总合起来，才叫一匹马。离开了马的头，不是完整的马，离开了马的尾巴，也不是完整的马，离开了马的任何一样，都不是完整的马。由众归到一，由一散而为众。
庄子从根本上认为天地万物是平等齐一的，是统一不可分的。在《齐物论》中，庄子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其“道通为一”、“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因此“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来已经是“为一”了，还有什么区别呢？
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并对最终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核心。庄子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具有平等的性质，人和万物本是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因此人的精神必须要顺从自然的法则，要安时而处顺。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庄子·秋水》中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大与小是相对的，更重要的是，对于一物贵贱的评价也是相对的。大小可以就外貌作浅显而粗疏的判断，虽然这种判断不精确，还不失为有些用处。譬如你要载运货物，必须知道大船可以在黄河上航行，而不能在小溪中前进。至于贵贱的评估，则复杂多了。庄子说：“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尤其是庄子及其后学,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贵贱分殊和等级伦理,提供了最具深度的批评性理论,展开为现代人可以从存在论、认识论、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等多个向度加以理解的丰富思想。
在主观诉求和道德谴责方面,庄子也显示出非常激进的倾向,不但认为社会划分为等级是出于虚假意识,而且愤怒地揭露“贵贱”之分的虚伪和反道德，比如他说：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则士夫之为行,抱起天乎!在《肤箧》中也提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平等就其包含着抗议性原则而言,它是对于等级、地位和特权这类社会差别的否定。从这个意义而言，庄子是中国平等观念的先驱。对于现代思想家,如严复、谭嗣同、章太炎诸人的平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地之大美，还原万物自身的价值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
庄子看待万物，首先要还原万物自身的价值。他的方法是“不以人作为中心或唯一判准”。那么，要采取何种观点呢？答案是：“道”。“道”是含括万物的整体，亦即无所不在；既然如此，我们在万物中处处可以察觉到“道”的光采，因而可以肯定万物皆值得欣赏，亦即无一不美。
万物确实各有所长，西方有一句格言说：“自然界不跳跃。”意思是：自然界没有所谓的真空存在，所有的现象皆是连续发展的，由此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既然如此，又有什么东西是可有可无或一无是处的呢？《庄子·秋水》从“器、技、性”三个角度进行评论，说明万物各有其优劣，所以我们不宜妄分贵贱，关键在于：用得其“时”。
许多学者研究庄子思想，会特别指出庄子有密契主义(mysticism)的色彩，意思是说：庄子强调“天人合一”与“天地大美”，让个人自我消融在整体之中，由此体验类似神魂超拔(亦即“忘我”)的境界。这种诠释可以成立，但是不可忽略一点：庄子所心醉沉迷的并非天地万物，而是那作为天地万物之“起源与归宿”的“道”。他是先领悟了“道”，再接受由“道”而来的一切，包括人间发生的一切，然后化解自我的执著。跨出这一步，何止是海阔天空，简直是全然的美妙，无比的喜悦啊！
处物而不伤物，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天和，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谐共生、和睦共处，即“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它是庄子实现和谐途径的起点。作为道家的主要代表，庄子提出爱人利物之谓仁，把仁学扩大到自然，偏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出：“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它既讲了天和，也讲了人和。
庄子尤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庄子认为，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处，是因为人类生存于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之中，人类能从大自然中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也是事物协调完满、充满生命力的最佳状态。和谐得以保持，世界就充满生机，就兴旺进步。
庄子的和谐观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失为一条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首先，要循天之道、顺物之性，顺应天道，则“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顺物之性，则使物得以自然生长。其次，庄子说：“圣人处物而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能与外物和平共处，互不伤害，才能和他人友好往来。他还认为，天与人是合一的，不管人喜好不喜好，它们都是合一的，“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天人不相胜是庄子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原则，而“处物而不伤物”正是天人不相胜的具体表现。
人相造乎道，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也就是人和，是指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社会秩序公正、平等，道德风尚良好的社会理想状态，它是庄子和谐实现的中介。为实现人际关系自由和谐这个目标，庄子提出了一个颇为完整的纲领及体系。这个纲领就是：“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庄子希望人与人相处，就象鱼和鱼同游于水中那样，自由自在，自适其适，自然而然，自得其乐。照庄子的说法，这是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是最美的天然和谐状况。简单地讲，这个纲领可以概括为“君子之交淡若水。”“水”喻道，“淡若水”指复归于“道”。君子之间的交流往来应当以虚无无为的原则为标准，应当放弃互相利用并超脱相对的人际是是非非计较，不为名利等外物而苟合。
人与人的关系，是评价社会进步、文明发达水平的一项基本尺度。如何协调人际关系是历史性课题，也是人类当代社会的一项基本课题。
内心世界的和谐，为心灵找一个宁静的港湾
内心世界的和谐就是心和，是指人在沉思冥想的悟“道”过程中，人的心灵在体验中同宇宙本体的深不可测、妙不可言的和谐融合状态。天和只有经过人和，才能达到心和的最高境界，它是庄子实现和谐途径的最终落脚点。
庄子对人生虚静、恬淡的生活追求大胆而热烈，执着而坚定，在物欲横流、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之外为人们找到了一个宁静的心灵港湾。这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指明了方向，也是现代人日益干枯的精神领域的一贴清凉剂，并且为内心世界的和谐提供了广阔而深邃的思想渊源。
内心世界的和谐就是心和，是指人在沉思冥想的悟“道”过程中，人的心灵在体验中同宇宙本体的深不可测、妙不可言的和谐融合状态。天和只有经过人和，才能达到心和的最高境界，它是庄子实现和谐途径的最终落脚点。
4.人生智慧，藏天下于天下
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厘清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
《庄子·逍遥游》提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意即鹪鹩在幽深的树林里安巢，它所需要的不过一根树枝;鼹鼠到河里饮水，也只要喝饱一肚子而已。
庄子在《秋水》篇中曾说过，人在天地之间所占据的位置，不过是大山之中的小石子或小草小枝而已（“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小草小石，于大山不过立锥之地，微不足道;而这小草小石之所需，自然更少了，或许只是一滴雨露，一缕阳光。
人在世上行走一遭，真正需要的怕是极少;然而问题是人心的欲求，往往极大。古之帝王，号称后宫三千佳丽，有终生不得一幸的;近有贵妇好鞋，高低尖圆，收罗备至，竟至数十载不能遍试。这些满足的乃是虚拟的欲望，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生命需要。庄子站在最切近真实生命的立场上，说了实话。不去追逐你其实未必真要的东西，你才能了解并把握住你真正的需要。知足常乐。如果一无所有，大概确是很难快乐，但有栖息的一枝，有满腹的饮食之后，拥有越多并不代表一定越快乐。人们在回顾童年小小快乐的时候，往往发现它们其实并没有多少是建立在丰沛的有形的占有之上的。这些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准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调查显示，幸福度并未提升，或许还有所下降，不都是一个道理吗?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换一个角度看待人生
庄子与惠子游於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两句富有哲理的对话，辩出了角度决定视界的道理。庄子用感性去感知世界而惠子则以理性去分析世界，故而争论不休。庄子是转换思维模式的高手，境由心生，我快乐自是鱼也快乐。
用感性去感知世界，眉眼盈盈处皆是一个诗话的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而用理性去分析世界，远的不说，就说识人知人就可谓千古一叹了。心门不开，旁人焉能“知”其乐哉？心门洞开，旁人也未必“懂”其乐哉？心灵互相感应渗透时，彼此不劳唇舌，就可以默然共鸣。只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谈何容易？人们都是隔着星宿住的，哪怕是自己的至亲好友。庄子就说过：“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我们身旁都围着许多“相识”的人，其实我们何尝“看见”他们，他们又何尝“看见”我们呢？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日子总在细细碎碎的快乐和烦恼迂回起伏中流淌，每个人都在快乐与不快乐间游移不定，每一种流动都会冲走一些，同时带来一些，说再多总是枉然。
庖丁说法，平凡事亦能出神入化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
“庖丁解牛”是庄子著名的寓言。一个厨房里负责宰杀牛只的厨师，居然成为寓言的主角，并且使国君领悟“养生”的道理。谁说技术不能提升为艺术，进而与大道结合，显示自在逍遥的趣味呢？
世间许多事情都有一定的规律，只有了解这些规律，才可以省去无谓的烦恼，在应对时表现出从容的风度。
谈到游刃有余的例子，或许谢安更为接近。淝水之战中，前秦苻坚调集九十万大军进攻东晋，声势之大号称“投鞭足以断流”。东晋宰相谢安身为总指挥，下令弟弟谢石与侄子谢玄带兵鏖-战。有一天，谢安与客人在家下棋，谢玄从战场派人送信来。他看完信，默不作声，继续慢慢地下棋。客人心中着急，问他战事胜负如何，他轻描淡-写地说：“小孩子们大败敌军。”神情举止与平常没有什么不同。
胸有成竹是谢安得以从容的条件，就像庄子笔下的庖丁一样，看清楚敌我双方的形势，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朝三暮四，做人须有长远完整眼光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 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已也，先诳之曰：“与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从狙皆伏而喜。 ——《庄子·齐物论》
庄子在“朝三暮四”寓言中，以猴子的反应来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忽略整体而陷入喜怒-不由自己的困境。由此看来，庄子还算是乐观的，认为如果正确使用理性，就可以避开情绪的干扰。
当我们心中明白“整体”是怎么回事，情绪就不会造成太多干扰。譬如，在遇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危机时，许多人的股票都跌了，因而产生懊恼、自责、悔恨、愤怒-等负面情绪。这时如果能以十年作为一个整体，就不必担心，因为很可能不需十年一切都将恢复欣欣向荣的美景。但是这样的美景会持续多久呢？不论有多久，隔些日子一定又会往下落的。股票市场如此，人生又何尝不然？
人生修炼的目的在于智慧方面的觉悟，以及行为方面的改变。作为普通人，我们不可能只看到永恒而不看现实的情况，我们要学习的是，在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时，要有长远完整的眼光，避免被一时一地的状况所局限。即使真的像庄子一样，一辈子都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何妨趁此机缘领悟道家奥妙的见解呢？世人眼中的不幸，在道家看来可能是一大幸事呢！
螳螂捕蝉异鹊在后，慎防贪欲的危险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庄子·山木》
以上这段故事未必是寓言，而可能是庄子的真实经验。蝉、螳螂与异鹊所构成的食物链，在生物世界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庄子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因为他正准备用弹弓来偷袭异鹊呢！但是，他毕竟聪明，立即联想起自身的处境：他自己会不会成为别人的某种猎物呢？亦即，他会不会也忘记自身的危险，以致遭受责怪与冤屈呢？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守栗园的人以为他是来偷采栗子的小偷呢。庄子在逃走时，连弹弓都扔下了，这不是额外的损失吗？世间求利之人往往反受其害，即使如愿以偿，所付出的代价也可能太高，以致得不偿失。
《庄子·山木》继续记载，庄子回到家中，三天都不开心。弟子问他说：“老师为什么最近觉得不开心呢？”庄子说：“我留意外物的形驱而忘了自身的处境，看多了浊水反而对清水觉得迷惑。并且我曾听我的老师说过：‘到一个地方，就要顺从那儿的习俗。’现在，我在雕陵游玩而忘了自己还有身体，让怪鹊擦过我的额头；在栗林游玩而忘了自己是谁，让栗林守园人以为我是可耻的小偷，我就是这样才不开心的啊！”
庄子最后这段说明似乎别有深意。有形体就有欲求，有心思就会猜疑，即使你愿意忘记自己，别人也未必容许你这么做。由此看来，即使不谈利益，我们也须慎防世间的危险。
交友之道，君子之交如水
《庄子·山木》记载：孔子被人“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在异国他乡遭到冷遇之际，”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于是，孔子向一位隐者请教：这是为什么呢？隐者曰：“以利合者，迫穷祸患相弃也；以天(天性)属者，迫穷祸患相收(收留)也。……且君子之交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水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以水喻君子之交，虽然平淡，但它真实、自然、亲密、长久；以甜酒喻小人之交，虽然甜蜜，但它虚假多变，经不起时间考验。古人云：“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用财富去交朋友，财富没了，交情就没了；用美色去交朋友，美色衰退了，爱也就尽了。
君子之交是超越世俗物质诱惑的心灵之交，是如水般的清淡自然，通达包容，相敬如宾。君子之交，既非交钱财、交美色，亦非交权势，而是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如管鲍之交，伯牙、钟子期的“高山流水”等。
明代苏浚在《鸡呜偶记》中，把人生朋友分为四类：“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苏浚认为，应当结交的益友是在道义和学业上互相砥砺，对缺点、错误直言规劝的“畏友”；以心相交、生死与共的“密友”。不应结交的朋友是那种互相吹捧、只讲吃喝玩乐的“昵友”；以利取人、朋友遇到困难或不幸时非但不伸手相助反而落井下石的“贼友”。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下，物欲、权欲、名欲、色欲、利欲、私欲，极度膨胀，人的心态极度浮躁，我们应当交“畏友”、“密友”，拒交“昵友”、“贼友”。
5.修身之道，无挂无碍自在精彩
外化而内不化，保留真实的自我
我们不能离开人群而生活，那么，如何与人群相处？庄子的建议是先做到“外化”，再修练“内不化”。外化就是外在的言行与别人差不多，既不标新立异，也不愤世嫉俗。他说：有一种鸟名为“意怠”，飞行时不领先也不落后，饮食时不先吃也不后吃，安全地处在中间位置。
庄子带着学生上山，看到一棵“不成材”的树可以活很久；下山之后拜访朋友，朋友杀了一只“不成材”的鹅来款待他们。学生迷惑了，不知该不该成材。庄子的选择是：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保持清明之心，观察每一种情况，随时调整策略，设法活得轻松而长久。这是外化的表现。乱世中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更重要的是内不化，内心不动如山，因为早就觉悟一切都在“道”里面，又何必随着外在的成败得失而陷于喜怒哀乐的情绪困扰？说得悲观一些，谁能避开死亡？面对死亡，还有什么好计较的？但是，庄子绝不是悲观主义。他对无可奈何之事，先了解再接受，继之以顺从与淡定，然后全盘超越，享受生命当下的美妙。“内不化”的目标是成为“真人”，相关的名称是神人、至人、天人等。
练习虚而待物，培养包容之心
庄子说：有一个人乘船渡河时，被一艘空船撞上了。这个人脾气再怎么坏、修养再怎么差，都不会生气。但是如果迎面撞上来的船上有个人，他就会大声呼喊叫他避开，呼喊两三次之后就会口出恶言了。同样是被船撞到，为什么前面那一次无所谓，后面这一次就怒不可遏？理由很简单，因为前一次撞上的是个空船。
如果我让自己处于“空船”状态，行走于世间又会与谁发生冲突呢？所谓空船，是指船上无人，亦即我化解了自己，好像无人一般。想想看，我们与人来往，一天之中说了多少次“我”？有我就有相对的你，我与你总是有强有弱，有优有劣，有成有败。如果我与你形成了“我们”，那么立即出现一群“你们”或“他们”，然后竞相比较的情势依然紧张。
韦应物有一首诗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里后半句闲散幽静，自成风景，其来源应是庄子所描写的无我情境：“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虚”字有单纯平淡之意。舟之不系，随水而漂，人若无执，则不得已化解于无形，不仅随遇而安，并且随时孕生审美情绪，可以品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此时见鱼而知其乐，何足道哉！
平和之心处世，赤诚之心处世待人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渔父》
孔子惊惶地说：“请问什么叫真？”渔父说：“真嘛，就是精纯诚实的最高境界！不精纯、不诚实，就不能感动人。所以，勉强装哭的人，虽然表面上很悲痛而并不哀切；勉强发怒的人，虽然表面上严厉而并不威严；勉强亲热的人，虽然满面笑容而并不和善。真正悲痛的人，虽然并没发出悲痛的声音却十分哀切；真正发怒的人，虽然并没有发作出来却十分威严；真正亲热的人，虽然并没有满面笑容却让人感到十分和善。”
现代社会，要与他人实现友好合作，就必须以一片赤诚之心待人，包容和吸纳对方的意见，这样才能走向成功。其实，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合则共存，分则俱损。
一个以敌视的眼光看世界的人，对周围人戒备森严，处处提防，只会使自己陷入孤独和无助中；而肯关心和帮助别人的人，则易于被人接纳，受人尊重。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内心安宁而高傲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逍遥游》
即使全世界都赞扬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奋进;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失望。他能认定内在自我和身外之物的分际，也能分清荣耀和耻辱的界限。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中国文化里面，儒家传统特别强调人之间的关系，各色人等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自然有积极的意义，毕竟如此社会才能稳定。不过，很多人一味以外在的价值为竞逐的目标，过犹不及，丧失自我。庄子的意义，这时便突显出来。
关键在于“定乎内外之分”。明了何为外在，何为内在的分别，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处理人与我关系，一方面是对外的，就是我与他人的关系;还有一方面，是针对自我的，就是区别内外，从而明白并坚持自我的内在需求和价值。自我内在关切了然于胸，所有外在的荣辱都不再会左右自己了。世人非议的，只要确然是合乎自我本性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并不退缩;而世人赞誉备至的，也并不飘飘然自喜，因为所作所为并不是为外在的肯定，而是植根于自我的，所以那些都不足以增重。
在世俗的世界中，这是一个非常之高的境界;拥有这般境界的人内心是安宁而高傲的。
孝顺的阶段，用爱心来行孝
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而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庄子·天运》
用恭敬来行孝容易，用爱心来行孝较难；用爱心来行孝容易，行孝时忘记双亲较难；行孝时忘记双亲容易，行孝时使双亲忘记我较难；行孝时使双亲忘记我容易，我同时忘记天下人较难；我同时忘记天下人容易，使天下人同时忘记我较难。
简单两句话，说出了儒家的信念，难怪有人认为庄子曾经是儒家弟子。孔子在《论语·微子》中让子路宣布儒家的立场：“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够废弃呢?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这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吗?这么坚持的理由不正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吗?
儒家谈孝顺，可谓名正言顺。《庄子·人间世》特别藉孔子之口说：“天下有两大戒律：一是命，一是义。子女爱父母，这是自然之命，也是人心所不可解除的；臣子侍奉国君，这是人群之义，无论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国君，这在天地之间是无可逃避的。这叫做大戒律。”
忠是如此，孝更是如此，那是出于“命”，因为子女爱慕父母亲乃是出于天性，所谓“不可解于心”，心中就是放不下，非要孝顺不可。孟子称赞舜的理由之一，即是他“五十岁还在爱慕父母”。庄子同样肯定孝顺是必要的，而且他的说法别开生面，让人有惊艳之感。
养生有术，少私寡欲清静豁达
一是少私。他认为：“私”是万恶之源，百病之根。一个人如果私心满腹，遇事便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思想上终日不得其安，久之必致形劳精亏，积虑成疾，疲困不堪，必“殆而已矣”。只有剔除求名贪财之心，使精神宽慰，“可以保身，可以养身，可以尽年”。心底无私的人，才能胸怀博大浩远，心地坦荡，必获大寿。“少私多寿”，是庄子总结的养生规律。
二是寡欲。“人欲不可绝，亦不可纵”。纵欲必招祸染病。一个人如果抑情欲，就不会欺男霸女，损肾伤尊；节食欲，就不会谋财害命，贪吃伤身；寡权欲，就不会投机钻营，逢迎伤神。“多行不义必折寿”。只有做到知其荣、守其辱、安其身、图其志、创其业、洁身自好的人，才堪称大丈夫，伟男人。“寡欲多寿”，是庄子推崇的养生要诀。
三是清静。庄子认为静默祛病。如果一个人终日躁动不安，思想不能逸息，定会心力交瘁，百病丛生。他提倡，凡有志于养生者，都应当磨炼自我控制的能力，要善于在纷乱的环境中保持自我放松，自我稳定，做到轻松自如。为此，他首创了以“头空、心静、身松”为要领的“静坐功”。“清静多寿”，是庄子倡导的养生法则。
四是豁达。庄子认为“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主张处世要乐观。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水泽里的野鹤，十步一啄，百步一饮，消遥自得，幽闲自如，因而得以保生；而笼中之乌虽然饮食充足，但有翅难飞，蹦跳不能，成天低头不鸣，无精打采，因之难以全生。一个人长期锢于自己设置的精神枷锁之中，必然会忧愁苦恼，“病由心起”。
6.结语：谁愿意与庄子共逍遥
如果说《论语》是积极入世的政治哲学，那么《庄子》则是要求超脱的生命哲学。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讲的则是“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道理。儒家讲的是“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其理想是“甘为天子臣，敢为帝王师”，而道家却立志“不作帝王师，不为肉食谋”，其理想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庄子所讲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表达的正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庄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帝王(应帝王)：虽然在现实生活，他可能是一个漆园小吏，可以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但在他的内心，他可以做自己心灵的主人，他可以超越生死，超越古今，超越万物，达到心灵的完善。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穷困潦倒，他可能形体残缺，但在他的内心，他可以顺应自然，可以虚己无心，可以做到“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透过庄子的表面上看起来超脱、冷酷的言辞，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对人生、生命、心灵的眷念和爱护。
人生的种种切切，无论悲喜顺逆，最后难免都是“船过水无痕”。这时是只能低叹三声无奈呢，还是可以放旷慧眼、穿透表象，直观“道”之本体，见出一切变化都是“道”的姿态，若有苦乐，则纯属人为造作呢？由此入手，以令人惊羡的“达观”心态，将人生的烦恼与痛苦一一点化，或许成为连绵无尽的美好风光。
1.前言：学做君子，争而有道
改革开放后之中国，一切听命于市场经济，崇尚竞争，于是社会既倡导竞争意识，又遍布竞争机制，加上对物竞天择的进化论的误解，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狼文化大行其道。人们不只所争之物唯利而已，竞争之规则也丧失殆尽，弱肉强食、投机钻营、欺诈蒙骗，强取豪夺……不择手段，只要达到目的就行。
世事纷扰多起于争，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但争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子的争乃向内而得，争德不修、义不行、礼不合、信不守；小人的争乃从外而求，文人争名，商人争财，官员争权，强者争胜……孔子所说君子无所争，是无小人之争。君子所争者唯德行与道义，小人所争者唯一己私利。因是向内而争，君子相争之对象唯自己而已；因是向外而得，小人相争之对象是所有人。故君子坦荡荡，而小人长戚戚！
所争之物不同，争之方式亦不同。君子无所争，有所必争，如争必合道尽礼，即孔子所谓“其争也君子”。孔子强调谦逊礼让、公平竞争而鄙视无礼、不公正之竞争。这对当下来说仍很有用。
事实上，我们也完全可以争而有道。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无人能与之争”，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遵守竞争之道，社会才可有序，人心才不暴戾。而且无所争未必无所得，争而有道未必不如争而无道所得者少。
2.君子所争，仁义礼信
君子谋道不谋食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还说君子“志于道”。总之就是：君子要谋求事物、社会运行的规律，让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道理，而不应整天去考虑衣食等琐事。正因此，孔子方能做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即使是粗茶淡饭、曲肱而寝，照样自有其乐趣。
其实，孔子所谓的“谋食”可以理解为向外探求，是贪婪，是攫取和占有的姿态，它只局限于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而谋道是追求更大的抱负，追求对社会的责任，突破衣食等的个人需求。君子为人，小人为己。如果孔子不是心怀天下，怎么会不辞辛苦而周游列国。人生在世，所以与禽兽不同者，在于“君子谋道不谋食”！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也是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区别。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道家代表人物的列子也持相同认识。他的弟子严恢问：“何必要去问什么‘道’呢？人生不就是为了追求财富么？而今财富已经充足了，又何必还用什么道不道呢？”列子回答说：“人如果不讲道义，只顾自己欲望的满足，这就和猪狗没什么差别了……自己是鸡狗禽兽，还要别人来尊敬自己，这是不可能的。”
社会上如果全是谋食不谋道之人，社会道德必然会沦丧。这是必然的。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古代称善跑的马为骥。这句话是说“千里马值得称赞的不是它的气力，而是它的品德。”马有什么品德？其实孔子说的是人。孔子是在强调德比才重要。德才是一个人值得去与别人相比的东西，以德服人也才会真正受到别人的尊敬、爱戴。
孔子有个弟子叫颜回，其素以德行著称。颜回一生，大多追随孔子奔走于列国，后来随孔子回到鲁国后也没当官。以他的才能和德行完全可以当官，但他却穷居陋巷，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的仁义之志常被斥为愚儒，“世以混浊莫能用”，但他丝毫不改其志，期于通过修德“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颜回之德的核心是仁，他把孔子的仁落实于个人一切言行中。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颜回的不朽在于其重立德，希望通过自己的修身立德来引导人们，后世称他为“复圣”，便是对其重于立德的肯定。孔子门下有72贤人，颜回被推为72贤人之首，就是因为德行。
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中说“德不优者，不能怀远”，即品德不好的人心胸狭隘，考虑问题时肯定不会考虑得长远。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也说“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无德之人可能做不好事，还极有可能坏事，能力越强，可能造成的破坏越强。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意思是志士仁人“不能为求生而损害仁德，应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仁德”。为了仁德，哪怕再困难，哪怕刀架在脖子上，哪怕不可能成功，也是要做的。这是为你的道、你的信仰、你的责任而付出的牺牲，此即为“有杀身以成仁”。对不违背仁德的事，哪怕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做。这也是为你的道、你的信仰、你的责任而付出的牺牲，此即为“无求生以害仁”。
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灵公昏庸而且残暴，大臣们屡谏不改，赵盾谏言频繁，晋灵公一气之下派鉏簏去捉拿他。早朝的时候，灵公还没有起床，赵盾不解朝服，小睡等待。鉏簏看到此景，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说完，触槐而死。
《三国志》上也有“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的说法；宋朝欧阳修说：“士有死不失义”；文天祥则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所追求争取的是“义”，小人追求的是“利”。孔子多次强调这一点。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还有“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前一句为人所熟知，后一句则是说“君子心怀社会的仁义道德，小人心怀自己的家园土地；君子心系国家法度规定，小人关心自己的个人恩惠。”
春秋楚襄王26年，楚国出兵侵略郑国，郑将皇颉被楚将穿封戌俘虏，楚军中有楚王弟公子围，想冒认俘获皇颉的功劳，说皇颉是由他俘获的，于是穿封戌和公子围二人发生争执，彼此都不让步。后来他们请伯犁作公正人，判定是谁的功劳。
伯州犁的主意是是问被俘的皇颉。伯州犁向皇颉说明原委，接着手伸二指，说明用上手指代表公子围，用下手指代表穿封戌。郑皇颉因被穿封戌俘虏而恨他，便指着上手指，表示是被公子围所俘虏。于是，伯州犁便判定这是公子围的功劳。小人之争，多与此无异。
孝悌人之本，君子争孝与悌
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做人的根本。孔子的学生曾子论孝时则说“往而不可还者，亲也。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以椎牛之葬，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意即一旦失去永不再来的，是父母的生命。有多少人想要尽孝可光阴却不停下脚步等候，所以花一头牛的钱为父母搞葬礼，不如花一只鸡的钱为父母尽孝。
郑濂，明朝时浦江人。郑家到郑濂这一辈，已经二百多年没分家了，人称“义门”。明太祖即位后，将郑濂召到京城，问他一家有多少人，郑濂回答：“有一千多人。”明太祖说：“真的是天下第一家啊！” 后来有人诬告郑家结交叛逆罪人，官吏前去抓捕，郑家兄弟六人争相要跟随官吏前去，最后由郑濂的弟弟郑湜前往。当时郑濂正在京城，他赶去拦住弟弟说：“我是兄长，应该由我去。”弟弟说：“哥哥你已经老了，应当由我前往。”就这样，兄弟两人争相入狱。明太祖知道后说：“像这样孝义的人，怎么会去追随他人叛逆呢？”随即将诬陷之人治罪，并重用郑家子弟为官。
明太祖知道后说：“像这样孝义的人，怎么会去追随他人叛逆呢？”随即将诬陷之人治罪，并重用郑家子弟为官。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即君子害怕到死还无人称述其名。孔子是很爱名的，但孔子强调的是有名有实。比如他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君子只担心自己没有能力，不会担心别人不赏识自己，即有实自然会有名。所谓“君子修己之善，有善之实，必有其名，没世而名不称，或无其实也。”君子反对的是沽名钓誉、名不符实、名实颠倒。
君子因为爱名，所以才会重视立德、建立功业，君子爱名争名，其实就是在争取立功立德。小人不爱惜名声，所以也不会太在意干坏事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就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
名节一直以来都是君子最为看重的。春秋时有个宋国人得到一块玉石，将它献给宋国的大官子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石的人说：我曾经把这块玉石拿给玉工鉴定过，他认为这是一块宝玉，因此我才敢献给您。” 子罕说：“我把清廉的名声当作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如果你把宝玉送给了我，我们两人都丧失了宝物，还不如我们都保有各自的宝物。”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
孟子说：“仁人爱人，有礼的人尊敬人。爱人的人，别人就一直爱他；尊敬人的人，别人就一直尊敬他……因此君子有终身的忧虑，没有一时的担心。至于终身忧虑的事是：舜是人，我也是人；舜给天下的人树立了榜样，影响可以流传到后世，我却仍然不免是个平庸的人，这是值得忧虑的。忧虑了怎么办？像舜那样去做罢了。至于说到君子（一时）所担心的，那是没有的。不仁的事不干，不合礼的事不做。即使有一时的担心，君子也不认为值得担心了。”
君子之忧时一种精神追求。比如老子说“绝学无忧”、庄子说“彼圣人何其多忧也”。其实，君子的这些忧，是内忧，不妨叫自寻烦恼，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这类内忧，觉之则有，迷之则无，是良心善性之见于感情者，也是为学、修身之结果，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情感所在，是君子自我精神道德完善所产生的忧。
就是说君子所争者在于能否成为仁人君子，而仁人君子在于一生之修为。所以，君子有终身之忧。君子一般不为一己、一时之得失而忧虑，所以，君子又无一朝之患。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就是这种忧。
1.前言：终日读书，可曾含有一滴墨
禅语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着衣，未曾挂着一缕丝。如今，很多人已经“终日读书，未曾含着一滴墨”。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本是过去读书人功利主义的透骨写照，千年后现代人依旧捧着书苦苦追逐。我们没少读书，但读的多是工具书、成功学、计谋论……我们只坚信“学以致用”。
读书，成了杀出重围获取高等学府的“入场券”，成了养家糊口“稻粮谋”的证书职称。毋庸讳言，现代人背负着生活重压，忙于考试，忙于工作，忙于挣钱……难得真正静心读本书，但我们能心安理得地为不读书找如此多借口，为何不找一个借口读本书？
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修为，此事不关名与利。书籍不是晋身的阶梯，而是望远的城楼；不是使人生富贵的金砖，而是让心灵宁静的钟磬。
2.那些被误读的读书观
寒窗苦读只求烛影摇红？
北宋仁宗时的宋祁，是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与其兄庠齐名，时号“大小宋”。发迹之前，家道中落，数米为炊，无钱读书，全靠自学成才，进士及第后，当过翰林学士、工部尚书。昔日的穷小子，一朝为官，就拼命享乐，一边发出“浮生长恨欢娱少”之叹，一边过着“行乐还须年少”的奢靡浮华生活。话说宋祁功成名就后，主修《新唐书》。他命人点起两根椽木一般粗的红烛，身边侍立着美姬娇妾为他磨墨伸纸，宋祁心旷神怡之际，这才欣然命笔。
宋祁的哥哥宋郊为人谨厚，见他放纵无忌，就手书信一封，令家人转交宋祁，批评他说：“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学内吃斋饭时否？”宋祁见了，让家人捎话回去：“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吃斋饭，是为甚底？”意思很明确，我当年吃苦中苦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今天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吗？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切梦想，都可以通过科举来实现，宋祁成名之后的享受，对广大寒窗学子们的鼓舞作用，让我们是悲是喜？
苏秦锥刺股因好学更因功名
战国时代，有一个叫苏秦的读书人曾以“锥刺股”而名满天下，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读书人既然读了书，而又不能够以此来谋取高官和厚禄，这样的人读了再多的书又会有什么用呢？
苏秦出身农家，素有大志，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多年。苏秦的功名心与个人境遇的刺激有关。他变卖家产游说秦国，结果未成功且经费用尽，只好卖掉车马仆从，徒步挑担回家，父母见其狼狈之状，公开辱骂，正在织布的妻子见他如此归来，不肯下机相见，苏秦饿得厉害，求嫂为他做饭，嫂推说无柴，不肯动手。苏秦不觉伤心落泪，感叹说：“一身贫贱，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母不以我为子，皆我之罪也!”
于是刻苦自励、狠下工夫，更深入地钻研有关知识，必欲获取功名而后已。苏秦后来游说成功，佩六国相印，在各国使者的护送下回了一次家乡，沿路官员设帐相迎望尘下拜，他的家人也随众郊迎，苏秦在车中问他嫂说：过去你连一顿饭也不愿为我做，为什么现在又如此恭敬呢?其嫂回答说：现在见到你地位高、金钱多，不容不敬!苏秦喟然长叹说：“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吾今日乃知富贵之不可少也。”穷困时受到的冷落强烈地刺激着苏秦，而荣归乡里、光宗耀祖的前程时时在吸引着他，这些因素强化了他的功名心。
铁砚磨穿是恒心也是利心
“铁砚磨穿”是一个正面、褒义的成语典故，常常被用来激励人们坚定意志，勤奋刻苦读书，但你可能想不到，它竟然是出自一个卖国求荣的汉奸。这个人就是桑维翰，字国侨，生于唐朝末年，洛阳人。
桑维翰参加进士考试，没想到主考官一看到他的姓名就顿生厌恶，早早就把他排除在外，因为“桑”与“丧”同音，不吉利。朋友们纷纷劝桑维翰今后不要再参加进士考试，可以从别的途径进入仕途。但桑维翰不为所动，慨然写下《日出扶桑赋》一文，发誓要在科举中获得功名，同时铸一铁砚展示给大家，发下狠话：“除非铁砚磨损坏了，否则决不另谋仕途。”桑维翰终于如愿以偿考中进士。
后来桑维翰是石敬瑭卖国篡位的鼎力执行者，将国土当作自己家的猪肉一般，想怎么割就怎么割。给天下遗留下了大祸患。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论他：“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命运不能只寄托于读书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除了读书参加科举被吸纳入官僚体系，古代士人并无别的可以证明自身价值的方式。西晋时期，出身并不显赫的左思，面对门阀制度的森严壁垒，曾经痛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但一转身，他便投身权贵贾谧怀抱，成为“二十四友”之一。
黄士俊是明万历三十五年状元。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状元黄士俊，家里很穷。34岁时，想进京赶考，找岳父去借路费。岳父见他衣衫褴褛，连客厅都没让他进，只给了他两个鸭蛋。岳父家的仆人可怜他，偷偷给了他一点钱。没想到，黄士俊高中头名状元，不无辛酸地给丈人写一首《鸭蛋诗》，道尽从田舍郎到登上天子堂漫漫长路上经历的冷暖和坎坷。
国人的潜意识里读书都带着功利目的，远古与现实的影子，都将读书定位在可以直接获益上。读书不是简单商品，“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对一生有益的投资。放下读书改变命运的功利心，树立读书改造心灵的荣誉心，或许，寒微的命运真的会一点一点地发生改变。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会做人比读书更重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读书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孝悌、谨信、爱众、亲仁是自幼童起就必须做的学问，如果做好这些，还有时间就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指古代文献或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孔子的这些主张无疑与当今的教育现状形成鲜明的反差。试看当今之教育，孩子还在娘胎里就开始搞胎教，生下来刚会说话也许就要教孩子背唐诗、说英语，自入学开始，文化知识的学习、考试几乎成为孩子学习的全部，学校里该有的音乐、美术、劳体等课程大都也为文化课让了路，对孩子的要求，只要学习成绩好，其他的一切都可放宽。家务会不会做，父母下班回来会不会停下学习出房门迎接， 出门在外看到长辈会不会主动问候，乘公交会不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等等，这些日常的行为都可以被忽略掉，唯一不能忽略的就是考试成绩。如此看来，当前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就是促进升学与就业。至于学生是否有健全的人格，是否有优秀的品质，是否有良好的心态，是否有广博的爱心等，都只是落实在几句教育口号中而已。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最高级？
科举制是古时考试的惟一途径。唐太宗李世民看破了这种考试的实质，即以权力为诱饵把读书人终身都束缚在了仕途上。当他躲在门端处，看到新中的进士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自语道：“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
古时，人们想咸鱼翻身，唯一可走的路只有读书。“读书、进学、中举、得士”是古时中国读书人的老路，即“读书至上”“读书做官”。
时至今日，读书所散发出的功利味道也浓得刺鼻。转转书市，那些“名人自传、成功秘诀、考题大全、求职之道”之类的图书比比皆是，购书者如饥似渴地扫视着一行行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字，试图想从中寻出对于失败理直气壮的安慰，关于成功星星点点的契机；他们把人生道路中晦暗的蛰伏阶段盲目地藏于一本本当代的“武功秘籍”中，期待以后的某次一飞冲天。在没有足够的钱财可挥霍，没有显赫的权势可依傍的情况下，读书似乎是碌碌的人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全是人间极乐事？
宋代皇帝赵恒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从此，黄金屋颜如玉成了千年诱惑。
《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是一部讽刺科举制度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范进中举以前，穷极潦倒，到处遭人白眼；而一旦中举，情形立刻大变，吃的，穿的，用的，住的，自有人送上门来。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闽人韩南老，就恩科，有来议亲者，韩以一七绝示之：‘读尽诗文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73岁得官，还有人来议亲。还真应了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这句话。
殊不知书中亦有屎粪土，书中亦有岚瘴物。把读书当作飞黄腾达、攫取财富的敲门砖，书中都堆满了“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满纸的功利味，修养精神又从何谈起？
“十载寒窗苦，金榜题名时”——人生四喜此最难？
金榜，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是殿试。因为它是书写在黄纸上的，所以也称黄榜。然而，那么多的读书人挤在科举这条路上，能有几个幸运儿？
宋代的晁冲之，一生好读书但未改其命运，待到晚年，他在一次黎明时分的旅途中，看见一户人家仍然闪亮着的灯光，不由地联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不禁悲由心升，感慨万千：“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金榜的后面是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悲悲喜喜的故事。科举考试好像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从乡下考到省里，从省里考进北京，又从京城考进皇宫，过五关斩六将，一级一级往上爬。在清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比比皆是，成了一道十分滑稽的风景。如康熙年间，江苏有个叫王式丹的，二十来岁就考中秀才，当他考中状元时已是59岁。十年寒窗，青灯一盏，且不说长夜漫漫浸泡了多少凄清寂寞，那一场又一场噩梦般的考试也是够人消受的。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弃学？
“学而优则仕”中的“优”：通“悠”，有余力，学习之余还有余力或者闲暇，就去做官。后指学习成绩优秀然后提拔当官。
“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学”，是孔子的思想。可是不知为何，二者却遭到了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不同命运。无论是作为警世名言警示之深度，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受重视的程度，“仕而优则学”都远没有“学而优则仕”那样流传广泛。九泉之下的老夫子一定很得意：当年他对学生道出的两句劝学语竟成了千古绝唱；九泉之下的老夫子一定很失望：为什么前一句千古流芳，后一句知者寥寥。他肯定没想到自己成为“读书做官论”的鼻祖。
明代乔廷栋，进士出身，官任布政使，在御史任上“致仕”。罢官在家，仍官瘾不减，晨必具官服，升堂高坐，令仆役伏谒作控诉案情之状，乔为之一一“判案”，且每日如此，让人大有斯文扫地之叹。在乔某这类“官迷”那里，读书不过是一块名利之门的“敲门砖”。
1.前言：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泛滥又稀缺的时代
序：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泛滥又稀缺的时代
我们曾经经历过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高涨的理想抑制了物欲，然而自从宣称致富光荣之后，物欲开始横流，人心日益险恶。这个重病的时代需要救赎，社会的脊梁——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或许有人一声冷笑，谁还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就是知识分子？
北宋大儒张载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能表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如今这份最高理想如同幻想。
确实，知识分子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无足轻重。他们曾经是变革者、先锋者，如今却集体失贞。跪拜金钱、取悦权贵，没有担当、独立、操守，甚至知识也无从谈起。经济学家备受质疑、大学教授千夫所指、从政者更是淹在口水中。遍地都是手持文凭者，真正的知识分子却稀有。
回顾历史，真正的文人可谓史不绝书。他们身上那种强烈的激情、高尚的情操、虔诚的信仰和质朴的德行，让人敬佩与振奋。如今，我们是否还能找回、唤醒、重塑？
2.真学识，知识分子不是刨食的匠人
为学谨慎：黄侃50岁后才著书
黄侃，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字季刚，师事章太炎。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所以，他的论学就留下了许多至理的名言。例如，黄侃曾讲：“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黄侃眼中，真正的读书人都应该是“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这些论断，倘使今日的一些浮躁不安的治学者可以宁静地温习，都不啻为一味苦口良药。
黄侃的一生，都是慎于下笔的。他以为作文章是一种流芳千古的事业，不到水到渠成的成熟境界，不可妄自动笔。黄侃的述而不作，是真的急坏了恩师太炎先生。章太炎批评他：“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信誓旦旦地回答：“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踏实谦逊：季羡林自摘桂冠让学人汗颜
季羡林，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季老所说的三顶桂冠，是指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称号，他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真面目。季羡林老先生学贯中西，而且有很多学问是一般人不做的，他都踏踏实实地做好。
他曾经说：“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独立自由：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
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素以狂傲著称，惟称陈寅恪为“三百年来仅一人”。此说历久至今，无人置疑。
“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认为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的观念的约束，要有创见，不是为名利而取悦他人，如此才能使学术精进。这正与他做学问要有志向，不为名利的思想一脉相通，成为其一生奉行的治学宗旨。陈寅恪强调不“为人”而“为己”，讲求的就是治学要有创新精神，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预于时代新潮流。他在著作中多次谈治学要“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倾心痴迷：梁思成流泪护城墙
梁思成，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一生致力于研究李诫的《营造法式》，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从诫”来表达对李诫的崇拜之情。他和妻子林徽因每年夏秋都要外出考察古建筑，探寻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规律和建筑艺术史，踏访了十多个省，两百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两千多个汉唐以来的建筑文物。抗战爆发，硝烟四起，贫病交加都没有阻止他们。1944年，梁思成完成了中国第一本系统的古代建筑史，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建筑史。
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时，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3.敢批判，铮铮铁骨放言直谏
梁漱溟：一代直声 骨头最硬
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皆是备受折磨，其硬骨不软。九十三岁高龄应邀授课，坚持站着讲不落座，在校方再三恳请下，梁老先生朗声口诵梁启超名言：“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令全场学子动容唏嘘掌声如潮。
梁漱溟晚年一直不提当年自己跟毛泽东的争执，他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自己所做的不过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8字箴言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才子不畏权，书生爱较真。为文一生，思虑千载，秉天地之正气，凛凛然如霜雪，浩浩然似罡风，瘦骨嶙峋擎天柱，肝胆向人日月明，此乃教育家梁漱溟先生之德操风范也，足为后辈代代读书人所仰慕、追随。
熊十力：很牛很“暴力” 拒挂领袖像
熊十力，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文革时期，熊十力痛惜文化和人性的沦亡。他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牌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良久呆坐”。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错乱了。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他给朋友写道：“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马寅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马寅初，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大跃进时期，毛泽东陶醉于喜悦之中，以为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而马寅初就是一位铁骨铮铮卓然而立的人，他明知寡不敌众，依然单枪匹马致死坚持“新人口论”。
日，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被批斗了几个月，终于被免去北大校长职务。儿子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便不再言语继续看书。日，北大给马寅初先生平反。此时，马寅初已经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但仍然健康清醒，当儿子回来告诉他这一喜讯时，他心不在焉地“噢”了一声，不置一辞，照旧闭目养神，好像这事与他没什么关系。
吴冠中：最负盛名最遭物议 文革不画工农兵
吴冠中，是20世纪现代中国绘画的代表画家之一。文革时期，他坚决不跟从当时一窝蜂的现实主义创作洪流，不画工农兵绘画。他选择了“群众点头，专家鼓掌”的自我审视标准。在近30年的漫长光阴里，他一次次被打入美术界“另册”，备受主流美术界的打击和排挤。
吴冠中在艺术上最大的争议是，他晚年提出了国画的“笔墨等于零”，招来无数指责和非议。不少人仅仅是断章取义理解了“笔墨等于零”，吴冠中主要是想传递这样一种观点：艺术最重要的是传递思想和感情。
其实批判的种子在吴冠中身上一直存在，吴冠中非常崇拜鲁迅，甚至把鲁迅当成自己精神上的父亲，誓要做一个“有脊梁的中国文人”。
章太炎：“疯”“癫”“狂” 当众剪辫子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他早年的十大弟子，如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个个名满天下。他曾因大胆褒贬人物，口无遮拦，被人视为“疯子”、“天生的怪人”，章太炎用这种世人难以理解、看起来疯癫不羁的举动，大胆表露了一个知识文人的风骨和正气。他的言行超越政见和党见，惊世骇俗，常为世人所不解，成为桀骜不驯的代名词。
早在1900年的“中国议会”成立大会上，当他听到会议的宗旨是“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时，当即表示：“我们要光复，应该明着推翻满清，不宜‘首鼠两端’，倘要勤王，我不敢赞同。”他当众剪去辫子，脱去“戎狄之服”，换上“欧罗马衣笠”，扬长而去。在场的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4.明义利，不做欲望井里的“自了汉”
王阳明：为学大病在好名
“为学大病在好名”出自明代王阳明《传习录》。意思是：做学问最忌讳的就是贪图虚名。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是个“拜名教”国家。中国的武人杀人杀够了，大都要荣归故里，而文人一旦金榜题名，也肯定要衣锦还乡的。项羽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可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享受“归故乡”的荣耀，体验人人仰视的快乐。
阳明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他以“务实”来去除“务名”之病，在古代也许行之有效，在今天，这样的劝告，类乎东风射马耳，是会被人讥为扞格不通之论的。当前的学问人，因了各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利。
张謇：状元经商 只为做事不为做官
张謇，清末民初享誉四海的大商人。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允许民间办厂，从此张謇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生涯。从1896年到1924年近30年间，他筹办了数十家企业，还创办了很多学校和慈善机构，被称为“实业大王”。
难得的是他不为做官，只为做事。张謇是一个“另类”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而一旦进入官场，便往往迅速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人家是“学而优则仕”，他则是“仕而优则商”。即使在办厂遭遇困境时，翰林院催他回京任职，他仍固辞道：“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110多人，仅江苏就有近50人，但状元经商成就大业并造福社会的只有他一人。
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论
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一所集多种社会功能于一身的机构，主要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活动，并为当政者提供参谋咨询服务。
“不治而议论”，这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稷下学宫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就“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事，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
稷下学士的议论时政，目的是以干世主，这是田齐统治者赋予他们的职责。因此，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郑玄：不乐为吏 以布衣而雄视世人
郑玄，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自少年时就一心向学，沉湎于书卷中，不尚虚荣，天性务实。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客人都衣着华美，一个个言语清爽，夸夸其谈。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暗地督促他显露点才华，表现点阔绰和神气。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 “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
青年时代，迫于生计问题，不得不出仕。45岁被禁锢，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有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雄视世人，不愧为真名士。
傅斯年：教授做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傅斯年，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他才华横溢，桀骜不驯，一生不党，拒不做官。朝野上下，唯有傅斯年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1946年初，蒋介石要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直接点将要傅斯年。蒋介石求才心切，要求“大家劝他”。任凭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
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单士元：怕钱扎手 被誉为看护国宝的“国宝”
单士元，故宫学大家。自溥仪离开故宫，便奉命进入皇宫清点文物，经手文物无数，在故宫工作了74年。
在古玩升值空间看涨的时代，拍卖公司重金请单士元出山当顾问，“只须他过过眼、动动嘴就成”，有的还备下酒宴力邀，他就是不去，七十余年间一直“避嫌”，不为私人鉴定。他给全家定了一条纪律：“咱们搞文物的，不许玩文物，不许买卖文物，收集文物，开文物商店。” 故宫的人都知道，单士元走遍了故宫的每一个角落，但无特殊需要绝不去库房，以示自己的人生信条。
另外，海内外公认的“华夏辨画第一人”徐邦达，有人曾提出只须他在假画上题字画章即可发财，遭他愤然拒绝。他是文物痴，却不收藏文物；他是文物鉴定专家，却从不为别人鉴定文物。
5.存良知，一腔热血经世济民
范仲淹：寸怀如春风 思与天下芳
范仲淹是宋代为数不多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之一。从27岁步入仕途至64岁溘然长逝，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心系朝廷，忧国忧民，无时或已。一篇360余字的《岳阳楼记》震古铄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传颂至今。而这种民胞物与的襟怀，正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
虽然范仲淹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宦，他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但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时刻不忘百姓，把群众挂在心上。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范仲淹却是“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只要有一点欢乐，他都愿与天下人共之
陆游：位卑不忘忧国 劳苦不忘民瘼
陆游，南宋爱国诗人。“位卑未敢忘忧国”出自《病起书怀》，这首诗是陆游被落职之后，移居成都城西南的浣花村，一病就是二十多天。诗从衰病起笔，以挑灯夜读《出师表》结束，其中“位卑”句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盏心灯，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相近，虽然自己地位低微，但是从没忘掉忧国忧民的责任。
陆游虽多次遭受打击，但爱国之志始终不渝。年近八十的陆游积极拥护北伐，而北伐的主持者为朱熹的政敌韩侘胄，陆游在抗金思想一致的前提下服从其调遣。时人对权臣韩侂胄多有谄媚，但陆游为其所撰的《南园阅古泉记》并无谀辞。如朱自清那句“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
谭嗣同：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拳拳之心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世称“戊戌六君子”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成了朝廷的通辑犯，帝国宪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谭嗣同当时有充足的时间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去国外流亡。但谭嗣同拒绝逃亡，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西人变法不惜捐弃身家性命，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请自嗣酮始！”
6.结语：找回知识分子失落已久的魂魄
结语：找回知识分子失落已久的魂魄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但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似乎更愿意站在石头一边。
或许有人跳出来争辩，我们努力过挣扎过，但面对现实社会中那些强大的漩涡，依旧无能为力。的确，顺应大潮来的更轻松些，曾经那些硬骨头们的悲剧就是历史的注脚，凭什么让知识分子担当？
不凭什么，仅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没有先贤们的执着，难道连匹夫们的勇气都没有？我们固然需要专业卓越的知识分子，但更需要葆有良知胸怀勇气的知识分子。纵观当下，才智之人不可谓不多，而所谓的“人杰高士”中某部分人却正在蜕变。知识分子不能如此堕落下去，时代需要呼唤他们的回归。
1.前言：数落恶行陋习，只因“爱之深责之切”
中国人向来不缺赞美之词，但少有揭丑之人。
柏杨曾说，中国人的丑陋，在于不明白自己的丑陋。而事实是，我们即便识得丑陋，也佯装华美，甚至干脆以丑为美。
我们认定“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醴酪”，总是忙于掩盖自己的丑陋，而后再因为掩盖以前的错误犯下更大的错误。于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自身的病症，任其“癌变”，依然蒙着眼睛只知道“泱泱大国”、“礼仪之邦”，而捂着内里溃烂，尽一切可能与手段来掩饰自身的缺陷。
无论是吐痰骂人之类的毛病，还是奴性冷血之列的劣行，我们都不能否认存在或质疑危害。在鲁迅和柏杨刻薄尖锐厉声呵斥的时代，很多陋习都被归于“劣根性”。借着“劣根性”固有和天生的特质，觉醒者有了自我鞭挞的勇气。
而如今，把一切丑陋归罪于基因，却是我们不思进取的借口。我们需要有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思过，改过。
2.根深蒂固：那些在酱缸里浸出来的陋习
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人人相轻】彼此不尊重互相歧视
“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指各自以自己的长处，轻视别人的不足之处。中国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更善于看到别人的短处，向来谁都瞧不起谁。
俗语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现实却是人人相轻，这样“轻”来“轻”去，那个国人没有“轻”过别人？那个国人又不是被“轻”的对象？
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南方人轻视北方人，有钱人轻视穷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就是不会相互尊重。
阿Q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他其实就是一个人人相轻的典型。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就连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也被阿Q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窝里斗】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
中国人的“窝里斗”，才是举世独一无二的陋习，属千年的文化积淀。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有个笑话说：“一个中国人能对付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两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
中国人因嫉妒而生“窝里斗”现象一直都存在，封建社会里的皇族，为了争夺皇权手足相残，早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叹。即使是在日本侵略中华情况下，蒋介石还“攘外必先安内”。中国人处世的中庸哲学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封闭环境中，人们竞争会格外激烈。中国有一句谚语“出头的椽子先烂”。当一个人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别人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不是想怎么奋起直追，而是首先想怎么把他拖下来。这其实是一种深度扭曲的自卑心理引起的。
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重关系轻是非】钱权情就是大于法
衙门里办事，必须有钱开路，有关系疏通，总之最看轻“谁是谁非”。国人最重“关系”，中国社会干脆就是一个“关系“的社会。在现代人观念中，关系总与“办事”联在一起。想到“关系”，总是要办事；若要办事，总是先想有没有“关系”。
日常生活中，求职、就医、升迁、打官司，小到衣食住行，大到生老病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人”办事效率和结果都判若云泥。在官场商场里，“关系”就更重要了。
“关系”是这个社会的润滑剂，是这个社会的律则。孩子们在常常是痛苦的学习过程中知道了什么是“关系”以及“关系”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是那些最厌恶利用“关系”的人，也可能不得不在一些自己必须面对但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作出妥协。结果，在我们社会的道德体系里，“关系”成了一种价值，一种可以夸耀、值得追求和令人羡慕的东西。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专制性和奴性】主子也是奴才，奴才也是主子
中国人总有欺软怕硬的心里，看到强者便卑躬屈膝，看见弱者便欺负有加。每个人既有专制姓，也有奴性。鲁迅曾借用“羊样的凶兽，凶兽样的羊”来形容国民的这一劣根性。专制者和奴才的逆反对应性格，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个人的身上，这是长期并存的专制主义制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的结果。鲁迅对此作了形象的描绘:皇帝压迫大臣，大臣压迫属下官员，下层官员压迫百姓，生活在最下层的男人还在家庭中压迫妇女和儿童。这是专制性的一面。而这些专制者对其“上峰”则又带有“奴性”。
中国百姓是对官、对上有奴役性，但是对下又有专制性，哪怕不是官，在家里、在宗族里也有专制性，对妻子、儿女、小辈等实行专制统治。在一个单位，如一个局，局长对上是奴才，他的升迁完全是他的上司一手决定，因此为了升官或保住官衔，就要对上阿谀奉承、拍马屁；同时，局长对其下属处长、科长和普通职员掌握着生杀大权，经常摆出一副一言堂、惟我独尊的架势。
一尺的脸 二尺的面子
【爱面子】虚构虚伪的“假面子”
面子几乎主宰着中国人的一切。人际关系，要靠面子来处理和维系；社会生活，也要靠面子来决定和操作。
钱锺书先生在其所著的小说《围城》中，就形象地描写了中国人这种好面子的本性：“汪先生得意地长叹道：‘这算得什么呢！我有点东西，这一次全丢了。两位没看见我南京的房子——房子总算没给日本人烧掉，里面的收藏陈设都不知下落了。幸亏我是个达观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这类的话，他们近来不但听熟，并且自己也说惯了。这次兵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
有人说，国人的面子思想只不过是自尊心、虚荣心作祟罢了。这似乎浅显了，往深里看，国人的面子已然修炼成一种金身，金刚不破，冠冕堂皇。面子与亲里、权力、团体紧密相连，密不可分。
1.前言：忠诚何时成了落伍的字眼？
忠诚，似乎如今已然成了过时的美德，无用的品质。在利益为杠杆的社会里